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小王云飞乌兰图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尴尬（附照片）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尴尬（附照片）    唐闻佳
    “我们总觉得去献爱心、捐书、捐钱，然后这些孩子就会好好学习，但现实是，孩子们只想得到你带去的糖果……”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明确，将“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再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但这一目标的实现，长路漫漫。
   
    新学期刚刚开始，一群孩子三三两两蹦跳地走进位于浦东川沙的上海浦东救助管理站。入夜，孩子们并不回家。在二楼的一间小教室，地下铺上了地毯，七八个睡袋围成一圈好似一朵花，吃过晚饭的孩子一人钻进一个睡袋，静静地听老师朗读故事，半小时后，他们一人一段轮流朗读，直到所有人都睡着。
    “阅读之夜”，是德国海伦娜中学针对移民家庭的“问题少年”而进行的教育实验，在上海的浦东救助站内，这群孩子也算是移民家庭的少年，他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给他们讲故事的人叫张轶超，此时他只有一个愿望：让这些习惯了放肆打闹嬉笑的孩子学会安静，学会思考，哪怕只是一小会儿。
    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免费教育的张轶超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这是一群专注力很差，从小不知学习、读书为何物的孩子。面对他们，你期望给他们一本书，他们就会马上感激涕零、进而发奋图强地读书，考大学？那只是一个神话，一个电影情节罢了。”只有让他们先学会安静、再谈思考、再谈发奋……
    十年一晃而过，情况一点没变，张轶超逐渐意识到，这些孩子们的天空本来就是完整的，他们没有什么要等着志愿者、好心人去填补。
    春节前的最后一周，位于川沙的浦东救助站里传出悠悠的古筝声，指导老师正在反复交代，“同学们，今天上到这里，大家一有空，尽快通知我，我再赶过来！”
    免费的乐器课，如此敬业的老师，可是参加的学生寥寥，这种尴尬俨然是张轶超和他的志愿者团队十年前感受的延续。
    2001年，还在复旦大学念书的张轶超在学校附近发现一处荒芜破败的“城中村”。“一小块外来务工者聚居区，有四五所民工子弟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大半ABCD都识不全，历史课没有胜任的老师就让孩子们自修……”张轶超和同学一起去调查、采访，几天的相处，一个强烈的愿望开始在这批年轻人的心头萌动——“我来给他们上课吧”。
    租仓库、开教室，各专业的大学生给孩子们上语文、数学、英语、天文、地理课，不过现实有些事与愿违。
    “没有孩子拉着你的衣角，舍不得地望着你。现实是教室里混乱的秩序，纪律一团糟，你不够厉害甚至压不住这群捣蛋鬼。当你站在讲台上讲你的梦想，想告诉孩子们一些高屋建瓴的思想，但讲台下没有瞬间的转变，没有会意的眼神。现实是孩子们不想做题，只想着如何争抢你带来的糖果……”一位志愿者在博客中写道。
    “我们总觉得去献爱心、捐书、捐钱，然后一转身，这些孩子就会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但是，与他们接触后我发现，那是电影情节。电影里总把需要帮助的人的生活描绘成残缺的，等待别人去填补。一旦爱心人士出现，空白被填上，两者就很配合，一方是有爱心的人去捐助、去教授，另一方如饥似渴地学。彻头彻尾的假想。”
    在垃圾堆里玩、在家洗衣服、给弟弟妹妹做饭，这是孩子们的生活，这种“完整”无奈地消磨着外界的种种捐助和帮助，其中也包括上海推出的“同城待遇”。
    “整齐的校服、白净的皮肤、文雅的举止。孩子是很敏感的，他们一看就觉得那些学生和自己不同。”一位志愿者这样说道。
    2008年，上海启动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农民工子女可以和上海本地学生享受同样的免费义务教育。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比例从2007年的57.1%，提高到2009年的92.7%。2009年至2012年，上海计划投入资金约88.7亿元，新建、改建、扩建中小学项目272个。这一切对于生活在上海的4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是个好消息。
    可是在接受义务教育之后，当他们中的大多数离开上海，回到原籍参加中考，很多孩子却因此“辍学”。“一部分孩子回到家乡读高中，继续学业，但是大多数孩子终止了学业，打工、嫁人、也有的在社会上无所事事，甚至去坐牢。”在张轶超看来，大多数孩子仍然不知读书为何物，父母也没有太多的心思花在孩子身上，孩子们抱着“读好读坏都一样”的心态度过九年。
    还没有来得及塑造价值观的一群孩子，又恰恰生存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迷茫不已。他们眼见着电视里的上海繁华似锦，却瞅着自己身处的城郊野草丛生；他们从小就知道家乡在农村，可是回去了，却无法接受农村与上海的“不同”，怀疑、进而沉默，渐渐地，他们成了“沸腾生活的旁观者”。
    张轶超总是有意识地举行班会，鼓励孩子就诸如教室卫生、游戏房开放时间等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而不少孩子总是一言不发。“他们无法信任别人，怕说错，尤其面对和自己不同类的人。”
    那些不同类的人，包括救助站不远处一所贵族学校的孩子。张轶超曾刻意安排贵族学校孩子去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参观，让两边的孩子相见，让“自大的孩子”和“自卑的孩子”“和解”。
    “穷人看见富人，他们并不妒忌，他们相信这是富人通过自己努力得来的；富人看见穷人，他们不鄙视，他们相信这些人是因为缺乏机会而变穷的，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这样的社会才有希望啊。”这是张轶超的理想，他把理想的实现更多地寄托在对“穷孩子”的教育上，他希望他们不再沉默，他希望他们朗声高唱。
    去年，不懂音乐的张轶超跑到琴行，买了六台古筝、二十几把二胡和长笛。他要组建一个外来务工子女的民族合唱团，取名“放牛班的孩子”，让“穷孩子”站上舞台放声歌唱、纵情演奏。
    “第一次听老师拉《赛马》好激动，好像自己在草原上奔跑，我就想学拉二胡。”四川来的顾英今年刚上初中，从来没见过二胡、更不要说现场听二胡演奏，可如今的她，已经可以流利地看着简谱拉出《彩云之月》。尽管她总把老师手里的指挥棒说成是“一个针”，但是她拿起松香调起音来着实有模有样。
    如今，每到周末，教室里乐声不断。尽管有些声音和“锯木头”的声音无异、尽管有些孩子仍然“五音不全”，尽管老师们明白，音乐并不是所有孩子都合适的。“所有学过音乐的人都难忘小时候被家长打的经历，音乐是要家长逼迫的，是要苦练的，这里的孩子能学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好说。”一位从小学习音乐的大学生志愿者如是说。
    但是，最起码孩子们静了下来，即使是最调皮的男孩，抱着二胡，也可以认认真真地拉好久。
    “音乐、美术、阅读，这都能让孩子们长时间地专注做一件事情，只有学会安静，他们才会学会去思考事件、去理解别人和自己的差异、去沟通包容，而不是粗暴地非此即彼。”张轶超把“安静的思考”寄托在音乐、美术和阅读上。
    现在，张轶超的校外“补习班”已停办。在他看来，不培养孩子思考的习惯，即使给他上课、给他书本、文具，充其量只会导出理想主义的“发奋”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