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0笔记本可以吃鸡吗:任志强：垄断造成更多的社会分配不公

任志强：垄断造成更多的社会分配不公

　　2月4日-6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市场的力量--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凤凰网财经作为合作媒体，全程图文直播本届论坛。

　　任志强表示，现在的疑问是，我们要不要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之后，我们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差别问题，环境的污染问题，社会的腐败问题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会归罪于市场经济，实际上这些是不是市场经济产生的呢，我们认为不是，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滞后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分配不公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央企和国企大概占全国就业人数的8%，但是分配的工资和福利占到了55%。所以是垄断造成更多的社会分配不公。

　　以下为文字实录：

　　任志强：感谢各位给我发言的机会，坐飞机跑那么老远，然后就给我15分钟，我还是偷偷多占一点时间。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市场的力量。所以我就用市场的力量来说，什么是市场的力量，没有用一个办法去衡量。是有多少重量还是什么，张维迎教授写了一本书《市场的逻辑》，其中提到我们250年的时间大概占人类历史三万多年的1%，但生产了近99%的GDP。他告诉我们的是市场的变化，变成了250年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个发展是无法用时间、重量等等其他办法来衡量的。最重要的是市场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相对来说，我发现我们使用的工具和三千年以前没有什么差别，驴还是驴，牛还是牛，都是一样的工具。和孔子时期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实行市场经济。所以导致我们在很长时间，甚至几千年我们的农业工具没有变化。

　　但是市场经济让欧洲先有了蒸汽机等等其他动力，今年我们看到的是短短的一段时间，或者是十几年的时间我们的互联网已经让世界经济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奉行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东西，在解放以后的前三十年，这个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可以说举全国之力，奋力了很长时间是饭不饱肚，事实证明用完全国有化的办法、非市场经济的办法得到的肯定是失败的。我们不需要别人说服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条。在短期经济内无论如何是不会形成走进共产主义的，这个争论有很多时间的，我们大概在1930年的时候提出了“三民主义”，甚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要保留资本主义在中国相当一段时间，还要坚持市场化的一部分。但实际的结果，在解放以后我们逐步取消了市场。

　　改革前的三十年，土改消灭了劳动致富，大家都是因为劳动致富，但是因为他们富所以被打倒了。所以富在劳动改革的时候又变成了奢侈品，而不劳动的人可以分到田。所以说，不是从完全劳动结果而产生的，而是你拥有财产多少来决定的。工农业改造的时候，我们又消灭了私营经济，冯仑在前几天的一个论坛上，在座谈的论坛上特别强调了，温水煮青蛙，最后大概用六七亿的股息没收了23亿左右的财产。今年我一直在看一本书——《读史求实》，其中谈到“三反五反”时期，毛泽东说用极少的代价换取了很多的私人资产。又有“反右”，所以今天我们只好用微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还都是匿名的。“大跃进”是完全违背市场规律的办法，当时提出生产1074万钢，结果动员了9000万人，生产了4000万吨钢铁。现在没有了这些限制条件之后可以生产7亿吨钢，可能是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的差别。“文革”我们整个消灭了我们的法律，国家主席可以任意被打倒了，然后被弄死了。然后我们也没有了自己的信仰，因为我们当时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突然发现，当我们要解放全世界2/3受苦人的时候，发现我们自己是最穷的。

　　正因为这些，改革才形成了一个共识，我们的改革是在倒逼下，就是因为“文革” 这样三十年的倒逼机制形成了我们的一个共识，不改革就是死。

　　市场经济这个变化，我觉得最大是实现了人身自由。像张维迎教授在前面讲到的，我们最缺的是人身自由，比如户籍限制，我们不能动。市场经济之后我们可以跑了，取消了投机倒把，从短缺开始走向过剩。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流通，这里面包括人、资源、资金等等各种方面的条件。于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了。因此我们从市场经济看到的最大的是这样的一种变化。

　　从1992年到2010年我们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人均GDP的增长，邓小平当时提出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叶达到人均GDP4000美元，我们大概提前了40年，2010年实现了这个目标。这可能是邓小平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也是市场经济导致这样的速度。如果中国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比的话，在多少年以前人们已经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我们是在市场经济之后开始进入和走向这个目标，我们大概和日本、韩国相差了30年到60年，和美国大概相差了80年以上，这样一个平衡增长的一个过程，也预示着我们未来也可以增长，但前提条件是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在实行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之后，我们的人均住房制度发生了变化，虽然我们作为开发商被称之为人民公敌，因为房价过高导致年轻人无法买房子。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城市化当中看到，如果按户籍制度来讲，农民被苦苦困死在农村。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凡是实现了人口自由迁徙权利，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时候，当人身自由出现变化的时候，市场自由远远比我们高得很多。但是和韩国相比，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差别，显示的是恰恰是1990年以后或者是1992年南巡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适当地减少一点，这是拐点，拐点出现在南巡讲话之后，从人口变化可以看出来，从1995年我们的城市化率达到30%的时候，每年大概是2400万人口进城。但是事后我们国进民退之后我们就变成每年只有1200万人口进城了。在改革之前，我们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主席从小学六岁的孩子就去当会计等等。那时候的城市化速度是返乡，改革开放之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快速增长了，恰恰符合我们现有的经济规律。当城市化率超过30%进入70%之间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城市和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而我们国家正处在这样一个现象之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城市只有60%的可城市化率，而三四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接近30%。不是中国没有发展的动力了，而是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和适应中国正在发展的经济阶段。

　　在世界的平衡点来看，在同等的人均收入和人均GDP来看，我们和国际相比差了4到6个点，我们和国际的水平线还是差很多。这恰恰是我们可以保留未来预期发展的一个过程，只是在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邓小平先生告诉我们，这个南巡讲话说了什么，最主要是没有阶级斗争。这在前两天在分论坛也讨论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从阶级斗争来看，恰恰是人权、自由权、产权，这也是张教授在开篇的时候提到的问题。说要走1905年的一段苏联革命的反复，还是要走直接进入1917年以后苏联直接进入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这段争论在党内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到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短暂时期，最后到解放以后又发生了变化。所以姓资姓社的争论是我们党的进步，也是我们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经济。

　　但现在的疑问是，我们要不要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之后，我们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差别问题，环境的污染问题，社会的腐败问题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会归罪于市场经济，实际上这些是不是市场经济产生的呢，我们认为不是，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滞后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分配不公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央企和国企大概占全国就业人数的8%，但是分配的工资和福利占到了55%。所以是垄断造成更多的社会分配不公，有人说小资本家发财了，在座的民营家发财了，我们认为发财的话，那是因为他们用劳动和风险去获得了拥有，不代表不公平，不公平是在同样的情况下但你得到的收入比我的收入高。比如同样我们有国营私有和民营自由，加入都形成国有和民营的自由竞争，比如电信业自由竞争了，也许这个工资不是因为资源而获得的福利，这样才是公平。我们也有权钱交易等等，也导致了二元结构，就是农村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使农民无法用土地变成现金，变成进城的资本和就业的资本。

　　我们可以看看城市里面一个破房子，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突然他的房子从200块钱一个平米到了现在差不多12万一平米，但是农民的房子还是新房子，可能在原宅基地上新盖的房子，也仍然不值钱，就是没有办法转换二元结构，同时也导致了权利的时空。现在的腐败仍然在盛行，这个盛行的结果主要在于权利不被监督，如果把权利关进笼子里去，也许我们的民主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使监督不再仅仅依赖于举报，依赖于纪委，也许我们会获得更多的成功。

　　垄断也导致社会主义向权益倾斜，我们看到很多方面民众都在抱怨，包括住房制度都在抱怨。但是我们高级领导干部拥有的医疗费用的倾斜、服务及质量占的比例非常高，甚至于占了医疗经费的80%以上的比例。教育也同样，就这一系列的问题恰恰导致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市场化，医院、学校、教育等等一系列都部分实行市场化。比如说在加拿大是用社会公益的办法，比如保险基金来限制医院的收费和获取利润，甚至到导一个医生最高只能得35万加币，超过之后就是白看病不付你工资了。我们也提出环境污染，也是因为能源的垄断而形成的浪费而污染。我试图把这所有的原因都归结为非市场化因素，也许我是错的，但恰恰是市场化因素会让这些所有的弊病都有一个限制性条件。当我们实行民主，不是因为民主会选出最优秀的领导，而是民主有纠错机制，我们认为市场化的最大功能在于拥有一个很良好的纠错机制，当你错的时候会在竞争中被淘汰，于是新的会产生。当新的产生之后会打破旧的垄断形成一个新的结构，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这十年我们看到的是国进民退，越来越多的国进民退让市场经济在萎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行政干预，甚至于发改委会找某个企业谈你的价格如何。或者看到我们的政府在操纵市场，限制价格和规定价格就是操纵市场，限定一个人只能买两斤猪肉，就是限制价格、限制市场，也变成一种政府的操纵。甚至福利分配制度，都可能因为这个而产生差别。1998年以后的市场化导致住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不是要进行保障，这个问题不需要争论，因为在《联合国人权公约》上，所有的政府必须确保公民的居住权利，但是居住权利在中国变成了财产权利，这种福利的分撇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倒退，便成了更加不公平的垄断性的权利造成的结果。而我们越来越看到不断加大的垄断，导致的结果就是当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最需要的是还原到南巡讲话的小平精神上，还是要发挥市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