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刘少奇同小女儿潇潇在一起。

　　快乐童年：经常给父亲“捣乱”

　　提起“父亲”二字，我眼前浮现的是一个高大模糊的身影，从我的窗前走过。那是父亲往返于饭厅和他的办公室，正好路过我和阿姨的房间。书桌就在窗边，我喜欢坐在那里画画、看小人书。

　　“文革”前的家，是一个大家庭。爸爸和妈妈，老外婆和众多的哥哥姐姐，加上秘书、卫士等工作人员，一大家人，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紧张、忙碌而又热闹非凡、生机勃勃。

　　我所感受到的世界，充满了欢乐。中南海里，就数我们一家吃饭时最热闹。虽然一般都是炒茄子、粉条、豆角等家常菜，但由于孩子多，开饭时熙熙攘攘。每次开饭时，父亲总是用一个空盘子，一样夹一点，自己埋头吃，吃完就走，从来不多说话。他一夹完，我们这些孩子们上来就抢，很热闹。杨尚昆杨爸爸经常背着手站在后面笑咪咪地看着孩子们抢饭吃。

　　我父亲那时的工资是四百多元，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家里人口多，还是挺紧张的，吃饭都是些家常菜，到现在我们家的孩子们都还认为肉末炒粉丝是一道特别的美味。

　　父亲是个极认真的人。中南海的邻居们当中，像小平叔叔、杨尚昆杨爸爸，会时常带着孩子们野餐，我们家孩子也要跟爸爸一起去野餐，我父亲则说不行，我没他们聪明，文件总看不完。小时候，为了让爸爸能在紧张的工作中放松一下，我们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最小的孩子负责隔一段时间就去给父亲“捣捣乱”，跟他玩一会儿、散散步，让他休息一下。我年龄最小，因而独享了不少和爸爸在一起的快乐。

　　父亲没有太多时间跟孩子们亲近，但是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亲密无间。那时，每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办公，孩子们就有了每天跟父亲一起下海游泳的机会。我们的童年充满了亲情、健康和积极向上的情绪。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既严格又宽松，学习不努力要管；道德品质不好要管；不礼貌要管。其它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就尽量放手。比如父母从不要求我们得多高的分数，但是他们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同时他们也会注意每个孩子的特点，并指出孩子们性格中的“短板”。我姐姐刘亭小的时候特别好强，考试得九十九分就哭，父母就鼓励她去少年宫学打乒乓球、弹钢琴，别只盯着分数。二姐刘涛不是我母亲生的，我母亲会对她更照顾一些，她也习惯事事占先，父亲就教育她不要养成占小便宜的习惯，爱占小便宜的人会吃大亏。这在“文革”中被歪曲为“刘少奇鼓吹吃小亏占大便宜”。

　　我有一位哥哥允若出生在上海，小时候被送到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吃了很多苦，受过刺激。上世纪50年代，他到苏联的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无线电仪表。因为和同学处不好关系，写信给父亲，要求留级转系。父亲就劝他：不要骄傲，不要看不起人，要尊重大家的意见，要肯于为大家的事情吃亏。至于转系的意见，父亲建议他：“不管将来干什么，我劝你学一门专业，因为学一门专业，将来不论干什么工作都有好处。”父亲还举例子说：孙中山、鲁迅学医，毛主席学教育，不妨碍他们成为政治家或文学家，要他“安下心来，坚持学习”。

　　父亲一向认为，高干子弟更应当自律。三姐平平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写信给她，要她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关心集体，关心国内外大事。还嘱咐她要多吃点苦、吃点亏，经受得住委屈，鼓励她加入共青团。

　　四姐亭亭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就读的时候，父亲把她送到了时传祥的清洁队体验生活，参加掏粪劳动。“被集体被人民抛弃了的人是最可耻的”，他要求我们勤勉、能吃苦、经得住磨难，还要学有所长，培养自己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这就是父亲对我们子女最大的期望。

　　“文革”岁月：看遍万般丑恶，人间仍有大爱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六岁。不久，父母就在住所被隔离，哥哥姐姐们又离去，不准回家了。最后，我和保姆赵阿姨也被赶出了中南海。因为我们是最后走的，住校的哥哥姐姐们天天去中南海门口，要求见小妹妹，却不知我早已不在那里了。一家人，彼此都不知道各自的下落，家破人亡，天各一方。

　　只有艰辛中的爱，才显得最为珍贵。我六岁离开中南海，保姆赵阿姨带着我住进了中南海工作人员的宿舍，靠每月25块钱生活费，相依为命。那里住的有毛泽东、朱德的厨师，江青的司机等等。这些邻居和他们的孩子们都对我很好。邻居叔叔阿姨的单位里发水果了，就会分给我们吃；学校里的任何活动，从未拒绝让我参加，音乐老师还义务教我拉手风琴；恢复高考后，老师长期为我加课复习，从未要求过任何回报。

　　上小学时，有些不懂事的小孩子骂我狗崽子，对我喊口号、扔石子。每天上下学的路上，宿舍院里的小朋友们就把我围在他们中间，不许外面的孩子欺负我。对于他们来说，我就是一个在一起玩的小朋友。后来长大了一些，有一次走在路上听到有人对我喊口号，开始感到困惑了。这时旁边走过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大人，对我说：别难受，要记住，你的血统是高贵的。当时我听了并不理解，只感觉到那种被安慰的暖意。现在回想起来，他是在设法保护一个少年的自信心。这正说明我父亲是了解人民的，他曾在1967年的夏天叮嘱我们：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

　　那时，为刘少奇平反是不可思议的。邻居、老师、小朋友如此帮助我，他们的好意，完全基于最朴实善良的感情，纯粹出于正直人纯朴的同情心，出于老百姓包容一切苦难的博大爱心。这种逆境和委屈中所得到的帮助、安抚和爱护，让人倍感真挚。因此，即使看遍了“文革”的百般丑恶，我仍然相信人间有自然直白的爱。

　　我们的幸与不幸，都来源于父亲

　　人都有阳光美好的一面，也有阴暗邪恶的一面。“文革”就是带出了人性中最阴暗的那一面的一场运动。二姐刘涛刚考上清华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江青亲自找刘涛谈话，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让她站出来揭发自己的父亲。涛涛按照江青的话做了，写了一张充满扭曲的大字报。这让涛涛痛苦了几十年，因为她再没能有机会跟父亲说声对不起。2009年11月12日，父亲去世四十周年的时候，下着大雪，涛涛独自一人坐着火车，来到河南开封，在父亲离世的那个旧银行的金库，嚎啕痛哭……

　　“文革”的丑恶不堪回首，不论是受迫害的，还是“迫害”人的，都不愿再提起，但也抹不去。那场灾难的涉及面极广。仅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有备案的人就多达百万，还有他们的家人，还有其他的专案组，更多的则是根本没有备案的普通人。我有一个同学，她的父亲当年就是北京高校的一名普通青年教师，“文革”武斗时期的一个晚上，几个人冲进她家，砍死了她父亲，当时她母亲怀着孕，背着她鲜血淋漓的父亲往校医院跑，六岁的她，拉着妈妈的衣襟一起跑。这种经历刻骨铭心，而且不仅是她和她的家人，那几个砍人的人，现在也该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当时的疯狂早已不在了，他们想起自己当年的作为就不痛苦吗？但他们没处去说，是吗？要告诉下一代，“文革”这种事不好玩。

　　按理说，我们一家和我的不幸，都来源于父亲。但我们家没有谁因受株连而怨恨他。我也从未感觉到人们对父亲有什么痛切之恨，从未觉得自己真是个狗崽子。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从未遭到过真正的破坏。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一名在胜利到来之前倒下的烈士，就义成仁，凛然无憾，虽死犹荣。比起那些自诩公仆、标榜为民，却把自己的名利地位放在人民利益之上的人，父亲的光辉形象，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在为父亲自豪的同时，也有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使我不断思考：父亲无疑是一个好人，但他死得很惨，他是一个失败者，还是一个成功者呢？一个人的成败靠什么衡量？金钱，地位，一时的山呼万岁、顶礼膜拜、权重如山，都不成为最终的标准。最终，功过是非，要经受长期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评判。

　　父亲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是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大跃进”后期，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把错误归结到某一个人，而是如何团结一致改正错误。他回老家做调研的时候，就住在自己家的老屋里，离开的时候，他要求停止办他的旧居，把房子让给村里贫苦的乡亲们住。正因为有乡亲们住在那里，“文革”中的造反派没能破坏那些房子，使故居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这在家乡被传为一段佳话。

　　父母都是有理想的人，他们都有不错的家境，因为理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作为后人，我们很为有这样的父母而自豪。想起他们，心中充满了爱。

　　编者按：刘潇潇乳名小小，1960年生，是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幼女，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刘少奇明白自己的命运已注定，他不能不为自己的儿女担忧。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6岁的潇潇。刘少奇预料自己无法保护和抚养她了，决定把潇潇托付给保姆赵淑君，让她在群众中坚强地活下去。

　　在把潇潇托付给保姆带走时，刘少奇对王光美说：“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据刘源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和王光美在受到最惨烈的批斗时，心里作好了最坏的准备，唯一放心不下的一件家事，就是最小的女儿小小，嘴里常念叨着：“小小该上学了，该上学了。”

　　潇潇果然不负父母的期望，在人民群众中茁壮成长。她先后就读于北京北长街小学、北京161中学，1979年以北京市总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大生物系，后赴德留学，1987年学成归国。今天，在少奇平反30周年之际，本刊约潇潇撰文，回顾这段传奇经历的同时，抒发人世间至纯、至真、至善、至美的父爱，寄托女儿无尽的哀思。

来源：《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