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gen经理搞啥子啊:左图右书和平巷

左图右书和平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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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人文地理

北京胡同

提要：

宣南和平巷的形成年代不会早于19世纪。曾国藩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短期居住该巷。直到民国初年，胡同中部都是呈东南至西北走向的斜街，民国中期取直。1949年以后，沿东口向西的尽头开始出现向南的分支。

宣南和平巷的形成年代不会早于19世纪，我的根据是从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的《乾隆京城全图》一直到1806年（丙寅，日本文化三年）出版的《唐土名胜图会》，中外、官方和私人绘制的地图上都没有标出这条小巷。

果子巷、迎新街和贾家胡同恰好组成了一个 “人”字。在“人”字的分叉以下，又有着左侧略呈弯曲的两横，其一是和平巷，其二是方盛园，这五条胡同加上南面所夹南横东街的一小段，又一起组成了一个自由的“自”字。两条小巷东西沟通了贾家胡同和迎新街，方便了行人和周围的居民—使“人”得“自”由之路。如此巧合，虽属穿凿附会，但也不禁令人感叹造化的神功！

原图漏画和平巷西口向东深入的一段，位置在南折路口以东，长度约20米。

选自1997年5月印刷的《北京胡同详图》，出版者不详。

选自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乾隆京城全图》，可惜原图对应于今天贾家胡同的位置已蚀缺。图中白头儿张胡同以南，阎王庙街以东是平直的临街房或院墙，没有缺口，说明不存在向东的胡同，所以推断此时尚没有形成和出现鞑子营、方盛园两条东西走向的胡同。没有方盛园，自然也就没有张相公庙街，所以阎王庙街便一直向南通到中横街。

注：

白头儿张胡同，即今包头章胡同。白，应按古音读为bo，二声。成书稍晚的《宸垣识略》、《唐土名胜图会》写作“抱头张儿”。

阎王庙街，今迎新街。北起包头章胡同东口，南达南横东街。《宸垣识略》、《唐土名胜图会》写作“延旺庙街”，读音相同，后者雅驯，估计当时两种写法兼而有之。

鞑子营，宣南和平巷清时旧名。

张相公庙街，今迎新街在方盛园胡同西口以南直达南横东街的一段。

中横街，即今天的南横东街。

选自清吴长元的《宸垣识略》，图中仍没有绘出鞑子营。

《宸垣识略》约成书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与《乾隆京城全图》不同的是，所附地图为示意图，而不是测绘地图，但用于说明胡同的有无当无问题。

该图选自光绪丙子（1876年）刻本第一卷，出版者不详。

选自《唐土名胜图会》。图中仍没有绘出鞑子营。

《唐土名胜图会》，日人冈田玉山编述，冈熊岳、大原东野画。该图选自“浪华心斋桥、龙章堂书坊”文化三年刻本第四卷。在该书第一卷的扉页上印有“亨和三年癸亥腊月上述官淮，文化三年丙寅三月海宇发行”字样，日本文化三年应为1806年（丙寅年），现许多书籍文章谈及《唐土名胜图会》文化二年刻本时，称文化二年为1802年，误，应为1805年。

从地图的笔法、内容和布局来看，疑似袭自吴长元的《宸垣识略》，也许作者参考了该书。

有关宣南和平巷，现在我能看到的最早的记载应是《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年十月）初六日，挪至达子营关帝庙，与钱崙仙同年同居。小岑搬湘潭馆。”【注1】同时可参见《曾文正公年谱十二卷》卷一：“庚子，道光二十年公三十岁……，十月移寓达子营之关侯庙，与同年编修钱振伦同寓。”【注2】据《年谱》上下文，可以推断此“达子营”应系今和平巷，非彼达（或鞑）子营。（详见后文《达子营关帝庙考》）。

和平巷在近代经历了两次蜕变。其一，民国中期，胡同中部变斜街为东西而北折取直；其二，解放以后，出现东西而南折的分支。

4月21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32个公共团体共同合作成立，由全球规模最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主导开发的 “世界数字图书馆”正式向全世界网上公众开通。在条目“中国”下的47条资料中，其中一条标题为《北京》，是一幅1914年在德国柏林出版，由皇家普鲁士军火协会制图部门绘制，名为《北京全图Peking》的详细测绘地图。文中介绍该图系以德国东亚远征军 1900-1901 年期间的勘查为依据绘制。该支部队“1901年10 月中旬抵达北京，当时的冲突（指“庚子事变”，笔者注）已经基本结束了。 1900 年年底至 1901 年年初期间，该军队参与了一系列在农村地区消灭义和团并迫使中国与德国签署和平协议的残酷惩罚性军事活动。” 

由此观之，这幅地图应记录了1900-1901年间北京街巷的实际情况，刚好可以填补庚子到民初这十几年的空

白，不过，采用侵略者的记录，真是一种悲哀。泱泱中华帝国，到了清末变得积贫积弱，居然没有一张像样

的测绘地图，令人不胜叹惋。

上图为《北京全图Peking》局部。图中笔者用绿色填充标记了今和平巷及周边胡同，绿色部分由上数第二条东西走向的胡同为今和平巷。注意，胡同中部是呈东南至西北走向的斜街，起点约为现5号院，终点大致在今28号院东北角，即现在的胡同西口南折处。由此判断现5号、7号、9号三个院落此时尚没有形成。 

选自民国五年（1916年）京都市政公所测绘，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北平市工务局第二科印制的《北平市内外城地图》。绿色标记为今和平巷，与上图可相互印证，胡同中部仍为斜街，由此推断，现5号、7号、9号三个院落的形成年代应晚于民国初年。

选自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北平市工务局测绘，民国36年(1937年)印制的《实测北平市内外城地形图》。胡同中部的斜街消失，代之以东西折而向北，与现状吻合。但东西折而向南的分支仍没有形成。

请教居民故老，原来由胡同东口向西走到头，路南曾经是一个大院子，院子南面几乎通到方盛园胡同，老门牌为达子营14号。1949年以后，房管局拆除院门，开始在院内盖房，从而形成了现在向南的巷道，巷道西面多为原有的开门在延旺庙街的老房子，东面大部分是后盖的房子。至今陶然亭房管所第二管段（俗称“二段”）仍然设在巷道的末端。我猜想如果和平巷真曾有过“蒙古兵营”的话，也许就在这里。

【注1】宗教文化出版社《曾国藩日记》上卷，1999年9月版。暂没有找到更好的版本。宣统元年（1909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印行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堪称诸本之母，但因始自辛丑年（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元日，惜乎不能参照。

【注2】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57册》（清）黎庶昌编，李翰章审定，光绪二年刻本《曾文正公年谱十二卷》卷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