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icloud怎么在手机上看:中国的税收体制在“杀贫济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2:44:31
我想，倘若没点儿专业知识，一般人铁定回答不了上述问题。就是所谓的业内人士，也不容易说明白。
中国的税收体系复杂，税收环境混乱，既推高了税收成本，又阻碍了公民的纳税热情。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复杂的东西，效率往往越是低下。因此，化繁为简是中国税收改革的一个方向。
税种繁多 重复征税
我国现行的税制共由多少种税组成?
记者原本以为这是一个挺简单的问题，但采访发现实则不然。记者收获的答案可谓五花八门。一般的人基本答不上来，只笼统感觉很多，说有几十种。就是专家，给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有说23种的，有说27种的，有说47种的，还有说60多种的。还有人下意识地将名目繁多的各类费也计算在内，得出的答案更加天文。这也理所当然，毕竟在中国，纳税人也有“纳费”的义务。尽管大家给出的答案不一，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多。
到底有多多?记者开始求助于税务部门的官方网站。记者先查阅了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网站，说中国的税收制度共设有25种税;随后，查阅了更加权威的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相关表述为，“目前，中国共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20个税种。”两者略有出入，主要是前者将遗产税、证券交易税等尚未开征的几个税种也算在内了。
20多种税，绝不是一个小数目。据记者了解，我国香港地区，本土税种不足十种，主要包括：利得税、物业税、薪俸税、厘印税、增股税、印花税、遗产税，对于五种特殊产品还涉及进口关税(烟、酒、化妆品、汽车、燃油)。
“为什么我们要搞这么多种税?我听说美国正在研究缩减税种，目标是都囊括到一种税里面。”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永生表示，税种越多，纳税人的纳税成本越高。他曾看到过一个数据，说：香港每个企业平均每年在纳税上所花的时间大约是80个小时(以8小时为一个工作日，约10个工作日)，而在内地需要花872个小时(接近100个工作日)。前者差不多只占后者的1/10。
“税制这么复杂，将影响企业创业的积极性，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业热情。节省下的时间干什么不好?”钟永生为企业在缴税上消磨如此多的时间感到惋惜，认为不值。
税种繁多导致严重后果，就是重复征税。我国对生产、流通、交易、保有等多个环节征税，纳税人备感税负压力沉重。
国税VS地税
国税、地税两套机构分设，是我国征税系统的一大特点。我国从1994年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
实际上，分税制在一定程度是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结果，是平衡两者财权与事权的一种手段。“(采用分税制前)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权和事权不相对等，地方承担的事情多，而支配的财力少，中央支配的财力多，但办的事特别少。分税制有利于事权和财权的合理分配，在当时的背景下应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不断的持续发展，在当时起了很好作用的东西现在可能就成了制约社会经济的一个因素。”钟永生表示。
谁都希望多拿钱，少做事。政府把内部摆不平的事拿出来，摊到了纳税人的头上。
国税和地税分设两套机构，虽暂时解决了中央和地方的内部矛盾，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导致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两高”，还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据钟永生说，我国征税成本超过10%，也就是说纳税人每纳1元钱的税，其中就有1毛钱被税务机关花掉。而美国的征税成本在1%以下。
“企业要向两个机关去申报，有些报表是共同性的，像资产负债表等，报表都要多打一份，每年要多砍伐多少树?再说，如果只需要去一个机关，少跑一点，北京市的交通还能更畅通一点，也有助于环保。所以，现行的征税系统与当下所倡导的低碳经济可谓格格不入。”钟永生说。
此外，税务机关每年都要对企业进行年检，有的税务干部还要亲自到企业去调查，两套税务机关，年检内容可能大同小异。这样，既增加了税务部门的管理成本，也增加了企业接待应付的成本。
“如果把征税、纳税这两块成本节省下来，每年很可能会给中央财政再增加1万亿的财政收入。”钟永生说。
钟永生认为国税和地税应该统一。“有一套税务机构足以。纳税人只要把钱交给国家就可以了。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怎么分，这是我们公务员该办的事。我们有这么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完全有能力把它分配好，而不必要劳烦纳税人。”
一个大胆的设想：取消税务部门
钟永生表示：降低纳税人的纳税成本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对税率、征管方式以及税收体系进行综合调整。
有鉴于现行征税体系造成了巨大的浪费，钟永生提出了一个颇为激进的想法，“税务机关不要，国税和地税这两套机构都免了，由民间机构辅导企业交税”。
他的具体设想是：企业依法纳税，直接把税款打入财政部的公开统一账户，财政部可配一个税务司，地方财政局设一个税务科，协助管理登记等具体事务。
如果纳税人对征税流程不熟悉，可以找社会上的中介机构，就像现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专业而高效。
企业是否偷税漏税由审计部门去审计，比税务部门更专业。如果查出问题，由法院去处理;有涉嫌违法犯罪的，由法院和公安机关协同处理。
信息化时代，网络具有强大的功能。至于税收分配等问题，可借助相关软件。
这样，可大大降低政府征税、企业纳税的成本，减轻纳税人负担。如果征税成本从现有的10%降为2%，将剩下8%的空间留给纳税人，税负将得到明显减轻。
此外，还能解放人才。现有国税、地税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是社会精英，把他们放在税务部门，是一种才华浪费。如果把他们从这里解放出来，让他们去从事其他的事业，对经济社会的价值会更高。
钟老师的想法听起来有些大胆，但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相信到那一天，就算没有国税局，也没有地税局，我们的税收秩序会依然井然有序;也许只有等待那一天的到来，我们的税收秩序才会井然有序。
收税交税 操作空间广阔
郭伟曾经在国家税务部门工作过十多年，现在自己开了一家税务工作室。税务工作室，记者还是第一次听说。
郭伟对自己的定位是：幕后的税务师爷，台前的税务代言人。其工作室的具体职能如下：协助个人对纳税策略进行管理。运用有效的方法，降低个人(公司) 的税务风险，同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合理避税，将个人(公司)的整体税负降至最低。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帮助企业应对税务危机。说白了，就是帮企业出谋划策，与国家税务部门斗智斗勇，在关键时刻，寻找税务工作人员的“一、二、三、四、五”，使企业以牺牲最小的代价，渡过最大的难关。“就像一个人，犯了大罪，我的责任就是通过努力，尽量把‘死刑’扭转为‘死缓’。”郭伟形象地描述道。
他给记者讲述了一个他亲历的案例。当地税务部门找到了一家企业，要对企业缴税状况进行严查。一般来讲，有关部门既然找到企业，是已经掌握了一些把柄的。企业自己也明白有问题，找到了郭伟。郭伟仔细研究了相关文件后，以前辈的身份给当地税务局的一位科长写了封信，从文件的出台背景到变迁过程，再到对方工作程序存在的诸多问题，逐一阐述，全面、系统而专业。科长一看，有些傻了，“开始对自己做的事情不自信了，然后就按照我的导向思考并处理问题。结果，把一个完全不该征的税征了，该征的却放了水，一计算，企业需缴纳的数额由3000万元变成了200万元。合适，就给了。”
神圣税务的征缴过程，竟然存在如此大的操作空间，足见征税系统的混乱，也足见我们税务工作人员的专业修养与工作能力。
“我希望改革越慢越好，体制越乱越好，那样，我的机会就越多，市场空间就越大。” 郭伟开玩笑地说。不知有关部门听了这话，该作何想?
脱缰的中国税收：越是危机 政府越是收钱
金融危机来袭，从企业到个人，收入都在减少，当然，一些央企和国企是例外的，唯独政府税收收入不减反增，让人难以理解。似乎，越是危机，政府越是收钱
2008年，金融风暴肆虐全球，
余波至今仍未平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陷入低迷。中国虽不是这场危机的主战场，但也难逃一劫。大量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在风暴中沉沦。对许多企业而言，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
就在众企业勒紧裤腰带过难关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国家税收收入依然坚挺，延续着大幅上涨的态势。这让深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纳税人甚感不平和不解。无论经济环境多么恶劣，政府税收收入总是如此稳健，旱涝保收。这是为什么?
一季度税收暴增三成多
数字是枯燥的，加之中国的不少统计数据往往又当不得真，所以，一般人对官方公布的数据并不太在意。其实，数字里有乾坤，特别是对比着看，往往能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
2010年4月的最后一天，财政部公布了一组数据：今年1～3月份，全国税收收入完成17702.55亿元，同比增收4678.9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5.9%。其中，个人所得税完成1488.12亿元，同比增长21.3%。
就在财政部公布数据的两周前，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1.9%。
一季度的税收增速远远高于GDP。
对于一季度税收的超常规表现，官方作了解释。财政部税政司表示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去年同期收入基数很低。去年同期税收总收入仅完成 13023.58亿元，同比下降10.3%。其次，是经济增长明显加快。今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6%，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增长26.4%和17.9%，工业品出厂价格增长5.2%，外贸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64.6%和28.7%，房屋和汽车销售大幅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19.7%，这些带动营业税、消费税、进口环节税、关税和企业所得税较快增长。第三，是去年消费税增收政策调整翘尾影响，以及今年车购税等政策调整的增收作用显现。
近年来，我国的税收收入一直呈单边上扬的态势，就是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和2009年，也有不俗的表现。
2008年和2009年，国家税收总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8.8%和9.8%;同期，GDP增速分别为9.6%和8.7%，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4%和8.8%。
对比可发现，税收收入的增速位居第一，跑过了GDP，更跑过了城镇居民收入。这一定会让政府感到欣慰，而纳税人，则不知是感到光荣、困惑还是寒心?
流转税VS所得税
这样的现象是否合理?
面对《新财经》记者的发问，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会计系教授、系主任陈晓没有作正面评价。“合理不合理，不是我们评论的问题。出现这个现象，根源在于我国目前施行的税制。”
陈晓告诉记者，我国目前施行的税收体系以流转税为主体，而不是所得税。流转税在我国税制结构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占到税收总收入的70%以上。
流转税和所得税是目前世界上普遍采用的两大主体税种。
流转税，又称流转课税、流通税，是指以纳税人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流转额或者数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收，是按照纳税人取得的销售收入或者营业收入征收的。在我国，具体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
所得税，又称所得课税、收益税，是指对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种所得征收的一类税收，是按照生产、经营者取得的利润或者个人取得的收入征收的。在我国，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流转税的特点是，无论企业赚钱与否，只要有交易和服务发生，国家就要收税。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救市”，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出台了包括“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内一揽子经济
刺激方案，其长期效力值得商榷，但在短期内一定会拉动GDP，提高经济活跃程度。经济活动越频繁，政府税收收入就越增加。而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企业利润没有增加，工人工资也没有上涨，唯独税收收入增加了。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在金融危机惨淡光景下，中国内地的税收收入仍不断攀升的重要原因。陈晓认为，这正是中国税制非常不合理的地方。在现行税收体制下，就算企业亏本，只要有交易，政府就要从中抽税。
据了解，目前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多选择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比如美国。“不少国家税收收入组成恰恰与我国相反，将近70%税收来源是所得税，只有30%是流转税等。”陈晓说。
“所得税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不利于税收作为杠杆调节收入之间的差距，也容易造成中低收入阶层承担的税负相对较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安体富说，在这方面我国的税制还应进一步完善。
越危机 越收钱
2009年以来，国家税收大幅增加，除了归功于大手笔的投资刺激经济活跃度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官方没有披露，那就是税务部门加大了税收稽查力度。自去年5月，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场“稽税风暴”，企业的陈年旧账都被翻了出来，漏税的要补上，逃税的，补后还要再罚。很多企业叫苦不迭。
税务部门缴税力度大，手段直接而干脆。说到这一点，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钟永生对企业很是同情。在他深入企业做调研的过程中，有企业反映说税务部门是这么收税的，“你拿100万元来，其他的我就不查了”。这不是个别现象，具有普遍意义。有人形象地称之为“中国式征税”。
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国家大手笔“救市”，频频掏钱，国库总有空的时候，拿什么补?只有税费。“钱不够花了，不收行吗?地方税务部门也不得已，上面下达了死任务，下面只能玩命收。企业也很无奈，不交，查你。在当下，哪个企业没有个‘一二三四五’啊?” 税务专家郭伟分析说。郭伟曾在国家税务部门工作过。
政府严明税收纪律，严整税收环境无可厚非(且不说税制的合理性，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企业怕检查)，但是，选在金融危机的当口，对企业来说，未免显得有些不近人情。危难时，企业渴求的是政府雪中送炭。而政府在此刻收紧税袋，颇有落井下石之嫌，让企业雪上加霜。在多重压力下，不少企业被迫出局。
企业原以为灾难来临时，政府会与它们风雨同舟，到头来却发现，政府“割肉救市”，割的还是纳税人的“肉”。越危机，越收钱。这实在算不得好习惯，不免让人浮想联翩。政府花钱不节制，花冒了就向纳税人伸手，如果不节制，越用越阔绰，以后要收就难了，纳税人将在税收的旋涡中越陷越深。
税负重压隐忧：企业被迫偷漏税 员工跳楼恐继续上演
企业偷税、漏税，当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但这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税负之重，逼迫得企业寻求下作之策，以保生存
中国税负重不重?这是一个老话题了。
在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推出的“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内地排名又有进步，从2008年的全球第五跃居第二，仅排在几乎年年位居榜首、有着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之后。自2000年中国进入《福布斯》的统计开始，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
当然，《福布斯》的排名一直没有得到我官方的承认，但相信深得纳税主体——企业和个人的认同。
有统计数据显示，从现行税收制度来讲，中国内地企业纳税占到总利润的70%以上。具体到税率，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为17%，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5%，比周边一些国家都高。
税率高不高，税负重不重，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看。长期以来，内地企业偷漏税现象已成公开的秘密。其行为当然不值得称赞表扬，其实企业也未必愿意， “合法经营当然好，谁也不想偷漏税，但负担着实太重了，不做点小动作，企业很难存活。”这就是企业普遍的呼声。从这个角度说，企业的一些不当行为正是因为过高的税负所造成的。
税率过高、税负过重是中国税制存在的又一大问题，长此以往，将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对经济产生深度影响。
企业偷漏税现象持续高发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房地产开发和建筑行业是利润比较高的行业，但在海口地税局近期公布的2006年第二号欠税公告中，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这些欠税大户名单中不乏海南的知名房地产企业和建筑公司。
其中一家经营二十多年的公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无奈地说，公司欠税有不得已的苦衷，这是第一次上“黑榜”，心里也不好受，二十多年上缴了5000多万元的税款，公司经营这么多年，经营情况近年开始走下坡路，公司有财务上的难处，但是税务见增不见减，现在正在与地税局协商，希望能得到圆满的结果，争取让地税局考虑到经营的难处在税务上有所放宽，我们自己公司也想做合法的纳税企业。
企业的苦衷可见一斑。偷税漏税当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但不可否认，高税收和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是企业采取作假账、偷税漏税等违规违法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换个角度看，企业偷漏税等违规、违法行为可以看做企业对重税负的直接对抗。
如若税负不减，随着征税力度的加强，企业将会花更多的精力来研究如何把假账做得更好，如何更有水平地偷税漏税，并寻求与一些不良税务干部合作，引发腐败行为。企业把相当的时间、财力、精力都花在了歪门邪道上，没用在正地方，从长远来看，得不偿失。
实体经济未来堪忧
税率过高、税负过重将制约企业的发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企业也是如此，在一方面投入过多，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必然就会少。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钟永生认为应该降低税负，给企业留下更多的财富，因为企业自主创新需要钱，新产品开发需要钱，参与国际竞争需要钱，开拓市场需要钱……而眼下的状况是，如果企业不做点“小动作”，生存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发展、创新了。
钟永生建议给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更宽松的税收环境。他说：“国有企业另当别论。国有企业会有来自政府的补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国有企业不能算规范的企业。一个不承担风险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如果给它压上沉重税负的担子，将使这些企业失去很多良好的发展机会。如果我们的税负环境更宽松的话，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会更大，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更快、更好、更强。”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会计系教授、系主任陈晓的担心是，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越来越规范，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逃税空间也越来越小，企业做实业的动力会极大下降。“玩产业太累，人家不玩了，去玩资本市场，炒股票、炒房去了，来钱快，税负还低。如果做实业的动力下降，会引发很多问题。中国这么多人口，就业怎么办?”
实业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果真如陈晓教授所言，中国持续高增长的经济态势未来将不复存在。
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还会上演
近日，富士康的员工跳楼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引发了高度关注。它与很多因素有关，是社会综合矛盾的集中体现，其中，不合理的税制也是难以撇清的重要一环。
跳楼员工对现状很是不满，其中，不见上涨的薪水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国家屡屡发话要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这话在国有企业好使，想提多高就提多高，只有想不想的问题，而没有能不能的问题。但在市场层面，在为社会提供了近70%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里，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民营企业当然愿意给员工加工资，每个企业都想发展，发展就得培养忠诚的员工，这个道理企业家一定懂。但是，民营企业首先是自身的生存问题，然后才是员工的待遇问题。只有企业活着，员工才有饭吃。民营企业没有国有企业的福气，有靠山，可以做“不倒翁”，它们既要背负市场残酷竞争的压力，还要背负沉重的不合理的税负包袱，生存空间可想而知，给员工加薪的空间就更可想而知。是给员工加薪还是让员工失业?政府不可能不了解企业的难处。
就在接受《新财经》记者采访的当天，陈晓教授参加了一个EMBA的答辩。在讨论到企业薪酬改革这个话题时，他总结说，“企业主的原则是，在让员工不造反的情况下，尽量降低工资”。“原材料挤不动，顾客我也挤不动，税收降不了，唯一能挤的就是员工工资。”当今的部分“资本家们”着实不轻松啊。
企业活不好，给员工加薪，改善员工待遇，自然都是空谈。毋庸置疑，如果企业员工收入长期得不到改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类似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还会发生。给企业减负还是继续让员工跳楼，政府应该作深刻的思考“间接税”将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掣肘之一。 间接税定义：纳税者实际上并不承担税负 间接税，是指纳税义务人不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纳税义务人能够用提高价格或提高收费标准等方法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别人的税种。属于间接税税收的纳税人，虽然表面上负有纳税义务，但是实际上已将自己的税款加于所销售商品的价格上由消费者负担或用其他方式转嫁给别人，即纳税人与负税人不一致。 间接税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间接税的存在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商品流通规模较小，市场竞争的程度也较弱，间接税的大量征收不会由于价格的提高而对交易的竞争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相反，间接税税负易于转嫁的特点，还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相对较低，所得税税源不足，只能采用对商品课税的办法来解决财政收入问题。间接税普遍、及时、可靠的特点能够有效地实现国家的财政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管理、税收管理水平较低，间接税简便易行的特点有利于税收的征收。 中国政府的主要税收收入是间接税 相比中国，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直接税为主的国家。即使传统上被认为是间接税/增值税的鼻祖的法国，目前直接税税额占其总税收额也超过74%。OECD组织（主要由发达国家经济体组成的经济合作组织）的32个国家，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都超过60%。平均超过70%。而税收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则超过90%。 与之相对比的是，中国政府的主要税收收入是间接税。从2008年的情况来看，我国税收总额为54223.8亿元，14种直接税22116.9亿元，6种间接税33290.8亿元，两者所占比重分别为40%和60%。与1994年的情况相比，直接税比重比1994年提高16.4个百分点，间接税比重比1994年降低16.4个百分点。 穷人的收入中缴税的比例高于富人 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在实行上有多种好处。一方面政治成本较低，民众感觉的税收痛苦较少。另一方面，间接税主要针对企业，而企业不会在全国范围流动，可以属地征收。而陷于户口制度等多方面的原因，针对个人的直接税无法大范围展开。 但是，间接税实际上扭曲了税收结构，是一种累退税。穷人一年挣2万，花2万。这里面的每一分钱都要交税。而富人一年挣百万，花10万。只有10%的收入要交税。相比起来，穷人的收入中缴税的比例反而要高于富人。其次，间接税实际上改变了市场终端中产品的价格，扭曲了价格信号。不利于市场经济发挥作用。 间接税具有隐蔽性和可转嫁性，税负感觉较轻 间接税需要加强对生产销售的每一个环节的监管，而直接税则只需要按照每个市场主体的收入征税。因此，间接税的征税虽然更隐蔽，更方便。但是效率更低，成本更高。监管的要求也更严格。并且间接税具有隐蔽性和可转嫁性，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企业缴纳的，但实际上最终是包含在商品价格里面转嫁给了消费者。 间接税的最终负担人为个人 和直接从每个人、企业的收入中征税的直接税不同，间接税的征收更隐蔽，更方便。产品的最终消费者是替间接税买单的最终负担人。但是，一个购买衣服的消费者，是无法知道一件衣服，从棉花到成品的过程中到底征缴了多少税款。甚至很多人并不意识到自己的每一个消费行为都是在缴税。 间接税制需要“发票”作计税凭证 而为了加强间接税的监管，就必须加强对发票的控制。实际上，世界其他国家的间接税缴纳，一般使用的凭证都是tax invoice，这是由国家规定格式，但是企业自行印制和发行的税务凭证。并不像中国一样，需要有税务部门统一印制，甚至由税务部门制造税控机，直接介入销售一线。 发票前身为“发货票”，起初不具有征税功能 发票，是发货票的简称。直到本世纪80年代，中国并没有发票制度的统一管理办法。甚至发票这个名称也并未统一：这本源于解放前北方商行的“发货票”的凭证，在中国南方地区并不通行。解放后，也是发货票和发票的名称并用过一段时间。当时的发票并不具有征缴税款功能，而是作为计划经济体系下核定企业生产销售的管理工具存在。实际上，解放初期直至改革开放以前，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不依靠税收。因为国家可以随意调动一切社会资源，为征缴税收而生的发票也就没有存在意义。 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用“间接税”的形式征税不会由于成本的提高而对交易的竞争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所以当初采取“间接税制”情有可原。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继续采用“间接税制”，不单不利于为民减负，还会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