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十字路口——辛亥革命百年
(2011-10-31 22: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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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
孙中山
辛亥革命
分类： 思想杂论 民国最初的两年是一段很令人怀念的时光。那个时代的国人以空前的热情和勇气进行了一场宪政实验。尽管它最后归于失败，尽管它已很少被人提起，但这丝毫无损它的历史价值。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一书中痛心疾首地写道，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破坏任务原以为很难，却不曾想最终仍能成功，建设民国的任务原以为不会太难，却卒至一败再败，茫然无有头绪。在经过多次失败后，孙文被迫放弃自己以美国模式改造中国的梦想，用苏联的方法来统一中国。自1911年开始到1945年，规划中国历史的并非北洋军阀，而是坚持不懈的孙中山。直到现在，我们的执政党也源于苏式政党，孙的个人痕迹犹存。
尽管某些历史已无法改变，但困惑我们的是，为什么这场扭转中国命运的宪政实验最终归于尘土，孙中山和袁世凯由最初的相知走向黯然的分手？我们在分析其中原因的同时能否有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读这段历史？
满清覆亡的原因
满清覆亡不是辛亥革命所导致的。如同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死于某种疾病，我们绝不会认为，没有这种疾病，老人就不会死亡。清朝灭亡的情形与历代均不相同，相比明朝的快刀斩首，他更像是寿终正寝。清朝末期，国家不断派出留学生外出学习西方人的各类经验，但满清政府没想到的是，这些留学生在学习各类知识的同时也接触到了民主共和，中国的留学精英归国没有成为满清的顺民，却成了推翻中央政府的执行者。满清政府无能的思想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到社会各阶层。
武昌起义的直接领导者是孙武和蒋翊武，这两位仁兄在起义当天，一个因为试验炸药把脸炸伤送进医院，屋里有关起义的资料泄露无遗，另一个起义前两个小时在指挥部被一锅端掉，蒋翊武侥幸逃脱，但在脱身之际摔倒，直到武昌起义成功，他还躺在病床上。还有一位负责送信的革命者，跑到半路发现出不了城，干脆回家睡起了大觉。以这种只相当于香港黑社会水平的暴动能力，如果不是清政府癌症晚期，说他能推翻满清，结束帝制，殊难见信于人。然而武昌起义最终成功了，它何以能成功，下文还将分析。
其实，所有专制政权的灭亡原因都遵循同一路线。虽然，清朝最后咽气的姿态与众不同，但其内里的死亡原因仍逃不出专制灭亡的窠臼。如果读者仔细思考和观察我国历代专制政权的兴衰轨迹，可以从中发现两个明显的规律。
一个专制政权要衰亡，首先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政权的松动。这种松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央对地方控制的衰弱，地方政府部分的不听命于中央，二是基层政权的薄弱，无法控制最底层人民的违法行为；另一个条件是官僚机器的腐败，政府运作成本超出了国民承受能力。任何专制政府都无法摆脱这两种弊病，也都必将死于这两大杀手。
满清政府在同治中兴时还能让曾左李胡俯首听命，但到了八国联军杀进北京，各省督抚东南互保时，中央的控制权威就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地方势力根本无法控制风起云涌的革命党暗杀行为，至于普通民众剪辫子，到了宣统时期就更无法遏止了。民主政体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多采用地方自治，地方政府除了外交和军权之外，其他一切权力中央不得干涉，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但这种关系放到专制政体就变成死结。我国地方自治最盛的时代是汉朝，不过汉朝的地方自治是因为当时生产力落后，中央鞭长莫及，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唐朝因为节度使制度而导致地方反叛中央几乎亡国。到了宋朝采用中央集权又致积贫积弱，明朝踵其后迹，将所有优势资源收归中央，最后北京一被摧毁，地方无力抵抗，多尔衮12万大军竟能横扫寰宇。地方自治太过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导致国家分裂，中央集权太过，一旦遭遇强敌，首都陷落，地方无有藩篱，只能任人宰割。这道难题在专制系统内无法得到解决，成为王朝衰落的一个莫大隐忧。
民主政权的逻辑是，政府是佣人，如同业主委员会下的物业管理公司。我给他的税收越少越好，少到除了修路、国防等公共开支外只够给政府官员发工资。专制政权的逻辑是，鲜血打下来的天下就要有鲜血打回来的报酬。人民如同牛马，政府收取的税费时越多越好，多到让老百姓手里的钱刚好够维持生存。康熙当大清盛世时曾自豪的说，他一年的花销只相当于崇祯一天的花销。其实他比错了，他这位开国的圣祖怎么能选末代皇帝作为对手呢？如果真要相比，他也该找朱元璋，以朱元璋不用黄金只用铜的生活习惯，康熙的自豪还有多少呢？或者要比崇祯，也该着慈禧太后才是，以慈禧每天3万两白银的消费，相比崇祯每天消费一百多只鸡，康熙的自豪又剩几何呢？
专制政权在政府运作成本这一项上有惊人的相似，开国初期，政府机构精简，打天下的多还保留着简朴的习惯。时间推移之后，不可避免的管不住自己的手脚，机构越来越大，排场越来越大，钱越收越多，政府官员消费有钱，公共开支反而没钱。当底层的人民揭竿而起，那个庞大而腐朽的官僚机器除了轰然倒塌，什么也干不了。
革命的阶梯式发展
孙中山尽管是革命领袖，但他的业务能力和理论水平也是从零开始，步步探索而成。他最初推翻满清的动机，不过是觉得满人得了天下，治理不好，只要拿回到汉人手里，就能解决问题。这和洪门的反清复明处于同一水平线。同盟会时期的平均地权已是孙中山考察欧美国家之后才得出的结论。
孙中山在写革命回忆录时，说自己早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前就抱定主意推翻满清。就时间而论，孙可谓先知先觉者。因此他在革命初期难免曲高和寡。不过就形势而论，满清当时也确实腐而不朽，靠着洋务运动的力挽狂澜，满清当时还能勉强支持。任何专制政权灭亡都有一个过程，革命者是不能太心急的。诚所谓瓜熟蒂落是也，腐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咽气的。不过这个时间不好把握，因此，每当朝代灭亡的时候总有心急者充当炮灰。陈胜吴广是项羽刘邦的炮灰，李自成是多尔衮的炮灰，洪秀全是孙中山的炮灰。早在西汉末年，皇族后裔刘伯升就悟出了这个道理。他说，想要造反，第一拨都没有好处。
在每个革命时期，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都口称是为了四万万同胞，但他的革命依然被贴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标签。尽管彼时中国除了地主和农民以外，很少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业资本家，我们却可以从孙氏的革命方法中嗅出浓厚的资产阶级韵味。
孙的基本路线是从外往里打，因此前几次失败的革命全都是在靠近海边的城市进行；方法是募捐筹钱，然后购买武器招募军队打仗。他有一次暴动就因为原定购买的武器没有到货而失败。有意思的是，他还发明了定投基金的办法，让军队发放债券，规定购买这种债券的人，在革命成功之后，可以凭债券获得很高的利息。这种风险极高的“基金”当然少人问津。
这种方法让孙中山更像一位生意人。他在筹钱做一个项目，每一位国民都可以成为股东。只可惜，战争是持续性的，没有一个王朝会因为一场战斗而被消灭。孙的筹钱方法注定让他成为只有一次性消费能力的项目经理，没有后续源源不断的接济，革命的成功不过梦幻泡影。就在孙于海外屡战屡败的同时，内地革命形势也逐渐高涨起来。
光复会徐锡麟的革命方法较比孙氏又有所进步。他的方法是创办学校。让军官们以学校为掩护从事军事训练。他打着为国家训练军队的旗号，竟然堂而皇之的购买武器弹药，居然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学校在这里充当了两个角色，一是革命思想的聚集地，吸纳更多兵源，二是训练军官的场地。就方法而论，徐的大通学校可谓黄埔军校的雏形。徐的另一个特点是从内部下手，如同炸弹，不从外面轰炸，而先钻进目标内部再行中心开花。徐本人在起事前就是一名清政府官员，深得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不过他最后的革命方式没有选择战争，竟以暗杀落下帷幕。
徐锡麟虽然失败，他的方法却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后来的革命者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推翻满清，就必须运动军学两界，把军官和留学生这两道重要的政治势力握在手中。孙中山黄兴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吸纳进步的留学生，留学生回国搞社会团体拉拢军官，一时间都蔚为风潮。这种潜移默化的趋势逐年浸淫，润物细无声般的侵蚀到了清王朝每一个机体的内部，包括各级军事将领和行政长官，如同一个泡胀了的堤坝，欠缺的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武昌起义的成功其实与两位指挥者没有多大关系，最后自发起义的是潜入清政府内部作为军官的革命党，他们的起义得到了全国其他军官们的响应，一城一地的得失已不重要。
从孙中山的由内而外的攻击到内地革命者们内部潜伏而后四面开花，这是革命手段的一大进步。但是这种方法只限于灭亡清朝，却不能建设民国。因为革命者可以利用满汉的畛域观念渗透满清，却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渗透北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对付不了袁世凯，“平均地权、建立民国”也在袁世凯摇身一变而成革命者后失去了锋芒。
如果袁世凯真能与革命者合作，共建民国，也不枉革命家一生的奋斗。这是革命者最初的想法。袁世凯的想法如何？不得而知。后世史家更愿意做有罪推定，认为袁打一开始，就抱着帝王的心态与革命者虚与委蛇。这当然并不确实。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分手有许多原因，两者合作的失败让中国再次面临如何建立统一政权的问题。
临时约法的是是非非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像是革命党和北洋军彼此妥协的产物。按照孙中山和宋教仁的说法，中国的政治要学习欧美，不过孙更倾向于美国的总统制，宋更青睐法国的责任内阁制而已。但最后的临时约法，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产物，这个政治设计是革命党最大的败笔。在谈孙袁合作前，我们先不妨分析一下这个约法。
约法中最关键的内容在第十五条之后。他们规定的是总统、参议院、国务院的权力和职责。根据约法规定，总统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参议院的制约，包括宣战媾和、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国务员或外交大使。而参议院的职权则不受任何制约，他可以制定税法，议决政府的预算案和对外的借债条约。总统只有任命一般性的文武官员和军官可以不受限制。除了受参议院的制约外，总统发布命令还必须由国务员附署，国务院本是总统下属行政机构，居然也行使监督职能。这种怪头怪脑的制度下，读者可以想见，如果参议院和总统不合，如果国务员不与总统属同一政治团体，每天光扯皮就能让他精疲力竭。行政机构不是监督机构，不能行使监督职能，这是宪政常识，革命党内的法治专家大有人在。说他们不懂，绝不可信，而依然有此规定，当然是别有用心。
从对总统的限制看，这项制度更像是法国的责任内阁制，可是法国的总统原本就是虚位，实权在内阁总理手中，而内阁是由政党在议会选举获胜后组成的，内阁总理所在的政党手握议会多数。内阁与议会多数同属一党，不存在扯皮问题。从参议院可以弹劾总统看，又类似于总统制。如果总统出现重大失误，国会可以弹劾。但美国总统由民众直接选举，他只对人民负责，不对国会负责，国会只能一定程度上监督总统，而且要总统所在的那个党恰好不是国会多数。总统不称职，到期任满，人民用选票让他直接下岗。临时约法却规定，参议院可以直接组织法庭审判总统。
美国和法国的制度尽管都是民主制度，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保证主权在民的原则下，兼顾行政办事效率。人民可以以和平的选票方式让政府垮台，但政府首脑的日常办事权力受到保护。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是由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多数党来组建的，内阁的决议交由议会，有多数党撑腰，议会不会吹毛求疵的横加阻挠。美国总统虽然由人民选举，但人民不会天天去限制总统的行政作为，而只是四年之后看一个总结果，再定总统的去留。对总统的监督只有国会，但这种监督是相互监督，总统的决定要交国会通过，国会的法案总统也可以否决。其实，所谓民主，最重要的是执政者干的不好，人民或代表人民的议会能让他下岗，而不是总统的一举一动都要听命于人民。这是处理民主决策和行政效率中一个要精确拿捏的领域。不成熟的民主国家，很难在这个问题处理妥当。
如果当时中国完全照搬法国或美国任何一种模式，至少在制度上都没有问题。可是临时约法却没有这么做，而是枝枝节节的东拼西凑。他的实质其实是让总统变成参议院的傀儡，如果由参议院多数席位政党的领袖来出任总统，倒也算是责任内阁制。偏偏民国的参议院是革命党的大本营，总统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黄兴，而是北洋系的清朝遗老袁世凯，彼此的不信任让孙袁的合作注定了悲剧的结局。
这个看似微妙的细节是中国宪政实验失败的重要原因。立宪党出身的袁世凯当然不知道个中玄机。孙中山或许也是朦朦然。但有一个人，我相信他是绝对洞若观火的。然而为什么对欧美政治制度了若指掌的宋教仁要做这一篇完全行不通的约法呢？宋当然没有这么笨，他的如意算盘是，在过渡时期，先让用参议院捆住袁世凯，到正式国会大选时，他再领导那个由同盟会改造成的国民党赢得国会多数席位，由自己出任内阁总理，在政治上彻底架空袁世凯，兵不血刃的实现铲除北洋政府的革命理想。可是天真的宋忘了，中国不是美国，那时还是枪杆子出政权的游戏规则呵。
超然内阁的风波
根据辛亥革命之后的秘密谈判，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后，与他搭档的国务总理是代表革命党的唐绍仪。这个合作还不到半年，唐就连招呼都不打，挂印而去，闹到举国哗然。其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临时约法导致的无尽扯皮。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第一批内阁成员是超然内阁。所谓超然内阁，是内阁的成员政治成分要均匀分布，各个派系均有，其政治态度取超然之意。这种做法是宪政之大忌。法国的内阁是清一色的政党内阁，阁员均来自同一党派，美国的内阁纯系总统私人顾问，对决策不能有任何干预。因此，林肯总统面对阁员反对他的意见，可以潇洒的说：那我们对我个人意见进行投票，六票反对，一票赞成，通过。
按照当时的临时约法，总统发布命令要国务员附署，唐绍仪的内阁成员除了有袁世凯的北洋系官员，还有革命党的官员，甚至还有无党派人士。大家当时天真的认为，这样的内阁真真正正可以代表全国各个阶层，可谓民主内阁矣。可是由于阁员们意见无法统一，兼任阁员的正副部长，有的干脆罢工回家，躲在一旁在报纸上撰文攻击。国务员有人罢工，国务总理就干不下去。由于彼此政见立场根本性的不同，任何讨论一入国务院，除了无休无止的争吵，什么决定也做不出。
身为国务员的蔡元培对此深有体会。他说，要么国务员统统由革命党来做，这是最理想的。实在不行，就让袁世凯的北洋系官员全部包揽，也比现在这个什么超然内阁要好的多。当然，这只是蔡元培个人的想法，革命党人自打一开始与袁合作就充满了不信任，如何肯让出国务院这块阵地，让袁党把持呢？就在袁世凯已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革命党的报纸还日日夜夜袁贼袁贼叫嚣不已，连同盟会大佬于右任都看不下去呢。
袁世凯到底是政治老手，虽然对宪政的认识水平远不如革命党，但面对这样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倒也能安坐总统宝座。重新组阁的时候，他说，还是超然内阁好，我主张搞政治要搞贤人政治，不管他来自哪个党派，只要他有才华，就应该入阁为国尽力。这番华丽的说辞除了应付门面的意思外，也透露出袁的老官僚局限性。中国传统政治特点是举贤政治，认为代圣人立言的贤人应当进入统治层，而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不管官员个人才华，只要他能获得足够多的选票。
袁随后拟让陆徵祥就任国务总理，同时列出了一份内阁成员名单。谨慎的他事先也探询了部分参议员的意见，出于对袁世凯的支持，大家也都表示同意通过。但在名单正式提交参议院时却未获通过。袁世凯急了：事先也问过你们，怎么事到临头反而变卦？原来，几天前，陆徵祥曾到参议院发表了一通演讲。我看演讲稿，并未见内容有不妥之处。也许是神情举止颇有玩世不恭的地方，总之不少参议员对他印象大坏，不敢予之神器。
从唐绍仪出走到现在为止，中央政府真空已经好多天了，总统的命令又必须要有国务员的附署，大量的文件积压无法处理。万般无奈的袁世凯拿出了中国请客吃饭的老办法，对着参议员们好说歹说。诸位，留着辫子大半生，三呼万岁的旧官僚，能低声下气的像美国总统游说国会那样游说参议员。说老袁真的无意共和，毋乃太过乎？第二次提交内阁名单时，袁还不放心，他的无赖性格又显现出来，竟然唆使军警闹事。因为当时的军队一直未发出军饷，其原因当然与中央政府迟迟未能成立有关，加上袁的幕后运动。一帮愤怒的军人跑到参议院门口聒噪，扬言选不出内阁，大家都不准回家。最后内阁名单通过了，革命党也愤怒了。革命党没有袁世凯枪多，但骂人的本事可比他强多了，于是乎，全国的报纸大骂袁世凯竟然以军警挟持参议院，实为万恶的专制余孽。
孙袁的蜜月与分手
世人皆知孙中山为讨伐袁世凯而发动二次革命，却不知二次革命并非孙所首创，早在孙之前，武昌的革命党就提出要二次革命甚至三次革命。原来，与袁世凯的合作虽有孙黄等革命领袖所倡导，但并非所有革命党人都买袁世凯的账。袁在政治上迭获成功，无奈时运不济，名声一直不太好。戊戌变法时，谭嗣同不找聂士成，也不找董福祥，偏偏选择找他，也无非因为他思想先进。可是那种情况下，找到谁谁敢答应呢？于是他背了个背叛旧主的名声。等到辛亥革命，他手握大权，无意保全清室，与革命党合作，又遭骂名。孙中山推翻满清就是革命，袁世凯背叛满清却被人说成欺负孤儿寡母的曹操。
倒霉的袁世凯一直被革命党视为民主的障碍，大家都不相信他会真心赞同共和。于是武昌风潮又起，部分革命党企图以军事手段对抗北洋政府。这当然系违法行为。临时约法明载：总统系全国陆海空军统帅。湖北都督黎元洪查出张振武与风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密电袁世凯。张振武被秘密杀害。张系革命元勋，袁又不肯公布张的犯罪证据。于是又是一阵举国讨伐。一心想振兴国家实业的袁世凯焦头烂额。
在袁最失落的那段日子，孙中山北上进京。满腹心事谁人诉的袁世凯一看到孙，想必少不了一番唏嘘。孙对他的同情可以反映在发给黄兴的电报上：“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就在孙中山表示同情之后不久。袁世凯遇到了另一件窝心的事。
当时，全国大局初定，按照革命党要求，各省的最高长官统一称为都督。随着民国建立，各省的民政与军政逐步剥离，有一些省份开始以民政长作为行政最高长官，也就是现在的省长。当时袁世凯任命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按照临时约法，大总统可以任命文武百官，不须经过参议院的同意。但却遭到革命党的反对。他们抬出的理由是，现在官制未定，民国到底是否地方自治尚在未决之中。如果采用美国的联邦制，那么民政长就要由地方议会来选举，而不因由总统任命，地方官制官规权在参议院。这是临时约法的一个漏洞。上面既没有规定我国采联邦制，也未说不采用。这场官司便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头案。
其实，所谓约法上的争执不过是台面上的冠冕堂皇。真正的原因是革命党与袁世凯的相互不信任。江西省是革命党势力范围，袁世凯在这里安插他的亲信，革命党绞尽脑汁也要阻止。就像当年唐绍仪和同盟会推荐王芝祥任直隶都督，而且声明直隶都督不掌兵权，军队由总统指挥，袁世凯都死也不肯同意。这本是双方心知肚明的事，但戏还得接着演。江西都督李烈钧采用文武两套手法拼死抵挡。汪瑞闿官声不佳，江西人群起反对汪瑞闿入赣主政。李烈钧倒摆起了调合的面孔，实际则加以利用。他在发给北京的电报中一再强调自己在稳住局面，无奈江西人民反对声浪太高。暗地里他一面扣押运往上海的军械，加强武装以防袁世凯又以军队再行压制。当时中央在九江有一部分军队，随着李烈钧的强硬，双方顿形紧张，大有一触即发的态势。手握重兵的李烈钧竟然命令军队炮击。九江镇守使戈克安心知不敌，也不敢扩大矛盾。袁世凯担心局面失控，收回了他的任命。身为总统，连一个省长都任命不了。无怪乎在《走向共和》电视剧中，袁世凯愤懑地说：我的权力还不如清朝的一个总督！更令他气愤的是，约法明载总统为全国陆海军统帅，李烈钧却运动地方军队来对抗中央的人事任命，自己当的这是哪门子统帅呢？
一系列的事件让南北局势呈现出风雨飘摇的气象。宋教仁的被刺将双方矛盾推向了顶点。前文说过，宋的政治理想是组成清一色的政党内阁，通过全国大选，让国民党赢得国会多数，国民党组阁后，由他出任内阁总理。宋不但精通西方宪政，对竞选运作模式也就轻驾熟。经过他的幕后推动，国民党在选举中大胜其他党派，虽然没有占到国会的半数，但其他所有党派所有席位加起来还不如国民党多。将国会收入囊中之后，国民党的下一步目标就是组阁入主中央了。
说起宪政，相比宋教仁炉火纯青的技艺，袁世凯最多只是小学生水平。他哪里看得懂这套玩法？但袁到底是从政三十年的老官僚，饱经官场倾轧、尔虞我诈的历练。他玩不转现代政治，玩起封建官僚政治却也是出神入化。早在大选之前，他就没少干收买国民党骨干的无赖事。这下眼看着宋教仁兵临城下，老袁真的急了。又是金钱又是美女的对付宋教仁。在诸多手段失效后，宋竟神秘的被刺身亡。这一要案至今没有定论。
根据事后公布的总统府往来电报，袁世凯确有对付宋的办法。他和赵秉钧指使洪述祖让应桂馨往日本搜集宋的花边负面新闻，利用舆论把宋搞臭，结束他的政治生命，但电报里没有让人刺杀宋教仁的内容。唯一最直接的证据是，应桂馨在宋死后还向洪述祖发电报，称毁宋成功。但事后赵秉钧辩解说，中文字里的“毁”意思是毁人名节，而非取人性命。总统府工作人员回忆，袁世凯获悉宋教仁死亡的消息是在第二天午休起床之后。袁获悉之后的第一反应是非常惊讶，他自言自语：宋一死，今后国民党更难讲话了。也许袁真的并无意致宋于死地，但他却成为头号嫌疑人，因为他是宋死亡的最大受益者。
宋死之后，革命党内曾有法律解决的呼声。因为宋的死亡虽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但到底是刑事案件，应交由司法部门审判。当时中国司法机构草建之初，面对这样的大案要案，早已力不从心。各方政治力量的干涉是任何一名法官也无法抵挡的。革命党组织的特别法庭决定传唤国务总理赵秉钧，但赵拒绝到庭。咽不下这口气的革命党于是揭竿而起。这次革命党的民众支持远不如辛亥革命。特别是国内开厂做生意的人，雅不欲再生事端。革命党街头演讲时，连工厂的工人都苦苦哀求：让我们过两天安生的日子吧。二次革命的最先发起者还是李烈钧，在袁世凯下令罢免李烈钧、柏文蔚的都督职务后，二人表面也都奉命离职。李烈钧离职后在火车上作出了起兵讨袁的决定。回到军队的当天上午，革命军开始炮击北洋军。
耐人寻味的是孙中山的态度，宋教仁案刚公布时，孙通电演讲说：自此之后，皆为民党与官僚的斗争，并未点名袁世凯。等到袁世凯大借款时，革命党疑心袁在刺宋之后，即以借款为后盾，企图武力解决南方。于是参议院不顾大借款已于上一年审核通过的形势，又抬出不少说辞阻止大借款。孙中山也着急上火的发出通电，呼吁欧美各国不要借款与北洋政府，并在通电中明确指出，借款肯定系战争费用。欧美各国对此一阵冷嘲热讽：中山先生既非国家官员，又非参议员，凭什么通电各国干预国家行政？孙的讨袁表态已是李烈钧于江西开战一个多星期之后，他在通电里对袁世凯说：你还是辞职吧。也许，他的内心除了愤怒之外，还有一丝惋惜。
早在宋教仁被刺之前，孙中山也好，袁世凯也好。他们都知道，这样的形势下去，分手只是迟早的事，无奈形势比人强。革命党和北洋军都不想开战，但是合作的前景却是如此渺茫。究竟如何才能化沧桑为正道，没有人能给出答案。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合作彼此都拿出了诚意。但革命党和北洋政府的合作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迸发出一个和谐的音符。原本互不统属的两大阵营经过一次短暂性的貌合神离之后，终于还是分裂了。
中国转型的三层次
二次革命仅两个月就溃散了。他的爆发意味着中国宪政实验的彻底失败。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性转折为什么只持续了两年就黯然夭折？南北阵营的互不统一，北洋政府对宪政知识无知都可以说是失败的原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这场宪政是要将中国的上层建筑打造成美国式。但中国的文化系统却与美国相差甚远，任何扭距太大的改革都将因步子迈的太快不可能一战而获成功。
以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要完成这场深远的政治转变，必须经过三个层次。任何政治形态都包含有两大层。一是政治理念，二是政治实现形式。所谓政治理念，是指一个国家组建政治模式的思路。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源于儒家学说。他认为，社会是由一个一个的家庭组合而成的，数个家庭组成一个家族，许多个家族组成整个社会国家。国家是一个包含无数小家的大家。要治理好这样一个国家，就必须一套礼法约束人们的行为，再利用小家中的礼法逐步伸展扩大到整个国家，以实现政治稳定。所谓政治实现形式，是指实现这套理念的方法。任何理念不过是一种思路，并无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何保证这种思路得到贯彻，便是政治实现形式的任务。中国的政治实现形式历经千年锤炼，早已与儒学若合符节。他的基层宗族制度、科举制、乃至三省六部制和法律制度都是保障儒学理念实施的方法。科举制从人才源头上把关，让思想儒化的人进入统治阶级。基层宗族制度是地方自治的核心部门，家族的族长不但可以对家族内部纷争从事道德判决，还能对修缮水利、赈灾放粮等公共性事务一展权威。国家法律也是儒学的翻本。诸如规定，儿子打死老子要重罚，老子打死儿子可以免罪等等。清王朝以前的岁月，中国从上到下的国家机器都浸透了儒学的味道。
欧美的政治是一种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舶来品。欧美以商业立国。他更看重个体，而不看重家族。在中国家族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单位，吃的穿的都依靠家族协作。人们吃什么就自己种什么。在欧美，个体是独立的交换单位。他做什么就不吃什么，而是拿到市场交易，来换回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欧美国家不看重家族结构的稳定，更看重交易秩序的稳定。任何一个经济秩序的背后其实都包含了政治秩序。比如甲将羊肉卖给乙，乙付钱给甲。这场简单的商品交易能够顺利进行必须拥有两个前提：一是交易的过程中，没有战乱，保证商业能稳定进行，二是政府部门能给予交易保障，不能胡乱收税。要实现这两个前提，外国人就自然会想到要限制政府，一让政府的军队不能对准老百姓，二让政府的官员不能胡乱收税。（这两种事是千百年来中国政府最喜欢干的事）如何实现这个前提呢？外国人的做法是民主和法治。这两项思路的总体理念就是有限政府。有限政府是西方的政治理念。他对政府做有罪推定，政府里的官员都是坏蛋，如果不加限制，就会胡来。
有限政府包含两个概念，分别是民主和法治。民主是保证政府必须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而出，人民可以用选票推翻政府。政府在具体行政过程中受民主力量监督，一些重大法案必须由投票来解决。而法治是保持个人自由的另一个武器。西方人是以个体为单位的，自然就要有保证个体的一套办法。所谓法治，当然不是指我们现在提倡的依法治国。如果按照法律条文治理国家就是依法治国，那么我国在秦朝就已经实现了依法治国，不劳现在再来提倡。法治的核心要义仍是对民主作出限制，构成有限政府的又一核心。国家的许多决策是可以用民主来制定的，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够由民主来解决。比如10个很穷的农民可以投票弄死一个地主，然后平分他的家产。这在欧美人看来是不允许的。法治是民主的边界，民主遇到法治，就必须让路。因此，在立法机构在制定宪法时，会将各类条文安定妥当，政府或立法机构在重大决策时一旦被司法部门裁定违宪，任何命令都属无效。西方各国实现这个理念的方法有很大不同，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他们由此而衍生出的上层建筑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联邦制、军队国家化、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等等。
从以上的分析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相差非常远；也可以想象，孙中山要将前者改造成后者的难度有多高。一个国家政治体系的发展首先是政治理念的形成，而后是政治实现形式的探索。但一个国家学习另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其顺序刚好相反，他先学的是政治实现形式，然后才是政治理念的逐步转移。因为政治制度的照搬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而思想风气的熏陶却不可一蹴而就。
民国初年的这场宪政实验也是按照这种顺序进行的，如何又会失败呢？那是因为他们在三个层次的转型中都出现了问题。政治理念方面，只有宋教仁等少数民党精英能领略西法三味，与他们合作的袁世凯，对民主共和制度虽不至一窍不通，至少也是隔山打牛，雾里看花。否则以袁的老谋深算，何至于着了宋教仁的道，当了那么长时间的临时大总统，还没看出政党是宪政的基石，自己不组建政党，就无法参与国会的角逐，而等到宋已占压倒性优势的时候，才急急忙忙又是贿赂，又是舆论中伤，甚至扯上暗杀嫌疑呢？
政治实现形式方面，前文已述，革命党出于对袁世凯的不信任，仓促制定出了并不操作性很差的约法，以此为约束老袁的紧箍咒。西方的议会选举、政党组建、军队国家化等一系列制度都是环环相扣，彼此息息相通。你学一件就必须学第二件。可是当初中国的宪政改革只造出了一个不成熟的约法和一个临时参议院，政党政治都没有组建起来，唯一最大的同盟会也因为成员间彼此政见的不同而四分五裂，乃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讥诮。这样一个拙劣的政治实现形式，你想指望他正常运转都十分困难，哪敢指望他能实现民主法治呢？
中国当时为什么没有组建起像样的政党呢？这就要说到转型的第三个层次，社会大众。社会的转变归根到底是人的转变。就算中国的政治披上了欧美的外衣，可是中国这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是儒化的人，如何一朝一夕就转变的了呢？因此人们思想观念，行为举止的改变是转型的最难也是最后一个层次，这个层次的转变在民国初两年几乎是一片空白。民初的宪政是浮于表面的改革，他没有触动中国最底层的结构——农村，农民。就在知识分子们为了民主共和在报纸上争吵不休的时候，守着一亩三分田的农民却只关心他田地里的收成。这是中国宪政改革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说到这一点，美国的一个政治特点可为佐证。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讲述这样一个细节：在美国，哪怕是一个没有工作的文盲，要是说起如何选举，如何拉选票那一套来，人人都说的头头是道。所有美国人都有这样的观念：你想要让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就必须想办法说服多数。
中国历史的转向
民国之后的两年，袁世凯在民主共和的反面越走越远。废了约法不算，最后老袁心一横：你孙中山可以16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俺老袁拉选票不比你差，当不得宪政下的皇帝？最后他用1993个赞成票把自己抬上了皇帝宝座。近年来，为袁世凯翻案的文章层出不穷，不少人想给袁世凯摘掉窃国大盗的帽子。袁世凯是如何让这1993个选民全部都投赞成票的？北洋密档仍在，里面把袁世凯密令地方作弊弄选票的方法写的清清楚楚，诸君何妨查阅查阅之后再下结论呢？袁氏称帝失败后，接下来的就是军阀混战，无一可记述之事。
宪政改革的失败让孙中山面临一个老问题：如何组建新政权，重新统一中国？欧美的道路失败后，孙在多次的失败后终于化蛹成蝶，被迫走上以苏式方法改造中国的道路，中国历史自此转向。孙在临终前仍一再强调要联俄联共，都是多年革命失败后总结出的血泪经验。
民初的两年宪政实验和后来的军阀混战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插曲，插曲之后中国国民党接上了辛亥革命之后的步骤，继续完成统一政权的使命。读者可以发现这个有趣的现象：如果将辛亥革命之后一直到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前的历史剪掉，拼接后的历史仍是一段完整的电视连续剧。
其实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是主义的历史，也是方法的历史。自晚清开始，中国的历史其实是一段建立政权的历史。自袁世凯开始，就意图统一中国，但都因为方法的不对头而失败。孙的探索自海外借款开始，后来发展为光复会的运动军官，组织政府军队倒戈，再后来又发展为寻找外国援助，以苏援为后盾，以黄埔军官为先锋，以国民党组织为框架，最终靠着一支革命思想打造成的军队在形式上统一中国。
国民党的革命历经多年发展，有军事推翻满清的方法探索，有与军阀们合作搞宪政实验的惨痛教训，有最终依靠外援和军校统一中国的经验。这其中除了主义之外，更多的是方法。方法是影响历史的更重要因素。你有再好的主义，没有方法为之执行，这样的主义只能停留在课本上，而不能形成全国性的影响。国民党无力扫平军阀，结束分裂，他再有主义，也无法实现。
中国国民党的方法一直都在进步，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和宪政失败的原因有点像：没有触及中国最底层。这个方法为共产党人所发现。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中窥破了这个奥秘，通过颠覆性的改造基层政权，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让每一位农民都自觉的成为被组织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以新势力的面孔登上历史舞台。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这个方法只是改变了社会财富的结构，就让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一举解决了兵源和经费两大难题。比起当年孙中山在海外为革命筹款，苦苦奔波而囊中羞涩想相去何啻霄壤。起孙氏于地下，看到这等手段，必要瞠目不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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