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诺曹 15 百度云:“为有源头活水来”——漫谈农村题材小说创作

在缺水的塞北，三百年来存下这么一个美胜江南的园子，必然就少不得水。康熙、乾隆钦点的七十二景中，直接带“水”字的就有“水心榭”、“水流云在”、“镜水云岑”、“水芳岩秀”等。其他像“烟波致爽”、“远近泉声”、“石矶观鱼”、“暖溜喧波”等等，也是与水紧密相连的。与山庄一墙之隔的大河武烈河的水，就是从“暖溜喧波”这里流进来的。

可能是兴安岭的大火才扑灭，虽然满目翠绿，但山庄的林区仍然封着。无奈钻进宫墙旁一片旧房寂巷，看去残墙断壁，夫人就有些害怕。我则自勉道：水都进来了，还怕甚歹人。说得似没头没脑，其实又是内有缘由的。自落户热河老城与山庄为伴，就知山庄缺水之苦。大旱之年，山庄湖水尽干，淤泥龟裂，景象十分可怕。原来，早年这山庄湖水有源为三：首先是从“暖溜喧波”流入的河水；二是山庄西部山谷流下的雨水；三是湖中的泉水，即热河泉。然随着“暖溜喧波”早已淤没，山中遇旱也无溪可淌，单只剩下个热河泉，却也就难担盈水之任。据我所知，此番引河水，工程浩大：首先是武烈河上建坝蓄水，然后又在河床埋管道至水源上游，以保水的质量。而山庄内，则开挖河道，使其降至与湖面相适的高度。想想，一二百年，沧海桑田，故道之上早已面貌皆非，土方运时犹如愚公移山。工程历时数载，世人有目共睹。因此，借引水之余勇，岂惧区区毛贼。
 　农村小说怎么写?
　　——在湖北省作家协会农民作家培训班上的演讲
　　陈应松
　　农村小说怎么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经验的传授。农村题材各有各的写法，我的经验并不能代表你的经验，你也未必赞同我的经验。我今天是来跟大家一起探讨农村小说怎么写，不是我来传授农村小说怎么写。我是昨天刚从犁耙水响的荆州乡下回来的，看见你们很亲切，我也算个农村题材小说作家吧，算半个农民吧。应该说我们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兴趣，共同的话题来进行共同的探讨。
　　农村题材的优势
　　农村题材这四个字是否准确，有很多争论。是否应叫乡村题材？乡土题材？大地题材？自然题材？有人说你是不是写农村题材的？我说我是写山区的，神农架山区，叫山区题材作家，也有这种说法，还说我是乡土作家。但更多的是说我是底层文学、底层叙事、打工文学什么的，还有环保作家，生态作家，这都是可以的，但它有一个总的指向，是在写农村。我们姑且把它称为农村题材。这是理论界的一个问题，我们不必要太较真，不要管它。农村题材是相对于城市题材而言的。农村题材的小说是有传统的，古今中外出了数不清的优秀作家和作品。这些作品当然也不全是写农村乡村，但至少有农村生活的场景，有农耕时代的影子。比方说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托尔斯泰的《复活》、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还有福克纳的一系列小说，也是写农场，写小镇，写狩猎的。特别是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基本上是写山区农村的荒凉、混乱、贫瘠的生活，比如胡安·鲁尔福、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略萨等。还有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如吉奥诺的《庞神三部曲》、《人世之歌》，还有他的学生卡里埃尔写的《马鄂的雀鹰》，都是非常优秀的小说。还有获诺贝尔奖的赛珍珠写中国安徽农村的小说《大地》、杜拉斯的《阻挡太平洋的堤坝》、西班牙的伊巴涅斯——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写乡村的小说家，如他的《茅屋》、《五月花》、《芦苇与泥塘》等等，这些作家我大多受过他们的影响。因为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所以说这种小说是有它的优势的，具体表现在：
　　一．它是有传统可以继承的一种写作。城市题材难一些。农村题材的书写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作品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前面我说了外国的作家，在国内，几乎南北大地都有大家存在，北方有萧红、浩然、刘绍棠、柳青、赵树理、孙犁、莫言、张炜等，南方则有鲁迅、茅盾、叶圣陶、沈从文、周立波——他曾经用湖南方言写过《山乡巨变》、丁玲、汪曾祺等。城市的书写经验几乎为零，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现代文学中值得一提的就是一个张爱玲，当代的就一个王安忆，这是公认的。王安忆继承了张爱玲的书写经验。当然，据说王安忆否定过张爱玲，这是另一回事。而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在方方面面进行了探索，关于人物怎么样塑造，它的语言怎么样使用，怎么样使用北方的语言、南方的语言，它的结构，它的故事的框架，怎么样开头，怎么样结尾，都是比较清楚的，可以拿来我用。只要多读，你就能写。比方说：姓名，写农村题材的，要用荷花呀，桂花呀，秀呀芝呀英呀，它要用这些。男的就用二狗子、三蛋子、咬脐、和尚什么的，这是约定俗成的，也是非常成熟了的，这么写一下子就有了乡土气息，她不可能叫玛妮亚、安妮、雅娜之类。再比如，“哩”字的运用，这已经很成熟了，我认为中国有一批“哩”字主义作家，这个字是农村题材小说专用的一个字，城市题材是少见的。只要继承了这个哩字，孙犁的味儿、刘绍棠的味儿就出来了，风格也出来了。后来用哩字非常成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的就是张炜。过去在孙犁老一辈作家中，这个字是用在正面人物身上的，它表现的是农民的纯朴，乡下女孩的羞涩，小伙子的憨厚。在张炜的手上，把它用在坏人身上了。坏人也可以用“哩”，这就是一个进步。哩字北方作家用得多一点，南方作家也用，我就用，但我后来用一个什么字呢？用“咧”，“咧”有着我们长江流域荆楚土地的一种情调。但有时候非得用哩，而不能用咧。由此进入，很容易造成事倍功半的效果，一下子就像有了一个大家高手的风范，不信你们用这些字眼写写看。还比如不说村主任，一律叫村长，这是一个很好的简化，说村主任就减少了农村小说的那样一种生活味，那样一种韵味。这就是一种经验，是可以继承的。你不必要较劲，说我们那儿没有村长，只有村主任。那你就错了，你最好用村长就完了。
　　二.只要是写乡村的，你的写作一下子就有一种超越感，比起城市那种小资生活的暧昧、孤寂、茫然、惶惑、变态，乡村小说相对容易把握些，城市题材不好把握，写人都是莫名其妙的、变态的、恍恍惚惚的。写农村生活和人物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可以一下子短距离地进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人就是那样明明白白的人，事就是那样清清楚楚的事，不像城市总像是摸头不是脑的、千头万绪的、扯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比方说感情啦官场的尔虞我诈哪商场的波诡云谲哪之类。乡村小说可以一下子就直嗵嗵地面对我们严峻的现实，以及人的生存状态。你写乡村就会面对这些问题，无法让你转弯抹角，隐晦恍惚，吞吞吐吐，语焉不详。因为三农问题直接，明显，明摆在那儿的，你绕不过。城市题材太难进入和把握。我劝过许多人，你明明出身在乡下的，你有那么多真实美好的故事和记忆，非常宝贵的，你不写，偏要去编造城市高级别墅的生活。写又找不到感觉。写城市题材如小资、白领、情爱题材总是写得艰涩、困难，出不来人。而写城市生活如小资，局促在一个密室中，是在一个很小的狭窄的空间里，且是喃喃自语。写乡村一下子就是大视野，非常开阔，这种开阔是城市题材小说特别是那些没有生活胡编乱造的青年作家们望尘莫及无可比拟的。它不是写小空间小情感的，自恋，变态，哀怨，神经质，自虐，矫情。乡村生活没有这些，不存在这种种毛病。一般来说是健康的，明朗的。你进入的是广大的原野，无边的群山，你只要写，整个世界，整个大地都是属于你的。你尽可以舒展驰骋，精鹜八极，上天入地。
　　三是乡村特点突出。比起城市题材的那种哀哀怨怨，卿卿我我，农村题材是有特点的。现在所谓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就是西方化的过程，所谓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新农村建设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我们到韩国去，中国作家代表团，谈到新农村建设，说是学他们当年的新村运动，他们的农村真的是建设得很好了，我们去过他们的村庄看过，这种变化就是得益于当年朴正熙的新村运动。可他们却说，千万别学他们，你们的新农村建设是错误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新村运动是失败的。即整个韩国包括乡村都西方化了，传统的东西都没有了，价值观都变了。现代化说穿了就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特别是这十年二十年间，城市飞速的发展，快速的进步，使得各个地方的文化迅速地消失，比如我们武汉好多的老街都拆除了，过去的记忆没有了。开发商的短视，官商勾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优先化，传统和文化记忆成为了被剿灭和抹杀的对象。我们的城市与城市之间没有了什么区别，楼房一样的，只是比高度和怪异而无内涵。像中央电视台的“大裤衩”就是城市畸形发展的怪胎，西方化的悲剧。
　　此城市与彼城市大同小异，人们住同样的房子，在同样的写字楼里上班，同样的朝九晚五，全国的婚礼一样的了，穿同样的婚纱。武汉与南京有什么区别？上海与深圳有什么区别？城市人的生活有什么区别？特别是各地的小资和白领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建筑有什么区别？也没有。你在上海喝的咖啡跟武汉喝的咖啡有什么不同？没有。你穿的名牌服装，上海穿的武汉一样穿，同时流行。使用的手机，一样的，使用的化妆品，使用的汽车，一样的，逛的超市都是一样的，反正就这些。生活的同一化非常的严重，城市独特的文化景观消失是惊人的，大量的破坏、消亡。那么我们的农村呢？那就不同了，大为不同，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乡下有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之说，独特的文化习俗，独特的生活风情，使得河北跟湖北绝对不同，湖南跟河南肯定不同，贵州苗族僮族跟西藏藏族，跟东北鄂伦春族肯定是不同的，而且就算是一个地方，可以写出完全不同的乡村小说来。我们湖北每个县也不同，文化习俗差别非常之大，连语言都不同，一个县有几种方言很正常。我上次与叶文玲老太太在一起，她说她们那个县，玉环县，是一个岛，她说她们县里有十几种方言，不用翻译完全听不懂。农村因为发展相对滞后，或者与发展没有关系。我估计，如果能复制录音的话，在某一地，四百年前的人跟今天的人讲话口音和方言肯定是一样的，肯定没什么变化。语言是顽固的。我看到我们公安的三袁，公安派的袁宏道，在他的文章中使用的方言，今天我们依然在用。因为他喜欢用俚语俗词。包括更早的屈原时代。屈原的诗中用到的湖北方言我们今天依然在用。比如屈原在《离骚》中有“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这里的“浪浪”过去作“流泪状”解。但现在有人认为是指衣襟、衣裳的单薄。这很有道理。我们荆州方言中说衣裳很薄就说“浪浪甚”，“穿的的确凉浪浪甚。”你看两千多年前与现在的方言有什么不同？我们荆州的方言中有许多古语，比如说“今天”，我们叫“即日”，说人软弱叫“孱头”，“礼貌”我们叫“礼性”，“天气”我们叫“天道”，乡村顽固地保存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特征。当然还有不同的风土习俗、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等等，比方你写一个农村小说，你虚拟一个地方，鄂东的是鄂东的情调，鄂西的是鄂西的味道。江汉平原的是江汉平原的风情，三峡地区是三峡地区的习俗，这个是不能混淆的。可是城市生活可以混淆，我写一个城市小说，我写上海，写完后我在电脑上把上海全部替换为深圳，这是可行的，别人看不出来。可农村小说却是不行的。正因为此，我们农村小说表现的空间就非常巨大，可写的东西就非常多。现在各地研究本土文化的很多，本土文化是一个挖掘不完的、无穷尽的宝藏，提供给农村题材作家的东西也是无穷尽的，丰富无比的。
　　四是乡村山水、自然的描写比城市更丰富。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大家看我的神农架小说，里面有许多，既写它的河谷，也写它的山冈，山上的植被，山村的景色，各种山川风物。就是那些植物也够你写的，山啊水啊，动物啊飞禽走兽，尽可以成为你笔下的内容，而且写起来美，美不胜收。那些植物的动物的名字，那山里、大地上的早晨、黄昏、夜晚、天晴、下雨、下雪、春夏秋冬等等，叙述描写起来，都比城市丰富、生动、美丽、壮观、新奇。城市连一棵野草都找不到的，不好写。我在荆州，办郁金花展，要我去参观，我不去，我说在神农架什么花没见过。城里看到一点花就很兴奋，可农村到处是闲花野草，不会大惊小怪。前几天我到江陵秦市乡去采访，看到田埂上大片大片的野芹菜，没人采摘。当地人说这个猪都不吃。可城里根本吃不到野芹菜，吃到了还很贵，如是在城里，人们不要疯狂抢挖呀？有懂中草药的又在那儿认出了什么天门冬、麦门冬、半夏、桔梗等等，遍地是中草药，你只要去认识，各种各样的，乡村真是美，东西真多，可入小说的东西俯拾即是，写进小说里面斑斓纷呈。城市光秃秃的，没有这些东西，乡村是属于大地的，大地的恩赐钟情于农村。
　　五是乡村的道德、价值观都是恒定的而且是厚重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你要写乡村就必须写我们乡村保存下来的那种传统美德，这也比较容易把握，它比写乱伦，写同性恋，写失恋、变态、一夜情、虐待狂更有意义。这些当然也可以写得有意义，但要大家高手来写，我觉得我是写不好的，虽然我在城市生活了二十几年。写城市题材的作家特别是比较年轻的写手，写去写来就是那些玩艺儿。城市是漂浮的，无根的，是没有根基的。而乡村的伦理、价值判断一般不会出问题，是有深厚根基的，很能引起共鸣。可写城市的那些东西，你很难接受，那些感情很难被人认同。而乡村比如你写媳妇孝敬老人，这是对的，有根基的，就是要孝敬老人，赡养老人嘛，它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乡村题材小说，很容易被评论界和文坛认可，他会说你厚重，深刻。厚重这两个字，往往用在农村小说和农村题材作家身上，不信你们去看。说城市小说写得很厚重，这种评价很少。因为农村的生存条件是相对恶劣，农民是相对贫困的。而城市小说写的事都是吃饱了撑的，无事生非的，如写偷情哪，无聊哪，耐不往寂寞哪，孤独哪。写农村就必须写人的命运，人与严酷的生存环境和命运搏斗，在搏斗中所显示出的中国农民的特质，某种英雄主义气质，善良，忍耐，坚韧，不屈，等等大美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可以表现得淋漓尽致，气势磅礴，令人唏嘘，令人感叹，小说的基调也是非常好定的。最主要的是，很容易获得承认和认可。城市小说我认为基调不好定，写是游离的，漂浮的，很难进入。
　　六是，乡村是我们共同的家园，特别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这个也很重要。它是有东西可以存放和寄托的。而农业是我们生命的根，立命的本，活命的泉，三农问题又是我们社会最关注的问题，至今还未找到好的出路，是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因而有大量的东西可以写，可以挖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农村许多消失的文化、生活方式和美丽的大自然又是我们忧心忡忡的，如道德的败坏，乡风的恶化，河流的污染，农民读不起书看不起病，农民作为这个社会最没有发言权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现状，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必须面对和关注的。现在当然中央开始重视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也进行了很大的投入，大家知道的，如土地平整，沟渠硬化，乡村低保，医保，但都在起步阶段。所谓的小康，标准也是很低的，低水准的。农民家里还是穷的。我去采访了乡下的富人，家里有几百万上千万的，他们家里的摆设，他们的生活质量，还不如一个城里的下岗工人。他们家是蹲便式厕所，没有坐便器。他的电器，他的床上的用品，他的整个生活方式，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我采访了一些村长，都很富有，但生活质量不高，说是千万富翁，穿的内衣还是浑身起球的化纤衣裳。他们有钱也买不到，大量的廉价、伪劣产品都倾销到了乡下，有钱也买不到好的，大超市也到不了农村。农村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文学可能会为此助一臂之力。当年如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农村题材作家用作品给予的呼吁，就为取消农业税作出了作家应有的贡献，包括农村题材小说作家和报告文学作家。我们是有所作为的，不是无所作为的。
　　困难的农村小说
　　我前面说的是它的优势，其实，农村题材的小说和写农村小说充满了我们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
　　一是，农村题材的小说传统它又是不可以继承的。那种认为我可以成为浩然第二，柳青第二，赵树理第二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因为作家只能是独创性的，我的小说可能有某人的影子，但我不是柳青的直接传承人，我也不是周立波的直接传承人。国外作家我也不是斯坦贝克的直接继承人，也不是哈代的直接继承人，没有的。有些自称是某人的学生的，也不可能小说是一样的，在风格上很不相同。前面我说的卡里埃尔是吉奥诺的学生，但你们去看看他们的小说，是多么的不同。只不过他们都写了一个地方，法国的普罗旺斯高原。就是题材相同而已，只不过继承了自然主义的这么一种写法，写得诗意、细致，也写得很严酷。某人的风格我们可以学一学，这个无伤大雅，也可以用“哩”字，但如今你要想获得文坛承认，在农村题材小说中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非常之难。
　　不可否认，湖北农村题材也是有传统的，解放后，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了一批作品，但这些作品现在看有些是站不住脚的。农村题材小说很容易跟风，很容易弄成主旋律。后来又出了一批作家如刘醒龙，我，方方也写了不错的农村小说，如《闲聊宦子塌》、《奔跑的火光》，还有刘继明等等。这些都是写农村题材小说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农村小说出新非常难，这就是一些本来出生在农村，却喜欢写城市小说，写白领丽人、豪华酒店、高级别墅的原因。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自卑，不希望别人说自己是乡下人。他也没到高级别墅生活，他总是写那种高级别墅。他也没吸过毒，可能连吸毒者都没见到过，也很少到小包房去。他觉得这些容易写一些，时尚些，前卫些，后现代些。常言说得好，画鬼容易画人难。有人就不敢碰农村题材，因为农村题材小说在中国非常成熟，各种风格主义都有了，各种写法都被人写了，写尽了，你总逃不脱那些窠臼，那些模式。要么写得飘，浪漫主义；要么又写得太实，很难把握，很难玩新花样，你会有总是在人屁股后头的感觉。
　　二是后税费时代，农村的矛盾不那么尖锐突出了，甚至平息了，有的是隐蔽了，遮蔽了。比如农民与政府间的矛盾，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过去催粮派款，拆你的房子牵你的猪捆你的人，现在没有了。村干部不敢了。我采访了一个村长，他说，我过去一年收60几万款上来，搞夏征，一个月、两个月就收上来了。现在收3万多收不回来。过去很简单，去收款，一根绳子背在后头，你交不交，不交把你一捆送到乡政府。现在他跟你论理，说别村里都不交，再是说你服务没搞好，没争取到项目，别村为什么搞土地平整我们没搞？别村道路硬化乡村整治，你们给我们村民带来了哪些好处？什么都没搞凭什么要我们交钱？你跟他解释半天，他又说我没钱你把老子怎样？扭头就走了，你干瞪眼，你又不能抓人。他动不动就跟你打官司，现在农民的法治意识法治水平也提高了。这样作家有力使不上。过去我写个坏村长，催粮派款坏事做尽，可村长们现在没这么了，你不能硬生生地把他放在对立面，你怎么写？现在我直犯困惑。
　　三是乡村生活与现代阅读的兴趣有落差。乡村生活节奏跟当代生活节奏是不同调的，导致阅读的障碍。
　　四是人们审美趣味，越来越时尚化，城市化。加上出版的商业化，农村题材的小说很难出版。加上城市价值观的颠倒，乡村生活的无趣、贫苦、单调，所写的内容对城市人兴趣不大，没劲。加上当代年轻人崇尚的叛逆，愤青，与乡村道德又是相悖的，可能会被人认为陈旧，过时，老套。它还面临另外的两难，你写明亮了，会认为是主旋律，歌德派；写灰暗了，揭露了一些问题，又被认为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专写阴暗面，难以通过和承认。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到现在某些领导还在说我写得太灰暗，太沉重，没有光明面，专写农村的落后。真不好写，我写真实了，上级不高兴，我讲假话，良心又不安，读者也不买账。真是两只手提篮上街，左难右也难。
　　农村作者的写作策略
　　农村作者的写作策略，这个问题我依然不是讲怎么写作。写是因人而异的，各有各的写法，我的写法对你并不一定适用。我这几天思考了一下，从我认为的你们最需要的东西讲起。
　　一是与生活保持距离。但现在和过去都是提倡贴近生活的。贴近生活是我们这些作家，这些在城里的作家。我们没有生活，连泥土都没看见过，泥土和植物的气味都忘记了，怎么写乡村？你们不缺生活，恰恰你们生活多了，多了是个负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为什么农村题材的知名作家不是在农村而是在城里写作呢？当然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原因，但主要是他们与农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美学中的一个观点，距离产生美。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才能看清农村。我在这里不客气地说，农民作者因为见识的比较缺乏，可能会出现小气，短视，肤浅，看问题拘泥于事物的枝节，一时一地，而忽视了它的重大内涵和意义、意蕴。比如说，怎么取舍。上次我与方方在鄂西，跟当地作者座谈时，我说过，本土作家生活太多了，你不厌其烦地去写你的哭嫁，写你的丧俗，你的山歌，它会伤害到你的作品，堆砌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意义。本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东西，最后变得没有一点意义。要取舍，要综合。他说我这里就是这些呀，我不写这些写什么呢？我不会这么写。比如我也写神农架的婚俗，但我不写一地的，我掌握了大量的资料，我把其他地方的加进去，更精练。写丧俗，我也加了别的地方的，比神农架丧俗有意思的，有表现力的。反正神农架是虚拟的。我写的都是湖北的风俗，这有什么不可？别人会去追究你？
　　再比如，那些太琐碎让人难以明白的事情要跳过，不然你交待半天别人还是不明白，又没有意味，叙述沉闷、拖沓。现在农村的村干部甚至乡镇干部工资多是转移支付，你写这个转移支付，解释了半天还是解释不清楚，就是搞懂了又有什么意思呢？又没有语言文字美感，你就要绕开这个，就说工资多少吧。不必要说村长的工资是五千块钱，两千是乡里给的，其余是通过什么什么来转移支付的，你看多没意思，它破坏你的叙述，叙述的节奏。你要不停地绕开，要该虚的地方虚一些，小说就是虚构的文本，要后退一步，在生活面前后退一步，要从生活里跳出来。没有生活不行，生活太多又难以提炼。你们差的是综合能力，提炼能力，技巧，视野和笔力。不能你是哪里就老实写哪里。比方你是仙桃，你写东荆河，不能就写东荆河两岸的所有都可考证的东西。东荆河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我过去就是采取的这个办法，全世界发生的事都在神农架，这就完了。神农架哪有这么多东西写？全世界稀奇古怪的事不可能都发生在神农架。但作家就是让它们全发生在一个地方。你们对生活的书写要克制，不能太细，太琐碎。
　　第二是认清“乡村”这两个字的价值。这一点与前面一点有关联。不要太实，但也不能太浪漫主义，两者必须把握拿捏得很好，很有分寸。太实陷入事务主义的叙述，太虚又会回到八十年代浪漫主义书写的传统。要掂量、掂量、再掂量。说白了就是不要太现实主义，也不要太浪漫主义。要认清乡村，这两个字代表什么？是现实生活？是三农问题？这没错，我也赞同，但是乡村更重要的是一个巨大的象征物。乡村对文坛，对当代社会，对我们所有人，是一种精神取向，一种价值取向，是能寄托、寄放、寄存我们整个灵魂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的说明，表现，书写。我们大家要明白这个事理，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我们的作品不会有太大的价值。乡村是我们的归宿，是我们的乡愁，是我们的梦境。乡村还代表大地，有一种非常宽大的胸怀，是生命、生存、生与死的所有的表演场。这样你的小说不仅让农民喜欢，而要让更多城里人、知识分子关注和接受，你才达到了你写作的目的。
　　三是不要太实又必须很真。真一点，是我的一惯主张。农村题材本来要求真实，可是，作家们就是写不真实，这很奇怪。我还是要提请大家注意八十年代的农村小说，有多少是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真实面貌的？有一篇写过农村是贫困的吗？如果有一篇，这就是路遥的《人生》，一部非常优秀的小说。大部分所谓得奖小说，所谓表现了农村新面貌、新生活、新气象的，现在看，很假，很做作。一直到如今，我们的作家依然在虚情假意地写农村。以电视剧为例，赵本山的那些乡村故事，我认为是不真实的。莫非东北农村这么富了？农民都在度假村上班？农民不是这样的。这说明了我们作家抗压性是低的，很容易迎合官方的趣味，特别是戏剧、影视。我们的农民作者一定不要去迎合别人的口味。有的作者是因为生存的需要，或缺乏自信，意志力不坚强，不能挺住。里尔克有一句诗：“挺住，意味着一切。”我非常喜欢这句诗，经常把它写在我写小说的笔记本上。再或者说报纸、电视的暗示，审查的框框，写出来的作品虚假，不敢真实地反映乡村的矛盾和自己的看法，观点，认为那样写肯定是不行的。不过我倒要反问你，为什么又不行呢？
　　还有的受老一套写作方法的影响，认为只有写美，写诗情画意的东西，而写乡村的混乱、贫困等等不符合写作教义，又不好把握，发表。这是一种误解。写混乱和贫困就不美吗？写好了一样是美的，更美，是一种大美，壮丽的美。农村是什么就写什么，不要回避问题和矛盾，这样的作品才有力量，才能震撼，才能镇得住人，才经得住历史和时间的证明和考验。大家不要有负于历史，要为农村留下你们真实的声音，否则，不痛不痒，不死不活，不荤不素，那还不如不写。
　　实是技术问题，而真是一种态度，这要搞清楚。我举自己小说的例子，《狂犬事件》，这是写税费时代的一个村长的。当时《松鸦》没得奖之前《狂犬》比《松鸦》还有名，因为在上海得了奖，后来因《松鸦为什么鸣叫》而被遮蔽了。它就是真实，真实地表现了一个山区的村长。他是一个好人，又是一个坏人，心理还有点阴暗，想报复别人。你不能只写他是个好人。像这种灾难小说，也有那么写的，如加缪的《鼠疫》，写的就是一个几乎圣洁的大好人里厄医生，这是一种写法。我写的这个村长在疯狗进村后他带领全村人是怎样转危为安的，制止这场混乱的。说实话，你也可以把这个村长写得很好，十全十美，是个完人。我写的这个村长是有好有坏的人，好事做尽，坏事做绝。还有一大帮子人，性格各异。这就让别人说我写得很真实。在上海评奖时上海评论家王宏图这么评价：在描绘农村生活的作品中，这是一部很有力度的作品。它借一个突发事件，深刻地展现了当今乡村社会的众生相，将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村长这个人物塑造得特别真实，他不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他在上级镇政府与村民之间费力地周旋，那种种无奈、惶恐表现得相当真切，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另一个评委、评论家唐静恺说：村长赵子阶的形象塑造得最为生动饱满，入木三分，展示了作者对人物内在世界剖析的深刻和扎实的艺术功力。还有一些评论，大家在网上可搜索到，说这个村长是独一无二的，在过去是没有见过的。
　　第四点就是发现。要善于发现。有人说你陈应松写的《马嘶岭血案》这是40多年前的旧事，我们都知道。的确这是一个旧案，就发生在神农架韭菜垭，两个挑夫杀了7个来神农架踏勘的国家林业部和省林业厅的技术员。我把它写成了寻金矿的教授和博士硕士。那两个挑夫是两个坏人，有偷盗前科的，我写的这两个农民却是好人。我在神农架挂职时听到这个故事，发现很有意义，我决定写成小说。如果就按原样写，时间不变，也是一个不错的小说。但我想如果是现在他们会不会杀呢？说不定他们会杀得更彻底，如果按我的构思的话。你光有生活不能发现是不行的，总会让别人抢先。这个故事几十年了为什么没人写？要发现某件事中深刻的东西，闪光的东西。要相当的敏感，敏锐，不能麻木。要发现它重大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这也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依然是你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农村作者你们有生活真的是幸福的，我在乡下采访一天都会大有收获，你们该有多少可写的东西。要仔细地想想，要分析，哪些是值得我写的。有些小事可以写出很震撼的小说，大事倒不好写。有人觉得是个事，你觉得这不是一个事。我们缺少一双犀利的独具的慧眼。
　　以上四点我认为是农村作者最需要亟待解决的，至于其他，如勤奋、多读书、坚持、思考那都是必须的，不必要我在这里罗嗦，重复，别人都说过了。怎样写语言，怎样编故事，并且让你的小说有意味，让文坛青睐，这当然也很重要，但技术性问题都是容易解决的，只要自己慢慢琢磨，多多写作。但我认为你们如能解决好以上四个问题，你们就会掌握到写作的根本的东西，会让自己飞快地向上提升。
　　最后一个问题我是泼冷水的，给在座的泼点冷水。
　　这个问题我本来不想讲的，怕伤你们自尊。但我前思后想还是讲讲。虽然我们参加了这次省作协举办的难得的培训班，听了这么多作家教授讲课，这并不能解决你们写作的问题。有的悟性高，有的悟性不太好；我也有我的一些学生，有的一点就通，有的怎么说都没用。有几个是外省的，听了我的话，教给他们怎么写，现在很有成就，经常有作品在选刊上出现并且获奖。另外有的有写作时间，有的又家庭环境不好，生活压力太大等种种原因，可能成为作家的终不会多，你们中的绝大部分最终会放弃写作。我在这里不想作太多的鼓励，鼓励你们那可能是害你们。写作是一个漫长煎熬的过程，是一个折磨自己的过程，是一种遥遥无期的苦刑。对农民作者来说背不起，也不划算。我希望你们中能出一个新柳青，新浩然，新周立波，写出新的《创业史》，新的《艳阳天》，新的《暴风骤雨》来，但这何其艰难。
　　因写作改变命运的在我们省里不是没有，过去就有不少，但现在不是文学的时代。我们那一代，只能靠写作改变命运，叫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在想改变命运，道路太多了。我倒是劝农民作者中有什么发财的办法，最好不要从事写作。我过去在县文化馆，也认识一些基层作者，特别农民作者，为出一本书，把自己的房子都卖掉了，家人没地方住，出来的书自费的，别人也不承认。我还认识一个乡下老作者，为写小说一辈子没结婚，我们到他家去，烤火时头上有东西往下掉，发现是蛆，抬头一看，头上是一刀肉，生了蛆。我们说你还吃呀，他说是盐蛆，可以吃的。现在可能老了吧，或者已经去世了，写也没写出来，这不是文学害了他一辈子？你明知道他写不出来，这个样子了你还去鼓励他，这不是害别人，把别人往火坑里推？你为什么不及早告诉他，写作是很艰难的，你赶快改弦更张，你最后很可能失败，以失败而告终，什么也不会落下。你应当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结婚生子做点生意多好。这些人与事是很令人心酸的。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乡村纪事》，就是以一个早夭的公安县业余作者为人物原型的。也是一个农民，民办教师，姓陈，生活非常困难，血吸虫病死的。带病写了那么多，什么都没有发表，一个悲剧。这种悲剧会在许多农民作者身上发生。
　　写作应该是衣食无忧后的一种爱好，一种业余喜好，不要把它当作主业。你们充满困难，如果有抗压性，有很不错的悟性，有时间，是可以写作而写出好作品的，但，千万不要听了什么人的蛊惑，就放弃发家致富的机会，一门心思在写作上赌一把，这会让你们一辈子贫困，耽误一生。我不久前在黄石讲过，文学这个行当成为神经病的比例比其他行当高许多。你要么放弃，要么成为神经病。我听说我家乡一个小伙子诗写得很好，但他每天出门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背在身上，说是怕人家偷，要背上一两百斤吧。这不是有了妄想症和癔症了？这就是神经病征兆了，你趁早要他别写了，赶快让他放弃，去医院诊治，不要害别人啊。写作的人的确需要强大的神经支撑，写作是一种非常孤寂的事业，一个人关了门写，他交流的人都没有，他真的是很孤苦伶仃的，无助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面对虚无和茫然。当你写作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跟谁说？你跟你的家人说？你跟你的老婆或丈夫说？你跟你的父母说？你跟你的领导说？都不行，都是靠一个人解决的，你的精神要相当强大。我说作家是弱势群体当中的弱势群体，底层中的底层。他为别人说话，他自己没说话的地方，会时常感到没有援助，心情会常常灰暗绝望。有志于此，又已经发表出版了不少小说的，自信心特强的又另当别论。
　　但我还是想告诉你们，写作不能给你们带来什么好处，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这样。我在下面知道那些作者的可怜，有的给我送书，说我的作品绝对在全国是一流的，一看，自费出版的。有的一本书要花十几万，钱从哪儿来呀？还不是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有的出了几本，那有什么用呢？任何好处都没能你们带来，就图了个虚名。写作跟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可能带来好处和经济效益，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现实。什么作家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的书百分之九十九是自费的，有的还是假书号，别人哄骗你们的。除了自娱自乐，自我安慰以外，没任何用。当然，你愉快高兴也不错，不关别人的事，你花钱买了个乐子，写作又是灵魂精神上的事，不是现实和物质的事，不是用金钱可衡量的。但这又有什么必要呢？有的出的很漂亮，有钱，有的出得很简陋，就像个内部资料。其实写作的人是非常聪明的，湖北话谓之“人尖子”，绝顶聪明，看人看事，对他人的理解，都是高人。你这么聪明的人，写了多年又没写出来，你何必浪费时间，不去赚钱呢？写作是金字塔结构，闪光的就是顶上那么几个，其他都是垫背的。今天我跟你们讲课，在你们看我是成功的，可有人不这么认为，说得更绝对，说我们都不算写作，云南一个诗人于坚说，在中国，只有十个人在写作，其他都不叫写作。历史会把我们都遗忘掉，历史承载不起这么多名字。当然你在某一地可以称王，在某一个县，某一个市，可以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那都是自欺欺人。像我们也不敢说写得成功了，写得很好了，还面临着怎么继续写作的困难，要同自己搏斗，同文坛同行搏斗——竞争嘛，同一些非同行却想把你心情搞坏的人搏斗，这个年纪了，还要同年龄和记忆力和精力、生命力搏斗。每个作家可以说是身心疲惫、疲惫不堪。省里的这些作家哪个不是在拼命写作，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熬更守夜爬出来的？当然他也可以获得乐趣，在写作中极大地满足自己。总之，写作真是太难了，不难我也今天不会再到农村挂职去体验生活，成天在乡里跑，累死累活。写作成功不是那么轻易获得的，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想欺骗你们，跟你们灌迷魂汤，把你们搞得倾家荡产，食不果腹，将你们引向邪路。
　　现在的农村真的还很穷，农民兄弟们还处在刚解决温饱时期，真正的小康还没有到来，孩子读书，长大了就业，老人赡养，家人生病，你们怎么办？你说我不管，我要写小说，写一部轰动世界的小说获诺贝尔奖，这是不切实际的，要对自己准确定位，靠写小说来挣钱发一笔横财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钦佩你们热爱文学的精神，不大赞成你们不顾一切去写作，否则的话，对你们是不负责任的。
　　当然，如果你们一定要有志于此，需要我陈某人什么帮助的，我愿意为你们服务，也同时希望你们当中，有写出好作品来的人，成为我们文学院签约作家，这样就能每年拿到大几千块钱，对农村作者来说就有了一定的生活保障。现在乡村低保多的两百来块，少的几十块钱。文学院的创作补贴比低保多多了。我在此保证，一定欢迎你们签约，为咱们农民兄弟们争一口气！谢谢。
　　（根据2009年4月15日在湖北省作家协会农民作家培训班上的演讲整理）
　　如何写好新农村题材小说？

黄亚洲（中国作协副主席、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今年春天，中国作协专门召开农村题材的会议。文学界也正以热切的眼光关注我们的新农村。浙江农村出现的现象、新面貌，呼唤着当代文学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映。

    吴天行（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今年我省文艺创作提出了“四百六万”的口号。其中就要求有百件新农村题材、为三农服务的文艺创作。我一直都特别关注浙江作家的声音和他们的作品。近期有两部反映浙江农村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农民代表》、《海之门》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浙江农村的发展毫无疑问是走在浙江的前列，在影视、文学领域希望有更多的文学艺术作品来表现，出一些为全国所关注的作品。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对于中国的作家来说，从来就是创作之源，根之所在。我们是几千年的农业大国，反映农民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今天我们要在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来审视农村题材的创作。

    首先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现在从事的农业题材创作，读者是谁，是写给谁看的？是现在还生活在农村的人，还是对农村生活感兴趣的人？是给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或是农村赋闲的人，或者像滕头村里8000多名外来务工者？什么样的作品能让他们有兴趣，使他们乐意接受？我们面对的读者应该是对农村感兴趣的人、从农村走出来的人、还有至今不知农村为何物的人。这既是创作的动力，也是文学的真正出路问题。这些群体对故乡无法割舍的情义，对故乡的牵挂，这是他们阅读的动力。有读者阅读的动力，就一定有作者创作的动力。作家一定要搞清楚为谁而写作。

    第二，“发现”是作品的生命力。我们的新农村和以前的有什么不同？农民与以前有什么不同？经济形态的变化，生活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就要去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要求作家对过去的农村有经验。现在的大部分作品还停留在固有的农村的了解，真的不太了解新农村。所以重新到生活当中去，重新认识当今的农村。真正源于生活，高于。让人们愿意接受阅读，在阅读中对农村有更多的感受，更多认识，才能真正的获得成功。写不好，是因为不熟悉当代的农村。

    刘文起：农村题材创作是个老问题，也是个大问题，现在还是一个新问题。从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开始，一直是和农村题材联系在一起的。新文学的发展史上最阶段性的作品，都是农村题材的作品，沈从文、鲁迅、叶圣陶、茅盾等等，都是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农村还是一个能代表中国发展的基本群体，优秀作家不能不写农村。也是文学界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把农村题材写好了，就是把中国写好了。

    农村题材协作是的大问题。中国9亿农民，关系到中国决定性的变化。现在的农民最关心什么？医疗教育文化。所以，作为文学如何反映？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视。现在谁能去写农民？农民作家很少。怎么引起他们的兴趣？要让擅长写农村题材的作家。选好自己熟悉的写作路子。

    陈源斌：（浙江省作协创联部主任、《秋菊打官司》原作者） ：我今年写了五部中篇，《拷打春天》、《秋菊打假》、《秋菊杀人》、《嘴巴张开》，还有最近完成的一部，都是农村题材。我努力的创作方向和创作目标是贴近生活、关注农村、关注农民。

    触摸农村底层生活才有收获。90年代初，组织曾让我挂职副县长，而我要求当了一个副村长。正是在农村的底层，我看到村长、农妇在变革时代的一些真正情况。如果没有感受这些崭新的生活，可能是写不出成名作《万家诉讼》的。农村题材作品的创作要不断保持和磨砺生活的锋芒，如何保持，是我们困惑的一个 难题。随着时代的演绎和递进，即使生活在最偏远、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村人，在当下风云无限变幻的社会里，也可能涉及最重大、最敏感、成为最焦点的问题。这也是农村题材写作者们，亟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农村生活是浙江崭新生活的基石。

    郑九蝉（台州市文联主席）：我是个农家子弟，当过大队书记，村长，身边生活的都是农民。身为人民作家，应该用自己的笔来讴歌什么、批判什么，把目光投向什么？心里要清楚。中国作家要有中国人的良知。现在中国正在改革开放最关键的时刻，农民问题，作家不来关注，谁来关注？ 楚良：当今的原创小说，农村题材的小说，震撼人心的作品廖若晨星。现在出现很多消费文学和商品文学，大家都不是很关注农村题材。开这个会，提出这个问题很及时。 

    作为一名作家，要给自己的作品寻找“百年坐标”。要让一篇作品在一百年内有价值，一百年后还有读者。我们要力争找到这个坐标后才写。丧失了坐标，怎么为农民呐喊？写农村必须要了解农民，去乡下住一年半载，再如实记录，然后用你的坐标测量一番，准是好小说。

    还有个问题是，现在的作家离农民远了。不了解农村，不接近农民是不能写农村小说的。要写好他们，我们必须去贴近农民的生活，去挖掘、去发现。

    浙江的农村题材是一个富矿。它是一块最新最肥沃的农村题材小说的开拓地，更希望有年轻的作家去做这些事情。 顾艳（杭州市作家）：最近两年，我一直在写农村题材作品。写农村题材有个共同特点，是在艰难中发现人性中的完美，我们现在的新农村不再是从前的农村，它的变化是巨大的。

    今天我们来到滕头村，来到了真正的新农村感受生活，这里曾荣获“全球生态500佳”、“全国文明村”等称号。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它的巨大变革完全发扬了“艰苦创业、永不满足、坚持两手抓、一犁耕到头”的精神。因此，新农村小说，便是作家如何关注变革时代农民的命运与灵魂的关键。新农村有着新元素、而这些新元素与他们的素质、新观念、新壮举是密不可分的。

    作家要把新农村的现实生活转化为笔下的艺术生活，面对新农村，我只能融入、学习、呼吸着农民的呼吸。 

    李森祥：中国最好的小说，都是从农村汲取的营养。农村题材进入小说是时代的改造也是作家的主动选择。不断探索人性的作家才会写出感动当代优秀小说。 

   

哪里有甚强人，只有古今引水工程：就在那高高的青砖宫城脚下，宽大的条石垒在闸口深有两丈，遂夹出一渠，渠中清清河水，正缓缓流了进来。那河水过小桥，进宽塘，再汇成小瀑水……前后经过十几个景点，终到了湖里。而湖里此时荷花乍绿，天鹅游弋，金鲤戏水……那日，我们随水而出，就见湖水清且充盈，青草碧而游人喜，从而也悟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诗句的真情与寓意……

今年５月２３日在华西村参加全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当日在村里参观时，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抓住我就站在湖边小桥上采访。一时虽有些紧张，但说起来也就平静了，我说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当下最主要的是要真正了解农村和农民，了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丰富过程，倘若是呆在城中舒适的家中，凭着先前的记忆和听来的一些素材，是很难写出具有时代感的优秀作品的。没想到当晚的《焦点访谈》，把最后的一段镜头给了我。不过由于时间所限，播出的话只是当时录下的一小部分。华西村的宾馆很高级，都是一幢幢别墅，窗外树木遮阴。在宽大舒服且豪华（大浴盆内许多按钮和出水口到了也使不好）的房间里，我看着电视剧《赵树理》，心里便想，作为写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作者，对当代农村实际情况地了解又有多少？实事求是地讲，像赵树理这样，不仅关注农村而且投身农村生产发展的作家，当代可能很难找到了。多年来，不光是向往城市生活，写出成绩改变人生的必然结果，也使写农村有些名气的作家基本上都生活在城里，而且是从县城到省城到北京的迁徙中。我很难想象，一个作者如果几个月根本见不到乡村的田野，呼吸不着乡村的空气，见不到真正的农民，他又怎样去写当下的农村。我尝试过，站在天津的街头，去找乡村小说的感觉，结果是一点也找不到。感觉对作家很重要，陈忠实写《白鹿原》是在农村老家写的，看来他也不大会做饭，生活很艰苦，每星期得回城里家中一趟，带回一个星期吃的馍、熟肉什么的。其实好多老作家，像柳青、赵树理他们当时级别都很高，那时作家又少，不像现在又是少年作家又是青年作家，还有中年作家老年作家，开会一介绍，也不管发表过几篇作品，全是著名的。那时全国人民就看他们几个人的小说，人家若要住招待所写作，实在是太容易了，不用自己费心，组织上早给安排了。但他们就是要住在农村，整天跟农民在一起摸爬滚打。如此写出的作品，不充满着乡村的汗土味才怪呢。

我写农村完全是阴差阳错。下乡后上学，毕业了又给分了回去，参加工作在“地区”（不解释，看读者明白不），整天和县、乡、村打交道。那时承德地区有二百个乡镇，我为了落实“乡乡建有文化站”，在六年间（我当地区文化局长）我差不多跑了一遍。这期间我写的乡镇小说和影视作品一出来，自然就跟旁人不大一样。不仅读者爱看，行家也觉得有新意。当然，文学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作家再创作的使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结合起来的作品。一些人爱用什么“简单的照搬”指责我和我们“三驾马车”时，其实是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最终对青年作者是一种误导。我见过太多的朋友，整天发愁不知写什么好。其实只要好好看看《赵树理》，就明白了毛病出在哪儿。当然，这主要是对写农村题材文学作品而言。写城里的事，那就在城里去找素材，听的看的都行。当初老舍每天下午都在家中备茶接待朋友，其实那也是了解生活的一种方式。

想通了，于是我在大会上发了言，题目叫《感谢农村，感恩农民，感受乡情》，效果不错。关键是我讲的是实话，与会者也都听出来了。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他深谙一个人知识掌握的多少，与“流水则清，死水则浊”的关系。“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的这首诗的后两句早已为世人传诵，不过，面对当代新农村，我等住在城里的写作者如果常想这两句至理名言，肯定会有更多的收益。

 坎坪村里人
         解占啟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05级   
         创作时间：2008年8月20—31

说明：【以西北内陆大省青海省的某山区乡镇小村为故事背景，一束来源于现实，高于现实，只在显示，亦在批判】

序言   本文描写的是一场冲突和冲突中的人们的选择

黎明的天刚刚亮，一团死气沉沉的早雾仍然飘挂在七月的山村小庄上空。坎坪这个地方的人被住在川地里的人们叫做脑山人，这大底有城镇人对乡里人的轻蔑含义。也确实是这样，坎坪村和兄弟村田家宅通往山外的唯一一条山路还是泥泥水水的，如果下雨了老乡们根本就走不了，机动车没少发生事故，好几次有车摔下山路，和外界的联系如此的困难，更别提什么发展经济了。见识少难怪人家笑话自己，修路一直是这里人们心底里盼着的事情。
大学生振良因为大学暑假放假回了老家，听人讲国家派下了支援农村的大学生村官，是个女的，被任命为他们村的村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他让他母亲赶早叫醒他，胡乱的吃了几口馍就离开了家。村子里寂静的没有一点人声，因为这个时节人们暂时没有农活要去做，而且昨晚上下了一夜的雨，今天早上人们要好好睡个懒觉是肯定的。从五月中旬以来这里就没见过半点雨，这场雨可救活了好些庄稼苗子。他尽量让自己走在没有积水的泥路上。
通向村外的沙泥路口出现一男一女，男的把女的落在二米后的距离，手里拿着烟在抽，香烟发出的亮光一点点把仅有的一点黑暗驱走。女人二十八九，小个子，一米五二的样子，脸上说不上好看，但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头上绑着一根花布头巾，衣服可能因为出门走得急而穿的有些乱。振良赶上他们，女人有些难为情并不说话，男人说他们去镇上。
镇上离这个村子有六七公里的路，那如果是前几年，乡亲们总会走着去镇上，可现在只要走出这一公里半的沙泥路就可以坐车去镇上，车费不到一块五毛钱，这个可以代步的路费谁都愿意掏。
这对男女不是别人，男的是振良堂屋的二弟，女人是他的老婆。这两人的事情还要说他们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初中毕业，这个女人比振良早两年毕业，没有什么谋生的手艺，在家帮爹娘做些农活、烧点开水。后来她跟叫尕老三的人跑了，因为他会唱戏有机会活在人前，所以在村里混的还是很有人缘，自然的人长得也是很俊秀。实际上，尕老三就叫振彪，是振良二大伯郭晋的第三个儿子，村里人以他在家的排行跟着他爹娘对他的叫法一样称呼他。2002年的春天，天气还冷，振良的堂弟和这位弟媳尕英子回到了他们村里，尕英子挺着肚子，已足足七八月的样子。也就是前一年乡亲们农忙刚刚完的那些日子里，尕老三和二弟俩人领走了尕英子。他们的婚事因为尕英子快要生了，娘家并没有给四叔什么麻烦，因为尕英子和二弟年龄不够结婚年龄办结婚证的事情大伯凭他和民政局的关系解决了。从此，四叔总是笑呵呵的对外面的人吹捧自己的儿子会办事。四叔郭舜一辈子最得意的事，就是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二弟是他最小的孩子，因为生在年初一，所以四叔在家里一直唤他作新年，村里人也跟着叫新年娃，并不叫他的本名——郭振新，就像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一样。假如他老了呢，叫娃岂不可笑，没有正式一点的名字。他和四婶有一样的毛病，耳背，耳朵不好使，总是理解错别人的意思。他哥哥的情况还要惨一些，因为这他的新媳妇悄悄的离开了他，也就是那一年他离开了家，去了一个据说要人来开金矿的金场，这以后便没有一音一信。四婶在我们面前提起这个不知死活的儿子总是眼泪湿掉衣襟，四婶的命所有的妇女都说苦，可真正苦的还是在她自己的心里。
当初，尕英子和尕老三跑的，而整个事情的主要操作者是四叔，他这是以大儿子的婚姻为前车之鉴啊，村里长了胡子的好多人都说郭舜是个干啥都能干的人。当然，村里也有传言说小侄女彩卿是尕老三的，不是二弟的孩子，这个事只能说是个不能说清楚的秘密。
振良在镇干部宿舍见到了那位女大学生，她是个齐短发，眼睛略嫌小，但在一张嫩白的圆脸上这幅构造不能算是长得不好，讲话时略带些湖南口音。她叫祎玲，她四年前从家乡到这里读书，多少有些失望，但是能在这里获得到农村锻炼的机会，她还是很高心的，说着她的心里话她眼睛里的光特别的亮。她和振良的谈话是在镇政府大院的大榆树下进行的，俩人并不像在办公室里局促，没有人来打搅他们，只有那棵大树带给他们最适合的阴凉来讲话。她出身于一个很有背景的家庭，她的父亲是某市的市长，当年高考考得并不理想，但是她拒绝了她父亲给她争取到的复旦大学的入学名额。长她四岁的唯一姐姐现在也已经是一个有自己公司的自主创业老板，看着自己姐姐的成功，这位女孩应该有很大的压力。以往社会压力和责任全部让男人承担，可现在妇女们也要走上社会的责任岗位，包括所有的权力职位，这就需要她们为此而付出更多。
暑假结束开学回去，振良马上就要和其他的同学们要参加学校组织的大四毕业实习了，他眼前的这个女孩子，或者称为师姐的何尝不是一个自己的榜样呢。看着她讲话，他想起了学校准备考研的那个他一直喜欢的女生，多少次他做梦都想对她说出自己的心迹，可他并没有，似乎他就是在等待今天见到祎玲，祎玲让他明白相爱的两个人走到一起才算是最美的。和祎玲的谈话中，他有几次走神，都没听到她说了什么。
午饭振良和祎玲一起吃的，大米饭炒菜，分量很足。振良在外面待了三年渐渐习惯了南方的大米饭，这还是回家来半个月第一次吃米饭，两个人在这方面没有多少的客气和过多的谦让，很投缘似的，吃得并不拘束。饭馆里的人们悄悄递过几个惊讶的眼神，普通话在乡镇上还毕竟是个怪话。
饭后的下午，振良留了联系方式告别了这位女村官单独去了一趟理发馆，因为自己的头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收拾了。长发固然自己很喜欢，但家乡高紫外线的天气自己也更清楚，留着长发每天在阳光下活动，这多少是一点点折磨。他是很喜欢碎发的，因为碎发给人一种自然而然的年轻感和愉快感，所以他就让理发师给他这么理。理完发，坐了车回家。
但是，他并没有坐车到家，尽管这是一辆并不会收他一分钱的车，他停在了通向村子的沙泥路与乡镇柏油路的交接口上，让自己的老同学开车带别人先回村。晴朗的天上没有一片云彩，蓝色的天空和远处的高山会合在了一处，远远看去天的蓝与山的绿在视觉上现出一片青黛来。油菜花落尽后的油菜杆儿使着劲挑起装满油菜籽的夹，几辆摩托车不很整齐的摆在沙泥路的两侧，这些车都没有执照或者行车证之类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农民们太需要这些铁驴子了，办理行车执照麻烦不说，办理手续的费用还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他们就是这样考虑的，因为他们只能这样考虑。没有执照在公路上不能骑行，但是在乡村山路上是没有禁令的。他不知道这是谁的悲哀，几乎是同时几个出租者向他拉话，“去哪儿，我送你上去。”价格他明白，四块钱，如果你坚持点，他们一定可以三块钱带你到家门口，毕竟他们不是非要挣大钱的人物。振良摆摆手，几个人泄气的回到自己的摩托车旁边，一阵长长的沉默，他也知道他们一定在心里暗暗的问这个是谁家的崽，尽管振良的父亲也经常来这里出租摩托。
振良是走着回到村里的，一公里的沙泥路，尽管有车辆驶来把他弄得一身土灰，呛得打喷嚏。这条沙泥路，他有着太多的感情了。小时候就在这路上他给母亲说过，说等自己有了钱把这路修好。在自己稍大一些的时候，政府也拨款十万元，可是只铺了一条沙泥路，但乡亲们还是说这已经很不错了，是的，的确比起以前是好了许多。就如一个人的命运一样，以前下雨天，泥泞陷得人无法拔腿，唯一的一辆班车也不得不在下雨天停开。沙路从坎坪村通向乡镇公路的下半段是一个回民村庄，经过这里的路人都对那些人存在着敌意和无限的恐惧。车子爆胎、废水引向人们平日里已经很难走的路上，鞋子在泥水中像丢了魂的傻子流荡，那一段时间那一段路一直是最难走的。但是两个村子的两个民族一直并没有因此而发生过直接的冲突。这或许是因为不管怎么样各自心中的良心与理智在平衡着怨怒与愤恨吧。
在看到村庄的地方一块水田，红麦正攒着劲把自己长得结实而饱满。村里人和郭威一样自豪的给振良说今年眼前庄稼长得好。自家麦地旁是苦命人肉尕宝家的大豆地，数数一杆上面结了三四层的蚕豆。其实，村里好多人都打算不再种小麦了，多种一些蚕豆、油菜籽、燕麦之类的经济粮食，自家吃的面粉花钱去镇上买了些回家，可是谁又说小麦从来不填饱肚子呢。         
零售商店的名称已从二三年前的小卖铺改为便民商店了，广告牌上穿着流行衣裳的美女向人们展示她们的俏好身材。这会儿商店老板看到肉价攀升的行市，也赶紧兼卖起肉来。但不管名字如何的变化，商店在这里的一项重大功能一直没有改变过，村里人一直把商店门前的这块地约定俗成为人们集散的重要场合。这里是村子里最热闹的地方，现代流行音乐菊花台周杰伦的声音很早就响烦了人们的耳朵。生活好了之后，商店外面主人为了吸引顾客还特意配置了一把硕大的遮阳伞，下面设了三缺一的麻将。乡亲们小赌怡情，每次一块钱，早上玩十桌，吃了中饭回来接上回，下午再稍稍和上几把，愉快的回家向老婆孩子炫耀一番、美美的吃顿晚饭，然后在热炕上享受和家人温暖的夜。年轻些的，吃过饭了到商店或者到某一没有长者约束的青年人家里玩个半夜，不过通宵的时候还是多的。鸡叫夜尽，亮光清晰的时候回家睡到下午一两点钟。
振良回家后也过了几天这么快乐无忧的生活，后来被母亲训住了。他父亲看起来笑呵呵的，可是振良一直很怕，然而母亲是个外刚内柔的女性，但是他也同样敬畏这个在村里一直素有美名的女人。在家里的儿女教育问题上，母亲一直扮着严厉的角色，父亲的不怒自威反倒使振良和他不很亲近。这大概是因为无论母亲是如何的严厉，总要比和他接触时间少的父亲更有情感，如果振良他要反叛他父母中的其中一位，那么他可能会和父亲决裂。
今天从镇上回来看到商店门口的麻将桌上还没有一个人坐上去，却有七八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们靠在一个废弃了的台球桌上。台球桌的四只支柱还没有变形，但台子上的大理石石板已碎掉了没有一丝痕迹，护球布被一个男人拉到自己跟前用拳头无精打采地砸着，拳下的分量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却震得案子有一点稍稍的振动。他的这一动作被他身子对面的一位稍比他年轻的小伙子戏弄了，“老胖，你‘乒乓乒乓’的做些鬼事”。桑胖从沉溺的游戏中反应过来，他答道“看不把你的那个烂嘴砸歪”，说着便捡起台球桌下的半块砖头冲年轻人砸去。可他并不是真的砸，吓唬一下罢了，青年人反倒更加的取笑他了，“你家三娃你阿大活活打死了，你把你阿大打死了，你这个人坏不坏啊！？”旁边的人一阵哄笑，吃草的驴子也向这里看看究竟，几个妇女丢下自己手里的针线活议论起来，桑胖尴尬而且孤独的放下那个砖头。
桑胖把他阿大打死的事情发生已经有三个年头了，桑胖的三弟叫桑三娃，娶了一个藏民媳妇，那女人长得不是一般的样貌。就这件事当时轰动了整个村子，还有过别村人跑到他家里看三娃媳妇的事情。后来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女人离开了，村里人有说这个女人没有贞洁和别的男人混搞，也有人说桑三阿大在桑三不在的时候逼这个女人就范。这些传说与谣言其实都不可靠，漂亮女人秘密失踪的真实原因是桑三自己在以前的生活中的孽债。他在外面十几年，去了一些不该去的地方，染了病，这个女人是乡亲们心中一直刻骨铭心的货色——“鸡”，他们所难以猜测的是这样漂亮的女人一定可以伺候某一个大老板，生活的很风光富实，为什么偏偏跟桑三这样的人呢。
女人送回桑三，村里人一直并没有领情，尽管他们喜欢看她美丽的脸和瘦长的身际。她或者真的是个货真价实的荡妇，但她一定和桑三有着那么一段一般人很难知晓的故事，这或许就是爱，这种让人神魂颠倒的力量使她跟定了他。被酗酒和嫖娼拖垮的桑三，不知是什么时候躺在她香软的床上，不知她又如何的满足桑三的堕落的。她和桑三一起回到他的家里，她一定很想和他好好的生活。可是在四五个月以后，她神秘的消失了，桑三的葬礼上没有看见她的影子，或许她去找另外一个依靠，或许她已经死了。
                  （以上第一节）
附主要人物关系表：
附上：主要人物关系表
振良         大学生（独生子）              
郭威         父亲（长辈，排行老三）
杨萍         母亲
郭晋         二伯
郭振彪       二伯第三子，又叫尕老三
郭舜         四叔
汪兰叶       四婶
郭振喜       四叔第一子
郭振新       四叔第二子，又叫尕新年、新年娃
尕英子       郭振新之妻
郭彩卿       郭振新和尕英子的大女儿

祎玲         镇派遣到坎坪村支援农村建设的大学生村官
茹艳         振良青梅竹马的心上人

桑三阿大     妻子早死，嗜酒，脾气暴躁
桑胖         光棍汉
桑牛         小混混
桑三
桑三媳妇

那天，也正好下雨，一声凄厉的惨叫震破了村子雨后的寂静，坎坪村下庄唯一独姓桑家的谷场上，躺着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的桑三。早先的争吵伴着惊雷非常的激烈，大雨过去太阳丛云后慢慢走出，布谷鸟不合时宜的叫声叫得人心烦。桑三旁边跪着那个女人，美丽的头发上挂着的雨水顺着发丝缓缓流下，滴在桑三的衣服上。她看着痛苦的吐着气的桑三，紧紧的捏着他的手，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桑三躺的那块地被染成了红褐色，远远看来似乎他躺在一块透明的薄膜上。他因失血过多而多次发生惊厥，不断的抖动。这时候他很像小时候，因为看不到母亲在眼前哭的惊厥。
空气中散发着一阵一阵的酒气，把桑三的血味冲淡了不见踪迹。这时候桑三阿大突然从自家大墙上摔了下来，他并没有想如一滩烂泥一样赖在地上。他努力挣扎着想要从地上爬起来，可最终他还是重重的摔在了雨后柔软的泥场上，然后是血的漫溅，动脉里的血液有力的抽射，射向门口的挂锁，射向天空，大雨过后的再一场特殊的雨。那天的事情清楚的印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里。血雨飞溅着落在了桑三的头上脸上，桑胖拿着把菜刀，眼神中充满恐惧与悲悯。血猛烈的喷射几下，酷像一个男子爽快的射出自己的能量一样，几股红黑色的血使桑三阿大把身子使劲得向上抽动两下，然后快速摔在地上。他死了，左脸肿得很高。
其实那天他们家里的这场血案是因弟弟桑牛而起，桑牛脾气不好，人们说他坏，村里人很不喜欢这人，小偷小摸的人在生活中总被人看不起，这是不怨别人的。听到天公安局因为桑牛犯了事抓了他，桑三阿大和桑胖、桑三父子一家人商量怎么想办法帮帮这个费事的儿子、弟弟。桑三阿大和桑三一个德行，那天他喝了点酒，估计是老头子心里着急，喝酒解烦心。现在开个家庭会议想找儿子们给自己拿个主意，但是没想到话一出口，一时桑胖桑三两兄弟都没有了声音，好像弟弟不是自己亲弟弟一样。老汉火了，可又能说儿子什么呢，说自己的孩子难，说别人的孩子容易，老爷子便想拿桑三媳妇出出这点怨气。老爷子诉起自己如何带孩子苦的老话，又说起桑三如何不争气领回个烟花女子，一连就是几个“骚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几个父子动手的原因。
桑三阿大在桑三媳妇身上出气，桑三不让，老汉硬要抽，那个女人倒还没有挨什么打，桑胖不知道为什么却和自己老子动起手来，动了刀子，动了他阿大的性命大脉。
死了的人，原因好说，因为他们不可能和活着的人争辩了。血案并没有劳动公安局的大驾，挑了个好一些不带悲伤的日子，在青崖岭山腰的红土坑里埋掉了桑三阿大，他的脸还和死时一样的可怕，只不过脖子上的刀疤是用烧纸给堵上了。第二天中午桑胖带几个年强力壮的青年人把桑三埋在了他爹爹的坟脚下。晚上那个女人不见了。事情就这样完了，可是正如桑胖记忆的，村里人没有人忘记过这件事。
振良的父亲总是会言不由衷的在他面前就像现在一样提过几次了，可能是因为父亲看自己和儿子有很大距离的某种暗示，或许他是想说他想和儿子走得近点。有个叫佛罗艺德的人说过，男孩子亲近母亲意味着可能嫉恨自己的父亲，怕是父亲想到严重去了。振良想了很多，晚上的晚饭他吃的不多，他连一碗饭都没吃下，这是他吃饭最少的一次。从小他一直吃饭都很好的，从来是第一个吃完饭，和父亲并列第一的去盛饭的，假如还有一个弟弟或者哥哥，他可能就不是这唯一了。可惜的，父亲和母亲就他一个孩子。吃饭的时候，祎玲发来了短信，他回过去了几条信息。父亲母亲偷偷的交换着眼色，以为这是儿子和他们一直很期待的儿媳在发信息呢，两位老人眼角的微笑使他们脸上的皱纹减去了许多。
可是他又有自己的苦恼，一切的事情还像是在天上的星星，一分钟前还在南半天，现在再找又不知道去了哪里一般不可捉摸。
“哎对了，你要再不吃了去看一下你四婶子，尕新年要把自己的媳妇让给别人，你听见过让媳妇的事情没，还要办离婚离了尕英子哩。”父亲停下手中的饭碗说，话里有些旁观或者嘲笑，难道早上碰到他们说去镇上真是为办离婚的。可是他们已经有一双儿女了，而他们隔壁的张叠岭家为了盼一个儿子东躲西藏的已经生了好几胎女儿。一男一女的家庭，多好，二弟是为了什么嘛。“让给尕老三，你四叔死活不听劝，就叫尕新年这么干。完了你要不吃，你就过去看看。”父亲接着说。
听父亲讲，半个月前村里都传尕新年不要尕英子，要去海西藏民地方上做上门女婿。青海海西的牧民生活因为国家政策和自身资源方面的优势，生活状况比较优裕，加上牧民家庭结构习惯上单一，那户人家两个父母一个女孩，家里有十多万钱。十多万，听着这个数字振良也不禁震动了，那该是多少钱哪。小时候振良和其他堂兄弟说自己以后要挣多少钱，记得自己说要挣满一麻袋。十多万，巨大的数字，能填满一只麻袋吗，就好像那些钱在自己的眼前一样。尕新年得到这些钱可以补偿尕英子就像电视里演过的剧本一样，来替他埋藏自己的愧疚。四叔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四婶最牵挂的孩子也可以有一个能找的回来的机会。
已经五年没见的喜弟你还在人世吗，四婶一直都在等着你回家，尽管她耳朵全已听不到外面人世的喧哗。
五年前，喜弟没有了消息，四婶一夜间白了头发。五年了，他还是没有音讯，可她已经六十三岁，还有一个五年吗，我的弟弟呀，振良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个问题。
晚上，天擦黑的时候他出了门，可他并没有去四婶家。人有时在命运面前不得不低头，如果尕英子和二弟之间是命运注定了的话。出了门他向左手边的茹艳家走去，不知是为什么，好像他从刚才的那种压抑中解脱了似的快乐。茹艳是振良青梅竹马、不离不弃地好哥们，一个非常活泼的女孩，一个健康美丽、心地也不错的女孩，对振良的好甚至胜过爸爸妈妈。如果父亲可以给自己权利选择自己的幸福，如果说给父亲一个儿媳，振良他会娶茹艳，因为他相信他和茹艳可以而且能够得到幸福，可是他是知道的，这一切不可能。父亲不会允许他娶这样一个低文化水平的农村女孩作为自己大学生儿子的妻子，他怕儿子在离开土地工作后再给自己平添一份负担。他怕自己的儿子有太多责任要负担，其实他和母亲一样关心爱护着振良。
他来到茹艳家门口，门内一片黑暗，他们家关了门。振良并没有敲门，他转身悄悄地爬上了靠山的那个小土台。土台子上面长满了野草，野草淹没了他的小腿，坐在这样的草地上很舒服。黑夜里茹艳家的小屋的灯还亮着，茹艳一定没有睡觉。他很想掏出手机叫茹艳出来家门，来到这个土台上，今夜。曾今也只有他们两个手拉手一起登上这个土台，一起等着看月亮、说星星，然后一起回家。
手机里“嘟嘟”的响，并没有她的声音，或许她已经睡了，可能正在看的一本书掉在地上也没有发觉。
夜黑得像漆过一样，沾蚀了整个大地，他向茹艳的屋子看了一眼，躺在野草上轻轻叹了口气。
这个夜里虽然没有鸟儿欢唱，但花儿却依然开放她们的清香。没有星星的天空总显得淡了点，但是这个时候万物却有了更多自由和舒适，没有别人的要求和期望，只有自己心脏呼吸的声音，像自己梦中呼唤生命光辉些一样。
夜在流逝，惊动了的乌鸦拍打着翅膀……
             (以上第二节)结局
附主要人物关系表：
附上：主要人物关系表
振良         大学生（独生子）              
郭威         父亲（长辈，排行老三）
杨萍         母亲
郭晋         二伯
郭振彪       二伯第三子，又叫尕老三
郭舜         四叔
汪兰叶       四婶
郭振喜       四叔第一子
郭振新       四叔第二子，又叫尕新年、新年娃
尕英子       郭振新之妻
郭彩卿       郭振新和尕英子的大女儿

祎玲         镇派遣到坎坪村支援农村建设的大学生村官
茹艳         振良青梅竹马的心上人

桑三阿大     妻子早死，嗜酒，脾气暴躁
桑胖         光棍汉
桑牛         小混混
桑三
桑三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