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神知道的世界1季无:时政热点

时政热点：如何破解“民工荒就业难”双重尴尬

 　　近年来，中国各地民工的待遇，无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企业实际运营层面都获得了看得见的提高，但自从2003年开始，一到春节后，必然发生“民工荒”，以前是愁订单，现在是愁人手，老板们都不知道，春节过后，还有多少人原意回到工厂工作。

　　2011年，因为沿海一些地区企业陷入不景气，本以为节后民工荒会有所缓解，但据媒体观察，节后民工荒依然在发生着，很多地方的劳务市场很难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影，能够被集中招募到的工人越来越少，甚至随着产业转移，民工荒还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蔓延。

　　民工荒对民工来说是个好消息，意味着待遇的提高、薪水的增加、机会的增多，近年来农民工工资的上涨既是明证。但对整体经济来说，连年的民工荒却是个坏消息。种种迹象表明，民工荒已有可能不再是由于春节导致的，中国特色的，局部地区，局部时间的用工荒，而有逐渐全局化的倾向，以劳动力资源丰富著称的中国，有可能正在提前迎来“刘易斯拐点”。

　　所谓“刘易斯拐点”概念是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所提出：每个国家都会遭遇一个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转折点，即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因而导致工资水平上涨，这意味着“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在去年年初发生大规模“民工荒”的时候，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及一些专家就据此推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有可能提前到来，2011年发布的人口普查结果也揭示了适龄劳动力增长正在下降的现实。

　　当然，“刘易斯拐点”是否真的会提前到来，现在还只是个假设，谁也说不好，但“民工荒”所透露出的真相却必须严肃面对：中国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时代已成过去。在此大背景下，如何寻求民工荒问题的解决之道?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提出了很多办法，比如调整生育政策，增加劳动力供给;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鼓励机器代替人工以减少劳动力需求...等，这些办法都很好，但却又都过于宏大，非短期内所能奏效。对于地方政府和企业来说，最应该做的却是如何就地挖潜，在颓势中寻找增量。

　　事实上，除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外，民工荒还有“可伸缩”的另一面，那就是对大量农民工来说，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大城市的吸引力正在逐渐减弱，企业的吸引力也正在逐渐减弱，而这种减弱，只要措施得当，并非不可逆转。

　　社保、户口、照顾老人、孩子教育，一个都没有，城市在享受农民工的哺育，却拒绝承担更多责任，这是农民工呈现高流动性、高脆弱性的根本原因，城市不认同农民工，而农民工也缺乏对城市的认同感，这就需要有关部门要真正关心农民工权益，真心把农民工留在城市里，而不是使他们变为候鸟，在不停迁徙中浪费劳动力。

　　研究表明，由于诸多后顾之忧，一般农民工35岁以后，就不再愿意离乡打工，这是导致劳动力供应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城市里，也确实有很多企业苛刻地规定只招收年龄18到25岁，一般最高不超过30岁的农民工。等等，这些现状都需要改变。

如果说以前大量企业的利润是建立在对农民工的压榨和盘剥之上，那么为了破解民工荒，为了吸引农民工，它们就有必要开始尝试压缩利润空间，改善工人工作环境，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企业应认识到好日子已经结束，要学会向农民工们“让利”了。而政府也需要调整就业政策，通过推进户籍改革、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等,提高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

　　回顾2011年就业形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面对民工荒的同时，我们会发现还存在着几乎相反的另一现象：大学生就业难。2011年大学毕业生高达660余万人，较2010年增加30余万人，而2012年这一数字将再增加20万，大学生就业难的形势仍未改变。

　　一边是民工荒，一边又是大学生就业难，为什么劳动力市场会出现这种既荒又难的尴尬现状?其原因除了近年来高校盲目扩招以外，更深的根源则在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在劳动力市场，不但存在着就业总量问题，还有就业结构性问题。以中国的经济、人口总量而论，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大学生从数量和结构上看都处于偏低水平，但却依旧出现就业难问题，这是因为大学生虽然被当做技术型人才、高端人才进行培养，但相应的高端产业并没有以大学扩招的速度发展。中国最消化人力资源的仍然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世界闻名的“中国制造”并不能为大学生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而大学生普遍也不愿意降低身段去填补民工荒造成的空缺，因此，仅仅从就业角度讲，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也已迫在眉睫。

　　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无疑是一种双重尴尬，但如果能够促成民工荒与就业难问题互相接轨，则大有可能将这两重尴尬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政府可尝试从薪酬待遇、就业观念、教育体制、就业培训、中介服务等入手,提高人力资源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促成传统农民工就业岗位与大学生就业岗位的接近甚至合流，促成民工待遇的提高和就业难大学生的“俯就”。事实上，大学生应聘农民工岗位已不是新闻，近几年各地举办的农民工专场招聘会上，早有不少大学生前往应聘，而且还为数不少，据去年重庆市团委的一次新生代农民工抽样调查显示，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比为24.2%。

　　尽管对个体来说，大学生合流“农民工”远不如传统职业光显，但从整体角度看，这一“俯就”将大大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进步与转型，其意义绝不仅仅是缓解了就业难和民工荒。无论大学生毕业于几流学校，他们都比一般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个人素质、创新意识、学习能力与自我意识，大学生走到生产一线，更容易成长为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和技术创新带头人，他们的加入，将大大提升中国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素质，提升中国制造的水平，从而为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奠定良好基础;他们的加入，有利于填平农民工群体与城市主流人群的社会鸿沟;他们的加入，还将提升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推动农民工群体社会地位的改善。

　　唯一担心的是，用惯了农民工的企业方会容不下大学生，更懂法律的大学生能够接受农民工的薪资，但却未必会一直忍受资方普遍徘徊在灰色地带的福利待遇等软环境，资方会不会把大学生当成“刺头”加以排斥呢?

时事评点：制度只有在民意监督下才会人性

 　　“我‘暂住’在自己的家里”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黑色幽默，表达着各大城市中“外来人口”对暂住证制度的愤懑和控诉。由类似的情感积聚而成的舆论，一度几乎动摇了暂住证制度的合法性根基，并真的导致郑州、沈阳等地先后取消了暂住证制度。遗憾也微妙的是，曾经被舆论视为开户籍制度改革之先河的郑州、沈阳，却又先后要求恢复暂住证制度。日前，郑州市政府公布新的《郑州市市区暂住人口登记办法》，决定自8月1日起恢复暂住人口登记，暂住证改名为居住证。舆论的压力似乎没有胜过现实对城市管理者的压力。

　　回顾舆论对暂住证制度的批评(肯定的声音几乎没有)，大致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是以违宪、违法的名义，彻底否定暂住登记制度合法性，以图一举彻底废除暂住登记制度。另一类观点则并不否定暂住人口登记制度的必要性，却对暂住证制度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收容遣送制度所存在的弊端予以激烈抨击，进而要求暂住人口登记制度做出由管理取向向服务取向的根本转变。两相比较，似乎前者可称为基于“权利”理想的“取消派”，后者则是在公民权利与社会现实之间妥协而成的“改进派”。

　　此次郑州市决议恢复暂住人口登记制度，显然是对“取消派”意见的实际否定，而从其公布的《郑州市市区暂住人口登记办法》分析，却几乎全盘回应了“改进派”的各种建议。

　　解读《办法》，其与以往制度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项：1.改“暂住证”为“居住证”，淡化了“暂住”概念的歧视色彩。至少在字面上，“我‘居住’ 在自己家里”，不再具有黑色幽默的意味。2.居住证办理只收取3元工本费，较之以往70到135元的费用大幅降低，既切实减少了办证人员的经济负担，也消除了舆论对管理部门借办证之机创收敛财的批评。3.办理居住证只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和照片，减少了各种证件、证明给办证者带来的负担和困扰。4.《办法》规定，持居住证者外出“最好”随身携带居住证，底线则是身份证、居住证必备其一。至少在理论上，面对警察时，居住证不再比身份证“低人一等”。

　　不难发现，上述细节设计，几乎逐条对应民意舆论对以往暂住证制度弊端的质疑和批判，甚至将其看作一份政府部门提交给民意的一份“答卷”也并不为过。在郑州市政府为《办法》颁布实施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开宗明义，表明此次实行居住证制度目的是加强服务而非强化管理，也证明政府部门对舆论的敏感已经具备高度的敏感和重视。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就表面而言，暂住证“取消派”的意见，在此次郑州居住证制度设计中并未得到直接的体现，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从管理到服务的宗旨转变，还是制度细节的设计，每一点进步都体现出公民权利的胜利。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我们显然不能相信这些进步都是由政府部门自发做出，每一点进步的背后，其实都是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艰难博弈而取得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取消派”对公民权利的强调虽然看似“高调”，却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就其根本而言，“取消派”的权利观念，正是“改进派”的理论基础。

　　况且，真正的善政，决不仅取决于颁布多少条款动人的《办法》。根据以往经验，如果没有有效的民意监督和舆论的持续关注，政府部门权力本位的内在冲动，随时都会冲破政策条文的约束，在理论上立足于服务的《办法》中，捆绑越来越多的管理功能，而使其重新回到重权力轻权利、重管理轻服务的老路，甚至有重新异化为创收工具的危险。据郑州市政府有关部门表示，过去暂住证制度下，暂住证的工本费也不过3到10元而已，而70到135元的费用中，主要是捆绑进来的“劳动就业证”和“计划生育证”费用。杜绝今后有类似异化行为发生，同样不能寄希望于政府有关部门的自觉，民意对《办法》的实施保持持续的监督，并通过媒体形成舆论压力，才是使各项政策趋于人性化，并得到真正落实的根本保证。

时政热点：“用工荒”面临三碰头 亟待分类纾解

 　　受国内外经济新形势、省域产业步入新格局、务工群体产生新诉求等多重影响，今年的“用工荒”呈现企业与员工、中西部与东部、二产与三产之间的“三碰头”现象。一些企业呼吁，政府应进一步增加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切实减轻中小企业负担，并引导舆论不要过分炒作“用工荒”，加强对务工群体的服务，使之理性择业，与企业、政府共同形成应对当前复杂经济形势的合力。

　　“节后”用工紧缺显现结构性矛盾

　　记者2日在浙江省海宁市看到，尽管离春节假期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但海宁市一些企业的返工率并不高。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熊初珍介绍说，据她所知，海宁大部分企业目前的返工率还不及三分之一。“不少企业是老板早就上班了，但工厂还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浙江省海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钱海屏说，虽然正月十五以后还有一批员工会返回，但今年的用工情况相较往年将更为紧张是肯定的。绍兴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王新宝说，绍兴从2005年前后就出现“用工荒”现象，春节前后用工最紧张，目前缺工在15万人左右，尤其缺的是技术工人。

　　从事清洁用品出口的嘉兴捷顺旅游制品有限公司现有员工800多人，管理部经理杨晓华说，公司员工相对比较稳定，流动率大约在10%左右，相对来说比较欠缺技术类人才。“我们企业技术工人工资在3000元以上，从不欠薪，并为员工交纳五险，还包吃中饭，即使这样，熟练工还是不好招。自己培养出来的还很容易被其他企业高薪'挖走’。”

　　嘉兴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副队长商克龚说，技术要求稍微高一点的企业都存在技术工人缺口。为了找人，企业与企业不惜互相抬价抢人或者“挖人”，涨工资的“口头承诺”纷纷开出来，甚至导致一系列的劳动纠纷。据他介绍，在“技工荒”下，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用工方式“包流工”。即把一个流水线包下来，成立一个较为固定的团队，成员都是超级熟练工，哪里缺人就到哪里去。

　　“三碰头”加剧“用工荒”

　　记者调研发现，今年春节前后沿海部分地区出现的“用工荒”，面临较为明显的“三碰头”特征，容易加剧企业的困境，甚至增加社会包袱。

　　首先，务工群体强烈要求提高待遇而雇主自身仍陷生存困境。记者在杭州、温州、绍兴等地采访了解到，不少中小企业自2008年以来已经连番提高工人工资，几乎每次涨幅都在15%左右，有的企业工人工资累计涨幅接近翻番。

　　绍兴县振亚印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徐华良告诉记者，3年前工人每天上班12个小时，月薪1800元;现在包吃住、带空调，工人一个月可以拿到3500元。但在温州乐清一家电子仪表厂上班的江西农民朱仕屿说:“现在物价那么高，每个月除掉生活杂费，手机不敢随便打，香烟都要算着抽。”

　　沿海制造业的中小企业普遍认为去年是“史上最艰难的一年”。徐华良说，1个月之前工人工资涨到3500元，而工人已经在要求年后提高到4000元，否则不来了

其次，中西部崛起快与东部产业转型慢并存，导致一线劳工供需矛盾扩大。王新宝告诉记者，绍兴市往年在中西部一些省份设立的劳务输出基地，现在已经不愿合作。“当地政府说，你们以后别来了，我们本地要用这些工人。”他说的这些省份，主要包括中部地区的河南、安徽、江西等地，云贵川的出工情况好一些，而绍兴今年打算把企业招工的“大篷车”开到更远的甘肃、广西去。浙江省经信委的产业转移调研显示，这个省的产业转移呈现东扩、西进、北上的“三箭齐发”局面，对市场、劳动力成本或土地条件敏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纷纷向中西部转移。浙江省工商局调查显示，全省1124家外迁企业中，从事加工制造业的占总数的68.1%。

　　而另一方面，东部沿海的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并非朝夕之功。浙江贤盛轻纺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勇说，5年前他的公司有1000多名员工，年产值1亿多元，现在产值达到2.5亿元，工人却减少了800多人，只需200多个人就够了。“我们把能用机器替代的岗位都换成机器了，但人还是不够，尤其是一线的普通工人。”

　　第三，劳动力向服务业流动而导致制造业“招工难”加剧。近年来，包括浙江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纷纷提出要提高三产的增加值。根据浙江省发展改革委最新统计数据，2011年前三季度，浙江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9992亿元，同比增长9.7%，增速比GDP高0.2个百分点，占GDP比重44.2%，略低于二产增加值(11684亿元)。浙江省还提出今年服务业投资增长力保13%，超过工业投资增长1个百分点。

　　绍兴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副局长朱永潮说:“现在80、90后的小青年，不愿意干枯燥的工厂活，更何况搞三产赚的还比二产多。”去年底这个局开展的企业用工情况调研发现，从用工结构看，45岁以下的青壮年务工者占比较高，达到75%;46岁及以上年龄的务工者占比25%，但稳定性较高。“随着国家提倡进一步发展服务业，我们有必要提前预警，注意引导劳动力的合理分流，避免一大批高不成、低不就的待业人群出现。”

　　宜分类纾解用工矛盾

　　针对今春“用工荒”面临制造业发展与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流向、劳动力分布等三方面的矛盾，一些企业和基层官员呼吁，应针对不同情况，分类纾解沿海地区的用工矛盾。

　　第一，政府应坚定增加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王新宝说，绍兴近年来狠抓产业转型升级，理论上应该减少用工人数，但随着实体经济呈现良性扩张，制造业企业纷纷扩大投资规模、增加产能，实际上用工人数还是相应紧缺。不过资质好的企业，用工情况也会好。因此需要坚定信心投实业，进一步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巩固良好的发展局面。

　　第二，切实减免企业负担。当前一些企业仍在反映赋税过重，致使企业想改善工人工资待遇而力不从心。杭州一名想通过企业上市做大做强但又怕被税务核查的企业家坦言:“公司有25%的产品是不开发票的，企业靠偷税生存，心里很困惑。”

　　第三，引导媒体少炒作“用工荒”，多宣传用工好的企业。不少企业家和基层官员说，媒体连篇累牍报道“用工荒”，让一些务工者产生浮躁心理，纷纷要求抬高身价，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将进一步加重企业负担。应当积极引导舆论，在尊重劳动者各项权益的基础上，呼吁他们理性看待就业市场，与企业共渡难关。

时政热点：节后用工荒愈演愈烈 专家称“未必是

 　　春节过后的用工荒可谓是“年年用工年年荒”。今年的用工荒非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据媒体报道，用工荒已经从沿海蔓延到输出地的四川、湖南、广西等地。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湖北省就业局预计，今年春节前后，湖北省用工缺口达50万-60万。而这种持续的用工荒也催生了一支“民间猎头”队伍。据中国广播网报道，一些车站对面涌现了专门从事劳动力招揽的中介。老板每天雇佣三路人马，举着大红的招工牌子，在车站附近“招兵买马”。

　　种种迹象表明，今年的用工荒有愈演愈激烈的趋势。分析认为，用工荒的出现是多方原因造成的，有经济形势方面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农民工待遇问题。

　　山东财经大学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蔚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提高劳动关系的稳定性，最重要的是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农民工普遍是待遇低而且无法享受正常的社会保险。“廉价劳动力”往往成为很多企业对外竞争的法宝。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由此认为“用工荒未必不是好事。”他说，用工荒际上是对劳动密集型企业靠长期压榨廉价劳动力，向国际市场提供价廉物美或价廉不物美的产品的发展模式的一种报复。这样下去，用工荒有可能倒逼企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型升级，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我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