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丽热巴为啥这么火:旁听在名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4:09:27
旁听在名校

  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只要走入校门,坐进课堂,即九九归一,皆为学子。如今,中国但凡有点儿名气的大学,处处可见旁听生的身影。北京大学等名校周边,游学一族更已成为一个显眼的庞大群落。

  他们称自己为“边缘人”,因为常常会有身份的尴尬。他们多不缴费,当然也就没有学籍、文凭和奖学金;他们来去自由,却不能名正言顺地走进图书馆和食堂。绝大多数的游学族,日子过得颇为清贫,不过,在慨叹“长安居,大不易”的同时,他们多以“精神贵族”自居,执著于这种在旁人看来颇为特殊的生活方式。

  也有一些旁听生带着功利目的,象牙塔中同样滚滚红尘。一年一度的研究生考试落幕之时,正是一批旁听生结束游学生涯之日。他们走进课堂只是为了免费复习迎考。收费动辄数十万元的MBA班上,还出现了开着 奥迪来听课的老板级旁听生,“蹭课族”多是“意在沛公”,有心搭人脉、拉客户、钓金龟……

  有人说名校旁听是“国际惯例”,也有人说“有教无类”是中国传统。明码标价的中国高等教育,还在提供这样的免费午餐,总还是让人感到脉脉温情。酸游学族

  这些游学者没有学籍,不断地更换住所,不断地为经济来源发愁。但艰辛和茫然并没有使他们退却。

   2007年的新年钟声响过,考研越来越近。王小兵不敢给自己放假,元旦那天,他依然背着黑色电脑包走进北京大学东南角的第三教学楼,继续紧张地复习。

  这是王小兵第二次考研,报考的是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去年他在包头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分数相差8分,被调剂到西北师大,他放弃了这个机会。2006年3月的一天,王小兵在网上偶然走进“北大边缘人”部落,看到很多北大游学生的故事,这些人的北大经历深深吸引了王小兵。

  其中,已在北大旁听了11年的老游学生柳哲让王小兵非常佩服。柳哲的手机号码在网上公布,王小兵马上就跟他联系上了。几次短信来去后,王小兵动了北大游学的念头。他专程坐火车从包头赶到北京拜访柳哲,进行了一番“可行性研究”,这个23岁的男孩做出了决定。

  生存

  北京归来,王小兵向女朋友说了去北大游学的决定,接着辞去工作,打点行装,一切都干脆利落。

  在包头,王小兵是一所民办大学的中文老师,月薪1500元,学校还给他分了房子。女朋友在 医院工作,月薪1200元,日子安稳舒适。女友没有阻拦他,只是甩了一句话:“考上了咱俩继续好,考不上咱们就分。”

  3月,王小兵成为北大的旁听生。这群人中考研群体规模最大,为了考上研究生,他们从全国各地涌向北大旁听。

  得到柳哲的诸多指点,王小兵少走了许多弯路。譬如租房,柳哲就教他到北大附近的六郎庄找,王小兵顺利地租到了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平房,房租每月300元。这笔支出让王小兵感到很有压力,毕竟他已经是一名没有收入的旁听生。

  北大游学生都想去学生食堂吃饭,但是办饭卡并不容易。校外人员只能办临时饭卡,必须加收15%的费用。为了省钱,王小兵只好在出租屋里做饭。

  没想到,他很快就幸运地得到了一张饭卡。他去旁听中文系一位老师的课。老师瞧他陌生,下课后过来问他的情况。得知王小兵是一位考研的旁听生,就关切地问他在哪里吃饭,听说王小兵自己做饭,这位女老师惊呼:“考研复习这么紧张,哪有时间做饭呀,老师帮你办一张北大食堂饭卡吧!”王小兵说自己是幸运儿,大多数游学者一直被饭卡问题困扰。

  6月,女朋友辞去包头的工作来到北京,照顾王小兵的起居生活。两个人的存款很快花完了,王小兵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幸好,女朋友的母亲开始接济他们。后来,女友找到了一份电视购物的工作,月薪700元,这是他们在北京的全部花销,两个人再省吃俭用,都是入不敷出。最后,他们搬到离北大10多公里的香山脚下,每月240元租了同样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平房。每天跋涉,只是为了省下60元房租。

  新家安在农民的偏屋里,小到只能放下2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锅碗瓢盆与酱油醋盐一样不少地放在书桌的柜子上。没有厨房,两人买了一只电磁炉,天天坐在床沿吃火锅。

  “北大边缘人为生计奔波,京城真是‘居不易’。”在北大旁听了11年,柳哲最能体验其间酸楚。“我认识的孔君,初中毕业,是来自江西贫困山区的民办教师,经常在光华管理学院听课。他非常用功,可生活非常困难,在北大漂了三四年,我能从他的眼神里读出‘饥饿’两个字。有段时间他没地方住,就住在正在拆迁的房子里,天太冷,就地找点木条烧了取暖。”

  “我曾长期喝北大免费的稀粥充饥,体味了古时士子寄居庙宇的生活。”游学者王少农在自述中写道。许多游学者凭着梦想和热情来到北大,却没有预估生存的艰难。“梦想与现实相差太远,生存问题很现实,很残酷。”

  迷恋

  王小兵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胡乱吃些早餐,坐半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中央民族大学。那边有一个早年的“北大边缘人”开的网吧,每天早上7点至9点免费开放。王小兵每天都来这里免费“冲浪”2小时。

  在游学生中,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网吧,很多人都和王小兵一样,非常珍惜这2个小时的免费上网,很多人是天天必到,像吸毒一样上瘾。他们囊中羞涩,哪里有免费资源,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王小兵认识的一位旁听生朋友,天天在北大内外找一些新开张的饭店或咖啡馆发放的免费票,一找到就去蹭饭。王小兵说,这位朋友在光华管理学院听了好多的课,见过很多企业家,想进企业工作,不是人家不要他,就是给他介绍的工作他又瞧不上。

  上网之后,王小兵就折回北大旁听或自习。他报考的是北大中文系研究生,主要旁听中文系的课。周一到周五,他自己制定了一张课程表,白天听曹文轩的小说艺术课,孔庆东的鲁迅研究课,以及中文系的各种基础课,间或听听心理系和法学院的课,晚上就听讲座。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王小兵天天到北大,周末没有课,他就在教室里自习。

  孔庆东的课很让王小兵吃惊,每次300人的教室都坐得满满的,王小兵估计,四分之三是旁听生。有的是北大其他院系的学生,有的是清华、人大等其他学校的在校生,有的是韩国企业的韩国职员,还有的就是像王小兵这种在北大游学的“职业旁听生”。

  “北大几乎任何一间课堂都对所有人开放。每个系的课程表基本上都可以查询到,而讲台上的老师看见陌生面孔,也决不会追问你的身份。只要每天跑跑三角地,讲座的信息就能了然于胸。可以听到校内外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只要你有自信和才华,还可以与他们对话与驳难。没有办到图书馆的借书证,用身份证花2元钱也可以进去。”柳哲说,图书馆、导师和讲座是“北大三宝”。

  王小兵从早上9点多进北大校园,到晚上9点多离开,一天都泡在北大。午饭在学生食堂解决,晚饭要等到10点钟回到住处才吃。“生活很有规律,很充实”,王小兵说,“每天晚上回去,远远看见小屋的灯光,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他用“漫无目的”来概括身边的一些旁听生。他说,这些人往往把北大视为一次华丽转身的平台,他们一般都是高中学历,胸怀伟大梦想,一个个心高气傲,舍我其谁。这些人在北大听课奔着名师和讲座,没有一个系统的计划。

  “在我组织的北大边缘人聚会上,为了梦想而来的低学历旁听生占了多数。” 柳哲说。

  “很多人高高兴兴地来,结果带着遗憾离去。”王小兵说,这种没有学业生涯规划的游学方式,常常连基本的谋生技能都学不到,这是一个可怕的自我边缘化的过程。

  留在北大做生意的北大访问学者龙定海10多年前就注意这群游学生了,他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村贫困学生,带着对北大的热爱而来,有的一面旁听一面参加自考,也有的对文凭不屑一顾,仅仅是来旁听。虽然其中有人拿到大学文凭,也有的考取了北大研究生甚至出国 留学,但成功者寥寥无几。

  这些游学者没有学籍,不断地更换住所,不断地为经济来源发愁。但艰辛和茫然并没有使他们退却。“几乎所有的北大边缘人都具有这样的相同经历,来到北大,就舍不得离开了。”柳哲说。

  龙定海对这群被称为“北大边缘人”的游学者泼冷水:“一群连吃饭都成问题的人能实现什么理想?”

  成长

  “北大边缘人,一个成分驳杂、来去无律的群体,它不断流动又将永远存在。在这里,有梦想闪烁的光芒,有蛹蜕变成蝶的艰辛,还将会看到蝴蝶展翅翩翩飞舞的美丽。”很多北大游学者都跟柳哲一样,做着这个毛虫变蝴蝶的梦。

  丁霏,一位文学青年,梦想从北大这块人文圣地起飞,成为一名作家。他1996年来北大游学,至今已经11年了。当时在湖南念高三的丁霏小有名气,曾在不少征文比赛中获奖,还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恰逢清华大学开始重视文科建设,到他们学校招保送生,丁霏于是随清华大学的招生老师北上参加面试。

  不料,16岁的他梦断清华园,在争夺保送生名额中,他输给了一位理科生。就在清华园的招待所里,丁霏无意中在报上看到北大东方学系招韩国语班,就到北大咨询,希望以此为据点,留在北大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那时他正在构思一部100万字的小说创作。

  “当时不知道天高地厚,觉得文学创作嘛,不在乎大学文凭。”当他从北京赶回老家,高考即将来临,丁霏根本无心复习,结果考得一塌糊涂,连升学机会也没有。他说服父母,到北大游学,搞文学创作,钱理群、陈平原、曹文轩……北大中文系名师们的课他一堂不漏。初到北大,丁霏把自己旁听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天天很忙,课很多,都忙不过来。”

  丁霏和另一位游学生一起在北大西门附近的一间平房里租了一张床,每月各付90元,“只要有个地方睡就行”。课余时间,丁霏就到北大周边的三个著名的书店看书,成府路上的万圣书园、北大南墙的风入松书店、海淀图书城的国林风成了丁霏游学生涯中的“精神家园”。由于北大图书馆不能进,丁霏只好到这3个书店看书,“看了好多书,一本一本看完”。

  马不停蹄地听课,疯狂地看书,3年的时间就这么悄然滑过。1999年,丁霏发现自己依然一无所有,没有北大学籍、未曾佩戴过北大的校徽,也没得到北大的任何凭证,在北大办饭卡受“歧视”,进北大图书馆被拒……一次次碰壁,终于让丁霏惊醒。

  丁霏说,初到北大时,觉得自己是一个即将冉冉升起的新星,甚至有点瞧不起北大的学生。游学中,丁霏发现了很多与他类似的人,“这批人求学上进,考不上大学,但在某一方面略有才华。”这是一群生活孤僻,独来独往的游学生,“他们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比别人好,不愿意跟别人来往,生活比较封闭,圈子比较小”。

  19岁的丁霏醒悟了。他重新规划未来。那一年,丁霏报名参加了北京理工大学办的一个成考培训班,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预科班,又成功转到了清华大学英语系成教班,一直到2002年毕业。

  到了清华,丁霏才发现北大对旁听生的包容是多么难得。“在清华,如果有陌生人走进教室,大家都会抬头看他,像进来一个外星人似的。可是北大没有这种现象,北大的教室旁听生来去自如。”

  2002年毕业后,丁霏先后在全国妇联和外企工作,最近在中关村一家高科技企业任职员,是全公司“业绩最好的一位员工”。丁霏很清楚,如果没有一张成教毕业证,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先生存,再理想,这是丁霏悟出来的道理。如今,丁霏依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考取北大研究生。

  考取北大研究生,这是毛虫变蝴蝶——从“北大边缘人”变成北大人的唯一路径。这也正是王小兵正在走的路。

  最让他欣慰的是,最近女友给他减压了,宽慰他说:“轻松上阵,考上最好,考不上也没关系,我们一起在北京做点小生意,生活下去没有问题。”-柳哲:我是谁?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北大边缘人’、‘曹聚仁研究者’、‘自由策划人’,还是‘浙江兰溪的青年农民’?”

  撰稿/张 静(记者) 陈统奎(记者)

  北大东门外吉永庄一间30平方米的平房,住着柳哲一家。这位浙东金华的农民,10年前的梦想是从政。他高考落榜后在浙江省浦江县图书馆工作,26岁时仍是一名临时工。

  启程

  “与北京大学结缘实在很偶然。在浦江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1994年9月,我开始筹备‘曹聚仁资料馆’。”

  柳哲的房间里摆着一尊曹聚仁的铜像,他这位老乡是名作家、名记者和名学者,又曾是大陆和台湾的“国共密使”。柳哲说:“在我心目中有两位导师,一是元代文学家、我的祖先柳贯,第二个就是曹聚仁。”

  1995年5月17日,浦江县编制委员会正式批准成立了曹聚仁资料馆。因为没有多少学术研究资源,为了扩大影响,在海内外争取更多支持,柳哲以“曹聚仁资料馆”的名义向全国的研究机构、学术机构发函。“我给慕名已久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寄去了征集资料函。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北大中文系的主任是谁,只好写‘中文系负责同志收’。”

  没想到该系的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很快回了信,不久又约请北大中文系的著名教授钱理群寄来了研究文章:《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来二往熟悉之后,柳哲便与张先生谈起了自己的人生困惑。

  “我认为自己是有能力的,但是临时工工资只有140元,没有大学文凭转不了正,还遭受排挤和冷落,希望能到北大中文系深造。张兴根在回信中说,你有机会来北大中文系进修一下就好了。”

  柳哲怦然心动:“我当时还没来过北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进修,就想到北京去弄个大学文凭。能去北大读书还不好?根本不知道在北京生活那么难。”

  1995年年底柳哲辞去了曹聚仁资料馆的工作,带走了整个家族所有的积蓄3000元。“当时我并无积蓄,父母好多年存了2000多元钱准备给我娶媳妇,我又向亲友借了1000多元。我对父母说,这个事情,不管成也好,不成也好,让我去闯一次吧。”

  梦想

  柳哲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个时间:1996年3月14日凌晨3点。

  经过30多个小时的颠簸,柳哲带着有关柳贯和曹聚仁的图书资料、生活用品,总共两三百斤的行李,出现在北京车站。

  “7点多钟,我在北大中文系办公室打电话给张兴根。他很快过来了,非常热情地用自行车将我的行李运到北大宿舍管理科。我被安排在北大研究生宿舍,当时一个床位一个月120元,我交了4个月的住宿费。”

  下午张先生又陪柳哲去教务处办理进修手续,听到一年的学费要3000元,他愣了:“我那点钱办完正式进修手续就没钱住宿了。”

  又一个偶然改变了他的人生。“有位老师好心地跟我建议:一般来进修的都是为了拿一个结业证书回去评职称。如果你只是为了求学,不如去北大中文系旁听,那就一分钱不用交了。”

  张先生建议柳哲办个旁听证,这样在北大学习和生活会方便一些。他就选择了一门旁听费最低,而自己又比较感兴趣的“唐宋散文研究”,导师为葛晓音教授。“交了80元钱,在北大成教学院领到了一个单科进修旁听证,这也是我在北大6年唯一一次交费听课。”

  他第一学期一心一意地读书、听讲座,半年后就支撑不下去了,不得不去打工。“当时我有一个老乡是原北大历史系的楼开炤教授,在他的推荐下,我到了北大出版社古籍编辑室(今文史哲编辑部)做临时工,校对全宋词。这正好合了我的口味,我在那里干了一年半,对我的文字功底和写作都有很大的帮助。”出版社1500元的薪水足够柳哲一个人的生活开支。

  “我在北大半工半读了两年,虽然工作也比较顺心,但我总是想我来北京不是只为了赚个钱吃饭。当时曹聚仁先生的研究国内比较沉寂,北大对于曹聚仁的研究也缺乏重视,我实在为我们家乡的文学前辈抱不平,总想做点事。”

  1998年3月,柳哲开始在北京筹办“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把挣来的数千元全部用来做筹备经费。因为出版社每天繁重的工作太牵扯精力,他一狠心辞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在搜集曹聚仁资料的过程当中,认识了很多曹聚仁生前交往过的老师、他们的学生、研究专家,跟他们有了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这可能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财富。”

  柳哲原本的设想很大,他要筹划一个“中国曹聚仁研究会”,后来得知一个国家级研究会必须挂靠部级单位,他也没钱去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为了变通,决定先搞一个“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如果成立了研究中心,就可以有一个办公的地方,招一些人,反正这个梦当时是做了。” 但是这个研究中心始终没能获得法律上的认可,“跟我当时的能力也有关系,知识面、社会经验、运作能力还不具备”。

  身份

  2001年是柳哲人生中第三个重要的转折点。“我开始从曹聚仁转向‘北大边缘人’策划。”“我突然觉醒了:一个人一定要有实力、有成就,才会得到尊重。”他想,或许可以把自己在北大的经历写一本书。“五六年吃喝拉撒、读书恋爱都在北大,精神上、生活上都融入了北大,但我是北大人吗?不是。在出版社的工作也是临时工。当我苦苦思索并漫步到三角地的时候,突然闪现了‘北大边缘人’这5个字。我觉得这是对我很好的界定,我就是北大边缘人。”

  那是个“寒冷”的季节。“用钱捉襟见肘,甚至靠借贷度日,一度负债1万多元。柳哲搬进了“静心斋”。那是校园里一个废弃不用的小房子,大约只有六七平方米,不通暖气不通电,当然也没人收房租。后来他被校方发现勒令离开,开始了频繁搬家。

  “有时候身无分文,吃饭只能去小店或摊位上赊账,打电话也要去电话亭赊账,所以学习之余就是找钱。第一次打工是帮某公司抄信封,两天挣了120元,乐了好一阵子。有一年夏天,通过与民工聊天,得知拆房时整理砖头一块能挣3毛钱,就高兴地去干了一天,手指都被磨出了血,有时窘迫到一个馒头就白开水就算吃饭的程度。”

  2001年8月8日柳哲与女友雨心结婚,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转向做生意。“我开始学着搞些策划,还在一位华侨的境外公司兼职,慢慢把借教授们的钱还清了。”

  经过10年漂泊的柳哲已经不再醉心于学术。“来北大之前,我可能还抱有政治梦想,后来做学者也是我的梦想。但是现实不允许你去实现,所以我要想办法去找钱,帮别人编修家谱贴补家用。偶尔还是会去北大听听讲座,但现在最关键的还是创业。37岁到40岁这段时间对我非常关键。”

  他有时候会困惑:“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北大边缘人’、‘曹聚仁研究者’、‘自由策划人’,还是‘浙江兰溪的青年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