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宫切除1个月能上班吗:朱熹理学思想对书法理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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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理学思想对书法理论的影响
(2010-01-01 20:12:36)转载 标签: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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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论语集注残稿》 纸本 日本藏。
释文:
朱熹理学思想对书法理论的影响
一、性、心、情的学说对书论的影响
(一)“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理论与书论
朱熹认为,性的内涵是天赋予认的仁、义、礼、智之性,性可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本原,是人和物未生之前所共有得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生后与每人的生理、身心相结合的具体本性。这个理论来源于张载(正蒙.诚明篇):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熹关于文和艺的论述,背离了他的前辈道学家,却和他十分不满的苏轼的观点相近。在书论中,朱熹并不反对“英武之气”,如在《跋张以道家藏东坡枯木怪石》云:
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谈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
朱熹在《跋陈光泽家藏东坡竹石》云:“东坡老人英秀后凋之操,坚确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几似之”,可谓知言。这里似乎承认了东坡的“气质之性”,但这些不能说与“天地之性”无关。所以,当他回到理学家身份时,他有时又会不自觉的流露出“卫道者”的面目。朱熹在《跋朱喻二公法帖》时又云:
书学莫盛于唐,然人各以其所长自见,而汉魏之楷法遂废。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近岁朱鸿胪、喻工部出,乃能超然远览,追迹元常于千载之上,斯已奇矣。
看来,朱熹的心理总偏向于“天地之性”,以“求和”为准则也。气质之性有善恶正邪,难以把握,所以朱熹希望通过读书、涵养等途径来变换气质,以合乎他认定的“天地之性”,后来他就在论书时提出了著名的“书关德性说”。
(二)“道心与人心”论对书论的作用
“人心”指的是与人的生命现象共存的人的感性知觉,是属于人的个体的独特感受;“道心”则是指人的理性思维,它是用来把握道义和真理的,所以它具有普遍性。朱熹曰:“盖心一也,自其天理备具、随处发见而言,则谓之道心;自其有所营为谋虑而言,则谓之人心”。
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他认为道心是天理,十分精微;道心是至善的,为圣人所具有的心;“人心”是出于“形气之私”。朱熹的“道心”有其自然的一面,同于“天道”,但矛盾之处在说书法可观“世道人心”,加上伦理意义的“道心”与“人心”紧密联系,有时我们看到两个不同形象的朱熹。朱熹在《跋韩魏公与欧阳文忠公帖》中云:
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今观此卷,因省平日得见韩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略与此同,未尝一笔作行草势。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警焉,因识其语于左方。
当然,对王安石的评价并不全面,但朱熹的“端楷论”思想很重,以“安静详密,雍容和豫”的修心要求来创作,怎么能尽书法之奥呢?朱熹《语类》所谓所谓:“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就是很好的说明。为杜绝“私欲”泛滥,所以必须提出“道心”的重要性。
(三)“心统性情”说与书论
朱熹认为“情”是与性、心相对而言的,性是未发的静,情是已发的动。“才”是性在人身上的显现。朱子有取于横渠(张载)“心统性情”之说,以为颠扑不破。朱熹在《跋东坡帖》中云:
东坡笔力雄健,不能居人后,故其临帖,物色牝牡,不复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风逸韵,高视古人,未知其孰为后先也。
从朱熹的创作实际开看,朱熹的书法流溢出意趣,并可见其冲淡超远的心态、真率稳和之情性。朱熹是一个勤慎醇正的大儒,但其创作又清畅淡远,不类道学家的口吻,特别是不象程颐那样发出鄙视作诗的偏激之论。不过,朱熹多次引用程颐“涵养须是敬,进学在致知”,为达“醇儒”之境界,朱熹有时又要求人们压抑“才性”,怕才情破坏了规矩:这时候令人想起二程的文艺观,如他说“有才性人,便须取人规矩;不然,荡将去”之类前后矛盾的话。
二、“文道合一”的美学思想与书论
(一)美与善思想与书论
孟子首先把个体人格的美与道德上的善联系起来,《孟子.告子章句上》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已经认识到美不仅仅局限于感官声色愉悦,伦理道德也具有审美性质。朱熹也认为道德精神具有审美属性而引起审美愉快,朱熹主张“文从道中流出”,如在《论语集注》卷二中认为:
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
他对张载“充内形外之谓美”作了继承和发挥。在书论中,朱熹既然将书法看成是“观乎德性”的东西,是圣人所为才有美感,那么作书的态度和取乎范围都与作人有关系。他平生对苏、黄的责备很多,但看到落难后的黄庭坚以书法寄托人生时,又不禁感叹起来:
山谷宜州书最为老笔,自不当以工拙论,但追想一时忠贤流落,为可叹耳。
不以“工拙论”,当然以人品论书,忠贤流落而得老笔,令人肃然,自有价值可论。这正如他在《语类》中所云:
读《诗》正在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
所谓“感发善心”,强调了诗的美善功能,诗书关乎教化,在理学家那里是理所当然。他对美作了三个方面的规定:之所以然之理谓美、自然之美、善之美。如《中庸章句》33章:“不厌而文且理焉,锦之美在中也”;《论语集注》卷三:“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跋欧阳修帖则曰:“安静详密,雍容和豫”,认为“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相关”。当然,朱熹许多观点是孟子思想的发展。在《孟子.尽心章下》中注释“可欲之谓善”,“充实之谓美”一段云:
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则德业至盛而不可加矣。
朱熹在注孔子的“游”这一概念时说:
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着也……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
可见,朱熹仍然承认孔子的观点,通过“游艺”而培养一种性情人格,以臻于道德的自我体认之境,所谓“涵泳从容”人于圣贤之域。不过,他的美仍然以“自然”为依归,所以他赞赏欧公“外若优游,中实刚健”,而批评山谷、南宫“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这完全是他的“萧散淡然绝尘”的审美观在起作用。朱熹在书法评论时,没有象程颐那样板起道学家的脸孔,而是身心投入其中的激赏,有着良好的艺术评论素养,这是很不容易的。
三、“轻文重道”与书论
“文道统一”是朱熹美学理论的要旨,但道须从文中流出。他对欧阳修,苏轼的“文与道俱”也进行了批判,认为一是以文贯道,颠倒本末;二是无论是韩、柳,还是欧、苏,朱熹都把他们视为古文家,而不看作道学家。他在《朱子语类》中说: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
朱熹在书论中,体现为典型的“重道轻书”思想,但并不否定书法的独特审美价值,如明钟人杰所辑《性理会通》载朱熹与弟子论书云:问:苍颉作字亦非细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时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将作字看成是“天理”,书从道中流出,显然来源于二程的观点:
问:张旭学草书,见担夫与公主争道及公孙大娘
舞剑器,而后悟笔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发否?
曰:然。须是思,方有感悟处:若不思,怎生得如此?
然可惜张旭留心于书,若移此心于道,何所不至?
朱熹尺牍《与彦修少府帖》。
释文:
熹顿首
彦脩少府足下:别来三易裘葛,时想光霁,倍我遐思。黔中名胜之地,若云山紫苑,峰势泉声,犹为耳目所闻睹,足称高怀矣。然猿啼月落,应动故乡之情乎;熹迩来隐迹杜门,释尘棼于讲诵之馀,行简易于礼法之外。长安日近,高卧维艰,政学荒芜,无足为门下道者。子潜被命涪城,知必由故人之地,敬驰数行上问。并附新茶二盝,以贡左右。少见远怀不尽区区。
熹再拜上问
彦脩少府足下 仲春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