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组什么词:建国历程·4-2

二十二 种植园主是如何丧失其多面经营的能力的

在移民较早的南方部分地区，城市的种种活动和道德观念已经传播到农村。在整个殖民时期，弗吉尼亚虽然是所有殖民地中人口最多的地方，但是连一座城市都没有；弗吉尼亚的首府威廉斯堡只不过是一个拥有一千五百常住人口的季节性政治中心。每一个大种植园主都既要开店做街坊生意，又要在自己的码头上进口货物，所以有点象商人，具有商人的某些长处。他必须了解市场情况，这自然意味着要了解世界形势。在毫无城市可言的南方，活跃的种植园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只要统治种植园的种植园主靠近大西洋海岸的河流边，让装载伦敦货物的英国船只来到自己私人码头卸货，他就既有商人的灵活性，又有农民的稳定性。大海带走了烟草，送来了书籍和思想，同时也传来“对舆论的应有尊重”这种观念。

然而，到了一八二O年，实行奴隶制的各州已有七座城市，每座都超过八千多居民。这些城市发展得很快，几乎有一半是前不久出于某种具体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巴尔的摩有六万二千多人口，面积等于半个纽约市那么大，是全国第三大城市。巴尔的摩市是由马里兰立法机构于一七二九年建立的，当时用作出口中心，但 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它还只不过略大于一个村庄而已。里士满人口超过一万二千人，一七七九年才成为弗吉尼亚的新首府，直到一八OO年，它的人口还不足五千。弗占尼亚的新海港诺福克在独立革命期间被爱国者烧毁，以防敌人占领，那时诺福克只是个小小的居民点；虽然它直至一八O五年才作为城镇纳入联邦，但在一八二O年，它已有八千多居民。亚历山德里亚那时也已有八千多居民，它在一七四九年才建立，一七七九年纳入联邦。华盛顿在一八O年时有一万三千多人口，它在一八OO年才成为联邦名副其实的首都，但在一八一二年战争中，大部分被英国军队烧毁。南方没有一个大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中叶。除了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以外，没有一座城市具有古城的味道。南方没有象波士顿、费城、纽黑文、纽波特、普罗维登斯、纽约这样的城市，这些城市里古老的家族过着温文尔雅的生活，从事贸易和经商，这一切开阔了他们的眼界。

当然，单从发展速度来看，南方的城市可算是突然崛起的新兴城市。但是它们对南方人民生活的影响同西部城市大不相同，西部城市在周围农村人口仍很稀少时就已经发展起来。正如乔塞亚·斯特朗在一八八五年所指出的，西部的情况“总是倒过来的——先建铁路，然后建城镇，最后才是建农场，因此，居民点发展得很快，城市压倒农村，而不是农村压倒城市。在西部，是城市和城镇拟定州的宪法、制订法律、制造舆论、形成社会习俗和道德标准”相反，在南方，首先是农村确定了地区的特点，然后城市才出现，所以，南方城市出现得晚不仅意味着城市的影响出现得晚，而且，从南方特有的环境来看，城市的较晚出现还有其独特的后果：占实际上使整个南方领导层与外部世界联系较少，比较农村化、比较闭关自守。

商业向城镇集中时，领导层仍留在农村，大种植园主的商业、贸易以及对外的活动都向新兴的城市转移，但是南方领导人的灵魂却仍留在种植园内的住宅里。领导人一旦离开州府或首都，他便回到农村，回到他的老家。——弗农山、蒙蒂塞洛、蒙彼利埃、阿什草坪或希尔堡。

为了了解独立革命后的半个世纪内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必须研究一下独立和南方新的农作物对其生活方式和经商方式的影响。在殖民时期，烟草种植园主把烟草委托给一位伦敦的“代理人”。所谓“代理人”即收取佣金的承托商或代理商，他为殖民地的主顾代销烟草，把收到的现金记入主顾的帐内，并为其购买东西——什么都可代买，一套布莱克斯通的《评论集》、一顶女帽、一辆精致的马车、一箱酒或给奴隶穿的鞋子。他为种植园主的子女安排学习英语，向种植园主提供消息，对书籍和服装的质量以及政治家的品德提出看法。有时他甚至还要设法为孤独的单身汉种植园主当媒人，这类种植园主提出，如果代理人能随运货船带来一位年轻妇女。“芳龄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体面人家出身，中等身材，身段匀称，五官端正，性格温和，品德完美，身体健康，体质良好，能够适应气候的变化”，那他将在“见面后十五天”就同她结婚。

伦敦代理人都是英格兰人，他们帮了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大忙，但是他们离得太远，不可能代管大洋此岸种植园主的一切商业事务。最后独立革命又切断了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与其伦敦代理人的联系，从而促进了南方新的体制的诞生，出现了一种美国代理人，他们最终对南方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南方的领导权都有深刻的影响。美国代理人在巴尔的摩、诺福克、亚历山德里亚或里士满的总部里从事原来伦敦代理人一直在大洋彼岸做的工作。美国代理人就在身边，而且熟悉本地情况，所以能为其主顾做的事更多。种植园主不需要等三个月才得到回信。在一次种植园的晚餐席上或诺福克或查尔斯顿的一家酒馆里就可以互相洽谈。代理人事业兴旺起来，南方的城市也随着迅速发展。随着城市的发展，过去殖民时期种植园主经营的许多非农业性业务也就逐渐转向城市，转到代理人手中。

最初，代理人经营的是烟草，烟草是弗吉尼亚、马里兰、肯塔基等南方几个边缘州的主要农作物。一八二O年前后，棉花成为南方各地的主要农产品，代理人的势力也随之扩大。南方的其它主要农产品（大米和甘蔗）也逐步由代理人控制起来。但是，棉花的种植面积比其它各项农产品大，代理人制度在经营棉花方面最为发达。棉花是所有农产品中最不易损坏的，所以，在那运输缓慢、仓库匮乏、乱装乱卸和长期拖延的年代，它极适宜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和市场投机活动。

“棉花王”占据统治地位后，棉花行业的代理人随之也权倾市场。棉花的售价、卖给谁和卖给什么地方都由他们一手包办。甚至种植园主用自己的钱买什么，上哪儿买，出什么价，他们都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们比原来的英国代理人的势力要大得多，能把他的主顾同复杂的城市世界隔绝开来。他不仅有力包办种植园主的业务，而且有力量阻止种植园主亲自经营。

代理人制度的一般处事方式十分简单，而且各地均大同小异，令人诧异。种植园主的全部农产品通常都是由代理人包下。同以雇主的名义做交易的经纪人不同，代理人用的是自己的名字。法律规定，货物在售出以前概由种植园主自负亏损，但是代理人可以随意买卖这批货物。即使种植园主对交易不满，他本人也无法获得补偿，除非他能够证明（一般他是无法证明的）代理人有欺诈行为或玩忽职守。代理人的酬金一般是出售棉花的价格的百分之二点五，购进货物的价格的百分之二点五，此外他们还要收取放债贷款的利息以及保险、马车拖运、过秤、抽样检查、储存等各种费用。

显然，如果种植园主自己直接把农产品运往纽约或刊物浦，就可以省下一笔佣金，但是他们一般不敢这样做。一位英国商人在一八三五年曾估计，抵达利物浦的棉花只有四分之一是种植园主自己发货的，而且这个比例逐年减少。代理人通过提供许多法律没有规定的额外服务，变成了种植园主舒适的小天地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全权大使。种植园主想摆脱这种情况一年比一年困难，他们虽然可以挑选代理人，但是这种选择没有多大意义。由于他们安家立业者和背井离乡者缺乏兴趣，缺乏知识，缺乏关系户，而且又没有时间，所以只好照旧依靠代理人制度。

即使种植园主不是住在边远的内地或新开发的山区棉花种植地带，他们仍不能及时了解使棉花价格波动的不断变化的行情。例如，在一八二五年，高地产的一级棉花在纽约的价格是一磅十五美分到一磅三十美分之间：一八四O年，是一磅九美分到一磅十三点五美分之间。一位新奥尔良的代理人于一八四四年十二月写信告诉他的主顾：“近曾去函谈及棉花市场问题，并告知一百零一包棉花业已妥收无误。原以为本季棉花价格不会大涨，故拟于今晨将其抛出，叵料适逢棉花市场出现历来最糟糕的情况……利物浦棉花猛跌，棉花存户竞相抛售，纺织商趁机压价收购……此风过后，市场将受到何种影响，尚不得而知，目前拟暂不出售。”代理人要能预见国际紧张形势和气候变化的影响，甚至连春雪早融或天降大雨都要能预见到，因为周围的小河开冻或涨水都能使船只通航，运来大量棉花使市场棉花过剩。

代理人成了最了解种植园主的人，他不仅了解种植园主的业务要求，还知道他在饮食和穿着方面的爱好，以及喜欢什么家庭陈设。种植园主请代理人到他的庄园度假；他进城时，代理人设宴招待。种植园主若在信中随便提到需预支一笔钱或仅仅口头要求，代理人就会预支给他一大笔钱。南方这类关系很普遍，完全是凭信义办事，由于双方义务不见诸于文字，因此彼此更严格遵守信义的准则。

这种不正规的做法，加上代理人愿意对还未收获的（甚至还没有种下的）作物预支现金，这助长了种植园主挥霍浪费，至少使他可以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种植园主的账目由城里的代理人来管，因此他对自己的收支情况是不甚了然的；他总是寅吃卯粮，又不善于精打细算。戴维·拉姆齐博士在一八O九年所著的《南卡罗来纳的历史》一书中写道：“喜欢借债是卡罗来纳人的恶习之一。作物还没成熟就已经指它举债，结果常常陷于破产，独立后尤其如此。”外国人访问的大多是城市，他们听了牢骚满腹的代理人的话后，对南方人难免就有看法。代理人向他们抱怨说，种植园主拿了预支的现金后就“全部挥霍在时装、佳肴和美酒等奢侈品上，或者到北方去游玩，在穿制服的仆人侍候下，由骑马侍从护卫，坐着双轮纵列马车或双轮轻便马车在城里逛上一两个月，结果常常是口袋里所剩的钱不够在路上花费，只好坐公共马车回家。”

代理人煽起了“棉花热”，并以此为生。代理人的目标是控制越来越多的棉花，种植园主的目标是生产更多的棉花，寄希望于将来某一年会出现奇迹，棉花丰收，同时价格上涨，这样他就可以还清欠代理人的债务。为此，种植园主需要更多的土地和奴隶。但是所有的种植园主都有这个想法。你增产，我也增产，实际上棉花生产多了，棉价就下跌。

尽管如此，“棉花热”仍在继续。一八三五年，一位北方佬访问南方后指出：“为了要买黑人就出售棉花，为了多买黑人就要多种棉花，如此无休止地发展下去。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种植园主的全部经营目的和直接倾向，他一心一意投入了这个事业……没有种植园主，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财富。没有种植园主，密西西比河流域将是一片荒野，重新被土族人所占有。如果明天把他们消灭，那么这个州和每一个南方州都不用多少钱就可以买到。”

所以，虽然资本主义在南方发展了，但是资本主义精神却没有传播开来，一种僵化的制度把追求利润者禁铜于习俗的牢狱之中。代理人是杰出的南方商人，但永远也成不了巨贾。他们非常保守，总是担心任何变化都可能使他们的佣金减少。而种植园主则被无形的网缠住，不但无法寻找新的机会，相反却削弱了他们试办任何新生事物的意志。对种植园主本人来说，这种办事方式使他渐渐失去了进取精神和多面经营的能力。这对整个南方社会造成了一个明显的、灾难性的后果：财富与政治地位分离。控制南方商业的代理人并不控制政治或文化，在当时的南方，几乎没有一个政界人物是当过代理人的，城市里金钱与日俱增，但是南方的政权和舆论仍掌握在种植园主手里。南方农村滋长了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轻商情绪。古代欧洲社会经过了封建时代和长期的自给自足农业阶段，看不起做零售买卖的人、商人和银行家是不足为怪的，但是一个以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业为支柱的社会居然也是这样就不正常了。南方一方面把棉花称为“作物之王”，一方面又看不起那些做棉花生意的人，这实际上是否定了自己。无视现实的情况同时还表现在南方对奴隶贩子的态度上，虽然种植棉花的南方对他们的依赖也是越来越严重。

在北方，新英格兰和纽约大力推崇商业，建立了新的商品交易所，称之为“公共福利的庙堂”，并且把商人尊为自己的领袖；而在南方，受人推崇的英雄则是沃尔特·司各特作品中虚构的人物，或是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和纳撒尼尔·贝弗利·塔克小说中描写的可笑的乡绅。当时是美国工商业建立丰功伟绩的时代，是美国社会施展新的创造力的时代，新英格兰人懂得这一点，他们自觉尊敬掌握财富的人，他们无需颂扬想象的英雄。但是南方的书籍，却诽谤有钱人，而且也没有几个商业冒险家可以描写。

南方对主要农作物的依赖从殖民时期就开始了，这使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南方可以静止不动，因为烟草、大米、蔗糖和棉花之类意味着老一套的东西是根深蒂固的。南方的农业技术变化很慢，甚至根本没有变化，象犁这么简单的农具过了很长时间才逐渐被人们采用，而且只在个别地区；直至一八五六年，南卡罗来纳州的许多小农户还在使用殖民时期那种粗陋的锄头。从一八二O年到南北战争爆发这段期间，轧棉机、轧棉厂和打包机都没有什么变化。奴隶劳工制度更是顽固地变动不得，对采用新的劳动方法毫无兴趣。

南方长期以来十分安静，这是其毫无变化的客观现象之一。当一位习惯城市喧闹生活的北方佬来到南方，途经静溢的农村时，他会以为南方一切永远如故，南方人却告诫他说，他错了。他们说，南方始终在变化，只不过不是吵吵闹闹地变化，而是悄悄地发展；上帝默默无闻地对土壤进行加工。南方城市还怕火，怕烟雾，怕噪音，立例禁止使用蒸汽动力。一八四四年威廉·格雷格在查尔斯顿说道：“为什么本城的机械工人不能使用蒸汽动力？蒸汽动力之所以被禁用，是因为怕发动机的烟雾刺激某位农业界人士的脆弱的神经，工人的击锤声惊醒房产主的酣睡或打断进口商的美梦……。”

南方对法律方面的新事物也很不欢迎。当时，新英格兰的勒缪尔·肖法官等人正进行修订习惯法，以适应铁路发展、城市劳工开始组织起来集体进行谈判的新形势。他们匠心独具地解释公司应为新的目标服务：集中小投资者的小笔钱财，鼓励大投资家敢想敢于，为企业创造综合性法律。那是《通用公司法》的时代，根据这种法律，商人要创建有限义务的公司无需每次都专门立法，创办新的企业手续也简化了。但是一般说来，南方各州在任何革新事业上都是行动迟缓的，在这方面当然也不例外。

合股公司在新英格兰、纽约、中部各州，在某种程度上包括靠近北方边缘的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都是很普遍的，但在南方腹地各州却很罕见。合股公司的形式使北方人能够向全社会筹集资金创办大工厂，但是不适合南方人的胃口，而且同南方的办事方式也格格不入。人们认为经由律师的手搞出来的企业公司都是微不足道的。对南方绅士来说，债务与个人信誉关系极大。华盛顿、杰斐逊等许多人有时豪爽地或不加思索地为某个朋友副署一张借条，以后不得不节衣缩食偿还这笔债务。南方任何一位绅士为了付清“信誉债”，甘愿倾家荡产。他怎么能以法规为借口，限制自己对“正当”债务的偿还义务呢？

整个美国制造业的四分之三左右属于合股公司。但南方的情况并非如此。南方纺织工业的先驱威廉·格雷格警告说：“假如我们拒绝联合资本，完全只靠个人努力，那我们可能再空谈五十年也不会使我们发展工业的努力发生任何变化，而我们的州要富裕起来，就非发展工业不可。”一八四五年，格雷格向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两个州的立法机构散发了一本雄辩的小册子，经过艰苦的游说，他终于以一票的多数为自己的纺织厂赢得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公司法，但是在佐治亚州他还是被击败了。在南方各州（除去靠近北方的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以及具有法国人遗留下来的某些法律特点的路易斯安那州），立法机构都拒绝通过《通用公可法》。直到南北战争以后，公司的经营形式在南方才普及起来。

人们没有作出多少有效的努力使南方经济多样化。南北战争前，南方有两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力图打破南方一成不变、死板单调的状况，但都失败了。其中第一位是J.D.B.德鲍，其母出生于圣赫勒拿岛，其父是新泽西人；德鲍本人生于查尔斯顿，靠个人奋斗成名，所以违背了南方绅士的门第观念。在一八四五年的孟菲斯商业大会上，在《德鲍评论》中，以及在他的巨著《南部及西部各州的工业资源》（此书在北方的销售额比南方大五倍）中，德鲍都竭力主张南方发展商业和制造业。不过，德鲍虽然主张实行保护性关税政策、内部改良以及政府资助修建铁路，以帮助南方处于幼芽状态的工业得以发展，但是他看待这些政策的出发点依然局限于永远以其“特殊的制度”为基础、以农业为主体的南方社会条件。德鲍的《工业资源》一书原意在展示南方的丰富多采，但是书中充斥了肤浅的笼统的阐述。“南方的港口既好又安全......”“在南方，人们从不把孩子送到外面去抚养，他们一出生就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长大。”书中每一页几乎都渗透了“南方种植园主潇洒倜傥、豪爽好客、热情和炽烈的感情”以及奴隶的“驯服顺从、忠心耿耿”等字眼。在《德鲍评论》的第一页上，除了“商业为王”的格言，还出现了“棉花为王”。德鲍最后成为卡尔洪的积极追随者。

德鲍是用文字来鼓吹南方必须多样化的观点的，而威廉·格雷格则用美元来鼓吹。格雷格也是一个靠个人奋斗成名的人。一八四四年，格雷格提前退休后访问了北方的一些纺织厂，第二年他回南方后出版了《本国工业漫笔》丛书，主张南方自己设厂加工农产品。他自己在南卡罗来纳的格兰尼特维尔开有一家工厂，这家工厂一直蒸蒸日上，直至二十世纪中叶。但是他主张南方经济多样化的合理观点也变成了维护南方沙文主义的武器：一有机会，他就不厌其烦地描述奴隶劳动的特殊优越性，甚至认为对棉花工业也大有好处。他指出南方与工业化的北方相比有许多弱点，在南北分裂前不久，他站在南方的立场上在《德鲍评论》中著文主张建立南方自己的制造业以保卫自己。在南北战争期间，他坚韧不拔地维持棉织厂的生产，为邦联军战士提供制服。

但是主张南方经济多样化的人并不多，他们的影响也不大；他们的呼声被淹没在南方的棉花田里，南方人口稳定；没有大量的欧洲移民入境（这反而使南方更象欧洲），加强了南方自成一体的想法。除南方外，全国很少地方的头面人物如此重视祖先和家谱。只有在南方的人们才如此关心世袭的门第和种族的“纯洁’。

一八六O年，全国人口三千一百五十万，三分之一以上居住在南方，但是，在四百万国外出生的白人中，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都居住在梅森－狄克逊线以北。新近移民到美国南方的少数白人则集中在边缘各州——马里兰、密苏里和路易斯安那的城市里；在得克萨斯有一些德国移民。外国逃亡的农奴不愿到南方来与奴隶竞争，有些移民内心憎恶奴隶制。除了从法国勒哈弗尔出发的人之外，从其它地方到北方的港口要容易得多，所以自愿到南方落户的人很少，这是毫不足怪的。在南方，价廉的良田、自由就业的机会以及飞黄腾达的机会都不如发展中的北方和西部地区多。

　　南方不能吸引大量的白人移民，对此感到遗憾的南方人并不多，实际上，他们往往悲叹居然还有少数白人来南方定居，他们何必欢迎那些乘船而来的倔强的爱尔兰人、有主见的德国人和难以同化的犹太人呢？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期间，一位报纸编辑曾警告说，可能来南方定居的白种工人“是灾星而不是福星；他们往往是一群毫无用处的无赖——是我们特殊制度的敌人。”里士满的《观察家报》抱怨说，“这些移民同我们的祖先不一样，他们不是为了逃避宗教和政治迫害，他们只不过象牲畜一样来寻找肥美的绿草……他们将成群地定居下来，长期贯彻和宣传纯粹的（倒不如说是不纯的）实利主义。”格雷格提出发展南方制造业的设想时，曾小心翼翼地解释说，奴隶和已在南方的无业白人将是最好的劳工。许多南方代言人把南方的政治弊端（以及南方影响的削弱）归咎于欧洲移民的流入之类不受欢迎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