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生肖中哪几个富贵:熊培云：重要的是国民选择权利的崛起

【自由之邦：圣马力诺的小国威仪】

我的生命中充满了奇遇。当我随团不经意间抵达欧洲南部的小国圣马力诺时，在下榻的旅馆里，首先“接待”我的“地主”竟然是圣马力诺总统G·F·Terenzi。

当时Terenzi正在邀请该国的中小企业主共进晚餐，不知何故跑到酒店前台闲聊，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你是不是汉族？”随后他说对中国很了解，李先念和江泽民都接见过他。知道我是记者后，Terenzi先生将我带到了饭厅，并约好第二天上午接受我的采访。

桃花源多是在迷路时发现的。正是借着这个机会，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最小、最古老、最有生命力的共和国，并惊讶于世间竟会有如此迷你迷我的“政治桃花源”。

圣马力诺有9个政党，每年由大议会选举产生两名权力同等的执政官在4月和10月任职。他们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和议会首脑，任期半年，不能连任，三年后可再次当选。也就是说，在圣马力诺每年能产生4位国家元首。如果以60年为一周期，理论上一个人一生中可以有240次当选国家元首的机会。而议员为60位，五年一届，平均下来一生中就有720次当选议员的机会。同样是政治权利，和世界各国相比，圣马力诺的“含金量”当属最高，真有点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意思。

西方人常说，“Small is beautiful”(小即是美)。在这个面积只有60多平方公里的小国，2005年人口统计是28880人，仅相当于中国稍大点的小区的规模。但在经济上，2001年的人均GDP便达到了34600美元，远超中国30多倍。这是一个没有铁路、机场和港口，甚至也没有红绿灯的国家，但人均拥有两辆汽车，全体公民享受公费医疗，实行小学和中学16年义务教育制。你可以批评这个国家没有抱负，但这里的人们安居乐业，每个人的生命都重如蒂塔诺山（圣马力诺就坐落在蒂塔诺山的山坡上）。

在Terenzi先生送我的宣传册上，有一句话很耐人寻味：“圣马力诺一直有着充足的兵源。” 这里没有官方报纸，只有外交部及不同政党主办的几种不定期发行的刊物，但我能想象，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国家，不用灌输任何爱国主义，一旦遇到外敌入侵，该国公民都会奋起抵抗。

无论是当年走在圣马力诺的大街上，还是此刻回想，圣马力诺都是一个让我非常感动且难忘的国家。据称在公元301年，一位叫马力诺的基督徒石匠为逃避罗马皇帝的迫害，带着一群石匠逃出了罗马皇帝的控制区，从此藏身于距亚德里亚海仅二十余公里的蒂塔诺山顶，并且建立了由自由人组成的“石匠公社”，并在后来的岁月里成长为一个国家。拿破仑当年横扫欧陆，虽然翻过了阿尔卑斯山，却没有登上蒂塔诺山，而是在1797年承认这个国家，据说是被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的自由精神所折服。圣马力诺没有像古罗马一样在空间上拓展自己的领地，但却赢得了时间。

我时常在想，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许多敢于到南洋创业的人，一旦在外面受到不公正对待或被人杀害，中国皇帝的反应通常是臣民离开本土死了活该？为什么春秋时期政治松弛、邦国林立，各国民众却收获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在国家与自由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人们何去何从？如果国富民穷，大国崛起对于国民究竟意义几何？

那年秋天，我站在蒂塔诺山山顶，环视着这个人口不足3万却自称“兵源充足”的小国，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了国家之于公民的意义，明白了富兰克林为什么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精神流变：从刀剑共和国到思想共和国】

裴多菲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祖国也罢，王国也罢，都不过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寄身之所，只有生命与自由才是贯穿人类始终的。如果“为祖国献身”、“为君王殉葬”所争得的只是一种奴役或寂灭的状态，这种献身就毫无意义。

今日世界，个体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不再是皇家的臣民，同样，一度张牙舞爪、贻害无穷的国家或者政府也开始被劝进笼子。人权与主权，孰重孰轻？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孟子就说过“民为贵，社禝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短短10个字，举重若轻，已为“人权高于政权”之立宪国家的价值取向埋下伏笔。

谈到救国与献身，民国时期有一段公案不得不提。1933年4月3日，农学家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全民动员对日作战，面对中国国力与军力无法抗衡日本之事实，“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对于这段话，胡适读后非常愤慨，于4月16日的《独立评论》（第46号）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对董文提出率直而严厉的批评：“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显而易见，在这里胡适秉持自己一贯的立场，即决不可以以集体利益或长远目标之名让个体白白送死，决不可以为了某个崇高理想而不择手段。胡适说，“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在胡适看来，那种不顾现在的长远打算是靠不住的。任何人都不能以某种所谓的“神圣理想”，通过瞒骗或者暴力的手段驱使他人多作牺牲。

在小说《九三年》里，雨果借戈万之口区分了两种国家形态：“老师，我们两人的乌托邦区别就在这里:您要义务兵役，我要学校；您梦想人成为士兵，我梦想人成为公民；您希望人拥有强力，我希望人拥有思想。您要一个利剑共和国……我要一个思想共和国。”从人人都是国家战士的社会到人人都拥有自由的公民社会，千百年来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精神流变就是一场从刀剑共和国到思想共和国的漫长革命。

【“市场政治”：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

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曾在《大众的反叛》（1930）一书中发出警告：现代国家作为一种人造之物可能超出人类可以控制的范围，变成了一台可以操控一切的庞大机器。

在加塞特看来，威胁文明的更大危险是：国家干预、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的越俎代庖，因为这等于取消了历史的自发性，而从长远看，维持、滋养并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正是这种自发性。当这种自发性被国家的干预打断，就不会有新的种子开花结果。社会不得不为国家而存在，个人将不得不为政府机器而存在。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又对人类生活推行进一步的官僚化，上紧官僚机器的螺丝钉无异于把社会改造成一个军营，即我说的刀剑共和国。可以想象，假如加塞特的预言在当时能被欧洲乃至世界重视，20世纪的历史也许会被改写。

如何限制权力？弗里德曼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散权力。若干年前，我在文章中谈到不仅要有市场经济，更要有“市场政治”。我所谓的“市场政治”，既包括用手投票，也包括用脚投票。前者是民主，后者是自由。换言之，民主与自由是“市场政治”的两块基石。而在国家压倒社会的时代，公民不仅失去用手投票（选举）的权利，连用脚投票的权利也被剥夺。显而易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获得经济上的成长，正是因为人们不断取得了自由迁徙、更换工作的权利。

如孟德斯鸠所言，“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准确地说，在有市场、有公平竞争的地方，就有美德；也只有在有市场政治的地方，才会有政治美德。无论大国崛起还是小国崛起，首先是国民权利包括选择权利的崛起。毕竟，国家不是目的，而只是国民最大化自己权利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