偶看新闻拳皇98祸忌技能:2005中国书坛的民间话语阵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20:35:51
编者按：2005年的中国书坛，风云变幻。启功、刘炳森驾鹤西去，刘正成“冤案”平反，赵长青新官上任，张飙悄然换岗，沈鹏平稳离任，张海荣登宝座，王镛频繁炒作，唐双宁迅速窜红，书呆子（孙宝晶）网络成名……这一系列的书法领域的非书法事件构成了中国书坛的热闹景观，也构成了中国书坛几大新闻看点，使得书法人的神经被频频拨动。为此，我们特地约请书法观察家、文化批评家朱中原在辞旧迎新之际撰写这篇文章。文中观点，纯属一家之言，文责自负，并不代表编者看法。
启功：大师时代的终结？
2005年夏，启功先生驾鹤西去，中国书坛引起震荡。
启功先生的长逝，使中国书法界再次沉浸于回味大师、呼唤大师的沉重氛围之中。本来，当代书法界就已经离大师时代越来越远，而随着启功先生的离去，中国似乎也已经彻底告别了大师的时代。启老之后，当代书坛已经没有大师似乎渐成共识。然而，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此。当这位被众多书法家们、书法爱好者们追捧的书法大师被盖棺之后，关于“大师”的讨论就迅速地覆盖于各类书法媒体。上海《书法》杂志首先打破沉默，面对沉寂的书坛首先叫板，陆续刊登了一些讨论大师问题的文章，其中有相当篇幅就直接涉及到关于启功先生、刘炳森先生的讨论和评价，文章观点鲜明、尖锐，颇有思考力度和冲击力，尤其其中一篇徐建融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徐建融先生在文章中首先肯定了启功先生的人品、学术贡献、社会影响、书法影响等等，但同时，徐建融却并不追赶时髦，他提到了关于启功先生地位评价的问题。针对书法界追捧的“大师”，徐先生首先发难，他认为，启功先生学问、人品、书品、影响、社会地位俱佳，甚至在当代书法界无人能及，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这是不是说启功先生就是“大师”了？如果说启功先生在古文字学方面有较大的贡献与造诣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称他为古文字学“大家”，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恐怕够“大师”地位尚差一截吧；如果说我们称启功先生为当代书法“大家”，这一点恐怕无人会反对，但是这又能不能说他是“大师”呢？什么是大师？大师显然是在某一领域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开宗立派的显赫人物，而且必须有学术、艺术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影响，比如王国维、鲁迅、齐白石等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大师，但是启功先生能不能称为大师？不错，启功先生的确在古文字学方面造诣精深，但是在古文字学方面造诣精深的同时代人物并不止启老一人，而且无论学术成就、学术贡献都比启老要大，只是社会影响略逊于启老，所以我个人认为，称启功为古文字学大师不妥，至于其在书法方面，启老书法影响众人皆知，无须我赘言，而且其确实开创了当代“馆阁体”书法的先河。“馆阁体”书法无论怎样被人贬低，但是其历史影响力都是不可抹杀的，如果要抹杀馆阁体，那么就是抹杀从明到清的大部分中国书法史，这显然是不合史实的。所以，单就这一方面来说，启老在书法领域开宗立派，称书法大家无可辩驳。但是，称书法大师我以为仍然不妥。既然“馆阁体”书法格调不高，那么其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就会相对偏低，而“大师”之称谓首先一点就是针对其艺术史地位的评价而言的。所以，在我看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能轻易以“大师”谓之。我这样说，并不是贬低启老的社会地位与历史影响，而实在是出于对启老的尊敬。因为，大师的称谓是经过千百年历史检验的，即使是现在暂时被称为大师，而如果千百年之后万一其地位又降下来了，那么我们该如何告慰其灵魂呢？我相信，若启老在世，也不会轻易赞同别人给他扣上“大师”的帽子的。其实，对于道德、人品俱佳的启老来说，大师不大师对他本身来说已经并不重要了，而重要的是，那些给启老随意扣上“大师”帽子的人，其动机何为？或许有人会立马说：我们是出于对启老的尊敬。但是，别忘了，我们必须得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命题：什么是尊敬？只有首先尊重历史真实才是对一个人最尊敬的尊敬。如果抛开历史真实而去妄谈尊敬，那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即便是出于主观上的善意的尊敬，而这种主观上的善意的尊敬恰恰可能会遭致千百年后客观上的损毁。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在面对历史和现实时，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清醒。
无论如何，大师都已离我们逐渐远去。当当代书坛没有大师时，启老便成为了大师，当当代文坛没有大师时，巴老便成为了大师。这究竟是对二老的尊敬还是对二老的恶意拔高？这究竟是对中国文艺事业的尊敬还是对中国文艺事业的嘲讽？当然，有一点是我们无论如何也难以否认的，那就是，启老和巴老，一个代表着书坛的良知，一个代表着文坛的良知。而这个良知，可能恰好表征着书坛和文坛良知的最后终结。悲乎！悲乎！
刘正成：后极权时代的书法悲剧
无论如何，刘正成都是一个悲剧。时代的悲剧，个人的悲剧，性格的悲剧，文化的悲剧，书法的悲剧。
或许，刘正成本来应该成为一个文学家的，但却无意中成了一个书法家。但是无论是作为文学家的刘正成，还是作为书法家的刘正成，在我看来都不会逃脱历史所强加给他的个体命运悲剧。刘于中国书坛来说，是中国书坛之幸，于刘自身来说，是刘之不幸，书坛之幸与个人之不幸，恰好构成了当代中国书法政治的一个悖论：权力角逐下的当代书坛及书法，已经成为了一种权力的衍生物，在权力与物欲横行的时代，纯粹的艺术人与文化人势必会成为权力与物欲的牺牲品。
刘的悲剧性是注定的。刘的平反，也是注定的。前者的注定是一种中国特殊政治文化本身的体现，后者的注定是中国日益强大的民间意识形态的使然。只要中国特殊的文化特征不改变，那么诸如刘此类的书坛悲剧、文坛悲剧将会继续重演，只要中国民间意识形态继续强大，那么存留于世的“冤案”将会被逐一平反。
刘被引起广泛争议，是注定了的事，只不过2005年因刘正成“冤案”的平反，而成为尤为敏感的话题。其被引起广泛的争议，一是对其下台原因的争论：一部分人倾向于书坛权力之争，一部分人倾向于其个人性格悲剧，一部分人倾向于书坛政客之陷害。当然直接事件便是所谓的“刘正成嫖娼案”。然而在我看来，不如说是在权力与利益纠结的时代的时代性因素与个人性因素的一种综合作用下的必然结局。二是对其书法书风的争论，大部分人认为刘之书法学术、书法活动引领了20年中国书法的发展，另有一部分人则强烈反对其书法书风，将其定义为“丑书”。毋宁说这是学术艺术之争，不如说这是书法权力与利益之争，因为有人倡导回归传统，批评“流行书风”和“丑书”，名为批评，实为打压。
关于刘正成，我个人以为，刘对当代中国书法的贡献至少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其推动、引领了当代书法运动。无论是“中青展”，还是“全国展”，其功劳都不可磨灭，20年来的中国书法发展，与蓬勃发展的“全国展”、“中青展”的推动是密不可分的；二是其学术研究成果。这突出表现在其对书法史学的造诣与贡献上。“书法史学”与“书法史观”的确立于刘正成来说，当代书法学术界堪与之比肩者寥寥；三是编撰《中国书法》杂志。《中国书法》杂志能够成为一份核心学术期刊，并得到海内外的广泛认可，刘正成功不可没；四是编撰《中国书法全集》。我以为这是刘正成最大的学术贡献，《中国书法全集》确立了对书法家“历史时空定位”的史学研究范式，其学术贡献和学术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书法史学界，而且是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一项浩大学术工程。而且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及的是，《中国书法全集》没有获得官方一分钱的拨款与资助，完全是一种民间学术行为，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却成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而如此之大事，却竟然被某些人所压制，这实在是咄咄之怪事！
关于刘正成冤案，其影响早已超出书法界，而广泛延伸到民间与官方，被多家媒体所关注。著名文化评论家朱健国先生一篇《刘正成冤案：呼唤还社团于民》的发表，曾引起民间的一些震动，也在书坛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但是远未引起书坛人的广泛关注。2005年10月，我于上海《书法》杂志发表《当代中国书法运动的民间化倾向》一文，提出书法运动的“民间化倾向”观点，实际上也是对朱健国先生“还社团于民”的间接响应。
刘炳森：高雅艺术与大众效应的背谬
2005年的中国书坛，有两个人物无论如何都是绕不过去的：一是启功先生的仙逝，二是刘炳森先生的病逝。这两位人物的去世，不仅导致了书坛资源的严重流失，而且引来了民间的广泛争议。
当然，关于启功先生的争议明显要小得多，因为大家对启老评价的共识要大于分歧，而对刘炳森先生则是分歧大于共识。刘炳森先生病逝引起书坛震荡的原因就是导致书协换届的骤然变化，因为若刘炳森先生在世，无论如何，书协主席都非他莫属。然而，刘炳森先生的去世给书协换届罩上了层层迷雾，传言纷飞，版本众多。
关于刘炳森先生的讨论，一度成为敏感话题，甚至在网络上都是个敏感话题，就更别说平面书法媒体了，无论是在刘炳森在世时还是去世后，几乎都没有人敢公开地在平面媒体批评其书法艺术（而只能私下里讨论），而唯一打破这个沉默的，仍然是上海的《书法》杂志。就在刘炳森先生去世后不久，上海的《书法》杂志就陆续做了一些刘炳森的专题，这个专题在形式上其实与其他书法媒体的刘炳森专题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内容和品质上却大有区别，那就是，上海的《书法》杂志敢于挑起学术批评的大旗，能够在尊重客观事实、不搞人身攻击的前提下，对刘炳森先生的书法艺术进行客观、公正的批评。我认为这种艺术、学术的批评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领域都是值得提倡的。关于其为人，由于我与刘炳森先生并无直接交往，所以不便评价。但从另一些人的反映中大致可知，刘炳森先生为人谦和、诚恳，不摆架子，而且具有忘我的工作精神，我想，任何和刘炳森先生接触过的人恐怕更为了解其人格品性。但是有一点我不得不提及，刘炳森先生与张飙先生共事时，其对“流行书风”、“丑书”及其代表性书家的非理性批判，无论从艺术、学术角度还是从书协领导这个角度都是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的。如果说“流行书风”本身是好的，那么去打压它就是一种违背艺术、违背学术的行为；如果说“流行书风”本身是不好的，那么也应该从学术角度去批判它，而不是通过权力斗争去压制它。
关于其书法，刘炳森先生的书法造诣主要表现在隶书上，当然在其他书体上也有所贡献。从隶书的发展分期来讲，汉代既是隶书的勃兴时期，又是隶书的高峰时期，汉代之后一直到清代中期以前，中国的隶书发展水平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有倒退的迹象，直到清代碑学的复兴，才使得隶书水平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我们可以发现，清代隶书大家几乎都是碑学大师，如伊秉绶、陈鸿寿、黄易、邓石如、赵之谦等等，其中以伊秉绶为最。而清代以后直到今天，虽然碑学一直在倡导，但是在隶书造诣上并没有突破清代的发展水平，虽然当代隶书家举不胜数，但是要论开宗立派，这几乎是不存在的。若抛开隶书发展历史，单从横向上说，刘炳森的隶书或可自成一体，但仅仅是自成一体而不是自成一家。称“炳森隶”未尝不可，但是要论其艺术格调，我以为总体是不高的或者说其艺术格调是有待进一步提升的。但是遗憾的是，刘炳森先生并没有等到这一时刻就已驾鹤西去，给书坛留下遗憾。这是从横向上来说的。从纵向上来说，即把刘炳森先生的隶书艺术放到整个中国隶书史来说，则更不足观，就即便是马一浮这样的不以书法名世而以学术名世的学术大家的隶书艺术，也远胜于刘炳森先生的隶书艺术（甚至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更惶论超过清代水准了。所以，任何人为地拔高刘炳森先生的书法水平或历史地位的做法，都是有违历史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甚至也是对刘炳森先生的一种不尊重。
然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为什么刘炳森先生那种格调不高的隶书却能赢得大众的喜爱，而且价格居高不下（现在其书法价格已明显下降）？这个问题我在前面一系列的文章中的一些学术观点已经详细阐述过，余不多赘述。但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刘炳森先生的隶书之所以能赢得大众的喜爱，还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其隶书笔画简单、变化较少，方便易学；二是其隶书表面看起来美观大方，适合做“实用书法”，所以大众喜欢；三是其社会地位、个人影响深远，名望较高。此三点，足可以使其隶书价格居高不下，这也是中国社会的独特之处。另外有一点我不得不说的是，中国虽然喜欢书法的人比较多，但真正懂书法的却并不多，连一些自称为书法家的人都不懂书法，就更别提普通大众了。懂书法的人未必有写书法的人多。所以，刘炳森先生的走红并不意味着其作品的艺术水准的上乘。这种现象其实在当代书坛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了。不足为怪也。
其实，作为一个当下较有影响力的书法家，刘炳森先生何尝不知道自己的艺术水准，又何尝不想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准？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刘炳森先生或许也时常会陷入一个深刻的悖论与困惑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书艺水平、不断变换自己的书法风格，这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最起码的要求；然而，作为一个已经获得公众认可的艺术家，他也深知道，他的“炳森隶”已经定型，已经获得公众认可，不能再轻易变换面貌，如果他再提升、再变化自己的艺术风格，那么公众就可能会不认可，甚至直接影响到其作品的市场价格。所以，深知这一奥妙的刘炳森先生，宁可牺牲艺术性这个代价，也不愿以改换艺术面貌而影响其作品价格。
张飙：权力市场化时代的书法副产品？
2000年—2005年的中国书坛，有一个不得不回避的人物就是张飙。张飙以其显赫的地位与特殊的方式，制造了一幕幕的书坛新闻和书坛焦点话题，从这一点来说，无论如何，你都不能不承认其特殊的新闻价值和社会焦点价值。至少，在这个缺少多元声音的书坛，因为张飙的存在，而带来了某些热闹和看点。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得承认张飙先生的能耐。偌大一个书坛，能刮起一场“风搅雪”实在不是件易事。在评价张飙之前，让我们先来翻翻张飙先生的一些历史：张飙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从他那些充满朝气蓬勃的诗歌就能看得出来。据说刘正成当年在四川成都任大型文学刊物《四川文学》编辑的时候，张飙恰好也在《中国青年报》成都记者站工作，而且爱写文学作品，也爱向《四川文学》投一些稿件，其文学作品如何不得而知，但至少能显示出一个文学青年对文学的执著之心。
事有凑巧，从那时起，张飙先生就和刘正成先生碰上了头。
后来，张飙先生到了北京，先后进入了《科技日报》和《中国青年报》领导层，而刘正成则由川入京，进入了中国书协的核心领导层。
张飙先生从文学青年转入到了新闻单位领导，而刘正成先生则从文学编辑转行到了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出任《中国书法》杂志社长兼主编。从这个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张飙先生和刘正成先生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奇迹。而不同的是，刘正成先生当年是一个普通工人，完全靠自学走上了文学之路，又完全靠自学走上了书法之路。而张飙先生则一路飙升，从一个文学青年一跃而为报社总编、书法家、书法官员，这与其说是上天的赐予，不如说是自身的本事。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张先生在新闻行业还是比较突出的，不然不可能先后任两家大报的副总编。
要论情致和爱好，我倒觉得张飙先生有诸多优点。一是其兴致很高，兴趣较广，于文学、诗词、书画、民歌等都能来一点，虽不猛但绝对能让你血液奔涌一番。从这一点来说，我对张飙先生时有好感。
张之于书法界，引起的争议较多。其行其为，无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与刘炳森先生共事之时，与流行书风及其代表性书家的冲突。任何团体和组织，有争有斗都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一点来说，无论是张飙还是李飙王飙马飙，大概都不太可能逃脱这一命运。所以张飙此举不值得大惊小怪。当然，握有权力打压“流行书风”和丑书，这就说不过去了。
二是大力推进书协及书法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商业化进程。对于书法及书协应不应该市场化、商业化，一直存在着争论。我的观点是，书法可以市场化，但不能商业化，市场化与商业化或暴利化，这是两回事。书法市场化，意味着每一个书法家的书法作品都可以按质量高低平等地进入艺术市场，成为大众的消费品，这无论如何都是好事，而且也是市场经济发展所不可避免的。但是，商业化却值得商榷。商业化并不意味着就是市场化，商业化的东西也可能带有某种权力化的干扰而非市场化的运作，商业化更多地会导致暴利化。张飙先生上任这么几年来，中国书协主办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展览，也挂名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展览，商业化倾向显然暴露无疑，但是，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商业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市场化进程，只不过由于权力因素的干扰而使得市场化并不纯粹，而是充满了众多非市场因素的干扰。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区别对待：张飙利用权力大搞书法的商业化运作，至少说明其具有商业头脑，而且至少让书法人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市场意识。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商业化操作也容易使书法堕落、低俗，这是值得商榷的。三是到处赶场卖字。张飙字写得好与不好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中国书协里官做得大但字写得不好的人并不是没有，所以仅仅纠缠于此并不具有多大意义。如果张飙的字写得不够好，这不是他的错，但是字写得不好却非要去抢着赶场子，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可能有人会说，张飙题字、卖字与外人何干？别人喜欢买他的字这能是张主席的错吗？非也非也。其一是中国书法资源本来有限，在蛋糕一定而分者增加的情况下，书法资源就被强行占据和瓜分了，这于普通书法家是不公平的。其二是张主席作为一堂堂领导，其行其为本就是一个表率，那么多人都看着你做领导的都这样，那下面的风气还能正吗？所以我个人觉得，张主席此举于书坛不利。
所以我说，张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衍生物，但又不纯粹是市场经济的衍生物，而是市场经济与权力化的衍生物，是市场权力化时代的一个副产品。
沈鹏：位居“庙堂”的书坛“隐者”
2005年是一个多事之年，沈鹏先生于今年的这个冬天，结束了他长达两届的书协主席任职。沈鹏能连任两届书协主席，既是中国国情的体现，又暴露出了书法界高层次人才的奇缺。沈鹏离任不值得探讨，值得探讨的是，他在任期内对中国书协及中国书坛的影响。就这一点来说，无论是刘正成，还是刘炳森、张飙，沈鹏都无法与之比肩。在这个混乱而浮躁的书坛，他更像是一个超然于事外的隐者，每遇重大事件，既不能闻其声，又不能见其人。所谓“大隐隐于朝”即是如此。这就是沈鹏先生的睿智与豁达之处。或许这与其与世无争、谨小慎微的性格有关。龌龊书坛，不去参与争名夺利，就已经是高人了。这倒不是说沈鹏于当代书坛无甚影响，而是言其避其要害、不与争锋的智者心态。
当代书坛，无论从书法影响力、文化影响力还是从社会影响力角度说，沈鹏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要对沈鹏先生进行综合性的评价与概括，我认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其书法创作成就。沈鹏的书法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其对草书的创造性发展上，这一点，当代中国能与之比肩者寥寥无几。当然，当代中国整体的草书创作成就本来就不高，而在这个总体不高的总体创作水平上，沈鹏能一枝独秀当然就可想而知了。论艺术水准，沈鹏草书对传统汲取较深，能综合取法诸家，碑帖互参，而且沈鹏作草而能带有浓重的碑味和隶书笔法，食古而能化，这是其创造性所在。但是在我看来，其创造性程度不够，对线条的锤炼不够，对草书艺术水准的把握还不够，这也是草书艺术的困难之处。纵向比，沈鹏草书当然不及林散之、王蘧常，更无法与于右任比肩；横向比，沈鹏草书似乎可领时代潮流，嘎嘎独造，当然，若再往后走，也未必如此，因为，当代中国书坛，还生长着一批极有才华、极有艺术天赋的青年俊彦，若假以时日，他们在技法上能超越老一辈书家也未可知。
二是其书法活动及书法贡献。若论对书协的功劳与贡献，从纵向上看，其功稍逊于舒同、陆石、周而复，从横向上看，其功不若刘正成。但是沈鹏作为中国书协主席，同样也为中国书协及中国书法做了几件大事：一是与刘正成先生及书协其他同仁一道，共同操办了八届全国展、七届中青展，还有新人展、二十世纪书法大展以及由中国书协主办或挂名的全国大大小小的各类展览。有劳亦有功，即使无功，也应有劳。当代书法展览能蓬勃发展，与沈鹏先生之倡导与推动密不可分。二是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书法交流，推动中国书法输出；三是启动中国书法“兰亭奖”，推动中国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四是提出了“中国书法可持续发展纲要”，堪称大手笔。
三是其书法学术造诣。若论学术造诣，其功远在刘炳森、张旭光等人之上，在陈振濂、邱振中等人之下。论编辑出版，除了刘正成、程大利之外，我倒觉得其功劳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他主持编撰的500多种书刊，其中一些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故宫博物院藏画》获国家图书奖；《中国美术全集.宋金元卷》获中国图书奖。沈鹏是一个通才型的领导人物，其对书法、文学、新闻、编辑、出版等各个领域都有所涉足，但总体着力皆不深。所以，总体上，我更倾向于将沈鹏定位于一位书法家、编辑家。但是，沈鹏先生在书画领域所接受的专门学术训练似乎并不够，而且其在书画领域的学术专著比较少。当然，评价一个人的学术造诣，有无学术专著不是最主要的，而是要看其著作本身的学术含量，比如宗白华先生也就只有那么几本薄薄的散记，但是，你不能否认宗白华那几本散记确实是有学术影响力的。而我们再来看一看沈鹏先生的几本书：《书画论评》、《沈鹏书画谈》、《三余吟草》等。这几本书，先抛开学术价值不谈，单从知名度来说，恐怕当今书坛及书法学术界没有几个人能有较深刻的印象吧。所以，称其为“学者”不妥，称其为“准学者”更为妥当。
另外就是对其社会地位与名誉的评价。有人将其定位为美术评论家、书法活动家、诗人，这值得商榷。什么是美术评论家？美术评论家是在美术史论、美术理论领域具有着较高学术造诣的学者，作为一名美术评论家，不但要具备较高的美术审美修养，而且还要在美术史研究领域有着独特的学术贡献，至少要有一定的美术学术专著出版，在这一点上，沈鹏是无法和美术领域的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相比的。翻遍几乎所有的沈鹏先生的著作，我们都无法找到其在美术理论方面的专著，所以，笼统地将其定义为美术评论家是不妥当的。美术评论家的地位和书法评论家是无法等同的，在书法界，基本上没有专职的书法评论家，而所谓的书法评论家，一无书法学术积淀，二无书法史学造诣，基本上不具备作为书法学者的素养，会写几篇吹捧文章就行了，但是美术评论家却要严格得多。另外就是书法活动家。我们不否认，沈鹏先生任职中国书协主席多年，其在推动中国书法创作、书法学术理论研究、书法文献出版、书法外交活动方面，的确功莫大焉，而且沈鹏先生于2002年提出了“中国书法可持续发展纲要”，这是一个大手笔，又于2005年启动“沈鹏基金”，设立“中国书法媒体奖”，每年拿出12万元，用于奖励在书法学术领域有贡献的学术人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推动中国书法学术理论研究的模范之举。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其作为一个书协主席本身的份内之事，外界不必大肆宣扬。而且沈先生本来就是一个相对低调、不事张扬的人。什么是活动家？顾名思义，那就是要以其在本领域的影响力，以其本人的言论、行为和活动，影响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影响历史文化的前行。以此标准论之，我们可以将宋庆龄、郭沫若、费孝通、赵朴初等人称之为社会活动家，甚至也可以将沙孟海、林散之、舒同、启功等人称之为书法活动家，但是，若将沈鹏也称之为书法活动家，则有失妥当。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评价是由社会所公认的，而且这个社会公认也不是暂时的社会公认，而是历史社会所公认的。因之，我们对任何一个人物的艺术评价都不应该将其职位、头衔和作品市场价格作为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参考标准，而是要确立一种艺术史的评判标准，艺术史评判标准是以艺术审美价值作为最主要的评价标准，是以其对中国艺术史审美进程的影响和贡献为准则的，其他标准都是非艺术非审美非学术的标准，只能作参考，否则，对艺术家的评判就会陷入一种非学术的误区之中。但是现在，我们对社会人物的评价似乎完全相反了，基本不看其艺术水平和学术造诣，而只看社会职务、头衔和作品价格，这种评价标准其实仍然是一种官本位的社会形态所决定的，市场经济社会虽然已经到来，但是市场经济社会除了让人们增加了一些功利性的心态之外，仍然没有消除官本位的社会心态。以此论之，我觉得，对作为书法家的沈鹏的评价和对作为书协主席的沈鹏的评价应该分离开来，前者是艺术史学领域的评价，后者是社会学领域的评价。虽然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切不可混为一谈。张海：书法新纪元的开创者？
张海的成功当选，无论从新闻角度还是从书协人事变动角度说，都是2005年中国书坛的一件大事。张海的最后成功当选，既在官方的预定之中，也在民间的预料之中；既是书坛之众望所归，也是中国式选举制度的特色体现。这与其说是一种官方意志与民间意志的契合，不如说是民间对张海艺术地位与社会功绩的双重肯定。张海先生由“地方大员”而为“中央大员”，这既是河南书坛之幸，也是中国书坛之幸，更是张海多年来在河南打拼之总结与印证。
一个小小的半官方民间性文化团体的主席选举，其实并不是一个多大的事，但是书协独独有其特殊之处，关键不在于职位与权力的大小与高低，而在于其所拥有的“含金量”，而这“含金量”，恰恰就是整个中国书坛的兴奋点之所在。
书协选举内幕重重，尽管悬念不大，但或多或少也还是刮起了一阵旋风。
中国书协主席的选举，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式文化传统：第一、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注重名声大于实际水平的国度，够不够资格不在于实际水平而在于社会声望与资历，第二、中国书坛，除了大多数是普通平民之外，另有一些就是学者专家或书坛小人，小人肯定无法胜任主席之职，而专家学者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事机制下，也同样是不可能成为主席的。中国书协只是一个文化团体而不是一个学术团体，这就决定了其主席之身份可以不是专家学者型的；第三、书协有代表大会但无选举制惯例，所以，自下而上的逐层选举制肯定是行不通的。
从历史角度看，张海成名较早，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风云书坛了，无论是其略带草率的草隶，还是其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都早已经风靡中原、震动神州了。张海体隶书也曾一度与“炳森隶”、“祥之隶”三足鼎立。若论隶书水准，总体上看，张海隶书的创造性高于刘炳森隶书，更高于王祥之隶书。但是在我看来，其隶书虽有变化和创造性，但总体格调仍然不高，而且其早年隶书习气太重，晚近稍有改进，但总体变化不大。论草书，张海草书有正大气象，其以北碑笔法作草，气势沉雄、笔墨酣畅，乃“中原书风”的精神性领袖。严格地说，张海草书创造性有余，但总体格调不高。张海的草书是融合了章草与今草之后的一种新草体，这种草体应该说在80年代末就已经形成了气候，为当代书坛确立了一种新气象，但是也正是过早地形成了气候，导致其过早地定了型，这就如“炳森隶”一样，当过早定型以后，反而在以后的创作中束缚较大，因为这种风格和面貌已经代表了自己的创作高度，也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并且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所以，要轻易改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当然，作为一个勇于探索的艺术家，张海先生当然并没有仅仅停留于现状，而是在不断地探索，遗憾的是，由于束缚太多，其总体面貌变化似乎并不太大。所以，在面对媒体记者追问时他才说，他的书法水平并不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了，而是还需要有很大的提高，至少，在面对艺术时，张海还是比较诚恳和清醒的。至于说能否提高，能提高多少，我们只有拭目以待。
张海先生是实干家，这一点已为公众所认可。张海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中国书协将在其任期内有一些改革。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些想法也是对的，而且还是很好的想法。针对于书协改革，张海先生提到了一个书协职务学术与行政分离的改革构想，我想这在理念上是一个新思路，张海先生若真能在任期内做到这一点，就已经是大功一件了。因为中国书协作为一个半官方半民间性的文艺团体所存在的根本性的体制性弊端，就是学术与行政不分离，或者是行政高于学术。如果这个体制性弊端彻底革除了，那么阻碍中国书法发展的权力因素就基本上消除了。学术先行，行政权力让位于学术，这是一切艺术发展的首要前提。当然，在中国现实的社会语境下，要彻底革除这一体制性弊端，殊为不易。
无论如何，中国书法的发展的重任，中国书协的改革大任，都集中于张海先生身上。张海先生能够在权力纷争的书坛胜出，也一定能够在众生喧哗的书坛大展宏图、开创中国书法发展的新纪元。
王镛：书坛领军人还是江湖高人？
研究当代书法史及当代书法运动，有两个人不能绕过：一是刘正成，一是王镛。刘正成是学术领军人物，王镛是艺术领军人物。王镛的走红，一不靠权力色彩，二不靠吹捧。这就是王镛之所以成为王镛的独特之处。当然，王镛的持续走红，也有其厉害的招数：那就是一靠人气，二靠中央美院这块学术招牌，三靠不断地炒作。当然，无论如何，有一点我们不能否认：王镛之所以有目前这样的地位，并不是仅靠以上这些，其本身的实力还是最关键的。当代中国书法运动，刘正成是一面旗帜，王镛也是一面旗帜。没有了刘正成的书坛，是个跛足的书坛，没有了王镛的书坛，同样也是个不完整的书坛。
2005年，无论是对于王镛来说，还是对于中国书坛来说，都是一个热闹之年，中国书法院的成立，使其人气再一次提升，而“艺术书法”的炒作与争论，则使得王镛再一次触动了书法人的神经。
要讨论中国当代书法，离不开王镛；要讨论王镛，又离不开“流行书风”。关于“流行书风”的争论，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如果说1980年代中期兴起的是美学热的话，那么1980年代末期—1990年代乃至今天都是在展览热、流行书风热的状况下度过的。八届国展和七届中青展的成功举办（至少在总体上是成功的），重新树立了中国书法全新的视觉审美范式——这就是注重以展厅效应和对传统书法审美标准进行重新建构的“流行书风”。当然，推动“流行书风”发展的并非王镛先生一人，但是王镛先生被公认为是流行书风乃至当代书法的领军人物却是毫无质疑的。关于“流行书风”的学术评价，我早在其他学术文章中就有论评，余不赘述。这里我想针对王镛先生提几点：第一、王镛先生的取法民间的“流行书风”审美范式，必定是当代书法乃至未来书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审美走向。因为随着考古学的深入，被发现的地下书法/文字文物及遗迹必定会越来越多，而随着出土书法文物的增多，对于民间书法的创造性吸收将越来越会成为一个书法创作潮流。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王镛先生所提供的书法审美范式是不容质疑的。第二、无论中国书坛是否有王镛存在，“流行书风”在当代中国的盛行都是必然的。而王镛先生只不过是充当了“流行书风”的一个领路人而已，若中国书坛没有王镛，那么同样会出现张镛李镛或者马镛来引领“流行书风”，这倒不是否定王镛先生的个人历史功绩，而只是突出艺术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第三、“流行书风”在发展过程中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出现与王镛先生本身是无甚关联的。因为，王镛先生并不是一个实质上的领导者，而只不过是一个“精神领袖”。“流行书风”在发展过程中乃至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一大批的跟风者，这并不能证明“流行书风”本身是有问题的，而且这本来也是王镛先生一人所不能控制的。
论艺术水准，无论是在书法、绘画，还是在篆刻方面，王镛先生在当代中国都堪称高手。王镛先生以民间书法为创作素材，其对汉字结构构造、书法笔墨语言、书法文本结构、书法审美风尚等领域的开拓性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其书法线条浑厚、苍莽、滞涩，其绘画也多借助于其书法笔法，其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笔墨语言的创构也是令人赞叹的，王镛又是篆刻高手，其印刀法凌厉、线条粗犷、用笔生辣、构图奇崛，颇有苍莽之感，是典型的北派风格。
观王镛的书法发展轨迹，我们发现，其在80年代早期的作品无论是在用笔、用墨、结体、章法、意境等的营造上都嫌稚嫩，其成熟书风的形成乃是在90年代中期。而这一时期，也是王镛艺术、学术及声誉的恢弘之期。这一点与张海先生相比，我以为王镛先生稍胜一筹。因为张海先生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就已形成其固定的审美风格，但是其书风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我们都说“人书俱老”，但是张海先生的书法似乎并没有随着“人”一起“老”。当然，诸如此类的书家还有很多很多。而王镛先生则恰好相反，在其中年以后，书风日渐成熟，而且笔法越来越老到，再由成熟走向稚拙，开掘另一种审美范式。
作为艺术家，王镛先生是聪明而睿智的，这种睿智倒不主要表现在其为人处世上，而是表现在其对艺术及艺术组织的态度上，王镛先生后来果断地退出中国书协，就体现了其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睿智。因为，作为一个想在艺术上有深刻造诣的艺术家，王镛先生或许早已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中国书协这样的半官方性机构，其体制性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书法艺术的自由发展，所以，要使艺术获得自由地发展，就必须赋予艺术家以充分的创作主体性。也正是因为这样，王镛先生才表现出其独特的胆识和果断的勇气。
当然，作为一个涉足江湖的艺术家，王镛先生同样不能免俗。在看到“流行书风”已渐成颓势的时候，又迫不及待地推出“艺术书法”这一概念。从学术性上说，我倒觉得提“艺术书法”未尝不可，而且确实能体现王镛先生对书法艺术独到、非凡的审美观照，“以艺术的立场观照书法”，他想把书法从文学、文字、美学中彻底解放出来。其想法固然颇佳，却未必能实现。而且，若论创造性，我觉得王镛先生的“艺术书法”不但没有多大创造性，反而给人以“流行书风”有穷途末路之感，故提“艺术书法”，难免有炒作之嫌，正因如此，才受到了书坛部分人士甚至“流行书风”追随者的非议。
可以看到，王镛先生在书法造诣上魅力依旧，但其对“流行书风”的“精神领袖”地位渐失。而中国书法院的开设，无疑又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王镛先生的颓势。中国书法院挂靠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个学术机构，使得其学术性与书协相比，似乎提升了许多。但是，究其内里，仍然是一个书法班性质，只不过这个书法班的学术性比一般的书法辅导班要高，但是真正与那些学术性的机构相比，则要逊色得多。
与沈鹏先生相比，王镛更像是一个江湖奇士或江湖高人。书法江湖，风云变幻，几易王旗，独王镛先生风采依旧，其人气之旺大有席卷江湖之雄心。虽处江湖之远，而能独步书坛，其野逸之风显然暴露无遗。然终有唯心者将其捧为“大师”，实大谬不然也。
唐双宁：金融界的书法走屑者
2005年的中国书坛，有一个人物的声音和形象充斥于书坛，其对书法艺术的高谈阔论着实让一部分书法人感动了一番。此人就是唐双宁。唐双宁身为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在经济界、金融界可谓呼风唤雨式的风云人物，然而谁能料到，其在2005年的书法界也是风光红火，并一度成为书坛的兴奋点和媒体的炒作热点。
要论才气，我倒以为，唐双宁不但有才，而且有大才，但是，这个才是潜在的，是有时间限制的，唐双宁的才必须经过时间的酝酿和检验才能转化为真正的才。从其草书线条来看，气势非凡，大有气吞山河、扬帆载月之气魄，似乎能与毛泽东草书相媲美，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气吞山河、扬帆载月却是凌驾于苍白无力的线条之上的。其在各大知名院校的滔滔不绝的演讲，着实让高校学子领悟了一把中国书法的魅力，甚至有人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美学家杨辛先生在看了其草书作品之后，都激动得连连赞叹。单凭这一点来说，我以为：第一、唐双宁有胆，一个书法玩票人能够在中国知名学府高谈阔论书法艺术，没有足够的胆识是绝对不可能做得到的；第二、唐双宁有气魄，如若光有胆量但没气魄，也未必敢在堂堂知名学府高谈阔论，这或许与其在经济界的尊位不无关系。
再回到唐双宁的草书艺术上来，从艺术审美角度看，唐双宁仅仅是个书法票友，书法艺术水准并不高，从线条及运笔看，其书法才气大于功力，对传统下的功夫还远远不够，甚至有点陷入误区的迹象。从其现有的艺术水准看，唐双宁若能好好修炼一番，则有可能真成草书大家，若依然任笔为体，则可能会越陷越深。
唐双宁作为金融界的书法家，金融界的人可能对其书法比较感兴趣，而书法界的人则对其书法没有多少兴趣。书法界的人感兴趣的是其在书法界的出场方式。唐双宁这个金融界的书法票友在书法界忽悠了一圈之后，差不多就消失了。或许，唐双宁是要凭借其在金融界的显赫地位来书法界捞得一点声名和利益，或许，唐双宁压根就没把书法当回事，他只不过是在工作之余顺便玩玩书法，是玩书法而不是玩弄书法，从这一点来说，我倒觉得他比那些玩弄书法的人要高明和正派许多。然而，有些书法媒体却借势大肆炒作，一脸奴颜婢膝相，而且不惜花费版面，重磅推出，居然这么舍得版面。不知道是看中了唐先生的草书艺术还是看中了人家兜里的银子。然而，在热闹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神秘人物就像天外来客一样，渐渐消失。这倒不是说唐双宁就从书坛真的销声匿迹了，而是说，书坛似乎很少有人还能记起唐双宁了。
唐双宁给天真的书坛和书法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给书法人带来了一大堆的惊奇和疑问之后，又悄然而去。唐双宁的突然出现和突然消失，带给了书坛一个颇为滑稽的故事，也给了我们一个严肃的思考，同时还给了书法媒体界一记响亮的耳光。
唐双宁作为金融界的风云人物，能够对书法保持着如此的兴趣及艺术领悟力，不能不让我们感动，当然，至于其字写得如何，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其如何评价。面对这么一个非书法领域的重要人物，我们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特别是媒体界敢不敢直面这种现状？这正是考验书法媒体良知和勇气的时候。然而，遗憾的是，当代媒体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软弱和献媚实在是让人大为失望。唐双宁被书法媒体界赞誉为当代草书第三，不但令书法人失望，而且令书法人反感。其草书高与不高暂且不论，就其在当代书法界的影响力来说，恐怕谁也不会承认唐双宁先生是当代三大草书家之一。这种连书法界都不会得到公认的评价，又如何能让书坛人士信服呢？甚至某些身份与地位都很高的老先生也在那胡乱吹捧，我觉得这不是在为唐双宁脸上贴金，而是在给其抹黑。没有得到公认的事，又怎能随便定位呢？有人可能会认为我是在将唐双宁先生当作一个书法票友之后才故意贬低其艺术地位的。非也。我评价艺术家，从来不看其身份的高低，也从来不看其是否是专业书法家，而只看其艺术水准与自身学识。
或许，唐双宁先生并没有将自己看得很高，也并没有想要在书法界呼风唤雨，而仅仅是将书法当作自己修身养性、休闲娱乐的文化载体而已，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寄情书法，而且能以自己之力呼吁建立“中国书法艺术馆”，这实在是一种可贵的精神。但是，一些旁观者和媒体却将其大做文章，大肆吹捧，不但搅乱了观众的审美标准，而且让书法界人士反感和恶心。唐双宁所带给书法人的思考，或许并不主要在于其自身的艺术水准如何，而在于创作者自身和旁观者、媒体所持的心态。
后记：当下书坛，书法学术批评的缺失使得批评陷入了窘境和尴尬，书法批评变质为一种暧昧的献媚与汹涌的谩骂。由于受到利益与权力等非学术性因素的干扰，当下的书法批评中也渗入了许多功利性的因素。所以，倡导批评的学术化就显得尤为必要。2005年于中国书坛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也有很多值得我们记忆、反思与批评的人和事。随着一批旧人物的消失，一批新人物又上来了。作为一个长久关注中国书法命运、中国文化命运及中国社会命运的文化观察家，我的良心使得我不能不对这些人和事说一些话，尽管我的话不一定对，也不一定客观、公正、全面，但是我以人格作保证，我说的这些话至少是真诚的。要对中国书坛的这些敏感而又重量级的人物作出客观、公正而且又是学术化的评价，殊为不易。但是，不能因为难做就不去做，该说的话而不说这于我来说是一种痛苦，该说真话的时候而说假话，这于我来说更是一种痛苦。所以，就即便是前面有千难万险，该说的话仍然要说，该做的事也仍然要做。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学识及能力之限，难免有诸多疏漏之处，敬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启功：大师时代的终结？
2005年夏，启功先生驾鹤西去，中国书坛引起震荡。
启功先生的长逝，使中国书法界再次沉浸于回味大师、呼唤大师的沉重氛围之中。本来，当代书法界就已经离大师时代越来越远，而随着启功先生的离去，中国似乎也已经彻底告别了大师的时代。启老之后，当代书坛已经没有大师似乎渐成共识。然而，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此。当这位被众多书法家们、书法爱好者们追捧的书法大师被盖棺之后，关于“大师”的讨论就迅速地覆盖于各类书法媒体。上海《书法》杂志首先打破沉默，面对沉寂的书坛首先叫板，陆续刊登了一些讨论大师问题的文章，其中有相当篇幅就直接涉及到关于启功先生、刘炳森先生的讨论和评价，文章观点鲜明、尖锐，颇有思考力度和冲击力，尤其其中一篇徐建融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徐建融先生在文章中首先肯定了启功先生的人品、学术贡献、社会影响、书法影响等等，但同时，徐建融却并不追赶时髦，他提到了关于启功先生地位评价的问题。针对书法界追捧的“大师”，徐先生首先发难，他认为，启功先生学问、人品、书品、影响、社会地位俱佳，甚至在当代书法界无人能及，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这是不是说启功先生就是“大师”了？如果说启功先生在古文字学方面有较大的贡献与造诣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称他为古文字学“大家”，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恐怕够“大师”地位尚差一截吧；如果说我们称启功先生为当代书法“大家”，这一点恐怕无人会反对，但是这又能不能说他是“大师”呢？什么是大师？大师显然是在某一领域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开宗立派的显赫人物，而且必须有学术、艺术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影响，比如王国维、鲁迅、齐白石等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大师，但是启功先生能不能称为大师？不错，启功先生的确在古文字学方面造诣精深，但是在古文字学方面造诣精深的同时代人物并不止启老一人，而且无论学术成就、学术贡献都比启老要大，只是社会影响略逊于启老，所以我个人认为，称启功为古文字学大师不妥，至于其在书法方面，启老书法影响众人皆知，无须我赘言，而且其确实开创了当代“馆阁体”书法的先河。“馆阁体”书法无论怎样被人贬低，但是其历史影响力都是不可抹杀的，如果要抹杀馆阁体，那么就是抹杀从明到清的大部分中国书法史，这显然是不合史实的。所以，单就这一方面来说，启老在书法领域开宗立派，称书法大家无可辩驳。但是，称书法大师我以为仍然不妥。既然“馆阁体”书法格调不高，那么其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就会相对偏低，而“大师”之称谓首先一点就是针对其艺术史地位的评价而言的。所以，在我看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能轻易以“大师”谓之。我这样说，并不是贬低启老的社会地位与历史影响，而实在是出于对启老的尊敬。因为，大师的称谓是经过千百年历史检验的，即使是现在暂时被称为大师，而如果千百年之后万一其地位又降下来了，那么我们该如何告慰其灵魂呢？我相信，若启老在世，也不会轻易赞同别人给他扣上“大师”的帽子的。其实，对于道德、人品俱佳的启老来说，大师不大师对他本身来说已经并不重要了，而重要的是，那些给启老随意扣上“大师”帽子的人，其动机何为？或许有人会立马说：我们是出于对启老的尊敬。但是，别忘了，我们必须得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命题：什么是尊敬？只有首先尊重历史真实才是对一个人最尊敬的尊敬。如果抛开历史真实而去妄谈尊敬，那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即便是出于主观上的善意的尊敬，而这种主观上的善意的尊敬恰恰可能会遭致千百年后客观上的损毁。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在面对历史和现实时，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清醒。
无论如何，大师都已离我们逐渐远去。当当代书坛没有大师时，启老便成为了大师，当当代文坛没有大师时，巴老便成为了大师。这究竟是对二老的尊敬还是对二老的恶意拔高？这究竟是对中国文艺事业的尊敬还是对中国文艺事业的嘲讽？当然，有一点是我们无论如何也难以否认的，那就是，启老和巴老，一个代表着书坛的良知，一个代表着文坛的良知。而这个良知，可能恰好表征着书坛和文坛良知的最后终结。悲乎！悲乎！
刘正成：后极权时代的书法悲剧
无论如何，刘正成都是一个悲剧。时代的悲剧，个人的悲剧，性格的悲剧，文化的悲剧，书法的悲剧。
或许，刘正成本来应该成为一个文学家的，但却无意中成了一个书法家。但是无论是作为文学家的刘正成，还是作为书法家的刘正成，在我看来都不会逃脱历史所强加给他的个体命运悲剧。刘于中国书坛来说，是中国书坛之幸，于刘自身来说，是刘之不幸，书坛之幸与个人之不幸，恰好构成了当代中国书法政治的一个悖论：权力角逐下的当代书坛及书法，已经成为了一种权力的衍生物，在权力与物欲横行的时代，纯粹的艺术人与文化人势必会成为权力与物欲的牺牲品。
刘的悲剧性是注定的。刘的平反，也是注定的。前者的注定是一种中国特殊政治文化本身的体现，后者的注定是中国日益强大的民间意识形态的使然。只要中国特殊的文化特征不改变，那么诸如刘此类的书坛悲剧、文坛悲剧将会继续重演，只要中国民间意识形态继续强大，那么存留于世的“冤案”将会被逐一平反。
刘被引起广泛争议，是注定了的事，只不过2005年因刘正成“冤案”的平反，而成为尤为敏感的话题。其被引起广泛的争议，一是对其下台原因的争论：一部分人倾向于书坛权力之争，一部分人倾向于其个人性格悲剧，一部分人倾向于书坛政客之陷害。当然直接事件便是所谓的“刘正成嫖娼案”。然而在我看来，不如说是在权力与利益纠结的时代的时代性因素与个人性因素的一种综合作用下的必然结局。二是对其书法书风的争论，大部分人认为刘之书法学术、书法活动引领了20年中国书法的发展，另有一部分人则强烈反对其书法书风，将其定义为“丑书”。毋宁说这是学术艺术之争，不如说这是书法权力与利益之争，因为有人倡导回归传统，批评“流行书风”和“丑书”，名为批评，实为打压。
关于刘正成，我个人以为，刘对当代中国书法的贡献至少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其推动、引领了当代书法运动。无论是“中青展”，还是“全国展”，其功劳都不可磨灭，20年来的中国书法发展，与蓬勃发展的“全国展”、“中青展”的推动是密不可分的；二是其学术研究成果。这突出表现在其对书法史学的造诣与贡献上。“书法史学”与“书法史观”的确立于刘正成来说，当代书法学术界堪与之比肩者寥寥；三是编撰《中国书法》杂志。《中国书法》杂志能够成为一份核心学术期刊，并得到海内外的广泛认可，刘正成功不可没；四是编撰《中国书法全集》。我以为这是刘正成最大的学术贡献，《中国书法全集》确立了对书法家“历史时空定位”的史学研究范式，其学术贡献和学术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书法史学界，而且是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一项浩大学术工程。而且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及的是，《中国书法全集》没有获得官方一分钱的拨款与资助，完全是一种民间学术行为，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却成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而如此之大事，却竟然被某些人所压制，这实在是咄咄之怪事！
关于刘正成冤案，其影响早已超出书法界，而广泛延伸到民间与官方，被多家媒体所关注。著名文化评论家朱健国先生一篇《刘正成冤案：呼唤还社团于民》的发表，曾引起民间的一些震动，也在书坛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但是远未引起书坛人的广泛关注。2005年10月，我于上海《书法》杂志发表《当代中国书法运动的民间化倾向》一文，提出书法运动的“民间化倾向”观点，实际上也是对朱健国先生“还社团于民”的间接响应。
刘炳森：高雅艺术与大众效应的背谬
2005年的中国书坛，有两个人物无论如何都是绕不过去的：一是启功先生的仙逝，二是刘炳森先生的病逝。这两位人物的去世，不仅导致了书坛资源的严重流失，而且引来了民间的广泛争议。
当然，关于启功先生的争议明显要小得多，因为大家对启老评价的共识要大于分歧，而对刘炳森先生则是分歧大于共识。刘炳森先生病逝引起书坛震荡的原因就是导致书协换届的骤然变化，因为若刘炳森先生在世，无论如何，书协主席都非他莫属。然而，刘炳森先生的去世给书协换届罩上了层层迷雾，传言纷飞，版本众多。
关于刘炳森先生的讨论，一度成为敏感话题，甚至在网络上都是个敏感话题，就更别说平面书法媒体了，无论是在刘炳森在世时还是去世后，几乎都没有人敢公开地在平面媒体批评其书法艺术（而只能私下里讨论），而唯一打破这个沉默的，仍然是上海的《书法》杂志。就在刘炳森先生去世后不久，上海的《书法》杂志就陆续做了一些刘炳森的专题，这个专题在形式上其实与其他书法媒体的刘炳森专题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内容和品质上却大有区别，那就是，上海的《书法》杂志敢于挑起学术批评的大旗，能够在尊重客观事实、不搞人身攻击的前提下，对刘炳森先生的书法艺术进行客观、公正的批评。我认为这种艺术、学术的批评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领域都是值得提倡的。关于其为人，由于我与刘炳森先生并无直接交往，所以不便评价。但从另一些人的反映中大致可知，刘炳森先生为人谦和、诚恳，不摆架子，而且具有忘我的工作精神，我想，任何和刘炳森先生接触过的人恐怕更为了解其人格品性。但是有一点我不得不提及，刘炳森先生与张飙先生共事时，其对“流行书风”、“丑书”及其代表性书家的非理性批判，无论从艺术、学术角度还是从书协领导这个角度都是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的。如果说“流行书风”本身是好的，那么去打压它就是一种违背艺术、违背学术的行为；如果说“流行书风”本身是不好的，那么也应该从学术角度去批判它，而不是通过权力斗争去压制它。
关于其书法，刘炳森先生的书法造诣主要表现在隶书上，当然在其他书体上也有所贡献。从隶书的发展分期来讲，汉代既是隶书的勃兴时期，又是隶书的高峰时期，汉代之后一直到清代中期以前，中国的隶书发展水平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有倒退的迹象，直到清代碑学的复兴，才使得隶书水平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我们可以发现，清代隶书大家几乎都是碑学大师，如伊秉绶、陈鸿寿、黄易、邓石如、赵之谦等等，其中以伊秉绶为最。而清代以后直到今天，虽然碑学一直在倡导，但是在隶书造诣上并没有突破清代的发展水平，虽然当代隶书家举不胜数，但是要论开宗立派，这几乎是不存在的。若抛开隶书发展历史，单从横向上说，刘炳森的隶书或可自成一体，但仅仅是自成一体而不是自成一家。称“炳森隶”未尝不可，但是要论其艺术格调，我以为总体是不高的或者说其艺术格调是有待进一步提升的。但是遗憾的是，刘炳森先生并没有等到这一时刻就已驾鹤西去，给书坛留下遗憾。这是从横向上来说的。从纵向上来说，即把刘炳森先生的隶书艺术放到整个中国隶书史来说，则更不足观，就即便是马一浮这样的不以书法名世而以学术名世的学术大家的隶书艺术，也远胜于刘炳森先生的隶书艺术（甚至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更惶论超过清代水准了。所以，任何人为地拔高刘炳森先生的书法水平或历史地位的做法，都是有违历史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甚至也是对刘炳森先生的一种不尊重。
然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为什么刘炳森先生那种格调不高的隶书却能赢得大众的喜爱，而且价格居高不下（现在其书法价格已明显下降）？这个问题我在前面一系列的文章中的一些学术观点已经详细阐述过，余不多赘述。但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刘炳森先生的隶书之所以能赢得大众的喜爱，还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其隶书笔画简单、变化较少，方便易学；二是其隶书表面看起来美观大方，适合做“实用书法”，所以大众喜欢；三是其社会地位、个人影响深远，名望较高。此三点，足可以使其隶书价格居高不下，这也是中国社会的独特之处。另外有一点我不得不说的是，中国虽然喜欢书法的人比较多，但真正懂书法的却并不多，连一些自称为书法家的人都不懂书法，就更别提普通大众了。懂书法的人未必有写书法的人多。所以，刘炳森先生的走红并不意味着其作品的艺术水准的上乘。这种现象其实在当代书坛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了。不足为怪也。
其实，作为一个当下较有影响力的书法家，刘炳森先生何尝不知道自己的艺术水准，又何尝不想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准？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刘炳森先生或许也时常会陷入一个深刻的悖论与困惑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书艺水平、不断变换自己的书法风格，这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最起码的要求；然而，作为一个已经获得公众认可的艺术家，他也深知道，他的“炳森隶”已经定型，已经获得公众认可，不能再轻易变换面貌，如果他再提升、再变化自己的艺术风格，那么公众就可能会不认可，甚至直接影响到其作品的市场价格。所以，深知这一奥妙的刘炳森先生，宁可牺牲艺术性这个代价，也不愿以改换艺术面貌而影响其作品价格。
张飙：权力市场化时代的书法副产品？
2000年—2005年的中国书坛，有一个不得不回避的人物就是张飙。张飙以其显赫的地位与特殊的方式，制造了一幕幕的书坛新闻和书坛焦点话题，从这一点来说，无论如何，你都不能不承认其特殊的新闻价值和社会焦点价值。至少，在这个缺少多元声音的书坛，因为张飙的存在，而带来了某些热闹和看点。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得承认张飙先生的能耐。偌大一个书坛，能刮起一场“风搅雪”实在不是件易事。在评价张飙之前，让我们先来翻翻张飙先生的一些历史：张飙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从他那些充满朝气蓬勃的诗歌就能看得出来。据说刘正成当年在四川成都任大型文学刊物《四川文学》编辑的时候，张飙恰好也在《中国青年报》成都记者站工作，而且爱写文学作品，也爱向《四川文学》投一些稿件，其文学作品如何不得而知，但至少能显示出一个文学青年对文学的执著之心。
事有凑巧，从那时起，张飙先生就和刘正成先生碰上了头。
后来，张飙先生到了北京，先后进入了《科技日报》和《中国青年报》领导层，而刘正成则由川入京，进入了中国书协的核心领导层。
张飙先生从文学青年转入到了新闻单位领导，而刘正成先生则从文学编辑转行到了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出任《中国书法》杂志社长兼主编。从这个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张飙先生和刘正成先生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奇迹。而不同的是，刘正成先生当年是一个普通工人，完全靠自学走上了文学之路，又完全靠自学走上了书法之路。而张飙先生则一路飙升，从一个文学青年一跃而为报社总编、书法家、书法官员，这与其说是上天的赐予，不如说是自身的本事。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张先生在新闻行业还是比较突出的，不然不可能先后任两家大报的副总编。
要论情致和爱好，我倒觉得张飙先生有诸多优点。一是其兴致很高，兴趣较广，于文学、诗词、书画、民歌等都能来一点，虽不猛但绝对能让你血液奔涌一番。从这一点来说，我对张飙先生时有好感。
张之于书法界，引起的争议较多。其行其为，无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与刘炳森先生共事之时，与流行书风及其代表性书家的冲突。任何团体和组织，有争有斗都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一点来说，无论是张飙还是李飙王飙马飙，大概都不太可能逃脱这一命运。所以张飙此举不值得大惊小怪。当然，握有权力打压“流行书风”和丑书，这就说不过去了。
二是大力推进书协及书法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商业化进程。对于书法及书协应不应该市场化、商业化，一直存在着争论。我的观点是，书法可以市场化，但不能商业化，市场化与商业化或暴利化，这是两回事。书法市场化，意味着每一个书法家的书法作品都可以按质量高低平等地进入艺术市场，成为大众的消费品，这无论如何都是好事，而且也是市场经济发展所不可避免的。但是，商业化却值得商榷。商业化并不意味着就是市场化，商业化的东西也可能带有某种权力化的干扰而非市场化的运作，商业化更多地会导致暴利化。张飙先生上任这么几年来，中国书协主办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展览，也挂名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展览，商业化倾向显然暴露无疑，但是，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商业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市场化进程，只不过由于权力因素的干扰而使得市场化并不纯粹，而是充满了众多非市场因素的干扰。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区别对待：张飙利用权力大搞书法的商业化运作，至少说明其具有商业头脑，而且至少让书法人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市场意识。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商业化操作也容易使书法堕落、低俗，这是值得商榷的。三是到处赶场卖字。张飙字写得好与不好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中国书协里官做得大但字写得不好的人并不是没有，所以仅仅纠缠于此并不具有多大意义。如果张飙的字写得不够好，这不是他的错，但是字写得不好却非要去抢着赶场子，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可能有人会说，张飙题字、卖字与外人何干？别人喜欢买他的字这能是张主席的错吗？非也非也。其一是中国书法资源本来有限，在蛋糕一定而分者增加的情况下，书法资源就被强行占据和瓜分了，这于普通书法家是不公平的。其二是张主席作为一堂堂领导，其行其为本就是一个表率，那么多人都看着你做领导的都这样，那下面的风气还能正吗？所以我个人觉得，张主席此举于书坛不利。
所以我说，张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衍生物，但又不纯粹是市场经济的衍生物，而是市场经济与权力化的衍生物，是市场权力化时代的一个副产品。
沈鹏：位居“庙堂”的书坛“隐者”
2005年是一个多事之年，沈鹏先生于今年的这个冬天，结束了他长达两届的书协主席任职。沈鹏能连任两届书协主席，既是中国国情的体现，又暴露出了书法界高层次人才的奇缺。沈鹏离任不值得探讨，值得探讨的是，他在任期内对中国书协及中国书坛的影响。就这一点来说，无论是刘正成，还是刘炳森、张飙，沈鹏都无法与之比肩。在这个混乱而浮躁的书坛，他更像是一个超然于事外的隐者，每遇重大事件，既不能闻其声，又不能见其人。所谓“大隐隐于朝”即是如此。这就是沈鹏先生的睿智与豁达之处。或许这与其与世无争、谨小慎微的性格有关。龌龊书坛，不去参与争名夺利，就已经是高人了。这倒不是说沈鹏于当代书坛无甚影响，而是言其避其要害、不与争锋的智者心态。
当代书坛，无论从书法影响力、文化影响力还是从社会影响力角度说，沈鹏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要对沈鹏先生进行综合性的评价与概括，我认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其书法创作成就。沈鹏的书法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其对草书的创造性发展上，这一点，当代中国能与之比肩者寥寥无几。当然，当代中国整体的草书创作成就本来就不高，而在这个总体不高的总体创作水平上，沈鹏能一枝独秀当然就可想而知了。论艺术水准，沈鹏草书对传统汲取较深，能综合取法诸家，碑帖互参，而且沈鹏作草而能带有浓重的碑味和隶书笔法，食古而能化，这是其创造性所在。但是在我看来，其创造性程度不够，对线条的锤炼不够，对草书艺术水准的把握还不够，这也是草书艺术的困难之处。纵向比，沈鹏草书当然不及林散之、王蘧常，更无法与于右任比肩；横向比，沈鹏草书似乎可领时代潮流，嘎嘎独造，当然，若再往后走，也未必如此，因为，当代中国书坛，还生长着一批极有才华、极有艺术天赋的青年俊彦，若假以时日，他们在技法上能超越老一辈书家也未可知。
二是其书法活动及书法贡献。若论对书协的功劳与贡献，从纵向上看，其功稍逊于舒同、陆石、周而复，从横向上看，其功不若刘正成。但是沈鹏作为中国书协主席，同样也为中国书协及中国书法做了几件大事：一是与刘正成先生及书协其他同仁一道，共同操办了八届全国展、七届中青展，还有新人展、二十世纪书法大展以及由中国书协主办或挂名的全国大大小小的各类展览。有劳亦有功，即使无功，也应有劳。当代书法展览能蓬勃发展，与沈鹏先生之倡导与推动密不可分。二是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书法交流，推动中国书法输出；三是启动中国书法“兰亭奖”，推动中国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四是提出了“中国书法可持续发展纲要”，堪称大手笔。
三是其书法学术造诣。若论学术造诣，其功远在刘炳森、张旭光等人之上，在陈振濂、邱振中等人之下。论编辑出版，除了刘正成、程大利之外，我倒觉得其功劳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他主持编撰的500多种书刊，其中一些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故宫博物院藏画》获国家图书奖；《中国美术全集.宋金元卷》获中国图书奖。沈鹏是一个通才型的领导人物，其对书法、文学、新闻、编辑、出版等各个领域都有所涉足，但总体着力皆不深。所以，总体上，我更倾向于将沈鹏定位于一位书法家、编辑家。但是，沈鹏先生在书画领域所接受的专门学术训练似乎并不够，而且其在书画领域的学术专著比较少。当然，评价一个人的学术造诣，有无学术专著不是最主要的，而是要看其著作本身的学术含量，比如宗白华先生也就只有那么几本薄薄的散记，但是，你不能否认宗白华那几本散记确实是有学术影响力的。而我们再来看一看沈鹏先生的几本书：《书画论评》、《沈鹏书画谈》、《三余吟草》等。这几本书，先抛开学术价值不谈，单从知名度来说，恐怕当今书坛及书法学术界没有几个人能有较深刻的印象吧。所以，称其为“学者”不妥，称其为“准学者”更为妥当。
另外就是对其社会地位与名誉的评价。有人将其定位为美术评论家、书法活动家、诗人，这值得商榷。什么是美术评论家？美术评论家是在美术史论、美术理论领域具有着较高学术造诣的学者，作为一名美术评论家，不但要具备较高的美术审美修养，而且还要在美术史研究领域有着独特的学术贡献，至少要有一定的美术学术专著出版，在这一点上，沈鹏是无法和美术领域的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相比的。翻遍几乎所有的沈鹏先生的著作，我们都无法找到其在美术理论方面的专著，所以，笼统地将其定义为美术评论家是不妥当的。美术评论家的地位和书法评论家是无法等同的，在书法界，基本上没有专职的书法评论家，而所谓的书法评论家，一无书法学术积淀，二无书法史学造诣，基本上不具备作为书法学者的素养，会写几篇吹捧文章就行了，但是美术评论家却要严格得多。另外就是书法活动家。我们不否认，沈鹏先生任职中国书协主席多年，其在推动中国书法创作、书法学术理论研究、书法文献出版、书法外交活动方面，的确功莫大焉，而且沈鹏先生于2002年提出了“中国书法可持续发展纲要”，这是一个大手笔，又于2005年启动“沈鹏基金”，设立“中国书法媒体奖”，每年拿出12万元，用于奖励在书法学术领域有贡献的学术人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推动中国书法学术理论研究的模范之举。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其作为一个书协主席本身的份内之事，外界不必大肆宣扬。而且沈先生本来就是一个相对低调、不事张扬的人。什么是活动家？顾名思义，那就是要以其在本领域的影响力，以其本人的言论、行为和活动，影响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影响历史文化的前行。以此标准论之，我们可以将宋庆龄、郭沫若、费孝通、赵朴初等人称之为社会活动家，甚至也可以将沙孟海、林散之、舒同、启功等人称之为书法活动家，但是，若将沈鹏也称之为书法活动家，则有失妥当。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评价是由社会所公认的，而且这个社会公认也不是暂时的社会公认，而是历史社会所公认的。因之，我们对任何一个人物的艺术评价都不应该将其职位、头衔和作品市场价格作为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参考标准，而是要确立一种艺术史的评判标准，艺术史评判标准是以艺术审美价值作为最主要的评价标准，是以其对中国艺术史审美进程的影响和贡献为准则的，其他标准都是非艺术非审美非学术的标准，只能作参考，否则，对艺术家的评判就会陷入一种非学术的误区之中。但是现在，我们对社会人物的评价似乎完全相反了，基本不看其艺术水平和学术造诣，而只看社会职务、头衔和作品价格，这种评价标准其实仍然是一种官本位的社会形态所决定的，市场经济社会虽然已经到来，但是市场经济社会除了让人们增加了一些功利性的心态之外，仍然没有消除官本位的社会心态。以此论之，我觉得，对作为书法家的沈鹏的评价和对作为书协主席的沈鹏的评价应该分离开来，前者是艺术史学领域的评价，后者是社会学领域的评价。虽然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切不可混为一谈。张海：书法新纪元的开创者？
张海的成功当选，无论从新闻角度还是从书协人事变动角度说，都是2005年中国书坛的一件大事。张海的最后成功当选，既在官方的预定之中，也在民间的预料之中；既是书坛之众望所归，也是中国式选举制度的特色体现。这与其说是一种官方意志与民间意志的契合，不如说是民间对张海艺术地位与社会功绩的双重肯定。张海先生由“地方大员”而为“中央大员”，这既是河南书坛之幸，也是中国书坛之幸，更是张海多年来在河南打拼之总结与印证。
一个小小的半官方民间性文化团体的主席选举，其实并不是一个多大的事，但是书协独独有其特殊之处，关键不在于职位与权力的大小与高低，而在于其所拥有的“含金量”，而这“含金量”，恰恰就是整个中国书坛的兴奋点之所在。
书协选举内幕重重，尽管悬念不大，但或多或少也还是刮起了一阵旋风。
中国书协主席的选举，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式文化传统：第一、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注重名声大于实际水平的国度，够不够资格不在于实际水平而在于社会声望与资历，第二、中国书坛，除了大多数是普通平民之外，另有一些就是学者专家或书坛小人，小人肯定无法胜任主席之职，而专家学者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事机制下，也同样是不可能成为主席的。中国书协只是一个文化团体而不是一个学术团体，这就决定了其主席之身份可以不是专家学者型的；第三、书协有代表大会但无选举制惯例，所以，自下而上的逐层选举制肯定是行不通的。
从历史角度看，张海成名较早，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风云书坛了，无论是其略带草率的草隶，还是其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都早已经风靡中原、震动神州了。张海体隶书也曾一度与“炳森隶”、“祥之隶”三足鼎立。若论隶书水准，总体上看，张海隶书的创造性高于刘炳森隶书，更高于王祥之隶书。但是在我看来，其隶书虽有变化和创造性，但总体格调仍然不高，而且其早年隶书习气太重，晚近稍有改进，但总体变化不大。论草书，张海草书有正大气象，其以北碑笔法作草，气势沉雄、笔墨酣畅，乃“中原书风”的精神性领袖。严格地说，张海草书创造性有余，但总体格调不高。张海的草书是融合了章草与今草之后的一种新草体，这种草体应该说在80年代末就已经形成了气候，为当代书坛确立了一种新气象，但是也正是过早地形成了气候，导致其过早地定了型，这就如“炳森隶”一样，当过早定型以后，反而在以后的创作中束缚较大，因为这种风格和面貌已经代表了自己的创作高度，也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并且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所以，要轻易改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当然，作为一个勇于探索的艺术家，张海先生当然并没有仅仅停留于现状，而是在不断地探索，遗憾的是，由于束缚太多，其总体面貌变化似乎并不太大。所以，在面对媒体记者追问时他才说，他的书法水平并不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了，而是还需要有很大的提高，至少，在面对艺术时，张海还是比较诚恳和清醒的。至于说能否提高，能提高多少，我们只有拭目以待。
张海先生是实干家，这一点已为公众所认可。张海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中国书协将在其任期内有一些改革。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些想法也是对的，而且还是很好的想法。针对于书协改革，张海先生提到了一个书协职务学术与行政分离的改革构想，我想这在理念上是一个新思路，张海先生若真能在任期内做到这一点，就已经是大功一件了。因为中国书协作为一个半官方半民间性的文艺团体所存在的根本性的体制性弊端，就是学术与行政不分离，或者是行政高于学术。如果这个体制性弊端彻底革除了，那么阻碍中国书法发展的权力因素就基本上消除了。学术先行，行政权力让位于学术，这是一切艺术发展的首要前提。当然，在中国现实的社会语境下，要彻底革除这一体制性弊端，殊为不易。
无论如何，中国书法的发展的重任，中国书协的改革大任，都集中于张海先生身上。张海先生能够在权力纷争的书坛胜出，也一定能够在众生喧哗的书坛大展宏图、开创中国书法发展的新纪元。
王镛：书坛领军人还是江湖高人？
研究当代书法史及当代书法运动，有两个人不能绕过：一是刘正成，一是王镛。刘正成是学术领军人物，王镛是艺术领军人物。王镛的走红，一不靠权力色彩，二不靠吹捧。这就是王镛之所以成为王镛的独特之处。当然，王镛的持续走红，也有其厉害的招数：那就是一靠人气，二靠中央美院这块学术招牌，三靠不断地炒作。当然，无论如何，有一点我们不能否认：王镛之所以有目前这样的地位，并不是仅靠以上这些，其本身的实力还是最关键的。当代中国书法运动，刘正成是一面旗帜，王镛也是一面旗帜。没有了刘正成的书坛，是个跛足的书坛，没有了王镛的书坛，同样也是个不完整的书坛。
2005年，无论是对于王镛来说，还是对于中国书坛来说，都是一个热闹之年，中国书法院的成立，使其人气再一次提升，而“艺术书法”的炒作与争论，则使得王镛再一次触动了书法人的神经。
要讨论中国当代书法，离不开王镛；要讨论王镛，又离不开“流行书风”。关于“流行书风”的争论，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如果说1980年代中期兴起的是美学热的话，那么1980年代末期—1990年代乃至今天都是在展览热、流行书风热的状况下度过的。八届国展和七届中青展的成功举办（至少在总体上是成功的），重新树立了中国书法全新的视觉审美范式——这就是注重以展厅效应和对传统书法审美标准进行重新建构的“流行书风”。当然，推动“流行书风”发展的并非王镛先生一人，但是王镛先生被公认为是流行书风乃至当代书法的领军人物却是毫无质疑的。关于“流行书风”的学术评价，我早在其他学术文章中就有论评，余不赘述。这里我想针对王镛先生提几点：第一、王镛先生的取法民间的“流行书风”审美范式，必定是当代书法乃至未来书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审美走向。因为随着考古学的深入，被发现的地下书法/文字文物及遗迹必定会越来越多，而随着出土书法文物的增多，对于民间书法的创造性吸收将越来越会成为一个书法创作潮流。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王镛先生所提供的书法审美范式是不容质疑的。第二、无论中国书坛是否有王镛存在，“流行书风”在当代中国的盛行都是必然的。而王镛先生只不过是充当了“流行书风”的一个领路人而已，若中国书坛没有王镛，那么同样会出现张镛李镛或者马镛来引领“流行书风”，这倒不是否定王镛先生的个人历史功绩，而只是突出艺术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第三、“流行书风”在发展过程中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出现与王镛先生本身是无甚关联的。因为，王镛先生并不是一个实质上的领导者，而只不过是一个“精神领袖”。“流行书风”在发展过程中乃至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一大批的跟风者，这并不能证明“流行书风”本身是有问题的，而且这本来也是王镛先生一人所不能控制的。
论艺术水准，无论是在书法、绘画，还是在篆刻方面，王镛先生在当代中国都堪称高手。王镛先生以民间书法为创作素材，其对汉字结构构造、书法笔墨语言、书法文本结构、书法审美风尚等领域的开拓性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其书法线条浑厚、苍莽、滞涩，其绘画也多借助于其书法笔法，其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笔墨语言的创构也是令人赞叹的，王镛又是篆刻高手，其印刀法凌厉、线条粗犷、用笔生辣、构图奇崛，颇有苍莽之感，是典型的北派风格。
观王镛的书法发展轨迹，我们发现，其在80年代早期的作品无论是在用笔、用墨、结体、章法、意境等的营造上都嫌稚嫩，其成熟书风的形成乃是在90年代中期。而这一时期，也是王镛艺术、学术及声誉的恢弘之期。这一点与张海先生相比，我以为王镛先生稍胜一筹。因为张海先生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就已形成其固定的审美风格，但是其书风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我们都说“人书俱老”，但是张海先生的书法似乎并没有随着“人”一起“老”。当然，诸如此类的书家还有很多很多。而王镛先生则恰好相反，在其中年以后，书风日渐成熟，而且笔法越来越老到，再由成熟走向稚拙，开掘另一种审美范式。
作为艺术家，王镛先生是聪明而睿智的，这种睿智倒不主要表现在其为人处世上，而是表现在其对艺术及艺术组织的态度上，王镛先生后来果断地退出中国书协，就体现了其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睿智。因为，作为一个想在艺术上有深刻造诣的艺术家，王镛先生或许早已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中国书协这样的半官方性机构，其体制性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书法艺术的自由发展，所以，要使艺术获得自由地发展，就必须赋予艺术家以充分的创作主体性。也正是因为这样，王镛先生才表现出其独特的胆识和果断的勇气。
当然，作为一个涉足江湖的艺术家，王镛先生同样不能免俗。在看到“流行书风”已渐成颓势的时候，又迫不及待地推出“艺术书法”这一概念。从学术性上说，我倒觉得提“艺术书法”未尝不可，而且确实能体现王镛先生对书法艺术独到、非凡的审美观照，“以艺术的立场观照书法”，他想把书法从文学、文字、美学中彻底解放出来。其想法固然颇佳，却未必能实现。而且，若论创造性，我觉得王镛先生的“艺术书法”不但没有多大创造性，反而给人以“流行书风”有穷途末路之感，故提“艺术书法”，难免有炒作之嫌，正因如此，才受到了书坛部分人士甚至“流行书风”追随者的非议。
可以看到，王镛先生在书法造诣上魅力依旧，但其对“流行书风”的“精神领袖”地位渐失。而中国书法院的开设，无疑又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王镛先生的颓势。中国书法院挂靠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个学术机构，使得其学术性与书协相比，似乎提升了许多。但是，究其内里，仍然是一个书法班性质，只不过这个书法班的学术性比一般的书法辅导班要高，但是真正与那些学术性的机构相比，则要逊色得多。
与沈鹏先生相比，王镛更像是一个江湖奇士或江湖高人。书法江湖，风云变幻，几易王旗，独王镛先生风采依旧，其人气之旺大有席卷江湖之雄心。虽处江湖之远，而能独步书坛，其野逸之风显然暴露无遗。然终有唯心者将其捧为“大师”，实大谬不然也。
唐双宁：金融界的书法走屑者
2005年的中国书坛，有一个人物的声音和形象充斥于书坛，其对书法艺术的高谈阔论着实让一部分书法人感动了一番。此人就是唐双宁。唐双宁身为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在经济界、金融界可谓呼风唤雨式的风云人物，然而谁能料到，其在2005年的书法界也是风光红火，并一度成为书坛的兴奋点和媒体的炒作热点。
要论才气，我倒以为，唐双宁不但有才，而且有大才，但是，这个才是潜在的，是有时间限制的，唐双宁的才必须经过时间的酝酿和检验才能转化为真正的才。从其草书线条来看，气势非凡，大有气吞山河、扬帆载月之气魄，似乎能与毛泽东草书相媲美，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气吞山河、扬帆载月却是凌驾于苍白无力的线条之上的。其在各大知名院校的滔滔不绝的演讲，着实让高校学子领悟了一把中国书法的魅力，甚至有人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美学家杨辛先生在看了其草书作品之后，都激动得连连赞叹。单凭这一点来说，我以为：第一、唐双宁有胆，一个书法玩票人能够在中国知名学府高谈阔论书法艺术，没有足够的胆识是绝对不可能做得到的；第二、唐双宁有气魄，如若光有胆量但没气魄，也未必敢在堂堂知名学府高谈阔论，这或许与其在经济界的尊位不无关系。
再回到唐双宁的草书艺术上来，从艺术审美角度看，唐双宁仅仅是个书法票友，书法艺术水准并不高，从线条及运笔看，其书法才气大于功力，对传统下的功夫还远远不够，甚至有点陷入误区的迹象。从其现有的艺术水准看，唐双宁若能好好修炼一番，则有可能真成草书大家，若依然任笔为体，则可能会越陷越深。
唐双宁作为金融界的书法家，金融界的人可能对其书法比较感兴趣，而书法界的人则对其书法没有多少兴趣。书法界的人感兴趣的是其在书法界的出场方式。唐双宁这个金融界的书法票友在书法界忽悠了一圈之后，差不多就消失了。或许，唐双宁是要凭借其在金融界的显赫地位来书法界捞得一点声名和利益，或许，唐双宁压根就没把书法当回事，他只不过是在工作之余顺便玩玩书法，是玩书法而不是玩弄书法，从这一点来说，我倒觉得他比那些玩弄书法的人要高明和正派许多。然而，有些书法媒体却借势大肆炒作，一脸奴颜婢膝相，而且不惜花费版面，重磅推出，居然这么舍得版面。不知道是看中了唐先生的草书艺术还是看中了人家兜里的银子。然而，在热闹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神秘人物就像天外来客一样，渐渐消失。这倒不是说唐双宁就从书坛真的销声匿迹了，而是说，书坛似乎很少有人还能记起唐双宁了。
唐双宁给天真的书坛和书法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给书法人带来了一大堆的惊奇和疑问之后，又悄然而去。唐双宁的突然出现和突然消失，带给了书坛一个颇为滑稽的故事，也给了我们一个严肃的思考，同时还给了书法媒体界一记响亮的耳光。
唐双宁作为金融界的风云人物，能够对书法保持着如此的兴趣及艺术领悟力，不能不让我们感动，当然，至于其字写得如何，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其如何评价。面对这么一个非书法领域的重要人物，我们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特别是媒体界敢不敢直面这种现状？这正是考验书法媒体良知和勇气的时候。然而，遗憾的是，当代媒体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软弱和献媚实在是让人大为失望。唐双宁被书法媒体界赞誉为当代草书第三，不但令书法人失望，而且令书法人反感。其草书高与不高暂且不论，就其在当代书法界的影响力来说，恐怕谁也不会承认唐双宁先生是当代三大草书家之一。这种连书法界都不会得到公认的评价，又如何能让书坛人士信服呢？甚至某些身份与地位都很高的老先生也在那胡乱吹捧，我觉得这不是在为唐双宁脸上贴金，而是在给其抹黑。没有得到公认的事，又怎能随便定位呢？有人可能会认为我是在将唐双宁先生当作一个书法票友之后才故意贬低其艺术地位的。非也。我评价艺术家，从来不看其身份的高低，也从来不看其是否是专业书法家，而只看其艺术水准与自身学识。
或许，唐双宁先生并没有将自己看得很高，也并没有想要在书法界呼风唤雨，而仅仅是将书法当作自己修身养性、休闲娱乐的文化载体而已，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寄情书法，而且能以自己之力呼吁建立“中国书法艺术馆”，这实在是一种可贵的精神。但是，一些旁观者和媒体却将其大做文章，大肆吹捧，不但搅乱了观众的审美标准，而且让书法界人士反感和恶心。唐双宁所带给书法人的思考，或许并不主要在于其自身的艺术水准如何，而在于创作者自身和旁观者、媒体所持的心态。
后记：当下书坛，书法学术批评的缺失使得批评陷入了窘境和尴尬，书法批评变质为一种暧昧的献媚与汹涌的谩骂。由于受到利益与权力等非学术性因素的干扰，当下的书法批评中也渗入了许多功利性的因素。所以，倡导批评的学术化就显得尤为必要。2005年于中国书坛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也有很多值得我们记忆、反思与批评的人和事。随着一批旧人物的消失，一批新人物又上来了。作为一个长久关注中国书法命运、中国文化命运及中国社会命运的文化观察家，我的良心使得我不能不对这些人和事说一些话，尽管我的话不一定对，也不一定客观、公正、全面，但是我以人格作保证，我说的这些话至少是真诚的。要对中国书坛的这些敏感而又重量级的人物作出客观、公正而且又是学术化的评价，殊为不易。但是，不能因为难做就不去做，该说的话而不说这于我来说是一种痛苦，该说真话的时候而说假话，这于我来说更是一种痛苦。所以，就即便是前面有千难万险，该说的话仍然要说，该做的事也仍然要做。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学识及能力之限，难免有诸多疏漏之处，敬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