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840dsl是什么:毛泽东梁漱溟农民问题理论比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3 09:12:32
毛泽东梁漱溟农民问题理论比较
一 农民观比较
毛泽东认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封建土地所有制残酷地剥削农民，政治制度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作为封建经济制度的保持、维护力量野蛮地压迫农民。“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1〕， “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2〕。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因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封建社会开始解体，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外来殖民势力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毛泽东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农村经济关系就是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剥削的中介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凭借对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占有，无偿地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农民则听凭地主的宰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经济侵略和残酷掠夺，更加深了农民的痛苦，使他们“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3〕。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中国农村的政治权力机关代表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利益，可以随时对农民进行逮捕、监禁、审讯和处罚。农民受到以地主政权为中心的族权、神权和夫权的压迫，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非凡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4〕。在这种残酷野蛮的政治关系中的中国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5〕。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仍是两大对立阶级。“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6〕，帝国主义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后盾；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代理人，是地主阶级的首领。农民阶级“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7〕。是农村进步势力的代表。农民内部又存在着激烈的分化。根据经济地位的差异，毛泽东把农民区分为贫农、中农和富农三个部分，其中中农约占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指贫农和中农”〔8〕。
通过对中国农村、农民的纵向、横向分析，毛泽东明确指出，近现代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9〕，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 10〕，“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1〕。中国农民问题在本质上是土地问题，根源在于封建土地所有制。
梁漱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早在汉代时便已解体，汉代以后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经济上，土地自由买卖，遗产均分，经济生活偏于自给自足；在政治上，人们之间只有士农工商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官吏开放给众人，并且是禄以代耕，也不过是一项职业，故不存在阶级统治。这是一种消极无为的政治，只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的维护在于礼俗。
古代中国社会，单从经济上看，介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但是总就是过渡不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陷入到一种经济停滞、政治盘旋不进的循环状态之中。分析这种状态的形成原因，梁漱溟认为有二：1.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非凡社会构造。这是中国发生不了产业革命的直接原因；2.中国没有产业革命。两方面的因素绞扣在一起，使中国社会动转不得而陷入到那种循环状态中去。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梁漱溟认为这种变局已非一治一乱之变，而是社会构造的根本崩溃。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结构在欧风俄雨的冲击下，日趋破坏；以农为宗、以村为本的乡村社会被摧毁，造成现代中国农民问题。
梁漱溟将现代中国农民问题分成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两个方面。1.外部问题：社会政治方面有匪患、共产党等问题；经济方面有天灾、粮贱和捐重等问题；文化教育卫生方面有愚蔽、烟赌和时疫等问题。2.内部问题：主要有地主佃农、土豪劣绅和土地三大问题。对于农民土地问题他又一分为三：耕地不足、土地使用不经济和分配不均。梁漱溟认为耕地不足和使用不经济是应该首先要解决的，是不容稍缓的，至于地主佃农、土豪劣绅和土地分配不均等问题，则“实在是一件不易谈的事”〔12〕。非凡是土地分配不均这一最大的农民问题，他认为要等到乡村建设运动形成“能负责解决土地问题的政治力量”——国家权力以后，再用平均地权的方法达到目的。
时论认为中国农村的破坏，其原因不尽在农村自身，而最主要的还在于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掠夺压迫。与时论不同，梁漱溟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只是中国农民问题形成的外部条件，从历史的动态和抽象的关系上观察，军阀问题只是当时社会问题的表现而不是原因。中国农民问题的内部原因是国内连年的水旱灾难，是兵祸、匪患和苛捐杂税，是中国政治上没有最高的国权。在指出中国农民问题的外部条件、内部原因之后，他进而提出，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是文化失调！文化失调就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构造之崩溃，就是伦理义务关系的欠调整，就是礼俗、教化等社会秩序的饥荒。农民问题的解决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文化上根绝愚蔽、烟赌、早婚等不良社会现象和习惯，形成自觉自力、人生向上和伦理友谊的生活，最终解决文化失调这一本质问题。所以，梁漱溟得出结论：农民是中国社会的真正主力，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
二 解决过程比较
分析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那么谁来解决又如何解决呢？这是历史提出的又一问题。
现代中国农民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过程也就是一个政治发展过程。对于一个政治发展过程的把握程度，取决于对该政治发展过程主体力量的熟悉程度。毛泽东认为这个主体力量是贫雇农和中农，但是还不够，必须再加上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作用。两方面结合，方能解决中国农民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包括现代产业工人、城市雇佣劳动者、商店店员和农村无产阶级即雇农）具有政治导向的先进性。他们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农民彻底翻身解放，但又不会迁就小农的局限性而使中国重新倒退到小农社会中去。尤其是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农民阶级的力量就以较前数百倍的强度释放出来。他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以独立的现代大工业为基础，中国资产阶级的工业化梦想可以在他们的手中完成。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地位，方能准确而有步骤地调动农民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主体性力量并把握其方向，从而使这一政治发展过程得以顺利展开。
梁漱溟也认为这个主体力量是乡村居民即农民，不过，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知识分子。他的“知识分子主导论”的立论基础是知识分子理性代表说。一方面，知识分子读书明理、主持风教，给大众作表率，在社会中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是理性的代表；另一方面社会尊重知识分子，“推重士人”蔚然成风，这一点在中国农村还多少有些保留。假如说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文化失调，那么文化问题的解决，有民族自觉之心的知识分子当然成了解决问题的领导力量。
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就是贫农问题。要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必须发动农民群众起来革命。要相信农民群众自己会解放自己。“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13〕把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发动起来，再加上百分之二十的中农这一部分力量，农民问题也就轻易解决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是毛泽东坚定不移的农村阶级路线。
乡村建设运动以农民为主体在梁漱溟看来是毫无疑义的。第一，中国是以农为宗、以村为本的社会，解决农民问题，不能不从乡村居民即农民起始；第二，一方面激于痛苦，一方面较之于市民轻易团结，农民利用宗法、血缘关系和宗教等形式可以形成一股群体力量。因此，农民是中国社会的真正力量，是解决农民问题的主体性力量。与毛泽东将农村居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几个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梁漱溟视乡村居民为一整体，即皆为农民。同时，与毛泽东肯定农民的革命主动性相反，梁漱溟很是强调农民的消极忍耐性和散漫等特性。“假如以农民为革命的动力，势必有复辟运动之发生。”〔14〕事实上，他的“乡村居民即农民为主体”，是把农民视为知识分子运动、改造的对象。农民只是一种被动的运动对象。解决农民问题而对农民只有一般性的熟悉，以农民为主体却又不相信农民，难怪他要叹惜“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15〕了。
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要走土地革命的道路。土地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官僚、军阀、地主和富农。他们所占有的土地都属于没收和重新分配的对象；土地没收包括政治没收和经济没收两个步骤；土地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其实质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
梁漱溟认为农民问题的解决不能走革命的道路，而应走乡村建设即民众教育的道路。知识分子领导农民而将其拖引上来，建设乡村，解决农民问题，不取径于以乡农学校为依托的民众教育，则一切都将没有办法。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组织和纽带，乡农学校有乡学和村学两级，其中村学是乡学的基础，乡学是村学的上层。民众教育针对愚蔽、烟赌和匪患等外部问题，有两大部分内容：农民文化知识教育：对成人、妇女、儿童进行生活必须之教育以改进其社会生活能力；思想政治教育：提倡乡村的各项社会改良运动如反缠足、反早婚及乡村自卫教育。梁漱溟提出“行政机关教育化”主张，要求把行政的事务用教育的工夫来办，借乡农学校组织乡村，用教育工夫引发乡村自力，靠乡村农民自己的力量来改进社会。从乡村开端倪，渐渐地扩大开展成功为一个大的新的社会制度，达到解决农民问题、求得社会进步的目的。
三 思想理论特征比较
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此相反，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则以失败而告结束。比较一下两人在思想理论特征方面的差异，或可说明何以成功、何以失败之所在。
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有突出的斗争性和批判特色。他首先思考的是对中国农村社会批判什么和如何批判，故极强调对农村社会现状的调查和对当前任务的研究；从农村阶级分野及阶级斗争现状分析着手，毛泽东得出农民土地革命是农民问题得以解决的必经道路；他注重对土地革命步骤的划分和每一项具体政策的制定，并建立了一整套具有极强针对性又有一定普遍适用性的政策和策略体系。相比较而言，在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著作中，对于农民的未来的论述要远远少于对诸如农民革命动力、对象和步骤等问题的论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则有极大的保守性和补救性特点。梁漱溟首先研究这个社会原有的特征是什么？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哪里？对传统生活模式的向往使他在设计未来社会时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对现实农民生活状况、农村社会现状的熟悉也有以偏概全的缺点。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其实质是要回归到传统儒家生活中去，回到家族本位、伦理友谊的社会中去。所谓的“理性的路”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条改良主义道路，假如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那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便是对历史潮流的反动。其保守性和补救性即表现于此。然而，无论如何，梁漱溟的理论和实践在主客观两方面都是针对中国农民的灼痛而发而作的，乡村建设运动为孤苦无告的中国农民还是带来了一些当时政权所不能给予的利益和福音。
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极强的阶级意识并采用系统的阶级分析方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人，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16〕因此他注重对农村社会力量的阶级分析，用阶级观点看待农村社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农村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态度和现实表现，并以此决定道路的选择。毛泽东又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对整个农村的阶级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农村不是一个整体一个平面，而有贫富之分、次贫和赤贫之分，亦即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之分。这是一种立体的定性的分析方法，着眼点在于具体地指出农村各阶级阶层的立场、对待革命的态度，从而明确土地革命的依靠力量、团结力量和打击对象。历史证实他抓住了现代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找到了解决问题的主要力量和解决途径。乡村建设理论的基础是文化中心论，其分析手法是文化分析的方法。文化中心论，或曰一元文化发展观的基本思想，是指人类文化在一定的阶段上总有一种民族文化是主体的，以其为中心，代表了人类发展的常态。从意欲决定论的单一文化动力原则出发，梁漱溟提出三种文化和人类文化三步骤说。以此说为基础，他十分自信地预言，西方文化的趋向所指，必“是中国的路，孔家的路”，“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他赞美和追慕中国的孔家生活，把它提高到一种真正人的生活的高度。当他的这种一元文化发展观碰到现代中国社会农民问题挑战时，得出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文化失调这一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对农民问题解决过程的分析熟悉也是从“真正人的生活”着眼，渗透着孔家伦理精神和温柔敦厚的风格。应该指出，他从文化分析的角度去探讨农民问题之解决是不科学的。用笼统的文化分析手法抓不到农民问题的实质，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主体力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贯串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一根红线。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一个中心观点就是农民阶级二重性和固有缺陷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法德农民问题》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指出农民阶级具有革命和保守二重性及分散性和被动性二大固有缺限。毋庸讳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重点是农民的保守性和分散性、被动性方面。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则是在经典农民问题理论的基础上，继续了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突出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这一切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存在决定意识，唯物主义者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中引出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在具体地占有材料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从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对农村阶级的分析、对问题的实质的把握和对道路的选择都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梁漱溟则抓住“伦理本位、职业分立”这一中国社会的非凡之处不放。在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中，他把这种非凡性提高到决定一切的高度。他热衷于理论模式的建构，追求一种“整洁好玩”的效果；他“沉思沉想”，主观地去寻找别人同他相合的见解来印证自己理论主张的正确性；他倾慕传统儒家生活，便断然否定现实农村有阶级分化的事实；他不承认土地垄断，甚至认为即使有，也是现在不能谈，更不能把它当作思考农民问题的依据，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老道理——伦理友谊。承认非凡性而否认一般性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这不能不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又一个理论弱点。
农民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的课题，毛泽东、梁漱溟这两位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农民问题理论家，一个从政治角度切入，一个从文化角度切入，两人的区别已如前述。但是，两人在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富强和繁荣的志向上是相通的，他们关心民生疾苦、为农民的苦痛而不安和为农民立言的心情是相通的。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
〔2〕〔3〕〔5〕〔6〕〔7〕《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4、631、631、638、642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638、642、644页。
〔9〕〔10〕〔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2、692、650页。
〔1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第649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14〕〔15〕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第48页；第2卷第573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