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rs kalahari 试色:民国人物选三

 十八，张宗昌

张宗昌（1881～1932），字效坤。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赴东北谋生，一度沦为胡匪，后流落到海参崴。辛亥武昌起义后，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随至上海，任光复军骑兵独立团团长。1912年任江苏省第三师骑兵第三团团长、第五旅旅长。1913年7月，投靠冯国璋，先后任江苏陆军军官教育团监理、江苏将军公署副官长、总统府侍从武官长。后改任江苏暂编第一师师长。率部进攻护法军，任第二路总指挥。1920年兵败，所部被解散。1921年至奉天张作霖处先后任巡署高级顾问、宪兵营长、绥宁剿“匪”司令、绥宁镇守使。1923年任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奉军第二军副军长。二次直奉战争后，改任宣抚军第一军军长。1925年初，任苏皖鲁剿匪司令。4月任山东军务督办。7月兼任山东省省长。1926年初，任直鲁联军总司令。1927年6月，任第二方面军团长。1928年8月，兵败下野，一度亡命大连、日本。督鲁3年，横征暴敛，捐税多达50余种。曾残酷镇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造成“青岛惨案”；镇压济南工人运动，杀害工运领导人鲁伯峻、朱锡庚、史得金、宋伯行等。1932年由日本回国，潜居天津租界。同年9月3日被山东省政府参议郑继成枪杀于津浦铁路济南车站。　

　　张宗昌人称“狗肉将军（张宗昌嗜赌成癖,终日与骨牌为伍。当地人称玩牌九叫“吃狗肉”,故张宗昌有“狗肉将军”绰号。）又称“混世魔王”，足见其人劣迹斑斑，罪恶满盈。

　　张宗昌出生于一个穷苦家庭。其母亲祝氏，年轻也算是女流中的一个人物。她生得体躯高大，健壮结实，诨号“大脚”，是当地有名的“女光棍”，曾只身闯关东，跑遍三关六码头，见多识广；后来回到家乡，自称“黄二仙姑”附体，干起巫婆行当，自此人称祝巫婆。张宗昌出生以后，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少年时代，张宗昌即在母亲祝巫婆的默许下，跟着土匪头子混饭吃。到十六岁那年，帝俄侵略东北，正修筑中东铁路，张宗昌得母亲大力支持，和一班老乡闯关东去修路，增长了不少见识。后来铁路不修了，张宗昌又回到家乡一带，继续当土匪，而且拉起了一支人马。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时张宗昌已三十岁，趁着辛亥革命的浪潮，拉队伍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久，即随军到上海，在陈其美部下任光复军的团长。1913年，张宗昌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二次革命时，江苏是国民党人讨袁的主要省份，张宗昌第三师被派往徐州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然而，张宗昌却在前线倒戈，投降北洋将领冯国璋；从此成为直系之一部。1916年11月，冯国璋出任代理总统，张宗昌则任侍卫武官长。1918年，张宗昌又出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随张怀芝赴湘参加对南方军队的作战，结果大败而逃，改任暂编第一师师长。1921年，张宗昌又奉命率部入江西，与江西督军陈光远交战，结果，在吉安地区被陈光远打败，所部也被陈光远解散，张宗昌在江苏已无立足之地，只得只身北上直隶省城保定，投靠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曹锟本想收留张宗昌，但吴佩孚等将领容不得这位土匪出身的师长，一怒之下，张宗昌和曹锟手下一名失意军官许琨，远赴奉天投靠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由直系转到奉系。

　　投靠奉系之后，张宗昌也只能从头干起，先任宪兵营营长。不久，吉林军旅长高士傧（原吉林督军孟恩远外甥）联合胡匪卢永贵，要和张作霖作战。当时张作霖刚在直奉战争中战败，无大兵可派，便决定派张宗昌率宪兵营去应战。这本来是一场势力悬殊的较量，但由于卢永贵手下的大小头目，很多都是和张宗昌当年一起闯关东的同乡，凭着这种关系，张宗昌兵不血刃，即把胡匪收编成三个团，张作霖很高兴，任命他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这样，张宗昌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不久，俄国内战，白俄卫军败逃到中国，大多投靠了张宗昌，不多久，张宗昌已有近万人马。

　　由于人多枪多，张宗昌的军费开支庞大，虽然张作霖不断从奉天拨款资助，也是入不敷出，无奈，张宗昌便在自己辖区内让士兵种植鸦片，弥补不足。这事引起奉军各部不满，要求张作霖遣散这支队伍。1923年秋，张作霖趁陆军各部演习，派出校阅委员郭松龄到张宗昌第三旅，名为校阅，实则遣散。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这种急智，还得配上过人的厚脸皮才行。张宗昌又想法拢络住郭松龄，郭松龄不仅没有实行遣散，反而在张学良、张作霖面前为张宗昌说好话，于是，张作霖对张宗昌大加宠爱，立即把他从吉林调到沈阳，并将张宗昌部改为奉天陆军第三个旅，下辖四个团。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被提升为第一军副军长（军长李景林），率部由热河到朝阳，然后向关内进击。10月，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奉军乘势进逼津、京，李景林首先抢了个直隶省军务督办的头衔，不久，皖系郑士琦被任为山东省善后督办，张宗昌只获任第一军军长。

　　张宗昌虽然当上军长，但在奉系控制的东北及直隶、山东等省都没有了自己的地盘，要想当个督军、省长，唯有向南争夺江、浙。当时，江苏督军是齐燮元，浙江督军是孙传芳，江、浙是直系的势力范围，段祺瑞任命亲信卢永祥为江浙宣抚使，准备消灭齐燮元，夺加地盘；张作霖也想向江南扩张，于是，支持张宗昌南下。张宗昌与参谋长王瀚鸣、随军参谋长李伯仁以及部将许琨、毕庶澄、吴致臣、褚玉璞等商议后，即率部从天津动身南下。直军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原为张宗昌部将，受过张宗昌很多恩惠，这次张宗昌南下，他不忘前恩，让出大路，使张宗昌长驱直进江苏，齐燮元仓惶逃离南京，张宗昌轻而易举得到江苏，命部前进驻苏南要地，自己亲率一部进入上海，摆出大举进攻浙江的姿态。

　　孙传芳知道自己的实力难以抵抗奉军，早已派人向张作霖输诚，张作霖也有意笼络孙传芳，保证消灭齐燮元后，停止向浙江进军。当张宗昌进入上海后，孙传芳知道他流氓成性，即派心腹赶往上海，把所有妓院、赌场、酒市都包下来，供张宗昌天天花天酒地，寻花问柳。随后，孙传芳亲到上海，结识张宗昌，并尽力拉拢，还结拜为兄弟。这样，张宗昌放弃了攻取浙江的打算。

　　正当张宗昌还在上海寻欢作乐时，段祺瑞政府任命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张宗昌想夺取江苏地盘的愿望落空，一怒之下，把部队撤往江北，集中徐州。张宗昌撤兵，张作霖着急，向段祺瑞求情，要求把由皖系郑士琦管的山东让给张宗昌。当时，段祺瑞要靠张作霖抗衡冯玉祥，以维持自己执政的地位，迫不得已免去郑士琦的军务督办而改任张宗昌。但是，郑士琦虽被免职，但并不离任。张宗昌等了三个月，最后，派许琨率两个旅入山东，又派参谋长王瀚鸣到济南拜会郑士琦，软硬兼施，郑士琦不得已离开济南。1925年4月，张宗昌从徐州率大队人马进入山东，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办。接着，张宗昌又武力逼走省主席龚伯衡，自兼省主席。

　　张宗昌独掌山东军政大权后，利用山东的富庶，大力扩张自己的武装力量，很快达十万余人马。同时，他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如镇压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造成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但是，在当时中国政局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张宗昌要保住自己的地盘也不容易。他到山东不久，冯玉祥的国民一军兵临直隶，紧逼李景林；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的国民二军也趁机进攻山东，兵锋直指山东南大门徐州。张宗昌准备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谁知他在济南尚未动身，徐州镇守使孙钵传已弃城逃路，济南危急。张宗昌率部奋力反击，死伤惨重，总算把济南保住，把国民二军赶出山东。

　　不过，1925年，奉军几次入关，取得很多利益。继李景林、张宗昌先后任直隶、山东军务督办之后，奉军以天津为据点，向南扩张至长江下游，以邢士廉师驻上海，丁喜春师驻南京，后又派刘翼飞、赵鸣臬两旅开赴上海。9月，张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至此，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

　　然而，就在奉系得意忘形之时，孙传芳联合陈调元突然起兵反奉。10月，奉浙战争爆发，奉军毫无准备，大败而逃，东南半壁全数丢失。张作霖不甘心失败，召集张宗昌及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等将领开会，即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领兵南下收复江苏、安徽。12月，张宗昌、施从滨等在北京领到大批饷银和给养。张宗昌任命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兵攻安徽蚌埠，自己则率白俄军由济南沿津浦路东侧开进，掩护施部向南急进。结果，施从滨部在蚌埠遭惨败，张宗昌的白俄军也受到重创，施从滨本人也被孙传芳俘虏后斩决，张宗昌率部逃回山东。不久，李景林被冯玉祥国民军打败，由天津退往山东，与张宗昌联合组织直鲁联军，张宗昌任总司令，李景林任副总司令。

　　1926年夏，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吴佩孚首先遭到沉重打击，孙传芳决定和奉系重新修好，共同对付北伐军。11月，孙传芳派杨文恺先后去见张宗昌和张作霖，取得了谅解。随后，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齐集天津，由张宗昌、孙传芳联合提议，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任命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同时，决定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孙传芳。

　　1927年初，张宗昌调集十余万军队南下援助孙传芳，进驻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直鲁联军大举屠杀工人、学生，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但是，随着北伐军向华东的进逼，北洋军将领陈仪、周凤岐、陈调元、王善等先后归附北伐军。北伐军占领了浙江及安徽的安庆、芜湖等地，直取南京、上海。孙传芳见大势已去，遂将宁沪防务移交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自己率部逃往江北扬州。张宗昌的王翰鸣第十一军在寿州遭到惨败，张宗昌亲征合肥，围了三个月也未攻下。3月下旬，北伐军先后占领南京、上海，后又渡江北进，直鲁联军节节败退，5月，北伐军攻下了蚌埠、徐州，张宗昌率残部退回济南。

　　对张宗昌的败退，张作霖十分恼怒，要追查责任。就在这时，张宗昌得到一个情报，说第八军军长兼海军司令毕庶澄和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暗中有联系，于是，决定杀毕庶澄。由于毕庶澄手握军权，张宗昌不便明杀，更不愿自己下手，便指使时任直隶军务督办的部将褚玉璞，于4月4日在济南将毕庶澄诱捕杀害。张宗昌既借刀杀了人，又搪塞了南下战败的罪责，把失利原因推到毕庶澄通敌之上。

　　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两支军阀势力在北伐军的打击之下，已被消灭瓦解，剩下奉系军阀还想负隅顽抗。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大元帅，并宣布成立安国军政府，张宗昌被任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团军团长。张作霖趁宁、汉分裂之机，派张宗昌率军开赴陇海线一带对付冯玉祥军队，双方在徐州交战，张宗昌部损失惨重。张作霖急电严斥张宗昌“久战无功”，张宗昌恼羞成怒，于10月上旬，与冯军再激战于河南兰考一带。张宗昌师长潘鸿钧用计诱降了冯军之旅长姜明玉率部倒戈，逮捕了冯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押解济南。张宗昌获胜，大喜，下令枪杀郑金声，众幕僚劝阻，但张宗昌执意要杀。而这一杀，也象孙传斩杀施从滨一样，使自己在数年之后招来了杀身之祸。

　　1928年春，国民党四大军事集团联合北伐，奉军节节溃败，张宗昌在山东的日子已很不好过，山东地方势力多派联合，逼张宗昌脱离张作霖，自成山东省保安总司令部。不久，又听说南京政府委任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张宗昌受到内外逼迫，只得于4月底率直鲁联军离开山东撤入直隶之德州、天津至冀东滦州。

　　6月初，张作霖知道京、津已不可保，决定退出关外。但6月4日，他乘火车离开北京后，于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即“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死后，张宗昌悲痛万分，手下尚有五万人马不知何去何从。他向张学良恳求出关，张学良深怕他出关后取而代之，不令不允许出关，反而派于学忠等部将其控制。北伐军占领京、津后，9月，白崇禧率部到达冀东，包围了张宗昌部。张宗昌感到大势已去，化装从一条小巷走出，找到一条小鱼船，从滦州口逃往大连，再乘船东渡日本，残部五万人被白崇禧全部收编。

　　张宗昌虽然流亡日本，但仍不甘心失败，寻机卷土重回。1929年，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纠合鲁东余部在烟台登陆，结果遭到失败，仍逃回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张学良率东北军退入关内，出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2年春，张学良担心张宗昌充当汗奸，电邀他立即返回中国，暂居北京铁狮子胡同。

　　张宗昌回国后，则想返回山东招集旧部，东山再起。然而，当时的山东省主席是国民党冀豫鲁“剿匪”总指挥、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哪里能让张宗昌卷土重回？8月，张学良召集华北驻军诸将领到北平参加军事会议。在会议期间，经石友三的介绍，张宗昌认识了韩复榘。其后，又经石友三的撮合，张宗昌、韩复榘、于学忠、张学良结成盟兄弟。张宗昌比韩复榘年长几岁，遂以大哥自居，曾在席间向老弟说了这么一段话：“俺的许多老部下现在都散驻在山东各处，俺只要去招呼一下，立即可以汇合成一支队伍！”听了这话，韩复榘表面不动声色，只赔笑敷衍，然而，内心已动了杀机，他知道张宗昌会对自己在山东的统治构成威胁。

　　两天后，韩复榘由济南返回北平。又过了几天，张宗昌便收到韩复榘派出人送来的许多礼物和一封亲笔信，邀请张宗昌速到济南，“共谋大事”。张宗昌看信后，觉得机会来临，决定南下山东。然而，张宗昌的旧部金寿昌、徐晓楼、他的母亲祝巫婆、下野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还有张学良等，全都反对张宗昌回山东，认为韩复榘不怀好意。但张宗昌东山再起之心急切，并不理会众人的劝阻，于8月底携带原参谋长金寿昌到达济南。

　　张宗昌到济南后，受到韩复榘的盛情款待，石友三也被邀来作陪。但是，几天下来，也没听韩复榘提到“共谋大事”，张宗昌感到很失望。再说，张学良得知张宗昌南下山东，十分着急。9月2日，张学良借张宗昌姨太太之名给张宗昌发一电报，假称祝巫婆病危，让他马上返回北平。3日上午，张宗昌接到电报，万分焦急，即向韩复榘说明及辞行。韩复榘也显得很焦急和同情，当即派人为张宗昌订了下午5点37分的火车票。

　　下午5点钟，韩复榘通知了山东省军政要员在济南火车站为张宗昌送行。张宗昌与韩复榘等握别，返身登车时，突然遭到刺客的枪击，当即死亡。刺客举枪高呼：“我是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为父报仇！现在投案自首！”原来，韩复榘邀张宗昌到济南时，即已计划由省议员郑继成在张宗昌离开时将其枪杀，郑继成为报仇（叔父，过继为子），也乐于担当此任。

　　9月4日后，郑继成为父报仇，刺杀张宗昌，投案自首的消息传遍全国，郑继成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经冯玉祥等奔走帮助，一个月后，郑继成被国民政府特赦。郑继成无罪释放，

　　军阀张宗昌妻妾知多少

　　张宗昌人称“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 ，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

　　原配贾氏

　　张宗昌长大后，家里人给他订订了一门亲事，姑娘是邻村的贾氏。贾家系贫民出身，与张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不过张、贾二人之间却没有什么感情，亦无一子一女。1916年，张宗昌在南京遇刺时，张本人虽安然无恙，但贾氏却在这事件中遇害。

　　大太太袁氏

　　张宗昌正式意义上的大太太是袁书娥，而非贾氏。袁氏是沈阳人，张宗昌闯关东后，在22岁左右与袁氏成婚。

　　袁氏身材相貌出众，身高一米七左右。细高而漂亮。张、袁二人感情极好，张每逢回到家里，首先要与袁热烈拥抱，家里人对这种在今天看来都颇为摩登的行为习以为常，称之为“见面抱三抱”。

　　袁氏一共生有三男三女。长子在三四岁时夭折；次子即后来的长子，叫张济乐，又称伯伟，号孟揖，约生于1914年；老三叫宁乐，号康侯，约生于1917年。三个女儿中，长女春娇，后服毒自杀；次女春亭，她是宁乐的妹妹；老三是春梅，她后来觉得“春梅”这个名字像丫头的名字，于是改为张纯，这已经是小学毕业以后的事了。

　　张宗昌在1932年被刺后，鼓舞氏带着自己亲生的二男二女回到沈阳，住在老桂林街上的一栋三层小楼里，以典当为生，到1944年因病去世。

　　袁氏晚年心情压抑、苦闷，她一天只嘱一顿饭，整天跑到小楼阳台之上，仰头泣呼：“宗昌啊！你为什么死得这么惨啊！你看看今天我们过的什么日子？”

　　纳妻妹为妾

　　袁氏是张宗昌一生当中最种爱的女人之一，张的性情在这一时期也最为稳定。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改变了张的一生，使他由一个忠于家庭、妻子的丈夫变成了风流成性、四处为家的漂泊者。

　　原来，袁书娥有一个妹妹，叫中娥，她小姐姐3岁，人称“二姑娘”，梳着一条长约过膝的大辫子，长相逊色一些。

　　当中娥出落成为一个大姑娘后，时常到姐姐家里走动。一来二去，中娥就看上了英武魁伟、身高一米八五的张宗昌。中娥乃一不安分的女子，竭力交好于张。张宗昌经受不住中娥的诱惑，二人遂发生了苟且之事。东窗事发之后，姐妹俩反目成仇，书娥不许中娥来家，而中娥则发誓非张不嫁，且7天不食，仅用水瓢盛水喝。

　　即使是在三妻四妾为寻常事的封建时代，姐妹二人同嫁一夫也是不可外扬的家丑。后中娥生有一女。张宗昌将其收为二房。书娥脾气暴躁，从此家中吵闹不断，几成一锅粥。张宗昌在家呆不下去了，经常借故外出，多日不归。

　　在此前后，袁书娥身边也多了一个送情之人。这人姓贾，虽相貌英俊，却是瘸子，人称“贾瘸子”。贾瘸子利用张家内讧，出于掠财的目的，在献殷勤。袁书娥并看不上贾瘸子，但她非常愤恨张宗昌与中娥之事，于是和贾瘸子通奸。张不在家时，还公然同居，出双入对，无有顾忌。后二人生有一女，也就是三女春梅。

　　张宗昌获闻此事后，即留心捉奸。一次，他突然折返回家，吓得贾瘸子匆忙越墙落荒而逃。张在其背后放了一枪，未击中。张宗昌乃著名的神枪手，以他的枪法，又有所准备，一枪出去，当可放倒贾瘸子，之所以未打中，可能与张有意吓阻、无意伤人有关。张宗昌的目的达到了，从此贾瘸子再也没有进过张家门。

　　书娥对贾瘸子原本就出于一时气愤而与之交欢，并未从内心里喜欢他，所以张宗昌吓跑贾瘸子后，书娥也就此作罢。张虽然对此事未再追究袁的问题，但其后来的风流事，与家中变故关系至密。

　　三姨太到七姨太

　　大约是在1920年前后，张宗昌先后娶了5位女子做姨太太，那就是三姨太、四姨太、五姨太、六姨太、七姨太。她们当中多为一些妓女，嫁给张是为了跳出火海；而张宗昌收之入室，也并非感情作用，而是要显示其富家翁的派头，故纳妾之后并未对她们表露出什么兴趣，反而打入冷宫。

　　这5房姨太太后均无子女，很短的一个时期后就要求下堂。张宗昌尽管心中不情愿，但还是慨然允准。后来，这5位姨太太多另嫁他人，自谋生路，如四姨太雅仙是一个妓女，为人非常风流。她到张家后，深受张宗昌的宠爱。雅仙掠财很多，手头积蓄颇丰。1928年，雅仙下堂。七姨太人称“老七”，乃一妓女、交际花，生性活泼，长得小巧玲珑，人极聪明，对男人很有一套手段。张宗昌与“老七”经常在一起，所送珠宝、首饰很多。1927年左右，七姨太要求离婚，张忍痛答应之后，她嫁给天津国民饭店的老板，白头偕老。

　　八姨太安淑义

　　八姨太原来是张家的一个侍女，叫安淑义。提起安淑义，大家并不知晓，但一说安重根，则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安淑义就是安重根的侄女，朝鲜国新义州人。由于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事件发生，日本人要杀安家满门，迫不得已，安重根的弟媳带着六个女儿、一个儿子连夜逃到中国丹东。她们身处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语言又不通，结果，安家的第四个女儿——安淑义就被人贩子卖到张家做了侍女。

　　安淑义为人温柔、贤淑，长相端庄、俊美，身高近一米六。在生活中，安氏与相处时特别能忍寡言少语，宽宏大量，任劳任怨，人缘不错。张宗昌纳安氏为妾后的1922年，安氏生有一女，叫张春绥。

　　张宗昌被刺之后，以张学良等人为首的治丧善后委员会指定安氏到北平西北原石老娘胡同居住，带女儿守节。其生活费用，一开始主要靠治丧善后委会员发给的存在银行里的5000元利息，后来由于战乱频繁，存款本金被银行侵吞，安氏生活无着落，无奈之中只好靠女红维持生计，给洋行绣花以供糊口，有时还糊火柴盒、雕雨伞柄等。尽管生活极其艰辛，安氏仍坚持让女儿上学读书。

　　安氏对人十分和善，尤其是对拉洋车之类的贫苦人家非常之好，如帮人做一些朝鲜式的小棉袄、酸泡菜等，以至于其他姨太太竟说她“贱”。有一件事最能说明她的性格。石老娘胡同当时住着一位姓赵的女人，极其蛮横霸道，人称“母老虎”。一次，她家用来接雨水的小桶丢失，她怀疑是安氏所为，竟当从殴打安氏；而安氏却低头不予还手。恰逢其女儿春绥放学回家，用脚跺赵氏之小脚方得解围。事后才了解到，小桶是被一吸白面（大烟）者窃走的。

　　1943年3月13日，安氏于贫病交加中弃世而去。

　　九姨太富贵儿

　　富贵儿原来是一个杂耍艺人，平日里浪迹街头巷尾，因擅长耍花轱辘棒，有时也在杂技团里献艺。张宗昌有一次观看曲艺，相中了富贵儿，经人撮合，收为九姨太。

　　富贵儿个头不高，长得小巧玲珑，为人十分善良。张宗昌有一阵子很庞爱她，不过他们并没有生育。

　　张宗昌被刺身之后，治丧善委员会分给富贵儿3000元大洋，定居天津。富贵儿手头有不少的积蓄，因此衣食无忧，平日里也抽抽大烟。后来与一男子同居。这人知道富贵儿有许多首饰，故蓄意压之。富贵儿得知后，便打算与之分手。恰在此时，富贵儿巧遇一个30多岁的男子，此人曾上过大学，为人正派善良，二人遂私下交好。此事被第一个同居的男人发觉后，竟丧心病狂地用硝镪水洒向下在吸大烟的富贵儿。匆忙中富贵儿用枕头一挡，保住了双眼及以下脸部正面，但面部侧面仍有大面积烧伤。那男子在报复富贵儿之后，席卷家私一空逃逸。

　　富贵儿被送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在医院期间，那位大学生始终陪护其身边，还以自己大腿粘的皮肤供移植之用（张家的人都是这么说的）。此后二人相依为命，白头偕老。

　　十姨太祁氏

　　祁氏，河北霸县人，家境贫寒，长大后被卖到北京八大胡同妓院。张宗昌到妓院游乐，恰逢祁氏，祁氏得此良机，极力要求张为之赎身。于是，张便出巨资赎其从良，列为十姨太。

　　祁氏到张家后，于1922年底生下一子，叫张盛乐。张宗昌被刺身亡后，祁氏被治丧善后委员会安排到石老娘胡同，与八姨太安氏一家同住。

　　祁氏聪明过人，很喜欢讲故事，一肚子典故、神话讲不完，孩子们都爱围在她身旁静听讲解。后有的孩子喜欢文学即与之有关。平时生活中，祁氏除了留恋一口大烟之外，生活十分俭朴。她爱清洁，室内整洁、明亮，生气盎然。

　　1941年除夕之夜，日本宪兵闯入她家，将其子张盛乐抓走，盛乐被严型逼疯。祁氏从此忧愤成疾，于1944年病逝。

　　十一姨太

　　十一姨太出生在东北一农村富农之家，长相奇丑无比。在她27岁的那年，张宗昌因公务路过她家，其你提出将他的老闺女嫁给张宗昌，张一见就跑，坚决回决。张宗昌回到山东督署后，本以为此事已了，不曾想丑姑娘的父亲嫁女心切，赶着大车三送女儿，连遭拒绝后竟将女儿丢下就走，还声称张与其女同过夜。其实是讹诈，是贪图张家钱财。张宗昌无奈中，只好将其纳为十一姨太，但坚决不与之同房，十一姨太一进张家就独守空房。张宗昌遇刺身亡后，十一姨太拿了治丧善后委员会分给的3000元大洋回了老家东北。十一姨太十分孤僻，性格刁恶，心胸狭隘，张家的人对她颇为厌恶。

　　十二姨太到十七姨太

　　十二姨太乃一艺人，是张宗昌在一次游玩时遇上的，后收为十二姨太。十二姨太到张家后，耐不住寂寞，不愿意苦守空房，一两个月后就要下堂，后另嫁他人，结果不得而知。

　　十三姨太和十二姨太差不多，在张家呆的时间更短，不足一月就下堂，另谋出路。

　　十四姨太是妓女，北京人，平时的爱好就是买衣服，好打扮。1931年，十四姨太在铁狮子胡同因患肺结核，不治而死。

　　十五姨太和十二姨太、十三姨太一样，在张家呆的时间很短，不久就下堂另嫁他人。

　　十六姨太是一个唱京剧的武生，为人忠厚老实，张宗昌之母对之十分喜爱，让她随侍左右。十六姨太没有孩子，张宗昌死后，拿着治善后委员会分给的3000元大洋，改嫁给一布贩。后夫出身贫苦，二人勤俭持家，得以善终。

　　十七姨太是一个美女，她嫁给终究宗昌后生一女，名叫春霄。张宗昌死后，十七姨太不愿守节，带着女儿另嫁他人。

　　十八姨太

　　十八姨太是上海人，大家都称之为“上海太太”。她长相一般，包牙。十八姨太是以带孕之身嫁给张宗昌的，后生有一双胞胎，一男一女，男孩呢东乐，女孩叫春和。张宗昌死后，十八姨太带着子女到上海居住，她从未告知子女其你为张宗昌，也再未与张家其他人来往。 十九姨太和二十姨太

　　张宗昌的部下曾向其献二妓，年方十六岁，张将二人纳为十九姨太和二十姨太。

　　十九姨太叫卢辅义，她可能并未真正被卖到妓院，所以还不能肯定是妓女。卢氏身材细高，相貌娇好。到张家后，于1929年生有一子，名叫昭乐。张宗昌死后，卢氏年方19，故未守节，嫁给了胡氏。胡号叔潜，乃进步人士，其长兄胡子昂是新中国政界副主席兼工商联主席。卢氏再婚后生有二子，其中一子丢失，另一子定居于香港。卢氏在生子后又与胡家闹翻，下落不明。

　　二十姨太长得满脸的青春痘，故不为张宗昌所喜欢，二人未同过房，后不知所终。

　　二十一姨太朱宝霞

　　朱宝霞是一个著名的评剧演员，为人比较善良，她与张宗昌没有孩子，张被刺杀后继续演戏。新凤霞在回忆录中数次提到的朱宝霞，即是此人。

　　二十二姨太

　　二十二姨太是日本人，个头比较小，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女人，1931年张宗昌日本纳之为妾。回到中国旅顺时，二十二姨太因不习惯中国的生活，不足20天就只身回国。

　　二十三姨太李艳红

　　1931年，张宗昌在一次大宴上遇到一位唱梨花大鼓的女艺人李艳红，遂纳之为二十三姨太。李艳红为人比较善良、安分。她识字，梳着一条又黑又粗、长过膝盖的大辫子，以至于人称“大辫子”。李到张家时，年方20岁左右。

　　张宗昌曾无知地对手下人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共妻当然是好的，共产就不对，东西能拿来的才是你的，不能拿来的就不是你的，共妻不一样，你睡不到的女人和别人睡就没错。 这种话恐怕也只有老张能说出口了。

　　从上可知张宗昌的妻妾到底有多少。

　　附：张宗昌的“诗”。

　　张宗昌觉得自己既然身为孔圣人的父母官，不带点斯文，枉来山东一趟。于是，现场拜师学艺。

　　一番苦练之后，那张宗昌功力大进，不久便出版一本诗集，分送诸友同好。百年中国，诗人成群，但象张宗昌这样仍有诗句流传、仍被人惦记的诗人寥寥无几。以下摘抄几首，可谓奇文共欣赏。

　　笑刘邦

　　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俺也写个大风的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游泰山

　　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咏闪电

　　忽见天上一闪电，疑是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闪电?

　　大明湖

　　大明湖 明湖大

　　大明湖里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

　　一戳一蹦达

　　游蓬莱阁

　　好个蓬莱阁，

　　他妈真不错。

　　神仙能到的，

　　俺也坐一坐。

　　靠窗摆下酒，

　　对海唱高歌。

　　来来猜几拳，

　　舅子怕喝多！

十九伍廷芳

简介

　　伍廷芳(1842～1922)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本名叙，字文爵，号秩庸，后改名廷芳。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新加坡，3岁随父回广州芳村定居，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获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资格，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后回香港任律师，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

　　洋务运动开始后，1882年进入李鸿章幕府出任法律顾问，参与中法谈判、马关谈判等，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签订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主持修订法律，提出了包括删除酷刑、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等一系列先进主张。

　　辛亥革命爆发后，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总长，主持南北议和，达成迫清室退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司法总长。1917年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广东省长。陈炯明叛变时，因惊愤成疾，逝世于广州。广州越秀山上有伍廷芳墓园。

生平介绍：

　　伍延芳(1842—1922）广东新会西墩人，清末民初杰出的政坛人物、著名的外交家、法学家。本名叙，字文爵，号秩庸，后改名廷芳。

　　1842年7月30日生于新加坡，后随父回国居广州。 13岁时曾被绑票，逃脱后只身赴香港圣保罗学院求学，接受了六年的西式教育，5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

　　在求学期间，与黄胜—起创办第一家中文报纸《中外新报》，又协助陈蔼亭创办《香港华字报》。

　　1862年担任香港高等法院译员。

　　1864年，与何进善牧师的长女、何启之姐妙龄女士结婚。

　　1870年由高等法院调任巡理厅首席译员。

　　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斯满后取得大律师资格。

　　1877年2月返港，是获准在英国殖民地开业的第一位华人律师，同时又被港府选任为考试委员。 洋务运动开始后，李鸿章深感到对外交涉人才的短缺，1877年10月6日，天津海关道黎兆棠将伍廷芳引荐给李鸿章，经过虚衷询访，李鸿章发现伍廷芳正是“物色数年”而未得的人才，当即决定将之延入幕府，以便“遇有疑难案件，俾与洋人辩论。凡折以中国律例而不服者，即以西律折之，所谓以彼之予刺彼之盾也”。 港督轩尼诗对其服务精神极为赞许。

　　1878年12月16日，正式委派其为掌法绅士(后译太平绅士)，开华人任太平绅士之先河。

　　1879年律政司因事返英，港督委其署理。

　　1880年裁判司返英度假，伍亦奉委署职。同年2月19日，由于港督轩尼诗和香港华人领袖的推荐，伍廷芳成为香港开埠以来第一位立法局华人议员。此后，积极支持轩尼诗的开明政策，反对歧视华人，废除公开笞刑，遏制贩卖女童等。其对香港的商业发展，城市建设及社会福利诸方面亦贡献良多。1880年他与富商梁安等联名上书，请求成立华人商会。

　　1881年，他提议创建电车计划，并建议其妻弟何启进行九龙湾填海工程，他还多次捐款支持香港教育事业。

　　1882年正式进入李鸿章幕府，其后主持办理了因北洋水师军舰停泊日本发生的“崎案”。

　　1896年被清政府命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

　　1897年2月25日返港省亲，受到港督罗便臣、驻港陆、海军司令、立法局全体议员及士绅们的热烈欢迎。 1899年奉命同墨西哥签订《中墨通商条约》。

　　1902年应召回国，授四品候补京堂衔，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与沈家本共同主持修订法律，拟订了民刑律草案，提出了包括删除酷刑、禁止刑讯、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改良狱政等等一系列先进的主张，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

　　1906年伍夫人何妙龄捐巨款建成何妙龄医院。伍廷芳居港20余年。

　　1907年再次出任驻美、墨国西哥、秘鲁、古巴公使，两年后回国。 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致函清廷，劝告清帝退位。上海光复后，与陈其美、张骞等组织“共和统一会”，又被光复各省推为临时外交代表，与各国交涉。旋任南方民军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谈判，达成袁世凯迫清室退位，赞成共和，即选袁为大总统的妥协。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司法总长。临时政府北迁，退居上海，先后被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推为首领，并被共和党列为理事，未就职。伍廷芳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极力加以反对。

　　1916年出任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次年代总理，旋因拒绝副署解散国会令解职出京。

　　1917年追随孙中山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

　　1921年任广州军政府外长兼财政总长。北伐战争时，曾代行总统职权。

　　1922年四月孙中山撤陈炯明广东省长职，由伍廷芳兼任广东省长。陈炯明叛变时，伍廷芳坚持与孙中山合作，于17日与魏邦平登上永丰舰，与孙会晤。孙对伍廷芳说：“今日我必须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而后已。”孙中山指示他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要各国严守中立，勿助叛军。伍忠实执行孙的指示，各国领事都接到伍廷芳发出的通告。其时，伍的年事已高，在叛军枪声大作、火烧观音山时，伍廷芳正住在总统府。火警和枪声，使得惊悸过度，住入医院。6月23日，不幸逝世。遗著有《伍秩庸先生公牍》。 在民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宣传方面，伍廷芳起到重要作用。

　　1920年伍廷芳被清政府委任为修订法律大臣，与沈家本一起，主持晚清修律活动。在修律过程中，他竭力主张全面引进西方各国的法律制度。他的主张得到擅长于中国传统法律的沈家本的支持。辛亥革命后，伍廷芳继续致力于中国法律的修改，并得到孙中山的支持。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伍廷芳被任命为司法总长。伍廷芳一方面主张仿效西方，建立全面新的法律体系，包括建立律师制度。另一方面利用司法总长的身份，在具体的审判活动中率先推动律师辩护制度的实施。

　　1912年初，为对前山阳县令姚荣泽一案的审理，在有关律师的立法尚未出台，民国律师制度尚未正式建立的情况下，伍廷芳就坚持改变传统的的审判方法，包括司法独立、陪审制，并要求律师到庭辩护。对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孙中山也给予大力支持。

二十，陈其美

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吴兴人，近代民主革命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辛亥革命元勋。弟陈其采，字蔼士。兄陈其业，字勤士（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

　　1906年夏，陈其美由弟陈其采资助，从上海前往日本东京，入警监学校，同年加入同盟会。次年转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结识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1908年奉派回国，往来于浙沪京津各地联络党人。次年接办上海天宝栈，作为江浙的革命机关，并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宣传革命。同时加入上海青帮，联络会党积极进行反清活动。1910年与宋教仁、谭人凤等组织同盟会中部总部，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3日陈在上海率众起义，并派蒋介石等与驻杭州新军及会党攻克浙江巡抚衙门，光复浙江，事成被公推为沪军都督。后又组织苏浙镇沪联军攻克南京。1912年1月14日，派蒋介石等将与同盟会明争暗斗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刺死。3月，袁世凯为解除其兵权，调他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工商部总长，辞未就任。7月被解除沪军都督职。1913年3月宋教仁遭袁世凯派人暗杀，二次革命爆发，陈被举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11月应孙中山之命赴日本，参与筹划继续反袁斗争。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成立，任总务部长，成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1915年2月回上海策动武装反袁。12月发动肇和兵舰起义，炮轰制造局，并分别派人进攻电报局、电话局、巡警总局、工程总局等，因袁军反扑后援无济而失败。云南护国运动爆发，陈继续在江浙一带策动反袁军事行动，屡次起事均遭失败，益遭袁世凯忌恨，1916年5月18日在上海寓所被袁派人刺杀。

　　小传说

　　陈其美人称其有“四捷”：口齿、主意、行动、手段。性格豪迈侠气，做事勇敢果断。

　　传说陈其美孩提时即为同龄朋友中的领袖人物。某日嬉戏时，一个小孩玩火不慎，转眼间身上已多处着火，周遭的孩子们皆吓得不知所措。此时唯独陈其美当机立断，冲上前去一把抱住，拼命在地上打滚，终于火灭救了同伴。

　　此传说虽不知真假，但多少反映出其个人特质，而其人格特质在他后来的处事手段上也留下不少令人非议之处。

二十一，顾维钧

生平简介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中华民国高级外交官员。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顾维钧，汉族。字少川。英文名“Vi Kyuin "Wellington" Koo”，1888年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生。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嘉定区）人。初入旧式私塾，后于1899年考入上海英华书院，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1904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博士学位。1912年回国后，任总统秘书、内阁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1915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公使。1919和1921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辩论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1922～1926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其间，于1924年5 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1956～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等职。退休后定居美国，以十七年时间完成口述回忆录，记述了五十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逝世。

大事年表

　　1888年　1月29日，生于上海。

　　1892年　进私塾读书。

　　1899年　进基督教会所办中西书院读书。

　　1901年　考入基督教会所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读书。

　　1904年　自费随施肇基率领的湖北官费生赴美留学。入纽约州库克学院读英语。

　　1905年　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

　　1909年　同时获学士、硕士学位。秋，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孙中山相见。

　　1912年　3月，以《外人在华地位》通过博士论文答辩。4月，回国抵北京，任总统袁世凯英文秘书兼国务总理唐绍仪秘书。8月，兼任外交部秘书。

　　1913年　6月，与唐绍仪之女唐宝玥在上海结婚。参与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

　　1914年　升任外交部参事。

　　1915年　春，参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7月，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10月，调任驻美国公使。

　　1916年　4月，签署中美《六厘金币库券合同》。11月，签署中美《芝加哥银行借款合同》。

　　1917年　4月，建议北京政府追随美国参战。11月，就《蓝辛石井协定》向美国递交照会。

　　1918年　10月，夫人唐宝玥病故，遗一子德昌，一女菊珍。12月，奉派参加巴黎和会抵达巴黎。

　　1919年　1月28日，代表中国就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上发言，驳斥日本要求。6月28日，拒签对德和约。

　　1920年　10月，调任驻英国公使。11月，与华侨富商之女黄蕙兰结婚。12月，兼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

　　1921年　11月，任中国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12月，会外与日本交涉山东问题。

　　1922年　2月，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和《九国公约》。8月，任王宠惠内阁外交总长，11月辞职。

　　1923年　7月，任高凌蔚内阁外交总长。

　　1924年　1月，任孙宝琦内阁外交总长。5月，签订《中苏协定》。9月任颜惠庆内阁外交总长。10月，“北京政变”后弃职离京。

　　1925年　寓居上海。

　　1926年　5月，任颜惠庆内阁财政总长。7月，杜锡组阁，留任财政总长。10月，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11月，发表终止中国与比利时条约宣言。

　　1927年　1月，署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6月，张作霖组织军政府，顾内阁总辞职。

　　1928年　7月，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离国赴欧洲旅居。

　　1929年　应张学良之邀，返国抵沈阳。

　　1930年　往来于沈阳、北京之间，为张学良提供外交咨询。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发生，任“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11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2月，辞外交部长职。

　　1932年　3月，任国联李顿调查团中国顾问。4月，陪调查团赴东北调查。8月，被委任为驻法国公使。10月，任国联中国代表。

　　1933年　5月，任日内瓦裁军会议中国代表。9月，出席国联第14届大会。

　　1934年　6月，请假返国。

　　1935年　暂居国内。

　　1936年　2月，中法外交关系升格，任驻法大使。

　　1937年　9月，在国联呼吁制裁日本侵略。10月，奉派为中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代表。

　　1938年　年初，与法国交涉中国军火从越南过境事。7月，与美国财长摩根索接洽援华事宜。

　　1939年　3月，接国民政府电令，与法国探讨中、法、英合作事。11月，召集中国驻欧使节商讨外交方针，建议国民政府加强对美外交。

　　1940年　6月，巴黎被德国占领，随法国政府迁至维希。

　　1941年　5月，调任驻英大使。7月，抵达伦敦。

　　1942年　春，交涉英国对华5000万英镑贷款。12月，参与中英新约谈判，对条约签订起了重要作用。是年，加入国民党。

　　1943年　3月，返英途中抵美，力促宋美龄访英，未果。7月，宋子文访英，安排并参加与英国政府会谈等事宜。

　　1944年　8月，任中国首席代表，赴美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商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事务和筹建联合国。

　　1945年　4－6月，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代表，并代理代表团长，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2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

　　1946年　6月，调任驻美大使。7月，抵达华盛顿就任。

　　1947年　5月，向美国政府提出10亿美元贷款要求。

　　1948年　11月，向杜鲁门总统提出援华要求。12月被中国共产党宣布为战犯。

　　1949年　5月，与胡适等人向蒋介石建议推行改革，任用新人，随后，劝说胡适出山组织由留美学生组成的新内阁。

　　1950年　6月，朝鲜战争爆发，就杜鲁门声明向台湾提出应对建议。

　　1951年　6月，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声明台湾有关对日和约的立场。

　　1952年　10月，向叶公超提出辞职要求，被劝阻。

　　1953年　3月，向美国提出缔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要求。

　　1954年　11月，和叶公超一起与美国谈判“共同防御条约”。12月2日，条约签字。

　　1955年　1－2月，与美国政府交涉国民党军从大陈岛撤退和美国协防金门、马祖事。

　　1956年 2月，递交辞呈。4月，被免“大使”职务，同时被聘为“总政府”资政。

　　1957年 1月，经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多次投票，当选国际法院法官。

　　1959年 与黄蕙兰离婚。与严幼韵结婚。

　　1960年 开始口述回忆录的工作。

　　1964年 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

　　1966年 10月，退出国际法院法官竞选。

　　1967年 定居纽约，开始退休生活。

　　1972年 9月，章含之受毛泽东委托前来拜访。

　　1976年 口述回忆录完成，捐赠母校哥伦比亚大学。

　　1985年 11月14日，于纽约寓所无疾而终。享年98岁。

家人

　　顾维钧有过四段婚姻：

　　张润娥，张云骧之女，1908年结婚后共同返美，后离婚；

　　唐宝玥，唐绍仪之女，1914年结婚，生子顾德昌、女顾菊珍，1918年病逝；

　　黄蕙兰，“亚洲糖业大王”黄仲涵之女，1920年结婚，生子顾裕昌、顾福昌，1956年离婚；

　　严幼韵，1959年结婚。

人物逸事

　　　天资聪颖，不满婚约

　　顾维钧的父亲顾晴川是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早年于光绪末年，由家乡江苏嘉定来到上海，当了上海道尹袁观澜的师爷。顾晴川本是青衣一衿，家境清寒，为生活计，只得到上海来作小吏。顾维钧从小聪颖过人，4岁时入私塾读书。12岁跟了父亲来上海读书。不久，便考入南市育才中学。

　　当时同在袁观澜幕府的，还有一人，叫张衡山。此人的文字修养不及顾晴川，但他有一种罕见的本领，就是能看相。道尹衙门中的大小官员，不少人他都看过，据说十分灵验。那时袁观澜之子袁履登和顾维钧同在育才读书，两人很要好，课后常一起在衙门里玩。张衡山说，这两个孩子都非等闲之辈，惟履登不正，将来恐难有善终（后沦为汉奸）；维钧将来则一帆风顺，富贵双全。张衡山就常常买些点心给他们吃，但内心真正喜爱的只有顾维钧，对于袁道尹的儿子，不过敷衍而已。

　　张衡山膝下有一娇女，与顾维钧年龄相当，张很想得东床快婿，就托人做媒。从当时两家的景况看，张较顾好得多，况且张衡山又是袁道尹的姨表兄，晴川觉得这门亲事有点高攀了，岂有不乐意之理，维钧那时年龄还小，自然没什么意见，就由双方家长订了婚。

　　顾维钧在育才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学，晴川打算让儿子学习商业，并且已经向一家钱庄讲妥了。张衡山知道此事后，大加反对。他认定维钧必可造就，乃资助维钧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耗资甚巨，张衡山仍不惜工本。维钧在圣约翰毕业后，张又卖掉一部分祖产，供给他赴美留学。顾为人聪明，在校成绩名列前茅。回国时适逢民国初建，留美生在国内甚为吃香。维钧一到上海即去拜见岳丈大人，衡山大喜，设宴招待。

　　席间，维钧竟向衡山提出要见见未婚妻。那时风气初开，大家闺秀不能抛头露面。虽然父亲已经应允，女儿却羞答答地躲在房内，死也不肯出来。顾维钧大为失望，他觉得他的未婚妻太不大方，将来不能在交际场中显身手，配不上他这位留美博士，顿时兴趣索然，闷闷地喝了两杯酒，就告辞了。据说，顾所以亟亟一见未婚妻的原因，是因为他听说未婚妻的裙下，是一对三寸金莲，有点不时髦了。

　　1905年，16岁的顾维钧赴美国留学，入纽约州库克学院学英语，第二年便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攻政治和文学，4年间获文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两个学位，继而获法学博士学位。在留美期间，先后担任了《哥伦比亚月刊》经理和纽约中国留学生会会长。

　　立志报国，求学海外

　　顾维钧生在鸦片战争后，此时的中国正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在校的学习，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到邀请，回国效力

　　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马上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时，他立刻想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感到为难，他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不同意他的选择。约翰穆尔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8年前，顾维钧赴美留学时，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而8年后他回到中国时，已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同名幸事，携女殿堂

　　1912年，顾维钧在哥伦比亚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归国，顾维钧回国不久，就由他的岳父张衡山介绍，北上去见唐绍仪。唐绍仪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以留美博士的资格，在唐手下当了一个外交部三等秘书。他少年翩翩，公余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娱乐场所北京饭店舞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唐宝没有出过洋，对外洋向往已久，所以她平时非留学生不交。顾维钧的美貌，更打动了她的芳心。自此以后，二人形影不离。有了这层关系，顾维钧开始步步高升，简直像乘直升飞机一样。每提出一项要求，唐宝就死缠着唐绍仪，不怕她老子不答应。顾在北京两年，官已至外交部情报司长了。远在上海的张衡山高兴得很，以为得此乘龙快婿，证明他的看相功夫已到了家。于是函电顾维钧回上海举行婚礼。顾置之不复，后来张衡山终于得知他和唐小姐的一段情史，把老脸都气黄了，并写了一封信给唐绍仪痛责顾维钧，请唐将顾送回上海。唐绍仪阅信后，勃然大怒，当即把顾叫来训斥了一顿，令他立即返沪。顾虽然不愿离开北京，但受不住良心的责备和亲友的劝导，只得收拾行李，预备南下。事情马上被唐女知道了，哭哭啼啼地跑在父亲面前道：“孩儿若不能和维钧结合，一定削发为尼！”一定要父亲出面干预此事。其时，唐绍仪已晋升为国务总理，总觉得不该凭着自己的权势，去强夺人家的女婿，没有答应。唐小姐仍不罢休，为了示威与恐吓，跑到了北京郊外的白云庵，并叫人通知她父亲说：已择期落发，唐绍仪仍未理睬。女公子见此计不成，再生一计，她又回到城里，使人通知她父亲，说再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只好到八大胡同（旧时北京娼妓集中区）去做生意，并且挂上现任国务总理小姐玫瑰的金字招牌。这一记闷棍，果然把唐绍仪打昏了。他立刻请回了自己的女儿，宣布“无条件投降”。

　　以总理的权势，干预这样一件区区小事，何须费力？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淞沪护军使（警备总司令）何丰林，叫他负责顾维钧退婚一事。何丰林原是一个老粗，奉到国务总理的命令如何敢怠慢？于是亲自带了百名士兵，跑进张公馆，找到张衡山，逼他立刻写退婚书。衡山向来不畏强暴，愤然地对何丰林说：“顾维钧不是东西，我当然不要他做女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带了大兵包围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何丰林拍桌子大声地直嚷：“你不退婚，我公事上怎么交代？我官做不成，和你拼命！”此时，衡山的女儿，顾维钧的未婚妻，突然勇敢起来，跑出来对父亲说：“爸爸退了婚，我们认错了吧。”何丰林兴高采烈地把退婚书拿走了。衡山长叹一声：“我只会看相，不会看心。”不久便抑郁而死。张润娥万念俱灰长斋念佛，在陆家观音堂落了发。张某落了发，唐某自然可以不当尼姑了。在何丰林把退婚书专人送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于1913年顾维钧与唐宝便在北京饭店举行规模宏大的婚礼。郎貌女势羡煞了多少青年男女！从此，顾维钧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地位，又更稳了一层。不久便被派往伦敦，充任中国驻英公使去了。1933年，顾维钧再度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上海知悉张润娥生活清苦，特地写了一封忏悔信，附送一笔5万元的款子，派人送到陆家观音堂。张某把款子和信原封退还，她修行20多年，已到了不动凡心的地步。此是后话。

　　据说岳丈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也是字少川，翁婿同名，因此也曾在民国时期传为佳话。顾维钧和唐宝婚后感情笃深。1915年，顾维钧出任美国公使，夫人唐宝一同前往，同年他们的长子顾德昌在美国降生。

　　投身外交，崭露头角

　　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也使日本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

　　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其它国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对日本构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看到对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国，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

　　那一年，顾维钧才27岁，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家庭不幸，爱妻去世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顾维钧却正在为爱妻的去世深深悲痛。

　　顾维钧的妻子唐宝是唐绍仪之女，二人感情甚笃。然而，在1918年有一场疫病席卷全球，今天被称作西班牙流感。唐宝不幸染病去世，留下了一儿一女。此时，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为国出使。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

　　内忧外患，矛盾重重

　　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它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雄辩巴黎，声名远扬

　　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 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妙语应答，立场坚定

　　顾维钧巴黎声明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国在巴黎讨论中国山东问题。 战败西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 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周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 牧野先生你说对吗？” 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 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断然拒签，名留史册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案子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三度婚事，难逃悲剧

　　1920年，经历了巴黎和会的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声誉与日俱增。此时，顾维钧正任国联（联合国的原名）理事。经人介绍，在纽约与慕名前来的号称“亚洲糖业大王”的华侨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相识，很快就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黄某为英伦华侨第一巨富，死时积财500万镑。他只有一个女儿，长得并不漂亮，可是华美的衣着、贵重的首饰，把她打扮得使任何男人都要动心。她嫁过人，前夫是英国的一位爵士，结婚不久便死了。高贵的门第，关不住春色，她仍旧出入于豪华的交际场所。早在唐宝未死之前，她对顾维钧已是种下了相思，据说日夜祈祷着唐某早亡。乃知天从人愿，她便狂热地追起顾维钧来。那时顾还年轻，虽羡慕她的豪富，但不满于她的容貌，那黄小姐却不耐再等，生怕顾维钧为旁人夺去。有一天晚上，她老练而坦白地对顾说：“我的金钱力量，可以保证你事业的成功，我们来开始合作吧。”

　　顾维钧对这个女人，仍旧有点犹豫，当时虽未拒绝，亦未慨然应允。翌日，他找了一位英伦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个金镑的酬劳，为他卦占这门婚姻的后果。卦占结果，认为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顾意始决，二人在伦敦结婚，时人称为“一镑缘”。两人于同年10月11日在伦敦结婚。婚礼后的次日，国联行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顾维钧作为国联理事必须参加，因此，他们的新婚之夜是在去日内瓦的火车上度过的。顾维钧付出一镑算命钱，却收进了500万镑随嫁钱。依赖金钱的力量，回国之后，很快地升任外交总长。北京政局此起彼落，而顾则各方面都有拉扯。一时失败者，顾予以接济，来个“烧冷灶”，如失败者重新上台，顾当然可以更红起来了。不数年顾要组阁，事前有人问章士钊说：“顾少川（顾维钧字）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章士钊很痛快地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未几，顾少川果然组阁，金钱万能，章士钊算是看透了。

　　北洋政府垮台以后，顾维钧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他逃到国外，寄居了好久，本可以从此过隐居生活了。但他官瘾未过足，就叫他夫人回国活动。起初，宋子文夫妇不睬她。据说，后来顾夫人乃以重礼敲门，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获得宋氏夫妇的欢心。不久，顾维钧回国，从部长到大使，又一次成为中国政界的红人。

　　黄蕙兰女士精通几国语言，婚后跟随丈夫顾维钧活跃于国际政坛上，处处都能为丈夫助一臂之力。在我国驻外使节的夫人中，黄蕙兰女士是最出色的了。黄蕙兰生有二子顾裕昌和顾福昌。

　　顾维钧和黄蕙兰女士在一起生活了30余年，直到他1956年从驻美大使衔上卸任退休。大概是由于夫妻之间性格上的差异，而劳燕分飞。对于他们夫妻之间的这段姻缘，在黄蕙兰女士著的《没有不散的宴席》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述。顾维钧与黄蕙兰女士分手后，住在纽约。

　　坚守底线，捍卫台海

　　1954年12月2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美之间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交涉由此进入递交各自立法机构批准的最后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对在台湾当局控制下的大陈诸岛发起进攻，沿海岛屿遂成为台美批准条约过程中的一个焦点。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新一轮交涉。顾维钧作为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以及谈判《共同防御条约》的两个全权代表之一（另一名为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自始至终参与了台湾与美国间关于条约交涉的整个过程。在整个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为叶公超的副手出现的。但由于其资深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和对美国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从与美方会谈过程看，叶公超较为强硬，常正面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而顾维钧则相对灵活，多对台湾的立场进行解释说明。在会谈陷入僵持时，总是由顾维钧出面转圜或另提办法，如1月31日会谈中对金门、马祖在声明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虽然由于长期职业外交官经历形成的灵活应对寻求妥协的习惯，在台湾发表声明的措词这样的问题上与蒋介石十分强硬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防范由沿海岛屿问题导致“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叶公超，都与蒋介石一样十分警觉，这就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严氏理家，顾氏最爱

　　顾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是严幼韵女士。严女士是一位出身上海富商家庭的大家闺秀，早年为复旦大学的“校花”，也是上海交际场中的名流。她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留美时，也曾任《中国留学生月刊》的主编，只不过比顾维钧先生晚10年。回国后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那时的杨光泩与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接触较多，彼此交谊颇深。因此，夫人严幼韵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顾维钧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光泩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不久，日军占领了马尼拉，杨光泩先生以身殉职。严幼韵女士与杨结婚后生有三个女孩。严幼韵女士小顾维钧20岁。婚后，严夫人对顾先生关爱有加。在顾先生看来，在他的四位夫人中，他最喜欢的是严幼韵女士。严幼韵与杨光泩的三个孩子后来自然也成了顾维钧先生的三个继女，他们早年丧父，顾维钧视他们为己出，三个女儿对顾先生如同亲生的父亲一般。长女杨蕾孟，资深编辑，曾任美国著名的双日出版社的总编，并亲自编辑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回忆记录就出自她之手。次女杨雪兰是有成就的企业家，现任美国通用公司的副总裁。通用公司在上海投资生产的别克轿车项目就是由她促成的。三女杨葸恩，在房产开发中成绩卓越。

　　严幼韵是位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顾、严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来探拜，一律欢迎，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故旧亲朋的造访，殷勤款待，礼数周致。婚后的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琐屑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乐。牌局的定率出入甚微，顾维钧视它为“统战”。他打牌从不算牌，不扣牌，十必九输。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

　　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眠晏起的习惯，考虑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时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每日凌晨3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温馨地督促，呵护有加，百分百地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顾维钧在九十六岁高龄时，还完成一万一千页的口述回忆录，历时十七年，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的。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指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退而不休，永著青史

　　顾维钧退休后先打算做三件事：疗养度假，以消除长期紧张工作 带来的疲劳；写作和研究；开设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解决生计问题。

　　他尚未着手做这三件事，台北便通知他，希望他竞选一个新的职位：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早年学习国际法，对此颇有兴趣，精力和履历都足以胜任。经过一番竞选，获得任命，于是走马上任到了荷兰，一干又是10年，1964年当选为副院长。直至1966年，他才正式告退。越到晚年，他越思念故国家园。他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特别想吃家乡上海嘉定的塌棵菜和罗汉菜。只要有上海来客，他都要问去过嘉定否。1983年，他的女儿顾菊珍回国观光，顾维钧再三嘱咐女儿一

　　定要到家乡看看，并将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义士侯峒曾、黄淳耀的墨迹带回，献给国家。

　　女儿回到美国后，把家乡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顾维钧激动不已，把画册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后来每逢思乡心切，便要翻看画册。他还给家乡写了一封信，感谢家乡对他的关心厚爱，盛赞故土发生的巨变。

　　晚年的顾维钧身居海外多年，可他一直没有入美国籍，这是由于他一直心系大陆。女儿顾菊珍对父亲的这一份不绝如缕的故土深情看在眼里。为了了却父亲的这份心愿，顾菊珍每次回大陆时，都要代替父亲回到嘉定故园去看看家乡的亲人，转达父亲对家乡父老的深切问候，然后，再把家乡而今的深刻变化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以宽缓父亲对故乡的思念。

　　顾维钧的退休生活过得非常有规律。他上午9时许起床，早餐时间约一小时，一面饮食，一面阅读。每天看的英文报纸是《纽约时报》，中文报纸是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和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

　　每天下午，顾维钧都要拄着拐杖，外出散步。这是他的健身之道。他虽住在纽约这个大都市的中心，但公园大道离著名的中央公园只有一箭之遥，那里森林繁茂，绿草如茵，是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只是六七十年代纽约的治安状况太差，他在散步时曾被抢劫三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失固有的幽默感，每次散步总要带些钱，说是不能让抢劫者空手而归。不过，被抢劫几次后，出于安全的考虑，就只能到大街上散步了。除了散步外，他还喜欢游泳。90多岁时，他还能游泳，并站在跳板上跳水。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麻将。严幼韵操心最多的也是为他作好安排。顾维钧打麻将，思路敏捷，出牌极快。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输。这不是我的技术不如人，实因这是一种‘统战’，花样繁多，有时我的精力不能顾到全局，因此牌运对我不甚客气。”对于输赢，他认为，“这原来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输赢可不在乎。

　　晚年的另一消遣是画画。60年代末，顾维钧专程赴香港拜师学习作国画，并认真研读画谱。他的画题材固定，大都是梅、兰、竹、菊，颇得传统文人画的神韵，也是他处世立身之道的一种写照。他也画过工笔牡丹，那是赠送给夫人严幼韵的。

　　97岁那年，他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嘉定县城的地图，图中央是家乡高耸的古塔，下面写“孔庙”两字，又画东西大街，西端写“西门”两字，那就是他美丽的家乡，一个典型的江南古镇。他说着，画着，思绪如潮，不能自已。现在嘉定博物馆中，保存着顾维钧于1984年亲笔书赠的杜甫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他退休后，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参加“中国口述历史计划” 而完成的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已成为历史学家的案头必备。

　　顾维钧晚年的另一乐事，是看到儿女孙辈欢聚一堂。顾维钧共有三子一女。

　　养生之道，长寿秘诀

　　■睡

　　顾维钧曾说：“有人把睡与醒截然分开，认为‘醒’才是人生，睡着了浑浑噩噩南柯一梦，属于非人生。这实在是非常不确切的，‘睡’也是一种重要的人生。我这一生就非常注意睡。我认为，要保证醒时的理性和工作效率，‘睡’，可以算得上是人生第一要务。”

　　顾维钧长年思虑，很注意睡眠。夫人严幼韵在照顾他的日常起居生活时，就很注意安排他的卧室和寝具。

　　严幼韵为顾维钧选择的床铺高度以他上床时不费力、下床时伸腿可够着鞋为度。长度超过顾维钧身长30厘米左右。顾维钧睡的是木板床，上面铺6至9厘米厚的垫子。这样人体各部位自然下垂，并且可以和床面接触吻合。卧榻铺上厚的棉垫能适应睡眠者的身体表面曲线的需要，保持脊柱的正直和正常的生理弧度，对睡眠、健康都有好处。

　　在对枕头的选择上，严幼韵也是颇费了一番苦心。

　　首先，不让他睡高枕头。因为侧卧时枕头过高，犹如站立时的低头位，因颈部过于屈曲而压迫动脉，妨碍血液循环；侧卧时枕头过高，可使同侧肌肉、韧带疲劳、松弛而造成肢体麻木、疼痛及运动障碍。高血压、颈椎病、动脉硬化者尤其不宜睡高枕头。顾维钧枕的是菊花枕。菊花枕具有醒脑明目、祛风清热的作用，所以陆游有“头风使菊枕”的诗句。菊花“收之晒干做枕”的习惯从宋代就有了，可以治疗内热偏头痛、头昏、血压偏高等病症。具体方法是：在菊花盛开时摘下菊花晒干，取1500克左右，去除杂质及花梗，装入布袋，再套上枕套即可用。菊花枕质地柔软轻松，气味芳香，只是菊花容易受潮霉变或虫蛀，要常常翻晒。

　　■吃

　　顾维钧晚年的生活被夫人照顾得很好。他习惯晚上11点睡觉，第二天早上10点起床。夫人严幼韵惟恐他从晚餐后到第二天早餐之间的十多个小时内不吃东西，对健康不利，因此规定他每天清晨5点醒来后，要喝一杯牛奶，吃一点点心，再继续睡觉。夫人每天凌晨3点必先起床，把热好的牛奶放在保温瓶里，然后连同一张“不要忘了喝牛奶”的字条一起搁在顾维钧的床头。等翌日起床，再去房间看他是否把牛奶喝了。严幼韵通常会给顾维钧准备一些点心，让他配着牛奶吃。这是因为牛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只能在摄入足量的淀粉食物后才能不被作为热量消耗掉。如果空腹时饮牛奶，便只有代替淀粉作为热量消耗掉，这样就太浪费了。

　　顾维钧的家乡盛产枇杷，他从小便极爱吃枇杷，一直到老。这对他的养生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吃了多年的枇杷，顾维钧总结出，枇杷还可以当药用。其实，枇杷的药疗作用在古书中早有记载，《滇南本草》载：“治肺痿痨伤吐血、咳嗽吐痰、哮喘，又治小儿惊风发热”；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说：“枇杷叶气薄味厚，阳中之阴，治肺胃之病，为下气之食品。”

　　顾维钧对果蔬的喜好一直都受着家乡的影响。顾维钧的家乡除了盛产枇杷外，还盛产桑葚，他一直也很喜欢桑葚这种水果。桑葚味甜微酸，以熟透发紫或发黑者为最佳，红色次之，而青红相间者说明还未成熟，不可吃。《随息居饮食谱》介绍它的吃法是：“可生啖（宜微盐拌食），可饮汁，或熬以成膏，或日落干为末。设逢欠岁，可充粮桑葚，以布滤取汁，瓷器熬成膏收之，每日白汤或醇酒调服一匙。老年服之长精神，健步履，息虚风，静虚火，兼治水肿胀满、瘰疠结核。”

　　顾维钧最爱喝菊花茶。菊花泡茶自古以来很受欣赏，“九月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妍暖春风荡物华，初回午梦颇思茶，难寻北苑浮香雪，且就东篱撷嫩芽。”咏叹的诗句不少。

　　顾维钧晚年念念不忘曾经喝过的菊米酒。菊米酒是用菊花酿的酒，清凉甜美，是健身益寿的佳品。早在西汉年间，宫廷中就有重阳节饮菊花淀粉酒的记载，以后逐渐在民间流传。《西京杂记》中便有介绍菊花酒的酿制方法，大意是说：在菊花盛开时，采菊加黍米一并用来酿酒；《荆楚岁时记》中亦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耳，饮菊花酒，可令人长寿”的记载；陶渊明写诗赞美过菊花酒：“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祛百病，菊解制颓龄”；陆游也曾题诗赞美菊花酒：“菊得霜乃荣，惟与凡草殊，我病得霜健，每却童子扶，岂与菊同性，故能老不枯？今朝唤父老，采菊陈酒壶，举袖舞翩跹，南缶歌婉转，秋晚遇佳日，一醉讵可无。”可见菊花酒作为健身益寿之佳品，已有悠久的历史。

　　■动

　　顾维钧一生爱好体育运动，年岁逐渐高了，更偏爱散步。住在纽约时，他每天下午要去中央公园散步，因为曾遇到过几次打劫，为此他出门时总要在口袋里装些零钱好打发抢劫者。然而即使这样，他也坚持散步不懈，他自己戏言道：“我岂止是风雨无阻，简直是‘盗匪无阻我漫步’呀！”

　　顾维钧的散步，从养生学来讲，是一种通过增强腿力来延缓衰老的办法。

　　顾维钧在散步时，要加入一段倒步走。倒步行走，虽非顾维钧所发明，但由于顾维钧的知名度和他本人对“倒步走”的推广，这种锻炼方法被称为“顾氏行走”。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麻将。他打麻将，思路敏捷，出牌极快。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回答说，十必九输，“这原来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输赢可不在乎。”

　　顾维钧很擅长体育，90多岁还能游泳，并还站在跳板上跳水。游泳属于阳刚类体育娱乐项目。水的导热性要比空气大20倍。人在摄氏12度的水中慢泳4分钟，能消耗100千卡以上的热量。人体热量的大量消耗，加快了新陈代谢，以补偿热量的损失，维持正常体温，从而使体温调节系统得到锻炼，也提高了人们的耐热能力。游泳时要克服水的阻力，这能使心肌收缩增强。人在水里呼吸，要克服水对胸廓的压力，这样就锻炼了呼吸肌。游泳的肌肉要加强收缩，故能使肌肉纤维增粗，肌块增大，骨骼坚实，使身体发育匀称，体型更加健美。游泳时身体还接触阳光和新鲜空气，这对身体吸收紫外线和氧气都有帮助。在一般的江河湖海中游泳还能降低血压。

　　关于顾维钧的电影

　　《我的1919》

著作

　　《顾维钧回忆录》（十三卷）

故居

　　　上海

　　“厚德堂”坐落嘉定西门，位于上海市嘉定镇西大街9496号，由清末民初交通银行总裁顾晴川所建。现今“厚德堂”已被上海市于2003年11月17日命为——嘉定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厚德堂”内有房30余间，砖木结构，平房与楼房相间，街南一开间，二进深，街北五开间，三进深。此处现为一家百货店堆杂物的地方，虽然破败，但屋檐下的雕花板、地面所铺的青砖连环金钱花饰都依稀可见。 “厚德堂”内有水桥一座，水井一口，除临街平房被改造为楼房外，其余基本保持原状。门前地上是用砖铺出的清钱币形状，既象征了主人的身份，又似乎寓有“外圆内方”的意思。

　　顾维钧故居可说是一个真正的博物馆，这里不仅藏有关于顾维钧的各种中外书籍，还有大量顾维钧使用过的实物，譬如他的制服、礼帽、佩刀、文具，他获得过的各种荣誉证书和批注的文件，他收藏的纪念品。最令我感兴趣的，是顾维钧的大量照片，从他叱咤风云的年轻时代，一直到晚年的生活，在照片中都得到了展现。在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顾维钧的自信和儒雅，他的目光神态中，没有一点自卑和怯懦。作为一个外交使者，他代表着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一个尚未苏醒的巨人，我相信，在内心深处，他是为此自豪的，否则，他不可能有如此作为。顾维钧纪念馆的讲解员说，这里陈列的展品，都是顾维钧在美国的家人提供的。

　　天津

　　顾氏在津寓所坐落英租界威灵顿道(今和平区河北路267号)，系1921年以顾少川名义购于英租界工部局土地2.058市亩，建造成一所三层带地下室西洋古典式楼房。建筑面积1547平方米，占地面积1320平方米混合结构。木屋架起脊，建筑立面为红砖墙。窗子与拱券门相结合，门前一对巴洛克式麻花形柱，端庄典雅。主楼三层，砖木结构。底层六间两厅，从门厅进入大厅，内有大壁炉，靠窗有固定坐椅，旁有书房、餐厅、花厅等，厅外有大平台。二、三层为卧室、卫生间。整所建筑设备考究，共有楼房45间，平房2间， 现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使用。

评价

　　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从1912年到1967年，五六十年间，顾维钧担任过无数的外交职务，驻美大使、驻法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等。到了晚年，他又以十七年心血完成了长达十三卷，600万字的巨著《顾维钧回忆录》。

　　顾维钧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他一生坚毅果敢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他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之一，改变中国屈辱的对外关系、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是他投身外交界时抱定的目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位爱国外交家以自己的智慧、修养和爱国热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中国人民服务的一人，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毛主席也十分佩服他的外交才华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