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http://book.sina.com.cn 2011年11月08日17:38 新浪读书

关于再版的《美国种族简史》

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索威尔的《美国种族简史》中文版是我10年前在中国书店的旧书堆里花10元钱买到的，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花的最值的10元钱了，它几乎解决了我年轻时对种族问题有过的全部困惑。

这本书当年在中国只印了5 000册，并且一直没有再版。有时候想到在这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里，对种族问题感到困惑的人那么多，但只有区区几千人和我一样走运，就觉得不做点什么还是挺让人惶恐的。

作为一个又卑又贱的英语教师，我总是有一种类似于“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心理。我过去教书的时候，经常“扯淡”，经常“不务正业”，经常借着一道涉及了人种问题的考试题目加以发挥，把我从这本书里学到的东西兜售给我即将赴美留学的学生，希望他们在赶赴一个被称为“种族熔炉”的国家之前，都能确立一种科学的，正确的，健康的种族观。

我想我的努力效果还不错：后来我收到很多去了美国的学生的感谢信，说他们在美国和其他族裔相处的时候，由于早早理清了一些观念上的困惑，所以在种族问题上相对容易保持健康的、宽容的心态，这种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他们在美国作为少数民族（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成为少数民族）的生活质量。

虽然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也许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看起来差不多的黄种人，也许是因为这种多民族共同生存的局面不是像美国那样在短时期内突然形成的，所以很多中国人（包括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对自己其实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的事实浑然不觉。这些自以为正直、善良、 平和、理性的人在某些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会突然发出充满民族仇恨的言论。

为了尝试改变这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我前几年在牛博网和其他门户网站的博客上摘录了《美国种族简史》的部分章节并作了热情推荐。这些摘录的学术文章并没有像那些学术性的东西常见的情况一样在网上遭受冷遇，而是获得了网络读者的热烈欢迎（很多人留言表示这本书彻底改变了他的种族观念），甚至导致淘宝上的二手《美国种族简史》被炒到了300多元一本。

这一次，长期出版国外畅销商业书籍的中信出版社以一种有追求、有社会责任感的出版家风范引进再版这本多年前的学术著作，在民族仇恨言论不时沉渣泛起的中国，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由于中信出版社和国外的出版集团有着广泛深入的合作，所以取得《美国种族简史》的作者授权是我意料中的事。但在这本书的杰出译者沈宗美教授已经去世，家人也已移居海外的情况下，中信出版社取得了原译文版权的授权，使得这本译著以高水准的原貌重新出现，让我非常意外、敬佩和感动。

衷心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看看这本书。

牛博网、老罗英语培训创始人 罗永浩

【美国种族简史第一部分】

美国百衲衣（1）

种族歧视显然对美国各种族的收入有影响。所有各种族都曾受到过某种程度的歧视。然而，某些最有成就的种族—例如东方人—曾经比大多数其他种族遭到过更为严重的歧视，而犹太人的突出成就恰恰就是在几百年来反犹太主义的浪潮之中获得的。

美国各种族的通话过程，并非一种单行道。今天，美国社会中的不少特殊用语、食物、音乐以及文化特点，曾一度是具有种族色彩的祖传家珍，现在却都变成美国传统的一部分。

美国民族的形成实乃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观。多少年来，有4 500万之众越洋过海，从世界各大洲来到美国。他们操着各种语言，代表着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肤色和宗教。今天，美国的爱尔兰后裔比在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还要多；犹太后裔比以色列的犹太人还要多；美国黑人的数目超过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人口。波兰大多数主要城市的人口都赶不上美国底特律一地的波兰后裔，而纽约市的意大利后裔则是威尼斯人口的两倍。

美国的各种族社区，就其规模之大而言，就足以构成独具生命力的文化群，这些文化群既不是某种“主流”模式的翻版，亦非某个国家文化的海外分支。炒面、爱尔兰后裔的圣帕特里克节大游行以及非洲发型，全是土生土长的“美国货”。绝非听命于外国的美国各种族社区，反而为其祖籍国培养了领导人。爱尔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埃蒙?德?瓦勒拉出生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出生在密尔沃基。一个多世纪以来，利比里亚一直由获得自由的美国黑奴的后裔统领着。

使用“少数民族”这个字眼，是难以充分描绘构成美国社会百衲衣的这些巨大种族社区的，因为没有“多数民族”。可以辨别的最大单一种族是英裔人，可他们只占美国人口的15%，比德裔人（占13%）或黑人（占11%）实在多不了多少。由于世世代代杂居混住，千百万美国人说不清自己究竟属于哪一个种族。

美国人民历史演进所处的环境，与他们的数量之众和种族之多一样令人赞叹。美国是世界史上最大的文化–语言群体之一。从旧金山到波士顿，其距离之遥等于马德里到莫斯科。然而，这里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适用同一套法律，而欧洲却分成许许多多的国家，讲各种各样的语言，并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军事和政治集团。正因为组成美国社会的各种族人民来自世界的四面八方，这个社会的规模和凝合力就显得更加惊人。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美国的历史比德国和意大利的历史还要悠久。就面积而言，得克萨斯州比法国还大，科罗拉多州比英国还大，而意大利只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州的2/3。美国的疆域比罗马帝国最兴盛的时候还要广阔。

整体性和多样性的混合，不仅贯穿今日的美国社会，也贯穿着美国的历史。没有哪一个种族是完全独特的，但也没有哪两个种族群是完全相同的。每一个种族群都有自己的地理分布格局，反映出他们到达美国本土时的状况以及他们赖以为生的行业和地区的演变。甚至连美国各种族群的年龄都彼此相差很大。美籍墨西哥人和波多黎各人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而美籍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的平均年龄为30岁开外，犹太人的平均年龄则超过了40岁。此种年龄上的差距不但反映了目前的生育率模式—有些种族群的儿童比例额外高—也反映了生育率模式的历史性变迁。这种变迁造成某些种族连续几代人在数量上的急剧变化。

美国百衲衣（2）

在美国各种族之间，收入、职业和失业率的差别相当大，犯罪率、生育率和经营企业的比率也是如此。对这些差别的解释是复杂的，在很多方面也是惊人的。任何一种简单的解释都有对不上号的地方。肤色在决定美国人的命运方面，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然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群体挣的钱，就比来自波多黎各岛的以白人为主的群体挣的钱要多，日本人挣的钱也比一般白人挣的钱要多。一个种族刚到美国时的本钱和到达时间的长短，显然也是重要的因素，像许多“古老的家族”所显现出的那样，但也不尽然。犹太人来得晚，19世纪他们到达美国时一文不名，但现在却比其他任何一个种族都要阔绰。

经济状况

美国各种族在收入、职业和失业率诸方面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无法进行笼统的描述。更何况在经济领域也如在其他各个领域一样，认为他们在社会–经济方面是处于“多数民族”之下或者说处在全美平均水准之下的“少数民族”的观点，是混淆视听的。有不少种族群在社会–经济地位上超过了全美的平均水准。

家庭收入指数

（美国平均水准=100）

犹太人 172

日本人 132

波兰人 115

中国人 112

意大利人 112

法国人 107

盎格鲁–撒克逊人 107

爱尔兰人 103

全体美国人 100

菲律宾人 99

西印度群岛人 94

墨西哥人 76

波多黎各人 63

黑人 62

印第安人 60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和全国犹太人口普查协会。

造成上述各种族之间的经济差别的因素有许多。年龄是一个时常被忽视的重大因素。平均年龄不同的种族—某些种族之间的差距可达10~20岁—其年龄偏高者的比例是大不相同的，而年龄偏高的人往往集中在有专业技能及其他高收入的行业里。譬如，美国印第安人年龄在45岁或45岁以上的人，占其总人口的20%，而美籍波兰人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却占其总人数的40%。收入较高的行业通常要求具备两个条件，要么受教育的时间长，要么有长期的经验，或二者兼具。所以，年龄偏高的种族群比年龄偏低的种族群挣的钱要多，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令人莫名其妙的倒是将这些差距归咎为某种程度上的雇主歧视或种族“无能”。若把30岁的各种族男性的收入所得加以比较，差距就小得多；而如果把年龄在30岁而受过同等教育的各种族男子的收入相比较一下，差距就更小了。

在美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状况差别很大，所以某一种族的平均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成员的地区分布。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同一种族的各成员之间的差别，往往比全美平均收入水准与该种族全部成员平均收入水准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地区之间的差别不仅表现在收入方面，也同样表现在诸如生育率和教育投资回报率等方面。

种族歧视显然对美国各种族的收入有影响。所有各种族都曾受到过某种程度的歧视。然而，某些最有成就的种族—例如东方人—曾经比大多数其他种族遭到过更为严重的歧视，而犹太人的突出成就恰恰就是在几百年来反犹太主义的浪潮之中获得的。种族歧视有违于道义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但是种族歧视与低收入是否存在同等重要的因果关系，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要鉴别目前的雇主歧视与受雇者过去在教育方面所受到的歧视，也是困难的，教育上受到歧视的后果在多少年之后仍会存在。这些复杂的问题将会在本书后面各章中予以阐释。

美国百衲衣（3）

教育也显然会影响到收入。对每一个民族来说，受过大学教育就意味着收入超过全美平均水准。近年来，在家境特点相似又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人当中，甚至过去长期存在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已消失了。各种族之间在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别很大，而且教育质量也会扩大收入的差距。那些受过大量教育的种族—犹太人和东方人—往往能就学于教学质量更好的高校、就业于要求更高、收入也更高的领域。他们跻身自然科学界、医学界和法律界等。

美国种族在经济方面的多样性与在生育、寿命、犯罪、智商及酗酒这些社会特征同样明显。

在整个社会里，最贫困的阶层总是具有最高的生育率，所谓“富人发财，穷人养孩”。一般来说，那些收入最低的种族和黑人、波多黎各人、印第安人和美籍墨西哥人，其生育率最高，而犹太人和东方人所生的孩子是如此之少，以致难以维系后代。另一个惊人的情况是，低收入种族当中那些较为富有的成员所生的子女，甚至比全体人口中同样富有的人家所生的子女还要少。也即是说，收入较高的黑人、印第安人以及说西班牙语的民族的生育率都低得出奇。譬如，读完中学的美籍墨西哥妇女，比具有同等学力的任何别的种族的妇女所生的孩子都要少，尽管美籍墨西哥人作为一个种族，其生育率比任何别的种族的生育率都要高。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并没有这种现象的后果那样显而易见。

当那些经过奋斗由穷变富的人去世而又没有生育在数量上足以代替自己的子女时，这就意味着下一代的人还得白手起家去重复他们的奋斗，因为他们没有留下多少后代来利用他们的成功所造就的优势。换句话说，低收入种族所积累起来的“人类资本”，有一部分就这样一代一代被白白葬送掉了，使得该种族的向上流动因缺乏现金、经验、人际交往以及其他方面的优越性而更加困难，较为富有的成员本来是可以把这些有利条件传给他们的后代的。

由于高生育率，当固定的收入在家庭成员中分摊时，就会僧多粥少，越分越少，从而直接降低一个种族的生活水准。美籍墨西哥人的人均收入甚至还赶不上挣钱更少的黑人，就是因为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成员太多。这导致了美籍墨西哥人的住房条件和教育水平不如黑人，当然也就更赶不上美国人口的总体标准了。高生育率还和儿童智力测试得分较低有关，因为这些儿童和父母亲待在一起的时间较少。在参军时没能通过智力测试这一关的黑人男性青年中，一半来自于有6个或6个以上兄弟姊妹的家庭。不管这种智力测试带有何种偏见，此种偏见照例也适用于来自家庭人口少的黑人青年，可见智力测试所显示出的差距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总的看来，生育率近年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各种族的相对地位因之也有所调整。在1910年，35~40岁这一档的犹太妇女平均有个孩子，与美籍墨西哥同年龄的妇女持平，高于黑人妇女（平均有个孩子）、爱尔兰妇女（平均有个孩子），也高于全美平均数（个孩子）。但是到1969年，该年龄段的犹太妇女的平均生育率降了大半（个孩子），但美籍墨西哥妇女的生育率却下降有限（平均有个孩子）。黑人妇女（平均有个孩子）和爱尔兰妇女（平均有个孩子）的生育率的下降幅度都不大。这意味着犹太人的年龄分布发生了一个“V”字形的变化，即老一代的犹太人处在曲线一段的顶部，接着便是由年龄逐渐变小的犹太青年人构成的低曲线，而后又是整体犹太人平均年龄的上升曲线。

美国百衲衣（4）

失业率、犯罪率和生育率，都受到年龄的强烈影响。年龄因素造成的失业状况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尽管黑人在总体上的失业率大大超过白人，但20岁以下的白人青年的失业率，却从来都高出25~44岁这一档年富力强的黑人的失业率。同样，大部分暴力犯罪都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干的，所以，25岁以下这一档人占很大比例的那个种族的犯罪率，也就因此而偏高，即使不把其他起作用的因素考虑在内的话。下述事实颇能说明年龄因素的重大影响：年龄和社会–经济状况相同的黑人和白人的犯罪率相差无几，尽管总体上黑人的犯罪率是白人犯罪率的好几倍。

和生育率一样，各种族的智商得分在某一特定时期相去甚远，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甚大，从而使得各种族智商得分的名次不断调整。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犹太人在智力测试中一般得分都相当低，以致当时一位大“专家”断言，这种测验结果“证明关于犹太人很聪明的流行观念是错误的”。在那个时候，新近才到达美国的各种族，诸如意大利人、希腊人、波兰人、葡萄牙人和斯洛伐克人等，其智商得分实际上和现在的黑人、中南美来的移民及其他处境不利的种族的智商得分差不多。然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由于这些种族逐渐适应了美国文化，在社会经济方面取得了进步，他们的智商得分也就随之节节上升。到20世纪20年代，犹太人的智商得分已经超出全美平均数。最近对意大利人和波兰人的智商研究表明，他们也已在“二战”之后的年代里接近或超过了全美的平均数。先前对波兰人的智商研究表明，他和今天黑人的智商水平相当，平均为85分，但到20世纪70年代已上升到109分。两代波兰人把智商提高了24分，这个数字比当前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智商得分差（15分）还要大。

社会上对种族和肤色的态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颇大的变化，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里更是如此。犹太人曾一直被排除在一流高等学府的教授队伍之外，后来超比例的犹太人在这些大学里执掌教鞭。曾一度将黑人拒之于门外的职业体育队伍，后来也让黑人运动员占了上风。曾经在几十年里盛行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反对东方人的法律，也因公民投票表决而被废除。爱尔兰后裔、德国后裔和波兰后裔与异族的通婚率已离一半不远，日裔在这方面紧紧跟上。态度调查和选举结果表明，各民族之间的日趋相互接受，其程度也大体相仿。

通向多元化和各民族融洽相处的道路，是漫长而崎岖不平的。19世纪存在于欧裔各种族之间的或存在于美国出生的当地人和欧裔或亚裔移民之间的种族仇恨，曾频繁地导致暴力对抗，其中丧命人数之多，超过20世纪中期任何一次“种族暴动”所造成的伤亡。“一无所知党”—一个反对移民的政党—曾在19世纪50年代取得过短暂但却相当显著的成功，在6个州选出自己的人当上州长，并控制了好几个州的立法机构。这种党同伐异的意识后来又复活了，并在立法机构中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以致在20世纪20年代堵死了移民来美的大门。奴隶制度的悲惨历史，歧视美国的法律，以及对黑人执行死刑至今令人记忆犹新。然而，美国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这些种族之间的仇恨在这个国度里存在过（因为这种仇恨几千年来也在其他地方存在），而在于这种仇恨的程度在逐步减弱，并在某些地方已经消失。

美国百衲衣（5）

各种族自身也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变化，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被别人接受。19世纪移民特有的犯罪率高、发病率高、依赖慈善救济以及不讲究个人卫生等现象，都已随着他们逐步适应了美国的生活规范而成为历史。而且市政设施也有了改善，下水道取代了屋后的茅厕，19世纪末的廉价公寓里最终也装上了自来水（虽然当时浴缸仍是罕见的奢侈品）。在此之前，贫民窟是遍地污秽，臭气难闻，疾病肆虐。在那些比今天的贫民窟还要拥挤并且缺乏通风设备的廉价公寓里，天气稍微一热，真的就能要人命。那时，不会讲英语的人，或者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能写或读的人，比比皆是，远远超过现在的情形。宗教仇恨情绪非常强烈，以致公共教育开展滞迟，而且，它甚至还经常点燃暴动的导火线，给长期酝酿的政治争斗火上加油。1871年发生的新教徒和天主教之间的冲突，曾在一天之内导致50人丧命。当年也出现过矛头针对摩门教信徒、教友派信徒和其他教派信徒的类似的对抗和暴力。

美国幅员辽阔，种族杂糅，国民中没有哪一部分人能有效地处于主宰地位。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多元化并非人们一开始就抱有的理想，而是互不相容所造成的惨重代价迫使他们彼此相安共处的结果。美国各种发财致富的机会，也给人们的精力提供了另一条出路，使大家感到对现存物质条件的争夺没有为全体人民扩大生产来得重要，并使齐心协力者有所报偿，因此也就顾不上去计较那许多分歧了。

时间和地点

构成美国人口的许多种族，并不是同时到达美国的，也并不分布在同一地区。一般来说，每个民族在其移居美国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特定的高峰期。爱尔兰人移居的高潮大致在19世纪50年代，而犹太人移民的高潮在此50年以后，墨西哥人的移民高潮则又在下一个50年之后。移民的地区分布，也同样是各不相同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多定居在中西部，东方人躲在西部海岸，古巴难民集中在佛罗里达，墨西哥人在西南部，苏格兰–爱尔兰人则散居在从宾夕法尼亚州到南北卡罗来纳州的阿巴拉契亚山区。像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这样一些到达美国时身无分文的移民，则留居在他们抵美时的东部口岸城市。黑人集中在南方。

由于上述这些地区在经济活动上各有其特点，所在地区的各移民种族的命运也就分别和小麦种植或炼钢、铁路修建、棉纺等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全美的经济条件因地而异，每个种族在抵达美国后也就遇到彼此相异的机会和制约。各种族其后在经济上的经历，反映了他们各自带到美国的文化遗产的影响，同样也反映了他们到达时间和所处地区的影响。

今天的差别仍旧受到地区分布的严重影响。纽约州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是密西西比州黑人的两倍还要多，底特律一带的墨西哥人的平均收入是密西西比州黑人的两倍还要多。底特律一带的墨西哥人，其家庭平均收入比得克萨斯州拉列多一带或布朗斯维尔一带的黑人所挣的钱也至少高出一倍。住在芝加哥、底特律或纽约市的印第安人的收入，也比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的收入高出一倍多。这种同一种族内部的差别比任何一个种族和全美的平均水平的差别都要来得大。因此，地区差别至关紧要。

美国百衲衣（6）

种族的地理分布差别不仅影响到他们的收入，也影响到他们大体的生活方式。居住在中西部农村的印第安人，每个家庭生育的孩子，平均比居住在东北城区的印第安人家庭生育的孩子多出两个。不住在南方的黑人，其家庭之小和智商之高，一直超过生活在南方的黑人。甚至在某一特定城市，某一特定种族也会因为所在街区的不同而在收入、犯罪、家庭破裂等方面呈现出大相径庭的格局，不管这个特定种族的祖先是犹太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或是其他什么人。

美国种族在地理分布上的格局各不相同，有其多方面的历史原因，这些原因使得他们在某一历史时期而非其他时期抵达美国。

从风帆船到蒸汽船的转变，曾导致美国移民来源的彻底变化。在风帆船时代，欧洲移民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欧人和西欧人。随着蒸汽船的使用，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突然以压倒的多数涌进了美国。这些人与美国人在文化和宗教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别，而此时宗教差别恰恰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极具重

要性。

在风帆船时代，越洋的客船旅费是移民在经济上承担不起的。他们只能挤在驶抵欧洲送货返美货船的空仓里来到美国。这就是说，只有那些与美国有大规模贸易关系地区的人，即北欧人和西欧人，才得以大批移居美国，而东欧人和南欧人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当时美国运往欧洲的货物，多属大批量的农产品，而返程所载的进口货，却多属体积小得多的欧洲工业制品，所以返程时船上的仓位大量空闲。移民就挤在这种空闲仓位里临时拼凑起来的座位上，缺乏足够的通风设备，没有马桶，食物和饮水也是质次量少。海上航行的时间很长，前途难卜。时间可能需要1~3个月，完全取决于风向如何。航行时间越长，人们就会因为饮食不足而变得越来越衰弱，并有可能染上疾病，而在那种拥挤的船舱里，一旦有人染上疾病即一发不可收拾。

货船的航行路线，取决于贸易的模式。这就意味着移民没有对自己的目的地口岸进行选择的余地，船驶向哪个港口就在哪里上岸。譬如，爱尔兰人赴美乘的是从美国东北部地区运来木材后返美的船，因此美国东北部就是爱尔兰移民的登陆地点，因为船只返美时只在这一带停靠。德国人赴美则乘送棉花到勒阿弗尔并返回新奥尔良的货船，然后再在那些沿密西西比河上游河谷，在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和密尔沃基这样一些城市定居下来。美国的啤酒酿造业就是由圣路易斯和密尔沃基的德裔人开创的，巴德威泽牌啤酒的原产地就是圣路易斯，其他许多名牌啤酒则出自密尔沃基。

对于那些因家境过于贫寒而无力搬迁的人们来说，初到美国时定居地区所处的经济状况是格外重要的。举例来说，在波士顿地区登岸的爱尔兰人，就发现该市对工人阶级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其他什么机会。连大多数美国的工人阶级都因此而避开这个城市，但19世纪中期爱尔兰人移民来美时，一下船恰恰就是波士顿，为此他们后来在经济上吃了好多年苦头。在短短几年中（1840~1850年）抵美并聚居在东北部少数几个城市（尤其是纽约和波士顿）里的爱尔兰人，数量是如此之众，加上其中多数又挤在单一的行业（非熟练劳工）里，这就给他们融入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特别的难题。开凿运河和修建铁路在东北部起步以后，一贫如洗的爱尔兰人就开始从事这些吃力而又危险的苦差事。许多人就在运河两岸和铁路沿线的城镇定居下来。爱尔兰人今天的地理分布依稀反映了当年的这种定居格局。

美国百衲衣（7）

从风帆船到蒸汽船的更换，大大地改变了美国移民的格局，旅途时间从30~90天不等缩短到最多不超过10天，而且工人阶级在经济上也有能力买得起客船票，用不着再去乘货船。移民模式与贸易格局已经脱钩。这既改变了移民的数量，又改变了移民的来源。移民的人数在南北战争前总共为500万人，南北战争后20年中即增加到1 000万人，而在此后的15年内又增加到

1 500万人。移民来源的变化同样也是惊人的：在1882年，87%的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但是25年之后，81%的移民则来自南欧和东欧、斯拉夫人、犹太人及地中海沿岸的民族，首次成为美国人口的重要成分。

黑人当然是被贩卖到美国来的，他们抵美的目的地是由别人选择的，但这也不是随意的选择。黑人积聚在南方，这里的土壤和气候易于种植强迫奴隶劳动进行生产的农作物。1793年轧花机发明之后，美国的奴隶也几乎全部变成种植棉花的奴隶，黑人的地理分布进一步向南方移动，集中分布在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北部的大棉田。甚至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黑人仍聚居在上述这些后来一直比全美其他地方更为贫困的地区，这就构成了他们长期摆脱不掉的经济桎梏。今天，不住在南方的那一半黑人，比仍住在南方的那一半黑人的收入要高出大约50%。显然，撇开其他所有的因素，黑人作为一个整体，其收入因地理分布而难以提高。

有些美国移民干脆就在离他们祖籍国最近的地方落脚，例如东方人定居在夏威夷和西海岸，墨西哥人在美国的西南部，古巴人在佛罗里达。波多黎各人和西印度群岛人则“集居”在纽约市及其周围地区，这反映了20世纪的民航和海航的四通八达。

概观

每一个种族的历史都是与众不同的，但大家都受到类似因素的影响，比如年龄、所在地区、抵达时间，以及他们带到美国来的技能和文化。目前美国各种族的经济地位可谓千差万别，但是没有哪一个种族是突出的，“全美平均水平”的统计数字也无法表明哪一个种族是非同寻常的。对每一个种族来说，不管从收入、智商或生育率的角度来对比，都会有其他种族和它处在类似的状况。全美平均水平本身也只不过是大量差别的堆积罢了。

各个种族都在美国发生了变化，而美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最引人注目的例证是，有些人的祖先当初是作为奴隶被贩卖到美国来的，今天却当上了国会议员或最高法院的法官。有不少美国人乃当今国际一流的学界、政界和经济界的知名人士，而他们的移民先辈却曾经被人们藐视为“败落民族的败家子”。能公允地证明平民百姓具有未被开发的潜力的，莫过于美国经验。

美国各种族的通话过程，并非一种单行道。今天，美国社会中的不少特殊用语、食物、音乐以及文化特点，曾一度是具有种族色彩的祖传家珍，现在却都变成美国传统的一部分。听到格什温、肯尼迪家族、安德鲁?卡内基、乔?迪马基奥，以及O?J?辛普森这些响亮的名字，人们首先想到他们是美国人而不在乎他们来自哪个种族。在大熔炉中，种族并未消失，但无论是各个种族或者美国，都已今非昔比了。

美国各种族是如何发展的，又为什么会这样发展，本书后面各章所要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

犹太人（1）

犹太人不是来自哪一个国家或属于哪一种文化，而是来自许多的国家并属于不同的文化。到达北美殖民地的首批犹太人，是所谓的瑟法底犹太人，他们此前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寄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处状况与后世美籍犹太人所来自的德国、俄国或东欧地区的状况比起来，是大不相同的。不管外人怎样把他们混为一谈，这些犹太人实际上是属于不同的群落。他们至今也没有完全融为一体。

今天，绝大多数的美国犹太人，都是1880~1920年间从俄国、波兰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移美犹太人的后代。在那40年当中，曾有1/3的东欧犹太人迁到了美国。

尽管因寄居的国家不同而产生了文化上的断裂。甚至内部在宗教理论和实践上也存在着分歧，但是犹太人不仅供奉古代以色列的同一始祖，分享宗教信仰和历史传统的共同内核，而且作为少数种族，不管旅居何处，都曾有在不同程度上长期遭到异族敌视的悲惨经历。其他种族是到美国才变成“少数”的，而犹太人在欧洲各国早就作为“少数”生活过几百年了。

故土

在公元70年，当罗马帝国的军队占领了巴勒斯坦时，古代犹太人就从自己的故土上被驱逐出来。从此开始流落异国他乡，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散居欧洲各地，乃至遍及全球。

基督教在整个欧洲取代了多神信仰之后，犹太人变为欧洲大陆唯一不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故所到之处皆成“局外人”。这就使犹太人在基督教狂热时期（比如十字军东征）或宗教大恐怖时期（比如中世纪不时发生毁坏整个地区的灾祸）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十字军穿过欧洲，向东讨伐穆斯林人，沿途时常停下来屠杀所在地区的犹太人，当地的暴徒也趁火打劫。当毁灭性的灾祸降临欧洲时，好多人认为那是上帝发怒的征兆，祈望通过把他们当中的犹太人赶尽杀绝来求得上帝息怒。除了这些多少是直接偏见和恐惧所引发的动机外，当时也还有许多居心不良的人，企图借助消灭犹太民族以捞取物质利益，因为犹太人被视为经济上和宗教上的竞争对手或者是债主，杀死债主及其合法继承人，这样就用不着还债了。在那个时代，极端无知的平民百姓容易被老奸巨猾的政界、经济界或宗教界的领导人所操纵，反犹太情绪就是这些领导人挑起的。在多少个世纪里，犹太人周期性地遭到迫害、屠杀或大批地从欧洲各国被驱赶出境。

在这些历史惨剧的间歇期里，犹太人就委曲求全。设法在不同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夹缝里寻求生存的机会。犹太人若想用武力来反抗，那无异于自取灭亡，因为在任何地方，他们在人数上都绝对寡不敌众。受外族欺压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在其各自的国度里毕竟是人多势众，可以组织零星的暴动或进行地下恐怖活动，以对付征服者。外侮造就了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的斗争精神，但对于处境截然不同的犹太人来说，外侮却养成了他们逆来顺受的心理，强调诉诸武力和暴行是徒劳的，认为在逆境中应当依靠自己的智慧、策略和韧性。当年犹太民族住在自己的祖国巴勒斯坦时，也曾经是个勇武善战的民族，正如现代的以色列人民再次表现出来的那样。但在他们散居异国他乡的那些漫长的年代里，情况并非如此。

从许多方面来看，犹太人的地位在罗马帝国早期的几百年里，要比在帝国晚期衰落及中世纪欧洲兴起的时候还要好些。早期罗马帝国是个多神论和多元化的庞然大物，在相对宽容的帝国内部，各种各样的种族和宗教群体能够相安共处，犹太人只是其中一分子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罗马帝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注入一个重大褊狭因素的，正是犹太–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在古罗马，许多宗教派别为表示相互敬重而举行仪式或纪念活动是常见的事，但犹太人和基督徒谁也不参加这类活动。对他们来说，这样做就意味着“偶像崇拜”。二者也都曾因政治上的分裂态度和行为而遭到罗马帝国当局的惩罚，但这种惩罚并非后来盛行于中世纪和现代欧洲的那种意义上的宗教迫害。

犹太人（2）

基督教最终大获全胜，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随之而来的宗教偏执就表现为强迫人们皈依基督教，惩罚异端分子和不承认基督教为唯一正确信仰的怀疑分子。在罗马帝国后期的宗教争议中，基督徒之间相互残杀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帝国前期多神论时代因信仰而被处死的人数。犹太人也在这种宗教斗争的大批受害者之列。随着统一的基督教义—罗马天主教—在西方牢固地确立起来，犹太人在信仰上作为仅存的主要少数派，已经备受孤立了。有关“偶像崇拜”的神学观念，使基督徒不愿和多神论者妥协。这同一观念也使犹太人不愿和基督徒妥协，反之亦然。

犹太人在宗教上持不同见解，而且态度之严肃在那个时代实在是罕见的。问题还不单如此。因为他们是在自己的祖国被侵占之后而沦落他乡的，到哪个国家他们都是异族，带着自己的文化，讲不同的语言，穿不同的衣服，而且一般都住在单独的村社或城镇的一角。一言以蔽之，他们是身上贴了标签的人，周围那些无知而迷信的居民无论卷入什么样的激情或恐惧之中，一遇风吹草动，便自然而然地把犹太人当成攻击的靶子。更有甚者，通常被剥夺了拥有土地和进行其他许多经济活动权利的犹太人，往往以充当中间人为业，譬如小商人和放债者，而从事这种行业的人，几乎在普天下到处都是不受欢迎的人。在中间人行当比较突出的少数种族的地方—比如中国人在东南亚，东印度人在乌干达，或伊博人在尼日利亚。这个少数种族就会招致与之打交道的当地民众的痛恨。犹太人就是从事这种行业的少数种族的典型例子。

犹太人得到的些许保护，实际上是上流人士（贵族、国王和教皇）赋予的。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或正义感，不如说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因为犹太人身怀有用的技艺，而且时常也很富有。在许多地方，他们干脆用金钱在当权人物的领地之内买下居住的特权。在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气候一有变化，或遇上某个反复无常的当权者，犹太人花血本买来的安宁随时都可能结束。即使他们在某个地方生活了好几代人的时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犹太人也很少是当地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当地人通婚的情形也非常罕见。

犹太人通常住在一起，但是在几个世纪内，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他们是被迫这样做的。1266年波兰颁布一项诏书，规定犹太人“不得寓居基督徒之中，而需将其房舍建在州或镇之隔离一隅，互为毗邻”，而且这种隔离的角落“需以树篱、围墙或沟渠与基督徒的共同住地分割开来”。在不少国家里都有诸如此类的规定，从而逐渐演化出传统的犹太人“集聚区”。这种集聚区四周建起高墙，大门晚间上锁，这种情况延续了大约400年之久。

在欧洲的许多地方，犹太人离开其集聚区就无安全可言。根据各地存在的具体情况。他们也有可能在日间到集聚区之外谋生，有时会找到很赚钱的工作，偶尔也能遇到挺荣耀的差事，但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交往却都局限在集聚区之内。犹太人的社区是与世隔离并自理其政的实体，有自己的文化、法律和税收。犹太人的文化及价值观念渗透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不管是住在意大利、波兰或法国，犹太人的身份永远是犹太人。在这些同种繁殖的小天地里，遗传上的恶果之一，就是在身心方面具有先天性缺陷的人特别多。

犹太人（3）

集聚区的生活方式排除了欧洲犹太人从事农业的可能性。他们在到达纽约及美国其他城市之前的好几百年里，就已经都市化了。犹太人在属他们最孤立的欧洲地区，基本上没有受到文艺复兴后现代思想潮流的熏陶，所以他们的文化依然是古老的乡土文化。从东欧大批移居美国的犹太人，就具有这样一种乡土文化背景。

犹太人在欧洲各地的孤岛上，相互之间也间或有联络。各家都竭力保持着犹太传统，但基本上互不相扰。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缓慢发生变化的犹太教和犹太文化在形式上因地而异，从而为后来各个不同的犹太部族来美后产生内部宗教歧见和纠纷埋下了种子。各式各样的迫害所造成的难民，使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建立了国际联系，由此形成了意第绪语，即一种夹杂着希伯来语和波兰语的德国方言。

欧洲犹太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对知识的尊重和景仰。这里指的主要是宗教知识，有关犹太教法典的知识，以及对其意义和内涵的周密而细致的分析。母亲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嫁给有学问的人，穷点也没有关系。大多数移居美国的犹太人没受过多少教育，许多人甚至是文盲，但他们却和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犹太人还是熟练工人，也有很多是小商人、放债者，还有少数是大商人和银行家。在某些国家里，犹太人当上了税务员或其他政府官员和顾问。和政府掌权人物结成的联盟，给某些犹太个别人士或团体提供了保护，但同时也招致政府的敌人对他们的怨恨，一旦当权政府被推翻，犹太人更易成为攻击的对象。

欧洲犹太人的风尚，有好多后来在美国变成了传家宝，其中包括清洁整齐、乐善好施以及极低的酗酒率。在私家室内安装自来水尚不为世人所知的时代，公共澡堂是犹太人设立的一项设施。慈善事业是欧洲犹太人历史悠久的宗教传统，甚至身处贫困时期也是如此。所以，在美国那种富裕的境况中，大规模的慈善事业势必成了犹太人的一个传统。说来也怪，世人还总是认为犹太人个个都是吝啬鬼和守财奴！在欧洲多数地区，在历史上多数的时间里，周围民众对犹太人的怨恨，使他们一直处在危险的境地，所以，炫耀财富，甚或显露出发家的迹象，对他们来说，都是十分愚蠢的行为。又因为要随时准备好，一旦出事必须马上逃跑，所以犹太人如果用平时的积蓄来购置衣服和家具摆设之类不宜随身携带的大件物品，那是不明智的，明智的办法是将财富变换为金银首饰。和意大利人一样，犹太人吃饭时也喝酒，但很少喝得醉醺醺的。喝得烂醉如泥，引起大声喧哗或鲁莽行为，对于朝不保夕的欧洲犹太人来说，容易招致滔天大祸。

沧海桑田，时移俗易。世界跨入近代史后，对犹太人的诸多限制，有些就开始放松或被取消了。更加发达的商贸、工业和金融使得犹太人不再像在封建社会那样落伍于时代了，同时也使他们在这些领域里所具备的技术和经验显得更加宝贵。英国、法国和荷兰在18世纪先后赋予犹太人以政治权力。19世纪初，其他欧洲国家也开始取消对犹太人的法律歧视。法国对犹太人的政策，随着拿破仑的征服而扩散开来，解放了欧洲各地的犹太民族，但拿破仑最终被击败，不少地方的犹太人又恢复到原来的处境，屠杀和驱赶再度发生。不过，犹太人的政治解放在欧洲各国的进展是不平衡的。1858年，一位犹太人破天荒地当选为英国议会的议员，但是直到1885年，意大利的最后一个犹太人集聚区才拆除。

凡对犹太人的限制有所放松的地方，比如西欧，文化和血统方面就呈现同化的趋势，衣饰和发型上的区别也逐渐消失。犹太人开始使用所在国家的语言，并通晓其文学和哲学。犹太教本身更多地采纳了基督教的表面仪式，诸如在祈祷的地方放置风琴，有唱诗班，窗户上装彩色玻璃，做礼拜由星期六改为星期天等。

此种改革的犹太教发端于德国，该国在对待犹太人方面，当时算是较为开明的一个国家。正统犹太教一直盛行于俄国和东欧，那里的犹太人仍处在与外界隔离并备受限制的地位。

在西方，明显具有犹太血统的个别人士，也可以以非犹太教徒的身份生活在基督教徒之间。这在19世纪有3个著名的例子，他们是本杰明?迪斯雷利、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前文提到过第一位犹太教徒成为英国议会下院议员是在1858年，而李嘉图早在1819年就进入议会了，迪斯雷利成为议员是在1837年。其实，李嘉图和迪斯雷利根本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以“蒙混过关”，而是早就改信了基督教，是以基督教徒的身份参政的。同样，马克思也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之子，受过路德派的洗礼，尽管他父母双方的家庭都是犹太教教士出身。马克思从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在谈到犹太人时总是用第三人称。

甚至对那些坚守犹太教信仰的人来说，在较为开明的西欧，这样做也并不意味着与周围的人有什么隔膜或就失去了国籍。他们可以被认为是具有犹太教信仰的法国人、德国人或荷兰人。在东欧，坚持做一个犹太教徒，简直就成了一个完全别具身份的人，具有不同形式的崇拜和衣饰。简言之，西欧的犹太人和东欧的犹太人在19世纪大规模向美国移民时，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分歧，甚至存在着宗教分歧。

赴美的犹太移民（1）

瑟法底犹太人

第一批抵达北美殖民地的犹太人是所谓的瑟法底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宗教仪式（和欧洲其他地方的阿什卡纳兹犹太人的仪式有别）和在西班牙及葡萄牙长期生活的社会经历，这两个国家对待犹太人比起别的地方，一般来说要友好些。在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犹太人并未被禁闭在集聚区，有的甚至是大地主、达官显要、银行家和工业家。犹太人主宰着自由职业，虽然多属工匠、小店主、放债者之流。然而，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历史上也并未完全免遭其他地方发生的那种迫害和零星屠杀。在6世纪到8世纪西哥特人统治时期，犹太人的地位在几任国王统治下，曾翻来覆去地变化过好几次—有时被奉为上宾，在政府最高层左辅右拥；有时则被撵下台，甚至被迫逃离国境。但是，后来的西班牙各王朝就愿意为犹太人提供保护，同时也利用他们管理政府机构的本领，并从他们的一般经济活动中受益。

第一批前来美洲殖民地的犹太人之所以要到美洲来，是由哥伦布发现西半球那一年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导致的结果。比起欧洲其他地方的同胞来，散居西班牙的犹太人多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相当宽容和兴旺的环境里，但是在1492年，王室的一纸诏书突然将他们逐出国门。在这次大驱赶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内幕。离开的犹太人各奔东西。有的人登上了赛维利亚港口边的船，当时哥伦布率领他的船队从他们身边扬帆而过，去寻找通向印度的航线。那些为了逃脱迫害而皈依基督教的人，有的就充当了哥伦布的船员。资助哥伦布探险的基金，有一部分确实就是政府从被赶走的犹太人那里没收得来的。既然当初曾经被迫拿钱出来帮助支付发现美洲的经费，日后犹太人在美国定居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甚至超过以色列，这恐怕是理所当然的了！

许多被驱逐的犹太人首先在邻近的葡萄牙安顿下来，但另一些人却去了荷兰或其他安全地区。阿姆斯特丹的瑟法底犹太社区，曾助小小的荷兰以一臂之力，使之成为国际商业和金融的一强。葡萄牙在耍尽各种手段把犹太人的钱财榨干之后，最终也把他们许多人一脚踢开。其他地方政治力量的变化，例如巴西从荷兰殖民地变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也迫使瑟法底犹太人继续迁移。

到17世纪，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政策给犹太人提供的自由，超过了世界其他多数地方。北美的第一座犹太教堂于1695年在纽约建立起来。尽管瑟法底犹太人的钱财常常在他们抵达北美殖民地之际已经耗尽（或被没收），但他们那种赚钱的本领还在，到了美国照样能再富起来。在美国革命时，13个殖民地的犹太人通通加起来，共约2 000人。其中多属瑟法底教派，他们现在已很阔绰了，常常对美国的阿什卡纳兹犹太人摆出一副“排斥和傲慢的态度”。一个瑟法底犹太人与一个阿什卡纳兹犹太人结婚，往往要冒着被赶出家门的危险。虽然这两部分犹太人的宗教仪式只在细枝末节上有所差别，但他们在荷兰和英国是泾渭分明的，尽管都是同一宗教的信徒，但千百年来因居住在不同国度而形成了社会差异。在当代，不管是在美国还在以色列，瑟法底犹太人的平均智商都不如阿什卡纳兹犹太人。从历史上看，瑟法底犹太人从来不像其他犹太人那样擅长学术，但经商却是拿手好戏。比起当代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来，瑟法底犹太人在这个赋予他们更多机会的世界上，是更讲实惠的。

赴美的犹太移民（2）

德国犹太人

在瑟法底犹太人进入美洲殖民地之后不久，德国犹太人也来了。开始时他们只是零星陆续到达的，像一股涓涓小溪流入了现有的犹太人社区，并学会了瑟法底犹太人的祈祷仪式。随着他们移美人数不断增多，这批德国犹太人就另起炉灶，形成自己的社区，建立起行阿什卡纳兹礼仪—尤其是改革的犹太教礼仪的教堂。

后来（特别是19世纪时）到达的这批德国犹太人，不仅人地生疏，而且更贫困，更缺乏文化上的适应能力，且又来自德意志乡下的小城镇，没见过世面。他们与老一辈的瑟法底犹太人有很大的社会差别，那时后者在美国已站稳脚跟，日子也蒸蒸日上。

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极大地扩充了美国的犹太人社区，也改变了它的内部构成。1776年，北美殖民地的犹太人不到3 000人，但到1820年，这个数字就增加了4~5倍，到1850年，更增加到10倍，而到1880年，犹太人口又在1850年的基础上增加了10倍，超过50万之众。其中大多是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

德国犹太人并不集中住在少数社区，这既不同于比他们早来的瑟法底犹太人，亦不同于比他们晚来的东欧犹太人。他们散居在美国各地，作为零售商和专业人员分布在他们的服务对象—非犹太人顾客之间。有些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德裔农场主当中安家落户，有的人在中西部定居下来，常常也住在德裔社区，另外一些人则跟着大篷车向西部边疆迸发。这批德国犹太人当中，有个货郎名叫李维?斯特劳斯，那粗笨的李维斯斜纹牛仔裤，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在农村和边疆地区，人们寂寞得发慌，来个串乡的犹太货郎那是大受欢迎的。这种体验和犹太人在欧洲的经历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前也曾有美国佬当货郎的，所以美国人习惯于向那些走街串巷送货上门的小商贩买些针线、梳子剪刀一类的日用杂品。

德裔犹太人货郎开始时一般都是背着个大货包徒步而行，后来才有买卖做得不错的人驾起了马车。有些货郎最后定居下来，在当地开店。许多犹太豪门巨富都是在美国当货郎发家的，例如古根海姆家族、金贝尔家族和阿尔特曼家族等。

到19世纪中期，犹太人已被接纳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而且多属德国犹太人。到美国南北战争时，仅纽约一地就有50多座犹太教堂，还有不胜枚举的犹太人市民团体和慈善组织。德国犹太人不仅在自己的社区里表现积极，而且作为商人和银行家，也活跃于美国社会各界。著名的R?G?邓氏信贷评价机构在1860年发现有374家犹太人的公司具有商业信誉，到1870年，这样的犹太人公司则有1 714家。许多犹太人后来果然大显身手，创办出像梅西百货公司和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这样一些价值连城的美国联号百货公司，以及像《纽约时报》这样庞大的新闻机构。1840年有40%的德国犹太人家庭至少雇一个佣人。犹太户主仍然当货郎的只占1%，而干体力活和做家佣的连1%都不到。

从某种意义上说，犹太人已在此时“到达”美国。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即从数量上来看，他们尚未开始“到达”，因为真正大规模的来自东欧的犹太人移民到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他们才是今天多数美国犹太人的祖先。

东欧犹太人

在13世纪和14世纪，波兰王室鼓励犹太人在其国土上定居，并颁发保护他们的特许状。犹太人成了欧洲先进地区的技术和知识传入波兰的载体。和当时处在其他地方的同胞相比，波兰的犹太人被赋予了更多的自由和社区自治权利，未被禁闭在集聚区，尽管他们根据犹太教法典的教导，通常仍住在一起。然而经过几个世纪之后，犹太工匠和商人的家业逐渐壮大起来，这就招致周围贫穷而不识字的波兰农民及其教会头目的憎恶和仇恨。犹太人充当政府的税务员或给地主收租，这更使他们成为当地民众的眼中钉。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犹太人时而受到当局的保护，时而遭到当局的迫害。

在18世纪，有犹太人居住的欧洲地区大部分被俄国人所占领，在此之前，俄国的犹太人寥寥无几，于是俄国人就在刚从波兰手里夺取过来的那些地方，把犹太人禁锢在他们原来的居住区。叶卡列琳娜二世在1791年确立了一个名为“犹太人集居隔离区”的地带，周围竖起栅栏。几乎没有什么犹太人能获准走出“隔离区”之外。犹太人先前在波兰享受的许多权利，都被俄国人取消了。后来的历代沙皇，对犹太人的政策皆属变化无常，有的沙皇感到犹太人的技术是可贵的，有的沙皇则担心犹太人在宗教和社会两方面与其他俄国人存在着差别。19世纪还曾有过借助野蛮而残忍的办法来使犹太人“俄国化”的尝试—将12岁（或更幼小的）犹太男孩强行送到希腊东正教的学校里接受为期6年的训练，然后再把他们送到军队里服役25年（所有的俄国男性都必须这样做）。犹太人想尽一切办法逃避这种灾殃，甚至包括把自己的孩子弄成残废。为了对付犹太人的逃避，俄国人也使用同样严酷的手段，包括派出绑架者四处搜寻，随时捉拿碰见的犹太人子弟。此项法律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最终被废除。亚历山大二世还解放了奴隶。但由于这位沙皇在1881年遇刺，他的儿子又颁布了新的一套激烈反对犹太人的法律。

给这位新沙皇的反犹太主义政策火上加油的是，隔离区内各地又普遍发生骚乱，当地农民杀害了大批犹太人。其后40年内有200万犹太人—占东欧犹太人的1/3—移居美国。在这40年里离俄赴美的人当中，有75%是犹太人，而到达美国的犹太人当中，正好也有75%的人是来自俄国。除去俄国直接去美国的人之外，还有不少犹太人为了逃难，首先在欧洲找个安全之地然后再赴美的，一般都得到美国犹太人慈善机构或在美亲人的帮忙。

这批犹太移民绝大部分都在美国留下来了。犹太移民返回故土的比例较之其他任何一个大的移民集体都要低。19世纪俄国犹太人约有一半的男子和1/3的女子是识字的，这大大高出俄国总人口的平均识字率。犹太人的都市化程度也相当高，从事农业的人不到3%，而经商的人占30%，从事采矿和制造业的占40%，专业人员占5%。几乎有半数俄国犹太人干的工作，与服装生产的某个环节有关。

移民高潮期（1）

东欧犹太人大批来美始于19世纪80年代。在这10年之内，20多万犹太人移居美国，19世纪90年代又有30万抵美，而从世纪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十几年内，则大约有150万左右的犹太人蜂拥而来。

从东欧来的大批犹太移民，潮水般涌入美国那些基本上由德国来的犹太人所组成的社区。东欧犹太人还大量地“集居”在纽约市，尤其是曼哈顿东南端。犹太民族几千年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像在这里结集的人数多。已经在美国牢固地树立起根基的德国犹太人，不仅对东欧来美犹太人的数量之大感到诧异，而且也对他们生活之寒酸感到不可思议。东欧犹太人不仅贫苦—多数人抵美时是穷光蛋，处境比任何其他移民种族都要惨。而且教育程度也很低（有一半人是文盲），比起老成干练的美国化德国犹太人来，态度也显得粗俗。东欧犹太人原来生活在穷乡僻壤，对于德国犹太人来说如数家珍的整体欧洲文化主流，他们连边儿也没沾上。东欧犹太人连外貌都有区别：留着长鬃角，戴小圆帽，留胡子，穿老式的俄国服装，妇女顶着包头巾，一举一动都令人联想到德国犹太人早就摆脱了的昔日的那种苦楚。正统犹太教的祈祷仪式仍完整地保留着古老的传统和做法，而德国改革派犹太教早就放弃这一套陈旧的东西。东欧犹太人的语言，即意第绪语，是一种民间方言，受过教育的犹太人瞧不起它，他们要么使用英语，要么使用地道的希伯来语。

一句话，东欧犹太人使在美的德国犹太人感到十分丢脸。他们人数众多，举止粗俗，高度集中，因而显得十分惹眼，难免引起其他美国人的惊恐，并有可能诱发某种反犹太主义情绪，那将对已经悄悄获得社会接纳的德国犹太人十分有害。德国犹太人控制的报界，对本族这些难兄难弟持公开的批评态度，说他们代表着“东方的古董”，讲话“嘟囔不清”，而且“衣着不整，爱咋呼，谈吐俗气”。他们的宗教被称为“中世纪的正统”。有关东欧犹太人的花边新闻，充斥各报的版面，各种“失礼行为、夫妻不和、吵架骂街，每日必录”，成了德国犹太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德国犹太人还造了一个新名词“老K”—来称呼来自东欧的犹太人。

然而不管怎么说，犹太民族的慈善传统还是压倒了这一切反感情绪。德国犹太人的各种组织竭力帮助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并特别下工夫使他们美国化。为了给“闹市区”的犹太人提供服务，由“居民区”的犹太人出资建起学校、图书馆、医院和社区中心。即便是开展这些人道主义事业，也引起某种犹太人内部关系的紧张。举例说，甚至在纽约西奈山医院的病员有90%是东欧犹太人时，该院仍拒绝聘用东欧犹太人医生。人民教堂（一个犹太教堂）的祈祷自始至终使用希伯来语和德语，意第绪语成了禁忌。当时曾有人写道：

在我们高贵的德国犹太人主持的那些慈善机构里，你可以看到漂亮的办公室和写字台，装潢得都很好，但你同时也看到一个个铁青和发怒的面孔，每一个穷汉都被当做犯人来审问，没人瞧得起他们；每个不幸者都感到无地自容，吓得两条腿直打哆嗦，犹如站在一位俄国官员面前一样。

一旦经济状况允许，东欧犹太人就办起自己的慈善机构。该项事业始于19世纪80年代末。其中一家慈善机构宣称：在给穷人施舍钱财和面包时，应当承认大家都是一个始祖的子孙，不应以出生地的不同而人为地画线。

移民高潮期（2）

虽然纽约市用“居民区”（德国）犹太人和“闹市区”（俄国）犹太人这两个词把犹太人一分为二，可谓别出心裁，但这种用词所体现出的区分，却普遍存在于各地。在19世纪中期的芝加哥，德国犹太人认为波兰犹太人是“劣等阶层”。一位芝加哥犹太教教士，在呼吁人们为希伯来联合救济协会捐款时，悲叹地说道，芝加哥的犹太人“因家财、智力和社会区分，因褊狭的嫉妒心理，甚至因宗教派系和歧见，而闹得四分五裂”，并诘难世人，难道那些新来的移民“仅仅因为他们在波兰或俄国的土地上首次见到了世界的光明（或黑暗），就还嫌他们不够穷，或者就配不上称为以色列人吗”？尽管这种呼吁赢得大笔施舍，但捐款的德国犹太人仍然“以怜悯的眼光来看待—当然也怀着善意，但亦夹杂着某种恩赐心理—来自波兰和俄国的同族教友”。像在纽约一样，芝加哥的德国犹太人，也以东欧迁来的犹太人为施舍对象，办起了慈善机构。像在纽约一样，东欧来的犹太人也是牢骚满腹，觉得德国犹太同胞对他们的态度不像话，亦办起了自己的慈善机构。

犹太移民“脸上仍然带着当年在俄国隔离区内被四处追拿时的神色”，很少敢于跨出自己所在的街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他们“缺乏自信心和气度”，常常不敢与陌生人搭讪甚至没胆量和不讲意第绪语的美国犹太人交谈。由于走路不敢抬头（所谓贫民窟的低头弯腰式），加上那副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模样，他们自然就成了街头小混混捉弄的对象，这些家伙故意奚落他们，骚扰他们，偶尔还拉起他们的长胡子耍着玩。这种任人宰割的行为，激发了德国犹太人对他们的愤慨，责怪他们不争气，让非犹太人认为犹太人都是懦夫。然而，一直在美国的安全环境里飞黄腾达的德国犹太人，从来也没有体验过东欧犹太移民遭到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欺凌，不知个中滋味，而东欧犹太人对当年受到的欺凌至今记忆犹新。

在东欧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之间，长期存在着“种姓般的区分”。例如，1940年在费城，上层犹太阶级“几乎仍然是清一色的德国籍后裔”。在纽约，“居民区”犹太人很少与“闹市区”的犹太人通婚。在芝加哥，俄国犹太人建立了“自己单独的社区生活”。来自各国的犹太人相互间的通婚，“就像集聚区犹太人和外部的非犹太人通婚一样，是极为罕见的”。

社会上有所谓犹太母亲保护子女太过分的说法，实际上这些犹太妇女都是从东欧来的。当初在东欧时，犹太人家的小孩子一旦离开家门，就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了。如果人们知道这一段经历，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母亲总是热切地希望她们的孩子待在自己的身边，抬眼就能看见。在东欧，甚至家住在树林边上的犹太人小孩子也很少去游泳、钓鱼，或到森林里去散步。千百年形成的生活习惯，在美国是一时难以改变的。

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随着东欧犹太移民的大批到来，美国也史无前例地形成一股日趋强大的反犹太主义情绪。德国犹太人为此而遭到严重打击，他们当中尽管许多人在经济上完全有资格加入内圈的社交俱乐部，住进豪华旅馆，并享受其他利益或荣誉，但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因为他们的同教同胞有那么多人移民来美，而通通被剥夺了这些权利。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和过去那些招工告示曾写明专要“新教徒”以排斥爱尔兰人一样，现在则写明只要“基督徒”。

经济状况（1）

移民代的犹太人涌入曼哈顿东南端的时间，恰值意大利移民浪潮也扑向该处，从而使这块弹丸之地成了地球表面上最为拥挤的社区之一。此处刚刚崭露头角的中产阶级居民（这时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开始撤退，以让一贫如洗的新来者搬入。美国历史上这种后浪推前浪，发迹者远走高飞，落魄者乘虚而入的情况，不止发生过一次，各种族都有两方面的体会。到后来，纽约市总人口的1/6挤在这块占纽约面积1/82的土地上。到世纪之交，曼哈顿东南端平均每英亩土地上住着700多人，其密度超过孟买最差劲的贫民窟。当时有人把这里描写成“纽约最刺眼的一角，是西半球最肮脏的一块地方”。不仅整个家庭都挤在小小的居室之内，而且还时常给陌生人提供食宿，以分担房租。即便如此，因付不出房租而被逐出者仍然大量存在，曼哈顿东南端仅两个司法管辖区一年就发生10 000次房客被逐案件。政府曾打算作出规定，要求每个新来的移民身上必须有25美元的现钞方可进入美国，消息一传开，马上就在曼哈顿东南端的犹太社区引起一阵惊慌和愤怒，此事颇能说明当时东欧来的犹太移民的经济状况。因为他们抵达美国时，身上的钱连这个数目的1/3都不到。

移民代的犹太人一般都以从事各种体力劳动谋生。有的人打零工，每天早上站在马路口，等着有人来雇他们去干当天的活，有技术的工匠则干自己的本行。这些移民找工作的范围，受到自己的宗教和社会习俗的限制。与在他们之前来的德国犹太人不同的是，东欧来的犹太移民无法到全美各地去闯江湖，甚至在市区也迈不开步子。他们的正统宗教信仰使他们不能在工厂里找工作，因为在那个时代，工厂连星期六也开工，而星期六则是正统犹太教徒必须遵守的安息日。他们又因语言不同而难以在其他美国人当中工作和生活，正如他们必须吃按犹太教规烹制的清洁食物，必须去自己的教堂而难以与外族共居杂处一样。一句话，他们必须和其他犹太人在一起居住和工作，其必要程度大大超过了处在类似同化阶段的德国犹太人。德国犹太人在宗教和文化观念上，不像他们这样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也从未在纽约像他们现在在曼哈顿东南端的大片地带上那样，形成过清一色的犹太人“集居”区。尽管穷，犹太人却很少去当佣人。1880年在纽约，大约半数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干的是伺候人的工作，甚至德国人干这一行的也占21%，但犹太人只占4%。然而犹太妇女在家也并不清闲。家庭实际上也是工作场所，一般都从商人那儿找活拿到家里大家一起干，包括小孩子。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曼哈顿东南端公寓里的“血汗工厂”，在每层楼里都可听到“缝纫机的脚踏声”。

犹太人在东欧时多集中在服装行业，而他们抵达美国时又恰逢大规模的成衣缝制业正在兴起之际。在1880年，美国男式服装属成衣的尚不到一半。自家缝制或定做服装，在当时算是盛行的习俗，并存在着很大的估衣市场。然而，艾赛克?M?辛格推出他那完美精良的缝纫机之后，一下子改变了人们的整个穿着时尚。到1885年，纽约市就有241家服装厂，其中有234家是犹太人开办的。老板大多是德国犹太人，雇用东欧来的犹太人为伙计。一代人之后，按照种族交替的老规矩，东欧来的犹太人“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当了这些服装厂的老板，转过来再雇意大利移民或其他种族移民当伙计。纽约在后来就一直是美国服装工业的中心，而业主则大多是犹太人。在1890年，在美国工业界谋生的犹太人约有半数是制衣工人。

经济状况（2）

尽管19世纪的家庭血汗工厂为当时的改革派人士及后世的历史学家所诟病，然而它毕竟为不愿丢下孩子无人照管的犹太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也为那些不懂英文并且不愿离开自己的街区到外面谋生的人提供了一条活路。自然，它有它的代价—工作时间长，地方拥挤，牺牲了孩子的求学机会—而且所有人拿到的工资，即使按当时的标准来看，也算是很低的。屡屡视此为“剥削”而对之大加指责的人，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雇用移民的那些血汗工厂的“二老板”本人也一天干到晚，获取的也是蝇头小利。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使广大美国老百姓能买得起崭新服装的产销制度。在血汗工厂干活的犹太人，按当时的计算，尚能从所得中有相当的积蓄，从而为自己及子女打下日后发家的基础。有鉴于他们后来的成功，谁要是宣称他们当初没有充分利用那可怜巴巴的机会，未免有无知妄说之嫌。

过半数的犹太移民都从事体力行业，甚至“白领”行业，也包括不少使用手推车的小贩。1880~1915年，纽约市的小贩人数增加了75%，新增加的又多属犹太移民，犹太移民一度有10%的人是小贩。虽然后来许多人在适应美国生活的过程中另谋高就去了，其他的“白领”行当还包括屠夫、面包师和杂货店老板。只有5%的犹太移民从事“高级白领”行业，而且迟至世纪之交的年代，也只有1%的犹太移民是专业人员。但就所有的犹太人而言，有2/3是熟练的技术工人。

社会状况

尽管犹太人饱受贫困之苦，备受贫民窟生活的折磨，但他们那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却使得他们避免了某些长期性的后果。他们挤在容易失火的公寓里，很多人得过肺病，但很少有人酗酒；由于他们传统上就很讲究清洁卫生，所以能免遭其他某些栖身贫民窟的种族的某些疾病的肆虐。

就体型而言，东欧犹太人个头矮小。当时有人说他们“长得干瘪”，属“欧洲人发育最不充分者”。这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长期生活贫苦，并在传统上轻体魄而重才智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世代生活在小块土地上长期近亲繁殖的遗传后果，果真如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在美国人口众多的犹太社区里出生的东欧犹太后裔就没有小个子了。

犹太人尽管在体质上有明显的不利之处，但他们的死亡率却比其他人低。甚至低于居住在十分富裕地段的种族。不管是出于宗教传统，还是由于长期以来生活在欧洲的都市地区，反正犹太人历来就重视整洁，这是他们死亡率低的原因之一。公共浴室是东欧犹太人的传统设施，到纽约后他们也盖了不少。到1897年，该市半数以上的公共浴室是犹太人的。那时候，曼哈顿东南端的居民尚不知家用浴缸为何物。室内自来水或几家合用的抽水马桶，在那时算是新鲜事，根本还未普及。千家万户用的仍是后院的茅厕。

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移民代犹太人仍千方百计保持清洁卫生的传统。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再和别的贫民窟居民加以比较，公正地说，他们能这样做，算得上难能可贵了，尽管当时的中产阶级人士曾在这一点上对他们啧有烦言。犹太人就没有像早先几十年各大城市的爱尔兰人那样，横遭流行霍乱的荼毒。当然，在一个住着25万劳苦大众又只安装着300个浴缸的地区，真要讲究到纤尘不染的程度，那又谈何容易。

经济状况（3）

犹太教关于烧饭做菜的清规戒律，也有助于保持卫生。个人整洁和食品卫生都不能说一贯达到了最高标准。德国犹太人为东欧犹太人开办的训练项目中就专门列入开导他们如何使用肥皂和水这一课—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和城市贫民窟的其他人相比，犹太人的特点是更加健康和整洁。

同样，诸如肺病、性病以及父亲抛弃家庭这样一些可怕的祸害，开始在曼哈顿东南端犹太人当中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其程度之烈，是他们当初在欧洲较为稳定的环境中闻所未闻的，但若与贫民窟的其他人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犹太人也从不像其他种族那样酗酒成风，酗酒闹事的犹太人在比例上算是美国最低的。

曼哈顿东南端的居民，仅占纽约市总人口的20%，但死于火灾的人数却占全纽约市因火灾而死亡人数的40%。拥挤不堪的公寓住房易于火灾的蔓延，摩肩接踵的人和堆积如山的家具—连过道里和太平门边都放得满满的—使得一遇紧急情况，连撤离和救援都无法进行。1908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曼哈顿东南端的居民家庭，一个房间住有不到两人的不到1/10。一半以上的人家都是每个房间里睡上三四个人，还有1/3以上的人家，一个房间里睡上5人或5人以上。

犹太人最突出的一点，还是他们对待教育的态度。尽管没几个东欧来的犹太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约有半数人甚至在抵美时一个字也不认识—他们却是一个千百年来一直对学问表示景仰的民族。一个有学问的人—哪怕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学生—在其社区都备受青睐。在纽约，成年人也和儿童一样，都抓住免费的学校和公立图书馆的大好时机不放。1912年对俄国犹太人居民地段的公立图书馆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借阅过的书籍有53%是非小说类，而馆藏小说的大部分也是托尔斯泰、大仲马和狄更斯这样一些名家的作品。浅薄的畅销之作则无人问津，“待在书架上，布满灰尘”。

住在这一地区的多数人，都是体力劳动者（有技术，但干体力活儿），甚至那些被明确统计为“白领”阶层的人，也常常是使用手推车的小贩、屠夫、杂货店老板，或在其他一些书本知识根本派不上用场的行业中营生。但他们不仅爱读书，而且还出席各式各样主旨与他们的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报告会。有一位躬逢其盛的人，后来感叹道：“你可以想象，我们当时多么需要一位赫伯特?斯宾塞在我们当中啊！”

犹太移民的子女也在血汗工厂或其他地方干活，但很少一天干到晚，因为他们的父母希望他们能上学。在学校里，教员多是爱尔兰人，很少是犹太人，而且教室里拥挤不堪。在19世纪80年代末，据估计，在低年级，一个老师平均有87个学生—即便如此，还有成千上万的适龄儿童因教室不够而被拒于校门之外。甚至在世纪之交的年代，60个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3个人坐在一个座位上的现象仍是很普遍的。而在19世纪中期的爱尔兰移民期，纽约市一个老师带的学生要更多。在曼哈顿东南端，不少学校的在校生有90%以上是犹太儿童。为了缓解校舍的拥挤状况，当局曾试图用汽车把学生接送到曼哈顿西区爱尔兰居民段的学校去就读，这引起了轩然大波，招致抗议，犹太人的报纸也就此发表了怒气冲冲的社论。该计划只好作罢。

经济状况（4）

不少老师在谈到曼哈顿东南端的犹太学生时赞不绝口，但也有些教员感到教这些学生“一般都很吃力”，并且发现他们“很多是来自难得讲英文的家庭，礼貌和整洁也肯定是要打折扣的”。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和谁来比较，拿曼哈顿东南端的犹太人与当时的中产阶级比较，或与其他贫民窟的居民比较，结论肯定不一样。一位对犹太人持同情态度的曼哈顿东南端的爱尔兰教员，写过关于该区犹太学童的故事，其中描绘了两种形象：这些学童有时竭力讨人喜欢，有时则是“一帮大声嚎叫的野小子”。故事的女主人公每天都开导她的学生如何注意个人修养和讲究卫生，每提到使用肥皂和自来水时，总是“十分动感情”。

不能把后世犹太人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特别是在理论思想界—简单地归功于第一代犹太移民。这些第一代的犹太移民子弟在学校里往往是差生。1910年一项对12所城市进行的调查表明，波兰犹太人的在校子女，有2/3的人未升到其他同龄儿童所在的年级。当然，在那个时代，人们通常要看准自己的子女在学业上确实有成才的把握时，愿意供他们继续求学，但即使孩子出众，波兰犹太人也不积极送自己的子女去深造。1911年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在接受调查的5 431个俄国犹太人子女中，有41%的人低于“正常”的水平。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入学太迟，因为纽约的学校太拥挤，每年都将大批适龄儿童拒之于门外。然而，就是6岁入学的俄国犹太人子女，也有23%的人跟不上，这比例和纽约市全体学区的留级生比例相仿佛，而纽约市几乎所有适龄儿童都被视为学校注册生。近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国陆军举行的智力测验中，俄裔（又多属俄国犹太裔）士兵的得分，平均来看，低于其他任何种族后裔的士兵。有鉴于此，当时一位研究智力测验的权威公开宣称，这证明“那种认为犹太人智力超群的流行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一如许许多多的“专家”鉴定一样，这个结论后来也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犹太移民的后代

美国犹太人的向上流动—跨越广泛的经济、思想、社会和政治领域—可谓史无前例而又无与伦比。1897~1907年，曼哈顿地区的犹太人当医生的从450人增加到1 000人，药剂师从45人增加到115人，牙科医生从59人增加到350人。这些还仅仅是纽约东区千百万犹太人当中的凤毛麟角，但却代表了某种总的趋势。如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看，人们将发现，纽约的犹太人从事“高级白领”职业的比例，从l880年的5%升到了1905年的15%。小贩人数减少了75%。在波士顿，甚至是从体力活干起的犹太人，退休时仍是体力劳动者的也只占其半数了。犹太人向上流动的比例高出其他种族的一倍。20世纪中期，犹太人男性有20%的人是专业人员（高出全美平均水平的一倍），还有35%的人是业主（美国业主比例只占总人口的13%）。大部分犹太人是白领工人，而那时其他美国人却大部分仍然是蓝领工人。

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犹太人也开始向其他居民地段扩散开来。年青一代的犹太人会讲英文（时常操两种语言），所以和残存在曼哈顿东南端的欧洲语言与文化的联系，就不那么紧密了。20世纪初，纽约地铁系统的建成使纽约的上城区—主要是哈莱姆和布朗克斯—到工作地点比以前方便多了。于是这两个地区很快就住进大批犹太人。更加美国化的犹太人也发现，到美国其他地方去并不像他们的移民代父辈那样困难。纽约依然是东欧犹太人的居住中心。1892年有3/4的约犹太人生活在曼哈顿东南端，但到1903年，就只有半数的犹太人还住在这一带了，而到1916年，住在这里的仅剩下23%。

经济状况（5）

到1930年，住在布鲁克林区的犹太人就超过住在曼哈顿的犹太人，而到1940年，布鲁克林区和布朗克斯区的犹太人口，分别都至少达到了曼哈顿的两倍。到20世纪50年代，纽约市的5个区当中，只有斯塔滕岛区的犹太人在数目上少于曼哈顿这个昔日犹太人的大本营。芝加哥的犹太人居住情况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该市西半部原来也是东欧犹太人的“集居”地带。这一带的贫民窟里，凡犹太人占据的地段，与周围比较起来，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酒吧极少。在1931年，芝加哥城犹太人几乎仍有半数住在市区西部，但到1958年，留在那儿的犹太人就只占6%了，大部分人已搬迁到芝加哥较为富有的城北。

从全美来看，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仍有过半数的犹太人住在美国的东北部地区。仅纽约市一地就居住着全美40%的犹太人。住在中西部和南部的犹太人，数量有所下降，住在西部的犹太人却增加了一倍还不止，而住在西部太平洋沿岸的犹太人从1900年到1968年则增加了4倍，即从占全美犹太人的3%升到12%。

犹太人的崛起，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较高这一个方面，也表现在受过更多的教育和具有更高的智商等方面。到20世纪中期，1/4以上的犹太男子受过4年或4年以上的高等教育，而全美人口中，具有此种学历的人却连10%都不到。犹太男子的收入要比全美男子平均高出36%。各种研究都证明，现在犹太人的智商高出其他美国人。犹太人只占全美人口的3%，但在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所有美国人当中，犹太人后裔超过25%，犹太人在美国作家、科学家、电影制片人和百万富翁的行列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曼哈顿东南端的犹太人还出过不少知名的拳击手、表演家、工会领导人、记者，以及此种地段通常避免不了的犯罪首领。范尼?布莱斯、杰克?本尼、马克斯兄弟、米尔倾?贝尔和丹尼?凯等人，是众多犹太喜剧演员中的佼佼者。犹太裔电影业巨子之中有塞缪尔?戈德温（Samuel Goldwyn）和路易斯?B?迈尔（Louis ），米高梅（MGM）电影制片厂的缩写名字中，3个字母有2个取自这二位的尊姓。其他的犹太裔影业巨子还有大卫?塞尔兹尼克、华纳兄弟和威廉?福克斯。

纽约历史上两家最出名的报纸—其出名的方式截然不同—是由犹太人创办或发展起来的。《犹太前进报》是首家用长期遭世人蔑视的意第绪语方言出版的日报，曾经对纽约东欧犹太人的生活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其发行量从1900年的2万份增加到1918年的13万份。在几十年之内，它曾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意第绪语报纸。《纽约时报》在1896年被阿道夫?奥克斯买下之后，变成了蜚声国际的新闻机构。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约瑟夫?普利策创办《圣路易斯快报》和《纽约世界报》并设立了普利策桨。

在艺术方面，雅莎?海菲兹和纳什?米尔斯坦都分别是他们时代首屈一指的小提琴演奏家，亚瑟?鲁宾斯坦是一流的古典派派钢琴演奏家。乔治?格什文以其深厚的古典音乐功底，加之自幼生活在黑人周围，深受黑人音乐的熏陶，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音乐格调。欧文?柏林和埃迪?坎特也出身于曼哈顿东南端。

在科学和医学界，有建树的美裔犹太人当中最知名的当属爱因斯坦、J?罗伯特?奥本海默和约纳斯?沙克这样一些巨擘。在经济学方面，米尔顿?弗里德曼、保尔?萨缪尔森和西蒙?库兹内茨是诺贝尔奖金得主；在作家当中，对美国文学界有贡献的犹太人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丽莲?海尔曼、阿瑟?米勒、J?D?塞林格和索尔?贝娄等人只不过是其中的几位罢了；在法学界，有大批犹太裔贫寒之士登堂入室，世谓“从衣衫褴褛，到身架法官长袍终”，鼎鼎大名的布兰迪斯、法兰克福和卡多佐就是他们中的代表。

经济状况（6）

犹太人酷爱教育，这很显然，对于很多功成名就的个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整个专业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认为犹太人刚开始摆脱贫民窟时，这个因素就起到什么了不得的作用，那也是夸大其词。东欧犹太人起飞的初级阶段到世纪之交的年代才开始显露端倪，而那时还没有犹太人的子女能从纽约市的公立中学毕业。到1902年才有首批犹太人子女从纽约的一家公立中学里毕业。及至1908年，也只有16%的犹太人子弟达到了中学毕业的水平，虽然这个比例大大高于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但它却难以解释为什么其余84%的犹太人也会展翅高飞。公立学校和公立图书馆，对于加速东欧犹太人融入美国社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也帮助他们打开了许多本来无从进入的大门。但是，大多数犹太人在美国飞黄腾达，并不是当学者或知识分子。即便以那些腰缠万贯的影业巨子而论，他们的一生与有文化教养的知识分了根本搭不上边儿。相反，他们时常被认为是“庸俗、粗野而又蛮横”的人。

第一代犹太移民摆脱了贫民窟之后就有资本将自己的子女送入高等学府去深造，而且在比例上超过了其他美国人。但是，享受高等教育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实为家底已经丰厚的结果，而非其他原因。对于传统上注重知识而又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家赀选择其他类似大学的犹太民族来说，纽约的免费市立学院可谓天赐良机。然而，也只是在犹太人向上流动开始之后，这些学院里才充满了他们的子弟。这类学校中最有名气的一所是纽约市立学院，该院20世纪20年代毕业班的校友只有11%是东欧犹太人子弟。要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才占到该院应届毕业生的一半。在20世纪上半期，犹太籍毕业生多数是德国犹太人的后裔。在纽约的亨特学院，1906年那一届毕业生有25%是犹太裔子弟，但多数是德国犹太人后裔，属东欧犹太人后裔的毕业生尚不到10%。

很多犹太小青年，甚至还未到上大学的年龄，就已开始工作了。在1880年，38%的纽约服装工人是不满20岁的犹太后生。1914~1915年，纽约市给20岁以下的青少年发放的工作许可证，有37%被犹太人子弟拿走。

犹太人在美国走上成功之路的轨迹，与他们还在东欧时就具备的技术、习惯和努力方向有密切的关系。犹太移民普遍身怀一技之长，虽然刚到时一文不名，但最终都闯出了一条生路。他们得以集中发挥自身技术优势的工业部门—服装工业—消化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太劳动力，并给后来许多犹太人登上独立业主的地位打下了基础。犹太人尊重教育的悠久传统，激励着犹太子弟求学的上进心，这种精神不仅有助于那些进入大学深造的少数尖子，而且对那些受过8年学校教育也有把握跻身当时的白领行列的人，还有那些好歹也因粗通笔墨而能在美国的大千社会里不难找个饭碗的人，都是有益的。相比之下，他们的父辈这时仍对美国感到格格不入。

在少数几个领域里犹太人就不怎么成功，或者干脆说是失败的。这同样也与他们在抵美之前的传统和经历有关。和美国其他任何一个种族群体相比，称得上是最成功的犹太人，不管在美国的什么地方，搞农业都是一败涂地。和其他移民分子一样，犹太人也一直受到改革派人士的鼓励，搬出拥挤的大城市，到乡下去务农。认为农村生活更适宜于东欧犹太人的，往往是城市里的德国犹太人。确有少数犹太人到乡下定居去了，但后来全部倾家荡产，这表明他们对务农实属一窍不通。在这种失败的背后，正如他们来美后在城市的许多行业里大获成功一样，都有他们在欧洲时世世代代生活于都市的历史因由。

经济状况（7）

特别是在来美的早期，东欧犹太人在政界和体坛产生影响的过程是缓慢的，这是他们在东欧时几无任何经验的两个领域。德国犹太人早在19世纪中期就在美国获取了某些政治经验，但是到20世纪初才有极少数东欧犹太人在从事政治—通常是充任完全屈从于爱尔兰裔政客的下级职位。东欧犹太人“缺乏必要的经验和自信心，而最重要的，还是没有广交社会各界的本领”。爱尔兰人远比他们在行，也具备上述这些从政的素质（由他们在爱尔兰时的历史造就的），因而至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一直操纵着纽约市的政治，尽管当时纽约的犹太人口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犹太人数目。犹太人的政治思路往往强调意识形态和程序—早期倾向于社会主义，后来又转向自由主义；而爱尔兰人则更多地着眼于获得权力，并且也确实干得很成功。即使犹太人在政坛上设法施展重大影响之后，其代表人物通常也主要是以推进他们那些有实质内容的项目或富于管理才能而著称，并非由于他们有什么个人魅力。

另一个犹太人进展缓慢的领域是体育。这也反映出他们长期的传统是重视读书、下棋或演奏乐器，而不强调体育和消遣活动。当肖洛姆?阿莱汉姆说“最佳小提琴手总归是犹太人”时，他未必绝对正确，但显然也不可否认，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当中，犹太人占的比例是高得出奇。但犹太人出身的运动健将就寥寥可数了。在拳击和棒球运动方面，爱尔兰人捷足先登，很快就占领了这两个阵地，并叱咤风云达几十年之久，而第一批杰出的犹太裔拳击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崭露头角。犹太裔棒球运动员只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打进主要的球队，当汉克?格林伯格于1933年加盟底特律老虎队时，还仍然被认为是新鲜事。此外也还有其他几个犹太裔棒球明星—例如艾尔?罗森和桑迪?柯法斯等，但与他们之前的爱尔兰人和德国人，或他们之后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相比较，犹太裔棒球运动员的人数还是很少的。

犹太人在美国的兴起，绝不是没有遇到过反对。美国的反犹太主义虽然从未达到见诸于欧洲那样的程度，它仍然是阻碍犹太人担任许多职位––––包括在一流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里谋事––––的一个因素，也是他们充当许多大公司管理人员的绊脚石。在这一点上，他们再次得益于在欧洲世世代代作为少数种族的切身经历。他们长期以来惯于受到各种限制，知道这些障碍是可以克服或避开的。犹太人寻找或创造出自己的机会，而不是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或为了改造别人而耗尽自己的精力。他们基本上是创造了美国的成衣制造工业，取代了家庭缝制和向裁缝定做的服装。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发展出电影制片业，创造了意第绪语戏院和“甜菜汤旅馆”，以便犹太演员可以在此先登台亮相，然后再走向娱乐圈的大舞台。他们建起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和银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被排斥在名牌大学的教授队伍之外，他们就尽可能地钻研学术，在政府供职，并形成了一个造诣极高的人才库，以致许多大学最终发现，再不聘请他们去执教，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理解犹太人引人注目的崛起，有助于理解社会的总体进步。犹太人在美国是白手起家的，开始时并没有诸如金钱或知识这样一些似乎是必备的条件（他们比其他移民更加贫困和无知），也不精于政治。周围社会也没有特别地“接受”他们，或给他们提供经济方面的机会。然而犹太人内在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精神，让他们在美国的经济环境里恰似如鱼得水，成功自不待言。他们不仅带来了特别的技术，也带来了千百年养成的那种适合于城市工商业活动的生活方式。有时，犹太裔的工人看起来和别的工人没有什么两样，实则不然，他们不少是商人和学者的子孙。他们家庭过去的生计虽被俄国反犹太主义的政策破坏了，但他们仍保持着昔日成功所培植起来的经验、信心和主动精神。犹太人就是住在贫民窟时，他们的贫民窟也与众不同—酗酒、凶杀和意外死亡的比例，普遍低于别的贫民窟，甚至低于所在城市的总体比例。和其他种族相比，犹太人子弟的逃学率和少年犯罪率都偏低，但（到20世纪30年代）智商得分却高出一筹。与其他别的低收入种族相比，犹太人的婴儿死亡率较低，组织和社团却很多。选举国会议员时，低收入犹太人参加投票的比例，也超出高收入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句话，即使身居贫民窟，犹太人也具备中产阶级的社会模式和价值观念。尽管宣称贫民窟会改变人们价值观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犹太人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价值观，他们把这种价值观带进了贫民窟，后来又带出贫民窟。

简而言之，不管是从犹太人来看，还是从其他种族来看，或志得意满，或步履艰难，皆不单纯是美国的国情可以说得清楚的。成功或受挫的许多原因，都可以追溯到他们很久以前的历史。

社会状况（1）

格外重视家庭，向来是美国犹太人的一大特点，尽管和其他美国人比起来，他们家庭的规模一直在更加急剧地缩小。和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犹太人在其生命的某一时刻总会结婚的，离婚的却不常见。在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为5%~9%。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犹太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因地而异，在纽约市大致为8%，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马林县为37%，在艾奥瓦州则超过50%。虽然犹太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在上升，但仍远远落在其他种族的后面。一般来说，凡在犹太社区很小而又靠近大量非犹太居民的地方，他们和异族通婚的比例就往往偏高。但亦不尽然，纽约的犹太社区算是够大了，但和异族通婚的比例也在上升。无论如何，和其他欧洲来的种族相比，犹太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仍然不算高。

犹太人家庭的规模，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年里，犹太人家庭的人口一般比其他多数种族的家庭人口要多。但到20世纪中期，犹太人的家庭就进入规模最小者的行列。在1910年，30多岁和40多岁的犹太妇女，平均每人有个孩子，而相比之下，全美同年龄段的妇女平均每人却只有个孩子。比起黑人、爱尔兰人或意大利人来，犹太人家的孩子多，而与长期处于高生育率状态的墨西哥人持平。到1969年，犹太妇女平均每个人生育的子女减少了一半多，即个，低于此时全美的平均数个。这样一来，犹太人口就出现了年长者众而年青者寡的局面，因而与其他任何一个少数种族相比，犹太老年人所占的比例都偏高。现在美国犹太人的平均年龄是46岁，比黑人、印第安人、波多黎各人或墨西哥人的平均年龄要高出一倍以上。这使得在高层次行业中就业的犹太人显得特别的多，因为这些行业需要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尽管犹太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较低，却向来与其他种族群体保持着和睦甚至是合作的关系。这种睦邻传统当然也是从欧洲带来的，在欧洲，不必要的敌意将危及犹太人自身的生存。在美国，犹太人和德国人及意大利人历来就相处得很融洽，参与并部分地资助过黑人民权组织。爱尔兰人和各种族都斗过，当然也和犹太人发生过冲突，但当别人不愿雇用爱尔兰裔工人时，犹太老板仍然雇用他们，尽管爱尔兰老板并不以对等的做法来回敬犹太人的好意。当黑人迁入他们的地段时，犹太人向来并不怎么加以抵制，哈莱姆一带在20世纪初曾经是犹太人的地盘。

在政治上，犹太人历来倾向于接受或至少是附和“弱者”的观点，尽管他们自身在经济上早已不是弱者了。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构成了美国犹太人的两大政治主流。早期犹太移民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观点，由于他们摆脱了工人阶级身份而上升到中产阶级地位，也已让位于广义上的自由主义观念，尽管犹太人当中的偏激分子仍然特别多。早在19世纪，当共和党被认为比民主党更加开明时，犹太人属共和党，例如他们曾是林肯的支持者。他们到20世纪20年代都一直投共和党的票，伍德罗?威尔逊在1916年曾把他们拉到民主党一边。在1920年，有11位国会议员是犹太人，10位是共和党，1位是社会主义党。但在1922年，以民主党身份当选国会议员的犹太人超过了以共和党身份当选的犹太人，这在20世纪尚属首次。1940年，90%的美国犹太人投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票，1944年还是如此，1948年杜鲁门竞选时仍是如此。此后20年，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票的犹太人，比例最低的1956年也占60%。犹太选民党派所属的变换，与两党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取舍恰好相吻合。对纽约犹太人的一项调查发现，75%的人是登记在册的民主党人，半数人自称属“开明派”，只有不到25%的人才自称属“稳健派”。和犹太人属于相同收入档次的美国人，则大多倾向于保守观点，拥护共和党。这一点，完全凭犹太人在美国的经历—尤其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已有显著的提高—为依据，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假如把视野投向犹太人千百年来着意照顾同族穷人的宗教传统，投向他们在欧洲各地作为备受迫害的少数种族这样一个历史背景，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答。

社会状况（2）

犹太裔候选人时常能取悦于犹太选民，但因双方都是自由派人士，所以非犹太裔候选人也能取悦于犹太选民。赫伯特?汉弗莱在1968年就曾比亚瑟?戈德堡争取到更多的犹太人选票。在1962年，共和党人雅各布?贾维茨在犹太选民当中的得票数也输给了一位爱尔兰裔的民主党候选人。

与犹太人的品行十分不相称的现象之一，就是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犹太帮歹徒。自公元70年之后的大规模疏散以来，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对犹太人来说都是可憎的，尽管古代以色列也曾有过自己伟大的勇士。拳击运动在英国兴起时，犹太人甚至不准本族的拳击手死后葬在该族神圣的墓地里。大体上说来，纽约东南端的犹太社区算是太平的，坐班房或被监禁的犹太人很少。犹太人一般多是犯罪案件的受害者而非害人者。但在第二代犹太人当中正如在其他移民种族之中一样—出现了一批死心塌地的恶棍。在1909年，有

3 000名犹太裔不肖子弟被押赴纽约的青少年法庭受审，其后，犹太裔成年歹徒就成了臭名昭著的犯罪团伙，卖淫的事也出现了，这使纽约曼哈顿东南端的犹太人社区大惊失色，因为他们不管是在欧洲或在美国都看不惯这种丑恶现象。但在曼哈顿东南端的第二代犹太人当中，冒出了一批拉皮条的、小偷以及流氓和犯罪团伙的头目。到20世纪20年代，阿诺德?罗斯坦是“纽约黑社会的独尊首领”。臭名昭著的“谋杀公司”是一个专门杀手组织，其头目们都是犹太恶少。在基本上由犹太人把持的纽约成衣制造业部门，在遇有罢工时，劳资双方都借用流氓的力量，而这些流氓甚至摇身一变当上了公司和工会双方的官员。

与犹太人子弟操守不相称的另外一个行业是拳击。在20世纪初期，本尼?伦纳德和巴尼?罗斯是两个家喻户晓的犹太裔拳击运动员。他们很多人在拳击场上使用爱尔兰人的姓名，因为后者已在拳击运动方面建立起巨大的声望。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犹太裔拳击运动员也和犹太裔歹徒一样，逐渐销声匿迹。这两种都是玩命的行当，但凡有其他出路的人，皆不愿混迹其间。

对后代的美国犹太人来说，最惨不忍闻的事件发生在美国境外，这就是纳粹在德国的兴起和其后那场有600万犹太人惨遭不测的大屠杀。这场亘古未有的大屠戮，不仅手段之残忍及受害者数量之众实在骇人听闻，而且格外令人惊诧的是，它竟然发生在德国这个先进的现代国家。犹太人此前在德国的处境，向来比在欧洲其他地方要好些。也就是在一代人之前，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犹太人出版物一直帮德国讲话，以致遭到美国政府的调查，并以在战时为敌国张目的罪名而被提起公诉。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提出的“明确而现存的危险”定罪原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审理涉及犹太裔作者的案—阿伯拉姆诉美国案和申克诉美国案—时提出来的。

既然连德国都会翻脸，向犹太人下此毒手，想赶尽杀绝，那犹太人怎能放松警觉而悄悄地与其他民众融为一体呢?做个犹太人已经不是人生一个偶尔触及的特点了。持同化论观点的犹太人士曾劝说同族人变为“具有希伯来信仰的德国人”，这种简单化的尝试已经沦为可悲而又可怕的笑柄，使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痛切地认识到，当务之急是加强犹太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虽说是亘古未有的，却也向世人强烈展现了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即对犹太人是时而和解、时而排斥、时而庇护、时而驱赶。犹太人时而昌盛发达，时而惨遭屠杀。犹太人在西班牙、波兰和俄国，历史上都有过这种变幻莫测的遭遇。

社会状况（3）

一桩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也发生在美国境外—使美国犹太人大大加强了种族认同意识，并深感欣慰，这就是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创立。作为世世代代散居异国的民族，长期仰别人的鼻息过日子，犹太人终于再次有了自己的祖国。创立和捍卫新的以色列国家的勇武精神，有力地改变了犹太民族在“集居”区和篱笆墙内偷生时给世人造成的那副绝望而胆怯的可怜相。曾在美国支持过许多本族市民组织和全美犹太组织活动的犹太慈善机构，也向新的以色列国家伸出了援助之手。不少美国犹太人甚至到以色列去大显身手。从密尔沃基去的果尔达?梅厄夫人就是其中一个。

今天美国犹太人的认同感并非昔日旧世界那种犹太宗教意义上的认同感。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今天并不尊奉传统的犹太安息日，参与犹太教会的活动也不算热心。他们的认同感带有种族的性质，尽管这种认同感从历史上来看脱胎于一种特定的宗教。

今天的美籍犹太人

犹太人的家庭收入高出全美平均水平的72%，在美国种族当中算是最高的。没错，犹太人平均年龄和受教育的程度都偏高，但仅仅这两个因素还不足以造成如此之大的差别。即便不具备这两个因素的犹太人，平均所得也比别人要多。由受过4年或4年以上的高等教育且年龄在35~44岁之间的男子充当家长的犹太家庭，其收入高出全美平均水平达75%。这里部分的原因是，犹太人不仅受到更多的教育，而且受到更好的教育，读的是高质量的大学，选的专业也多在博大精深的领域，比如法学、医学和科学等。由受过不满9年的教育且年龄在35~44岁的男子充当家长的犹太家庭，其收入仍然高出其他处于同样状况的人。简而言之，这里存在着统计数据无法涵盖的素质和文化上的差别，这些差别也明显地影响犹太裔人士的发展。第一代犹太移民家庭曾让妇女和孩子工作以增加收入，现在这种情形已不复存在于犹太人家庭。今天，不止一个人挣钱的犹太家庭，在比例上低于全美的一般家庭。甚至无人工作的犹太家庭，在收入上也高出其他无人工作的家庭。正如在其他方面积累起来的有利条件一样，犹太人从这种或那种投资中获得的收入显然要高。

在某种意义上说，犹太人是美国成功故事的典型之作：在逆境中从一无所有到腰缠万贯。此外，一如那些在美国找到了自己祖籍国反而被剥夺机会的其他种族一样，犹太人是自豪而爱国的美国人。但是犹太人的历史远比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要久，内容也更加丰富。在其他的时代和其他的地方，犹太人也曾登上财富和权势的顶峰，但皆被不可捉摸的反犹太主义狂潮所毁灭。故此犹太人难以成为既存权力体制的安闲成员，不管他们拥有多少该权力体制的显赫标志。尽管很富有，但犹太人在政治上一般都偏左。激进派人士当中，犹太人特别多，虽然多数犹太人并非激进分子。正如一位杰出的学者观察到的，“100个犹太人当中，可能有5人是激进分子。而在10个激进分子当中，则可能有5个犹太人”。

犹太人在支持自由派候选人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不管这些候选者本人是不是犹太人。甚至当乔治?麦戈文在1972年的大选中被广大选民所唾弃，只获得38%的民众选票时，他却赢得了65%的犹太人选票。作为罗马天主教的自由派人士，德里南神甫在1970年竞选国会议员时，获得了64%的犹太人选票。相比之下，只有2%的犹太选民在1972年的大选中支持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华莱士甚至在不是白人的选民当中赢得的选票（3%）也高出这个比例。

“肯定性行动”计划在20世纪70年代的实施，导致某些犹太团体与他们传统的激进派和自由派盟友—包括黑人民权运动组织—分道扬镳。该计划就就业、升级或大学招生在数量上规定了要达到的“目标和进度时间表”，使犹太人回想起过去美国为了限制他们的机会所实行过的配额制度，这种制度亦曾在欧洲更为严格地实施过。况且，经过几代人的奋斗，犹太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现在在高校教授队伍当中，在政府高层领导岗位上，在各行各业及工会领导层，犹太人所占比例都是格外地高。以人口多寡来“分摊”的原则，不管其动机如何，都必然会损害到他们目前的利益。

犹太人到现在的成功是罕见的，但绝对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圣公会教派的信徒在收入上就比犹太人要高。正是美国犹太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弥补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巨大差距，才使得他们的发展史是如此的光耀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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