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大战僵尸1迷你游戏:权力对称：组织战略管理思想形成的基础

　一、引 言

　　组织战略管理是研究通过发挥人与组织的权力，调配各种资源，以便有效地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一门学问。引入战略概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战略，权力就将处于“无政府”状态。对人类这种权力特性的看法是基于“人不能自己管理自己”这一政治假定(雷恩，2000)，因而应由一个基于权力一服从关系的机构来指挥。也就是说，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是选择一条能够快速而且直截了当地实现其扩张和繁荣目标的途径。

　　战略是指将政治与经济知识应用于制定和实施组织战略的一门科学和艺术。我们将要分析的许多组织行为都符合这一定义，即一个战略行动“是通过有利于自身的方法，通过影响别人对自身将如何行动的预期方法来影响别人的抉择的行动” (Schemng，1960)。如果说组织在成立之初采取了某项发展战略，那么这意味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组织的全部生产活动将会在这样一个战略框架内完成。

　　组织的战略选择不仅决定于其初始权力结构，同时也十分直观地反映了这一权力结构作用下的组织演进秩序。在一个组织体内，连接权力与目标秩序的一个强有力的纽带是组织发展的战略，其中，权力结构是动力，而秩序则是目标。权力一战略一目标呈三点一线，其所构成的组织演进过程遵循以下的逻辑思路：不同组织领导人拥有的不同权力决定了组织不同的初始权力结构，不同组织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不同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战略选择，而不同的战略选择又导致形成不同的目标秩序。

　　二、吉尔布霍斯的权力理论评述

　　新制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约翰·肯·吉尔布雷斯认为，权力是指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他人行为之上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的发挥强调他人的服从，并因为其在经济交往活动中的复合性及其互动关系构成了组织行为学科的基础。在现实社会中，人人都具有这种能力，并且个人能力在组织中的聚合满足了权力一服从框架的先决条件。概括来讲，权力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人格。人格的构成相当复杂，其内容也相当丰富和具体。比如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用一些像创新、精明、冒险和竞争等词汇来描述一个管理者的管理才能。事实上，也正是这种才能赋予了管理者以权力。对于这一点，每一位被管理者都信以为真：他那令人称道的个人品格——他的人格——被认为是他的权力之源。

　　其次是财产。从表面上看，在权力的三个来源当中，财产最为直截了当。占有财产使得对权力的最平常的运用成为可能，即通过直接“购买”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的意志。但这并不是说只要一拥有财产马上就会手中有权，从实际情况看，财产仅仅为拥有者赢得权力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最后是组织。按照构成及其对权力的行使方式，吉尔布雷斯把组织分为政府组织与经济组织。自工业革命以来，企业已经成为经济组织的主体，它与政府组织的区别在于后者掌握着军队、警察、立法和执法机构，而经济组织则没有。除武力资源以外，政府还依靠它所拥有的、大量的、正在利用合法手段获取的国家财富与人力资源分别对内、对外行使权力。

　　三个来源分别派生出了三种不同的权力形式，即：人格派生出的应得权力、财产派生出的报偿权力以及组织派生出的制约权力。在这里，应得权力的理论涵义是指惩罚，报偿是指奖励，而制约则是指对个人或组织信仰的约束。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几乎任何一个权力的运用都会诱导出一个相对应的权力。虽然两者未必势均力敌，但这种对称关系已成为权力运用的一个规则，并且这种对称关系在权力的来源和权力的形式中都存在，即：对付源自人格的权力是另一种坚强的人格，对付源自财产的权力是财产；源自组织的权力是组织。权力的形式也一样，用惩罚对付惩罚；用奖励对付奖励，用制约对付制约。

　　在权力理论中，单个的权力，比如说人格所派生出的权力，是完全可以单独发挥作用的。但是从权力的来源结构看，一个权力源与另一个权力源之间的关系不是割裂的，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的互动、互补关系，或者说权力组合的作用决定并推动着组织的演进步伐。其中，制约权力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旨在影响组织目标实现的战略行为背后的动力，是管理者们要通过制约权力的使用来获得更大权力的愿望，包括个人影响力的增强、可控组织实力的对外扩张。

　　正如吉尔布雷斯所言，组织是重要的，它主要依靠行使制约权力得以有效运转。关于这一命题的一个现代科学管理意义上的说法是，组织通过战略计划的制定，可以不断地使全体成员的经济思想适应组织当前发展的实际需要。对于员工的最终制约，即让他们树立与组织战略思想一致的信念比什么都重要。

　　三、逻辑起点：知识，信仰与战略的融合

　　吉尔布雷斯的权力来源学说得益于他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虽然他曾多次提到知识的重要性，但他却始终没有明确地把知识看作是权力的又一大来源。这里对权力的来源进行重新梳理和补充，并通过人类的知识过程，论及信仰与战略之间的关系。

　　所谓知识是指人对生活直接的、间接的以及内省的体验(汪丁丁，2001)，它们分别说明了人在面对不同情景时的三种适应方式。如果再把这三种“体验”放入时间和空间的序列当中，那么也就形成了个人的“知识传统”。仅就本文所讨论的内容来看，这一“传统”正是组织战略的知识主体。

　　所谓信仰，它首先是指一种基于知识的“确信结构”，或是某种确定的可信的系统，其次是一种使命感，或是一股驱使你行动的，令你热血沸腾的力量，最后是信仰的最高层次——人的一种情感，一种为之献身的感情冲突(汪丁丁，2001)。

　　更进一步，前两层次的知识属于可交流的范畴，即组织通过行使一定的应得权力和报偿权力(奖励与惩罚)即可获得，因为在不“违心”的情况下，只要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那么个人完全会为组织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但就最后一个层次而言，组织要想获得成员的广泛服从，那么他就必须充分行使制约权力，因为个人的信仰具有很强的隐秘性和差异性。这一方面意味着，个人信仰的简单加总并不等于组织的信仰：另一方面，个人信仰的差异性会给组织目标的实现造成很大的困难。在现实社会中，信仰结构产生差异性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首先，差异性本身就已经隐含着矛盾与冲突。信仰属于隐私范畴，它是隐秘的，不可捉摸的。在现实中，信仰的不可捉摸性既是人与人之间争论、争吵甚至导致暴力发生的根源，同时也是人类维护自身信仰所进行的权力斗争。

　　其次，信仰是私人的同时也是隐秘的这句话的含义，从另一个角度看，意味着信仰很容易被拥有它的人所忘记，所遗弃，甚至是有意的背叛。当人类面临着生存的压力以及外界权力的作用和影响时，常常会出现类似的情景。在一个组织内部，人们往往倾向于安于现状、退缩，甚至盲从盲信，这说明，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信仰被忘记了，被遗弃了。 “多拿钱，少干活”仅仅成了他们生活中一时的向往，但这是他们的信仰吗?一个医学上的病理解释是，如果肌体长期贫血，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其意志会被消磨，各主要器官也会趋于衰竭。因此也可以说，忘记信仰、遗弃信仰是一种知识体系缺血症。

　　如果说长期缺血会使整个系统趋于崩溃的话，那么有意背叛信仰则更可怕。组织内大量的贪污、腐败、刑事犯罪乃至蓄意挑起战争都是信仰遭到背叛的直接后果。因为在背叛者看来，他愿意承担背叛信仰的成本去获取某种远比成本大得多的利益。从性质上说，他是有意的，因为他把个人的一切资源，包括人格、财富、知识都统统投入了一个他明知违背个人信仰但却要故意而为之的行动当中去，他的权力好像是一匹脱离信仰约束的野马在自私地奔跑着，肆意地践踏着他人的信仰与利益，因此说，他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

　　最后，在信仰与权力之间总是存在着这样一个连环作用，即：信仰赋予了个人以行动的权力，但是行使行动权力的目的却又主要是为了维护个人的信仰。在维护的过程当中，至为关键的因素是动力机制：如果说第一层次的激情是一种驱动装置的话，那么第二层次的使命感则是动力之源。这就好比工业社会中的传动装置一样，没有了动力，机器只不过是一堆废铁。另外，由于在与另一个组织竞争之前，没有哪一项营销计划或策略看起来十拿九稳，因为它既不可能像了解自己的信仰那样去了解他人的信仰，也不可能像控制自己的意志那样去控制他人的意志。因此，战略的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势必包含着长期的权力斗争。

　　但是，行动权力的行使并不是像信仰拥有者所期望的那样轻而易举，它是一种有代价的过程。也就是说，有关信仰与权力之间的那个连环作用使掌权者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他要行使权力去制定组织战略以便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同时却要为目标的实现付出代价：另一方面，为了减少代价，他却不得不去获取更大的权力。一般的原则是：有效的战略管理总是使代价小于实现目标所获取的利益。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人类对管理活动的体验当中，占据主流的仍然是一些共同的东西，而共同正是权力的行使之所以能形成服从秩序的基础。

　　共同的实质意味着战略是制约权力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秩序，它由三个方面构成：首先是个人的权力在组织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与发挥，其次是维系经济社会的财产关系的主要内容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私有财产在市场上的“等价交换”，最后是在国家这个最大的组织当中，政治与经济分别做出了较为合理的分工。两者在国家当中的作用表明：经济是政治赖以发挥统治功能的基础，而政治则是经济生活走向秩序的制度保障。

　　四、组织行为中的权力——服从关系

　　“组织是由一定目标所组成的、用以解决一定问题的人群。经济组织是指商号、公司、工厂、商会等利益单位；政治组织是政党、议会和国家等规制机构：而教育组织则是指大学、学院、托儿所等机构 (诺思，1995)”。从诺思多次强调过的这一定义可以看出， “人群”是个关键性概念，并且这一概念也正是以下的分析所必需的。如果把诺思的定义纳入分析视野，那么权力一战略一秩序对组织的综合作用机理可以这样表述：不同信仰的个人在组织内形成了一个权力的统一体。它通过制定和实施组织战略等形式使众多有差异的信仰共同服从组织追求的目标。虽然服从的程度因人、因公司而异，但这至少是一个普遍的做法。有的文献将此称为“凝聚力”或“同心同德”，但是不管怎么说，权力一战略一秩序这一框架的解释力是不容置疑的，即组织的目标是通过组织决策和行动来实现的。

　　组织是一个权力机构，它像是一张铺开的网。在网的中心，盘踞着组织的领导层以及领导层当中的那位“最后的说服者”。就像现实社会当中任何一个组织一样，其领导层里总有一个领导者在组织决策中充当“最后的说服者”，并且他的口头禅；“好吧，就这么决定吧!”也会像传染病一样传染给每一位“最后的说服者”。从功能上讲，他是组织生存与发展战略的制定者，他的管理思想是组织知识体系的核心。

　　让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假定说组织现在正面临着发展，希望就某项计划进行最后决策。在事先没有沟通的情况下，组织可选择的决策数量可能等于或多于参与者的数量，于是，组织只好进行筛选，那么选谁的以及由谁来选就成了第一个两难选择，因为这难免会把“最后的说服者”的个人信仰带入筛选过程并给组织的选择造成一定的机会成本。通常情况下，组织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主要依靠“最后的说服者”对管理知识的“体悟”和“自觉性”。因此说，在组织内外的约束一定的情况下，他的信仰就是他的最高管理准则。

　　在个人信仰的支配下，组织成员不断地在权衡着努力与不努力工作的得与失。这时，影响他权衡结果的最大因素就莫过于组织的内部约束和外部诱惑，两者共同决定了成员工作的努力程度。也就是说，成员服从组织目标最大化的那一个点应该位于成员努力工作的边际收益曲线与不努力工作的边际成本曲线的相交处。

　　假定组织内部的约束条件当中的某一个变量或全部变量都发生变化，那么组织内会有什么反应呢?应该说，任何微小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成员的信仰结构并进而波及到其努力工作的程度。而只有当成员努力工作的成本曲线出现拐点，并掉头上翘时，这一影响才可以被清楚地观察到。掌权者的工作重心并非是弄清某个员工的信仰结构将会发生以及发生了什么变化，因为信仰是私人的、隐秘的，而是要始终把握一个根本性原则，即：规则的改变必须以服从为前提。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吉尔布雷斯对实权和虚权进行了区分。他说，前者是指真实的权力，是推动组织演进的动力；而后者则是指权力的幻觉，即：某个人或组织没有权力但却以为自己有权力的状态。这通常是人为的结果，并且个人崇拜或组织崇拜是权力幻觉的典型事例。每当组织领导人发表一次讲话或颁布一项政策，马上就会有人不加理解地表示赞同，尤其是在领导人身边的人，他们更乐意夸大这一现象。这对于那些真正能够理解讲话的人来说是一种不祥的感觉。领导人的真实权力被罩上了一层厚厚的外壳，它掩盖了权力的本质，并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歪曲权力的行使过程。

　　权力的幻觉在这方面导致的后果是只有行动，没有结果，再加上个人崇拜和对财富的盲目追求，会造成整个组织内虚荣心的极大膨胀，并引起被管理者对真实权力问题的怀疑或普遍怀疑。这种怀疑一旦形成趋势，那么整个组织的信任体系将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由组织的单一性所造成的组织崇拜在被管理者的观念上造成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这里没有其他权力来源，而只有以个人为中心的“权势”。 当然，幻觉并非出现在被管理者一方，同时也出现在“权势”人物一方。后者不但用幻觉代替了组织权力，同时也阻断了知识与信息体系的传导功能。

　　通常情况下，组织的规模与实现成员一致服从的成本成正比，即：组织的规模越大，实现其成员一致服从的努力程度就越大，组织的规模越小，实现其成员一致服从的努力程度就越小。规模的大小不仅指组织占有财富的数量，组织网络的覆盖面，同时也指权力的广延性，即：服从者的数量。一般来说，广延性越大，组织命令执行的深度与广度也会越深越大(丹尼斯·朗，2001)。成员服从程度的降低或者说拒绝服从意味着组织内部的危机因素在增大。一个现实管理活动中的表现是，组织的计划以命令的方式在自上而下的传输过程中出现衰减或堵截。这些因素的存在印证了一个简单的约束与服从之间的基本关系，即：如何把握组织约束与其成员服从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组织控制生存与运行风险的一条生命线。

　　但是在组织外部，情况则较为复杂，这与外部诱惑是两回事。有时候，组织的发展会比较平稳，甚至是一派繁荣；但有的时候却比较混乱，甚至会走向破产：组织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组织普遍要求外部的约束与竞争应该是确定的和公平的，因为人不可能凭“猜测”去生活，组织更不可能。

　　组织的外部约束是指由政府提供的游戏规则。它是任何一个组织存在乃至成长的基础，没有规则，也就没有公平竞争，市场也就无秩序可言。

　　五、权力对称：组织战略管理思想形成的基础

　　由于占有了人格、财富以及知识与信息，组织可以分别从纵、横两个方向对组织内外行使其权力。组织的目标就是要赢得权力对象的服从，即：通过行使惩罚和威胁等应得权力来赢得服从：通过行使利益的许诺等报偿权力来赢得服从，以及通过公开的或隐藏的信仰制约等制约权力来赢得服从。

　　对此，吉尔布雷斯提出了权力的双峰对称理论，认为，组织只有在赢得了内部对其目标的服从时才能赢得外部对其目标的服从，并且其对外部行使权力的大小和可靠性取决于其对内行使权力的大小和可靠性。也就是说，组织存在的基础之一是其对内与对外的权力必须在横向上做到统一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