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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专题：22万知青扎根边疆

　■阅读提示　　上世纪60年代初，随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事业的发展，急需补充大量科研技术、文教卫生、财贸等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
　　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时代感召下，22万名内地知识青年告别父母、远离家乡来到新疆，成为第二代军垦建设者。
　　当年，他们大多是刚毕业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有很高的工作热情。经过短期培训，很快被分到学校、医院、水利部门及农场。
　　4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知青们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新疆，他们的足迹踏遍戈壁荒滩、跨越千山万水，留下了青春的记忆和奋斗的汗水。□文/记者 姜岚 实习生 汪涓
　　偷偷拿出户口本
　　软磨硬泡到新疆
　　大约十万名上海知识青年来到新疆参加兵团建设，如今仍在农六师五家渠技工学校做调研员的周骏就是其中一个。
　　44年前，16岁的周骏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106团场。那一年，周骏做了一件让父母震惊的事，他从家里偷出户口本，每天跑到新疆赴上海工作团的办公室软磨硬泡，要求到新疆参加边疆建设。因为他的年龄小，长得也很瘦小，工作团不肯接受，但领导最后还是被他的执著打动了。
　　眼看就要出发了，妈妈看到了户口本，周骏的那一页已经盖上了迁出的红章子，妈妈当场都快昏了过去。
　　北京女知青赵燕军，也有和周骏一样的经历。
　　1965年9月，赵燕军已经被北京一所中专学校录取了，但她故意错过了报到时间，就想找机会到农村或者边疆去。
　　“趁着爸妈上班去了，我一个人偷偷跑到朝阳区劳动局分配办公室，可是去西藏的名额已经满了，就说要去新疆，但对方说报名已经结束了。我又找到新疆的一个办事处，开门的是一个女同志，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自己是毕业生，想报名参加新疆兵团建设，但他们说已经招满了，让我留在北京好好工作。”赵燕军回忆说，“我拿出中专录取书，说自己想留在北京早就去上学了，好话说了一大堆，那个女同志终于同意，说如果我在天黑前把户口和粮食关系转到新疆兵团，就收下我。”
　　赵燕军回家拿了户口本就跑，很快来到派出所，派出所的同志再三问她会不会后悔，还说迁出去就迁不回来了，她再三保证不后悔才办好了手续。
　　赵燕军穿着军装回到家里，把户口本拿给妈妈看，妈妈一下子就哭了，“这样大的事，怎么也不和家里人说一声，还去那么远……”
　　生活：每月二两油顿顿玉米面
　　在1965年来自北京的知青中，还有一部分湖南、四川、江苏籍知青，他们的父母、亲属大多在中央单位工作，听说北京支援新疆的消息就动员子女加入知青行列，被称为“外省籍北京知青”。
　　湖南籍的李小平有一个远房姑妈在北京，当时姑妈帮她报了名。李小平说：“到了八一农场，我才知道那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团场，名字是王震司令员亲自起的，最有名的军垦小说《军队的女儿》和电影《生命的火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对于城市学生来说，在农场要过生活关、劳动关和思想关。
　　李小平回忆说，每人每个月只有二两油，一日三餐都以玉米面发糕和玉米面窝头为主，菜就是老三样：莲花白、土豆、南瓜汤，“我当时就弄不懂，农场到处种的都是小麦、油菜，职工的生活为什么这样差，后来才知道，兵团人吃粗粮，而细粮都卖了。”
　　知青晓鱼说：“在上海的时候，花样繁多的菜，我是这个不爱吃，那个不想吃。可到了新疆，经常吃葫芦瓜也习惯了。”
　　有一天，指导员端着饭碗和大家聊天，他说：“初进塔里木的时候，吃的是盐水煮玉米粒，葫芦瓜最初在那里不适应，栽不活。一个60多岁的老战士，冬天用自己的棉被包起来育苗，第一年产量不多，只有病号和客人才可以吃，后来葫芦瓜才多了起来。”
　　劳动：手指裂口了指甲也劈了
　　在农六师共青团农场三连，北京知青郭志真正体会了披星戴月劳动的滋味。天不亮就要出工，迷迷糊糊地扛着工具跟着人流往地里走，半个多小时走到地头，天这时才蒙蒙亮，人也清醒了，中午吃饭一般在地里，晚上天黑了干不成活才收工。他们天天盼着下大雨、刮大风，因为只有刮风下雨才可以休息。
　　过劳动关，等待北京女知青王曼纯的是掰玉米。
　　“一望无际的大戈壁上种的都是玉米，一个玉米棒子就有一斤多。我和4个伙伴是第一次掰玉米，连长没给定任务，但第一天还是掰了四亩玉米地。过了两天，手指开始裂口，指甲也劈了，我们就缠上胶布继续干。掰完玉米割玉米秆，我们连镰刀都没有见过，更别说用了，手举得很高用力向下砍，也砍不到根上，有的同学没注意还砍到了自己的脚，后来老军垦们手把手地教，我才学会了割玉米秆。”王曼纯回忆说。
　　李小平1967年被分配到“克特-35”（一种前苏联制35马力小型链轨车）机车上工作，任务就是跟着师傅到各个连队粉碎饲料。有一天师傅不在，李小平自己一个人去粉碎饲料，机器发生故障，下去检查时把右手掌和大拇指卷了进去，结果大拇指只剩下了半截，缝合的线一拆除，她又立刻投入到了工作中。
知青摘要：
　　一曲《东方红》
　　乱了一群人
　　北京知青岳秋萍被分配当广播员，有一天一个校工闹肚子半夜上厕所，不知怎么觉得天亮了，就敲门告诉她广播时间到了。岳秋萍睡得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叫她，抬手合上电闸，《东方红》的乐曲就播了出去。
　　当时一切起居都靠广播，全院的人都以为发生了紧急情况，有人认为是新的最高指示发表了，忙着准备锣鼓；有人认为搞什么学习，赶紧做准备……大家都忙碌起来，司机班的师傅们赶紧发动车准备出发。
　　岳秋萍还奇怪大家为什么这么紧张，一看闹钟还不到5点，她明白自己闯祸了，这才关了广播，躲在屋里一天都没敢出门。
　　那时候没有像样的理发店，大家互相理发。天津知青刘继疑给北京知青董大生理发，第一剪刀下去就拔掉好几根头发，让董大生经历了一次揪皮拔毛的洗礼。
　　凌晨看电影
　　睫毛上粘着霜
　　1965年，看露天电影是知青们难得的娱乐。
　　北京知青军辉说，他们工作的农场在中蒙边境，离乌鲁木齐很远，一部电影经常在各个连队轮流放映，从天黑开始放映，到最后一个连队时天已经亮了。
　　军辉说，“我在的五连一般都是最后一站，冬天零下三四十度，一般要等到凌晨三四点放映队才来，大家都从宿舍跑出来，全副武装站着看。半小时之后，大家的脚趾冻疼了，于是就有了跺脚的声音，可眼睛还专注地看着屏幕，只是眼睫毛上粘着白霜，双手都交错着放在自己的袖筒里，时不时的搓搓脸和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