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染读音: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谈科学认识人民内部矛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四大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日前就科学认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
王伟光说，当前我国各种关系基本协调，政局基本稳定，社会基本和谐。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基本协调、稳定、和谐的前提下，人民内部各类关系和矛盾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新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在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同程度地普遍得到实惠的情况下，人民内部一些关系与矛盾趋于复杂与紧张，存在某种不安定的隐患、不和谐的因素，影响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社会差别问题
王伟光认为，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别，以及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社会差别呈继续拉大的趋势，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层表现，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存在不和谐因素的深层原因。
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反映在分配领域，集中在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上。差别即是矛盾，差别持续拉大引发矛盾加剧。以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别持续扩大的数据为例：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别是2.47:1，1984年变为1.7:1，缩小了，因为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提高了。随后，收入分配差别逐渐拉大，到2005年，达到3.22:1。有专家学者认为，考虑到福利、生产成本的支出、实物的估价等因素，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别已达到5倍～6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别扩大趋势还没有完全扭转。除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别拉大以外，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不同地区居民、脑体劳动者、不同所有制职工、不同行业员工的收入分配差别也不同程度地拉大。
除了收入分配差别之外，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脑体差别、行业差别等社会差别也在拉大，明显体现在区域差别，特别是城乡差别上。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农村和落后地区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突出，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任务艰巨。
从1980年到2004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由50%增加到58.8%，中、西部地区分别由30%和20%下降为24.7%和16.8%。人均GDP的相对差距进一步扩大，东部与中、西部分别由1980年的1.51:1和1.91:1，扩大为2002年的2.1:1和2.61:1。区域差别仍在拉大，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城乡差别还在拉大。全国农村60%以上的贫困人口在西部，约2000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城乡差别拉大不仅体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还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越发明显。
首先是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拉大。2002年，仅占全国人口25%的地级城市(不含辖县)实现的GDP占全国63%，而占全国人口60%以上的农村实现的农业增加值仅占GDP的15%。城市规模急剧扩张，房地产快速开发，使一些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农村出现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劳动力素质下降现象，财富向城市集中。
其次是农村居民在就业、社保、教育、卫生、文化、福利、环保等公共事业方面与城市居民差别明显凸显，社会事业及其基础设施落后于城市。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别，以及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社会差别程度不同地在拉大，成为影响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合理协调分配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社会差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紧要问题。
贫富差距和社会贫困问题
王伟光指出，部分社会成员贫富差距趋于扩大，社会贫困问题凸显，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存在不和谐因素的突出原因。
贫富差距拉大的直接后果：一是社会贫困问题显现。目前城镇中仍有1200万人处于相对贫困中，人均年收入1059元，比全国人均收入水平低54.7%。2003年按人均年纯收入882元的“低收入人口”标准，农村为5617万人，占农村人口比重6%。按人均年纯收入637元，农村为2900万人。
二是社会公平问题凸显。在多数居民收入水平都有较大提高的同时，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上升很快。群众对分配不公、不正当收入造成的差距，对违法、贪污、犯罪致富现象，心理不平衡，十分不满。解决贫富差距和贫困问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问题。
社会成员分化和流动问题
王伟光说，阶级、阶层发生分化，一些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产生了，社会成员流动性加大，构成结构重组，呈多元化利益格局，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表现，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存在不和谐因素的重要原因。
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和组成发生深刻变化，领导阶级内部关系多样化。在公有制经济，领导者、管理者、经营者与生产者之间存在差别和矛盾；工人阶级内部分为不同的群体；少部分拥有较多财产的职工与普通职工或贫困职工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的比重越来越大，收入逐步提高，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与体力劳动者的差别也在拉开。
农民阶级发生了新的分化和组合，农村居民内部关系复杂化。多数农民成为实行土地个人承包的农业劳动者；出现了庞大的由农民工构成的新的工人群体，该群体处于城市生活的下层；一部分农民成为个体经济和非公有制企业经营者；在农村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中，形成了企业经营管理者群体；在农村的党政机构组织中形成了农村领导者、管理者群体；在农村学校、医院、农业技术推广站等还有一部分农民知识分子。
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发展很快，形成拥有相当财富的高收入的企业主阶层，他们作为雇主和作为雇员的员工的矛盾，经营管理人员与员工的矛盾客观存在。有的非公有制企业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差，拖欠、克扣工资，随意加班，侮辱工友，雇佣童工等问题，业主同员工之间关系紧张。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之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但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有一定差别和矛盾。
科学分析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正确认识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新变化，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正确处理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
社会就业问题
王伟光分析，就业形势严峻，劳动力供求矛盾紧张，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直接表现，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存在不和谐因素的直接原因。
就业压力增大。我国13亿人口，年龄15岁到64岁的劳动力是9.09亿，超过发达国家劳动力总数3亿以上。“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下岗失业人员1300多万，2300多万人需要就业。复员退伍军人、大中专毕业生、残疾人等就业安置难。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失业问题比较严重。城市登记失业率2003年4.3%，2004年4.2%，2005年4.2%，2006年预计控制在4.6%。登记失业率和实际失业率有一定差距，实际失业率可能高一些。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困难。我国农村劳动力4.9亿，现有耕地只能容纳1亿左右的劳动力，乡镇企业可以安排1.33亿，到城市打工9900万，还有1.5亿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农村耕地逐渐减少，全国约有3400多万农民失去土地或减少耕地。2000年到2030年，我国计划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意味着1亿多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
就业率是直接检验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一个标准。降低失业率，提高就业率，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紧迫问题。
群体性事件问题
王伟光坦言，近些年突发的群体性事件，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表现，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存在不和谐因素的集中原因。
群体性事件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数量不断上升，规模不断扩大。十多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也大幅增长。引起原因大多是物质经济利益问题。居第一位的是生活待遇问题。属于政治性问题不多，物质利益诉求是主要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大多数是普通群众。另外，引发、激化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因素增多。境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同“法轮功”、“东突”、“藏独”、“疆独”、“台独”等敌对势力进一步勾结合流，利用、策划、挑动群体性事件，插手群体性事件，是引发、激化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因素。
除以上问题外，少数领导干部的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政治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问题，民族宗教冲突问题，都会引起复杂紧张的矛盾，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诸多表现。正确处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处理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宗教冲突，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王伟光强调指出，一定要高度重视并科学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由于复杂的国内国际因素，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国长期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在特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突出地、大量地、经常地表现出来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社会现阶段人际关系上的主要矛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题，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社会就和谐，事业就发展；否则，社会就动荡，事业就受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