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坤原乡郡业主论坛:中华文明的始祖--轩辕黄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10 10:59:43

     黄帝,有熊部落方国之君“少典”之子。“少典”极有可能是其死后,按其治理有熊部落方国已“小有典章制度”所上的谥号,其真实姓名无文字记载可考。西陵氏之女附宝是黄帝的生母,“西陵”是为部落之称,其主政之族姓姬,故黄帝以其时沿袭母系氏族从母为姓之制而姓姬,出生于穷山(汉以来称“桥山”)东南的青丘,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轩辕之丘”(综合《归藏》、《春秋命历序》等书所载)。黄帝继其父为有熊部落方国的军事领袖,以其最初的封爵“公孙”为氏,名轩辕。军事领袖之职称曰“帝”,在其死后,以其重视发展农业改善人民生活之功,按土地之黄色,上谥号曰“黄”,故史称其为“轩辕黄帝”。

     王通谈史,有感而言:“大哉,中国。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礼义所自出也。故圣贤景慕焉。”(《文中子中说·述史篇》)中国自立于文明之世,泱泱乎迄今近五千载,衣冠礼仪,制度典章,天文历法,音律文章,医药卫生,播道以广,莫不与黄帝肇造大一统的国家之制紧密联系。然轩辕生之于乱世,其时部落方国林立,恃武称雄,太史公谓之以“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轩辕则能转危为安,变乱为治,振兴有熊,以“养性爱民,不好战伐”(《蒋子万机论》)之本,收“诸侯咸来宾从”之功。其后,安居于轩辕之丘,以静制动,以弱胜强,平息蚩尤叛乱;树七旗,只三战,制止炎帝分裂。继之,审度时势,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四处出师,以战争为手段而消除战争祸患,将一个以掠夺他人财物为时尚的乱世,建设成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引孔子语)的民主社会,开启了东方文明古国的历史先河!轩辕黄帝在这场伟业的建立之中,“劳勤心力耳目”,“迁徙往来无常处”的辛劳自不必说,然没有一种超乎于常人的大智、大勇、大谋略,再辛劳也是无济于事的。对于轩辕黄帝的大智慧,深入研究了历史的孔子和司马迁都给以极高的历史评价。孔子说:“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孔子集语·主德》)。司马迁深然是说,述史而加引用。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黄帝聪明睿智,建此伟业,使我中华民族以一个古老而又文明的泱泱大国雄立于世界东方呢?对此历史问题做一点探讨,鉴往知来,于我们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性伟大复兴,是会有重要意义的。

     轩辕黄帝的聪明睿智,主要是他学哲学,用哲学,办一切事情都以哲学理论为指导的结果。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是有很多记载的,只是,自汉代以来,在一片神鬼吉凶、宿命轮廻的喧嚣声浪之中,没人去重视这些;到了现代,在一片疑古、提出“东周以上无史”的学风之下,也没有人认真研究这些罢了。现在,我们对此略论如下: 
     ⑴ 黄帝的聪明源于学习哲学

     轩辕黄帝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谦虚好学,不耻下问,广以拜师,以学天文、地理、医药、卫生、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科学知识,对于哲学学习尤为重视。如“黄帝师于风后,风后善于伏羲之道,故推演阴阳之事”(《绎史》引《春秋内事》);史传有广成子者,精通于道学,黄帝“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问至道之精”。(《庄子·在宥》)黄帝所从学者有风后、力牧、鬼臾区、果童、岐伯、伯高等多人。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失传了两千多年的《黄帝经》,就是能准确、系统、深刻地理解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体系,并能理论联系实际精辟地论述治国、治军、爱地、亲民、发展经济、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等各方面道理的学术著作。

     黄帝对于哲学学习的重视,是由于他学了就要用,学了哲学,脑子就聪明,就能做成事业。他是这么说的:“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故服人而不为仇,分人而不譐(似应作‘蹲’)者,其惟道矣。故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见谓圣人!故惟道不可窃也,不可以虚为也。”(贾谊:《新书·修政语》引)

     这种对于哲学高度、深刻、集中而概括的评价,并不是所有哲学家都能够用如此凝炼的文字写出来的。

     ⑵ 黄帝的业绩在于对哲学的运用
     轩辕黄帝所建的业绩是伟大的。但是,黄帝并非神人,他之所以能够建不朽的历史业绩,完全是学哲学、用哲学、以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进行一系列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变革实践活动的结果。此依史实试作分折:

     甲、建立国家制度之前。
     我们知道,无论任何生命体,只要其生存,就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人类自然亦不会例外。这就是说,为了生活得更好而大量获得社会财富,是人类本能的一种思想行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个人“私欲”,这种“私欲”是永远难有一个满足的时候的。而私欲亦同任何事物一样,具有正、反不同的两面性:当着人类社会有了一整套公正、科学、健全的社会制度,以及道德规范之时,人们的这种私欲便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原动力。而当社会上没有公正、科学、健全、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没有约束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标准作为社会行为规范之际,人们的私欲就会像洪水一样,会将人类社会的一切东西冲垮,甚至毁灭人类本身,是一种极为可怕的破坏力量。唯其如此,当着原始社会由于婚姻家庭的出现为人们蓄积私财创造了社会组织基础,生产的发展又提供了物质条件之后,私有制一经出现就引发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以掠夺财物为目的的战争。而这种以掠夺财物为目的的战争,又使得氏族联合为部落,使战争向着更加专业化、规模化的方向不断升级。而部落经过战争中的不断分裂、重组、兼并所形成的部落方国,不仅注重战争,崇尚掠夺,以此为“英雄”,而且部落方国又恃武以战,割据地方以称霸天下,成为很难铲除的社会武装集团,其部落方国的首领们都会把如何组织、领导、指挥战争作为他们的“天职”。在人类的历史上,凡注重战争之时,必然忽视生产和破坏经济建设;注重和崇尚掠夺,便自然鄙视创造性的辛勤劳动。如此,便社会动荡不安,财物奇缺,民不堪苦,人心思变,一场惊天动地的、划时代性的社会历史大变革,便必然会发生。所需要的,就是要有一位既聪明智慧,又有远见卓识,既有广博知识、崇高社会威望,又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来领导这场历史变革,同时又有一个较强的政、军合一的社会组织由他领导、组织、指挥着去进行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位领袖人物便是轩辕黄帝,这个社会组织集团就是有熊部落方国。

     对于中国古典哲学学习极其重视的轩辕黄帝认为,天有死生之时,因天之生可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可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服;天有死生之时,国也有死生之政。顺天时,用地利,合民心,是谓生政。治国用生政,则民富、国强、上下一心,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逆天时,弃地利、背民心、是谓死政。因而,治国好战伐,荒田地,陷民于战乱,且大杀服民,不管百性死活者,就是死政。死政之施,国必由强而弱,由弱而亡。因而黄帝治有熊,“养性爱民,不好战伐”,正是以哲学家的目光审时度势,针对其时各部落方国都崇尚战伐、重视掠夺之风,遵循物极必反规律,反其道而行之的结果。其时,轩辕黄帝治理和振兴有熊的主要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太史公记载黄帝史事之际,是在正史“不传”、杂说纷纭的情况下,以“考信实录”之法而记的,同时,对于如《山海经》等书又因其言语“怪异”而“不敢言”。所以,文字极简。如此,有些史事就在前因后果、时间发生先后上未加区分。如:战蚩尤与战炎帝的时间前后发生了颠倒;治国方略上统而论之,未分两战前后,而是都放在了黄帝肇造文明的国家之制后。其文曰:“(黄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此中,“顺天地之纪”者,是指组织天文观察研究,制定历法,教民依时耕作诸事;“幽明之占”者,指修订古《易》以成《归藏》,传播哲学道理诸事;“死生之说”是指与岐伯等研讨医学理论,提高防病治病医疗水平等事;“存亡之难”是指以哲理为指导,以论治国家,言存亡兴废之事;“淳化鸟兽虫蛾”则是指黄帝重视发展养殖业,以及嫘祖养蚕、推动纺织业发展,改善人民衣饰等事,“节用水火材物”土石金玉之类,是指如管仲所言封禁山川矿产资源,严禁滥加开采,避免资源浪费等事。我们读《史记》,对于这些,就不能只理解为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后的事,而应理解为一个前后一贯、承前启后、各有所重的整体性政策实施。如龙门山垦荒、空桑山天文观察、灵山医药研究等史籍所载之事,都是两战之前进行的。有熊国在黄帝、炎帝的领导下,不好战伐,不行掠夺,正是在龙门山、有沃之野大力垦荒,发展农业、养殖业、纺织业,才做到富民强国,立于不败之地的。

      其二,关心人民寒暖。
      轩辕黄帝认为治国者应当“敬天、爱地、亲民”,“尤为爱民,与天同道”(《黄帝经》),因而极为关心百姓的寒暖。史载黄帝“命西陵氏劝蚕”(《路史·疏仡纪·黄帝》),“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通鉴外纪》),因之,才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的历史称颂。后世亦尊嫘祖为“先蚕”(《隋书·礼仪志》等),“礼以少牢”。今轩辕之丘遗址东北,有村名曰“桑园”,即嫘祖当年植桑养蚕处,其与黄帝战蚩尤所摆“八卦阵”址的八卦村、八卦遗址北的蚩尤双冢,现都为怀来县属地。古地名,古遗址、及《怀来县志》对史事的记载,可证《周易》等古籍记载不虚。

     其三,振兵而不伐。
     在各部落方国恃武称雄之际,不振兵而对入侵者讲仁义,是愚者;但振兵旅、以强凌弱,是蠢者。唯有黄帝以哲理指导实践,既富民强国、振兵习武,而又不兴兵征战。他认为:“守国而恃其地险者削;用国而恃其强者弱;兴兵失理,所伐不当……大杀服民,戮降人,刑无罪,祸皆反自及也”(《黄帝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