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wow历次改动:名人最后的日子（周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9:48:51
周璇最后的日子
收藏者按：周璇（1920～1957），是我国蜚声影坛、歌坛的两栖明星，被人们誉为“金嗓子”。她出身贫寒，婚姻不幸。她一生悲剧有四个谜：即她的出生考详、婚姻是非、财产原委和突然死亡。
这里选取的三篇文章，一篇选自周旋次子周伟所著的《我的妈妈周旋》，一篇选自周旋长子周民与张宝发、赵国庆合著的《周旋日记》，还有一篇则是周民的养母黄宗英的访谈。
在读完这三篇文章后，读者会发现，其中所讲的内容有些并不完全一致。其中的原因可以理解。而我们从中更可感受到周旋的悲剧人生和晚年家庭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痛苦。
金嗓子周璇在最后的日子里
周伟
1954年2月，妈妈已经去北京治病。陪妈妈去北京看病的有吴茵和黄晨，还有我的奶妈。
妈妈刚住院时，因为精神受到刺激，每天哭泣，经常不吃不喝。不久环境又使她发展到突然间会尖声冷笑起来，并开始打人了，而且只打女的，这不难反映出，在妈妈的认知中所谓给她带来不幸或她称之谓“有恶意”的，显然主要是一些来自她身边的女性；而非男士，如朱怀德（周璇的第二任丈夫）之辈。
一年后，妈妈从北京回来了，她的情绪稳定下来，回到了上海医院疗养。
那是1955年的一个春天。清晨，父亲给我换上了干净的衣服，高兴地对我说：“伟儿，你妈妈已从北京回到上海来了，今天我们要去见妈妈。”
进了医院的大门，看到来往的叔叔阿姨全是白衣白帽。爸爸问了路，我们来到病房门口，值班的护士领着我一起进了房门。妈妈那时正躺在床上脸冲里睡着，护士走过去拍了拍她，然后小声对着她的耳朵说了一阵话，只见妈妈腾地一下坐了起来。她的神情激动，短头发有些凌乱，脸色苍白憔悴，先是望着父亲，后又转向我，愣了一下，嘴里念叨着：“是伟儿吗？是吗？”“是的，是你的伟儿，快4岁了。”父亲急忙告慰她。这时，只见妈妈好像发现珍宝似的，不顾一切地把我从护士手中接了过来，搂在怀里，发疯般地吻我的眼睛、两颊、嘴唇和头发。我被这种狂吻吓慌了，转过头去看父亲。“妈妈的好乖乖。”妈妈转身把我放在床上，她笑着，眼泪却止不住地流到脸上。
护士“胖阿姨”拿来一些糖果，妈妈一颗一颗地剥给我吃，而后又抓起一把给父亲，一边逗我玩，一边说：“老大哥，等你把我接出去，咱们就申请出国，咱们到外边去就可以结婚了，我还有一些钱，而且到时候我演电影、唱歌，你画画，好好培养孩子，好不好？”“好……好！”父亲苦笑着。
妈妈看了看我，又接着说：“黄宗英带着民民（周璇长子）来过几次，可是民民跟我一点都不亲，虽说是这样我还是不放心，因为黄宗英自己也生了一个孩子，不知民民会怎样？”
“璇子，你放心吧，她当时领民民是为了冲喜，一年以后果然怀孕了，现在生了孩子，更应该爱护民民了。再说，她生的是个女孩，家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儿不是正合心吗？何况你讲过为了民民你在经济上也没亏了她呀。”
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常去看妈妈，每次她总是久久地乐滋滋地望着我。妈妈注意修饰起来，脸上又有了生气，她希望自己身体赶快好起来，好能与儿子团聚在一起，她盼着父亲早日接她出去。
根据她的病情，医院早就主张：能让亲人接走她，对她是非常有好处的。但妈妈的生活管理单位即剧影协会妇联会的那几个负责人就是不同意。当时的情况是：妈妈身边只剩下父亲和我两个亲人，我年幼尚稚，父亲又是不被她们承认的，妈妈的一切只好听由妇联会——说白了也就是原来电影圈里的那几位姐妹，她们以组织名义来摆布和决定。医院不听她们的又听谁的呢？因此只好推说妈妈身体还需要疗养，不能出院。她们又做出一个决定：通知医院，以后再不允许我与父亲唐棣来看望妈妈！
当妈妈知道这消息时，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眼睛里面刚刚燃起的生命之光的火星又渐渐熄灭了，变得阴沉冷峻。她去问护士，又去问大夫，这是为什么？妈妈在病房里大步地来回走着，不住地说：“我的天，我的天，同样是我的孩子，为什么只准民民来看我而不准伟儿来……？”没人能回答她。妈妈又开始复现了原来的病态，不打扮，不洗脸，不脱衣，不脱鞋，整天躺在病上，闭着眼睛不说话，拒绝吃荤，只吃素，连平日最有兴趣的烧鸡也不要吃了。有时睁开眼睛也是呆呆地望着这间似乎永远不能摆脱的房间。
然而党和人民都在关心着妈妈的命运，善良的人们也没有忘记她，都在询问她的消息。
1957年5月底，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发来了慰问电，祝贺她的康复，妈妈深受感动，好几天过去了她才逐渐平静下来，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她，这使她明白了许多道理，在困难中增添了信心。她立即致函夏衍部长，表达了她那激动不已的心情：
夏衍部长同志：
接到您
此致
敬礼
周璇
1957.6.10
1957年初夏，妈妈在党组织和医务人员的关怀帮助下，健康状况一直保持得不错。报纸、电台和新闻纪录片纷纷报道这些喜讯：“周璇看画报”，“周璇与记者交谈”，“周璇愉快地打羽毛球”，“周璇到南京西路来喜饭店吃午饭”，“周璇到演员、导演家做客”，为了满足国内外观众的要求，妈妈给观众还写了一封公开信：
亲爱的观众：
我的病已经好了，快要出院了，就快要工作了。我一定在党的培养下好好拍电影来感谢观众们对我的热爱和关怀。
周璇
父亲急忙托人带我去看望妈妈，这次，我很顺利地进了医院。一进病房，就感到气氛不同往常，室内异常寂静，穿白衣服的医生、护士神色紧张，脚步匆忙。妈妈的床边，放着我以前不曾见过的氧气瓶、输液架。妈妈静静地躺在床上，一目微合，一目微睁。我很害怕，不知妈妈得了什么病，轻轻地喊了一声“妈妈”。儿子的声音最能引起母亲的注意，妈妈惊醒了，双眸渐渐睁开，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费力地伸出手来拉住了我。我看到妈妈那苍白的面容因兴奋而泛红，温顺的眼睛里浮现出一丝微笑。我惊愕地望着她，从未见到她有过如此美丽的光彩；瞬间，她的脸色变得黯淡无光了，她颤动着嘴唇喃喃地说：“我……总是想着……想着……有一天能看见你长大成人……儿子，快，快长大吧！来帮帮妈妈吧！长大了要帮妈妈出气！”一位护士过来把我拉起，我看到妈妈的嘴唇动着，低微颤抖的声音似乎是在喊着“伟儿、伟儿……”她紧紧地抓住我的小手，不肯松开，仿佛有千言万语要对我讲啊，说啊，这时不知是谁小声说：“快把孩子领走吧，病人需要安静。”我被领到病房外，我挣扎着，哭喊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呀！妈妈，咱们回家吧！”
万没想到，自从那次我们母子相会不久，妈妈就长眠不醒了。几分钟的相会竟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
周旋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周民 张宝发赵国庆
孩子，妈妈把你带回上海去
1950年7月，香港的天气闷热，令人烦躁。
那时，周璇已怀孕8个月，气候使她的心情更为忐忑不安。知情的朋友香港作曲家李厚襄和女明星欧阳莎菲，一再劝她留在香港生下这孩子。而她自己对“走还是留”始终举棋不定。她为什么犹豫呢？现在谁都说不清了，只有周璇自己心里清楚，只有天知道。
那时候，上海已经解放，她在演艺界里的许多熟人都希望她回上海(据说是于伶托人带信给她，希望她回上海)。有不少在香港的艺人，纷纷回上海，这在当时形成了一种趋势，就像当时一首歌里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周璇最终决定回上海，也有为这种时代趋势所裹的成份，这是可信的。但依照周璇这么一个有个性、有主见的人，她个人的想法，无疑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她是那么地喜欢腹中的孩子(我们在后面还要特别提到这一点)，她不希望孤苦伶丁地把他生在香港，香港虽好，毕竟不是家乡。香港，为海所环抱，像一叶飘零的小舟，使她茫然，在香港她没有一个亲人。
而在上海还有从小相依为命的养母，有熟悉的街道和乡音，有华山路上枕流公寓里能令她心安的亲切的家，客厅角上的钢琴、窗外的法国梧桐……
是啊，孩子，我们回家吧。情感丰富的周璇一定会抚摸着隆起的腹部，在心里喃喃自语：孩子，跟妈妈回家吧，妈妈把你带回上海去。
周璇比旁人想象得要坚强，她一旦决定的事，必定义无反顾地去实行。就像从前她决定和严华决裂，便不惜离家出走一样。
现在，她决定了，要把孩子带回上海去生。她甚至没有通知身边最接近的朋友：作曲家李厚襄，独自乘车到广州，然后回上海。
大凡有主见的人，在某些命运攸关的事上，往往是一意孤行的。有人写到周璇在香港时，把有关腹中孩子的父亲一事，与欧阳莎菲商讨过，这是靠不住的。
像周璇这么一个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十二岁就跨出家门，步入险恶的上海滩，在复杂的娱乐圈里滚打厮混、阅历极其丰富、智商又很高的人，怎么会轻易向旁人吐露内心隐秘、向旁人诉苦呢？她心里非常清楚，在这个世界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说无一二”。
她既然如此孤傲地不告而别，怎么可能随便将这种个人难言的隐私告之与人呢？因此，我们宁肯相信，周璇怀揣着世上只有她自己知道的秘密，怀孕着她的骨肉孩子，掉头北返，踏上归途。
归途中，她当然是满怀伤感的，也许她的心里涌起了前两年在香港拍的《清宫秘史》里的那首《冷宫怨》的插曲：
风儿吹着虚廊
月儿照着空房
一声声虫儿唱
一阵阵树儿响
从前的锦帐牙床
都让于鼠儿狂
从前的书架琴囊
都赋予蛛丝网
家庭间是那么乖张
朝廷上是那么荒唐
晒台上的开幕礼
自从那年头儿到年底
天天的早晨都打不破这例
这样的生活
我过得真有点儿腻
是啊，此时周璇也完全可能已对俗世的生活产生腻烦，唯有腹中蠕动的小生命是实实在在的可爱，是她心头最重要的牵系。
“孩子，妈妈多么爱你！”不管路途多么远，不管行程多么孤寂，不管前面有什么风险，“孩子啊，我的孩子！”归途中，周璇始终怜爱地抚摸着隆起的腹部，她要把她的孩子，带回到她自己认为靠得住的地方去，带回到上海去。
谁是孩子的父亲？
几乎一致的舆论认为：周璇从香港返回上海，是去找孩子的父亲朱怀德。错了，大错而特错了！且不论，这个孩子的父亲究竟是不是朱怀德，只有另有图谋的人，才会纠缠在这类事上，并借此大做文章。周璇做出的实际行动已经粉碎了千百张毫无根据的油嘴滑舌。她回到上海不久，便登报声明如下：
周璇
启事 我俩因意见不合，故在登报之日起脱离同居关系。
朱怀德
特此声明。
倘若，像世俗公认的：周璇匆匆返沪是为了让朱怀德来认可这个孩子，倘若周璇对朱怀德仍心存幻想，她断不会冒天下之大不讳，出此一招。须知，以周璇在上海的知名度，她自己不会不知道，公开登载此广告，必然会引发轩然大波，给她带来沉重的舆论和精神压力。可见，周璇那时已无所顾忌，和当年与严华决裂一样，在这件事上，她已痛下决心：快刀斩乱麻，一断了之，免得罗唆。
很明显，她不想在这件事上作过多的纠缠，这件事就这样处理了。面对上海当时的情况，她一定有她自己的考虑和安排。在当时的处境下，她有些难言之隐，不足以为外人道。也不像现在所有的书报上说的，她是在这件事上受了刺激，而精神失常的，有关这一点，我们在下文还将作出专门的探讨。
再看当事人朱怀德这方面，在上海有关部门的强大的压力下，按照常理，他只有从实招来这条路可走。但恰恰是作为资本家身份、处境异常艰难的朱怀德，居然不认账，提出要验血做出鉴定。而周璇这方面却则置之不理、不予响应，然后一刀了断。可见，事情未必像“一致公认”那么简单。
我们万万不可轻易相信那种趋于一律的舆论，往往在简单的“舆论一律”的背后，蕴藏着令人不可思议的复杂得多的凄美的真相。
我们在撰写本书的时候，专程去采访了一个不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当周璇生下她儿子的时候，她也在现场，当产科医生把孩子抱到产房外，据她亲口说，第一眼看到这孩子的一位社会名流惊呼道：“嗨，这个孩子怎么和XXX像从一个模子里面敲出来的！”
看来，其中确实另有隐情。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肯定这位社会名流的直觉(因为没有医学和法律的根据)。因此，我们决定不公布这个隐秘。这首先是出自于我们对周璇的尊重，让它成为一个永远的谜，这是周璇生前的愿望，我们后辈没有任何理由违背她的这个愿望。
孩子的父亲是谁，重要吗？也重要、也不重要。既然当事人：周璇和朱怀德都没出作最后的定论，既然当时的法律部门、医疗部门也都没有作出法律的和科学的结论，我们有什么理由和有什么资格去违背当事人的意愿、违背法律和违背科学而作出武断、粗暴的认定呢？
就让它成为一个永远揭不开的谜吧。
敏敏，一出生就长得大头大脑的敏敏，是周璇亲生的儿子，可爱的儿子、卅岁时生下的儿子。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有这一点就够了。周璇生前看重的，也就这一点。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让周璇在九泉之下，守护住她美丽的心灵里永恒的秘密，让她在天国里保佑她的儿子，平静地安息吧。
我们不会再用这个她生前决然了断的隐私，去骚扰她的长眠和她不朽的灵魂。
关于周璇身前的巨额财产
这是当下人们最为关切的话题了。2003年了，某著名网站上，仍在大肆渲染所谓周璇的巨额财产失踪之谜。
周璇在香港拍片的最后两年，每拍一部电影，都是以几十根金条计算片酬的。据称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以百两黄金的片酬才请到周璇拍摄《清宫秘史》，如果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就远远超过当今“四小花旦”的片酬了。她同时还有几十张唱片，每年1000万元(注：指旧币)以上的源源不断的版税(据百代唱片公司披露)。她的从艺经历和她的艺术生命、走红的时间也远比当今的女明星要长。
当时的报刊上称她为影坛歌坛明星中最富有的人，与她交往颇深的女明星王人美声称，京剧界的梅兰芳也不能与之相比的。周璇有钱，这一点，看来是确切无疑的。
可在周璇身后，她身前所积累的巨额财产，一下子荡然无存。那么这些版税、金条、股票、债券、现金等等，都到哪里去了呢？
当时有一种说法，被朱怀德骗走了。香港有一个电影导演，叫屠光启，他写过一部书叫《金嗓子周璇的血泪遗书》。在书中，他称朱怀德对周璇劫色又劫财。
“劫色”部分，屠导是听其夫人、当时与周璇一起拍戏的女明星欧阳莎菲亲口所述，宜可采信，不妨辑录一段：
“周璇上楼下楼，他(指朱怀德)搀抚着她。周璇需要什么，他很快就把她所需的送到她面前。周璇有所差遣，他奉命惟谨，一诺无辞。每逢拍戏的日子，或是午膳，或是晚餐，以至夜霄……在充满罗曼蒂克情调的(国际饭店13楼)云楼小餐厅里，桌上燃起了两支红烛，发出了烨烨的光华，坐在餐桌两端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周璇，一个是朱怀德。《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从朱怀德的口中轻轻哼出……”
屠光启说以上情况，是周璇在拍《红楼梦》的片场里，私下告诉他的太太欧阳莎菲的。接着，谈到了朱怀德如何劫财，这位导演的脚本就编得非常离谱和伪劣了。
为此，我们查阅了影片《红楼梦》的演员表，见周璇是女一号，而欧阳莎菲排列在第十名后。原来如此。一个跑龙套角色，回家后在枕头上，对老公嚼舌头，其可信度打一个对折，是比较客气的。
屠导的书中说，周璇在1945年前，把大把的现金交给朱怀德去放高利贷，做“囤货”生意，最后血本无归。
有关这么大一件事，却从未见周璇和朱怀德两个当事人提及，这是疑问之一。疑问之二，在钱财问题上，周璇曾受到严华的侵占，为此而与严华决裂，她会毫无警惕吗？她的智商有那么低吗？疑问之三，周璇是把财物看得很紧的一贯很节俭、精明的人。倘在1945年前，朱怀德已经把事情搞得那么糟了，周璇还会继续与他交往四、五年吗？疑问之四，朱怀德不是一个穷人，不是“拆白党”，是上海最大的绸布商的儿子，这都是历史事实。
因此，比较可信的是“跑龙套”和其夫君出于忌妒之心，或被人授意(当时在香港确实有一个颇有来历的人企图把水搅浑，借此掩人耳目)，故意扩大事实，播弄事非。
在沪、港两地的演艺圈里忌妒周璇的，大有人在，甚至可以这么说，周璇的命运其实和阮伶玉一样，最终是被演艺圈里的那些心怀叵测的人散布到社会上的蜚长流短所击倒、被逼疯，最终殒命的。
那本《金嗓子周璇的血泪遗书》的后面写得就更居心险恶了，说周璇在香港时，朱怀德跑到上海，把周璇藏在家中沙发里的金条“罗掘一空”。因此，屠光启的结论是：“是谁偷了她的血汗钱，不说自明……”
众所周知的是周璇在香港时，她的养母、在上海滩混了大半辈子的戏子出身的异常精明的叶凤珠正住在枕流公寓周璇的寓所里，她的养母是瞎子吗、有那么傻吗？会任凭朱怀德为所欲为吗？此说完全不可信。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可靠资料，朱怀德确实借过周璇小部分钱，后被人民政府基本追回。
周璇的巨额财产都被她储存在香港中国银行的保险箱和置放在自己身边，这种说法倒是有据可查，也是最可信的。
而周璇的这些巨额财产最终确实去向不明了，让我们继续往下探索。
发往香港的九封信（之一）
周璇从1950年7月到1951年10月，一年多时间里，给她在香港的朋友作曲家李厚襄写了九封信。1975年，周璇的这九封信刊登在香港《万象》杂志上。
这九封信以及她在那段时期间写的日记，无疑是她那段日子的生活和内心最真实最可信的写照。从而我们可以驱散笼罩在她身上的一部分迷雾、辨清迄今为止的有关周璇的种种不负责任的议论，我们也可以从中揭示出某些事情的真相来。
周璇是1950年7月2日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回上海后第5天，便给香港的朋友李厚襄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提到：“……唱片及股票都放在你处寄存，多费心！公债票已由龚秋霞在14日那天给我送来了，您一点不知道吗？我已收到了，谢谢您！”
从以上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从香港回沪后的周璇，理财的思路仍旧很清晰，她把自己的财产分作两部分，一部分股票委托李厚襄代管，另一部分公债票则收归到自己手中。还可以看出，她之所以把股票放在香港，是为自己留条路。同时看出，李厚襄实际上是她香港的代理人。
这个铁的事实可以证明，当时她的财产并不像屠光启所说的已被骗光。
接着，在信中，她非常突兀地冒了一句话：“……为什么那些人喜欢瞎说呢？真奇怪！”看来，当她听到了各种谣言后，她便站出来说话了：那是瞎说！不可信。
到第二年，也就在1951年1月18日，周璇给李厚襄写了第二封信，信中告诉他有关儿子敏敏的情况以及与朱怀德决裂的事。
性格内向的周璇为何把知心话全告诉李厚襄？这一点也是意味深长的。
到1951年2月12日，周璇给李厚襄去了第三封信，这封信写得较长，信中透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她在信一开头，就这样写道：“……近因播音唱了歌，报上挨骂，在任何环境中都有派别，将来拍戏又不知怎么样来应付呢！太难了！”
周璇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处境对她有不利的一面。于是，她在信里请李厚襄在香港和张善琨、邵屯人等电影制片商想想办法，寻找退路。她自已考虑“香港暂时不能来，我预想是一年以后，等孩子大一点，……还是到南洋走一趟，既轻便又能赚钱，你的话不错，趁能赚钱的时候(赶快赚)别将来悲哀，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直到此时，周璇头脑还很清醒，可见了断和朱怀德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使她丧失理智。所谓朱怀德将她逼疯，也毫无依据。
其实，周璇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周璇一心一意要赴南洋唱歌，因为那里的华侨很欢迎她去，酬劳很可观，香港的经纪商也一直在为她忙碌张罗着这个活动。“金嗓子”周璇，这个演艺界的著名品牌，是市场运作的产物。周璇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按现在的眼光来看，完全正确。但她恰恰忽视了社会效应和政治因素。这就是日后滋生她的悲剧的症结所在。
“有一点要告诉你，关于(赴南洋)唱歌之事暂时要守秘密，上海知道他们会对我不满，切记！切记！……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一言难尽，不说也罢。”
很显然，周璇无法适应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气氛。新中国对她是重视的，派人劝她回来，但回来后，她又处处感到不如意，并且“吃足了苦头”，这是一个无法讳言的事实。
因此，她接着说“最近我的情绪仍然很坏，心境不能舒畅，总是想要哭，要大哭一场才好，想想自己的事，真是伤心也！暂时也不会工作，不过他们总不会放过你，将来给谁家先拍，免不了又要得罪人，这是件伤脑筋的事，在我真是烦恼的，为什么做人这么烦？”
看来，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诱发了她“想哭”“要大哭一场”的精神抑郁的症状，这是精神分裂的先兆，这一点是清楚的。后来的舆论都故意把她的精神失常完全归结到她个人生活的原因上，显然是片面的。
从旧社会大红大紫过来的周璇过于看重酬劳，她完全不懂新中国的“两为”的文艺方向。不过，她还是愿意“帮忙”，这就是她当时的立场和态度。
其实，她还算幸运。因为当时上海的宣传部长夏衍对她、还有和她一起从常德路上冒出来的张爱玲、这两个旧上海滩上文艺界的“绝代双娇”，还是抱关注和欣赏态度的。也就是说，还在热心地管理、领导着她们的。可张爱玲内心不服从管理，后来找到借口，一走了之。周璇比张爱玲听话，她服从了领导，但仍想走却没有走掉而已。
在这一封信和前一封信里，周璇都提到了李厚襄每月给她汇款问题，她还给李厚襄签了收条。我们现在无从知道周璇刚从香港回上海时，还提到的股票、债券等财物到哪里去了？我们也无从知道，她和李厚襄之间的这笔钱款往来背后的故事以及最后是如何了结的。有关她的巨额财产去向，且容我们放在后面探讨。
总之，到了1951年4月，也就是周璇接受大光明影业公司的邀请，开始投入她的最后一部电影《和平鸽》的拍摄前，她的神经已经开始出现异常的征兆，她在给李厚襄的第六封信的最后写道：“拍了戏恐怕会很忙了，这次我也真不知怎样来准备它，真是害怕的……”
她开始出现莫名的恐惧心理，这往往也是精神分裂症爆发的前兆。
《和平鸽》与发往香港的九封信（之二）
周璇是在精神崩溃前夕投入到电影《和平鸽》的拍摄中去的。
写这封信时，周璇实际上已神志不清，她在信中说：“……这次因王人美背后破坏，引起他们对我很大的误会，将来还是会事实证明的。”
据说，在当时的戏剧、电影协会组织的学习上，王人美检讨自己和周璇都在旧社会唱了不好的靡靡之音、演了不好的戏。这是当时社会很正常的自我改造的风气。可周璇神经过敏，认为王人美是针对她说的，便很反常地给了王人美一巴掌。于是就在信中写了这两句不伦不类的话。
接着，在信里写的完全是一派像《狂人日记》里的胡话了：“这个家伙的确不是好东西……那天他喝醉了酒开着汽车，我就知道不是个好人……”
在信中她也坦言：“前天拍戏到最后一个镜头时，忽然老毛病又来了，头晕，怎么也拍不成！到今天还是不舒服，我想还是神经关系……”
周璇还能意识到这点，她不能也不想拍戏了，但她怕，在信的最后写道：“不拍戏人家以为你是做什么的。这真是太冤枉，他们不能相信就不能原谅！这痛苦只有自己知道……”
当时的上海文艺界的领导过于关切周璇了，他们一定要让周璇上一部戏，出一次镜，给海外别有用心的人看看，以证明新中国对旧时代的明星宽容和接纳的姿态。可对周璇这么个缺乏政治头脑的女明星来说，她哪能明白和理解领导的一番苦心？
不管怎么样，周璇还得继续拍《和平鸽》。
就在拍摄这部影片的后期，她的病终于爆发了。她在影片中扮演的是护士，在拍她给伤员验血的一场戏时，别的演员一句台词，触发了她过份敏感、脆弱的神经，这是导火线，在片场里，她忽然哭闹起来，失去常态，完全错乱了。
直到那年9月下旬，周璇的神志才渐渐清醒。在她精神病发作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叫唐棣的人出现了，他和周璇之间发生了一段特殊的关系。有关这件事，我们放在后面来说明。
她在信里告诉对方：“我病倒了！真惨，一言难尽……”
这封信里，她仅仅牵挂两件事(她根本没有把碰到唐棣这个人放在心上，压根只字没提)：
第一件事是说“小弟弟很好玩，给他取的名字叫敏敏，就叫周敏，生得还端正，现在寄在剧影托儿所，他们都喜欢他……”
第二件事是，有关李厚襄寄给她的钱，她再三承诺：会归还的。
从这封信的前面部分可以看出，周璇周围的朋友都在帮助她，王人美莫名其妙挨了她一巴掌，但仍上医院探望她，还送书给她。李厚襄也在回信中说王人美的好话，为其释放心头的疑惑。
但从信的总体上看，她头脑仍处于混乱状态，前言不搭后语，她已经坠落到一个幻觉世界中去了。因此，信中提到的内容，已经没有实际的考证价值。
她自己也在信的后半段里说：
“许多事情已经记不起来了，因还没恢复记忆力……”
在这封信的最后，附着这么一段话：“现在我是在倒霉，太倒霉！痛苦万分，灰心！你不知道，真气死人了！他们有恶意。”
前面说过，周璇的信写到后来就像在写《狂人日记》了。语态、句式，也与《狂人日记》相仿。因此，我们也只能用文学审美的眼光来解读她这几句话的含义了。
前面的几句都好理解。只有最后一句比较晦涩、费解。“他们”，从一个精神病人的角度去理解，可以泛指四周的一切她假想中的“有恶意”的人。那么，这“恶意”，具体又表现在哪几件事上呢？
我们比较有根据的倾向于她在第八封信中念念不忘的两件事：钱和儿子。
唐棣其人
在周璇神经错乱、症状最严重的时候，她的身边，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唐棣。
唐棣是这样一个人，据他自述：“一、1938年，我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9年至1943年，参加抗日工作，(在国共合作时)的总政治部第三厅宣教科战地政工大队(工作)。二、解放后，由于我家在上海，按照人民政府颁布的规定，‘国民党县团级以上者’必须具备经历证件，可自动向户籍派出所、公安部门进行登记……三、从事解放后的美术工作和任教‘新苑’、‘市四’和‘育才’中学……’”
从唐棣以上自述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搞美术的教师，历史上曾担任国民党县团级以上职务的这样一个身份的人。
据他自己说，是在1951年8月上旬，电影《和平鸽》的导演顾而已在其寓所介绍他和周璇认识，并是顾而己请他作为电影《和平鸽》的业余美工，给周璇画一幅电影《和平鸽》的广告宣传画。
我们姑且认定唐棣以上所述，全部是事实。
可问题在于，就在唐棣认识并在为周璇画广告宣传画时，恰恰在这个时候，电影《和平鸽》拍摄到了后期，八、九月间也正是周璇精神病发作时期，这从她在这段时间里写的日记和发往香港的信里可以明显看出来。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根据《婚姻法》和其它相关法律，一个精神病人是不能结婚，精神病人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如果一个正常人与一个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按刑法规定，是要按强奸罪论处，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从时间上推算，唐棣在1951年8月进入周璇的生活，并实施了其违法行为，这正是周璇精神病发作期间。唐棣把这种趁人之危的卑劣行为称之为“爱情”(要看事实，决不能听信一面之词，妄加推测。他自称的所谓爱情，在不久后周璇的日记和书信里却未见提及一字，可见他在周璇心目中的地位)，而相关知情人(王人美、吴茵、黄晨、黄宗英、朱爱珍等等)一致认为，唐棣当时是“拆白党”，是无耻的流氓行为；法院也查实了，唐棣在诱奸周璇的同时，还和上海一个姓陈的女姓同居着(直到1954年才分居)。所以，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道德上、唐棣都是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的。
因此，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在1952年5月以诈骗罪和诱奸罪判处唐棣有期徒刑三年。这个判决是完全正确。
法院认定唐棣对周璇实施的行为是诱奸，参照《婚姻法》和《刑法》的相关条款，还是属于从轻处罚的。从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人民政府很重视周璇在海内外的影响，他们要保护周璇的声誉，保护周璇的身心健康。
而唐棣的这种罪恶行为，无疑是对病中的周璇雪上加霜，加剧了她的精神崩溃，使得周璇后来一次次被送进精神病院，终生难以治愈。
再说，法院认定唐棣的诈骗罪，也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除了唐棣自己供认的从周璇那里得到两根小金条和旧币1200百万元以外，据知情人说，周璇寓所里的浮产，也正是被唐棣罗掘一空。
为此，当时的剧影协会只得临时成立一个“周璇财产保管小组”，来阻止唐棣的诈骗行为。至于，这个“小组”是否合法，以及最后是如何处置周璇财产的，等等，那是另一回事了。
在法庭上，唐棣辩称，他的上述行为是经周璇同意的。从法律上讲，即使周璇同意，对一个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来说，唐棣的做法仍然是违法的强奸和诈骗行为。
判决了唐棣以后，周璇的精神病仍不见好转。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了许多办法，来帮助、挽救周璇，但已经很难奏效。
这时，他们才知道周璇怀孕了。文化局和剧影协会根据精神病院医生的建议，完全是出于配合周璇治疗的目的考虑，出面将唐棣从监狱暂时保释出来。
在周璇生下她第二个儿子后不久，唐棣又被司法部门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逮捕。
一年后，人民政府考虑到周璇在海外的影响，再次释放唐棣，并正告他，不准再去纠缠周璇。可是这个唐棣，还是执迷不悟，带着在他诱奸下、周璇生下的儿子，四出奔走，以周璇的名义，要钱要物，寻衅滋生，严重破坏和影响了周璇的声誉。
他甚至潜入精神病院，骚扰在静养中的周璇，给周璇心头增加了无形的压力和负担，致使周璇的精神创伤长期难以痊愈。
1956年9月，唐棣又在其执教的常熟中学诱奸了年仅15岁的初中女学生冯XX。进一步暴露了此人的流氓本性决非偶然。这种行为放在“严打”时期，够枪毙的。
因此，当周璇1957年9月，不幸病逝后。唐棣旋即被戴上右派帽子，又因刑事犯罪案发，又一次被政府逮捕。这次司法部门不客气了，数罪并罚，加上历史问题，依法重判了唐棣有期徒刑12年。
1979年，唐棣在劳改农场被摘去右派帽子，接获撤销历史问题的判决。但他的诈骗、诱奸周璇和奸污常熟中学女生(此说可查阅79沪高刑申字第1682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关于唐棣利用教师身份，奸污女学生一节，经查属实。”)这两项罪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政府至今都没有撤消。
周璇的一生中，从来没遇见过一个比较适合她的比较理想的男性伴侣，这是她的不幸，也是她的悲剧。
在严华、朱怀德和唐棣这三个男人中，根据周璇自己的叙述，我们可以确认，前两个和周璇交往了八、九年的男人，在他们与周璇交往的初期，还是给她带来过一些甜蜜和快乐的日子(周璇在51年9月28日的日记里，还称其为怀德，便是一个铁证)。只是到了后期，这两个男人都表现得不很不像样，令她失望。当然，周璇也有自己的弱点。
而那个唐棣，明知1951年新中国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镇反肃反”运动，他又是一个需要坦白登记的对象，稍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像他这样身份、经历的人在当时都像惊弓之鸟陷于极度恐惶之中，他明明应该知道自己困难的处境，居然还要去诱惑神志不清的周璇，这岂不是拖人落水、岂不是在害人吗？
他仅仅和周璇接触了有限的几天，却从一开始就给周璇带来灾祸(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周璇身后，他仍到处兴风作浪，让周璇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他是周璇的一生中的最大的灾难和不幸。
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
尽管周璇多灾多难，但新中国和人民政府却对她始终非常关心。周璇的儿子周民成年后，也一贯持这种看法。
据我们了解，事情也确实如此。
可以说，1950年7月，周璇是在新中国的召唤下，从香港返回上海的。她一回到上海，有关部门就开始筹划让她拍电影上银幕，并特意请名家为她作词谱曲，希望她能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重放异彩。尽管她的思想上还有疑虑，但脚已经踩在新社会的土地上了。
1951年拍摄的电影《和平鸽》让她担任主角，并请她主唱插曲，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至于，周璇在《和平鸽》的摄制过程中，出于个人和环境的种种因素，精神失常了，那是由于另一个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所致。前面已经分析到了。
她犯病后，可以说，从领导到整个上海影剧界都被牵动了。他们兴师动众，委派专人替她照料小孩，为她请了上海最好的精神病专家粟宗华为她进行治疗，使用了最昂贵的从英国进口的药物，安排她住进高级的虹桥疗养院，还送她到北京去治疗了一年多，又一次次派人来处理她的生活琐事，甚至成立了专门“小组”替她理财。
这种礼遇，可以说，在全国文艺界人士中绝无仅有的。
周璇从1951年8月精神错乱，到1957年9月病故，这6年里，病情时好时坏。当她病情稍微稳定的时候，当时的戏剧电影协会和有关部门的领导，总是作出安排，让黄宗英带着她的儿子周民到医院探望她，让她内心得到一些安慰，以配合她的康复治疗。
同时，他们还多次安排刘琼、韩非带她外出到红房子法式西餐馆吃西餐、到“德大”、“凯司令”喝咖啡。又让医生、护士陪她乘小车逛街兜风、到淮海路上高档的美容厅“红玫瑰”去烫发等等。可谓细心周到、无微不至。
可以不带丝毫偏见地说，周璇患病期间，新中国灿烂、温暖的阳光始终沐浴着她。
最近某地出版的一部有关周璇的书中提出，当时上海文艺界个别人(点到了黄宗英、黄晨、吴茵、白杨、张立德、吕复等人的姓名)有意阻挠周璇的次子与周璇接触等等之类的问题。有必要指出，这不是什么个人恩怨问题，而是当时的政府部门采取的合理和必要的措施，目的是为了保护周璇的声誉和避免她精神上再次受到唐棣的伤害。政府的措施是针对唐棣的，而且周璇本人并没有对任何人提到过这个次子。
1957年5、6月间，当周璇的病有了一些起色、即将康复的时候，政府和关心周璇的各界人士，都很高兴。
当时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刊对周璇的一举一动都作了报道，比如，周璇与记者对话，周璇在医院的草坪上打羽毛球，周璇在南京路上的饭店里吃饭，周璇到白杨、赵丹、黄晨、陈歌辛家作客。
当时记者是这样报道的：“在黄晨家里，周璇的脸上洋溢着愉快的浅笑。看来她真是已恢复了健康。不久前新烫的头发非常整齐平贴，丰满的面颊发出蔷薇色的光泽。她的服装也很雅致整洁，白底黑色小方格的上装，衬着白底浅蓝格子的衬衫，浅灰舍味呢裤子，白袜，黑皮鞋。……她竟是那样平静、安祥，在钢琴伴奏下唱了起来。在一曲终了之后，她与为她伴奏的同志紧紧地握了手，轻轻地说：‘谢谢！’。”
在陈歌辛的家里，周璇见到了多年不见的钢琴，她坐到钢琴边，轻松地弹奏了一首戈赛克的《加伏特舞曲》。陈歌辛听了喜形于色，决定为周璇作一首曲子《枯木逢春》。
报上还刊登了周璇坐在沙发上看上影画报的照片，电台也把周璇的一系列活动作为重要的文艺讯息播发了消息，并且播放了周璇演唱的《四季歌》。
海内外喜爱周璇的听众和观众也纷纷来信来电，寄来钱款、各种礼物和药品，表达对周璇的万般关切。在医院里，她还接待了泰国、菲律宾、马来亚、印尼等国来访的朋友。有一次泰国皇家歌舞团来上海访问演出，她应邀前往观看，演出结束后，她还到后台与泰国皇室成员亲切交谈，共叙友情。
报上又及时刊登了周璇致广大观众的一封公开信，她在信中说：“亲爱的观众：我的病已经好了，快要出院了，就快要工作了。我一定在党的培养下，好好拍电影，感谢观众们对我的热爱和关怀。”
《上影画报》也刊载了周璇致《上影画报》读者的一封信：“我已经快好了，我很快就要在银幕上和观众见面了，谢谢观众们对我的关怀，再见吧，祝你们健康。”
中央新闻纪录片厂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在虹桥疗养院，在赵丹、黄宗英的家里等处，拍摄了有关周璇康复后的系列活动，有周璇和她的儿子周民在一起的镜头，有周璇弹钢琴、唱歌，和文艺界的老朋友们欢乐相聚的场面。
消息传到北京，作为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即给她发了慰问电报。
周璇也给夏衍回了信，她在信中是这样写的：“接到您5月25日给我的电报非常感激，我现在情况很好，就快出院了，出院以后希望在您的领导下继续为电影事业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她已经知道要为人民服务了。
由此看来，1957年夏天，周璇的心头充满了阳光和鲜花。她也渐渐开始适应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了。当时的记者这样写道：“我们(和周璇)手挽着手，步出疗养院，欣赏郊区春色。在小木桥上，俯视潺潺溪水，又眺望远处的花房，无限美好的生活，在期待着她。”事情也完全有可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所有这一切，正像她儿子周民反复强调的：党和人民政府对她是很好的。
我在这里，向你立正敬礼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情况急转直下。1957年7月19日，即将完全康复离开虹桥精神病疗养院的周璇，突发急性脑炎，一个多月后便与世长辞。
当时的上海市精神病院苏复院长奉命，郑重其事地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记者们通报了周璇生前病情和替她治疗的过程。
苏院长说，当天晚上，我们就把处于高热、昏迷状态的周璇“护送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医院急救。当夜由上影公司林琳副经理和黄晨同志陪到天亮。次日，得到上海卫生局的帮助，邀请了传染病的专家和著名的中西医师、针灸医师进行会诊，当时周璇热度高达43度，需要降温，上影公司从生产用冰中每天抽出100～120斤冰供她使用。经过各科医师和专家悉心治疗20多天，脱离了危险期。”
可是，没过几天，苏复院长在情况通报会上说：“她的病情突然恶化，高热、抽筋，医院进行了一切治疗和抢救措施，无法挽救，终于在(1957年9月)22日晚上病逝于医院。”
周璇终于离开了人世，她抛下了她的儿子走了。
遗憾的是周璇没能实现她生前对记者戏说过的遗愿“死在上半天，杭州西湖里”。当然，周璇也没能实现再度下南洋巡回演唱、去赚钱的想法或者去为人民服务的愿望。
当时的上海市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筹委会组成了周璇治丧委员会。这个治丧委员会的阵容庞大，几乎囊括了中国当时影坛上所有的权威人士和她的生前友好，名单如下：“蔡楚生，于伶，袁文殊，蔡贲，林琳，瞿白音，张骏祥，应云卫，沈浮，陈鲤庭，贺绿汀，黄佐临，何兆章，郑君里，白杨，金焰，赵丹，王人美，舒绣文，魏鹤龄，刘琼，黄宗英，宣景琳，王丹凤，黄晨，黎锦晖，黄绍芬，李伯龙等。”
可惜生前友好中没有石挥，论与周璇的关系和交情，应该有这位天才演员的。可是没有。因为，那是在1957年夏秋之交的那个非常时期，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经悬在石挥的头上。他突然失踪了。
据传，石挥是搭乘了一艘去宁波的轮船，当船驰出吴淞口时，他纵身跳入滔滔的东海里，他和周璇是前后脚离开人世的。
当年10月出刊的《上影画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周璇公祭会的场面及周璇的十几幅剧照。公祭会上，沈浮主祭，郑君里报告周璇的生平。周璇的生前友好黎锦晖和应卫云为她扶灵。黄宗英也宣读了悼词《璇子，安息吧》。
黄宗英的悼词全文如下：
“亲爱的璇子姐姐，你尝尽了旧社会给予一个女演员的痛苦，你还没来得及在新社会里和我们一起愉快地从事艺术创造，你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璇，我只想再和你谈一件事，我怕你放心不下你的民儿，他未出世就被父亲所弃，才入学又遭母丧，在你患病的这几年中，你不能清醒地知道他的生活。他才十几个月，你就已病得失去了抚育他的能力，当时我们剧影协会妇委会就把他送到剧影托儿所，后来他又在上影和市府机关幼儿园里，在阿姨们辛勤照顾下，度过了幸福的学前期。今年暑假他考进了小学，像你不久前看见过的那样，他长得健康、活泼、求知欲强、爱画图、喜欢唱歌，当然也很顽皮。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已经六年了，我和赵丹都把他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今后人们会因他失去了母亲，而对他倍加爱护。在这美好的社会主义时代，就连孤儿也会成为最幸福的人，他将被我们的社会培养教育为一个好孩子，成长为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璇子，安息吧！”
落款是：你的妹妹、民儿的养母、宗英。
周璇的儿子周民，在赵丹和黄宗英家长大。他和赵丹、黄宗英的感情很深，尤其和他的几个弟妹赵桔、赵左和赵劲，相处如同亲兄弟、亲兄妹。
值得告慰母亲周璇在天之灵的是，周民长大后，像她母亲一样成了一个艺术家、成为了一个田园诗人，他有母亲遗传的许多性格特点，既浪漫又特别现实，还有一种奇怪的幽默感。他的代表作却是刊登在《上海文学》上的散文《一访、二访、三访菱湖镇》。
周璇的公祭会是在上海万国殡仪馆召开的。遗体火化后，被安葬在万国公墓，文化革命中她的墓穴被清除。后来，她的衣冠冢被安葬到上海市郊的福寿园。
有意思的是，2003年4月2日，上海的《新民晚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见证一段殡葬历史》的文章。文章记载了一段与周璇相关的史实：
“记者日前从市龙华殡仪馆了解到，这创下令人咋舌的一车一棺，原来是70年以前的旧物，它们是由上海万国殡仪馆的创始人、美国人施高特从美国带到中国的。据介绍这一车一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第一个西式殡仪馆——万国殡仪馆的诞生之时。当时万国殡仪馆主要处理在上海的外国人和政要、商界要人的殡仪，为了有与之相应的高档殡仪设施，创建者施高特从美国分两次带来了一辆‘克里斯’专用接尸车和两口西式铜棺。克里思轿车运送到中国后，很快投入使用。解放前后，它曾多次用于知名人士的遗体接送，鲁迅先生出殡入殓，原空军司令刘亚楼的殡殓和入葬，著名影星周璇到万国公墓入葬，都是由该车接送。”
就是说，当年周璇是步鲁迅之后、荣耀地躺在鲁迅曾躺过的“克里斯”高级专用接尸车里被送往天国的。这种规格和待遇，在她之后，轮到的是空军司令刘亚楼。
对于这种破格的礼遇，我们想，假如能够的话、生性幽默的周璇，一定会从高档的克里斯轿车的铜棺里站起来，对参加隆重葬礼的人们说：“我在这里，向你(们)立正敬礼！”
这篇报道还用了一个副标题称：那辆克里斯专用接尸车如今“价值飙升一万倍”。“据悉，权威机构……评估，克里斯轿车……价值246万元左右。”
曾运载周璇的“克里斯”轿车的价值，居然能飙升一万倍，那么，我们的一代影后、“金嗓子”周璇的价值又何止这些呢？！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再版了周璇主唱和主演的歌碟和影碟难以计数。
周璇，是无价的，也是永恒的，她是民族的瑰宝。
附：《周璇日记》的执行编辑夏玮谈周旋
金嗓子周旋坎坷的一生
夏玮
“金嗓子”周璇39年短暂生命让人们为红颜薄命唏嘘的同时又迷惑于她的故事和命运，关于周璇故事的版本有很多，而其中以杜撰和猜测为主，在周旋离世40多年后，周璇长子周民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母亲日记献出，他认为周璇已经被涂鸦得不成样子了，到了“母亲说话”的时候了，周民想以出这本书的方式让母亲在地下得到安息，给历史留下些真实的东西。
周璇日记将帮助解开很多谜点
该书的文字部分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一是周璇日记和信件，周璇的日记共有两本，但后来遗失了一本，因此书中收录的是周璇的一本日记，跨度从1951年9月13日周璇发病初期至10月20日她康复第一次出院。时间并不长，文字也就几万字。在日记前，还会有周璇在香港演出时写给她的一个朋友、作曲家李厚襄的九封信，这九封信对理解周璇的日记和揭开她的一些谜点帮助很大。第二部分则是周璇之子周民写的《游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主要是周民谈两个母亲，生母周璇和抚养他长大的养母黄宗英。第三部分是黄宗英的一段采访录音整理，谈周璇和她的儿子周民。而书中最为引起读者注意的部分则是揭开周璇之谜的文字，这部分的文字并不是因为这本书临时“上马”的，而是因为有人一直想筹划拍周璇的电视剧，所以该部分的作者赵国庆一直在做周璇的史料考察工作，经过了长时间的考察和采访，作者在剔除了不真实的部分后，保留了事实的原貌，因此是非常可信的。现在，这部30集的讲述周旋短暂一生的电视剧也即将投拍。
出书是为还原周璇真面貌
这本书的出版与猎奇无关，对周民而言，他觉得自己现在年事已高，而关于母亲周璇的问题，历来是云罩雾绕，在朋友的劝说下，他也觉得有必要在这个年龄出这本书，还母亲本来面貌，否则以后恐怕就没机会了。
在开始向领导汇报这个选题时，曾有领导反对，因为他们觉得周璇已经过时了，但读者在看了这本书后，会感觉到以前关于周旋的许多记载有很多不实之处。也许以后不会再有像这本书记录得那么详实准确的关于周璇的内容了。
揭开周璇哪些谜
书中主要揭开四个谜底。
1、关于周璇的亲生父母
关于周璇的亲生父母已无从考证，可以确定的是，6岁时周璇被上海一户姓周的人家收养，起名周小红。养父周文鼎，系上海工部局翻译，养母叶凤珠曾是粤剧演员。她的亲生父母是谁？这始终是争论的焦点。有一种说法是：周璇其实是一个尼姑的私生子，还有说法是舞女的孩子。而这些说法，无论是考证，还是周民、周伟兄弟俩都认为是“无稽之谈”。
1941年，周璇给柯灵主编的上海《万象》撰写的文章《我为什么出走》中提道：“6岁以前我是谁家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这已经成为永远不能知道的渺茫的事了！”周璇的出生和来历，正如她自己所预言，似乎已经不可能被揭开真相。
2、关于周璇的巨额财产
周璇在香港拍片的最后两年，每拍一部电影，都是以几十根金条计算片酬的，因此她的财产确实很多。以前的材料一直说是朱怀德或者唐棣把钱偷走的，然而该书表示事实不是这样的。
赵国庆说，之前有些传记称朱怀德骗色骗财，周璇家中沙发垫内藏的十多根大金条全被朱怀德拿走，这是站不住脚的。他分析到：疑问之一，在钱财问题上，周璇曾受到前夫严华对财务的侵占，为此而与严华决裂，从此在钱财问题上她会毫无警惕吗？疑问之二，周璇把财物看得很紧，她是一贯很节俭、精明的人，倘在1945年前，朱怀德已经把事情搞得那么糟了，周璇还会继续与他交往四五年吗？疑问之三，朱怀德并不是一个穷人，而是上海最大的绸布商的儿子，这都是历史事实。
赵国庆认为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拍描写抗美援朝的电影《和平鸽》的时候，周璇扮演一个护士，就在拍献血、验血这场戏中，周璇想到自己的身世和没有父亲的孩子，精神病顿时复发了，从此就陷入了痛苦的疯狂状态里。一个中学的美术老师唐棣去周璇家为她画电影的宣传广告，慢慢与周璇发生关系，周璇当时仍是处于神思恍惚阶段，唐棣偷周璇藏在沙发里的金条，这个行为被周璇的养母看见了，怀疑他与周璇“相爱”的动机，于是将他告上了法庭。后来法院判其诱奸罪，正要判刑时，发现周璇怀孕了，这个孩子也就是后来的周伟，唐棣的判刑使周璇又病了，唐棣得以保释，但他看到周璇的病治不好，就跑了，因此偷周璇藏在沙发里的金条的不是朱怀德，而是唐棣。
周璇犯病后，有专门的理财小组帮她理财，由黄宗英等人负责，她的财产并未被骗走或偷走，即使真被人偷走，也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文革”动乱期间，这批财产就不知去哪了。
3、周璇的死亡之谜
人们一直认为是朱怀德骗钱骗色，导致周璇神经失常，才有了最后的悲剧。其实在周璇给李厚襄的书信中，周璇一直亲切地称朱怀德为“怀德”，还觉得对不起他。同时从信中还可看出，和朱怀德分手后的周璇头脑一直是很清醒的。书中披露，周璇真正精神失常的原因有两个：个人和社会。周民的生父怕绯闻对其不利，始终不认亲生儿子，这一点内部因素是周璇精神失常的一个主要症结；外部因素，是因为周璇1950年被上海文艺界从香港接回上海后，无法适应新中国文艺界的气氛所致，做不了“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当时的工作方式和报酬都让周璇难以适应，此外，周璇在香港留了很多金条，而她带回上海的有很多是债券，在那个时期是很难兑换成现金的，因此周璇的生活也变得拮据起来，本来心理负担就很重，再加上外面又经常有些风言风语，自己又不好辩解，种种原因，都将周璇逼到了感情崩溃的边缘。黄宗英的访谈中曾谈到周璇的养母看见周璇发病时，整夜整夜地站在孩子的摇篮旁边自言自语。
周璇的死亡，其子周伟曾说是被人害的，而事实是周璇确实死于脑炎，周璇犯病后，上海影剧界委派专人替她照料小孩，为她请了上海最好的精神病专家粟宗华为她治疗，使用了最昂贵的从英国进口的药物，安排她住进高级的虹桥疗养院等等，说她是被谋杀的，实在是很牵强。
4、周民生父之谜
关于周民的身世之谜，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朱怀德之子。朱怀德和周璇有过8年的相恋生涯。他们双双在香港同居后，周璇怀孕并生下周民，因此，人们都认为周民乃朱怀德之子。可是经过一系列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赵国庆推翻了这一说法。首先，因为周璇从香港返回上海，即登报宣布与朱怀德脱离同居关系，她是以此奇特行为来证明孩子不是朱怀德的，如果孩子真是朱怀德的，那么按照女性的常规心理，周璇不会离开朱怀德。
第二，据现在一位知情人士说，当周璇生下周民的时候，她也在现场，听第一眼看到这孩子的一位社会名流惊呼道：“嗨，这个孩子怎么和×××像从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这位×××不是朱怀德，而是当时香港电影界的大人物。而且前面提到的周璇给李厚襄的信中谈及她每月都能收到李厚襄寄给她的600港币，以当时李的经济情况来看，是根本不可能负担起这个数目的，因此这可能是周民的生父转给他，给周璇的孩子赡养费。
对于周民与周旋的关系，夏玮说在黄宗英的文章中提到，周民与周旋是最像的，但因为他从小被黄宗英抚养长大，所以对周旋的印象反倒不深，在他心中，可能黄宗英和赵丹夫妇更像是他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时，周民在贴着黄宗英和赵丹的大字报上写“我爸爸不是反革命”，红卫兵到家里抄家时，周民也扑上去跟人家打架。
看这本书会看到很本真的周璇
看书后会发现，周璇与她那个时代的演员和现在这个时代的演员都是不一样的，她非常聪明、内秀、机智而且幽默，虽然她没有读过书，但在她出名有钱后，一直在自学，也正是她的聪明刻苦，才使严华爱上她，并与她结婚。周璇的一口普通话也是跟严华学的，周璇通过拍电影，学会了弹钢琴，学会认五线谱。她是很正直的人，有人指责说她对养母发脾气，可不要忘了那是在她生病的时候，而且她只有养母一个亲人在她身边了。
周璇悲情人生的最后片断
——黄宗英谈周璇和周民
上官婉儿
当上海人沉醉于怀旧情绪之中时，从手摇唱机里传出来的老歌依然能勾起无限的遐想，所以蔡琴演绎的怀旧金曲才能在浦江的夜潮声中赢得强烈的共鸣。同时，人们不由得怀念起许多怀旧金曲的首唱者——金嗓子周璇。
在刚刚落幕的上海图书交易会上，一本刚刚出版的《周璇日记》吸引了读者的眼球。这本书之所以让书商和读者不忍释手，是因为它最真实地记录了周璇在悲情时刻的缕缕思绪。
1951年春天，周璇在拍摄她最后一部电影《和平鸽》时，突然精神错乱，不久被送进上海虹桥疗养院。这本日记就是她在疗养院以及回家后那些日子里记录下来的文字。从这部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患病后的周璇，可以看到一代影后、歌后生命渐渐殒落的余辉，以及在她身后的整整一个时代。
但是，无论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在上海当代文化史上，提及周璇，不能无视黄宗英的存在。后者不仅频繁出现在《周璇日记》里，更是周璇悲情故事的见证者，也是周璇的儿子周民的养母。读者一定记得，10年前，周璇的另一个儿子周伟，与黄宗英打了一场官司，最终以黄宗英败诉而告终。其时，这个消息被媒体渲染得沸沸扬扬，各种说法扑朔迷离、莫衷一是，许多曲折至今也无人梳理得清。从此，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艺人似乎“退出江湖”。最近在某网站上，围绕周璇的身世与患病，又有人无端地掀起了一阵似是而非、混淆视听的波澜。
近来这几年，黄宗英先后两次脑血栓发作，今年3月底又做了一次腹部手术。得知《周璇日记》即将以出版物的形式公开后，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一场大病后的这位著名作家和表演艺术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甜姐儿捧金嗓子
笔者说：“您就从怎么会收养周民开始说起吧……”
“这大概是前世的缘分啊……”老人是这样开场说第一句话的。她是指的周民，她的意思是和周璇的儿子周民之间似乎有着一种前世的缘分。
接着，她便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大约是在1935年还是在1936年吧（笔者注：应是1937年），我记不准确了，赵丹和周璇一起拍《马路天使》，那时周璇还是一个小姑娘，她在片场拍戏，休息的时候还趴在地上和别的小朋友打弹子。赵丹和她，一个是大人，一个是小孩，没什么来往的。
“我呢，在上个世纪40年代，大概在1946年1947年间，在上海金都大戏院演话剧《甜姐儿》（笔者注：这部话剧几年里连演数百场，使“甜姐儿”黄宗英驰名上海滩）。一天演两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中间从5点到7点是周璇的独唱音乐会。这样就碰到、认识了。有时我会站在侧幕里听她唱歌，给她捧场，圈里说，算是‘角儿捧角儿’吧，但也没有什么深交。
“1949年解放后，她从香港回来时，赵丹和我与周璇也没什么往来。
“上海解放不久，周而复出面组织成立了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我担任了这个协会妇委会下的福利部部长。这个妇委会由袁雪芬、筱文艳、丁是娥等各个剧种的成员组成。福利部为了解决演员的后顾之忧办了一个托儿所。
“这个剧影托儿所先是在靠近巨鹿路675号（上海作家协会）那里，先是接收3岁到7岁的小孩。后来应大家的要求又办了一个1岁到3岁的班。这个托儿所后来转到延安西路、定西路那里。这个剧影协会第二托儿所的所长叫朱茂琴。
“第一托儿所的所长叫薛素珍。我十六七岁在上海时就认识她了，薛家是大老板，相当有钱，家里有洋房、轿车、游艇，复兴西路上越剧院的房子过去好像就是薛家的。他们全家都倾向和支持共产党。
“剧影托儿所成立了一个理事会，我担任了理事长。袁雪芬也是理事，我们之间的感情蛮好，她也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现在她就住在我家对面（上海淮海中路上的新康花园）。这就是50年代初的情况。”
周璇在枕流公寓突发精神病
“大约在1951年吧，有一天，有人匆匆赶来说：快、快，周璇在枕流公寓的家里，精神病发作了，在房间里烧东西，要把小孩从窗口摔出去。枕流公寓居委会的干部也来电说：赶快去人处理，否则要出人命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便和黄晨（笔者注：著名导演郑君里的夫人，也是剧影协会妇委会成员）、吴茵等人赶到枕流公寓周璇的住处。
“到了那里，见周璇的房间里一片混乱，她在烧什么东西，也看不出来。我赶紧安抚精神紊乱、烦躁不安的周璇，黄晨便抱起周民，把他送到朱茂琴的剧影第二托儿所去。当时周民只有10个月大。按托儿所的规定，起码要1岁的小孩才接收，但周民是个特殊情况，只能特殊对待，我说先把他送去再说。他们说床位也没有。我说把这里的小床搬过去安置他。
“剧影协会的张立德、老凌也赶来了，还有在场的居委会干部，面对这个突发事件，大家觉得必须立即作出处理，我们商量下来，决定要把周璇送进精神病院。
“周璇的养母在一边说，她用盆子敲我，我吓煞了、吓煞了……我安慰她说，不要怕，我们会处理好的。我们当即叫来刘琼和韩非，让他们两人把周璇哄出去，说带她外出散心，其实是把她送往精神病医院。”
就这样，周民离开了他的亲生母亲周璇，剧影第二托儿所成了他的栖身之地。
“周民大约是1951年8月被送进剧影托儿所的，当时他大约10个月左右，所以我们填他的生日是1950年9月。
“小时候，周民长得虎头虎脑，很可爱，大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大头’，争着要抱他回家。那时候托儿所里有一个炊事员叫洪雪珍，她在民民的生活里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在托儿所里民民年纪最小，洪雪珍特别喜欢他，常常把民民抱在手里，给我印象很深。”
说到这里，黄宗英眼神里流露出慈祥的母爱，她说：
“那时候，小孩小，费用很大，我把工资几乎全花到托儿所里了。当时赵丹一个月的工资是360元，我是230元。第二年冬天，上海麻疹流行得很厉害，有的托儿所出现了一些事故；我们理事会开会商量这件事，我们已经把工资都贴进去了，但还是没有条件请专职医生24小时看护，小孩都还小，我们责任很大，就请来上海最有名气的儿科医生俞鼎新，抽空来托儿所检查一下。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理事会决定把剧影第二托儿所停办。理事会在开会时提出，其他小孩可以由家长领回去，周民怎么办？商量下来，大家都说，吴茵你年纪比较大，有点经验，你就把周民领回去吧。好的好的，吴茵说，我也喜欢这个小孩。于是，理事会共同把这件事决定下来了。”
赵丹的父亲说：“这是老天爷把他送来的……”
“上午决定了这件事，到下午，我下班回家吃晚饭时，忽然见门厅里怎么有一张小床，一看这是周民睡的小床嘛，是谁把他送来、扔在这儿的？说好送到吴茵那里去的，怎么送到我这儿来了？再看，民民这个小鬼头和赵青、赵矛（笔者注：系赵丹和第一任妻子叶露茜所生的儿女）爬在地上，三个人滚在一起白相（玩）得起劲。
“我就问了，周民怎么到我们家来了？家里人说，吴茵的婆婆不肯收下。那时，吴茵、黄晨他们和我们住在一幢楼里。
“这时，赵丹的父亲就说了：宗英啊，我们没要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自己就来了，这是老天爷的意思，我们就收下来吧。
“我说，多一个孩子倒没有什么，可是我工作那么忙，没有时间来教育他。
“赵丹的父亲说，这你就不要管了，孩子就交给我吧。这个小孩大头大脑的，很活络，非常讨人喜欢。于是，就把他留下来了。（笔者注：
赵丹喜欢和小孩玩，赵青、赵矛那两个孩子大了，十几岁了，周民才一岁多。”
周民曾改名叫赵民
“1950年10月底，我到波兰华沙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回来后在全国各地做了两百多场报告，宣传世界和平，历时3年。还要参加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这些日子里我特别忙，很少回家。
“回到家后就听到风言风语：黄宗英收留了周璇的私生子。
“民民已经3岁多了，已经完全融入了我们的家庭。因此，我们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想小孩长大了，被人私下议论，也对他不利。
“这时，我们正巧要搬家，搬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去，这是一个机会，干脆趁此机会把民民的姓改了。
“于是，我们就去找了地段户籍警。当时的那个户籍警和我们家关系蛮好的，我们对他说民民他妈的事情剧协在管着，我们有时去看一看，她的毛病是抑郁型的，我几次见她躺在床上连脚上的棉鞋也没脱，这个小囡就只有我们来管到底了。结果没费什么周折就把周民改成了赵民。
“那时，上海虹桥精神病院的院长叫粟宗华，在他主治下，周璇的毛病还是时好时坏。星期日，周璇也回家。我们去探望她，离开时她总是送我们到电梯外，她会伸起双手，向我们挥动，像一个小孩子似的嚷嚷道：‘宗英姐姐，再会再会噢！’其实她要比我大几岁。
“我在
到了1956年，周璇的毛病有所好转了，精神病院的粟宗华院长和剧影协会领导要求我们配合治疗，让我们带民民去探望他生身母亲，带周璇出来玩。
“当时是组织上派汽车，让刘琼和韩非去医院接周璇，由他们两人安排，带她出来喝咖啡、吃西餐，要让民民陪着去西餐馆。
“我想赶快要把民民的姓改过来，否则会影响周璇情绪的。我又去找了户籍警，把户口簿上的赵民又改成周民。
“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赵青、赵矛的娘是叶露茜。每到星期六，叶露茜就打电话过来，要赵青、赵矛到她那里玩。剧影协会领导也打电话过来，和我商量怎么安排周民去看望周璇。
“这时候，我的小孩也开始懂点事了，赵橘就在一边问我：‘姆妈姆妈，他们怎么有两个姆妈，我怎么只有一个姆妈？’有一次，周恩来总理接见我和赵丹，我就把这个笑话讲给周总理听，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蛮有意思蛮有意思的’。
“1956年，周璇出来活动，新闻纪录片厂还给她拍了一段片子。记得是在我们家里拍的，周璇一边弹钢琴，一边还唱了歌，赵丹也在旁边。这段新闻纪录片公开放映过，当时影响蛮大的。这都是组织上为了配合她的治疗作的精心安排。观众看到了电影，也很高兴。”
周璇究竟是怎么死的
“转眼到了1957年。那年夏天，周璇突然生病了。她住在当时的虹桥精神病院。那年夏天上海流行急性脑炎，她感染上了，被紧急送到华山医院治疗。
“当时我正怀孕，产前我曾到医院探望过她。有一件事，我很受感动。那年夏天，上海的天气很热，当时又没有空调，我见到她的病房里摆满了很大的冰块。
“护理人员对我说，你知道吗，这是市委市政府开会研究决定的。他们专门调用了工业用冰，放在周璇的病房里给她降温，这种规格和待遇，在那个年代属于破例的。可见政府对她的重视。
“周璇在华山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终于没能挽回生命。她是因传染上急性脑炎去世的，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疑问，那种无端的猜测是没有根据的。
“周璇逝世后的治丧活动，我因为生育很少参与。只是在追悼会上，电影局安排由我宣读了一篇悼词。那么多年过去，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表示要带好民民，把她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好孩子，让她在九泉之下安息。她的遗体火化后，香港报章上也刊载了种种猜疑。我看没有什么意思，也是没有必要的。
“而周民就到了赵家门里，跟定了，成了我和赵丹的儿子。
“我们又把周民安排到荣毅仁的妹妹荣素珍开的上海第一妇婴托儿所，这是当时上海最好的托儿所了。
“为了照顾好这个特殊的儿子，我特意把在剧影协会第二托儿所的炊事员洪雪珍接到我们家里来，专门照料周民。因为周民从小是洪雪珍带大的，和她熟悉，和她有感情。民民长大后，也没忘记这个体弱多病的老保姆，还常去探望她，塞钱给她。”
“说到这里，黄宗英似乎动了感情，忽然提高了音量感慨地用上海话说：
“民民叠格（这个）小人是有良心格（的）噢！”
关于周璇的遗产
笔者提到，周璇病故后，海外陆续有善款汇到国内来，据说折合人民币有40多万，后来被有关部门退了回去。笔者问：“这件事您知道吗？”
黄宗英答：“这件事我不清楚，50年代，我们不会对组织上提这种问题。”她又说：“大约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银行有人找我，对我说周璇在海外有一笔遗产，他说你抚养周民已经有将近10年了，你是他的养母、是他法定的监护人，只要你出面签个字，就可以把这笔款子转到国内来。
“我说，我们不要这笔钱。中国银行的人说，这不是你们要不要的问题，国家需要这一笔宝贵的外汇。这样，我就签了字。具体有多少数目，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记得，我们只取过1000元港币，后来这笔钱到底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什么都要凭票，我记得取了这一笔外汇后，还给了一大堆布票，我买了布，请裁缝到家给周民做了几套新衣服，橘橘（指赵橘）都是穿民民穿下来的棉袄，外面罩一件衣服。
“‘文革’抄家的时候，周璇还有像三五牌香烟那么大一个首饰盒被抄走了，后来归还抄家物资时，是民民去取的。东西没了，好像折了21元5角吧。还拿了两只女式手表回来，给孩子作个纪念。”
“我和赵丹从来没对民民谈过周璇”
“我们私下里还说起周璇，但我和赵丹从来没有正式或非正式地对民民讲过有关他妈妈周璇的事。从来没有，也没有对别人讲过此事。在你们这次采访前，也没有对别人讲过这件事。我们觉得不应该去揭别人的隐私，这不符合我和赵丹做人的准则。
“周民不喜欢电影和电影圈里的事，赵丹的事让他整理，他不写。周璇的事，我先让他写，他不写，他不愿听，他说听了这种事就烦。他好像还挑挑拣拣，不知他心里怎么想。他有怪脾气，家里好了，热闹了，他就走开；困难了，不太好了，他就回来了。
“有几次我从侧面看毛毛（笔者注：周民的女儿），像周璇，非常像，轮廓像，神态像。
“民民从小头就长得大，小时候外面买的现成衣服都套不进去，要请裁缝到家里专门为他做。赵丹和我，还有弟弟、妹妹都叫他大头。我们家里经常唱上海流行过的那一支童谣：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赵丹从小就特别喜欢民民，经常把他扛在肩上，带他去吃西餐，带他到文化俱乐部去玩。在家吃饭的时候，赵丹总要说：‘来，大头，坐到我旁边。’
“有一度政治空气紧张，赵丹很迷信，外面碰到什么事情，或者要出席一个什么会议，总要在小纸片上写几个字，吉还是凶，好还是不好，去还是不去等等诸如此类的卜语。他每次占卜的时候，总是会把民民叫到身边：‘来，大头，你来给我抓阄。’仿佛只有大头抓的阄，才会给他带来好运似的。
“‘文革’中，赵丹被审查期间，总要在纸片上写几个字，也要民民抓阄。”
周民在红卫兵的皮带下扑在赵丹身上保护他
“‘文化大革命’了。大字报上写着：‘赵丹是反革命’，民民就在大字报旁边写：‘赵丹是革命的’。
当时大字报贴到了我家门口、走廊上、房间里。一天要来五六十批红卫兵，许多市民也围在我家门口看西洋镜，看了大字报，还要上楼来凑热闹。
“周民就去撕大字报，用毛笔去改大字报，用纸去覆盖大字报。他带着弟弟妹妹赵橘赵左赵劲，到处撕写赵丹和我的大字报。
“他是赵丹和我的铁杆‘保皇派’，他也是我哥哥、他的大舅黄宗江的铁杆‘保皇派’。我的孩子里，黄宗江最喜欢他了，我的嫂子阮若珊也喜欢他。
“他还要和别人和红卫兵辩论，人家说赵丹是反革命，他一定要说赵丹是革命的。北京电影学院的红卫兵冲到我们家，抄家、抢东西，还用皮带抽打赵丹，他就冲上去和红卫兵撕打，被家里人拉开。红卫兵继续殴打赵丹，周民不顾一切地扑在赵丹身上，对红卫兵说：‘不准打我爸爸！’
“红卫兵转而打民民。事后，我就对他说：‘民民啊，我求求你，你走吧，你和赵丹、黄宗英没关系，你和我们脱离了关系，人家不会寻到你的，你走吧……你再这样下去，要被人家敲死的。’但他不肯，他不吭声。
“在那个非常时期，他变成了家里的老大，庇护着爸爸妈妈，庇护着弟弟妹妹。在那些日子里他常说一句话：‘做人要像一个人样子。’所以，后来赵丹就更加喜欢他了。
“赵丹‘解放’后，第一个就想到周民，想方设法把他从农村调到省城。那次他到江西的一个剧组去，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周民。他见到当时江西的第一书记江渭清，又和管文教的省委书记黄知真讲了，最后黄书记把周民安排到了省文联。
“后来赵丹去世，根据政策可以调一个孩子回来。当时我们有三个小孩子在农村，我们就先把周民调回上海，进了《萌芽》编辑部。
“不久，我又找了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要求落实政策，把那个人（指周伟——笔者注）从内蒙古调到北京中影公司。
“后来，那个人写了一篇文章《我亲爱的妈妈黄宗英》，寄给一家报刊，那家报刊的编辑把这篇文章拿来给我看，问可以不可以发表啊。我说，这么写啊，把我抬得那么高啊，我没有那么好，这不行，等我死了以后再说。太肉麻了，我就没同意发表。你们知道，我父亲是工程师，我们是知识分子啊。对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太在乎。
“那时候，只有我的女儿赵橘还在外地，她是先去插队，后参加高考，进了当地的师范学院。当时，一个朋友从美国写信来要帮助我女儿出国，我想先把她办出去也好，将来回来也可以不受户籍的限制，也可以回上海。
“‘文革’结束后，赵丹补发工资，大概是2万元。赵丹讲这是血汗铜钿啊！上影厂来电话要家里去取钱。他就让民民去拿。取了钱，民民直接存到静安寺那家银行，当时给每个孩子和亲戚账户上都存了一千元。
“后来，搬到新康花园，也是民民到电影局去跑，才解决的。
“1980年，赵丹追悼会上，捧骨灰盒的也是民民。
“所谓遗产官司，那些钱，最后也是民民出面到外省去办来的。我不要，一分也不要。我给民民的要比那个人多得多。
“人是要凭良心的。”黄宗英一字一顿地说。
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团
笔者问：“那么周民的生父究竟是谁呢？”
黄宗英答：“最后都不能肯定。朱怀德不承认，解放后他害怕人民政府，我们让他一个月送48元来付周民的托儿所费，他乖乖地送来，就是不承认。
我们都有这个怀疑：就是生父另有其人，谁呢？那是周璇在香港的事（笔者注：指怀孕），难说，周璇不说，谁也说不清。都没有根据。有一位社会名流说像某个人，但也没有医学根据。当然，现在这些人都不在世了，不能下最后的结论。”
笔者又问到了唐棣。
黄宗英答：“不太了解这个人，50年代，领着个孩子跑东跑西，到处要钱，要知道周璇是个精神病人啊，怎么受得了！他到我们家，我们还给了他100元钱，‘文革’中又到湖南路来，我们那时也没有钱，都领生活费，就没给。
“反正我和吴茵、黄晨几个到周璇家去时，见到周璇大橱里有许多东西，裘皮大衣什么的。后来她疯了，送精神病院后，再去时就什么也没有了。许多人都说是他串通女佣人，做了手脚。”
黄宗英最后说：“这都是历史了，都是过去多少年的事了，就让它过去吧……”
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弱，就仿佛是那个年代的回音。（《新民周刊》200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