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睿和郭皇后关系:建国历程·4-4

二十四 隐蔽的社团：黑人教会

奴隶制强加给黑人移民的遭遇同来美定居的其他移民的遭遇截然不同。黑人在启程运往美国的那一刻起，就受其主人所订的各种法规的约束和控制。他只是在抵达美国后才渐渐地被迫认识到自己处于何种境地，必须干些什么。一开始他就处于暴力统治之下，但即使他摸熟了主人的脾性和要求后，仍被告诫说，他不能参加主人更大的事业或为更崇高的目标奋斗。美国的经验是：社会先于政府而成立，即在形成有效的力量促使人民服从之前，人民先要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但这条经验不适用于黑人。

在向西迁移的人群中，尤其在新兴城市中，竞争和自愿的精神占上风。建设事业推动者们总是这样说：既然来了，就决心住下去，因为他是自觉自愿到这个地方来的；他喜欢周围的社会，认为这里比任何其它地方都好；他还劝别人也在这个城市定居，并不是因为那些人迫于法律或传统的原因不得不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被当地美好的前景所吸引。但是在奴隶的生活中这一切是决不会发生的。他们生活的特点就是听命于人。奴隶是任人摆布的东西，除逃奴外，他们始终不算是移民，而只是别人的一笔动产。即使他们有时发现自己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例如西南边界的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这也并非出于他们本人的选择，而是根据他们主人的旨意。

奴隶感到不能与自己的朋辈享有共同的目标，也不能和他们认同，上述情况只是原因之一。富兰克林·弗雷泽曾指出，奴役黑人的方式是从他被放到“新世界”之时起，就摧毁他的非洲文化和传统习惯。要一个奴隶彻底忘记他原来讲的非洲话而从头学习他主人所讲的语言很不容易。非洲的语言多如牛毛，而奴隶们又来自不同的地方，讲的方言各不相同，所以最初连奴隶之间也难以交谈。这一点同有关口语历史的所有其它问题一样，不易搞清，只能推测。但是，我们掌握的少量资料表明，除了其它因素外，确实存在语言上的障碍，使刚到美洲大陆的黑人更加觉得自己与世隔绝，孤单寂寞。直到今天，在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大西洋沿岸的一个地区，仍有力数不少的黑人讲一种叫古拉赫的语言，其中许多词汇起源于西非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今天，语言仍然如此复杂，那就不难想象南北战争前的状况。那时大批黑人都是在非洲出生的，而且每年还有更多的黑人源源不绝地从非洲运来。直至一八五八年（宣布贩卖非洲奴隶为非法后半个世纪），仍有的四百二十名黑人直接从非洲运到佐治亚州的一个港口。不难设想当时语言不通造成了多大的混乱！奴隶主不屑学习奴隶的语言；奴隶之间又无法用母语交谈，所以只好学习或创造一种“洋径浜”语言来交谈。

非洲移民是没有家庭的。没有记载表明美国存在过一般的非洲家庭结构；各个家庭都被进口奴隶的人口贩子粗暴地拆散。同时，奴隶制度又设置了种种障碍，使黑人不能象南方的白人那样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家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黑人没有姓。当然，到美国定居的移民中，不单单是非洲人没有家族姓氏，在十七世纪，瑞典人、亚美尼亚人、犹大人都没有把姓带来。据汉德林夫妇的分析，到十八世纪，这些人都又取了姓，唯独黑人没有。

奴隶制造成的种种不人道结果，最严重的莫过于阻挠和转移母爱。富兰克林·弗雷泽在其经典著作《美国的黑人家庭》（一九三九年）一书中说：“母亲不能随意对孩子有自发的感情上的流露，哺乳和抚爱孩子也受到限制，因此她常常对自己的孩子显得很冷淡，这成了很自然的事。”南北战争前几十年中，家佣奴隶买卖兴旺起来，孩子与母亲分离便日益普遍，因为在奴隶居住的地方不可能单独建立家庭。黑人褓姆与其“白人孩子”的关系转移了她母爱的冲动和注意力，因为主人要求她细心照料爱抚白人孩子。弗雷泽指出，关于理想化了的黑人母亲的种种传说，主要起源于黑人褓姆的传统（对她们来说，母爱只不过是为别人尽义务而已），而不是起源于她们在奴隶制度下为自己孩子作出牺牲的故事。黑人家庭中母亲至上，是奴隶制的残酷现实造成的，在这种制度下，她的主人把她的孩子看作是自己的财产，夫妻关系的也由于外来因素而变得非常脆弱。

当然，奴隶和黑人自由民都是没有公民权的，也不能参加政治社团，如各种城镇会议，所以就更感到与世隔绝。同样，奴隶显然也不会感到自己与社会命运相关，因为只有拥有财产、参加经济竞争、与人合股开办企业的人才会有这种感情。

总之，奴隶不是任何社会的一分子。甚至他同自己劳动的种植园或自己所尊敬的主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不征求他的同意而结束，主人可以擅自决定奴隶新的劳动地点。赞成奴隶制的许多经济上的理由之一是：劳动力可以由雇主随意调迁。许许多多不依奴隶意志而转移的或者奴隶根本毫无所知的事情——奴隶主宣告破产，接遗嘱清偿房地产，烟草、大米、棉花等农产品价格的变动，甚至白人主人一时高兴或动怒，都可以迫使奴隶离开自己的家乡、家庭和朋友，到一个并非自己选择的地方去。

那么，黑人在什么地方才能感到自己是生活在自己的社会之中呢？他的处境同两个世纪以前到美国来定居的清教徒移民颇有一些共同之处，甚至威廉·布雷德福关于早期移民是出于宗教原因而迁来美国的解释也或多或少适用于黑人。“事实上，他们永远也不可能登上毗斯迦山，从这荒凉的原野看到美好的前景，产生希望，因此，他们除了乞求苍天之外，四顾茫茫，从外界任何事物中都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满足。”所以，黑人力图摆脱其孤立处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无需从非洲后裔身上寻找一些牵强附会的表面论点来说明黑人笃信宗教的原因。

宗教感情的加深可以略微减轻一些奴隶制带来的痛苦，这种感情是出自个人内心的，十分天真、炽烈，不为习惯势力和人为的问题所动摇。在黑人身上，清教徒所指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教会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这在过去和今后都是罕见的。美国黑人的宗教体验是与众不同的，由于他们深深感到惶恐、孤独、无能为力，他们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以求减轻他们的痛苦，这种在黑暗中探索的感情迄今在黑人灵歌中仍有表露：

天堂有我母，

光辉盖太阳；

天堂有我父，

光辉盖太阳；

天堂有我姐，

光辉盖太阳。

我辈上天堂，

光辉也将盖太阳，

远远胜过小月亮。

由于黑人个人的需要，和他们缺乏倾诉感情的其它途径，于是便产生了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形形色色自成一体的黑人教会。且看下面这首黑人灵歌：

我将参加那大团体，

我将参加那大团体，

它将点燃我小小的灵魂。

这一类教会最初正是在奴隶制的种种限制下产生并形成其独一无二的特点的。南方白人改变态度，让黑人加入基督教，这其问充满了担忧与希望、个人经济利益与传教和人道主义热情之间的矛盾。自古以来的传统是：不能把基督教徒列为奴隶，因此过去人们一直不愿让印第安人和黑人改信基督教。到十七世纪末法律有了明文规定，即使皈依基督教也不能使奴隶得到解放。至此情况才有所转变。在殖民时期后期，断断续续地总有人企图让黑人改信基督教，这些活动大多是在以伦敦为基地的传教团体的倡导下进行的：有英国国教的牧师，有“在国外传播福音协会”的使者，还有热心的浸札会教徒和卫理公会教徒。甚至在第二次“伟大的觉醒”时期宗教信仰复兴运动作出努力后，也只有较少的几个黑人成为正式的基督教教会成员。但是，当东弗吉尼亚等地的黑人人口超过白人人口之后，白人认真考虑的首要问题便是基督教宗教活动是否会影响黑人对白人的顺从。基督教能否说服黑人相信上帝早已同意奴隶制，上帝将在来世带给他们应得的报应，从而使他们更乐意接受自己低贱的地位？还是反而会使他们产生要求平等的危险想法？甚至由于鼓励他们集会，从而为鼓动家提供了讲台？各种教派各有其不同的观点，每个教派的态度还因时而异：当地发生的事件、关于黑人暴动的谣传和担忧对各个教派都有影响。但是，白十九世纪初以来，南方白人宗教界一直考虑的一个简单问题是基督教对奴隶制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是否能减少其弊端，发扬其优点，鼓励黑人逆来顺受。

基督教的全部历史表明，它是同时提倡谦让和勇敢精神的宗教，它是殉教者也是十字军的宗教，它是圣弗朗西斯也是圣路易的宗教。黑人从福音书中既可找到医治其心灵创伤的药方，又可明白其地位卑贱的原因，同时还可找到要求平等的理由，以及鼓励反抗的动力。但是，南方教会的首脑人物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基督教变成主要是奴隶制的支件：他们把奴隶制美化成符合《圣经》教义的一种家长制家庭形式，而自己的责任则是教育“家长”（即奴隶主，履行对“孩子”（即奴隶）的义务，教育“孩子”履行对“家长”的义务。他们的论点是这样的：“每位种植园主实际上是一个家长，他的地位要求他成为全家之主……社会的形式是希伯来式的……第五诫成了社会的基础。只有在对外关系方面，国家才是最高的领导，而一切内部职责，包括国计民生、教育以及个人的相应义务都由内部自行调节。”

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南方的教士们都在积极地履行其宣传家长制的职责。南卡罗来纳州浸札会主席理查德·弗曼博士在丹马克·维齐事件被镇压后不久说道：“除其它考虑之外，如果他们从自己的祖国来到这里后，在智力和宗教方面都有所进步，从而获得了新生（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都高高兴兴地怀着感激的心情承认这一点），那么，那些按基督教教义统治奴隶，为奴隶提供生计的公正而人道的奴隶主应该感到满足，相信自己拥有奴隶并不是一种道义上的罪恶，也没有违背基督教的旨意。”但是害怕黑人起义的情绪不断导致限制黑人的宗教活动，因为丹马克·维齐就是一个积极的卫理公会教徒，而纳特·特纳“将军”则曾当过传教士。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弗洛伊德州长在弗吉尼亚州议会那次历史性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谴责黑人传教士，说“特务和间谍从其它州带进来的蛊惑人心的文章和小册子就是通过这些人在本州的奴隶中传播的。”因此，他要求宣布黑人传教士为非法。

由于北方废奴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废奴主义音利用传教士在黑人中宣传他们的主张，南方便找到了新的理由向奴隶们灌输自己发明的那种基督教教义。查尔斯·科尔科克·琼斯牧师在他为奴隶主写的小册子《黑人宗教教育》（一八四二年在佐治亚州萨凡纳出版）中回顾道：自一八二O年以后，“南方各州为了对黑人进行宗教教育，掀起了复兴宗教信仰的热潮。”他还不厌其烦他说明，奴隶主引导奴隶加入基督教，不必等到来世就能得到好报应：奴隶主本身的经济利益将会增长，这是必然的结果。我并不是说，一个种植园引进福音后劳动力及其耕作的土地就一定会获得新生和活力，从而必然比没有引进福音的种植园更有利可图。全然不是如此，这种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因为有的种植园主根本不注意让黑人接受宗教教育，但他们让黑人吃饱、穿暖、住好，他们对黑人仁慈、照顾，由于精打细算，管理有方，善于调动黑人干活，他们的收入大大高于邻近宣传宗教的种植园主。我要说明的是：宗教教育有利无害。在条件相同的种植园之间，进行宗教教育的种植园比没有进行这种教育的种植园给其主人带来的好处更多。道德总是比罪恶好；这不是什么新发现，谁也不会怀疑其正确性……

对黑人进行宗教教育将有利于安全……我们虽说是一个蓄奴的国家，但是可以看得出，我们所处的环境使劳动阶级的任何革命企图都无成功的希望，不过，无论敌人（如果有敌人的话）多么虚弱，都不应该掉以轻心；无论危险看起来多么遥远，都应该有所准备……我坚信进行正确的宗教教育是达到预期目标的有效手段。对此是可以举出理由加以说明的，从福音的本质和倾向中即可找到理由。福音的本质是和平，最广义的和平；它的倾向（即使当它的影响尚未足以改造人们品德的时候），是缓和、克制人的情感；是使人更尊重他人的利益，铭记他人的恩惠，听命于尊长，受辱而不怨；不断提高对人类生命价值的认识……令奴仆认识到有一个监督他的上帝，上帝可以任意处置人和物……因此，他把命运托付给上帝，他乐天知命，安分守己，该服从的服从，该尊敬的尊敬。他不敢强求上帝关心和保护他。

为了进一步开展这项有益的工作，回答北方关于南方不关心黑人灵魂的指责，南方于一八四五年五月在查尔斯顿举行了有各个教派人士参加的大会，名为“关于对黑人进行宗教教育的大会”。与会者都是有影响的人士，代表圣公会、卫理公会、浸礼会、长老会，其中不仅有查尔斯·科尔科克·琼斯牧师、威廉·卡琅斯牧师之类的教会人士（后者后来成为南方卫理公会创始人之一），还有非宗教界权威人士，如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丹尼尔·赫格和后来取代卡尔洪成为参议员的罗伯特·巴恩韦尔·雷特。会议收集了南方各地的报告，肯定了宗教对约束黑人的良好效果。一位记者报道说：“连不信教的人也自愿出巨资对奴隶进行宗教教育，这有力地证明了宗教教育切实有用。”会议最后得出结论说：“确实，我们把对黑人的宗教教育看作是伟大的义务，并且不折不扣地把它作为南方的一项既定政策……这一工作必须继续进行下去。”

这项工作确实在继续进行，其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并非全部适合赞成奴隶制的人们的设想。农村许多奴隶主都赞成查尔斯·科尔科克·琼斯牧师关于“黑人教会组织的最佳形式”的主张：在各自由州里，白人和黑人都认为最好让黑人有自己做礼拜的教堂和独立于白人的教会组织。

但是在各蓄奴州里，把黑人与白人分开则是不可取的。最好是计这两类人同时在同一建筑内做礼拜，加入同一教会，听同一个牧师布道，同样参加圣餐、受洗礼、参加圣晚餐礼。他们必须受到同样的关心和同样的纪律约束；这两类人必须组成同一教区、同一教会、同一个礼拜堂。

如果出于无法控制的情况，要求黑人在另一屋里单独集会，单独聆听布道，他们仍应是白人教会的一部分。应在白人和黑人的联合集会上吸收或开除教徒，以及举行圣餐仪式。

这两类人在教会里的共处加强了他们之间联络的纽带，培育了相互间更友好的感情；有助于促进对主人的服从，使黑人更加虔诚，品行更好。一般来说，在各蓄奴州里组织独立的黑人教会组织所得结果正好相反。

许多地区的白人教会任命有色人仲当牧师或教堂看守，并由白人具体监督，这一做法效果甚佳。……

某些种植园规定黑人要参加其主人的家庭祷告，还专门为黑人划出侧廊或一块地方供他们祈祷。

但是仓些有组织的白人教会并不能包括南方黑人的全部宗教生活，黑人发展了自己的宗教活动。由于黑人单独的宗教集会大部分是非法的，而且参加的人，有时甚至包括牧师在内，大多是文盲，所以他们的宗教活动基本没有留下记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知道这类宗教活动是非常普遍的，后来逐步发展成为黑人社会的核心，并进而成为唯一组织形式。

黑人的宗教活动在白人奴隶主不注意的地方蓬勃发展起来，今天的历史学家几乎忽视了这一点。在城市里，黑人的宗教团体有时是十分令人注目的：城市的人名地址录中列了这些宗教团体的名称，甚至还列了传教士的名字。黑人需要自己的社会，这在小酒馆和杂货铺里欢乐的聚会中具体表现出来。但是在农村，无数的奴隶“教会”分散在各地，组织得很差，没有记事本，甚至没有名称。尽管如此，这些教会还是意义重大，不应该被北方黑人带头组织的更符合常规的教会淹没。

关于有组织的黑人教会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费城。费城有两位自由黑人教士：理查德·艾伦和阿布萨洛姆·琼斯，他们在旁人劝说下同意让他们的黑人信徒留在当地白人卫理公会组织内。但一个星期日做祷告时，由于他们拒绝到黑人专用的侧廊去做祷告，被人从跪着的地上拉起来。一七八七年，他们组织了“自由非洲人协会”。琼斯随后又分裂出来组织了“非洲人新教徒圣公会”，艾伦则创建了力量雄厚的“非洲人卫理公会教徒圣公会”，后者于一八一六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组织，艾伦是它的第一任主教，后来该教会又同“地下铁路”合作。

从长远看，黑奴宗教团体分散和隐蔽的特点对美国黑人的生活影响极深。正如犹太人在少数民族族聚居区的生活形成了他们对宗教和社会的态度，黑人在奴隶制下的生活也形成了他们对宗教和社会的态度。就这样，美国黑人被吸收到无数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中去。

即使奴隶主害怕黑人出于宗教目的而聚集在一起，他们也无力阻止，精明的奴隶主不得不同意他的 奴隶享有这种抒发感情的场所。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周游了“棉花王国”之后写道，“在许多种植园里，经过终日枯躁无味的劳动之后，宗教活动几乎是黑人被允许参加的唯一的纯粹非肉体消遣活动，一般来说，除此而外的一切精神文化娱乐都是不允许的。宗教活动基本上是不禁止的，在参加宗教活动时，黑人可以自由发泄个人的感情，表现个人的才智，而在纯粹的娱乐和教育性活动中则不允许他们这样做。黑人被压抑的感情在做礼拜和领圣餐时强烈地迸发出来，那种情况几足令旁观者觉得可怕，但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除了在不允许举行普通的喧嚣的宗教集会的种植园以及允许奴隶参加其它娱乐活动的城镇外，黑人普遍都'表现’得非常虔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参加社会上各种宗教仪式。”要事后描写这种散布各处的宗教集会的气氛颇不容易。也许只有当白人不在场时，黑人才感到舒但些。

有时候农村的奴隶星期日会逛到附近的小城镇去参加那里的弥撒。一八五一年，瑞典小说家弗雷德里卡·布雷默描写了查尔斯顿城外的一次这类传教集会：……村里一片宁静。几个黑人男子和妇女在外面站着，他们面容和善，看来生活不错。从一幢房子里传来了象是祷告又象是激昂的演说声。我走了进去，看见屋里坐满了黑人，多数是妇女，他们正全神贯注地聆听一个黑人的讲话，那黑人正满腔热情地向他们传教，他不断地打着手势，还用拳头敲桌子。他讲道的主要内容是：“让我们按基督的教导去做，互相爱护。当我们生病或即将死去时，上帝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使我们获得自由，我们就可以追随上帝，光荣地坐在他身旁。”

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无数黑人教会做礼拜的真实情况，也永远不能用数字来核实。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具有典型美国特点的宗教生活，它是在黑奴制的特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

黑人隐蔽的宗教团体具有明显的特征。第一个特点当然是各种“教会”多如牛毛，每个教会人数都很少。在白人新教徒中，各个教派之间虽有传统的、礼仪上和神学理论上的差别，同时却有助于把各教会联合成大的教派。但是刚建立起来的黑人教会尚不稳固，其领导人是半文盲，对各教派的细微差别并不清楚。每个奴隶“教会”由于不准与其它教会联系，因此也就自成一派了。这种“教会”没有传统的神学理论，传教士完全靠个人的秉性来主持仪式，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浸礼会地方自主权比卫理公会要大，所以黑人传教士比较自由，这是浸礼会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原因之一。传教士在黑人中有独特的威望。由于自人害怕黑人“受教育过多”，总把黑人传教士的文化程度保持在半文盲的水平，这使他们只能当牧师而不能当教师。当传教士的主要条件是会演说、会唱、会演，还要懂得一点《圣经》。因此，黑人的宗教集会给有才干的黑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当领导的机会。对参加礼拜的人来说，这种宗教活动既不是知识性的也不是冷冰冰的僵硬的礼仪，而是一种出自感情的，纯朴的个人直接感受，最重要的是，当黑人的宗教团体全由黑人自己组成，而不是白人的宗教团体时，它就成为黑人活动的完整天地，为他们提供所有的政治、文化、美学和社会生活，成为“国中之国”。

　　南北战争之后，甚至在奴隶的隐蔽教会与在城市自由黑人中形成的较为规范的宗教机构合并后，上述特征依然存在。黑人教会仍不断分裂，出现无数自称为新教派的组织；关心美国黑人宗教生活的人们早就埋怨黑人的教会“过多”。许多黑人教会仍以独裁方式管理：男人趁机在这种原己窄小的领域内建立男人统治，黑人教会仍然富有感情色彩，具有宗教信仰复兴运动的特征。正因为这些宗教团体包罗万象，为解放后无所适从的黑奴提供了文化、政治、改革活动的场所，从而成了领袖人物的活动舞台。当黑人在城市中面临新问题，遭到新的排斥时，这些特点就显得更加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