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缚游戏 剧情介绍:【转】毛主席反五风 | 资料工作室

【转】毛主席反五风

2012-02-06 | 11:23　　评论：0 阅读：16

       ■■■  1958年3月，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63、64页）

    ■■■58年4月上旬，“在曾希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说，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三年之后还要苦战五年，才能完成40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是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　　　

　　“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第67页）　

    “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但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报纸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 第70―71页）　

 {注：吴冷西在回忆录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所以后来我只好“随大流 ”。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着宣传口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72页）}

■■■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毛主席表示不相信，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们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站。毛泽东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9月在湖北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王任重又说，这是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参假才算数。"（见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125页）  

■■■1958年8月29日，毛主席在修改人民公社决议稿时专门写了一段话，即："人民公社建成之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746－―747页）　 

■■■ 1958年10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徐水工作时指出："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1958年10月28日，毛主席派吴冷西、田家英率记者前往河南新乡调查，“毛主席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门照本本上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吴冷西：《忆毛主席》）

      11月5日，毛主席在新乡停留，听地委、县委汇报，令吴冷西、田家英回郑州后汇报。 6日晚，吴冷西、田家英回到郑州，在毛主席专列上汇报工作，“毛主席谈到修武一县一社时指出，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当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吴冷西：《忆毛主席》）

■■■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11.2—10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开始，首先由毛泽东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接着阐述了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着重指出人民公社运动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泽东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钱，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还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对于澄清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积极作用的。（毛泽东以上讲话内容，见他4日和10日讲话稿）

二、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

   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刘少奇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1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述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中的第36条——引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斯大林说：有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毛泽东11月9、10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

      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中，毛主席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1950年也曾经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三、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

毛泽东提出，要把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他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专门加了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

      毛主席说：.“经济学家很'左’，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标准各不一样。有和尚标准，恩格斯要吃油、吃肉……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指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吃饭不要钱。苏联也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教授参观徐水大学，一看一月发五元，每天吃不到两合前门牌，你叫优越性？……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义》（草案）。

四、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思想认识。

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认真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1958年11月9日）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两个文件，—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二是《郑州会议纪要》，后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下达，而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11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

1、讨论第一次郑州会议我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

2、讨论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意见书”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办

毛泽东说：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准备。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一条线划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它问题以此类推。

■■■ 武昌会议（1958．11．21—27日）

为继续纠正“左”倾错误，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反复地讲纠正“左”倾错误的意见。

◆对于“瞒产”：

      毛主席对于瞒产说："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头脑要冷静》）　

    就群众自发抵制错误政策而论，毛主席说："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

    毛泽东说：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指刘少奇）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1－112页。）

     毛泽东在21日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说，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么办法就比较可靠了。显然，毛泽东是要集思广益，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认真研究如何办好人民公社。

◆强调“压缩空气”，把搞指标压下来

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2日，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吴冷西长谈，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按：毛泽东的意见非但不听，就连写上中央《决议》的话也敢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实权在毛之上－－－引者注）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吴冷西：《忆毛主席》108－113页）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是指刘少奇；“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系指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

 ◆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

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反对作假的问题，他强调提出："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毛泽东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强调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还有用

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11.28—12．1日）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认识成果。

◆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

     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

     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

    《决议》中的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泽东修改时加进去的，是专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刘少奇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而进行的批评。为使读者研究，现将毛泽东在《决议》中加进去的文字转录如下：

    “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产品极大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的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很低，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少的距离：就是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

“决议”对否定商品生产和浮夸风作了有力批判：

◆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

     决议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决议》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的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的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这里以决议的形式，对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这两个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原则作出明确肯定。



    “决议”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决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细致，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把握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

      全会期间，毛泽东于12月1日，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文，在写到事物的两种可能性时指出：虚假的可能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并对继续纠正“左”倾提出了以下意见：

      ——“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有怀疑。毛泽东指出：本来我对苦战三年改变农村面貌，是有怀疑的，但是后头不知道哪一天就推广到全国去了。4月在武昌10个省委书记开会的时候，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可以不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把这个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时间拖长一点。这个意见无疑是当机会主义，这样的机会主义我很愿当，当了有味道。

——指出围绕人民公社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这个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外争论时说：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我看，大概可能有几十万干部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大体上有几说：一说就是性急了一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一回作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就是说，不要太急，太急了没有好处。

——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在我们国家1958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说，现在要搞一个空气压缩机，把空气压缩一下，我们脑子里的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一下，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我看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

——强调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毛泽东指出：巩固和垮台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他说，我倒是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些倒霉的事情，无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产党垮台、崩溃、分裂，剩下一些游击队。他强调：不过，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管着，就是说，我们这些倒霉，不管怎么样，总是暂时的，就整个说，是局部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是永久的，以后就没有了。而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的不好。那种挫折、那种分裂、那种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就人民公社问题说起的。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巩固，力求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垮掉，或者要作垮掉的思想准备。他进而引发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论述，反映了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深邃认识和郑重态度。毛泽东这番话是在三十多年前说的，然而，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失败，仍然具有震聋发聩的指导作用。

——“决议”澄清了有些人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的误解。指出：“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并允许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一般可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一般是进行经济核算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决议”规定抓紧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时间，结合冬季和春季的生产任务，进行一次整社工作。

■■■ 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2．27—3．5日）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他又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己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

      毛泽东讲这番话，显然是对刘少奇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严厉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他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泽东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地批评和纠正了刘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分析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按：刘少奇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支配，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公社基本一致——注）

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泽东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的决议》的批评）

       薄一波回忆所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921-923页）

■■■上海会议（1959．3．2—4．1日）

       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的批注中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帐“一般不算”的规定。指出“不对，应改为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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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4月18日-28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卸去了国家主席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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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发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直接捅到最基层。

 给基层干部的信

　　　　　　　　　（ 党 内 通 信 ） 
省级、地级、县级、社队、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怀疑，中年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达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的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进行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以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建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地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与自己也不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种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  

    《党内通信》之后，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这样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都已明确，这对帮助农民渡过粮荒，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对工业方面问题，毛主席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指标问题。总的精神是：“稳定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五月十五日，陈云给毛主席写信，汇报了钢铁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六月三十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会议正式决定，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基本建设指标也大大压缩。

     毛主席讲话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以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以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比较主动些。但是要完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完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

     他说：“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百亿斤（指粮食计划产量）。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加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六千亿斤，但是我看，我们的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毛传：948-949页)

     他说：“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起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最大的成绩是自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毛传：949-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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