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丘之貉反义词:辛亥年的血

编者按
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把历经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彻底推翻了！中华大地从几千年封建王朝的轮替中，走向了新生，新的文明历程从流血后开始。当我们享受着今天的幸福生活时，怎能忘记100年前血染广州的七十二烈士？是他们的血唤醒了浑浑噩噩的国人；是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铺垫了走向胜利的阶梯！今天，本报特意刊发此篇文章，隆重纪念100年前的革命先驱者，纪念这些在广州这块热土沉睡了100年的烈士……
我时常想，中华民族所遭遇的危急鲜有晚清这样的危急，不只是国将不国，连文化也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她的臣民事实上所遭受的待遇比黑奴还要低贱。志士仁人、英雄豪杰在这个时代成批地出现，这个时代成了一个英雄照亮民族史册的年代，一个精神不朽的年代！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气节最有抱负的一群人。
透过时空虚无的帷幕，我看到了辛亥年的春天浩气盈溢、万物凄迷……
辛亥年整整过去100年了。
辛亥年的岭南，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气节、勇敢，为民族与国家前途以死相许，比之风萧萧兮易水寒，荆轲刺秦王的悲壮，更为震撼灵魂！这是一批精英的慷慨赴死，他们是结束封建统治的死士，其悲壮、决绝、惨烈，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罕见。我在读到他们写下绝命书，读到他们大义凛然走向枪口与屠刀，读到他们残破的遗体，读到七十二烈士马革裹尸，泪水在眼眶中回旋，浩气荡然于胸……
岭南大地，只有挺拔高耸的木棉树才配得上他们的气节与风骨，我常停下脚步，仰望这些岭南的英雄树，它枝干苍松一般虬劲、伟岸，花朵硕大如火如血，令人想起那些烈士的身影，我感恩于木棉，它在这滚滚红尘中标榜的是人间的气节与傲骨，标榜着精神的价值与力量。
午后，火球般的太阳直射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墓园，树木尤其竹林绿得苍郁，阳光的瀑布从高处的墓地直泻，濯亮纪功坊、碑亭、祭台、拱桥与石级，扎痛人的眼睛。打湿我衣衫的是奔涌的汗水。置身这光芒之中，头顶只有蓝天。仿佛有一个时光的场，我感觉那个呐喊与论争、骚动与流血的年月正在抵近。
凿下名字的石碑耸立亭中，七十二位烈士名字与籍贯分六排排列。碑上烈士的籍贯都是南方人，他们来自广东、福建、广西、四川和安徽，广东有41人，福建有19人。我一遍遍读着广东与福建，惊讶其数量之多。这两省都靠着大海，都有大量的华侨在海外。辛亥革命的火种就来自于海外华人子弟，是他们从西方带来了东方土地上陌生的词汇与观念，这些异端一样的思想最早在沿海传播，让国人惊惶、激奋、醒悟，让悲壮之士在闽粤出现，让从不过问北方皇帝的事情安顺守命的南方人，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南方之怒吼，挟带着大海的力量与深广！沉默了几千年的南方，它愤怒的力量当掀翻几千年的帝王江山。
石碑上排在第一的方声洞是福建人，1902年，与许许多多有志之士一样，方声洞到海外求学。日本是当时最吸引国人的地方，它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带给亚洲人以希望。那个时候，民族存亡的梦魇笼罩在每个有志青年心上。方声洞为国难登台演讲，讲得痛哭流涕。他和哥哥方声涛、姐姐方君瑛、四嫂曾醒都参加了同盟会。
同盟会的南方起义九次失败，又在组织第二次广州起义。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起义，是认为起义能够点燃全国人民反抗的火种。
辛亥年方声洞新婚不久。同是福建籍的革命党人知道这次起义的凶险，想强留方声洞，理由是东京这边革命任务需要他。方声洞却悄悄争取到了秘密运送军火回国的任务。3月31日，他乘船离开日本，微笑着向好友郑烈告别：“昔年秘密开会，追悼吴樾、徐锡麟诸烈士时，君所撰祭文有句云；'呜呼！壮志未酬，公等衔哀于泉下；国仇必报，我辈继起于方来。’今所谓方来者成为现在矣，宁不快哉！”
方声洞到香港后也不顾姐姐方君瑛和闽籍革命党人的劝阻，阴历3月27日晚上，他在香港给侄儿写绝命书，希望他为祖国尽力，并担负起照料诸弟妹、善事祖父的责任。第二天清晨抵达广州，又匆匆给父亲和妻子写下两封绝命书。
广州起义，方声洞已怀必死之志，已无生还之心。
阴历3月29日下午，五时半，起义爆发。正是万家灯火初上时分，榕树下的街巷人家正在准备晚饭。天空在迅速暗下来，骑楼下的店铺有的在打烊。这时，举义的螺号呜呜吹响。120人组成的敢死队，均手绑白布带，脚穿黑底胶鞋，带着一股旋风，突然冲了出来。
120人，中国知识分子最奇特的一次群体行动，他们不是以自己的学识本领贡献国家，而是选择以血。许多人在香港出发前写下了绝命书。信中写的是为国家与民族忠孝不能两全，祈望亲人理解、节哀、保重。
突然而至的枪炮声、爆炸声，惊破黄昏的平静。敢死队呼喊着，从没有见过这样勇敢顽强的军队，孤军深入，在血泊中冲锋……他们占领总督府，总督张鸣岐听见枪声已经逃走。转攻督练公所，与增援的清军半途遭遇……
血色黄昏，短兵相接，同盟会精英几乎斫丧殆尽。将相之才小卒一样死去，他们的死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伤与痛。
方声洞在一个叫双门底的地方被清兵围住，他镇定自若，一枪一枪还击，清兵在他面前一个一个倒下，学习过军事的他，俨然一个职业军人，一路击毙20多个哨弁兵勇。后面一颗子弹穿进了背，鲜血立刻染红了衣服，又一颗子弹从侧面击中了他，鲜血已经浸透了全身，他瘫靠在墙上，再举枪射击时，枪哑了，他没有子弹了。挣扎着，身子却越来越低下去，血已流尽，他头一歪，所有的喊叫声、枪炮声都离他远去了，他的生命坠入了永远的黑暗。
这一年，方声洞25岁。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写到辛亥革命，他认为最不该忘记的两个人，一个是杨衢云，一个是喻培伦。杨衢云在香港创立辅仁文社，首倡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他是最早的觉醒者、启蒙者，中国近代革命的开端始于他。而喻培伦，比之荆轲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时常想，中华民族所遭遇的危急鲜有晚清这样的危急，不只是国将不国，连文化也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她的臣民事实上所遭受的待遇比黑奴还要低贱。志士仁人，英雄豪杰在这个时代成批地出现，这个时代成了一个英雄照亮民族史册的年代，一个精神不朽的年代！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气节最有抱负的一群人。
喻培伦是四川内江人。他留学日本专研化学、炸弹，最初他“深念非科学不能救国”，“可以兴工致富”，他要走的是科学和实业救国之路，在日本他起早贪黑、刻苦学习，他给家里人写信，提出了自己兴办实业的计划，如兴办洋磁工厂、机器缫丝厂、火柴厂、机制糖厂以及改进制糖设备和工艺。但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清王朝让他的梦想一点点破灭了。
加入同盟会后，喻培伦“便舍豪华而尚质朴，与前判若两人。”这种转变，缘于多么深的绝望，多么大的痛苦。从此，他一心一意投身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同盟会总部交给他制造炸药、炸弹的任务。他因试炸时左手炸飞了三个指头，他于是决心研制安全炸药。
这时，他家中破产，为了不停止试验，他典当衣物，抵押官费券，终于制造成功一种威力强大而又安全的新型烈性炸药，并研究成功化学发火、电发火、钟表定时发火引爆的各种类型的炸弹。其方法被称为“喻氏法”。
同盟会的起义接连失败，书生们红了眼，丢下笔杆子，拿起炸弹和枪，欲舍生取义。他们想到的是刺杀。同盟会成立了暗杀部，方声洞的姐姐方君瑛做了部长。
1909年7月，喻培伦参加的第一次刺杀行动开始了——刺杀北洋大臣端方。但端方十分狡猾，他表面上取道汉口，到镇江就诡称上焦山一游，突然转回上海，乘轮船北上。喻培伦等人扑了个空。
这年底，喻培伦与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写下血书，这一次，他们目标更大，刺杀的是摄政王载沣。可惜在北京埋下的炸药被当地居民发现，居民于是报官。这一次刺杀行动震动了全国。汪精卫被捕入狱，喻培伦受到通缉。他为国慷慨赴死不能，七尺男儿，仰天长叹，有多少痛和伤让他彻夜不眠！
最后的机会来了，辛亥年广州起义，喻培伦制造了300多枚炸弹运到了广州。
起义时情况突生变故，同盟会通知延期，要求所有同志尽快撤出广州。喻培伦认为延期不妥，他找到黄兴，坚定地说：“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了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
起义枪声响起，喻培伦前胸挂一大筐炸弹，一马当先，直奔总督府，用炸弹将围墙炸裂。在莲塘街口与增援清兵遭遇，恶战三个多小时，喻培伦身上几处中弹，直到打光了子弹，他挣扎着再也爬不起来，清兵围上来将他抓捕。 刑讯时，他对着清吏以不屑的口气说：“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党人尤其是杀不了！”他终于把自己的一腔鲜血献给了国家。
这一年，他25岁。
广州起义找得到姓名的烈士86位，其中31位被捕刑讯后被杀；有的连姓名也找不到了。72，只是一个象征的数字。烈士们对国家民族的一腔炽爱，对亲人的不忍，对死的义无反顾，通过他们写下的绝命书留了下来。今天我们展读这些血泪文字，心仍然在滴血。它表达的不只是慷慨赴死的决绝，还有今天我们已无法企及甚至无法想象的胸怀。它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遗产，在迷失的时代，它闪烁的光芒能够照耀我们。透过时空虚无的帷幕，我看到了辛亥年的春天浩气盈溢、万物凄迷。
3月27日晚上，方声洞在给自己的父亲写信——
“父亲大人膝下，跪禀者：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者，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
“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3月26日晚上，林觉民在给父亲和妻子写信，在一座叫滨江楼的小楼里，他几乎写到东方拂晓。他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这一夜，不知多少回涕泪交加。20岁东渡日本留学，他谙熟日语，懂得英语和德语，可以从容地出入国际舞台。他给父亲写道：“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接 着，他掏出一方手帕，在上面写起了《与妻书》：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感！年少时读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总觉得这样的情操似有标榜之嫌。方声洞、林觉民这些活生生的人，哪个不是以天下为己任？他们很少考虑个人。“天下为公”，是一个时代的追求。一个只知逐利的时代也许无法理解这样的胸怀。
林觉民中弹被捕后，当时传言抓获一个剪短发、穿西装的美少年。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亲自在提督衙门审讯他。林觉民不会说广东话，就用英语回答，他慷慨陈词，满庭震动。他的回答就像一场演讲，综论世界大势和各国时事，宣传革命道理。讲到时局险恶，他捶胸顿足，愤激得难以自抑。他奉劝清吏认清形势，不要执迷不悟，只有推翻满清、建立共和才是出路。张鸣岐也不禁感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幕僚劝张鸣岐为国留才，而张认为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遂下令处死。
在关押的几天中，林觉民滴水不进。行刑时，他泰然自若迈进刑场，从容就义。这一年他24岁。
31位被捕的起义者，没有一个不是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没有一个不是视死如归。他们写的绝笔书，因为对象不再是亲人，无法儿女情长，却更加义薄云天。
巨坟隆起，七十二位烈士埋成了一个大坟。坟顶一个方亭，亭内一块石碑，写着“七十二烈士之墓”。坟后，纪功坊高高在上，抬头仰望，最高处一尊自由女神像，圣洁、高贵、美丽，也格外不同。我惊讶于这个当年法国人送给美国的女神像，在中国南方一偶伫立了90年。这可能是中国唯一的一尊自由女神像。她代表了西方现代政治的肇始，也提示了100年前那一场场血雨腥风，它们思想源头的来处。死难者所向往所追求的正是这尊神像所昭示的民主自由之精神。这正是法国当年那一场启蒙运动开启的思想先河。
起义者从海外纷纷聚集广州，本土国民仍浑浑噩噩。
先觉者从华侨子弟到留学生，他们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思想，他们的孤愤与后觉者国民的愚昧麻木，恰成对比。鲁迅短篇小说《药》中小栓吃人血馒头治病的一幕，那血正是革命党人杀头的血。这巨大的反差无疑是悲剧的主要原因。
我凝望这尊以西方女性形象雕塑的石像，她的身姿像是一种召唤。这一刻，太阳偏西，女神在一片阳光中，周身散发出熠熠光芒，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感召。
枪声平息，战死的英雄与被俘后用铁链绑扎一一杀害的烈士，他们的尸骨从越秀山麓至双门底各街道上，一具具倒卧。血，流满了街头马路，由红变黑。血，溅红了广州辛亥年的春天。沉寂后的城市，连日凄风苦雨，天地为之含悲。遗体在雨水中开始膨胀，数日后，有的发臭、生虫，惨不忍睹。这些年轻的生命，来得那么遥远，在广州没有人认识他们。官府诬说他们是一帮地痞、无赖。市民从门窗偷窥血肉模糊的尸首，谁也不敢走近。有知情者慑于当局追捕革命党人的恐怖，也不敢殓尸。烈士们的尸骨断头折臂，残缺不全，被广仁、方便、广济、爱育四家善堂、院奉命收到了咨议局门前的空地上。南海、番禺的知事商量，打算把尸体埋到大东门外的臭岗。臭岗是专埋死刑犯的地方，被杀的犯人挖一个坑就草草埋掉了，尸体散发的臭气常飘向四周。烈士如果葬于臭岗，那将是对亡灵的侮辱。
留下来的同盟会员潘达微以记者身份寻找墓地，在广仁善堂恸哭求助。得到黄花岗坟地后，又找亲戚帮忙敛尸安葬。4月4日，100多个仵工，将烈士遗体洗去血污，穿上衣服，然后入棺。有的尸体还被铁索锁着，两三人一束，无法装入棺材，仵工不得不用铁锤把枷锁打掉，将尸骸一一分开。潘达微在现场指挥，逐一清点、辨认和登记，总共殓葬了72位烈士遗骸。100多个仵工抬着灵柩向黄花岗进发，一路静默无声，只有潘达微跟在后面，一路走一路流泪。市民担心官府镇压，只是远远凝望，许多人止不住热泪盈眶。天地含悲，下起了淅沥小雨。
第二年，中华民国成立。5月15日，从南京回到广州的孙中山率领各界十余万人至黄花岗祭悼，他亲自主祭并致祭文。孙中山为墓地题写“浩气长存”四字，于墓旁栽种马尾松四棵。他悲怆地挥笔写下：“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黄花岗墓地坐西朝东，在不知不觉中升高。马尾松、榕树、凤尾竹、柏树、棕榈树的阴影在这个夏天最后的阳光里加深、拉长。陵园如今处于广州闹市中央，树木竟然把四面的高楼都遮挡住了，只有东面可以放眼远眺，繁华的街市扑面而来，匆匆车流、人流，感觉却是远远的一种景象，隔了某种时空。
低矮的山岗居然给人俯瞰的高度，这条从大门开始一路往上的瞻仰之路，阳光下干净而明亮，像一条静静的河流，可以洗涤尘埃、清心明目。远处钢筋混凝土的森林，是现代城市疯狂扩张的戟和矛，已经冲向了更远的地方。辛亥年的死亡就在这山岗上；城市的崛起、喧哗在山岗下。一片坦荡与一片密集对接着。我突然冒出这样的念头：这是烈士们追寻与牺牲的意义呈现吗？在他们赴向死神的时候，他们心中新的中国是否与今天的模样类似？他们每天看着远处的变迁，会不会拷问自己牺牲的意义？
今天的知识分子不再像他们那样谈抱负、主义与理想了，世俗的利益已经让人无暇他顾。我想到杜凤书在母亲面前摘下戒指的那一幕，他是为了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去献身。现在的人戒指的摘与戴再也无关乎生与死了，若是为着人世间的一份爱与温暖，这也是令人心动的一刻；若是一种交换，世界上有价值的事都以钱来衡量，这样的举动，一定显出卑微。时代远去，辛亥年远去，但愿这座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还有人记得广州起义。烈士墓前冷冷清清几个晃动的人影，躺在鲜花围绕中的烈士，也许还不至于那么孤单吧。
傍晚，我在广州的猎德大桥开着车，桥下的珠江，一闪而过。收音机里年轻的歌手唱着情歌或劲歌，黄昏时的五彩霓虹刹那间出现在头顶的天空之上。我又一次想到，革命与这座城市还有关系吗？当上百层的摩天大楼矗立于珠江之滨，城市全变成了钢筋混凝土与玻璃幕墙的世界，千万人口的聚集，新的造城运动，甚至历史的痕迹也难以寻觅，100年，该是多么遥远！
一艘游轮从桥下钻过，向着下游的琶洲驶去。我想起下游的黄埔军校，几年前在那里看到过一张照片，它一直在我的脑子里不断浮现：一架自制的简易飞机，上下两层钢架与布做的长长翅膀，可能刚刚试飞降落，一群人在飞机前一字排开合影。他们大都是军人，但个个气宇轩昂，充满理想主义的神情，特别是一种浪漫的气息，从他们的笑容与身姿体态上弥漫开来，让人感受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场。他们不像军人倒更像是诗人。记得其中就有张治中。   这样的军队出现英雄不足为奇。黄花岗烈士墓就埋葬了很多来自这个部队的英雄，他们都是当年孙中山亲自批准安葬的援闽粤军飞行家叶少毅，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如，陆军上将邓仲元，中国革命空军之父杨仙逸，陆军中将苏松山、谢铁良，刺杀洪兆麟的烈士韦德，潮梅军前敌司令金国治，陆军少将梁沾鸿，烈士梁国一、雷荫棠、王昌、史坚如、范鸿泰、翁飞龙等。有黄花岗烈士的感召，后来者纷纷为国捐躯。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不同的年代彼此相看已是传奇。时代精神气象的差异让各自变得失真！似乎是时间在改变一切，它可以让大地葱茏一片，百花争艳，也可以使万物萧瑟，荒凉孤寂。历史因人因时代可以崇高，也可以卑下、猥琐、蝇营狗苟。
辛亥革命100年，我们该怎样去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