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其的故事二十字:能量机动

茫茫碧空，硝烟弥漫，铁翼划破云端。空战史上著名的王牌飞行员希特霍芬、哈特曼、奥黑尔……这些传奇人物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取得空战胜利的？空战有规律可循吗？如果有，又是什么？自第一架飞机被击落以来，这些问题就一直困扰着飞行员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少数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先后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最经典的如空战制胜4要素———高度、速度、火力、机动。但这就是空战的本质和全部了吗？没人知道。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破解空战规律的桂冠终于戴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空军少校头上。约翰·伯伊德研究的“能量机动理论”，从此改写了空战历史。这一理论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发展到后来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空战战术理论，而是更直接影响到战斗机的设计思想，可以说是自然科学理论解决作战难题的成功之作，它给我们留下的启示是深刻的。

　　首先，作战理论的根基仍然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自然科学体系，因而自然科学理论对创新战略战术有内在的逻辑力量和独辟蹊径的奇特“魔力”。在伯伊德之前，没有人从能量的角度来考虑空战问题。分析的因素都是飞机的位置、飞机的速度等，这些都是几何量。可以说是用“几何空战”的观点来描述空战战术的。一直以来飞行员也是这么思考的。比如战斗机在水平面的转弯机动和在垂直面的俯冲、拉起，这其中就有动能和势能的转换，但飞行员们从来都没有从能量转换的角度来探讨其中的玄机。伯伊德便开创了空战理论的新时代：能量空战VS几何空战。其显著标志就是伯伊德在其名著《空中进攻研究》里成功地用“能量空战 ”的观点解决了“滚转剪刀空战战术”的正确运用问题。可见，只要能找到恰当的“切入点”，自然科学理论便可以直接用来破解作战理论的难点和困惑。

　　其次，战场指挥官能够切中要害地运用自然科学理论巧妙地化解战略、战术中的未解之谜吗？不可否认，作战指挥军官的知识结构中自然科学理论相对要浅显和薄弱一些，毕竟血与火的战场上是短兵相接的惨烈搏杀。作战指挥军官需要的是牢固地掌握生死攸关的战斗法则。但作战指挥军官只要舍得下苦功夫，做有心人，还是可以达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最高境界。美国空军原打算送伯伊德去研究生院攻读MBA，但他为了实现自己多年来创新空战理论的夙愿，执意进入了乔治亚理工学院学习工业工程，这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涉及到多个不同的领域。伯伊德因而学到了必要的数学、物理、系统论等自然科学理论，并且在深入理解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的概念时，终于碰撞出了灵感的火花：战斗机在空战中上下翻飞正像热力学中系统能量的增加和减少，在空中格斗中，不是飞机发动机的功率和飞机的速度使你战胜了敌机，是能量！可用的能量！伯伊德创新空战战术的思路终于清晰起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伯伊德创立能量空战新理论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边缘科学还刚刚兴起，自然科学与军事理论的沟通还缺少相应的桥梁和渠道。光阴似箭，一晃时代步伐已跨入军事变革浪潮汹涌澎湃的21世纪，军事转型的理论创新任务已迫在眉睫地摆在各国军队面前。各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边缘科学也空前繁荣，如老三论，新三论等等，不胜枚举。如何在传统的貌似缜密的军事理论体系中打开新的突破口，使其适应层出不穷的新概念武器系统，看来自然科学理论是一把利剑。现在研究最热门的当属非线性作战问题了。研究者趋之若鹜，真知灼见却凤毛麟角，根源在哪里？要害就是对非线性理论的一知半解。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又怎能企望汇集江海、枝繁叶茂呢？痛定思痛，美军不仅加强了对非线性理论的系统研究，而且又把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等最新科学理论引进来，以期用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轰开非线性作战这座军事理论城堡的大门。看来全面调整作战指挥军官的知识结构，加大和加深自然科学理论对其的熏陶，影响其思维模式，创新其作战理念，是我们迎接新军事变革的当务之急。
“能量机动性”概念[编辑本段]以伯伊德为首的“战斗机黑手党”提出一个关键性参数称为“单位重力剩余功率’（简写为SEP）。这参数计算公式为：飞机推力减阻力后乘以对应速度得出剩余功率，用飞机重力除以剩余功率即为“单位重力剩余功率”。从飞机的飞行力学关系可知，纵向加速度和爬升率都直接与SEP成正比。飞机的其他性能参数如稳定盘旋性能、升限等也都与SEP有关。只有瞬时盘旋性能只与最大可用升力系数及翼载荷有关，与SEP无关。所以根据不同高度和M数条件下飞机的SEP即可画出在飞行包线内的SEP曲线。对比不同飞机的SEP曲线即可决定战斗机的作战性能好坏。这方法目前已风行全球。值得一提的是，SEP的绝对值等于同样条件下飞机的爬升率，计算单位也是M／s，但物理概念是不—样的。也有人称SEP为“能量爬升率”。
能量机动理论公式[编辑本段]战斗机的单位剩余功率（specific excess power，sep）=（推力-阻力）*速度/重量
在飞行包线里任何一点，sep 较高的一方占优。

能量机动理论的意义在于：
1、定量地对比两架战斗机在整个飞行包线里的机动性
2、定量地根据敌我机动性的差别，优化空战格斗战术
3、定量地对分析设计中的未来战斗机在飞行包线里的薄弱环节进行分析和评定。

公式外的部分：
能够更快的改变能量的战机将更好的获得空战的主动权。

公式的要点，
1。战斗机推重比大能够更好的获得较大的sep
2。较大小的翼载能够获得飞行包线上的较好的成绩
3。较小的阻力比增大推力更能提高战机机动能力。
4。能量的转化过程影响空战结果。比如动能和势能的转化。
5。能量的改变率较优的战机在同等的飞行包线情况下拥有更好的机动能力。
“能量机动理论”之父[编辑本段]他编写的《空战攻击研究》成为美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的基本战术教材；他提出了革命性的战斗机能量机动理论；他对轻型战斗机的研究挽救了空军F-X计划；他总结出战场上的OODA决策循环；他的机动战理论使他成为对美国军事理论起决定性影响的战略家；他就是桀鹜不驯、无欲则刚的伯伊德…… 他的轻型战斗机研究挽救了空军的F-X计划
为了研究与苏联战斗机的性能对比，伯伊德到俄亥俄州代顿的莱特一帕特森空军基地(美国空军的主要飞行研究中心，莱特兄弟的老家)的外军情报中心，索取了大量的苏联战斗机的数据资料。回到埃格林后，由克里斯蒂送进IBM大型机进行计算。随着数据的积累，伯伊德的图表逐渐成形了。等到图表终于出来的时候，伯伊德吃惊地发现，“米格-21”在飞行包线的很大一部分里对F-4有优势，F-4的优势只是在低空高速部分。F-4太重，翼面积不足，在空战格斗中将吃尽苦头。进一步计算的结果更令人吃惊，几乎所有苏联战斗机都在飞行包线内的任一点对F-111占优势。伯伊德将这个结果告知了埃格林的飞行员，然后向内利斯的同行们通报，向驻欧洲的战斗机联队高级军官们通报，最后向战术空军司令部和空军系统司令部通报。空军高层终于开始对F-111的机动性问题有所认识了。伯伊德通过能量机动理论对越南战场上美国和苏联战斗机的性能比较，向越南前线的空军中队长们推荐他的战术。很多老资格的飞行员根本不理他这一套，因为伯伊德的理论和当时的空战战术传统太不一样了。在给一批F-105的飞行员开讲座时，他建议，在遭到“米格-17”追踪的时候，不要设法用速度和蛇形机动来甩掉后面的“米格-17”，因为F-105的速度和机动性不足以甩掉“米格-17”，相反，应该用急速的横滚来剧烈减速，让追踪的“米格-17”冲到前面去，然后追上去，打掉它。F-105本来机动性就不怎么样，伯伊德要飞行员主动放弃速度的建议遭到坚决的抵制。但是第二天，4架F-105飞向北越准备轰炸潭化桥时，遇到“米格-17”的伏击，2架被当场击落，第3架被击伤，第4架是中队长，正想去救援被击伤的同伴，发现自己也被一架“米格-17”咬住了，使出浑身解数也甩不掉它，眼看追踪的“米格-17”就要开火了，情急之中，他想起了昨天伯伊德的讲座，反正死马当活马医，拉了一个急横滚，急速减速，追踪的“米格-17”果然冲到了前面。这老兄太惊讶了，一方面惊讶自己死里逃生，另一方面惊讶伯伊德对战术情势的预言之准确。等到这老兄掉到地上的下巴收回来时，战机已经稍纵即逝，“米格-17”一翻身，溜了，否则这家伙还可能捞一个便宜的。
1966年春季，伯伊德受命到泰国报到，率领一个F-4中队参加在越南的空战。这正是伯伊德梦寐以求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报到，伯伊德就得到了新的命令：到五角大楼负责挽救遇到麻烦的F-X计划。空军高层终于想起这个既是顶级空战格斗老鸟又懂航空工程的奇人来。
F-X是一个时代的产物。F-4为了上舰，采用了很多海军才需要的独特设计，空军一直对麦克纳马拉强加的F-4不满，越南战场的实际经验教训更加深了空军的反感。在海军先于空军另起炉灶搞F-14的时候，空军很害怕又要被迫接受海军的战斗机。但是空军并没有从“更大、更快、更高、更远”的老套里跳出来，F-X起飞重量达30吨以上，3马赫，多用途，太大，太重，太复杂，太昂贵，整一个F-111的翻版。
伯伊德决心对F-X洗心革面。他对改组后的F-X不提任何速度或转弯速率的指标，他只要F-X比任何对手的机动性都要出色，要求高推重比，低翼载，足够的航程和留空时间。但是伯伊德遇到很大的阻力，电子系统的人要装备一个大型的雷达，这样机身就要加大；武器系统的人认为机内航炮没有用，用空空导弹足够；气动设计的人要采用变后掠翼。伯伊德用能量机动理论的计算(这一次用的是正大光明的上机时间)表明，变后掠翼的气动优越性将被其重量和阻力抵消，所以最后是得不偿失。这是战斗机设计史上第一次在纸面上就可以预先评估一架新型战斗机在整个飞行包线的机动性。
1967年对美国空军流年不利，越南战场上小巧灵活的“米格-17”和“米格-21”搞得美国战斗机头痛不堪，美国一向自豪的空战交换比跌到惨不忍睹的1：1。整个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和海军各自只出了1位击落5架敌机的王牌飞行员：空军的Steve Ritchie和海军的RandyCunningham，而越南空军则出了16个击落敌机5架以上的王牌飞行员。这里面原因不光是F-4、F-105机动性差，“响尾蛇”和“麻雀”空空导弹性能远远达不到空战实际的要求，还有体制和训练上的因素。
1967年又是“米格-25”面世的一年。其实在同一个航展中，“米格-23”也一起面世，但“米格-25”的外形、速度和西方媒体与军界臆想出来的潜力，使美国空军深信“米格-25”是同时具有双3和高机动性的超级战斗机。“米格-25”的震撼和海军正式退出F-111计划对空军是极大的触动。海军要求国会将原先用于F-111B的资金转用于F-14，并声称F-14可以满足空军F-X的所有要求。空军为了尽量和海军的F-14拉开距离，以避免被迫接受又一型海军战斗机，在F-X上放弃了变后掠翼，强调单座和机动性，最大速度降到2．5马赫。通过一番军种政治上的斗法，空军的F-X终于立项，命名为F-15。
伯伊德对F-15的重量和复杂性还是不满意，他对F-X所做的改革很多已经走了回头路，但F-15的研制已经远远超出他能够左右的了。伯伊德还是没有放弃简单、轻巧的战斗机的设想，他开始寻找同道。国防部系统分析处主管斯佩里和伯伊德有相同的想法，他是工程师出身，擅长数理统计，后来是催生A-10的关键人物。伯伊德找到的另一个同党是里奇奥尼上校，他是试飞员出生，曾经跟著名试飞员那格“学生意”，曾任试飞学校教官，飞过55种飞机，这时在莱特·帕特森的飞行动力实验室负责试飞和飞行力学研究。他们几个向国防部建议发展一种轻型战斗机，作为F-15一旦开发受阻时的备用方案。同时，他们自己经常几个人一起彻夜研究战斗机空战的每一个环节，从空战实际的角度出发，研究战斗机需要什么样的性能，以及怎么把这些性能要求“翻译”成设计战斗机时的技术参数，希莱克也经常从达拉斯飞到华盛顿和他们一起彻夜研究。一有新想法，他们就遥控还在埃格林的克里斯蒂上机计算，来验证或反驳他们的设想。他们的研究结果日后成为“轻型战斗机计划”的基础。由于他们行踪诡秘，不屑与外人交流，被称为“战斗机黑手党”。根据研究的结果，里奇奥尼“利用职权”争取到了立项，开始与通用动力和诺思罗普公司合作，展开对轻型战斗机的预研。在项目结束时，两个公司要各做一个报告，通报研究结果。希莱克在报告会上侃侃而谈，引经据典，把不断提问、责难的伯伊德批驳得哑口无言。报告还证明了新型轻型战斗机只需要8000多千克的空战重量，就可以达到比F-4好2倍的机动性和2倍的航程。伯伊德不管谁在场，都喜欢大声争辩，吵到劲头来了，鼻子顶鼻子地和人争，手指还戳到人家胸口，还动不动来一句：“你到底懂不懂？”他的能量机动理论和空军传统的速度、高度制胜论大相径庭，还狂妄、顽固地要说服所有人，所以他在空军里的人缘很不好。但是他在报告会上居然被希莱克驳倒了，真是人心大悦。其实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前一晚，希莱克和伯伊德已经在旅馆里排练了好一会了，为了向顽固的空军上层推销能量机动概念，他们两人在唱双簧呢，结果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70年代初是美国在二战后的一个最低点。美军深陷越南，正在“赢得每一场战斗，但却输掉整个战争”，美国正在经历战后第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在这个当口上，F-14和F-15计划的成本扶摇直上，尼克松责令国防部整顿国防采购系统，助理国防部长帕卡德受命负责。帕卡德崇尚新技术、新概念，强烈主张恢复原型竞标、择优录取。正在这时候，伯伊德和同伙们送上了多年来对轻型战斗机的研究，包括里奇奥尼“利用职权”搞的那个研究。帕卡德很有兴趣，批准招标，这就是以后人们所熟知的YF-16和YF-17的对比试飞，以后的故事人们都很熟悉了。
但是伯伊德在这时被调离，到五角大楼别的部门坐办公室去了。他在空军里很差的人脉这时也开始发酵，到1976年，已经是上校的伯伊德没有获得晋升的机会，只得按年龄规定退役。
对于很多军官，退役时的前景有几个
(1)利用过去在工业界里的人脉，找一个好工作。事实上，很多美国公司喜欢用军队里出来的人，尤其是军工公司，这些前军官在军队里人脉好，最不济，至少和军队里的人共同语言多一点。(2)利用在海外服役、在军政决策机构服务和对国际事务的第一手经验，到大学教书，或到研究机构作咨询。(3)休闲养老，美国军官的退休金是很不错的，过舒适、安分的日子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伯伊德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对这三种常规的选择一个也不感兴趣。伯伊德回绝了很多军工公司的邀请。军工公司甚至找他的战斗机黑手党的朋友们通路子，如果他们能把伯伊德拉进来，他们也可以有一个报酬丰厚的职位。但是伯伊德不为所动。克里斯蒂把他请到国防部为项目分析和评估作咨询的时候，他也只每两周时间拿一天的工资。国防部没有“义务工”这个说法，伯伊德如果这最低限度的工资也不拿的话，国防部无法发给他有机密等级的通行证，也无法让他使用国防部的电话、传真和复印机了。好友问他为什么生活如此清苦和与世隔绝，伯伊德在烟雾缭绕的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无欲则刚。他就是宁愿生活清苦，不愿意被人诱以重利、有求于人而放弃自己自由思考的权利。
他总结出战场上的OODA决策循环
在五角大楼的最后三年里，伯伊德还是醉心于心爱的空战科学。他对YF-16和YF-17对比试飞中的一个疑点一直大惑不解。试飞过两种战斗机的飞行员都异口同声地说YF-16更好，但是按照能量机动的计算，两者的差别不应该那么大，部分飞行包线里YF-17甚至更为优秀。通过大量分析和与飞行员的实际交谈，伯伊德发现YF-16迅速转换飞行状态的能力更为优秀，尤其是迅速加速、减速的能力，使过去迫不得已才用的主动减速成为一个现实可行的战术，因为重新加速不再是问题，这样大大增加了空战中的战术选择。这是早期的能量机动理论里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问题。伯伊德由此联想到朝鲜战场上F-86对“米格-15”的情况，F-86可以更迅速地变换蛇形机动的方向，而“米格-15”虽然持续机动能力更强，但瞬时机动能力不如F-86，只要F-86不断地迅速改变蛇形机动方向，要不了多久，“米格-15”就渐渐地跟不上了，F-86就有机会反败为胜，咬住对手。由此，伯伊德进一步联想到二战中德军在西线的闪击战，德军进攻的节奏大大超过法军防守的应变能力，导致法军防御在尚有相当买力的时候就土崩瓦解。从这里，伯伊德开始研究战斗中更广泛的因素。基于列对抗性决策过程的研究，伯伊德总结出战场上的OODA决策循环。OODA代表Observation，Orientation，Decision，Action，即观察，判断，决策，行动。这里，orientation作调整自己的心态、理解对手的意图解。这其中，观察和行动主要是技术手段，但判断和决策是心理过程。伯伊德进一步提出，判断的形成和改变，这是最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一步。从此，伯伊德开始研究战场上人和心理的作用，同8寸结合戈德尔的不确定性原理、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注重研究在闭合系统下对环境情势的判断和相应决策的形成和变化。
机动战理论使他成为对美国军事理论起决定性影响的战略家
伯伊德开始研究军事历史和行为科学，特别注重研究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他开始疯狂地读书，数学、物理、心理、历史、逻辑、进化论、信息论、遗传学、社会学、经济学，什么都读。他研究孙子、克劳斯维茨、约米尼、成吉思汗、拿破仑、弗里德里克大帝、格兰特、曼斯坦因、李德哈特、***。有人统计，几年里，他读了300多本书，最后将自己的研究编成一个16页长的讲义《毁灭与创建》。这是伯伊德涉足战略理论的开始。伯伊德正在从一个顶级空中斗士演进为一个列美国军事理论起决定性影响的战略家。
传统上，美国军事理论崇尚“火力制胜论”，强调用优势的火力和协调的行动，像不可阻挡的压路机一样，压垮敌人。所以，美军行动讲究在远距离上集中最猛烈的火力摧毁敌人，机动灵活、穿插包围、调虎离山、围点打援等等概念和美军的基本作战思想并不合拍，在美军的作战中也鲜有使用。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政界、军界要求反思的呼声一片，当几千美军在小小的格林纳达竟然用了两天才摆平700名古巴建筑工兵的时候，军事改革的呼声在美国达到最高峰。
在这种背景下，伯伊德开始形成自己的机动战理念。机动战不是一个新概念，但伯伊德版本的机动战有它的新意。伯伊德把战争分成三种层面：消耗战、机动战和道德战。 消耗战的要素为火力、防护和运动，其中火力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火力才是消灭敌人、赢得战斗胜利的手段。防护是保存自己的手段，防护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火力，消灭敌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火力、提供防护。消耗战的重点是夺取战略要点。 机动战的要素则是时间和对手的军心，其中军心是最重要的。伯伊德强调时间对战争的重要性，时机和节奏可以比地形更重要，伯伊德的重点不在空间和物质上的机动，而在于时间和敌人的心理。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应该在从战斗到战役到战略的所有层次上使自己的OODA循环的周期比对手的更快，或者灵活地变换自己的OODA节奏，要随机应变、出其不意，想在对手的前面，行动在对手的前面，打乱对手的思维，制造对手的恐慌和错觉，剥夺对手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战斗的能力，使对手在心理上放弃抵抗，最终导致对手不战自溃。伯伊德并不把消耗战和机动战对立起来，在战役层次上的机动战仍然需要在战斗层次上的消耗战，毕竟光靠花拳绣脚是不足以导致敌人不战自溃的。
伯伊德的道德战不光包括战争的道德因素，还包括战争中人的心理和思维过程。伯伊德强调打仗的不是武器，不是地形，而是战士。战争真正需要摧毁的是敌人抵抗的意志，只有打垮了敌人抵抗的意志，战争才真正获得胜利，所以只有敌人才能决定战争何时结束。伯伊德强调，一支成功的军队必须对环境的变化和战场上的不确定性敏捷地作出反应；不应依赖完整、准确的情报来制定决策，因为战场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好事，而要随机应变，要能够利用战场上的不确定性，有创意、多样化地制造不可预测性，而不是形成容易被敌人识破和利用的常规；最大的危险是被自己的思维定势所困，而漠视已经变化的现买要上下一心，同心作战，不是靠周密的计划和督促来实现协调，而是把指挥权下放，靠上下各级对战略意图和战争目标的全面、准确地理解以及主观能动性，主动、积极、创造性地从各个层次协同实现指挥意图。这需要官兵之间高度信任，信息高度流通，士为知己者死。伯伊德十分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和道德层面，强调军人必须相信他们为之战斗的崇高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憎恨或复仇而战，那样即使赢得战斗的胜利，也难以保证战争的胜利。
伯伊德强调战场上的三要素：时间、空间、人心。这就是中国兵法中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这在东方军事理论中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从孙子到***，战争的正义性、攻心为上一直都是与兵贵神速、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相提并论的。但是将人心(包括人心向背、军民士气、镇定还是惊慌)作为战争的要素，对美国军事理论界还是一个新鲜事。为了推动政界、军界的新思维，伯伊德总结了一个名为《论胜利和失败》的讲座系列，以传道式的热情，不知疲倦地向政界、军界的要员解说他的军事改革的思想。越战失败后，很多人对美国的军事改革这个课题感兴趣，所以伯伊德的听众很多，其中包括当时还是怀俄明州参议员的切尼，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多年担任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后任克林顿政府国防部长的阿斯平，众院议长金格里奇，阿斯平后的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Sam Nunn，“沙漠风暴”期间的海军陆战队司令格雷上将，1979～1983年期间的陆军参谋长迈耶上将等，先后成为伯伊德的忠实听众。还有不少人对伯伊德的讲座很有兴趣，但不想花那个时间，要求他精简成一个短小的讲座。伯伊德还是那个臭脾气，一口拒绝：要么不讲，要讲就要讲全的，不采简体演义版。伯伊德的理论不仅在军界有影响，在商界也得到赏识，毕竟打仗和经商有颇多相似之处。
伯伊德的理论不是没有漏洞的。伯伊德强调比敌人更快捷的OODA循环，但如果敌人不跟着你的步调走，根本不理会你的OODA，我行我素，那更快捷的OODA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像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战略是速战速决，国民党军队总是慢一步，用伯伊德的话说，就是OODA慢了一拍，在战场上非常被动。但***打持久战，完全不理会日军的作战节奏，甚至有意地打乱日军的作战节奏，日军就抓瞎了。伯伊德的OODA里面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判断，打乱敌人的判断和指挥链，这是“抠眼挖耳捂嘴”战术的理论依据。但是如果敌人的指挥结构是分散的，具有高度自主的特性，那这个战术也是抓瞎。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游击队就具有这个特点，今天的伊拉克游击队也有这个影子。伊拉克游击队和美军打持久战，伊拉克反美武装自主的指挥结构使美军屡屡在捕获或击毙游击队领导人后依然无法抑制反美游击队的活动。有人甚至认为，拉登的战术才是对伯伊德理论的出色运用。“9．11”严重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此后，美军在战术上取得很多胜利，但在战略上，越来越落在拉登的OODA之后，疲于奔命，处处防范，怎么能不被动？
实际上，伯伊德的思想很少是新东西。对敌人以攻心为上是孙子的思想，高速度、大纵深、快节奏作战以打乱敌人的作战节奏是图哈切夫斯基的思想，对于战争的道德问题和军队建设的思想，在毛选里可以找到很多影子，但是他把这些军事理论简化成美国大兵容易理解的表述，这是他独特的贡献。但是伯伊德就是伯伊德，他从不出版自己的著作或讲义，这倒不是出于什么太崇高的理由，而是永远对自己的东西不满意，永远需要修改。要是别人“盗用”他的想法，他也不在意。他在意的是把他的思想推广出去。不管谁愿意听，他都会去讲，将军、小兵、科学家、未来学家、国会议员、新闻记者，来者不拒。
美国海军陆战队是最早接受OODA和灵活、敏捷的作战思想的。越南战争后，海军陆战队意识到自己在数量上、装备上和训练上都不适合高强度的消耗战，所以在北约抵御华约的作战序列中，精锐的海军陆战队没有被部署到中欧的富尔达山口，而是在北欧的挪威。未来战争中是否还需要大规模两栖作战也成为一个问题。海军陆战队开始了认真的反思，开始对自己未来定位和相应战略的探索，重点是如何在未来战争中战胜优势敌人。
海军陆战队两栖作战学校的战术部主任韦利上校是越战老兵，他对消耗战已经深恶痛绝，开始探索战术改革。正在这时，以主张在中欧实行主动防御出名的文职战略家林德把已经退役的伯伊德介绍给韦利，韦利、林德和一小批中下级军官根据海军陆战队短小、精干、紧密的特点，开始研究机动战。如果伯伊德的小团体可以叫战斗机黑手党的话，那韦利的小团体或许可以叫“机动战黑手党”，尽管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叫法。格雷还是准将的时候就听到过伯伊德的讲座，当时格雷是海军陆战队的条令部主任。尽管格雷列伯伊德的理念很赏识，但格雷并没有对贯彻这些理念采取实际行动。在格雷任海军陆战队第二师师长时，机动战黑手党的一些青年军官在军官俱乐部里向格雷建议，考虑改革海军陆战队的基本战略。格雷同意了，开始邀请韦利和林德来第二师传授机动战的思想，并在海军陆战队里展开列机动战的大规模的公开辩论。机动战的种子在海军陆战队里扎根了。
格雷升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后，以机动战统一海军陆战队的基本作战思想。1989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第1号作战手册(等于是所有作战手册的总纲)按伯伊德的思想重编，很多关键段落基本就是从伯伊德的讲义里拷贝过来的。海湾战争期间的海军陆战队上下各级就是按照这个思想作战的。前海军陆战队司令克鲁拉克上将把海军陆战队在海湾战争期间的卡夫奇战斗归功于伯伊德的军事思想。卡夫奇战斗在大战之前打响，小股海军陆战队轻装突击，占领了部分伊拉克前沿阵地，然后有组织地撤离，极大地迷惑了伊拉克方面对战争的判断，调动了伊拉克的主力，打乱了伊拉克的部署。
伯伊德的影响不止于海军陆战队。在接受伯伊德传记作者的访谈时，当时任国防部长的切尼说，施瓦茨科普夫最先递交的作战计划确实是从科威特正面用优势火力和兵力强攻伊拉克的。受伯伊德的机动战思想的影响，切尼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个方案，紧急召见伯伊德采五角大楼咨询几天后，切尼断然否决了施瓦茨科普夫的计划。国防部长对作战指挥到底有多少直接影响难说，但国防部长对战争的政治指挥是国防法规定的。施瓦茨科普夫的第二个方案就是著名的“左勾拳”，后面的事情就是历史了。
美国陆军最终也接受了伯伊德的军事思想，“空地一体战”、“斯特赖克”旅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即使是一直对伯伊德既爱又恨的美国空军，也组建了将战斗机、轰炸机、加油机、预警机混编的远征联队，增强部署和应战的灵活性。
拉姆斯菲尔德称伯伊德是“孙子以来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入主五角大楼时，致力军事革命，主张轻小、灵活、具有精确打击力量的“银弹”军队，就是深受伯伊德思想的影响。不过有人指责拉姆斯菲尔德过分依赖技术，忽视人的因素。伯伊德的军事改革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发现问题，然后对症下药，而拉姆斯菲尔德的军事革命只有一个空洞的概念，对这些概念的可实现性根本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完全是主观意志，正好是伯伊德毕生痛恨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美军在伊拉克所取得的战术胜利和战略失败，恰恰是伯伊德理论反例的集大成。
桀骜不驯、无欲则刚的伯伊德
退役后，伯伊德的为人仍一如既往地令人讨厌，兴致来了，半夜3点钟会打电话到同事、朋友家里，大谈战略或飞机的问题；女秘书们常常被他的粗话、脏话弄得泪水涟涟；争论得火气上来了，一面唾沫飞溅，一面手指就戳到人家的胸口，雪茄烟灰顺着人家的领带滚下来，即使是顶头上司或级别高得多的军官也不管，有两次实在恼了，甚至把雪茄烟屁股按在将军上司的领带上，上司们能喜欢他吗？他对家人也一样严苛，家人一直住在低收八区里窄小、昏暗的简陋公寓里，和他退役后的收八十分不符。两个孩子长期为忧郁症所困扰，伯伊德和孩子们的关系僵到家里人都担心第三个孩子会不会拒绝参加父亲的葬礼。在伯伊德的葬礼上，政界、军界高宫云集，海军陆战队仪仗队鸣枪致敬，一个资深上校在伯伊德的骨灰罐边放上有地球和铁锚的陆战队军徽，这是海军陆战队的最高敬意。海军陆战队也在伯伊德去世后48小时内，提议伯伊德的家人将伯伊德毕生的研究笔记和藏书转移到海军陆战队学院图书馆中专门开辟的特别收藏室。但空军除了乐队和仪仅队外，只派去了一个根本不认识伯伊德的中将。多亏和伯伊德一起在朝鲜的天空就共同战斗过的退休将军们出面，空军派出4架F-15作空中分列式。但天气实在恶劣，还是没飞成。伯伊德在高层有很多朋友，国会出面问询为什么如此人才在空军得不到赏识，空军只得压住火气，将内利斯的假想敌中队的大楼以伯伊德命名，以平息对空军的指责。但是空军心底里还是对伯伊德的违规犯上和桀骜不驯极为不满，不想竖这么一个榜样。
伯伊德的战斗机黑手党的死党们直到现在还是每周三晚上在迈耶堡的一个小酒吧里聚会，离伯伊德安葬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只有不到一英里。他们谈伯伊德的旧事，谈伯伊德会对某件事怎么说。伯伊德仍然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战斗机黑手党还在战斗。里奇奥尼在莱特-帕特森期间曾主持第一次战斗机超音速巡航的学术会议，可称战斗机超音速巡航之父，但近年来成为反对F-22的急先锋，指责F-22重蹈F-111的覆辙：重量太大，系统太复杂，成本太昂贵，机动性不足，不适宜空战格斗。最大的问题在于空军将只可能负担一支规模较小的F-22力量。据2005年的采购计划，将只能部署180架F-22，不足以应付世界各地的复杂情况。F-22再先进，也没有分身法。相反，维持一支一定规模的F-15、F－16力量，对增加空军的作战弹性有极大的作用。里奇奥尼指责隐身和超音速巡航列打击恐怖分子毫无作用，并用分析证明F-22相比于F－15并没有买质性的性能提高。斯佩里在促成A-10计划后，离开了国防部，除了偶尔就军事改革问题作一些讲座外，转向自己心爱的超保真录音，专录爵士音乐、宗教音乐和布鲁斯。他沿用了F-16“少就是多”的简单、直接的设计思想，不用数字混响，不用多点麦克风，甚至不用前置放大器，只用顶级元件精制的单一功放。事实上，用最精心的思考，但是最简单的实现，这是工程设计的极致。问题是人们很容易被闪耀的新东西所迷惑，而忘记了简单之美。克里斯蒂在国防部负责武器系统的作战评估，弗兰克·斯皮尼是战斗机黑手党的另一个成员，至今仍然在国防部工作，他是披露F／A-18E的翼尖下垂问题的核心人物，并且用OODA来分析、抨击美军在伊拉克的行动。
伯伊德的能量机动理论早已开花结果，三代机中唯一和能量机动无关的F－14退役了，而基于能量机动理论的F-15、F-16还要继续服役一段日子，F／A－18E可能还要服役30年。伯伊德被称为美国建军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无名小卒。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对伯伊德关于主动、灵活、敏捷、轻巧、信息流通、不拘一格的军事思想百般推崇，强调战斗中大胆、灵活、出其不意，非线性作战，打击敌人的关键节点，庖丁解牛式地导致敌人的崩溃，这是今天美国军队变革的基本动力。
伯伊德的智商据说只有90，他自嘲说这使他不胡思乱想没用的东西。伯伊德的能量机动理论是70年代以来美国空中优势的理论基础，伯伊德的机动战理论正在对美军的作战理论和实践发生影响。伯伊德将武士的心、工程师的头脑、清教徒的自律、传教士的使命感集于一身，他认准了一件事就一条道走到黑，无怨无悔。伯伊德是一个奇人，真奇怪好莱坞怎么没有给他拍一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