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       第一部分

自序 江山不幸诗家幸（1）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1月05日16:39 新浪读书

除非你是梁启超，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够痛快淋漓地把四万万人的心底话都写出来，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笔，能日日笔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个时代的记录；否则，把时事评论结册出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技术上有难度。时事社会评论永远都是一种介入，这种介入性格通常都能反映在文字里头。例如“最近”，评论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当他写下“最近”这两字的时候，他已经假设了许多东西不必再说，因为那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感兴趣的读者早已知之甚详。假如他还要长篇大论地把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明，不只报刊篇幅不允许，连读者都会嫌他太啰嗦。也就是说，一篇优秀的评论在发表当时总是欠缺背景的，理由是那个背景就是当时的社会认知、媒体回响以及读者的心理情绪，用不着你去铺排，也很难铺排。可是它若在一两年后成书，这种精简的优点就会反过来变成缺点了。因为原来的背景不复存在，再铿锵有力的言论也会变成脉络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无根，读来不知所云，读者必须发挥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勉强回到这些文字所契入的当年时空。

然后我们就要来谈时间的问题了。

在我读书上学的年代，香港人最欢迎的评论大概就是“马经”了。眼光奇准的马评家不知有多少粉丝，有时候一个人就能带起一份报纸的销量。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马评家会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书，再忠实的追随者和赌徒也不至于要看过期的赛马预测吧。所以我很早就放弃了出书当“作者”的幻想（假如出书是作者身份确认的话），因为我一出道写的就是评论。除了马评、股评这类如此极端的例子之外，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和时间有关，它们的寿命就和它们所评的对象一样长，或者一样短。

艺评和乐评的情况还好一点，因为据说艺术是不朽的，尤其是艺术史上的经典和古典音乐，看的人仍然很多，听的人还是不少，因此谈论它们的文章至少有历史价值。比方说狄德罗的“沙龙书论”，号称是现代艺评之祖，虽然细琐，但过了几百年还有人爱看。依此类推，凡是所论对象在世年月越长的，评论文字腐朽封尘的机会也就越低，例如书评、影评。至于时事，被人遗忘的速度奇快，评论时事的文章也当然是要过去的。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我们常把经典和畅销书对立起来，觉得后者虽能红极一时，终究是过眼云烟；而前者面世初时光华内敛，却能长明不息。写书出书，当以铸经典为职志。然而，我却一直向往西方知识史上一种以畅销为荣的出版物，那就是“小册子”（Pamphlet）了。从长度来看，这手册型的小书又不过是篇长文的篇幅；从深度看来，它们不求专精但求浅显。知识分子在皓自穷经钻研学问之余，写这些上不了庙堂的东西就是想普及某种观念，为社会的变革造势。假如它们畅销，一纸风行，那就是目的达成的征兆。擅长小册子书写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Wright Mills）曾经嘲笑出版商：“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出版’。你们一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书，但它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寻常书商印书，赚钱是动机；写小册子的知识分子出版，欲是回到“出版”（Publishing）的根源意义：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Publics）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

自序 江山不幸诗家幸（2）

包括米尔斯自己的作品在内，几乎所有轰动一时的小册子都消失在故纸堆中了，就像完成任务的士兵，总有告老的那一刻。唯独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还算是个例外，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乃美国奠基档之一。历史学界一直争论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假如他们的论著当年并不普及，我们能说革命群众其实全是他们的读者吗？《常识》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头一年里，这本可亲易读的小书扎扎实实地印出了五十万册！可别忘记当年北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识字比率。说它造就了美国独立，真是一点也不夸张。

拙著取名《常识》，绝非自大，而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欢“常识”这两个字的丰富义蕴。

首先，我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没有什么故作深刻的东西。并非自谦，这其实是严格的自我要求；因为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也许是上学的时候受福柯（Michel Foucault）与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影响甚深，我对“本质”和“深度”这类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离感。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你实在用不着向我介绍工具与技术的“本质”，也不必在这里花时间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学解释；你只需要告诉我这把剪子是不是太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给我。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比如说“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这里头可能还有循环论证和过度简化等种种谬论）。

当然，我也明白“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reertz]语）；虽然同在一国，虽然同是华人社会，一个香港人心中的常识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认同的。身为港人，我似乎背负了沉重的原罪，不时遇到读者批摘我“不懂国情”，进而归罪于“殖民地子民那挥之不去的洋奴意识”。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人类学家，透过文档爬梳与现实生活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力图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周边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维去考虑眼前的问题。目的不是丢弃自己的港台背景，好彻底变成一个内地人；而是为了接下来的跳出。进入，然后跳出，于是就会产生批判的距离。理想的话，这种反复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时看到内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的内地常识，与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时评与杂文其实都是一种诠释的工夫，目的是把一连串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或许，我们接着就会发现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象得那么“爱国”，而平常以为的“左派”也不尽然是左的……

近年来，我在两地发表评论，恰好给了自己一个时刻反思的机会，交互省视内地与香港的诸种现象，渐渐地，本来最具公共性格的时评写作竟然成了解自我的笔记，借此我得以认识自身的条件与束缚、身份的认同及移置。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切实体会到一个香港评论人的最大原罪其实不是什么“洋奴心态”，而是相对优渥的空间。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动我写这些东西的最大力量。不管他们是什么立场，更不管他们是什么派别，这本书献给中国所有的时评作者，能与你们共赴国运是我的荣幸。

炒 作

“宣传”的名与实

德籍犹裔维克多·克伦贝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提出了一个相当经典的问题：“什么是希特勒最有力的宣传工具？是他和戈培尔的个别演讲吗？”与当时大部分人的想法不同，早在该书出版的1947年之前，克伦贝勒就极度清醒地发现了纳粹的秘密：“不，最有力的影响不是来自个别的讲辞或文章、宣传单张、海报与旗帜；这种影响力不是透过那些必得清醒地、有意识地吸收的东西而达致。”“相反地，纳粹主义之所以能渗进人民的血肉，靠的是一些单词、词组和语句的结构，靠着广泛、机械而又不自觉地重复使用它们达到百万次以上。”其实克伦贝勒的发现不只适用于纳粹德国，而且还是古今中外所有国家一切社会的通性。

政治语言的力量何其强大；当它不再只是官方成套使用的术语，还是每一个人虽然都觉得它是陈腔滥调，却又毫不在意地以之沟通的时候，它的效果就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了。

克伦贝勒增补了席勒美学的名言“被教化的语言能为你写作和思考”，他进一步指出：“语言不只是简单地为我写作和思考，它还逐渐宰制了我的感觉，我整个人的精神存在，使我毫无置疑毫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弃给它。”

例如“宣传”，它本来是中性的，只不过在我们的语用习惯里，“宣传”多半和好事拉上了关系。虽然也有“负面宣传”的说法，但究竟比较罕见；平常一说“宣传”，就总是意味着有些很正确很伟大的东西，不能不让大伙知道。

“宣传”的反面大概就是“炒作”了。一个人要是肆无忌惮地公开胡言，引人注意，我们会怀疑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成名。想出名不是坏事，但太想出名就有点不正常了，所以我们不齿地说他的举动是“炒作”。“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海外媒体人捉着中国丁点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不放，还惹得其他同行纷纷跟进，这就更是“炒作”了。因为我们可以断定那很“不可告人”的用心其实就是“反华”。

技术上讲，“宣传”和“炒作”几乎没有分别，都是有企图有计划地把一个讯息从一个小圈子扩大开去，四散传播。但由于炒作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说总是正确的政府在“炒作”什么；相反地，“炒作”二字一出，那些被指控的炒作者必定就是心怀不轨的可疑分子。

“宣传”与“炒作”之分别存乎一心，端看那条要被推广的信息正面与否。但在长久的使用传统之下，于稳固的意义联系之中，我们再也不用先去判断某段讯息本身是否正面，只要搬出“宣传”，那被宣传的东西就是正面的了；相反地，如果看到“炒作”二字，那被炒作的东西也自然就是负面，毋庸再说。

举个浅近的例子。三鹿集团曾经在发现产品含有三聚氰胺之后，向政府提出报告，“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给企业召回存在问题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免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段话翻译成：“请政府好好管一管媒体，别让我们的问题曝光，别让我们挨骂；最好能让我们静悄悄地把产品弄回来。万一媒体广泛报道了问题产品的事，社会大众以后就不再相信我们公司，那可就惨了。”

为什么一家企业如此可鄙的意图，竟能用上这么义正词严的修辞去包装呢？也许他们以为只要使出了“协调”、“良好环境”、“炒作”和“负面影响”等一系列官方熟悉的术语，他们和政府就有了彼此沟通甚至相互认同的基础。其实每一个中国人在媒体环境中耳濡目染，应该都能自如地说出这类冠冕堂皇的大话，而且都以为这些言辞能够把自己和政府的正面立场绑在一起。因为这一连串词语都有价值定向的明确效果，特别是“炒作”。

一般而言，媒体是很喜欢“炒作”的。它们有如亚马孙河里的食人鱼，一闻血腥，立即空群而出。问题是用“炒作”去形容大众传媒的这种特性并不恰当，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别有居心的刻意图谋，而是市场倾向主导的结果。为什么大家一窝蜂地报道问题食品？那是因为读者关心。反过来说，假如某个不太重要的官员在某个不太重要的场合做了“重要讲话”，就算媒体很善意地去配合炒作，恐怕也炒不起来，因为打呵欠的受众对此不感兴趣。也就是说，真正在推动炸作的不是什么媒体，而是整个社会的民情。

有些人总是用“宣传”的模型来理解“炒作”，似乎一切备受关注的议题都是少部分人努力推广积极散播的结果，仿佛除了政府之外，媒界背后还有一个地下宣传部，老是想弄些坏消息出来，搞乱“大局”。可是包括相关部门在内的所有人其实都明白，从北到南，自西往东，全中国这么多这么杂的传媒，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威力庞大的小组织可以策动大家一起讨论某件事。

虽然用“炒作”去形容传媒的集体关注并不准确，因为它完全建立在“宣传”概念的反面，以传统官方的模式去理解现代的大众传播。但它仍然有用，理由是它带有负面的价值联想，能够很笼统很含糊地定性不利于自己的情势。就像三鹿集团那段报告一样，把所有自己不愿看到的新闻都说成是“炒作”，好让政府和他们站在一起去对抗那些看不见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分子。虽然，那“一小撮人”其实是全部的消费者。

原题为“什么叫做‘炒作’”，发于“牛博网”2008年10月13日

城管（二）

市容重要还是生计重要

当几乎所有中国城市都宣传自己要和国际接轨，要建立既文明又现代的新城面貌时，它们大概不知道其实自己又落后了。2006年去世的教母级都市学教授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她的经典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所致力推翻的，乃一种自20世纪初叶以来横行全球的“现代主义城市观”，那正是当前主导中国城市规划和管理的理念，早已被欧美各国批判摒弃的一种意识形态。

根据雅各布斯所言，这种意识形态期望一个城市有四通八达的宽大马路、光亮整洁的市容、恰到好处的公园和装饰。整个城市的布局仿佛是为神而设，好让它从上而下把一切看得一目了然。在这个城市里面，该工作的地方有人工作，该生活的地方有人生活，所有商业活动也都局限在划定的区域，彼此之间分得清清楚楚，绝不混淆也因此毫不混乱。

如此完美的城市真是合应天上有，人间只在规划展览馆；一旦变成现实，难免就会衍生无数的意外，进而腐烂破败，成为无法管理的一连串问题。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它虽是一种规划师和建筑师的梦想，同时也符合为政者那种高高在上控制全局的欲望；却偏偏忽略了民众的根本需要，又不经思考地排除了社会上可能存在可能出现的所有变化。

什么是居民的根本需要？流动无牌小贩就是答案了。他们卖的东西价廉，满足了许多人捡便宜的心理，尤其是那些想省下更多生活开支好把钱花在医疗和教育上的低收入市民。他们总是能敏锐地掌握市场动向，哪一种货物流行就卖什么，这一阵子大家想什么他们就给什么。而且他们够机动，上下班的要点他们存在，人流多的时候他们出现。可以说流动小贩这种行当之所以屡禁不绝，正是因为一种市场的需要，人性的需要。

什么又是社会的变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待业人口却不断上升；城乡之别无法弥平，进城民工则越来越多。这就是中国社会变化的趋势了。在这样的趋势底下，流动小贩群体的形成不是必然的一件事吗？当小商贩岂不是千百年来无权讨生活的穷苦百姓很自然就会想到的一种职业吗？

小贩本来没有无牌有牌之分，这牌照是政府放发政府管制的。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里面，例如香港，收紧牌照打击无牌是为了保障那些付出高昂铺租的商户和大型连锁店。但在内地，除了利益分配原则之外，许多城市考虑的还有一些说出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的理由。比方说“保障治安”，又比方说，整顿市容。说到治安，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份无牌小贩和治安关系的严谨研究，所以也不知道小贩增加和治安恶化有没有因果联系。但是凭常理推断，我却晓得你赶绝了基层谋生的活路，就会把人逼上梁山。

至于“整顿市容”，就更纯粹是一个审美的问题了。我们凭什么为了要让城市看起来更有秩序更美观，就断绝部分市民自力求存的机会，就阻碍市场的自然需求，就粗暴地在表面上平抑贫富与城乡之间差别日大的动向呢？

如今中国城市面对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局部的城市管理所能解决的，但是我知道，利用城管队员消灭无牌小贩一定不是解决方法，反而是制造更多问题的祸根。流行于中国城市之间的“现代主义城市观”最具体的代表，就是那些老惹起民愤，甚至还被愤民暴打刺杀的城管人员了。错不全在这些老是处于风口浪尖的执法人员，而在于那套落伍的管理观念。历史上有太多城市的经验可以借鉴了，它们从规划开始就是错的，直到无牌小贩这类破坏了规划和管理原则的噪音出现，直到他们干扰涂污了规划展览馆中渺无人烟的美丽蓝图；城市的主管人遂采用雷厉风行的手段驱离他们，好还城市本有的梦想面目。然后同样的情形不断循环，每一次循环，问题却变得更大，终于闹到一个城市失效失范的地步。

最近针对城管队员的暴力事件接二连三，而投诉城管粗暴执法的个案更是无日无之，甚至有人因此丧命。这样的消息叫人听了格外伤心，因为他们或多或少是死在一个十分抽象又十分无聊的概念手上，那个概念就叫做“市容”。

原题为“城管死于抽象的市容概念”，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9月04日

大 局（1）

“大局”究竟是什么

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历代史官以“实录”的方式，尽力客观地记录国朝上下发生的大事。虽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为尊者讳；虽有天灾人祸诸端异象，亦不必笔存忌惮。然后把一切留诸后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来。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据前朝留下来的记录，再替它修整成史。这是后人对前人的责任，“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你可以篡夺人家的王位，消灭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夺走人家的记忆，以及历史。同时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将来有一天你的子孙穷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业倾颓败坏，你的一切也将为人纪念，一如你纪念前人。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若含寃而死，良民若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

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毁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一种政治了。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无私。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

有见于部分四川震灾灾民群聚法院，打算状告政府忽视学校建筑工程，导致子女魂断校舍，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发表了一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他劝告这批捧着遇难子女遗照的家长应该先让政府全力救灾，整顿好堰塞湖的危机与人口流动的问题，不要急着在这一刻诉苦申冤。余先生还动之以“大局”之情，他说：“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他又呼吁团结，因为“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要是“横生枝节”的话，“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这篇文章出来之后，立刻惹起一片争议。我想余先生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独立文人的位置，袭用了近日非常流行的“震灾大局观”。根据这种观点，灾难当前，全国人民应以大局为重，有任何质疑反思都不要提出（至少暂时不提），以免阻扰救灾。问题是相信这种观点的人从来没有解释过“异议”到底怎么阻缓了救灾，难道有人怀疑地震预警没做好，军警搬石头的手脚就会慢了下来吗？难道有人要监督捐款的使用，地方政府就不再理会幸存的灾民？最奇特的一点是这些论者似乎以为整个政府乃至于全国十三亿人都在忙着防洪，所以大家要“团结”，千万别分心。例如这批家长明明是要向法院提诉，余先生为什么会觉得这叫做不识大体呢？莫非连法院的人也跑去疏导堰塞湖，所以没空接受状诉？

大 局（2）

再看余先生十分强调的“反华宣传”，我们当可发现余先生其实是怕一群家长哭诉豆腐渣工程的场面不好看，会被“反华势力”利用，有损国家形象。如果这批家长愿意忍一忍，等那些还在关注灾区的外国记者散得差不多，那么国家的利益也就保住了。不过我们应当仔细地把政府从这里所说的“国家”抽出来，因为镜头下的示威场面不必然损及包括示威者在内的灾民，它真正损害的其实只是当地政府的形象罢了。所以余先生的“大局观”主要还是“当局观”。话说回头，这也是我等平民常有的习惯，动不动就叫人“顾全大局”，虽然明明想的是当局。似乎大家都和领导人很熟，都没拿自己当外人。

在余先生的博客上，我见到许多他转贴的文章和来信，尽是一片称赞美誉。有的说“那些灾民被说服了”，有的认为“余秋雨先生又一次展现了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格水平”，更有人发现网民的骂声不只骂不垮余先生，而且余先生“每次遭受攻击，结果都增添一次光彩”。余先生文彩动人，向来粉丝众多，得到读者的真心拥护，不足为奇。只是在这件事上，我建议余先生和他的粉丝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换个人民的角度。

同样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同样是替政府思虑，钱钢先生则指出“在更漫长的救灾日子里，灾民们可能的群情波动，政府都应以最大的仁厚包容之……”他还“恳请指挥者，慎用‘破坏抗震救灾’的罪名，温和化解灾区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值此非常时期，‘和谐’二字，何其珍贵！”（《政府要以最大仁厚面对灾民情绪》，《明报》，）如果更进一步站在那些家长的角度来看，他们刚刚经历丧亲之痛，那种悲愤难道还要让位于政府一时的形象问题吗？何况他们只是控告政府，不一定表示政府有罪，大家在法庭上梳理真相，岂不更添依法治国的光彩？我想恰恰因为有媒体在场，无告的父母们才要更加卖力地嘶喊。这是传统智慧中迫使当局正视事件的理性行为，也是间接替全国无数学子争取安全环境的义举。

在这种时候，仍然要他们忍气吞声，回去默默流泪，无异于在公众面前删除他们的声音，在新闻构成的历史中抹消这一段不好看的记忆。提出这种要求，的确是要含泪的。

其实我们做文章的人，何尝不是在向历史交代呢？

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讲话，都会在这个年代成为存档，再交予后人查考论断。中国不算是一个宗教主导的国家，往往以历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识分子，更是不愿多言死后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等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许会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却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原题为“历史？还是大局”，刊于《明报·笔阵》2008年06月14日

反 法

反一项政策还是反一个国家

时间过得真快，再过几天就是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1999年5月7日）九周年的日子了。想当年，也曾有群热血青年上街示威，在美国驻华使馆外慷慨激昂。那批年轻人现在在哪里呢？那位剃光了头，在顶门上画了炸弹标靶，人群中格外显眼的学生如今到了哪里？回首那段日子，这群热血过的年轻人不知又有何感想？九年以来，中国的年轻人经历过两次反美浪潮，一趟反日大游行，以及最近抵制家乐福的反法运动。或许将来的某一天，这些运动将会成为几代学子的集体记忆甚至身份界标，于是当大伙聚在一块初次见面的时候，不用自报年岁，只需说一句“我是反日那一拨的，你是反法的吧”，便知彼此长幼有序了。

也就是说，“反×”（“×”为某一个国家）成了九年间许多年轻人的共同背景。问题是，这是个什么样的共同背景？所谓“反×”指的又是什么？这两天，中央政府递出了橄榄枝，愿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会面；法国总统又派出了政坛元老拉法兰当媒人，前来中国修好。这一切和缓紧张局势的迹象正好能让我们有点呼吸的空间，好好问一些基本的问题。

现代民族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它无限扩展国家范围的能力，不只往日发生在现今国土范围内的历史是国史，所有的人民是国民，即使是大自然中与世无争的景观和物种也能一一纳入国家的范围，和民族拉上了神秘的联系。例如朝鲜的金刚山，它不单是座雄伟的高山，还“象征”了朝鲜人民的民族精神。又如四川的大熊猫，大家都知道它是“国宝”。从一个个的人直到花草鱼虫，莫不共享了一种人人皆能感受得到却又不容易解释得清的“国族精神”。这股超越个体的“国族精神”不只贯穿了一切，反过来，那些被其涵摄的个体也能随时代表“国族精神”的整体。这抽象的“国族精神”与无数个体之间的关系，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与多的状态。

所以当法国有人试图抢夺奥运火炬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自动觉得这不是一部分人的意见，而是准许这些事件发生的法国有错。当巴黎的市政府打算把“荣誉市民”的衔头颁发给达赖喇嘛时，这也不只是一个市政府的错，而是全法国人民的责任。当法国媒体非议中国政府的个别政策，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是法国与中国的全面对决了。

依照这样的逻辑，反法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愤怒的网民们针对的不再是持某种政治主张的团体，也不再是一个城市的政府，更不再是几篇媒体的报道，而是整个法国和它所涵盖的一切。因为任何一个拥有法国国籍的人，任何一件来自法国的事物，都神秘地代表了法国。反对法国就是反对那些我们所不满的个体和单元，而反对那些个体与单元就是反对法国全体。

经过反美、反日、反法甚至是反韩的风潮洗礼，内地不少青年学到的就是这种一代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义逻辑。当然这绝非中国的独有产物，而是一种普世的现象。美国人和韩国人也会反过来以为海外侨胞和留学生就代表了全中国，看见部分情绪激动的留学生痛扁了自己的记者一顿，就觉得这是全体中国人要入侵国土了。只不过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短短九年间就已经历了数次“反×”运动。这些运动就像一种集体的社会仪式，参与者在其中通过言词和行动的反复操演，可以从实践中习得这种极度简化的思考方式与想象力，把个别的东西和意见迅速地无限上纲成玄而又玄的“国家”或者“民族”的代表。而且这还是一种必将反向操作的实践，也就是说，越是以这种方式看待对立面，就越会以同样的态度为自己寻根，尽量寻求和肯定属于自己国家的东西。再简单点讲，就是反对对手的所有，同时肯定自己的全部。

到了这个地步，所谓爱国就是要爱自己国家的一切。所以柏杨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有人为“死了一个汉奸”而鼓掌，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柏杨写过《丑陋的中国人》，说自己国家有问题的人，又怎能不是汉奸呢？

原题为“一即一切的民族主义逻辑”，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5月03日

反华传媒

西方传媒不是铁板一块

乔姆斯基是我最敬仰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揭发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对抗美国历届政府和主流传媒的霸权，不只使得他的政论著作只能透过小型出版社独立出版，更令他长期遭到《纽约时报》等主流传媒的刻意漠视（至少在“九一一事件”以前）。所以当我知道他的著作陆续中译出版，而且粉丝众多之后，我真的是非常高兴。可是渐渐地，我又觉得好像有点不大对劲了。原来乔姆斯基的许多中国追随者只看见了他狠批美国的那一面，却忘记了他也是个美国人这一点的启示……

同样不大对劲的感觉出在内地一些朋友对我的看法上。本来嘛，我从马克思追读到齐泽克，思想上一直自认是左翼分子，香港还有人批评我想复活共产主义呢。偏偏内地却有人见我老讲民主，于是将我归类为右派，甚至推测我一定是美帝走狗。查“左派”一词本来就源自法国“三级会议”上坐在国王左侧的激进民主派，左派不讲民主难道还要让右派讲吗？至于美帝走狗一说，那就更是天可怜见了，美军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时，我不只先后参与了两次反战游行，更是其中一些活动的策划人之一。到了香港主办世贸部长级会议时，我也参加了反对欧美主导的全球化的示威运动。假如这也是走狗所为，我就不大懂走狗的意思了。

近日不少西方主流传媒在报道拉萨事件的时候频频犯错造假，结果一群中国网民和海外留学生联合办了“Anticnn”网来纠错打假，我也觉得异常兴奋，因为大家终于认识到一向标榜客观中立的西方主流传媒其实也不乏坏种，而且还自发地搞起了独立媒体式的行动。可是再细看下去，那股熟悉的不对劲的感觉慢慢又浮现了。

有些人似乎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很含糊的“西方反华势力”，以为西方主流媒体一定也是听命于政坛的反华派甚至政府本身。其实那些媒体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它表现出深植的偏见和意识形态机器的共识运作。首先，那些西方主流传媒实在不是政府可以直接管控的，就算是国营的“BBC”也有相对于英国政府的一定独立性。根据乔姆斯基等人的长期观察，西方主流传媒、大企业和政治势力等三者之间固然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和公关网络，但有时更要命的或许是媒体人那种未经反省却又自命正确的价值观。照他们的价值观形成的潜在共识，中国政府是个压迫人权的政府，中国传媒也是不可信的宣传机器，所以中国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省自觉（因此才会有人诬蔑Anticnn有官方在背后做手脚）。于是在西藏和人权等议题上，他们往往就失去了客观的坚持，不惜以截图等手段扭曲真相，好持续控诉中国，并且获得“政治正确”的自我满足感。

事实上，西方也有不少专门和主流媒体对着干的独立媒体，常常揭发前者系统化的偏见，尤其针对默多克这类强行把自己的政治立场与利益取向灌入旗下媒体的大亨；当然，这些网上的独立媒体通常也是左翼的。关于西方主流媒体制造共识的复杂内情和独立媒体的概况，以后还可以再向大家介绍。我现在只想再次提醒大家，那些独立媒体的确很少批评中国的传媒，因为他们得先忙着监察自己国家的主流传媒，看它有没有自我审查甚至造假。

原题为“西方传媒持有什么偏见”，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4月10日

浮 躁

这个时代的集体病症

很多人以为一个电台或电视的清谈节目要做得好，主持人的口才是最重要的。但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原来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成功的清谈节目靠的是参与者的“耳才”，而非“口才”。也就是说，懂得听有时要比懂得说更要紧。因为谈话不是独白，你说的任何一段话都不可避免地坐落在对话者的言词之中，它构成了你的背景，发展了你的言论。假如你只是抱着满腹的宏论，却完全听不到别人在讲什么，就算你说得再有道理，也难免予人一种格格不入的错乱感。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许有错，也许需要检视自己的信念；除非我们坚持自以为是的正确要比共认的真理还伟大，否则带着耳朵去参与对话就是一次检验自我的好机会了。解释学宗师伽达默尔在他的经典《真理与方法》里如是说：“……必须从一开始就对文本的异己性保持敏感。但这种敏感既不涉及所谓的‘中立’，也不意味泯除自我；而是为自己的先存之见与固有理解容让出一块空地。对自己偏见的觉察是件重要的事，因为这样，文本才能呈现出它所有的他性，以及它那相对于读者固有理解的真理。”解读文本固如是，与他人对话恐怕更当如是。

因为在央视上讲清史而闻名的阎崇年先生前几天被人掴了两巴掌。那是一场作品签售会，一位年轻男子排队走向正在为读者签名的阎先生，然后发难出手。据目击者说，当时还有人在现场大叫“汉奸”，看来是针对阎先生种种为清朝辩护的言论。那位年轻人的朋友后来解释他揍人的理由是因为他没有和阎崇年平等辩论的机会。

我不想参与评价清廷的史学争论，也暂且不谈这件事情的后续处理对不对（那位青年后来遭到重罚），我甚至很能体会那种由于欠缺交流机会而生起的沮丧与愤恨；可是我很好奇出手打人与言谈对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假如我说了一番驳斥对手的话，而对方不能完满响应甚至不理睬我，于是我动手给他一巴掌；这是否表示我这一巴掌其实是我所有想法的延续和表达？一个耳光又是不是一段话的代替呢？如果打人也是一种辩论的方法，我是否也该预期对方将以拳脚回报？因为对话和辩论总是有来有往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阎教授总不愿“正面响应”那些青年的理由（是没有时间，还是他的响应被人觉得不够正面？）。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也许我们乖得太久了，不想再当个只能听话的傻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话要说。周遭如此喧哗，我必须用尽心思把文章的标题起得耸动一点，让我发言的姿态张狂一点。也许我说得没有什么道理，但起码我被人听到了；也许别人没听懂我到底说的是什么，可是说话的语调和姿态要比说出来的内容还重要；因为正是那些语调与姿态让我被人看见。被人看见，所以我存在。于是每个读者其实都是作家。在一篇一万字的文章里看见一句令我不满的话，忘记剩下那部分吧，我要写一篇两万字的回应来批判它。我为什么要耐着性子看完那篇东西呢？我为什么要深入甚至同情地理会它的真正含义呢？它只不过是我用来表达自己的机会和借口罢了。

个性被压抑够了，因此“个性”二字是今天最高尚的品德。听别人说话不算个性，让别人听见我说话才算是个性。所以这是每个人都要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清谈节目或许是不必要的，我想。

原题为“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15日

负面报道

为什么他们老是报道负面消息

我不是记者，也从未在任何新闻媒体担任过正式的编采工作，我只是一个在媒体上发表评论的人；但是每逢9月1日（香港和台湾的记者节）和11月8日（内地的记者节）,我都觉得这也是属于我的节日。因为我很希望把自己也列入记者的行列，这是一个令人骄傲的行列；它应该是的，它本来是的。

2007年10月15日到22日，香港浸会大学办了一个“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工作坊”，请来几位普利策奖得主与学生交流。其中一位是马来西亚籍的华裔记者方凤美，她刚凭在《华尔街日报》上一系列谈北京奥运的报道得到了本年度的“国际报道奖”。她那些文章谈到了不少“负面”问题，例如环境的污染与赶建场馆却收不到工资的民工。于是有些内地学生就提出疑问了：身具华人血统，你会不会尴尬？更直接点就干脆问她如此在外揭露中国的阴暗面，怕不怕破坏中国形象。

假如方凤美不是华人，大概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还好方凤美只是马亚西亚华人，如果她生在中国，而且仍然持有中国护照，说不定这些问题还会变得更尖锐更锋利。因为我们通常假设记者心中不可没有祖国，她的调查她的报道都不应该损及国家的利益。可是什么叫做国家的利益？谁又有权去界定一篇报道何时才算有损国家的利益呢？

当代最伟大的记者之一，阿米拉·哈丝（Amira Hass），是以色列《国土报》的专栏作家，长年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等巴勒斯坦地区，报道当地人的生活面貌。她是个犹太人，父母都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但她却和加沙的计程车司机与伊斯兰教领袖交朋友。她是以色列人，平常身处约旦河西岸等地简直是深入龙潭，不只要小心游击队“误伤”自己，更要躲避以军无区别的枪弹攻击。她是以色列国民，但当今世上没有几个比她对以色列更不客气。她喜欢拿以色列和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的南非相比，指控以色列政府压迫甚至屠杀巴勒斯坦人。很多以色列人因此视她为叛徒，称她做“卡波”（Kapo，集中营里协助纳粹的“犹奸”）。以国法庭更曾判她罚款六万美金，罪名是“诋毁以色列殖民”。最最糟糕的，是她竟然还用英文写书，把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和以色列带给他们的伤害公之于世。

正是阿米拉·哈丝这种人使我感到记者的尊严与光荣。她是一位真正的“无国界记者”，在普世的人道价值和政府与同胞的欢迎之间，她选择了前者。然而，她又是一位最爱国的记者，因为她不能忍受自己的国家犯错，不能忍受自己的祖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是巨人但在道德上却是个侏儒。看着自己的政府和国民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于是奋起孤笔一士谔谔，欲挽狂澜于既倒，这岂不就是新闻人的良知吗？

一个记者报道或许一时无法见容于当权者，但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就一定更聪明更了解什么是国民应该知道的事、什么是对国民最有利的东西吗？任何政府都想叫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而任何记者都应该怀疑。

约翰·皮尔格是我最敬佩的调查记者，数十年来，他走遍世界各个阴暗角落，用同情的眼光注视被遗忘的人群，专门揭出令大国权贵尴尬的事实，英语世界那些右倾的媒体无不视之为拒绝往来户，跨国财团的首脑与白宫里的鹰派则把他当作必须消声的噪音。同为澳洲媒体人，他的老乡默多克坐拥亿万财富，把买回来的报刊电视全部变成喉舌工具，异口同声地为美军入侵伊拉克鸣锣开道，说萨达姆藏有大杀伤力武器。皮尔格孤身一人手无恒产，却办起了独立新闻和评论网站“Znet”，连结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成为伊战期间最受注目的反战言论基地，拆穿无数谎言。

外国的月亮未必特别圆，我们中国也曾出过一代又一代不畏权贵执著真相的好记者，政府还鼓励舆论监督，以收广开言路之效。但是经过长期的环境扭曲，有些新闻人已经忘记了令他们骄傲的根本价值了。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不得抒展心愿，大家可以同情可以理解；但是自己心态不正，在没有太大的压力下主动迎合奉承，那就实在对不起记者和新闻人的名分了。

我曾目睹一些人号称是做调查报道，却在受访地处处接受该地方官方单位和企业的招待指引，不但不因此焦躁，反而为自己的贵宾级待遇感到庆幸。我还想起许多同行前辈的教诲，评论时政要“该叫好的叫好，该批评的批评；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评；政府做得对，就应不吝称赞”。我了解言者谆谆的苦心，也明白客观中肯的重要。然而，我还是没办法去赞美什么，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从来都错；而是因为这句劝告实在不适用于拥权者身上：对着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责骂，还要适度地表扬；可是我们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权贵和官员都当成小孩呢？他们不会脆弱到稀罕掌声的地步吧。

原题为“新闻人的良知”， 《南方周末》2007年11月23日

常识       第二部分

抗 战（1）

为什么它还没有结束

两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是2005年全球纪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战时死亡人数最多的俄罗斯在纳粹德国投降的六十周年，于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一队苏联红军接受俄罗斯人民的英雄式欢迎，光荣无比地经过克里姆林宫，一派战胜国的气势。反观死伤数字比得上俄罗斯、战时国体残败犹有过之的中国，对之却表现得相当低调。而且全国上下的官方机构、各级传媒也是多谈当年的苦难国耻，少谈胜战的荣耀喜悦。明明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胜方，中国却表达不出一种胜利的感觉。二是近期各种国际媒体竞相吹嘘中国的强大崛起，《经济学人》甚至以“中国统治了世界经济”为题做了个专辑。而东南亚各地的传媒和民调也显示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日益增加，仿佛王朝时期的朝贡体系随时再临。但是中国人自己却不这么看，部分百姓则把美国日本当做凶险的国家。似乎八国联军围攻京师的日子还没过去，四处仍有强敌环伺，我们依然处在“最危险的时候”。

当然“中国威胁论”有夸大不实的地方，也有很多国人对当前中国的地位深感骄傲。但是巡视一遍中国各大网站的网民言论，我们更容易感到的是一种浮躁不安的情绪。听说韩国要求中国人以后改称“汉城”为“首尔”，有人立时上升到民族尊严的层次，说些“我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你韩国人凭什么？咱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之类的话。少数更极端的言论甚至要合并蒙古、越南，好“振我汉唐天威”。另一方面则是无日无之地讨论美国和日本的狼子野心，好像时时处在被威胁甚至灭国的危机之中。这两种表面矛盾的情绪其实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都是无法确切把握中国在国际上的位置、没有正常自信心的表现，而且是同一种民族主义的体现。

这种民族主义就是学者刘擎所说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它来源自一连串的“国耻”和创伤记忆，是百年来无数的苦痛塑造出“中国一定要强大”的民族凝聚驱动力，其最具体的日常表现就在中国人很爱挂在嘴上的“中国不会再让人欺负”。念兹在兹地唠叨“欺负”与“被欺负”，是因为现今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有着太多消散不去的创伤经验，犹如受伤的童年记忆阴影般缠绕终身。总是被这样的梦魇折磨，怎么会有健康平和的心态呢？

这一连串的创伤通常可以简单地归结成四个字：内忧外患。而内忧与外患不只互为因果，并且相互缠结在集体记忆的根干上，剪不清理还乱。在这一系列的外患里，由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就是外患之最。而八年抗战沦丧了半壁江山，更是近世中国外患史上最大的创痛，其伤口至今淌血，其经历仍然历历在目。因此抗战似乎仍未结束，中国也没有一种战胜国的气度。

很多人都会说这是日本的责任。但值得注意的是，使得日本右翼依然有壮大土壤，令其国民历史认识不够透彻的冷战体系，同样影响了中国的抗战记忆。二战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冷战固然使得许多日本战时政府的官员再度出山，占日美军当局也以保持社会稳定的理由没有彻底清算天皇体制。就算是蒋介石也要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不敢开出适当的赔偿条件，反而“以德报怨”，甚至还请日本战犯当军事顾问好对付共产党。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日本成为盟友，中共也曾不断向对方伸出橄榄枝。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只是日本政府单方面的责任吗？

抗 战（2）

当中国官民不断抗议施压，要求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再去靖国神社参拜；当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六十周年纪念的那一天，日本民众以破纪录的人数前往靖国神社致祭——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如果中国的老百姓想在这一天公开追悼在抗战中死去的平民和军人，他们会去哪里？他们能去哪里？

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吗？这尊著名碑石是中国最大型的纪念碑，没有按照中国传统面阳朝南，反而为了迁就观众向阴朝北，饶是如此，观众向它献花致敬也往往要经官方批准和组织。近两年来，曾有人民自发向其献花却被公安问话阻挡的事例，请注意这些人还不是在特殊的日子去致哀，据知他们只是想悼念抗战英烈而已。何况人民英雄纪念碑也非专为抗战而设，它纪念的是“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和“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所有的死者纪念碑都是一种责任的要求，它把死者的死因与现存者的生活以道德义务的形式捆绑起来，要求生者明确认识自己的活与死者的死有因果关系，要求生者以纪念的方式履行对死者的义务。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典型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是现代民族国家用来纪念其创基人，然后凝聚民族认同的常见手段。其无名可以形成一种意义上的空洞，让民族国家的建立超乎个人行为，诉诸集体的牺牲与经历。简单地说，每一座无名的民族英雄纪念碑都在诉说一段故事，一段关于国家诞生的故事，一段现政权合法由来的故事。看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不难发现它表达了一种从无产阶级革命史观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故事。抗战在这1840年以来的故事里只不过是一个片段。

那么八宝山公墓又如何？它固然以纪念个别死者的方式保存记忆，但一不是专为抗日战争而设，二不是囊括所有抗战英魂。其实比对一下带有宗教色彩以天皇名义设立，但依然陈列了两百多万个灵位的靖国神社与较为世俗化但专为军人而设的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原来没有一个专门保存战死军人灵位与遗体的国家级墓园，更没有一个全面纪念抗战死难军民的国家级建设。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怎样纪念抗战牵涉中国历史的敏感问题。请看以下这封决战前的遗书：“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这段慷慨感人的文字，出自胡琏将军手笔，但他并没有死在三峡石牌之役，后来还参与过金门古宁头一战，是与共产党交战过的将军。对于这样的人物，共产党应该如何定位？

自1980年代开始，民间史学界陆续挖掘国民党军队史迹。近年政局以“民族统一大义”为前提，以对抗“台独分裂分子”为要务，大陆媒体重新处理抗日史事的局面就打得更开了。甚至有官员公开说“蒋介石也没有投降啊，他也坚持了抗战”。

但对国民党抗战的作用作出评论依然很难。抗日战争的苦难，是现代中国集体记忆里的创伤经验，塑造了很容易激化很容易扭曲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如果要治愈这段创伤经验，最好的方法除了是不断要求日本“认真对待历史”之外，也得自己认真对待一下历史。全面放开抗日战争真相的研究报道和教育，建立一个国家级烈士陵园，是自我疗伤的方法。想要与日本促成全面的历史和解，首先要自己与真相和解，舔一舔自己的伤口。

从这个角度看来，政府在抗战结束六十周年的低调举动，不但无益于历史伤口的治愈，也落后于民情的要求。不要忘记不只仍有战争受害者活到今天，关于那场战争的记忆也还留在民间，许多国民党抗日将领的名字直到今天还在部分地方传诵。另一方面，特区政府的表现同样令人失望。港英时期的“重光纪念日”在回归之后改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只持续两年，到了1999年就干脆取消，为的只是维持《假期条例》里十七天公众假期的上限。政府总是想推动爱国教育，难道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推动吗？

原题为“如何纪念抗战”，刊于《明报·笔阵》2005年08月17日、2005年08月24日

空 话

言语脱离现实之后的信任问题

那天我在北京机场一座自动咖啡机前唤来一位侍应，告诉她咖啡卖完了。她瞧也不瞧地迅速回应：“有呀，怎么会没有？当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细查看过，才发现咖啡果然倒光了，于是她沉默地为这机器装上一袋咖啡豆。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的第一反应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她连一眼都没瞧，就能如此确定那座咖啡机的运作很正常呢？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很不寻常的奇事。我们坐计程车，要是发现车子震动得厉害，司机一定会说：“没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肾结石，负责官员却在大规模检测开始之前，就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数产品。”这又让我想起央视转播奥运开幕式的解说，据说他们后来做了内部检讨，承认当时的表现的确不够好。我干电视这一行，很明白他们的问题其实出在读稿；事先写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然后再高昂地把它朗诵出来，完全不顾当时现场的实况。于是观众看见的和听见的，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

在这里，语言文字与真实世界“隔离”何其严重。前人花了一万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间的每一样事物，例如一头山林中的走兽，一座架设在河道上的工具，一种暧昧的情绪，甚至是某种风暴的形态。到了现在，这一切名字却像粘力失效的小纸片，从它们所在的东西上逐一剥落，逐一飞散。所以我们开始习惯不再相信言词。满街的标语，我们当作装饰。课本上的教训，我们当作考试过关的口令。什么“国家名牌”、“免检产品”，我们当作是产品包装上的图画。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变成了在真空之中戏耍修辞的高手，公司办的一切活动，我们都在内部通讯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访的宾客一律“尊贵”，他们和领导的谈话则必然“亲切”。国营商店的墙上称我们为“亲爱的顾客”，但里头的工作人员却不耐烦地用“喂”来称呼我们。

话到这里，我很难不想起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所说的那个著名故事，一个市场上的蔬果贩在店铺里打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但这句话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关系呢？它是他的理想吗？他真心信仰这句话的力量吗？恐怕不。可是他仍然无可无不可地挂上了。如果每个人都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言词与事实的隔离，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再轻信任何言词以及那些用言词表达的所有美好价值。而这个社会将不只是个信任匮乏的社会，它还必将滋生出一种犬儒的冷漠。对于种种明明背离了现实的描述和形容，他们会说“这真是没办法”；他们会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默然地承受，机敏地度量，以一己的智巧去处理世事之无奈。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产品标榜安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人自称公仆，我们就要以对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语言与事物的神奇对应，相信承诺必将履行，理念必得实现。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条件；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棉已经不是天然的了，甚至连蛋白质也不再是蛋白质。假如连我们自己也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原题为“犬儒时代的信任”，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09月25日

口 音

“港台腔”错在哪里

听陈水扁用国语演讲，会发现在那挥之不去的闽南口音之中，偶尔有几个字他咬得特别用力，音发得特别标准，听来反而叫人更觉突兀不协调。这令我想起幼年在台湾上学的经验，很多本省籍同学在家里说惯了闽南话，在学校突然要讲标准国语，多半都说不好，这意味着他在国语课永远拿不到高分，更意味着他永远登不上台代表学生发言致词。可是很奇怪，在不断的苦练之下，这些同学永远有几个字的发音特别准确，就像今天的陈水扁一样。这几个字是他们在当年的政治气候底下力争上游的结果跟痕迹。

最近有些广州本地网民发出了抗议，他们投诉本地报纸的标题和内文日见“北方化”，充满了广东人看不懂的北方俗语，结果惹起了语言与地区关系的文化争议。其实何止用语，地方口音的位置在更早时候就成了这几年来的热门话题。广电总局曾经多番下令，约束各省市电视台和电台的方言节目，而主持人则更应尽量避免说话带着“港台腔”。但怪的是，即便中央台节目本身也充斥了大量的“京腔”和其他北方俚语，难道北京口音就不算口音，只有台湾和广东的口音才叫口音吗？

语言从来都是政治的。世界各国使用的标准语言多半不是自然演化的成果，而是人为的创造。现代标准“国语”的概念是经济和政治之间复杂交互作用的产物，很多学者对这个过程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从民族国家形成的历程去探视“标准国语”或“普通话”的兴起。根据这种路线的研究，标准语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部分，为了保证一个国家的统一和内部沟通的无误，成为全国通行的正式语言，然后再确定它的语条、文法及发音。“标准语”和“方言”的差别因此在纯粹语言学的角度来讲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差别主要还是一种政治的区分。

当一个国家的标准语确立了，国境以内的其他语言当然也就成了方言。至于这个标准语内的字条发音，本来从人类声发的自然机制看来，就算是同一个字，也不可能有两个人的读法是一模一样的（因此治安情报机关才有可能用“声纹”去鉴别对象）；可是通过现代电子传播技术，官方还是可以尽量推广一种标准的发音方式腔调。这项任务通常交由各国公共电子传媒承担，例如中国中央电视台与英国BBC（英国广播公司）。

你很难从一个人相貌判别他的出身、籍贯和阶级背景，但是你却可以从他的口音听出这一切。由于说话口音最能表达一个人身份，所以许多关于出身背景的偏见及歧视就能围绕着口音发展起来了。比方说大量与地方方言口音有关的笑话，除了发挥沟通误会这种经典喜剧课题之外，有时候也拿大家对某些地区的刻板印象来开玩笑。而在香港，粤语口音的准确与否也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土生土长香港人的准则，因此一直是歧视“外江佬”、“阿灿”、“表姐”和“新移民”的重要依据。

因为从大众传媒到教育系统，大家都在推广和维护一种标准语和它的发音方式，久而久之，甚至大家都忘了即便是最正确最标准的说话方法其实也是一种“口音”，进而将其他一切偏离正轨的发音都判读为“口音”。所以我们才会说某些人说话有“口音”，却从不抱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有种“中央口音”。这情况就和美国白人忘了白色也是一种颜色而把其他人种叫做“有色人种”一样。

正当中国还有许多关于口音和方言的争论甚至官方禁令之际，我想起英国BBC自2005年开始的一项重大变革，那就是正式招聘了一些带有“苏格兰腔”和“威尔士腔”等不同地方不同阶级口音的播音员。大家都知道BBC向来标榜字正腔圆的“女皇英语”，是英式英语的标准尺度，因此其他国家的人常常通过收听BBC节目来学英语。但是BBC发现它在维持标准之余却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是间接催生不少地域偏见和阶层歧视，不利于社会和谐，也跟不上英语全球化时代英语发音正在日渐纷繁多样的趋势。所以他们下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让各色各样的方言口音涌进这个重要的平台。其实只要是在一个可以听懂可以沟通的范围之内，不同的口音和不同的地方俚语不只可以促进宽容与理解，更能够激活和扩张标准语的生命与内容。BBC这个极有远见的改革应该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点启示吧。

原题为“方言与口音的政治学”，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1月18日

老 师

一种基础的职业

芬兰的义务教育是一个奇迹。从2000年开始，芬兰总是在“国际学生评量计划”里头名列前茅；更令人吃惊、艳羡甚至恐惧的，是他们的学生还在不断进步，评分一年比一年高。且不说其他项目，光看阅读：根据统计，41%的芬兰中学生最常干的休闲活动是阅读。这些孩子的阅读能力又怎能不高呢？为什么芬兰的教育这么厉害？

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谜题，所以每年都有专家学者络绎不绝地从世界各地涌至芬兰取经。然后他们发现，原来芬兰的秘诀之一在于教师。芬兰教师的社会地位之高，是其他地区难以想象的。据当地媒体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是中小学的老师，一般普通小学老师受敬重的程度犹胜于国家元首。而且他们的老师都像学者，几乎全部拥有硕士以上的学历，暑假的时候还要上大学继续进修。如果一个老师干了几年就辞职，他多半是跑去念博士了。由于老师自己就是喜好学习并且擅长学习的人，所以他们才能教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当然，也有不少老师后来进了企业，变身成为高薪人士。芬兰的大公司最喜欢聘请教师，理由是能当老师的年轻人一定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人才。

如果一个总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总是奋发学习的人，就是未来知识时代最需要的精英；那么中国一定是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因为我们也有一大批好学之士。和注重基础教师的芬兰模式不同，“中国模式”强调“学习型官僚”。你现在去各大专院校的研究所点名，会发现登记册里没有几个中小学老师，倒是有不少在职官员，他们全都很踊跃地攻读着硕士博士，颇有学政合一的古风。

芬兰教育以国际视野闻名，小学开始学英语，中学再加一门第二外语。他们还把全球的信息与知识自然地融入课程，例如在小学的数学课里要孩子计算各国摩天大楼的高度，在初中社会科学的课堂上请孩子模拟演出联合国的工作情况，使他们懂得从不同国家的视角了解世界局势。除此之外，他们的教育部有种特别补助，尽量让年轻人有出国游学的机会。当地一位官员解释，其实“在北欧，你已经找不到没出过国的中学生了”。相对地，在我们的“中国模式”底下，你则很难找到没出过国的官员。1999年，两会代表开始关注中国干部公费出国何以花了两千亿元人民币；到了2007年，两会代表持续关注干部出国的总开支怎么会渐渐跳到三千亿元。财政部的数字显示，2007年中国政府的教育经费大约是六千多亿人民币，占了GDP的。世界平均水平是7%，一般经济欠发达国家也有。我手上一时没有2007年中国公务员吃喝、公交车和出国的开销统计，但我知道在2004年的时候，这笔钱的总数就已经达到了七千亿元人民币。如果把这个账目也看成是种教育开支，那么我们的学习风气就算赢不过芬兰，至少也叫做各擅胜场。

四川和重庆最近都有教师酝酿罢教，因为他们不满自己的薪水太低，不只低到一个丧失尊严的地步，甚至连糊口也很困难。本来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义务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愤怒的教师一个月却只有一千甚至几百块的收入，难道这就是四川和重庆公务员的薪资水平吗？抑或这是学习型社会之“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例证呢？

老师不受重视，一般而言，就意味着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视，更意味着我们并不太担心我们的未来。很奇怪，虽然大家都说中国实行一胎政策，人人都拿孩子当宝，但为什么今年各个事件都显示出了相反的讯息呢？先有一场震垮学校的地震，接着是一堆叫婴儿患上肾结石的奶粉，莫非我们的希望不在下一代，而在我们自己的长生不老？我突然想起西洋传说中的那条“衔尾蛇”（ouroboros），他太过饥饿，不惜从尾端开始吞吃自己；嘴巴叼着尾巴，形成了一个圆圈，乃西方秘学的著名符号。这个符号有很多层意思，其中一层是：贪婪是种吞没自己的可怕欲望。

原题为“一条吞掉自己的大蛇”，发于“牛博网”2008年11月01日

刘 翔

一个偶像吃掉了一个活人

熟悉现代中国体育史的人都知道，百年的奥运梦其实也是一个强国梦。透过参加奥运等国际赛事，中国人对内可以团结民心，把过去的“一盘散沙”凝聚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对外则能获得国际的认同，表示中国已经彻底从“闭关锁国”的状态走了出来。如果得到奖牌甚至冠军，效果就自然更好。所以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奥委会以来，政府就很积极地规划各种体育项目的发展，以夺金为目的。

但是在这投入多产出高的浩大工程里，田径始终是一个难言的隐痛。虽然断续有过突出的例子，可是大家不能不承认田径确是中国体坛的弱项。偏偏田径是块很大的领域，而且常被认为是最具奥运传统色彩的经典项目。假如中国运动员在这么重要又这么基础的赛事上表现优异，那才说明中国终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

所以同样是金牌，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得到的那一块却分外耀目；他是现代中国挺进体坛圣域的突破口。问题是中国以前也曾出过田径金牌，刘翔又有什么特别？凭什么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又为什么能造成如今那么多人的创伤呢？

那是因为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冠军运动员，还是当代新中国的一张脸孔。在大家的刻板印象里面，从前中国运动员的性格总是模糊不清的，败了固然低首饮泣，胜了竟也不见兴奋若狂的举动，表现自我的话更不敢多说。刘翔很不同，那一年当大家看到他打破世界纪录时，不单单看一个冲破红线的运动员，还看见他是何等骄傲地对着镜头说：“中国有我，亚洲有我。”

除了飞扬的一面，他还很稚气地向着电视机的观众说：“妈，你看见了吗？”从这一刻开始，他就是中国新生代的代言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新一代中国人不再是过去老外常说的“蓝蚂蚁”，而是一个个个性鲜明敢笑敢怒的年轻人。他们不再一张口就是“感谢党和国家的栽培……”而是声色俱在地高喊“我赢了！”

刘翔更幸运（或者更不幸）的地方是他碰到了中国市场化的新领地。在21世纪以前，体育明星同时是商业宠儿的潮流还没有完全征服中国；到了2004年，却是东风已在，又欠火把了。姚明和刘翔等人拜此大潮所赐，他们的形象无孔不入地渗进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因此，一百一十米跨栏运动员刘翔变成了北京奥运的中国大使，几千人里负担最重的一个。他这个人的笑容和个性，就在这巨大的形象投射里渐渐渺小……

原题为“谁是刘翔”，刊于《am730》2008年08月22日

民间

政府的好帮手

没有一个政府在面对天灾的时候不挨骂，好在我们不一定总是要依赖政府。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是日本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场震灾，死亡人数高达6500人，需要搬进临时组合屋的则有32万人。当时的首相村山富市在地震发生了一天之后才开始动员全国的力量，被人批评为反应迟缓。而且在“灾害对策本部”成立之后，各级政府部门的行动还是慢了半拍，于是我们才会在电视上看到令人震惊的场面：几千个无家可归的灾民居然不慌不忙地排着队，静候救援物资的发放！如此迟钝的官僚系统与如此高质的公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政府人员来晚了，但是民间的行动却非常迅速。日清食品立即派车发送即食面，麒麟和朝日运去了大量的食水和罐装茶水，日本电信公司则在避难所附近架设临时公众电话共450架。除了自动自发的商业机构，各种慈善团体和民间组织更是空群出动，同时大量接纳临时报名加入的义工，有人从外地赶来帮忙分发物资，有人组织民间纠察队负责灾区的秩序；中小学打开了校门接纳灾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各处架起了帐篷……最是一时佳话的，乃帮派“山口组”也成了慈善组织，文身断指的大哥小弟一下子都变为瓦砾堆中的抢险人员。

1999年台湾“921集集大地震”，从灾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慈济”义工，到多年之后的自发社区重建计划，更是处处可见民间力量的身影。事实上，无论是“南亚大海啸”还是美国的“新奥尔良风灾”，反应最及时、工作最有成效的，都不是政府部门，而是民间组织。

最近这次“百年一遇”的超级大雪灾，除了让我们看到政府架构条条块块间的不协、机制的缺陷、危机管理的不足与基础建设的脆弱之外，最令人遗憾的莫过于民间社会的缺席了。是不是中国人都很凉薄很没有爱心呢？当然不，我们知道有无数的企业正在发动救灾捐款，许多平凡的老百姓自己提着沉甸甸的物资走到人满为患的车站，更有一些民工愿意让比自己住得更远的人先行上车。中国社会的人心再坏，价值观再虚无，但天不亡我，漫天飞雪，犹有温情在人间。

问题不在于民间没有救济同胞的决心，而在于欲救无从，不知该从何处着手。评论家笑蜀在流传甚广的《缺的不是物，缺的是柔软的心》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广州火车站的见闻：“我在现场看到的捐赠物资很多，好几个地方都顶到了天花板，但都成包成包的没开封，而就在这些没开封的捐赠物资旁边，很多妇女和老人都盖着单薄的床单席地而眠。热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很少发放到他们手上，原因何在？”

这真是个好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钱有了，物资有了，热心的志愿人士也有了，但应该获得帮助的人还是得躺在地上颤抖呢？笑蜀兄认为其中一个原因乃在于有关部门人员的冷漠，把救灾当交差，所以才会不只不主动征召民间力量，甚至还将志愿人士的热诚当作碍事的麻烦。但我认为除了他所说的“一颗柔软的心”以外，更重要的其实是“如果平时让NGO充分发育，让他们有自由的广阔天地，这时就不难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其实要是有健全的民间社会，有活跃的非政府组织，见诸近年国际上历次大型灾难，你又何需“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呢？他们根本就会不请自来，遍地开花。虽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不再是往日那个全能型国家，政府逐步退出市场和各种私人生活的领域，但部分公务员仍把人民的自愿行为看成干扰，反映出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民间不是没有人，他们只是没有组织。而非政府组织，始终存活在一个灰色发展空间之中。许多规模庞大的老组织老机构一旦遇上什么事，根本没有自主独立的决策能力，只能听任上头的指示动员。至于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和近年新兴的民间慈善团体，虽然比较独立灵活，但也不能不低着头走路，唯恐越雷池半步。

家产上亿的湖北富商王元山最近宣布：“有生之年，我要将过亿的全部家产无偿捐献给政府。”这真是个大笑话，可笑的不是王先生感人的热诚，而是富商不捐钱给民间慈善机构反而要把钱交给全世界外汇储备最高的政府！同样的情况难道不也正发生在眼前的雪灾之中吗？一提到捐助，大家马上想到的对象就是政府。就算民间善款和国家补助没有经过无良地方部门“雁过拔毛”式的层层盘剥，就算前线公务人员没有冷淡地对待人民的热情，这也只不过是把全部的资源都集中在一个水龙头而已。而在全世界的危急救灾行动之中，最无效的恰恰就是只有一个大水龙头的做法。难道连遇上了“百年一遇”的天灾，也还要让有关部门去垄断救助的一切法门吗？

其实不少部门在最近几年已经渐渐体会到官方的局限与民间组织的潜力了。很多事情需要的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府，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过去的2007年在很多论者眼中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元年”，从“黑砖窟事件”、“华南虎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直到“厦门PX事件”，中国公民的意识与尊严都在不断地觉醒。但愿这个步伐不要在今年停下来，让十三亿看似平凡的“老鼠”发挥群体的惊人动力。

原题为“让老鼠成群，让民间自助”，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2月09日

民间（二）（1）

志愿者的崛起

或许，过了2008年之后，中国将永远地被改变了。

2008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十三亿人同时静默。我们上一次看到这种全国共哀的景象，已经是毛泽东逝世时的事了，不同的地方在于这回大家是为了最普通的百姓，如你如我的一般国民而哀。三分钟之后，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开始激动起来，没有组织，也不需组织地高喊：“四川挺住！中国加油！”他们挥着拳头，与电视机前的观众同时流泪。

纵然有一些仍待商榷检讨的细节，中国政府在救灾工作中展现的惊人能力得到了证明；虽然后来难免出现了救灾大于灾况的传统叙事手法，但中国媒体在报道灾难上的透明与开放到底是史无前例的。这两者加起来，换回的便是国人的空前团结，而这份团结也许是办十次奥运都得不到的。只要看过第一天全国哀悼日的场面，我们就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在这一刻赢取了人民的认受，巩固了统治的合法性。

然而，那十多亿人的眼泪又不只代表了爱国的热情；更准确地说，那是爱国，但还不仅止于对在上位者的拥护，更是爱自己的同胞。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听过太多太多中国人丑陋的故事。经过传媒的报道，很多人几乎以为中国没有食品是安全的，没有商家是可信的，没有官员是不贪的。

这三十年来，人民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可是大家又同时认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了，整个国家的精神空虚了。

突然之间，我们发现一个残疾人士用手爬行到募捐站前，要工作人员下来帮他捐款；备受漠视甚至歧视的河南“爱滋村”病患打电话给协助他们的志工说：“我们‘老艾’不能献自己的‘脏血’，我们只能捐钱。”他们想捐的数目是他们一整个月的收入。不要看少数财主的吝啬，也先别管某些靠煤矿致富的干部何其小器，要看这些最平凡也最被主流贱视的中国人。中国人，竟然如此可爱。

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公民道德”（civic virtues），而公民道德的核心是信任。舍己救人的英勇故事，大家都已听得太多。这些故事最感人的地方，是它们呈现了一种集体的特征。与历年“感动中国”的人物评选不同，这里有的不是个案，而是集体。这种集体特征忽然让我们感到信任原来是存在的，孩子始终是可以交托给老师的，乡亲始终是可以看顾老人的。因为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故事说明了，在危机来临的关头，你会守护我的姐妹兄弟；所以，我也将守护你的姐妹兄弟。

我不想太过夸大，但是四川震灾确实让大家有机会重新肯定自我，肯定群体的相互信任、相互协助，肯定自己的良知与能力。在公民道德的启发上，这场不能以悲剧二字去形容的悲剧，意外地起到了比任何官方推导的美德运动还要大的作用。探讨公民道德的典籍论著浩瀚繁多，其基本框架仍不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定下的格局。亚氏认为，一个理想的公民必须同时是好的统治者与好的被统治者。过往强调的守法守秩序其实只是在教人怎样做一个好的被统治者，这一回的震灾却让人领略到了自信自主的魅力；自信，正是好的统治者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看，那些聚集在广场上高叫“中国加油”的群众不单单是为政府所代表的中国加油，更是为自己构成的中国而加油。

民间（二）（2）

国家固然展示了它的能力，武警、消防员和解放军的将士用命不畏艰苦固然叫人印象深刻，但是更不应该忘记无数志愿者的热心。坦白讲，那些没有专业技能未经充分准备就自己开车跑进灾区的人，有点傻也有点乱；不过他们却释放了很巨大的潜能。

可能有人会觉得，政府既然如此高效，又何必需要民间志愿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助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在大型的灾害之中，争分夺秒，我们不能把筹码全押在一个巨型机构上。美国政府在新奥尔良风灾救援上的反应是很迟缓，但是它们还有许多民间团体和“沃尔玛”与“联邦快递”等商业机构，甚至比政府更快速地开入前线。

以民间团体为代表的公民社会最擅长的，还不是第一时间的救灾，而是灾后的重建。根据过往的国际经验，在灾区重建的过程里，大型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又不一定比地方上小型的草根团体有效。因为所谓的重建不只是房屋校舍等硬件上的建设，还是经济活动、心理健康与社会纽带的恢复，这一切都有赖于熟悉地方环境的民间力量。他们要重建的不是物质环境，更是包括物质环境在内的社群。举个简单的例子，政府现在可以迅速地为灾区搭建临时房屋，但这毕竟是临时的应急之作。长远地看，灾区人民还要和专业人士合作，找出一套符合特殊自然条件，又能谋取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方案。他们或许要考虑植被铺设和水土保持的关系，还要考虑能够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没有民间自主力量的参与，任何由上而下的外在方案恐怕都是不现实的。

可是中国民间组织长期以来面对着许多困难，比如说捐款。平常怀有善心的人或许很多，但是他们不大确定捐款的对象是否可信。一来，我们都知道以前类似“希望工程”中善款被挪用甚至被贪取的种种现象；二来，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一些半官方的民间团体架构臃肿，效率成疑。与此同时，其他纯民间团体的筹款又要面对犯法的威胁。再加上税务优惠等激励机制的欠缺，自然就形成了有心人欲助无门、有心团体欲行无财的困局。

在这次全国动员的救灾行动之中，有些乱象就是来自民间团体的不成熟。长期处于半地下状态的他们一时间筹募不到充分的资源，也不拥有一大批早经征集训练的志愿人员可以调动（在国际救援行动里面，大部分志愿者都是平时就登记在册，而且经过专门训练，一旦有事瞬即开拔），更没有成熟的协调机制让大家互通信息分配工作。

另一方面，政府和半官方的大型机构也适应不了这种新的发展。例如台湾的“慈济”义工抵达四川之后，当地政府人员就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类民间救援团队，只好按惯例请来宗教局的干部先接待一下这批佛教徒。再如“网易”公司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捐出了500万元人民币，条件是要知道该笔款项的处置方式。本来这是现代社会的常规，但碍于既有方针，红十字会表示无法答应，于是“网易”只能转觅其他合作伙伴。

改革开放，是一个政府不断后退并且寻找自己新定位的历程。从前，中国是一个人民无所逃于天地间的“全能国家”，从个人私生活开始，直到经济活动与政治参与，皆在政府的领导规划之下。然后，政府开始逐步让出了市场这块领域，使得中国迈入前所未见的繁荣阶段。可是有时候它又退得太远太快，像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这些重要的民生范畴一下子陷入不是政府负责就是市场竞争的处境，于是有了过去十年的“左右”之争。每次看到这些争论，我都很想问“民间在哪里”。

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区，成为媒体的焦点之一，可是大家更应该看到由南至北自发起来的民间力量。这会不会是一个新时代的契机呢？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中国是不是也要开始培育“第三部门”的土壤呢？我希望这不幸的一年可以是改革开放历程的转折点，让人民变成自信自主的公民，让国家进入一个“强政府、大社会”的双赢时代。

原题为“来了吗？我们也来了”，刊于《明报·笔阵》2008年05月22日

企业责任

不下毒是做人责任，而非企业责任

温家宝在论及“毒奶粉”事件的时候，特别提醒企业要尽社会责任。这让我想起上个礼拜和一位教工商管理的教授聊天，她也批评中国学院里的工商管理系不注重社会责任，人家外国的管理学院不只专科教导学生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甚至还把它列为必修课，确保学员将来都成为有良心的管理人。但这真是“毒奶粉”事件的要害吗？翻翻国外企业社会责任课的教材，里头说的多是如何平衡股东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与社会公益间的矛盾，例如生产过程不污染，产品要环保，劳工权利不受损，甚至尊重多元文化主张等热门课题。那些课程会教学生不能在食品里下毒吗？当然不会，因为这么简单的道理根本不用教，更谈不上是什么企业该尽的社会责任；它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正如针对年轻人的性教育，会不会训诫学生不能为了宣泄性欲而强奸他人呢？

假如一个国家的商学院要告诉学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学生不准强奸，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可怕的国家吗？但是非常不幸，我们的确正在面对道德最底线失守的危机。“毒奶粉”事件的起因可以归诸商人无良、官商勾结，也可以追溯至监管体系的缺失，行政队伍的失效；可是归根究底，它仍然是个基础道德的问题。

平心而论，全世界任何一个乳品制造商都不会好端端地为了三聚氰胺而设计一道检验程序，因为他们压根就想象不到居然有人会在牛奶里下这个东西。如果全中国所有产品的生产商都要为了各种超出想象的有害物质设置检验工序，那么“中国制造”的品管成本一定会是全球最昂贵的。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堆大型“民族品牌”的兴起实在是它后十五年的事。十五年如何打造得出这许多独霸一方、冲击全球市场的名牌呢？有些商家靠的不是兢兢业业地踏实工作，不是按照传统智能苦心经营自己的产品质量；而是仰仗那些舶来的商贸潮流知识和术语，大谈市场推广与品牌形象的建立，说穿了，就是搞公关卖广告；舍本而逐末。

这情况就和对着一批在牛奶里添加有害物质的家伙大谈社会责任一样，无异于告诉一帮连汽车都没坐过的人该怎么选择最佳航班座位，是种无聊而虚幻的泡沫。从这个角度看，“毒奶粉”事件，就是过去十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泡沫爆破了。

它揭出的真相是：原来我们连站都还站不稳，居然就想飞了。

原题为“品牌的泡沫”，刊于《am730》2008年09月26日

常识       第二部分

“人格魅力”

领导人一定有魅力吗

政治家是可怜的，因为他的一切都属于政治。即使是他的休闲爱好，也是舍命贡献出来的。就以温家宝总理的日韩之旅来说吧，他必须把每日的晨跑变成一种软性外交，一方面要展示自己公职身份之外的常人生活；另一方面则要把自己所代表的国家人格化在自己身上，亲切地和外国百姓交流往来。在这种情况底下，身为一个常人的温家宝与身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已经合二为一，密不可分了。这就是政治公关的高级境界。

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大家却又很避讳去谈领导人的政治公关，似乎一讲公关就是虚伪就是造作，冒犯了领导人的人格。与此相反，我们喜欢说的是“人格魅力”，一种玄而又玄、没有人能界定清楚的特殊禀赋。于是一切在其他国家能堂堂正正地以公关技巧去分析的言语行为，到了中国这里就都成了与生俱来的“人格魅力”。最好的例子就是周恩来，他大概是过去数十年里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最出色的中国领导人，关于他如何在外交场合中保持立场也不失风度地与人交手的故事，一直传颂至今。那些故事几乎都能用来当做传授政治修辞与谈判技巧的教材，但是无一例外地，这些故事的结尾总是“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再一次地折服了对手”。

这种说法不仅无益于政治才能的专业培训，还反映了我们对于政治领袖的看法依然摆不脱老一套的政治家理想。根据传统，政治领袖虽然要精通形势，但他到底是个“真人”，必须具备旁人所不及的上善性格绝世才华。而这些才华和性格是学不来的，因为它们是天生的。故此一个领袖越有“人格魅力”，就越能证明他果然天生就是领导人的材料，而我们则注定要拜服在他的魅力底下。所以我们很容易有错觉，以为中国每一个政坛领袖都得是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型统治”（魅力型）。所以周恩来的外交工作为什么干得好呢？原来不是他的手段高超口才了得，而是他有“人格魅力”。为什么他有那么巨大的“人格魅力”呢？原来是因为他是个天生的领袖！

坦白说，温家宝在这趟外访行程中展现的技巧真是叫人叹为观止，不得不服。他一到日本就吟了一首自己创作的俳句，后来又跑去打一场棒球，立意要借着日本文化的骄傲与日本人最喜欢的运动，拉近日本国民与他的距离。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都是精心设计的公关手法。可是在内地媒体的一片赞赏声中，我们却极难见到有人从这个角度入手分析。虽然有人已经说出了温总理是在搞“慢跑外交”，但就是不愿点到“公关”二字，反而还要再三祭出“人格魅力”这个中式政治语言。这除了是传统的心习限制，恐怕也和温总理自己的行程主题有关。

温家宝的行程主题大抵可以用个“真”字总结，多掌声的国会演讲，他就极为罕见地公开披露整篇讲稿由头到尾都是他亲自操刀，以显其诚。更厉害的是他还把经历过抗战岁月的九十岁老母亲也搬了出来，说自己演讲完毕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她，结果得到她的赞赏：“孩子，你说得很好，因为你说的是真话。”大家都知道，这篇讲稿对日本的态度相当温和友善，如果连一个面对过日军刺刀的老太太都说它真诚，那么它就真能代表中国人和平宽大的诚意了。此举不但突出了温家宝的温情，还强化了他真诚的形象。

每个政治人物都该好好规划自己的形象，给它一个鲜明且有说服力的性格。身为一个政治家，温家宝选择的定位就是真诚。所以我们在电视荧光屏上看见的他总是面带诚挚温情脉脉，他的韩日之旅也不脱这个基调，因此方能令人信服。想想看，一个人要是老无谓地开玩笑，突然之间却又态度诚恳地说起自己的母亲，这会是什么效果？他能够叫人信任吗？可见任何外交场合上的公关手法还是得建立在一贯的形象规划之上。

由于温家宝这么注重真诚，媒体就更不愿也不敢说他的公关了。因为我们相信真心诚意和仔细的计算是彼此矛盾的两回事，互不相容。既然温家宝是这么真诚的一个人，他的一切言语行动也就都是“发自内心”的了，怎能让“公关”二字给玷污？

真诚就一定容不下公关吗？天生的性格与后来加工的设计就一定是矛盾的吗？从政的政治家明明内向就不能强装张扬，明明木讷最好就别故作风趣。成功的政治家不该为自己规划一条违背自己性格的形象道路，相反地，他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突出强项掩饰弱点。

所以我们不应该回避温家宝的公关策略这个话题，反而要从专业政治技巧的角度加以分析。别小看政治报道和政治评论的语言现代化，这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部分。

原题为“被神化的‘人格魅力’”，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4月19日

日本（1）

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

一提到近日席卷中国各地的反日浪潮，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个思想陷阱：要不义愤填膺地在旁吶喊打气，全力支持；要不就是站在一边，抱着怀疑犬儒的态度冷嘲热讽。以上两种非此即彼的立场并不足取。此外，当然还有很多论者会同情中国民众的情绪和立场，同时呼吁游行人士和部分激烈的“愤青”保持冷静理性；但又往往失之于缺乏思想的深度，点到即止。究竟我们应该怎样看这场反日浪潮，又怎样确切地去掌握在它背后浮现的所谓“日本问题”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怀疑各处反日游行和行动的诸种论点有什么问题。有些论者（包括我的好友）认为发生在过去一周内的各处游行只是官方暗中发动的虚假“民间行动”，因为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允许真正由人民自主发起的抗议集会。我觉得这种说法实在太过想当然耳，纯粹来自对于中国社会的刻板印象，脱离实际甚远。凡有机会采访过当年在北京抗议美军“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集会的记者，都知道那一次游行不只得到了官方默许，甚至还有学校加入组织，派校车接送学生到美国大使馆。可是这一趟游行却大不相同，不只没有官方介入的迹象，甚至找不到一些像样的组织单位（如“爱国者同盟”），完全是一次由三两个网友以网上留言和手机短信动员起来的“聪明群众”（Smart Mob）行动。而且几条游行路线的设定也是临时“走”出来的，充满了随机应变的色彩及意外。

其实只要看多点内地新闻就知道，这一两年来由民间发起，但政府事先一无所知的群众运动不在少数。有的是官方不能容忍的，有的是官方默默接受但又不愿正式称之为“示威游行”，于是叫做“上访”和“请愿”的。我并不是要说中国政府已经大开游行自由之门，只是想指出今天的中国的确可能出现既非官方策动，亦非官方可预先阻止的民间群众集会。最近的反日游行就是这样一种集会，只是官方明显地没有干预介入。

也有些人强调政府不介入就是一种默许。从1990年代“中国可以说不”的潮流开始，一股势力愈来愈大的新民族主义就日渐成形，并且助长了所谓的“愤青”现象。在这个过程里面，官方的确有一定的角色。倒不一定说是积极的倡导，而可以是左右透过传媒报道信息的种类和范围的细致，就可以构成助力。不过如果过度重视官方的角色，可能就会忽略了民间自主及社会内在的种种因素，可能就会轻视了政府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构成了当前民族主义的热潮。关于这点，我以后还会另文细谈，现在暂且不表。

当然，还有朋友提出历史反省的责任问题，认为中国不能一方面要求日本反省历史，认真道歉，同时却掩盖自己历史上的失误。我赞成这个说法，可是在同意之余也有必要指出，中国自己的历史忏悔意识不足，不等于日本也自动地不用忏悔。同样地，就算当前民间反日情绪是由中国官方鼓动，就算北京、深圳、成都和广州的游行是由官方组织，也不等于批评日本修订教科书就是错误的。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只是因为“官方默许”和“官方引导”，就要否定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和它所针对的问题。

还有一种看法在内地也相当流行，就是主张“抗日不如自强”。与其罢买日货，不如先搞好国货的质量和信誉；与其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散布仇日言论，上街焚烧日本国旗，不如集中精神检讨自己的社会体制，壮大国家实力。这种想法的第一个问题是假设了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强化中国本身，于是可以漠视仍然在世的慰安妇继续得不到合理赔偿，而且还要受到日本新版历史教科书的侮辱（按该书的说法，慰安妇其实是自愿的军妓）。第二个问题更是严重，因为它很容易就会导致一种“今天我且哑忍，瞧明天我强了之后谁狠”的复仇心态。什么叫做“自强”？我们“壮大国力”之后要干什么呢？这里脱不掉一种把中日历史问题看成两个彼此竞争总得分出敌我高下的简化国际观，不只解决不了眼前的历史罪恶如何分析如何解脱的问题，且徒添了威权式的国家主义。我们根本随时都要反省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目的是为了民众更民主更理想的生活，既不因日本而起，更不因胜过日本就可终止。

日本（2）

简单地说，所有怀疑反日情绪的看法就算全部正确，也无法遮盖明摆在这里的“日本问题”。但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反日情绪，所有那些包括抵制日货和伤害日本留学生的反日行为，就都是正确的呢？当然不！“反日”从一开始就反错了对象，把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日本意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与美国军事联防和钓鱼台问题一股脑地混成一团，并且连接各种各样的“日本人论”，本质化成了对日本的整体否定。南方朔在其专栏就指出了要反的其实不是日本，而是罪恶，可说非常精准。但如何区分反日与反罪？怎样分析反日情绪？“日本问题”又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上面我强调不能把当前席卷中国的反日游行活动看成是官方鼓动的结果，除了还民间自发行动的清白，正视国民情绪之外，同时也想提醒各种不同立场的论者，把这一连串的集会说成是由政府鼓动和操纵，正好中了日本保守派的下怀。因为在日本的右翼势力、保守派甚至部分进步分子，一直有这么一种印象，认为中国是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社会，没有独立自主的司法系统、传媒机构和学术界，也没有可与政府分离甚至对抗的民间社会。这种印象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但它却很巧妙地被利用成右翼的工具。比如说在战争历史的事实争论上，日本右翼就很喜欢先从中国的学术界不够自主不够自由开始，进一步推论所有学术研究都脱不开政府影响，而结论就是中国学界所说的“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和“南京大屠杀”无非皆是政府的仇日宣传。同理，他们也不愿意相信中国百姓会有不经政府组织的游行；就算有，他们也会认为这是政府反日教育的结果。

这种中国印象是冷战结构的产物之一，战后投身“自由世界”的日本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其主流社会把日本与中国的区分，界定成自由民主开放的世界和封闭专权的铁幕世界之别。如今日本右翼与战时军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一，就在于它把这种“民主”话语从传统左翼手中抢了过来，移置成自我肯定的一种资源。透过这套话语资源，日本右翼可以一方面试图复兴天皇权威，但另一方面吊诡地以民主和开放的旗帜再次宣扬日本相对于中国的优越性。所以当日本保守阵营指摘中国学者虚构史实、官方暗中发动示威的时候，不只是否认战争责任这么简单，而且是再制造日本的优秀先进和中国的专权保守这种特定印象。

令人气馁的，是所谓的反日糊里糊涂地把所有的事情混成一团，情绪胜过理性，对于日本政府和右翼的种种过当行为，除了左一句“日本人不知悔改”右一句“小日本天性就坏”之外，就再也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来。因此才会有抵制日货、袭击日本留学生乃至于破坏日本餐馆等种种行为。照这种全面否定日本的逻辑来看，现代中文里所有来自日本的外来语，如“广告”、“现金”、“干部”和“建筑”，是否也全都应该扫地出门，自此禁用呢？

反倒是日本的左翼学者在谈起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和政府右倾化背后的理路时，要比一般中国知识界来得更深入更精到。例如近年相当走红的小森阳一，就在其最近的作品《天皇的玉音放送》里面，指出了日本自卫队赴驻海外、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保守派试图修宪与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等四项事端的因果逻辑。他认为日本政府派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担任“盟军”后援，明显是要把自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政治军事同盟，同时也是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试探手段。而修改宪法使自卫队成为名正言顺的军队，则是想把日本变成“正常化国家”。这里所说的“正常化国家”，几乎完全是由军事力量的正名来界定的，可说是把军队当成了国家的资格证书。至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它的一个小秘密是为了预防有自卫队员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因为如果真有这么不幸的事件，日本国民肯定会质疑他们的子弟何以要去为美国人的战争送死。可是只要根据传统，把死去自卫队员的灵位供奉在靖国神社，有天皇的威权笼罩，他们就成了为国捐躯的英魂了。

所以小泉纯一郎以首相身份一拜再拜，就是想再度巩固靖国神社与天皇国家的关系，而且这也有助推动修宪。日本不能拥有正式军队，日本的宪法要有第九条这么一条，全是来自它过去发动战争的责任。要是想让日本成为“正常化国家”，想让日本国民接受修宪（须经半数公民投票通过）；把靖国神社从一个供奉战犯的地方，转化成一个供奉所有为国捐躯者的正常军祠，就是很重要的象征工作了。修改历史教书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采用扶桑社新出版教科书的学校少之又少；但是相关组织的普及历史读物却是市场上的畅销书，而且抱持类似史观的出版物也愈来愈多。在小森阳一看来，这是日本右翼与政府里应外合的文宣行动，目的就是给大家洗脑，酝酿半数国民支持修宪的理想土壤。

可见日本政府和民间右翼的诸种举措并非毫无关联，不是一句“日本人玩嘢”就可以概括得了的。而所谓“历史问题”也不像某些倡导“对日新思维”的学者所言，是一种可以放在脑后、与现实利益无关系的包袱。缠绕着中日双方的历史问题不只仍然在世的受害人与加害者双方身上，也不只仍然活在双方后人的集体记忆与民族感情之中，而且还是一股可以影响现实政治的力量。否则日本右翼尽可提倡修宪尽可提倡建军，又何须汲汲于修改历史掩埋史实？如果历史真的可以轻易地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为什么1980年代看《龙珠》长大，1990年代沉迷村上春树的那些内地年轻人，现在怎么会把怒气烧在日本头上？

“反日”必须弄清目标，一方面针对战争历史的罪恶，另一方面要把历史和现在的政治局势联结起来分析，才可以对准日本右翼和保守派的全盘计划。对于“反罪”的问题，碍于篇幅有限，只好下次另文再论。

原题为“既不犬儒，亦不激愤——分析日本问题”，

《明报·笔阵》2005年04月16日、2005年04月20日

萨科齐如何背叛了法国的共和遗产（1）

萨科齐顺利当选法国总统，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说这是“法国人选择了改革”。他们看到的是萨科齐要向右转，把法国从左翼当道的深渊里解救出来；他们看到的是萨氏要向传统的大政府开刀（每五个法国人之中就有一个是公务员），打散庞大而广泛的福利体系；他们看到的是萨氏接上了世界主流，高举工作的价值，让劳动市场更有弹性，减低税负，使企业有创新和投资的动力，挽救法国沉沦的经济。大家仿佛看到了一个新法国，一个对美国更友善的盟友，一个“重新回到欧洲的法国”（这是萨氏在发表获胜感言时的第一句话，他的意思是不再将欧盟宪法交给全民公投，以防法国公民再次否决）。

然后大家都提到了一点：萨科齐很强硬。接着就不再多说了，似乎“强硬”这两个字指的就是他要对抗老法国痼疾的决心，于是萨氏就有了一个坚定改革派的救星形象了。到底他的“强硬”指的是什么呢？他又说过什么强硬的话，做过什么强硬的事呢？

2005年11月15日，就在法国郊区大型骚乱暴发之后，《世界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巴丢（Alain Badiou）是最重要的在世法国哲学家，任教于法国最高学府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rieure）。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日常侮辱》，讲的是他16岁非裔养子的故事。据巴丢讲，这个年轻人在街上经历过无数的警员检查，更曾在十八个月内被捕六次。每一次都是无缘无故被扣上手铐，带回警署，遭到辱骂和恐吓（例如“白痴”和“你想试试狗咬的滋味吗”），受到无理的攻击（路过的警员会顺便踢一下被压在地上的小伙子）。每一次巴丢都会被叫去警署，带回孩子，接受警方诚挚的道歉。到了第六回，巴丢再也忍受不了了，于是投书报纸，这一次他发现自己儿子的罪名是有所学校的校长认出他是前一阵子群斗事件的一员，“因为他们全是黑人”。巴丢又说，他儿子就读的高中“曾被警方要求提供所有黑人学生的档案和照片。是的，你没看错——黑人学生”。　

值得注意的是，巴丢不是郊区里贫苦的移民，他是备受尊重广为人知的学者，他住在巴黎一栋不错的房子里，他唯一的问题是有个非裔养子。

当时，主管全法警政和治安的不是别人，正是内政部长萨科齐，他顺理成章成了法国青年骚乱针对的对象。当年引起不满的是总理德维尔潘的青年就业政策，他提出雇主可以不用提出任何理由就在两年内解雇青年员工。当时外间都认为这个做法很正常，批评法国新一代好吃懒做。可是大家忽略了萨科齐的火上加油，忽略了他怎么清理郊区的“人渣”和他批评青少年的言论。他的竞选纲领之一就是要加强警察执法的权力，对付罪犯。

要怎么做才能维护治安呢？2007年3月20日，法国宪法法院通过了《萨科齐法案》，禁止记者以外的任何人拍摄和散布暴力行为的影像。推动这条法案的萨氏认为，年轻人“快乐打耳光”（happy slapping）等网络欺凌行为很不恰当，所以要立法禁止。问题是这条法案同时也禁止了所有人拍下暴力场面的权利，萨氏相信2005年骚乱扩大的原因就是有人刻意散布警员追打移民青年的短片。自此之后，所有个人和网站要是拍下或上传了暴力行为的影像，就要面对五年的有期徒刑或将近十万美元的罚款。

萨科齐如何背叛了法国的共和遗产（2）

这就是萨氏的竞选对手罗雅尔声称他的当选会引发骚动的原因，也是法国左翼媒体一直妖魔化萨氏的原因了。他们想把萨氏描绘成一个希特勒般的人物。可是，为什么萨氏又能赢得这么多法国公民的支持呢？难道法国不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现代人权观念的老祖宗吗？除了他的种种改革措施之外，萨科齐还有别的板斧。

200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极右分子勒庞（Jean－Marie Lepen）意外地淘汰了社会党对手，挺进第二轮选举，震惊全世界。五年之后的今天，这位反移民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连第一轮选举都过不了关。这是否说明了法国人厌弃了极右，不再仇视非法移民，也不再厌恨来自北非的穆斯林与其他地方的“外国人”呢？恐怕不是，根据法国媒体的票站调查，三分之二的勒庞支持者转向了萨科齐。就连勒庞本人都愤愤不平地指摘萨氏“偷了我的理念”。什么理念？首先他改造了勒庞上届大选的口号“法兰西，要不是爱它就是离开它”，不断强调移民的可怕。然后他甚至宣布要在缩减政府规模的同时成立一个新部门——移民与国族认同部，好教导大家怎样做个纯正的法国人，同时收束移民的拥入。而这正好对上了勒庞支持者的胃口，他们一向认为说话带口音的外来人口要为法国的高失业率负责，而聪明的政客总是懂得如何把内部的问题转移到对外人和他者的恐惧之上。

萨科齐是个聪明而复杂的人物，他具有反移民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同时又主张和美国交好，鼓励国民学英语。但基本上他是个想要维护法兰西国家身份的民族主义者，例如他曾提出政府应该资助穆斯林兴建清真寺，培训本土的教长。虽然在竞选期间，他害怕赶走右倾的选民，对此避而不谈，但这个举措其实是为了切断法籍穆斯林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一方面避免“恐怖主义”的散布，另一方面把伊斯兰教国家化，纳入政府可以管控的范围。

单方面强调萨科齐的经济政策和劳工政策，却忽略了他对治安和民族身份的看法，我们就不能掌握其右翼本色的完整面目。萨氏真如许多媒体所说的，是个新自由主义教条的追随者吗？即使是《经济学人》也指出了在工业政策上面，萨科齐是个国家干预的忠实信徒。其实他向来也是个“经济民族主义者”，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反对印度富商拥有的Mittal钢铁公司去年提出的Arcelor收购案。正如大部分政坛里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一方面强调开放竞争以促进发展；但是在面对外国农产品的“倾销”和国家标志性企业被收购的时候，却又变成了保护主义的卫士。

萨科齐在竞选期间大力攻击所谓的“六八遗产”。很多人认为1968年的左翼革命是今天法国经济停滞不前、社会生机停顿的祸因，所以觉得萨氏的说法有理。但是，我们也知道与阿尔及利亚独立有着血脉关系的“六八遗产”，乃是现代法国的宝贵遗产，它批判殖民主义的遗毒，重振自由、平等和开放的共和国精神，拒绝歧视、尊重人权。不过，这一切或许真的已成过去。正如萨科齐那名称古怪的“移民与国族认同部”，“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对不少经历过“六八事件”的人来讲曾经是个贬义词，他们当年相信的是“共和国认同”。

原题为“萨科齐会否远离共和国”，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5月13日

世 界

我们的地图里没有第三世界

虽然中国人曾经喜欢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我们对世界人民其实是不大感兴趣的。例如三年前在香港举行的世贸部长级会议，明明来了那么多世界各地的工人和农民，明明有那么多代表弱势来自草根的团体；但当我提议某大传媒机构的新闻主管去采访一下他们时，他却不置可否。直到一群韩国农民和香港警方发生了激烈冲突，这家传媒的记者才亢奋地跑到前线，把港岛街头当作战地，务求捕得最刺激的画面。

自从1999年“西雅图起义”开始，俗称的“反全球化运动”就从来没有退潮过。哪里有富裕大国召开高峰会，哪里有跨国财团举办大型论坛，挟着“我们到处都是”（We are everywhere）口号的示威者就会跟到哪里。无论是世界经济论坛、世贸组织会议，还是八大工业国高峰会；这群反对派几乎无役不与，力图争取曝光机会，甚至直接举行破坏会议的游行。他们的背景复杂，议题不同，但一般学者皆以为这是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左翼大结合，是挑战新自由主义霸权、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美国主导的新帝国的最新力量。

中国不只是世上最后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大国，而且有着丰富的反帝传统以及第三世界联结合作的经验；可是十年以来，这等国际级反帝盛会却从来不见中国人的身影（少数香港代表例外）。不只如此，我们甚至连人家到底是谁都搞不清楚。因为中国的主流传媒和受众都不是很有兴趣，我们大可在国内反精英反权贵，但只要一到了国际场合，我们却变得比谁都精英，只关心最传统的大国政治和最保守的外交战略。

例如刚刚在日本洞爷湖落幕的2008年度“八大工业国高峰会”，主流传媒最注意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加入其中，似乎都把这趟混水当成了国家地位提升的证明，丝毫没有想过这个会议的虚伪和霸道。至于那些示威者，我检索了一下中文网页，全是他们如何游行的花边，几乎没有人深入介绍他们的议题，分析他们反抗的理由。

在报道今年八大工业国高峰会时，最有内容的就是说一下会议的成果，批评一下他们怎样无心解决全球暖化，如何无力应付油价高涨。可是大部分传媒都忽略了“八国峰会”反对者的声音，如此一来，我们廉价的批评反而会蒙蔽了大家的眼睛，看不见“八国峰会”的很多问题不在于它有没有响应全球关切的危机，而在于它响应的方式。

比如说，一般传媒都会质疑美国等农业出口大国有没有增加对外粮食援助，好像只要它们援助的数额够大，就算尽到富国责任了；如果它们的援助力度不足，大家就批评它们没有良心。如此取态根本就是被八国峰会集团设定的议程牵着鼻子走，毫无独立批判的能力。可是只要听听民间团体和示威者的声音，我们就会发现所谓“援助”其实是个陷阱。因为美国一向破坏公平贸易的原则，大量补贴本国农业，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结果养出了不少肥大的农产商团，打垮了第三世界的无数小农。

它现在的“援助”只不过是个掩眼法，先用钱买下本国农产品，再拿去转赠他国。于是美国的大农场主照样享受了国家给出的另类补贴，穷国的农业则始终无力自立，不能竞争。请问，这样的援助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生产不足的难题吗？也就是说，即使美国非常慷慨地大施援手，也不表示它真正“协助”第三世界的饥民。

自从“拉萨事件”以来，中国今年最流行的话题就是西方传媒的偏见和霸权，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凡是在“八国峰会”这样的场合里面，在这种和国家尊严无关但却实在影响到了全球弱势平民的议题上，中国主流传媒和热血网民却突然变得很不在意西方主流传媒的偏向，并且很愿意跟着人家设置的路子走呢！

话说回来，幸好中国没有加入“八国集团”，否则说不定连仅有的示威花絮也要消失于中国传媒的眼界之中。你知道，那些示威者总是喜欢拿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开玩笑；要是他们也拿中国领导人开玩笑，那可是侮辱我们国家形象，伤害民族感情的重罪。到时候，所有批评“八国集团”为富不仁的话恐怕都得反过来讲了，不是他们突然都变得很善良，而是我们也成了他们的一部分。

原题为“全世界无产者不见了”，发于“牛博网”2008年7月29日

泰王总是政变的赢家

才不过几个月之前，就在泰国前总理他信和反对派闹得最不可开交之际，出面协调并逼使双方让步的泰王普密蓬被许多国际传媒歌颂为“民主的保卫者”。有些评论还因此回想起梁启超当年的建议，如果有个甚孚民望的皇帝，君主立宪制会不会要比共和体制更稳定也更适合亚洲人呢？

然后，2006年9月19号，泰国军方发动不流血政变，迅即掌握局势，他信成了个流亡政客。大家看得目瞪口呆，这一场兵变怎么会获得那么多曼谷市民的支持呢？而且政变军头们组成的“军营团”小动作还越来越多，他们甚至打算在未来的宪法内赋予军方罢免民选总理的权力。这还算是民主吗？

除了他信本身不受城市中产阶级欢迎之外，很多人都注意到这场政变获得了“合法性”，是因为有泰王普密蓬的祝福。还有些消息指出泰王的角色绝不简单，他不只是事后默许军头的行动，更可能是整件事的隐密策划人。如此一来，泰王还算是“民主的保卫者”吗？一个民主的保卫者可以赞成推翻民选领袖的军人政变吗？数个月前把泰王捧得至高无上的那些传媒和评论人现在又躲到哪里去了？

所谓立宪君主可以担任民主保卫者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因为它并不真心相信民主体制本身的权力制衡原则，不相信元首渎权的时候有恰当的机制可以应变处理，却幻想平衡权力的大任可以托付在一个别具威信的个人身上。

假如一个民主政体的领袖出了问题，比如说英国首相贝理雅面对大部分国民的反对，依然决意出兵伊拉克，我们应该寻找修复的方法，逐步完善体制自我健全的能力。它可以是增加民选领导的问责程度，也可以是削弱元首的权力，我们甚至可以反思民主体制自身的局限；但是我们万万不能把希望寄在一个世袭君主身上。因为那到底是一个人，如果大家运气好的话，他可以是个圣君明主；但假如他不是呢？我们怎么可以容让一个凭血统而握有权位的人去监督人民普选产生的领袖呢？

以泰王普密蓬为例，他勤劳爱民，生活作风、文化品味俱有足以为天下法的崇高声誉，他甚至曾以个人威望逼走了政变军头，但这是否表示他永远正确？他的继位人也是永远正确呢？在这一次的军事政变里，他容许军方逼走几个月后就要下台的总理，难道是维护了民主的正常发展吗？他信纵有百般不对，到底不是当年杀害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的军头，难道就不能多等几个月让国民决定他的命运吗？

所以泰国有这么一位德高望重到了几近拥握实权的君主，不只不是民主体制之福，还是它的风险所在。

原题为“支持政变的民主卫士”，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6年10月04日

为什么美国就是不肯放过古巴

世界上在位最长的国家元首卡斯特罗终于捱不住岁月的催逼，入院让权。这位古巴强人一生勇悍，以意志坚定耐力超凡著称。最能说明他耐力的，大概就是他超长的演讲时间，动辄两小时以上，而且还全程站立，手舞足蹈，丝毫不见疲态。

有一回他甚至对着群众接连演讲了八小时，应该是个世界纪录，只可怜台下的听众未必有他这等本事。

五十多年来，卡斯特罗的北方大敌美国已经换过九位总统，而这位独裁者/民族英雄依然屹立不倒。根据古巴官方的说法，美国特工曾策划过六百多次暗杀计划，试图取他性命，其中最搞笑的一次是把炸弹放进他心爱的雪茄里面，好等他点烟时炸粉碎。当然这些计划全都失败了。

为什么美国连越南都可以握手言和，却独独不肯让步于古巴？当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和这个“共产主义的最后岛屿”建立正常经贸关系的今天，何以美国仍然坚持制裁古巴，不待卡斯特罗倒台誓不罢休呢？

注意一下卡斯特罗病倒消息传出之后，美国迈阿密街上那些欢喜若狂的古巴移民。这帮人的人数不算太多，但却是共和民主两党极力争取的“基本盘”，在美国政坛向来享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对卡斯特罗的痛恨和美国冷战时期的反共意识形态可谓一拍即合。

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古巴？又为什么如此仇视卡斯特罗？除去政治理由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原因。

要知道现代古巴曾经历过两场革命，第一场是19世纪末脱离西班牙的独立战争；第二场才是卡斯特罗和格瓦拉领导的革命运动。那第一场战争与其说是争取独立，倒不如是美国和西班牙争霸战的延伸。当年的美国不只有官员出来公开呼吁古巴加入美国联邦，更以驻军和外贸的形式直接掌控古巴局势。

在整整半个世纪里面，美国驻哈瓦那的大使馆一直是古巴的真正权力中枢，还养出了一批裙带资本主义的掮客买办。所以第二场革命首要针对的固然是当时无能的政府，同时也是要清算那些垄断市场的美商和古巴的既得利益阶层。

卡斯特罗上台，充公不少私有产业，自然就走了一大批从前获利甚丰的“资产阶级”，而且他们走得不远，就在稍北一点的迈阿密。

原题为“谁最痛恨卡斯特罗”，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6年08月09日

文化入侵

故宫星巴克的伪问题

我还记得当年第一次走进北京故宫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一阵错愕。我以为这座世上最大的皇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建筑瑰宝，今天就算丧失了卢浮宫的奢华，少了东京御苑墙外的静穆，至少也是体面的。最起码，它得有世界级国宝博物馆的庄重。

然而，在穿过故宫大门之后，我看到的却是几块绘上了清宫人物画像的木板，脸部挖了孔洞，好让游客把脸凑进去扮演皇族拍照留念。这明明是三流仿古游乐场的恶俗玩意，怎能放在堂堂紫禁城内呢？再看两旁的商店，蒙尘窗口上贴了几张摇摇欲坠的红纸片，拼出“纪念品”和“商店”等字样。且不要拿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专营商店来比了，这等门面恐怕连一般中等商场里常见的连锁成衣店都不如。当时我看见这等光景真是又难堪又心痛，但是我又安慰自己，国力不强，文化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一时达不到世界第一流水准也是正常的。假以时日，必有改善。

十几年过去了，再进故宫。那种胡闹的乐园式配套设计依然没有多大改善，只是多了一家星巴克（Starbucks）……

最近中央电视台主播芮成钢在博客里炮轰星巴克，说它把分店开进北京故宫是明目张胆的文化入侵。于是引来内地网民的热烈讨论，有人支持他，要求星巴克滚出去；也有人反对他，说这是不尊重合约精神，人家签好了约就有权留在此地。

其实在判断这是否文化入侵之前，大家的讨论不应忽略一个重要的基础层次，那就是故宫管理部门的责任。星巴克在商言商，哪里有游客就哪里去，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问题是场地管理者为什么会放它进来呢？我说的还不单是文化入侵这类很容易引起情绪反应的“民族大义”问题，而是管理机构想为场地营造出何种整体形象的问题。

好比一家商场，主事者自会为它选择合适的商店，以配合整家商场的形象与格调。北京半岛酒店不会让永和豆浆进去开业，香港置地广场也容不下麦当劳，哪怕它们出得起再多的租金；而一间针对低消费阶层的百货公司则根本不会费心拉拢高端客户。同理，一间有水平的博物馆也必须明白它营造出来的环境就是它留给游客的印象了，更不消提故宫这种世界文明遗产。

主事者在设计整体形象的时候要先回答几个问题，首先是整个场地的定位：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神圣的地方，还是一个老少咸宜的教育中心呢？它是一个面向全球游客的国际化休闲场所，还是一座纯粹的民族文化圣殿呢？然后就要探讨里面该有的配套设施了，例如它可以像韩国故宫那样完全杜绝商业活动，也可以学习卢浮宫的顺应潮流。接下来他们要顾及细节，从导游手册的平面设计到厕所的环境安排，全是整体形象的一部分，半点也不能马虎。

以故宫的现状看来，它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让美国连锁咖啡店轻易进场，甚至也不是我之前所说的没有品位；而是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晓得要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与其争论高而大的文化入侵，大家不如一齐探讨故宫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原题为“慎谈文化入侵，多谈故宫定位”，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2月09日

国 耻

向“百年国耻”说再见

中国在过去十年之间走过的道路还真是奇怪，尤其自媒体取得相对开放的空间以来，明明我们看到中国有诸多问题和困难，但才一回头，却猛然发现自己突然之间竟成了一个叫人艳羡甚至嫉恨的大国了。明明我们是一个受了百年欺凌的发展中国家，这两年在国际媒体上看见的却是一片中国热。明明几年前我们还是那个被人妖魔化的国度，现在却目瞪口呆地看着中文成为各国学生的热门科目。

所以我们现在要学的不只是怎样登台当好大国的角色，还要在剧烈的场景变换和剧情转折中检视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所谓的检视与调整，不是只看几部电视剧，学一下古代王朝的往绩看一看西欧列强的盛衰；也不是教育国民讲风度重礼貌，外游之时不喧哗不吐痰那么简单。

说到反省一个国家的心态，鲁迅数十年前写下的“阿Q”直到今天依然是最有力的象征。阿Q的故事比《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更可怕的地方，在于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只不过是说那葡萄是酸的，但可没说甜是不好的酸才妙。然而阿Q却翻转了正常的价值，打不过人就转而夸赞自己是世上“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狐狸顶多是贬损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阿Q则干脆把自己的可怜可悲转换成神圣光荣。

阿Q的故事说的除了是鲁迅眼中的国人通病之外，还很符合当时国际形势下中国人的自处之道。清末以来，中国人被现代殖民帝国打得透不过气，传统文化系统被西潮摧折得瓦崩砖碎。这都是事实，也是很多人看得清楚讲得明白的。可是与此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反过来把自己的积弱说成是一种美德。最可笑的莫过于当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那套“中国人热爱和平”论的流行。要知道罗素固然是位严谨的逻辑学家，但他对中国的观察则来自皮毛的阅读与走马观花的旅行，根本不值一哂。偏偏很多知识分子引之为知音的肺腑之言，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高尚，热爱和平，发明了火药也不搞火箭炸弹。这，难道不是阿Q吗？

20世纪的德国思想家舍勒（Max Scheler）继尼采之后，深入挖掘了人类的“怨恨”（ressentiment）心理，他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的阿Q心态。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这种怨恨的由来有二，一是受到他人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拥有的东西，觉得那东西本该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实力比自己强；我不只没法抢夺他拥有的一切，没法改变我和他的差距，甚至连对之发作都不敢。这时就会出现“价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不到的说成是不好的，将自己的低下处境说成是高等的。就像阿Q和人打了一架之后却以自己的卑贱无能为美，又像中国给列强欺凌之后表扬自己热爱和平。

舍勒认为怨恨不只存在于个人内心，它还可以是社会群体的共有情绪，只要符合了两个条件，它就会产生。这两个条件之一是自己这个群体可以和其他群体比较；之二是觉得被怨恨嫉妒的群体之地位是自己可以达到，甚至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放在中国的具体环境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真有一片培养怨恨心理的土壤。首先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受了百年国耻，“各国不肯平等待我”，奈何自己往日又无力反抗，只好一方面心中愤懑“不忘国耻”，日日慢慢咀嚼这挥之不去的恨意。同时我们又会回想汉唐盛世乃至于清初三帝的威风武功，认为这个世界第一的宝座本来是自己的。在这个基础上若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教育灌输，一般能够扭曲价值扭曲世界观的怨恨就会不断生长茁壮了。

怨恨的表达相当多样，除了颠倒地肯定自我（比如说把随地吐痰讲成是中国人自在随意的表现），它还可以是种稍经刺激就立刻动怒的敏感反应（例如把某些国家的旅游景点特意以中文书写的“禁止吐痰”警告牌单纯地解读为歧视中国人）。更可怕的，是一种自我贬损的冲动。这两年来网上时常流传一些极度侮辱中国人的事件传说，其中有不少后来被证实是国人自己捏造的。为什么要自己辛辛苦苦虚构一些辱华的夸张故事出来，再去刺激大家生气呢？这就是怨恨心理导致的自虐了，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确认自己的地位卑下。

这种变态心理的反面表现则是盲目的自我肯定，例如以制造世上最长的拉面或全世界“寿”字最多的一面墙等古灵精怪的世界纪录为乐。许多个人、团体以至于地方政府乐此不疲地去创造或打破这些纪录，为的就是在那部巨大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上多添一行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的“世界第一”。

又例如任何一个地方县城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填进“让××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的大型标语牌中，仿佛不让“××”走向世界，不让世界认识“××”，那个可怜的“××”就不存在似的。全美国有多少小城镇？怎么他们就没有这种大志？就算在京都和维也纳这些世界名城，你也不会看到这种标语，因为人家从来不觉得自己会给人瞧不起。

我刚才描述的这些现象，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而它们背后的集体怨恨也从未清除远离。现下中国在短短两年之间被世界公认为新兴的大国甚至强权，社会却仍然弥漫着一股自卑自怜并且扭曲颠倒的怨恨心理，仍然除不去百年国耻阴影下成长的吐信毒蛇。我们要怎么当个大国呢？

原题为“大国背后的毒蛇”，刊于 《快周刊》2005年08月

常识       第四部分

大学校长

校长的地位堪比国家元首

备受争议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终于自动请辞，成为该校一百五十年来任期最短的校长。这本该是象牙塔里的风波，但却成了美国以至于其他国家报纸国际版上的热门新闻，原因自然是哈佛。这几年，中国一片留学热，上至高官下至中学生，说到留洋就言必哈佛。到底哈佛的地位是怎么得来的呢？它的声誉又是建立在什么东西之上？

除了它庞大的资产、杰出的教授与知名的校友外，我还想到一两件趣事。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哈佛违反了和美国联邦政府关于录取美籍非裔学生的约定，被政府告上了法庭。先不说这件事的是是非非，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哈佛面对政府时那理直气壮寸步不让的态度。还有一回，哈佛的毕业典礼想请时任总统里根任主讲嘉宾，但后来因哈佛不肯颁授荣誉学位予里根，他推拒邀请，这所高傲学校的态度很明确：不来那就算了。

你可以说它对着政府和国家领袖时能摆款，是因为它有本钱；但反过来你也可以说它的本钱就是这么累积下来的，既不刻意疏离政治但也无需献媚。

哈佛换个校长之所以能成新闻，是因为他的校长是个足以和美国总统三军统帅平起平坐而不用自惭的角色。这种象征性的地位来自哈佛在学术界中领袖群伦的地位，而又终极建立在学校本身的独立之上。换句话说，对着一个政坛领袖，他可以说他是政界的头领，但我也是学界的顶峰，互相尊重也互不相涉。

我们时常歌颂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但很少去谈学术界文化界的“界格”。“界格”说白了，就是学术文化相对的独立地位；正因其独立，一个学者的话才有了分量。我们愿意相信他的发言他的研究，信服的是学术本身的逻辑，以真理的追求为目标，而非大量以取悦政治人物的喜好为原点。毕竟政治的逻辑和学术的逻辑是两套不同的逻辑。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分化发展是现代性的标志成就，显然它们彼此相关，但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完全吞没另一个领域，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逻辑可以完全取代另一套逻辑，更不可能让一套逻辑的目标成为所有领域活动的目标。大家口中常说的“政治是政治，体育是体育”，就是这种现代意识的体现。

萨默斯个案有趣的地方是他曾经“学而优则仕”（这是传统中国称颂的道路），官拜美国财政部长。但哈佛教员不会因此动摇要拉他下台的决心，正如当年他辞官回到校园出掌哈佛大学的时候，评论的说法是他“更上一层楼”了。不止哈佛，现代世界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和教授都不可能在名片上用括号标明自己的身份“相当于正局级”，也许中国是个例外。

想起我们的北大，它最为后人景仰的校长依然是蔡元培。在那个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年代里，今天人们最记得的不是哪个大总统，也不是哪个军阀，而是蔡元培。

原题为“哈佛校长请辞，学术不因政治添荣”，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2月28日

信 任

最重要又最稀缺的社会资源

连雷曼兄弟这么巨大、这么悠久的投资银行都能在一个礼拜之内急急宣布破产，连号称“中国妈妈”的三鹿奶业都能叫婴儿吃出肾结石，我们到底还能相信谁呢？身边有不少朋友是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客户，在听说这家管理资产达到万亿美金的保险界航母可能也要沉没的消息之后，他们全都慌起来了，深怕积累了半辈子的血汗钱要化为乌有。无论别人再怎么分析，再怎么向他们保证客户资产安全无虞，他们还是很难安得下心。

信任原本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我们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我们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我们睡觉，要相信屋顶不会无缘无故塌下来。我们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没有信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已故德国社会学大师卢曼（Niklas Luhmann）就说得好：“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

吊诡的信任偏偏如此难得，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合理的基础完全相信每一滴自来水都是安全的，每一位驾驶者都是清醒的，每一个建筑商都是负责的，甚至每一位警员都是廉洁正直的。然而，我们还是不断地付出我们对他人的信任。那是因为我们不认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信的。这个社会如此复杂，任何发生在身边的事，任何摆在面前的东西，其背后都经过了重重的机制、层层的人手；在这一长串的流程里头，总有一些人会对得起我们的信任，会为自己应做的事负上责任呢？

比如食品，我不可能亲自检测任何送到我嘴边的东西；但是我会相信生产商爱惜商誉。一个老板不可能掌握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的正确，但是他会相信他聘用的管理人员。假如工人或者原料出了问题，产品检试部门会查得出来。假如出厂的产品真有毛病，相关政府机构会及时发现。假如那些机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良心的传媒会揭发真相。到了最后，我们还要信赖政府的确能够查清问题，司法体系的确能够按法处置肇事人员。

这是一个牵涉了多少个人多少个程序的事呀，怎么可能每一个人每一个步骤都出了错呢？为了保证不会出现如此荒谬的情况，为了让社会可以正常运作，人类设计了各种制度去保障信任这种极其必要但却易受伤害的资源，例如权力与利益的分化。大而化之地说，商家与官方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官方不会掩饰商家的错误；媒体又与商家和官方的利益不同，所以媒体不会为商家与政府文过饰非。

万一这三者的利益高度重合，那么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那就只好相信界外的力量与更高层级的结构了。在三鹿奶粉事件里面，那个界外的力量是新西兰总理，而更高层的结构则是收到通知的中央政府。当然，我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只不过，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原题为“没有信任就没有社会”，刊于《am730》2008年09月17日

移 民

假如老外成了央视主播

如果一种公共议题反复被人拿出来探讨辩论，那么理论上大家都应该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发展出更理性的自我了解，学习到更丰富的认知方式。可是一种议题的循环再现，有时候也是病理性的。

例如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这件事，网民迅速把它变成一场关于爱国与“汉奸”的辩论。为什么这个国家有那么多人想当“汉奸”？大家又为什么如此关切爱国这个课题？这种议论方式的重复乃至于垄断，很容易就会阻碍了看待事情的不同角度，甚至包括一些或许会更有趣也更有建设性的角度，比方说人才的竞争。

没有一个国家不想保有更多的人才，而人才的来源则不外乎自己培育与对外引入两种。我不知道巩俐移民新加坡算不算是为新加坡增加了人才，但我知道新加坡在国际人才市场的竞争上从来就处在一个主动出击的位置上。它固然也着力于培养自己的年轻人，但更擅长把握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去为自己取回一批短期内不可能制造得出来的生产力。与它本是同根生的马来西亚自从实施“新经济政策”开始，就在教育和就职创业的机会上排挤掉不少优秀的华人精英；而新加坡则近水楼台，很方便地就把这些无法在祖国大展拳脚的精英吸纳了过去，使他们成为这个弹丸之地的发展动力。近年中国崛起，新加坡又把目标锁定在中国身上，不只用奖学金吸引中国学子，还让他们不用费太大功夫就能取得移民入籍的资格，反过来变成前进中国拓展新市场的先锋部队。它的策略如此大胆激进，乃至于本国老百姓开始心生不满，屡有怨言。

这也许是一个岛国的生存之道；对他们的政府来讲，问题不单是新加坡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人，而是能不能把这个世上最优异的人也变成新加坡人。相对而言，中国人口庞大，人才的储备层次也远较新加坡丰富多样，似乎用不着学新加坡那套如狼似虎的猎头狠招。

不妨再看一下美国的情况。今天的美国人口数目排名世界第三，人均教育水平也属世界前列，可以说是要用什么人就有什么人；为什么它还要持续拉拢移民，甚至出到网上“绿卡彩券”（The Green Card Lottery）这种怪招？其实在对待国民身份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策略可说是新加坡的老祖宗；只要你有才华，有我需要的能力，不管你出生在什么地方，我都欢迎你。

比起新加坡，美国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制度和土壤的开放；假如一个非洲移民的第二代都能当总统，那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虽然自从“九一一”事件之后，很多人都感到美国的大门正在日渐收窄，但是只要看看它各行各业高端人才分布的那种族群纷杂肤色参差的景象，便能发现美国始终是一个移民传统深厚的国家。

美国还是诺贝尔奖的大赢家，它生产出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数目乃世界之冠，这里头起码有一半是移民或者移民第二代。就拿所有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中国人来说吧，在得奖的时候他们几乎全都拥有美国国籍，其中有的生在中国，有的甚至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但最后给予他们良好研究环境和资源的，却是这片大洋的彼岸。

为什么美国能让这些中国人摘取学界桂冠？何时我们才能见到一位在中国本土的学术机构做研究的中国学者得到这份殊荣呢？这是很多爱国心切的中国人都曾问过的老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其实还可以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提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见到一位任教于中国大学的日本学者、英国学者，甚至一位美国学者赢得诺贝尔奖呢？如果有那一天，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也是中国的骄傲呢？

假如我们的学术体制和文化环境非常优秀，不只可以吸引已成名的外国名家来这里过上半退休的优渥生活，还能引来一群正处黄金岁月的青壮学者到此钻研学问，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孵育出顶尖的中国籍学者。只不过到了那时候，“代表”中国去领诺贝尔奖的人在人种上是不是中国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土壤丰美，社会开放，真真正正不负大国之名。

面对人才流出和移民的现实，要思考的课题不只是他们爱不爱国，也不只是怎么留住他们，更是如何不让中国成为全球人才竞争的净出口国。同时，我们也许要调整一下心态，换掉那种常见的种族爱国主义；想想看，要是有一天，一个长得像“外国人”的人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播台上，甚至当上了国务院的部长；我们是不是承受得了？

原题为“从巩俐想起李白”，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12月03日

“真”

“范跑跑”的真性情

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王斑在《历史的崇高形象》中文版的前言如是说：“此书是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酝酿、思考写成的，因而染上了那个时期浓重的躲避崇高、反崇高的情绪……如果我现在有机会重写这部书，我的倾向会跟原来不一样……这时代，反崇高已经跌落到了迷恋自己的肚脐眼以下，落到了肉身的吃喝拉撒睡的底层，走向了反面。”我想很多人也会有同感。

曾几何时，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充满了一种崇高美学，标榜超乎常人的理想、道德与激情，大家不只要学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甚至还要胸怀改变全世界的大志。

然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英雄的传说变成专供调侃的笑话，崇高的价值变成空大的假话。很多人开始觉得敢于承认自己卑微自私甚至无赖的人物才是英雄。问题是经过近二十年来反崇高反英雄的潮流之后，我们真的走出了崇高逻辑的桎梏了吗？还是跌入了同类逻辑的反向发展呢？

四川都江堰市光亚学校的老师范美忠在自己的博客里坦承，地震当天，他不顾学生，先跑出教室，于是在网上招来一片唾骂。当大部分人都在谴责他时，也有人为之辩护，说他不只有说话的自由也有自私逃命的权利。有趣的是这场争论再发展下来，竟然又成了一次崇高与反崇高的对决，英雄和真小人的较量。范美忠随后发表的言论更是把它上升到了自由和非自由之争的理论层面，俨然把自己变成了“自由主义”的代表。以我的粗浅理解，的确没有哪一路自由主义会否认一个人逃命求存的权利，但似乎也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会认为一个人必须在危难关头抛下学生亲友自求多福。舍己救人是崇高的。几乎在任何文化里面，几乎在任何一种伦理学的立场来看，这都是值得敬佩的行为。范美忠身为北大历史系毕业生，自愿到地方上的小学校任教，并且常常为文探讨教育体制的缺失，实在也是种教育理念的实践；他的逃跑乃是一时软弱，是人类求生本能的表现。或许不符他以前的高尚言行理想形象，但也不值得大家的峻词辱骂。毕竟英雄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所以英雄才格外让人尊敬。然而，我们为他凡人的软弱扼腕甚至辩护，却不表示我们佩服他的行为，更不表示这是每一个有人性的人都该效法的事。

范美忠是个真正的凡人，不多不少如此而已，既不邪恶亦不高尚。为何有些人会把他捧成令人尊敬的人物？为何他自己又显示出好像要为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奋战，当个人权斗士的倾向呢？由此可见，反对崇高反了二十多年，许多人仍然没有逃离崇高的逻辑，不做英雄就做反英雄，总是要和一套宏大的叙事挂钩，总是要让自己变成伟大理论的道成肉身。传统的英雄观鼓吹超乎常人的伟大尺度；现代的反英雄则标榜真小人的真实，似乎自私和软弱不只是人之常情，以为人人都该如此，不只虚浮甚至虚假。可是过去二十年来，对这种虚假宣传的反感居然使得真小人成了很吸引人的人格典型。一个人再多妄语、再多劣行都不是问题，只要他够真就行了，仿佛“真”就是最了不起的价值。我们躲避过度的崇高，是为了复现人性的本来的面目。认识了人性的怯懦与卑下，我们才懂得包容和悲愤，再踏实地谋求个人道德上的进步和完善，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奉怯懦卑下为理想。在举国歌颂英勇义士的气氛下，范老师的坦白不应惹起如此愤恨，反而更该让我们了悟那些英雄的伟大超凡。反过来说，范老师也完全没必要引用什么自由主义的主张来掩饰一时的本能表现。这要不是为了贯彻自己自由主义的信徒的形象，就是另一种当英雄的冲动，一种反英雄的冲动。更何况自由主义虽然以人性的缺陷为其前提之一，却断不会把它当成终极的目标。

原题为“为什么真小人也想当英雄”，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06月19日

中国威胁（1）

外国人的生命就在我们手中

中国到底有多可怕？“因为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大量外移往中国，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国家的中产阶级都因此毁灭，因为中产阶级工作机会随着外包机会消失了。”这是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前院长梭罗（Lester ）在他近著《当中国成为第一》（台湾《商业周刊》1024期）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精简准确地把自从《世界是平的》一纸风行以来的全球共识，用相当骇人的方式说了出来：中国是全世界中产阶级的大敌。

外包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从未见过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吞噬那么大量那么多样的工作机会和工作程序。今天的中国以一国之力吸纳了二三十年前由东亚四小龙等新兴工业经济体瓜分的市场，它又怎能不成为众人注目甚至怨恨的巨大目标呢？你以为中国只能生产低端消费品吗？2007年初，当英国名牌服饰商Burberry关掉它本土最后一家工厂，宣布将全部生产线移往中国之后，大家就知道中国的潜能远在意料之外了。

对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受薪阶级来讲，他们面对的是一场严酷的竞争。以一个普通美国工人为例，虽然“没有阶级的社会”早就成了一个褪色的神话，他可能还会在民意调查里面声称自己也是“中产阶级”；但现在他发现和他抢饭碗的原来是大洋彼岸一批住在条件差劣的宿舍里、月薪只有一百美金左右的中国人，他能不直觉地生起一种解释不清的不公平的感觉吗？如果他减薪了，甚至失业了，你觉得他会相信“中国正在倾销产品”还是“经济正在转型”？哪种说法更直接、更简单、更明确呢？

这种切身的经历和原始的感受正是一切中国威胁论的基础。相比之下，所谓的中国军事扩张和“中国式殖民主义”根本就是小儿科。建基于这样的感情基础，“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的说法才会拥有巨大的市场；就算有再多的经济学家力陈利害否定简化，但还是有很多政客要求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可见，要化解中国威胁论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宣传工作就可奏效，即便中国政府喊出再多的和谐口号，从和谐社会一直和谐到全世界，你一天消除不了人家那种最切身的不公感，它就总会改头换面找到第二个出口。果然，这个新口子出现了。

最近中国产品的安全问题成了全球媒体的焦点。上一期的美国《新闻周刊》更以此做了个封面专题，把读者的视线从中国出口的商品拉向中国内部的市场，似乎是要告诉大家“毒牙膏”和“毒宠物食品”还不算什么，中国老百姓自己过的日子才叫苦呢，从食水到空气无一不毒；中国真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危机四伏，你买的东西几乎没有一样是可以完全信得过的。

在这片“中国产品威胁论”的浪潮中，最高兴的大概就是那些正被“中国消灭的全球中产阶级”了，尤其是那些被“中国价格”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厂商，他们终于找到喘口气的机会了。过去这些厂商和工会利用的是“人民币汇率被操控”和“中国政府透过出口补贴搞倾销”这些理论，向政府和政客施压，要他们出头干点事。但是这等说法一来会招惹“保护主义”之讥；二来又明显和消费者的钱包有矛盾，因为中国货确实是便宜，你凭什么要大家为了你的饭碗多花几块钱呢？

中国威胁（2）

现在可不同了，这批厂商和他们雇员的饭碗问题首度和消费者那碗饭本身结合起来；中国货不只威胁工人饭碗，还威胁到所有消费者的生命安全。这种最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固然也可以用作游说政客的利器，要他们对中国产品施加更严格的检验程序（美国已经有国会议员这么提倡了）；更厉害的是它直接诉诸消费者的个人利害，能够渐渐形成中国产品不可靠的普遍印象。换句话说，它的对象不再是政府高层，而是普罗大众。因此对付这套新版威胁论要比对付老式的威胁论难多了，它不只是谈判和游说的技巧问题，而是深远广阔的信心问题。

更不妙的是一定有些商家会借此推波助澜，把它变成促销自己产品的商机。早在中国渐成世界工厂之初，就有个别欧美厂商打出“本地制造，质量更好”的旗号了，这也呼应了许多企管专家的建议：对付中国价格的唯一出路就是转型，若要坚持制造业，就得迈向更高端的市场。如今的中国产品安全问题等于为他们卖了一场免费广告，使他们省下不少工夫，自动造成一个市场区隔，换了是我们自己，能不利用到底吗？

国家质检总局在中国“毒牙膏”传闻初起之时，立场站得十分坚定，不只屡次出面澄清，还要香港特区政府放行那几个被禁入口的牙膏品牌，差点引起有关一国两制的权限争论。这种反应是典型的防御性反应，人家批评我们了，首先就得自卫。有关部门所持有的自卫理由是那些牙膏的二甘醇含量没有超出国家标准，对人体无害。但问题是，就算它们符合你的标准，却不合人家外国的标准呀。这种解释不只没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还变相地公告全球，我们中国的产品质量标准就是和你们老外不一样，而且是低一点的标准。果然过不了多久，质检总局又下令禁止牙膏使用二甘醇了。

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中国的产品要想出口的话，就不能只是关起门来按自己的规矩办事，还要看看那些进口国的标准。在这风雨飘摇的非常时期，中国不只要参考各项产品的外国质量标准，更要不怕采用国际上最严格的指标，唯其如此方能挽救“中国制造”的声誉于水火。

这是个资讯流动四通八达的时代，外国传媒要揭发中国产品的问题并不困难，他们只要定期翻译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就行了。按照传统习惯，官方也许会感到一种轻巧方便的诱惑，那就是直接严管少数传媒，而非严控数之不尽的产品，似乎只要医生都闭上嘴，病人就好像很健康了。

针对这点，英国的《经济学人》周刊最近也发表了一篇报道，明智地指出，只有越多的传媒监督，中国产品的质量才会越有保证。他们甚至叫读者要做好心理准备，随着中国政府决心的增强，短期内必将爆出更多的骇人丑闻。然而，我们却不应该从此彻底丧失信心，反而要把那些与日俱增的坏消息看成好兆头，因为它就像一场痼疾的彻底爆发，重药治症总比苟延残喘来得好。

其实战后的日本，以及1970年代末的台湾地区与韩国，也都分别做过次货的代名词，当时的台湾甚至因为冒牌产品的盛行而被人称做“海盗之岛”。但是它们后来都成功地扭转了形象。日本汽车的工艺水平如今甚至远远超出了美国老大哥，广受美国消费者认可。参考这些地区走过的道路，我们就会发现，力求最严格最完美的质量标准，坚持更开放的更自由的舆论环境，就是回应中国产品威胁论的王道妙法。

原题为“中国‘威胁’的不只是饭碗”，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07月25日

自 虐

我们总是喜欢作贱自己

关于汶川地震最可怕的意见不是批评救灾工作，也不是“过早”出现的重建监督，更不是怀疑防震的程序有缺漏，而是那林林总总的“分化言论”。比方说日本救援队只懂得向死者致敬，却救不出一个活人；又比如说某些艺人商人捐钱捐得够不够多。很多人都已正确地指出，天灾面前，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对立、分化与偏见。可是在这些涉及人群的比较和分类的各种言论里面，有一种格外值得大家注意，那就是几条事后终被证明无根据的谣传。例如姚明这回献出的款项是不是还不如他捐给美国新奥尔良风灾灾民的多呢？几乎在灾后的第三天，这个故事就开始在网上流传了，许多人一时气不过，纷纷大骂姚明不是中国人，向美国球迷献媚，浑然忘了祖国的苦难。直到有人认真核查过资料，发现这是没有凭据的“误传”之后，这个故事才止于智者，争论也渐渐平息下来。

我想起多年前反日浪潮方兴未艾之际，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神奇的故事。话说某城某夜，一间酒吧里来了一位面貌甚斯文的男子，他主动坐到一桌客人身旁，和他们攀谈。然后他挑起了一个敏感的话题，那就是比较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国民性。他一直笑眯眯地提问，总想引导大家承认日本人比中国人优秀。大伙越谈越觉得不对劲，渐渐发现这个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的青年原来根本是个日本人，而他的言论也极尽辱华之能事。故事一上网，自然激起公愤，很多人觉得这鬼子太过放肆，撒野撒到中国的土地上来了。

虽然这个故事看起来很不真实，也有不少人怀疑它的真假，但大部分参与讨论的网民还是觉得它反映了日本人的心声，是以成为反日的坚实证据。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在它的流传过程和演变，有人说那个城市是武汉，也有人说是北京，还有人说是上海，总之在哪里的可能性都有。它的内容也越来越详细，那名日本青年一开始只是谈到两国人民行为生活的差别，后来则主张日本的统治有利于中国人的进步，最终甚至还说出了中国女孩应该会爱上日本男人的话……

假如这真是个虚构的民间传说，第一个创作它出来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后来为它加油添醋的人又有什么动机呢？从效果上看，这个故事可以刺激起大家对日本人的怒火，所以它是为了证明日本人有多坏，替反日找理由。也就是说，参与创作的这些人似乎觉得大家对日本的仇恨还不足够，应该要再加把火才行。

就和姚明的那个传说一样，它不是先有一个确切的理由，再合情地生起大家的不满；而是先有不满，才回头为自己的情绪制造一个说得过去的基础。

我们不只可以看见人对偏见的执著（我们讨厌日本人，讨厌姚明等名流富人，所以不惜为此捏造事实好说服自己和别人，我们的讨论是合理的），还会发现这种情绪表达方式的怪异。它分明就是一种自虚，我们硬是想证明日本人对我们有多歧视，姚明又是怎么地离弃我们；似乎在这里能够找一种残酷怪异的快感。

弗洛伊德曾经描述过幼童的一种奇行，他发现他们有时会把自己藏起来，好让大人找不着，这时他们会感到格外的紧张，深怕大人会自此忘却他们，甚至趁机抛弃他们。可是在这个躲藏的过程里，他们却又享受着刺激的快感，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游戏。然后，他们或者被发现，或者干脆耐不住性子自己跑了出来，与父母相拥团圆。这就是有名的“去/来”（fort/da）游戏，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史上著名的模式，引起无数的诠释和争论。有学者认为这是自虐的基本形式之一；先是自我制造一个被舍弃被厌恶的状态，同时暗自咀嚼其中的痛苦刺激，于是可以期待破镜重圆的圆满幸福。正如一人偏执地怀疑伴侣的不忠，把任何小事理解为对方变心的蛛丝马迹，甚或幻想出丰富的情节。表面上他很痛苦，实际上他很享受。当伴侣九牛二虎地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之后，他那失而复得的满足才能达到最高程度。

问题是这个结局并不是真的结局，对爱侣忠诚奉献、对父母全心爱护，以至于对他人的认同，肯定是一个永无止尽的追寻。所以小孩会一遍又一遍地玩着这种游戏，情侣会一遍又一遍地期待誓言与许诺，直至我们真正长大真正自立。

编撰日本人歧视中国人的传说，也可以看成是种自信心的欠缺。似乎得不到预期中的彻底道歉、真诚拥抱，我们就永远无法停止这种近乎自虐的荒谬行为。从中日两国的复杂历史看来，这种自虐的心理尚算正常。但是为什么要捏造姚明不爱祖国的故事？又为什么偏偏要选在这国难当前的时刻呢？能不能说它表达了我们对暴发名流的偏见，总是觉得他们会瞧不起草根百姓，于是希望他们用上很大的力气去表现自己不忘本的良心呢？又能不能说我们对叛国分外执著，总是怀疑他们一旦出国扬名在外就会断根叛逃，于是希望他们费尽心血地证明自己仍然是个百分百的中国人？

当我们缺乏自信，心存疑虑，因此形成对他人的偏见和要求时，这种情绪的表达是不会管你地震不地震的。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浮现。因此震撼全国的灾难也就成了让我们尽情表露偏见、区分人我，从而自虐图乐的时机。

原题为“灾难时期的自虐”，刊于《am730》2008年05月30日、2008年06月02日

足 球

中国社会困境的折射

关于中国运动，有一个很大的误会，我称之为“可口可乐迷思”。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外国大企业都闻到了空气中传来一丝人民币的气味，他们觉得中国是全球市场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处女地。那时流行用可乐做譬喻，他们说：“十亿人呀！只要有十分一爱喝可乐，一天就能卖掉一亿罐了。”

后来他们才发现把这么庞大的人口变成他们理想中的消费者，要打进这片经济世界中的亚马逊，是件多么困难的事。必须斩荆披棘，适应水土，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成熟和条件的具足，中国的人口才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数字。

同样地，我们也千万不能相信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一定能找出十一个人组成“第一流足球队”这类鬼话。人口数字有多少，和某项运动的表现好不好实在是两码事。牙买加的人口有多少？为什么它能称霸短跑赛道？立陶宛的面积比北京大很多吗？怎么就能变成欧洲篮球劲旅呢？按照“可口可乐迷思”的逻辑，应该整个欧洲加起来派一支球队也赢不了中国才对呀，为什么光是一个比利时就能叫中国足球丢脸丢到家呢？

中国男子足球不只是中国体育界的奇耻大辱，还是世界体坛的一道谜题。国家足球代表队的人均收入可能是所有项目里头最高的，偏偏他们的表现是最烂的。当体操选手一个个为中国夺取荣誉同时还要为生活精打细算的时候，那帮足球员却一方面坐享车宅，另一方面把球踢到了亚洲三流的水平。二十多年来，中国足球的成绩和球员的收入几乎呈现了反向发展的态势。

其实它的问题恰巧也折射出了中国社会面对的困境。中国足球是中国所有体育项目里头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但市场不只救不了它，反而还使它更加证明了“举国体制”的优势。如果左派用这个案例说明市场并非万能的话，右派也可以说那是因为中国职业足球的发展根本还不够市场化，没有建起完善的市场机制，所以才变得贪腐横行、黑幕重重。中国足球或许是中国球迷心上的伤口，但它却是个了解中国现况的好样本。任何一个关心中国发展问题的学者都能透过它找到中国的矛盾与暧眛。

原题为“中国足球是个好样本”，刊于《am730》2008年08月21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