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小乖在哪直播:2012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精彩观点摘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7 08:10:38
2012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精彩观点摘录
一、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发表主旨演讲，表示中国人不缺钱缺的是对钱的配置渠道。
吴晓灵说，在中国现在都谈到了信贷资金比较紧张，而且很多的企业都感到自己缺钱。但是中国缺钱吗？中国不缺钱，中国的钱很多，很多产品的价格已经高得离谱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实业家、企业家感到缺钱呢？就是因为中国存在着过多的金融压力。
“张维迎说了一句话很好，人需要有财产的自主权”，她认为金融业务很多的品种实际上是客户财产权的一种运用，包括借贷和投资。但是我们对于个人的借贷和投资的自主权是保护不够的。而且我们有很多的金融工具在中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也就是我们缺少把有钱人的钱、想投资人的钱，想把自己的钱借出去的钱，他们的资金留向那些想筹资人的人那些渠道。也就是我们的金融压力造成了有钱人的钱不能够达到需要用钱人那里去。
吴晓灵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任务应该放宽市场准入的门槛。
以下是吴晓灵演讲的全文：
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受到企业家的邀请来参加这样一个论坛，我确实认同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而且社会财富的创造全靠企业家的劳动，而且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丰富能够给所有人带来福祉。
今天在我们的市场上，金融服务和民间融资往往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但是我想借这样一个机会来谈一谈我个人对金融市场发展的一点观点，也可能有一些观点和大家不太一样，我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批评或者是指正。
要坚持金融实体的本身要求，坚持市场金融配置改革的导向，这是今年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的重要原则，价格是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重要信号，于是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我认同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那么改进信贷的重点应该是打破市场准入的限制，下面我就利率市场化的顺序和重点来进一步讨论。
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的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到底还有多远，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其实有三个任务，第一是中央银行还在控制着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控制着存贷款的利差。中国金融业丰厚的贷款利差是他们获得利润的来源，这个也是得到了市场众多批评的一点。
第二个方面是在金融机构中对信用社贷款利率有2.3倍的控制，其他的金融机构的贷款上线已经完全放开了。
第三点，在债券市场利率中对企业债有利率不超过储蓄存款利率40%的限制。
我个人认为，控制存贷款利差是目前培育信贷市场改进信贷服务的条件之一。因为金融配置资源的价格信号是投资成本，贷款利率现在上线已经放开了，在央行有调控银根自主权的情况下收紧银根会逼高市场利率，在放松银根时贷款下限会限制下浮的程度，这样的话对贷款的控制放开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中国经济往往是扩张的冲动更大，所以控制利率的下限相对放开上限来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我们这张图上可以看到，蓝色的是09年的利率，紫红色的是10年的利率，黄色的是11年的利率，大家可以看到，在银根比较松的09年下浮的数字比较高，而在银根比较紧的2011年上浮的利率是比较高的，黄色的基准利率和上浮1.1倍和第四组柱子是1.3倍的这些利率都是很高的，说明我们的利率上限放开了之后，市场对于银根的松紧再贷款利率上是有明显表现的，这是从配置资源来说。
从调控银根来说，各国央行是通过吞吐基础货币来控制目标利率及隔夜拆借利率，目前中国已经放开银行间的市场利率，我们现在经常拿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客户的存款利率来和国外的利率比较，其实美联储和欧央行他们公布的利率是政策目标利率，即隔夜的拆借利率。这是政策目标利率和客户利率的表，深紫色的最下方的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这是他们控制的政策目标利率，但是客户利率，特别是贷款利率，还是比较高的，存款利率也是在目标利率之上的。
这是中国的政策目标利率和客户利率，我用的是6个月的贷款利率曲线和6个月的存款利率曲线，上下是这样的，中间的深红色的是银行间的拆借利率，大家可以看到，在银根比较紧的时候，银行间的利率是会上去的，但是在银根松的时候，它会下来，特别是在08年、09年当银根极端宽松的时候，银行间的利率甚至于低于了同期限的存款利率，出现了利率的倒挂。这个说明我们银行间的市场利率已经能够比较好的反映了市场的资金供求情况。那么在债券市场上，企业债券利率限制已经被债券的期限和品种设计所突破，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讲了。我们从这张表可以看出来，我们存款，就是企业债的利率从来没有撞到1.4倍同期限利率的上限，而且有很多的中期票据和长期的一些其他的债券，他们因为名字不同，对于企业债券，它的40%的利率的上线其实是可以突破的。
这第一个是说了现在利率市场化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没有市场化的是什么，刚才我说的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存贷款的利差。
那么控制存贷款的利差有什么好处呢？除了平常所说的由于国家银行是通过剥离不良资产，然后进行财务充足上市，在国家改制的过程当中背了很多的财务负担，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保持银行的存贷款利差，保持银行盈利能力，是为了尽早偿还过去的历史欠债，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小金融机构的缺失是民间借贷盛行的原因之一，而小金融机构的培育需要利差的保护。
这个是有同事帮我算了一下中资银行的情况，因为是内部算的不能公布绝对的数字，就表示了一下我们存贷款利差的趋势。大家可以看到，在中资金融机构中存款利率水平、贷款利率水平和利差水平高的是农信社和小型金融机构，而他们的盈利水平是低的，而大型的金融机构他们的存款利率水平和贷款利率水平和利差水平是低的，但是盈利能力是强的。如果我们想打破在信贷市场上的垄断局面，我们需要更多的金融机构，而中小金融机构恰恰在地方上是比较弱的，需要在一定利差的保护下。
中国需要社区内服务的小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设，有利于保护存款人，但是对于小金融机构是更严格的市场约束。所以，我们想更多的培育小金融机构，而且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不要过多的小金融机构被淘汰掉，我们在一定的时期之内给予利差的保护是有一定好处的。
我们想，在中国现在都谈到了信贷资金比较紧张，而且很多的企业都感到自己缺钱。但是中国缺钱吗？我在多次场合都说过中国不缺钱，中国的钱很多，很多产品的价格已经高得离谱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实业家、企业家感到缺钱呢？就是因为中国存在着过多的金融压力。刚才张维迎说了一句话很好，人需要有财产的自主权，我认为金融业务很多的品种实际上是客户财产权的一种运用，包括借贷和投资。但是我们对于个人的借贷和投资的自主权是保护不够的。而且我们有很多的金融工具在中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也就是我们缺少把有钱人的钱、想投资人的钱，想把自己的钱借出去的钱，他们的资金留向那些想筹资人的人那些渠道。也就是我们的金融压力造成了有钱人的钱不能够达到需要用钱人那里去。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任务应该放宽市场准入的门槛。
现在有很多的村镇银行，最近国务院也提出来的对小微企业的服务，提出来了让经营好的小贷公司转为村镇银行。如果让小贷公司转为村镇银行的话，要放宽村镇银行发起人的资格限制，就是让他们的30%的资本金在控制之下。如果把一个好的小贷公司，他经营比较好要转成村镇银行的话，把控制权转过去很多人是不愿意的。我们看到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家能够做好一个小贷公司，也能够非常认真地珍惜机会做好一个村镇银行，因而放宽村镇银行发起和大股东的资格限制，对金融机构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要放开贷款公司股东资格的限制。现在银监会有金融牌照的贷款公司，但是这个贷款公司必须百分之百是银行的股东。社会上的小贷公司可以有社会资本的介入，小贷公司应该是一个非公有的金融机构，因为没有吸收社会公众的钱，只是拿股东的钱。他们其实是一个不便对公众吸收资金的非公众金融机构，这个市场现在放得比较开，到现在为止已经有4000多家小贷公司了，但是贷款公司有金融牌照，但是必须是100%的银行股东，因而他难以进入。
第三，我希望鼓励中资机构投资设立融资公司，允许租赁公司吸收大额定期存款和发债融资。因为他们不吸收小客户的钱可以放开。
我们利率市场化应该是什么样的步骤呢？
我想首先是应该加大贷款利率下浮的幅度，放开信用社贷款利率的上限，这个我认为今年就可以做。
第二，取消利率下限的限制，放开债权利率的限制，最后一步放开利率的上限。
很可能大家对我的这个观点不太认同，认为负利率对老百姓的存款是一种剥夺，
现在放开存款利率上线还不是时候，几点考虑，第一，受国际环境的制约。第二，如果有存款利率上限的控制，当大家觉得存款不太上算的时候，其实是有利于促进直接金融发展的，大家想一下美国的金融脱媒，美国的资本市场发展，美国共同基金的发展，原由是什么，就是因为银行存款有上限的控制。我们中国还想把大量的钱留在银行，让银行放贷吗？我们应该创造更多的金融工具，让金融市场能够发展起来，让资本市场能够发展起来，其实银行由于管制了利率的上限，推出了很多理财产品，这些理财产品就是在规避利率的上限，也在给老百姓创造更多的收入。而这些理财产品如果规范化的话就是各类的证券投资基金。如果这样来发展的话，是能够促进证券基金的发展和多种金融产品发展的。
第三，存款负利率不影响资源配置，影响的是收入分配。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应该推行定额储蓄，有钱的人应该把你的资产做多种组合，去赢得财产性的收入。而对那些没有能力进行资产配置的国家应该对这些小储户给予利息的补贴，保值储蓄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我们的银行是股份化的了，只能够通过财政对于小储蓄人给予一定的补贴，比如一个劳动年龄的人给10万元的保值贴补，我想能够涵盖中国95%以上的人群，这就是我对这个当期要解决信贷市场服务不足和民间借贷没有得到很好引导的意见。
总的来说我同意利率市场化的方向，应该稳步推进，但是第一步不是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而是放开金融机构进入的限制，让更多的市场主体来竞争，只有竞争的市场才有合理的价格。
谢谢大家。
二、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
张维迎在会上作主旨演讲，他认为吴英案说明中国距离市场经济还有至少200年。吴英被判死刑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意味着融资是特权而不是基本权利，意味着建立在个人自愿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有效保护，意味着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受到摧残，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非法集资罪’是一条恶法，与当年的‘投机倒把罪’没有两样；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九，现在没有另一个邓小平保护吴英。”张维迎说。
以下是文字实录：
张维迎：我要讲的题目是如何建立市场，从特权到产权。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件很有影响的案子，就是吴英案。吴英向11位亲朋好友筹集了7亿多的资金，被一审二审判处死刑。这样的事情在西方市场经济中会发生吗？现在肯定不会，但是过去也会。好比在17世纪的时候，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一次性就杀了16000多个企业家，他们的唯一罪状是因为他们进口了棉纺织品，制造了棉纺织品，而这违反了当时的财政部长Colbert的产业政策。
由此看来我们现在离市场经济有多远？我想至少还有三百年，或者至少还有两百年。因为我们的经济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的真正的基础。
那么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呢？我想就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自由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就如同生命一样，不可不经正当的程序就被剥夺的。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没有自由我们就难受，就像不让我们吃饭、不让我们喝水、不让我们上厕所一样。对自由的唯一的限制是不侵害他人的权利。
自由，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劳动，自主地决策，改善我们的生活，实现我们的梦想。从消极的方面讲，每个人都不受他人的奴役，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
所以在一个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的社会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只有通过自由的合作才能够完成交易。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有为别人创造财富，才能自己获得收入，只有让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这是我讲的市场的逻辑。而且只有自由我们才有竞争，只有有了竞争我们才有了创新，而只有有了创新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和市场是同一个含义。如果一个人拥护市场而不赞成自由，我觉得他是矛盾的。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自由，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强制另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在没有自由的时候也有争斗，但那不叫竞争，可以说只有斗争但没有竞争。就像我们的计划经济下我们有好多的斗争，但我们没有竞争。斗争是毁灭财富的，只有竞争才是创造财富的。
我必须强调一点，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不是特权，它是一种rights，不是一种privilege。所谓rights就是理同天下，每个人都平等的拥有的。而privilege，它是凡事对人，只有一部分人拥有，另一部分人没有。权利是不可任意剥夺的，但是特权可以给你，也可以剥夺。所以我们看古希腊，古罗马共和国都有所谓的自由，但那是特权，不是权利，因为只有一部分人享受它，大部分的奴隶享受不到。
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好比你进入什么样的产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成立什么样的组织，包括制造业、金融，甚至你成立基金会，成立大学，这其实都应该是每一个公民应该自由享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现阶段这些仍然都是特权，而不是权利。
好比你要创办一个企业，你有好多的审批的程序，只有一部分人最后能成功，另一部分成功不了。特别是我们的产业政策，使得我们在歧视着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去创业，有关系的人可以得到审批进入这个行业，没有关系的人进不了。
我们最近看到国务院决定拿出150亿支持微小企业，但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让公民有自由成立金融机构的权利，我们需要政府拿出这150亿吗？我想是不需要的。这150亿最后到了谁手里，其实都是一个寻租的过程，最后也是一种特权，而不是真正的权利。我们还有好多人创办非盈利机构，是没有自由的。好比你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不论你有多少钱，你首先要找到主管单位，而主管单位基本上都是政府或政府附属的部门，所以说不是你想干好事儿你就可以干好事儿，因为你得不到批准，这个好事儿也就没有办法干。
我这里讲的不是说任何一种行业组织不需要有最低的、必要的一些门槛进入。我是说任何的限制都是非人格化的，也就是说对所有的人是一视同仁的。不论你的家庭背景，你的出身，你的所有者单位，都应该是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国家的所有这些限制都不是一视同仁的，都是人格化的，也就是说，仍然是特权。好比说你要办一个金融机构，如果你认识吴晓灵行长，认识刘明康主席，你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就大大地提高，所以这就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
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思想市场的重要性。自由市场经济不能没有思想市场，因为只有通过思想市场，人类才能够用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理性去寻找真理。我们才能够有科学的进步，才能够有技术的进步。我们要有思想市场，意味着任何思想都不应该取得垄断地位。
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成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它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这个国家不能有国教，这个国家不能立任何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中国，我们的言论，我们的出版，仍然是特权，而不是权利。
如果你要办一个出版社，你要办一个杂志，你要得到批准，这是很难的，除非你有非常特殊的关系。事实上就我所知，过去十多年里面，我们的新闻出版署不再扩大任何期刊号，所以大量的学术研究活动没有办法进行，更不要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成立好多的自由的学术团体。没有思想市场的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第二个市场的基础是什么？是产权。产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权，它是对我们自由的保障。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们老百姓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产权也是我们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有一定的秩序，就是由于我们大家相互尊重产权。如果不信，我们看一下，如果一个超市里面，谁都可以进去乱拿东西的话，那么这个超市马上就会混乱。
产权也是我们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基本要求就是不损害他人。只有我们尊重别人的权利，我们才必须通过为别人创造价值而获得自己的收入，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我们看不到一个社会在不尊重产权的情况下，可以有很好的道德。我们国家目前道德的衰落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尊重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财产。
产权也是我们社会信任的基础。如果没有产权，没有企业考虑长远，我们就会看到大量的坑蒙拐骗，我们市场上买的大量的东西就没法被信任。产权也是我们创新的基础，因为只有企业家，只有每个人对自己获得的东西充满了信心，他才会愿意投资，他才会愿意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追求一种新的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我要强调无形资产的产权同样的重要，像我们国家目前对有形资产的保护相对还好一点，对无形资产的保护是最糟糕的。
这都不是任何新的理论。一个中世纪的神学家威利姆，他就讲过这样的话，“私有财产是一项先于主权的法律权利，统治者不可以篡夺和任意夺取被统治者的财产”。我们看政府应该干什么？其实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制度。13世纪罗马的大主教Giles就讲过，“世俗权力机构的职责是维护正义，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人的人身和产权安全，要让每一个公民和诚实的人都可以享用自己的财物”。
对政府产权保护的一个重要的限制约束，就是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有真正受到很好保护的产权制度。我引证我们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岑科研究员的一句话，“不受限制的征税就是掠夺”。但看看过我们国家，多少个税种的征收、提高税率是经过人大，或者经过很正式的一种法律程序来确定的呢？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一个最重要的公文，就是开始约束国王的征税权，也就是说国王不能够任意地征税。还要强调一点，国有企业所拥有的特权本身就是对产权的一种严重的侵害。
第三个基础，谈一下企业家。企业家是市场当中的灵魂，我们叫经济增长的国王。市场本身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创新的过程。没有企业家，可能有交换，有物物交换，也有简单的商品交换，但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企业家是那一类嗅觉灵敏，想象力超群，有非常的进取精神，善于创新，能吃苦，敢冒险的人。在我们人口当中，这样的人的比重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他们的精神，他们的能力，能够不能够有效地发挥出来，在决定着我们这个社会创新的速度，决定着我们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
过去两百年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在企业家能力、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取得的。中国过去30年也是由于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我们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所以任何阻碍企业家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点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
限制企业家活动的最大受害者是谁？是普通的老百姓，是消费者。企业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伺候人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允许GOORLE进入中国，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我们千千万万数亿的网民，而不是Google公司本身。如果一个社会，自由不足，产权得不到保护，特权盛行，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企业家的活动就可能被导向寻租，而不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并不是所有被称为企业家的人都是在创造财富。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就会出现好多强盗式的企业家，他们是在掠夺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我们也要防止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既得利益化。任何一个制度都会有成功者，某些成功者可能就会有很大的积极性去维护这种制度，而不是推动这种制度的变革。
我总结一下，市场的三个基础，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如果公民不能够充分享有言论和行动、创业的自由，如果私有财产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文化保护，如果企业家精神得不到有效地发挥，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我们改革的路还很漫长。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强盗的逻辑，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就是逐步由强盗的逻辑走向市场的逻辑。邓小平20年前的南巡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就是给中国民众更多的自由，创业的自由，赚钱的自由，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调动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在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的发展。
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特权基础上的经济，而不是权利基础上的经济。西方世界过去两百年的进步就是把传统生活当中只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变成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但是我们仍然是特权大于权利。
所以最后我们回到吴英案。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我们在中国，获得融资仍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基本的权利；意味着在中国，建立在个人自愿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保护。吴英案，就是11个给她借款的人都不承认自己被骗了。吴英在被捕之后，她的财产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被强制拍卖了，这本身也是对财产权的不尊重。
吴英案也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非法集资是一个法律，但是应该说这是一个恶法，它和当年投机倒把罪没有什么两样。我记得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人民银行有一个概念，叫体外循环，凡不归人民银行管的都叫体外循环，都要打击。现在我们有进步，不再打击体外循环了，但是非法集资的概念仍然是一个很重的帽子，它可以扣在任何人的头上。
社会会有欺诈，我们用欺诈罪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用一个非法。法律本身不需要用非法这个概念，法律本身它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写清楚就可以了。
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邓小平已经不在了，没有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了。所以我也呼吁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媒体多多地关注吴英案，因为吴英的死刑是中国改革的倒退。如果吴英的集资应该被判死刑，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应该被判死刑。
谢谢大家！
三、招商局集团和招商银行前董事长秦晓
论坛进入第二阶段——思想互动空间：市场、政府和企业家精神——重温邓小平市场观，博源基金会理事长、招商局集团和招商银行前董事长秦晓率先演讲，在演讲中秦晓称，不赞成中国模式的提法。他认为，中国模式是一个过渡性制度安排，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如果完全是计划经济，可能没有那么多寻租，政府官员没有么大权力，如果完成进一步改革，这个东西也没有，在中间这个阶段，产生大量的盈利空间，造成很多人寻租。
以下是文字实录：
秦晓：现在是不是坚信市场力量变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张维迎的讲话受到这么大欢迎？张维迎没有讲什么深刻的东西，讲的都是市场经济当中的一些基本的共识。张维迎的声音现在不多了，如果大家都这么讲，我想张维迎也不需要这么富有激情讲这么多话。原因何在呢？从全球来看的话，大家都看到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崛起，也看到西方重大的危机出现了，就是我们讲的发达体或者市场经济主体的国家。
那么在中国就产生了一个中国模式论，产生了一个北京共识，对应华盛顿共识，就认为我们这种体制好。我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当然我并不是说否认有一个中国道路，有一个中国的模式，我是不赞成有些人把它包装成一个中国模式论。为什么我不赞成？首先我们对发达经济体，我们叫现代国家的认识深度不够。我们往往说它碰到了危机，它出了问题，就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它的制度有问题。我觉得这种思想方法要彻底调整。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人有短期利益、长期利益，有各种不同集团的利益。什么叫一个好的机制？不是说这个机制不犯错误，或者说不发生危机，而是在于这个机制能不能有一个自我调节的力量去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之后能改正。这个自我调节的力量不是靠某个智人、某个圣人，而是靠一个民众的力量、多元的力量、社会的力量。
所以我们不赞同过去经典作家说的它们西方有一个结构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说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性，这样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我认为应该像马克斯-韦伯讲他们是一对张力，是两种不同倾向的人。一种人可能更相信看得见的手的力量，一种人更相信看不见的手的力量；一种人更愿意获得自由，就是我把我应得的钱拿到，我该交税的交，我自由运用我的钱，一种人更相信福利，我把税收提高了，财政的赤字搞大了，然后由政府来给我福利；一种人关注短期的经济问题，一种人关注长期的经济动力；一种人关心公平，一种人关心效率。
这些人是有不同利益、不同理念的，但是他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我不认为如果在西方，我们说的发达经济体搞投票的话，大家会赞同采取中国这种模式。尽管可能有一些左派经济学家去这么说，有些人写的书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如果让大家投票，我不相信他们会投票赞成美国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价格要管制，注册公司搞交易要经过审批，我认为美国大部分人是不会赞同的。就像我们当年说东欧发生了剧变，是一个休克疗法，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我认为如果让东欧人投票，他们不愿意回到勃列涅夫时代。这是我对西方的看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
中国的问题呢，我觉得在80年代改革的时候，是一个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高度共识的一个时期，都认为原来的制度不行了，要告别这样一个计划体制。那么我们就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道路。中间出了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反思，但是总体来说这条路是走下来了。
当时留下了两个问题，是没有在思想上达到一致的。有的也是为了不影响我们的改革，就把它搁置起来，闲置起来。一个就是产权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公有制的概念。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三个基本原则，按劳分配、有计划按比例都已经被重新解释了，但是公有制这个问题没有突破。所以在保护私人产权这个问题上搁置起来了，以至于这个问题在今天变得越来越突出。
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府在经济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当时我们转了一圈之后，发现日本的模式对我们最有吸引力，就是所谓通产省这种东亚发展主义政府的模式，比较容易和我们原来的体制嫁接。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如果说完全是计划经济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寻租，政府的官员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如果是完全进一步改革的话，这个东西也没有。在中间这个阶段就会产生大量的盈利空间，造成很多人去寻租。
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本来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现在被有些人包装成一种制度的创新，希望把它固化下来，现在争论的焦点就是这样一个焦点。其实这个争论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一直是存在着一个边界争论的问题。
第一场争议来自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的模式，就是斯大林模式。当时是美国大萧条，反衬了苏联经济高速增长，那时候就有一场大争论，哈耶克是牵头的，组织世界上很多的思想家、经济学家讨论这个问题。第二场争论是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增长模式引发的争论。这两个都被称为非盎格鲁-亚克逊模式。
这两场争论最终是一个事实说明。第一，苏联的体制，毛泽东无非是苏联体制的翻版，它可能在短时间内能创造极大的效率，但是它是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代价的，是封闭的。张维迎说是强盗逻辑，可以不用说这么尖锐，但他也不是瞎说的，就是把企业工人都变成成本中心，然后去工业化。这个名字是好听的，但是：第一，这是谁同意的？如果说全民投票都同意这么做，这是一个概念，但是没有一个民主程序保证这个事情。第二，你集中大家起来干的这个事儿有的不是好事儿，大跃进干的这个事儿不是好事儿。所以这个代价是不能再付了，不符合经济发展背后的价值正当性。
第二个就是日本那个东亚模式，扭曲价格，资源错配，官商勾结等等。亚洲金融风暴马上就把你完全暴露了。现在经济学界没有人再谈论东亚模式了，现在能听到所谓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东亚模式的翻版，比东亚模式有过之而无不及。东亚模式就是税收、汇率、利率，还没有那么多国有企业，还没有那么多行政审批，这是东亚模式的东西，也被证明是不行的，所以历史上发生过这种事情。我想我们的改革，就是它20年之后碰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去把中国的实际情况纳进去，把全球的实际情况纳进去，把历史纳进去，然后再考虑中国未来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讲还是要坚信市场的力量。
四、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
龚方雄表示真正最看空中国的不是老外，是中国的A股，A股是唱空中国的始祖。
以下是文字实录：
主持人：创新很重要，跟乔布斯那样，我们为什么产生不了乔布斯，第一个是咱们不允许犯错误，摔个跟头，就算滚出局了。第二，没有一个百分之百干事业的环境。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等于这次讨论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我想提一个问题，过去是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格局，未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走势会是怎么样，因为前一个周期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占了便宜的。未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走势会是什么样，会与现在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龚方雄回答一下。
龚方雄：我觉得全球经济一体化关键你怎么看，什么叫一体化，大家知道像欧盟欧元区的一体化，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模式，把货币都整合在一起，但是各个国家还拥有自己的主权和财政主权等等，这个模式现在看来是不成功的。但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在过去这个提法对中国来讲是非常时尚，为什么时尚呢？我觉得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还是全球产业的分工，实际上就是这种一体化大家的分工越来越明确，然后在这种分工过程当中，各个国家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美国发挥了他什么优势呢，他就是高科技为主的服务型的经济体，这是他的优势。我们发挥了所谓的成本低，不管是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方方面面的成本、环境成本都很低。
在这种过程中，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就在全球分工体系当中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讲到这里就非常清楚未来会怎么样，可以说未来非常不确定，我说的不确定是中国还能不能继续在全球分工体系当中获得好处和优势，这个要看我们中国人自己怎么做，为什么呢？咱们在过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全球化过程当中获得优势的哪些因素，现在正在消失。大家知道我们的成本优势也好，环境成本优势也好，资本成本的优势可能受国家改革之后的保护，看来还能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也是我刚才讲的是改革之后的结果，可能也不可持续。其他的像土地的优势，还有我们现在强调的要素价格改革等等，现在都在让中国失去在全球分工体系当中的优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的优势却在维持，所以我注意到这两天论坛上有很多观点，很多人说国外人看中国，好像比中国人自己看自己要乐观地多，刚才利平也讲了，确实是这样，我过去一年经常在资本论坛上讲。真正最看空中国不是老外，是中国的A股是中国的A股是唱空中国的始祖，不是老外看空中国，这个你在资本上看看估值就知道了。
最近也很有意思，1月份在全球踏入龙年之时，全球显示着一片悲观的气氛，觉得今年是世界末日等等的。结果刚刚过去的1月份，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讲是1987年以来全球资本市场表现最好的一个月。不要讲美国了，香港整个指数反弹了20%，就是H股，包括希腊，就是所谓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源泉地股市都反弹了20%，欧洲的股市反弹了百分之十几美国的股市，纳斯达克已经创出了2010年泡沫破裂以后的新高。现在Facebook刚要上市，市值可能是1000亿美元等等。但是你们看看A股，现在A股仍然是表现滞后，我们已经滞后两年了，在2010年全球股市上升的时候A股是跌的，去年上半年股市上升的时候继续跌，下半年由于欧债危机的蔓延，对蔓延的担忧下跌，A股跟跌。今年1月份全球股市暴涨，大面积反弹，A股反弹了很少。
我最近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很多老外问我，尤其伦敦、纽约的人，是不是我们确实把中国看错了，我们在伦敦、纽约一些东西，是本土的中国人，就是我们看不到的。本土的中国人在纽约、伦敦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东西，A股为什么这么低迷，对经济未来判断的一个晴雨表就是金融板块。金融板块在国际市场、香港的估值比境内的估值要高百分之二三十。确实，我们老在探讨全球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怎么去救全球，实际上很多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大家的观点是下一次危机的爆发点会来自哪里，很多人认为可能会来自中国。就是说，我们中国可能有一些本土性的问题，不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主持人：这又是一个大的信号，下一次全球经济危机的源地。
龚方雄：现在问题是老外对中国乐观，是乐观错了，还是对了。本屯的A股对中国这么悲观，是悲观得对还是错，现在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
主持人：意味着我们A股是病了。
龚方雄：大概A股的病反映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探讨。我提的这个观点和过去两天很多论坛嘉宾的观点，包括刚刚胡祖六的一些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实际上大家谈的是同一件事情。
五、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王庆
王庆说：从向前看的话，中国好的企业不多，或者是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一方面中国经济大的环境变化，另外现在特殊的资金环境，就使好的企业越来越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大家过多资金追逐过少的好的投资标的，那么就会可能出现短期行为，拔苗助长，企业利润到了1000万就开始有人追了，到了3000万就要准备上市了，没有把企业做大做强的意愿，结果就会出现一个恶性循环，企业不好上市，被二级市场不认可，估值低，于是出现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以下是王庆的发言实录
王庆：实际上在座的各位里面，我是一个另类，因为我们是做投行的，从资本市场的分工来讲，我们企业家像郭总，昨天我们在台上的企业家是在创造价值，那么从投资者来讲，我们在座的各位是在发现价值，伯乐相中一个好马然后做投资，我们是帮着实现价值，所以不同的角色，我们还是有一个清醒的理解。
但是目前来看，从资本市场运作来讲，我们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激情还是非常强的，从昨天也看到了，在座的各位，也是创造了很多奇迹，所以也是发现了价值，但是最近一两年，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实现价值这个环节很不顺畅，尤其是去年。所以这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因为毕竟我们企业家或者是投资者的辛勤劳动和智慧重要的被资本市场要认可，这是我们投资银行要做的工作，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些困惑。实际上上个星期也是因为有这个困惑，也是叫了几个朋友坐在一起聊聊天，朋友有做对冲基金的，还有两位做PE的，大家从不同市场的角度讨论问题，当时的讨论内容比较有意思，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做二级市场，上来有一个观点，就是很不开心，抱怨，就是说你们投行不干正事儿，一个IPO接着一个IPO上来，把市场都做砸了，然后着急把企业做上市，然后又退出，把市场弄得供给量太多了，使市场的价格起不来，这是一个抱怨。另外还有的二级市场投资者就说，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二级市场的估值已经这么低了，实际上已经下来了，但是你们作为投行的，作为投PE的你们还生活在过去，你们还以为你们的企业是2007年的估值，实际上现在是2012年的估值了。所以你们要醒一醒，然后把你们的预期降下来，调下来，这样你们有一个合理的估值，那么在二级市场上才有表现，否则的话就会出现要么发不出去，要么发出去跌破发行价，等于是把这个市场做坏了。说你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二级市场就给你们留了两个陷阱，一个陷阱就是估值陷阱，你说东西便宜，你们投，那么实际上二级市场比你更便宜，你要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转型问题，包括社会的环境问题等等，估值低是有它的道理。比如像台湾、韩国估值水平一位数的企业遍地都是，所以你要想一想，说不定你这个企业到二级市场上就陷入到一个陷阱去了。第二个陷阱就是流动性陷阱，PE投了企业，PE投进去了出不来，想退出退不出来，本来你投进去，退出30%，你这30%空了好几年才能够退出来，一些小股票你想退出的话，刚卖一点价格就下去了，所以就设了两个陷阱，一个是估值陷阱，一个是流通性陷阱，这是一部分人对PE的看法。
另外一点稍微看的比较正面，就是羡慕，他们觉得你们作为PE投资者来讲，比二级市场基金经理有很多的优势，第一，有信息优势，你接触企业，而且很早就参与，可以改变企业的行为，帮助改善经营，改善业绩。第二，你投资的时间长，而且你们还有一些灵活性，不需要从退出的时间上来讲，你可以有耐心，从这上面来讲可以抓住市场的机会。二级市场投资者就面临这个问题，尽管有些在二级市场上经验非常丰富的基金经理，他们比如说市场跌到一定程度，从个人来讲绝对应该是要买的。但是他们管理的基金又有他的要求，有流动性的要求，有持仓比例的要求，还有就是在市场跌的时候，该买的时候，恰恰这些基金面临是赎回的压力，他看到资金在减少，他就不敢买，所以这样反而丧失一些机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也挺羡慕我们的PE投资者，这就显示出它的优势了，所以这是一个挺复杂的讨论。
当然这是短期的问题了，有一个问题大家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讨论了一个很感兴趣的话题，就是说中国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好的企业？这是向前看了。那么讨论的结果似乎大家不乐观，就是说从向前看的话，中国好的企业不多，或者是不像以前那么多了。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好的企业，中国经济在转型，所以转型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破坏性的力量，所以这个会造成对企业好坏的判断更需要真本事。另外就是现在资金很多，过多的资金在追逐过少的好的投资标的，这里面就会出现所谓的估值泡沫。那么有资金充裕并不必然帮着企业做好，除非在某些个别行业，比如说TMT行业有大量资金会突破一些门槛会做强做大，但是一些好的企业仅仅靠资金的充裕并不一定能够做好这个企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一方面中国经济大的环境变化，另外现在特殊的资金环境，就使好的企业越来越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大家过多资金追逐过少的好的投资标的，那么就会可能出现短期行为，拔苗助长，企业利润到了1000万就开始有人追了，到了3000万就要准备上市了，没有把企业做大做强的意愿，结果就会出现一个恶性循环，企业不好上市，被二级市场不认可，估值低，于是出现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讨论的结果是认为，是不是从估值角度来讲，整个中国企业的市场的估值水平，估值中枢有一个下移的过程，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长期趋势的话，那么向前看，从我们投资者来讲，它的资本回报，投资回报中两个构成，一个是估值的提升，另外就是业绩的扩张。那么估值的提升这一块可能就不能指望了，也许是估值的收缩，那么更多的只能是靠业绩的扩张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又回到我们还是要发现好的企业，好的企业有增长，但是不能指望市场的估值给予超乎回报，所以这又回到了刚才讲的问题，好企业，如何发现一个好企业的问题，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投资者的经验和智慧的问题了。
今天的话题是PE分水岭，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我没有答案。如果我们判断这种宏观环境、资金环境造成的说中国的好企业少，那么会不会从投资来讲，也是问各位的一个问题，因为各位在这里做的主要的风格就是VC，或者是早期的投资，那么增长型的企业投资最后上市，是这么一个模式，如果向前看这种新生的好企业少，那么向前看，是不是一个机会？从PE来讲机会会来自于二级市场、一级市场的互动，还有整合，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2012年这个意义上的分水岭是投资风格的分水岭，包括跨境的，这样一个分水岭，这个会区别出，这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投资行为。所以刚才讲的二八现象，像我们在座的各位做的这么好，实际上是先行者，而且是创新者，现在大家一窝蜂上来以后，是不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继续保持领先的话也要走到前面，那就是走这种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里面的PE在做的事情？
六、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
刘明康表示，当前国际市场需求发生了巨大转变，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一下国内经济发展，真的要把自己的模式和方式进行转变，要更加注重软实力，而不是硬件和看得见东西的迅猛发展和建设。
“路不平，想想邓小平”，我们困难的时候就会更加感到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意义。
以下是文字实录：
各位朋友，非常高兴再次来到亚布力和大家共享温馨的夜晚。
回想一年以前给大家讲了一下过去一年形势的一些预测，但是所幸的是面对这样严峻挑战的一年，我今天看到在座的企业家脸都是圆圆的，整个气氛是非常火红的，说明大家践行了邓小平的理论，并且在自己的实践当中虽然有辛苦，虽然有困难，但是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是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所以在这里特地要向企业家朋友们鞠个躬。
去年我们讲形势，对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我相信还有很多专家在今天晚上还要讲，今天我换一个课题，我们面对着2012年，大家觉得全世界遍体鳞伤，我们也面临着很多困难。我今天也讲一讲在危机当中和危机之后，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遇，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遇，用小平同志的思想和理论来抓住这个机遇，来争取未来还有一个更辉煌的二十年。
下面我就讲一下龙年的新机遇。
第一，其实这一次的危机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机遇，就是这么多年的反反复复，其实对全球理论创新提供了一个最佳的机遇。无论是社会管理的理论，还是经济理论的创新，现在都走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回旋余地，全世界都在讨论什么叫做社会主义，什么叫做资本主义。那么，经济方面的理论，统治了我们五十多年的新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现在也看来有许多的不完美和严重的缺陷。那么，怎么来指导我们的世界？这里面就有一个理论创新的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这个机遇摆在我们面前是有条件的，因为通过了整个的危机，到了后危机的时代，我们对新的环境就会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是从实践当中得来的，所以新实践、新认识就有可能上升为新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指导我们会实现社会管理的进步，也会实现企业家在发展模式上面的转变有更大的突破，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市场的需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种格局、结构上的转变和对我们的压力，使得我们有可能以外处内，更加注重推动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么多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当我们高速发展、高歌猛进、一路凯歌的时候，很少人想到去下工夫、下苦力气做深层次的改革和推进软实力的建设。但是当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特别像中国在过去对外需有特别大依赖的经济体，我们的工业产出品40%最终要卖到欧洲和美国，还不包括从台湾、香港转口的这部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国际市场需求发生了巨大转变，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一下国内经济发展真的要把自己的模式和方式进行转变，要更加注重软实力，而不是硬件和看得见东西的迅猛发展和建设，这就是我经常讲的一句话“路不平想想邓小平”，我们困难的时候就会更加感到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意义。所以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个机遇把压力变成动力，很好地做好这个工作。
别的行业我不讲，在这里我讲一下我熟悉的金融行业，我们现在什么情况，整个金融行业碰到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们可以看到危机之前金融机构，不论是银行、保险，或者是基金、证券公司，都是强调盈利的最大化，追求ROE，RVE，追求资本回报率15%、20%，甚至还有20%多或30%的。危机之前，国际上面我也看到一个银行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44%。最后危机泡沫破裂了，我才发现他是靠表外过分的杠杆率把盈利拿下来。这种盈利的最大化或单纯追求资产回报的发展模式是过去的一大特点。
第二大特点是金融机构普遍使用高杠杆率来进行盈利的这种做法。这种高杠杆率就催生了不安全和不稳定的重大因素，使得系统性风险变得非常现实、非常可怕。
第三，我们在危机之前，国内外的金融机构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去做非客户的虚拟业务。有很多的业务、很多的精力、很多的所谓创新都放在不是客户的基础上，强调资金的流动，强调资金的翻一番，然后就会给我带来账面上的价值，叫做非客户的虚拟业务。
第四个增长模式的特点，无论是这个金融机构内部，还是金融机构外部，对外对内都不注重科学规律，远离审慎内控和生产管理的要求倾向，数据质量奇差无比，信息科技支持的力度，IT的支持也是非常的落后。没有人投资，没有人重视，只要有钱赚，这四大模式可以说概括为危机以前金融机构产业发展模式必须要转变的四个点。
新的我想有四个点，第一，集中力量服务于实体经济，做好客户的服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既要强调金融服务，要更加直接为客户来创造他的效益。
第二，就是要做好金融中介的全球化。金融中介的工作将会成为金融机构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过去我们是靠信贷、利差，这样就不顾资本金的占用或拨备的需要，风险拉得很大。经过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和发达，金融机构实际上要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这种作用能够参与到高质量的产业重组当中去，为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走出去，以及转换我们的发展模式提供服务，为制造业的高新技术，为环保，为能源，为通讯媒体、医疗保健、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的各个方面做好全国，乃至于全球市场金融的中介工作，来催生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第三个，我觉得在金融业里面的这种模式的发展，就是要加强风险的控制能力建设。在一些协议实施的过程当中，都能把外边的压力转换成自己内部的压力，来把握好机遇，做好工作。
第四个模式的特点，就是要注重市场力量的同时，金融机构要加强和推动与政府的紧密合作，我完全同意刚刚郭广昌执行主席所讲的，就是有个平衡的发展，只有在紧密的政府和市场合作当中，企业客户和个人客户，尤其是弱势客户群体，才能获取更多的支持和保护。
第三个机遇就是国外的技术和技能较好的这些企业，由于当前市场低迷，债务重组十分困难，资金成本又很高，资金供应来源非常缺乏，要发一笔债，或者向银行贷款非常困难。因此国外的这些企业技术是好的，技能也是好的，就是高技能，但是陷入困境的确很多。现在我听到的西班牙、意大利的这些名牌中小企业，就是生产名牌的，无论是皮质品、服装，还有其他的工艺品也好，陷入困境的很多，因此并购机会就增加了很多，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有选择地进行并购和自己有机的战略结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经过这场危机，不得不承认国内的企业因为外需的下降，出口增幅和占比的双降，以及过去盲目扩展的供大于求，你想想看我们房地产开发商没有几位像今天坐在这里的大的开发商的自信和质量，我们全国高峰的时候居然可以达到有近10万家的开发商，这简直是吓人呢。一个县里面就有好几家。像这样的情况，一个很重要的机遇在国内也摆在我们面前，就是并购的机会将逐步增多。
第四个，我们必须看到二线、三线城市，乃至于四线城市，目前发展迅猛的有一大批。新兴产业和企业家在这些城市群里面成长迅速，对现有的产业进行技术和管理的革新，有些真的可以写出一个跨越式的篇章。如果这样的企业家和现代的EMBA的培训、教育相结合，使他们补上良好教育的这一课，或者与时俱进地终身教育这一课，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中国的第二线城市、第三线城市、第四线城市出现一个亮丽的亮丽风景线，涌现出一大批新型的人才，为我们调整投资方向增进了新的亮点，为我们服务机构的调整和指向的微调都产生很大的一个机遇。
第五，就是由于这场危机，使大家清醒了很多，为我们提出了对产业风险投资风险市场风险、国别风险等等这些过去不太重视，不甚了了的领域，有了一个认真去分析和观察，和认真去进行深度研究的一个客观要求。也对我们相关的基础信息，统计工作和全口径的报告制度，就是企业家集团的并表监管，大型企业、集团的并表监管和有机联合，全口径报告制度统计工作、信息工作，这一些制度的建设和建立，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推动。
第六，部分企业的市场退出和企业家的跑路和自杀，为我们提供了市场保护的动力，虽然我们有了《破产法》，但是《破产法》的实施和破产的申请，这些还要做出巨大的努力。现在这个机遇到了。
第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加上现代网络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意识的增强，推动了对各种现有标准和习惯做法的反思和革新，推动了改革和深化。这样就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我们经常在嘴上讲，但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的群众所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第八，为市场中介机构和合格的机构投资人的发展，在2012年起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我们国家需要一大批合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一大批合格的律师事务所，能够学贯中西。一大批测量师事务所。第四，我们需要评级机构。第五，我们需要合格的基金管理人。我们也需要合格的机构投资者。这些都是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来服务于资本市场和整个生产发展的模式转变。
第九，危机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产业结构调整非常重要的机遇，这个机遇不只在经济领域，而是在社会管理和社会问题解决的需求方面带来了巨大机遇，提出了具体问题。比如应对中国老龄化的问题；比如说应对健康保险和医疗改革的问题；比如说社会矛盾与日剧增，但是怎么样调节管理的问题。依法治国很简单，除了依法治国，以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以及其他国家公认的比赛规则来治理，调节问题更加高层次的管理问题，这些在危机的过程当中现实的摆在全世界的人民面前，同样也摆在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这个新兴经济体的面前。
最后我本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市场的力量，坚定不移地支持企业家的努力。同时，我也坚定地相信一个聪明的政府，一个政府和市场更好的平衡、互相的支持，将会产生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深层次改革更大的动力，希望大家2012年更加顺利，更加火红，脸更加得圆，心更加跳。
七、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胡祖六
胡祖六说：经济减速主要不是欧债和出口的减速，都是在自己，比如内政，包括宏观调控、信贷控制、限购。然后加上改革的停顿，就是国进民退、营商环境、投资环境恶化，所以经济减速这是不可避免的。
以下是文字实录：
主持人：从保速度来讲，保8%或9%也好是为了保就业、保增长，现在最低的底线是保稳定。在九十年代末期是8%，但是我们资本集团，胡祖六是主编，他把标题改成“保8%对吗？”，还不得气死，哪能跟人家对着干。所以今天第一个问题差不多看一下。
我想尽可能压缩时间多回答点问题，我们做一次对于国内、国际经济的探讨的一次思想盛宴。大家知道达沃斯论坛，我们领导人基本没有去，但是这一次是了解资本主义比较好的机会。世界上基本最富的人都去了，索罗斯、比尔盖茨基本都去了这次我也没去，失去了一个机会。我想问什么呢？中国这方面的直接回应，因为现在有希望中国来拯救全球经济的声音，中国在这方面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据说王岐山做了一个回应，我们中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世界经济最大的支持。
我想问什么呢？中国政府在面临着下一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我们到底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另外，我还想问一个问题，这次的欧债危机、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到底有多大？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个胡祖六能不能做一个分析？
胡祖六：显然中国是全球经济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对中国的经济都有影响，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包括第一个问题减速，我认为主要不是欧债和出口的减速，都是在自己，比如内政，包括宏观调控、信贷控制、限购。然后加上改革的停顿，就是国进民退、营商环境、投资环境恶化，所以经济减速这是不可避免的。前几年，特别是2009年，那种疯狂的刺激，有4000亿的财政，危机的发源地是美国、欧洲，中国只是受到一点波及，但是我们的药是最猛烈的，无论是按绝对规模还是按GDP比重。我们受到的影响，但是你说吃点补药还可以，但是我们打的是激素，所以这个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这样子的话就被迫要宏观调控、急刹车，所以我们现在有这种情况。减速已经是不可避免，而且已经成了现实，从数字可以看出来。
关于危机，我记得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应该说中国是有负面影响，有出口的减速。但是取决于我们的响应，十多年前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们的出口还没有现在这么多，对欧洲出口比较多，78%都是东南亚，所以亚洲危机中国是首当其冲，但是我们调整得比较好，有很多改革，最终来说我们是个赢家。这次的危机爆发，当然我们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的响应是加剧了中国的结构问题，所以我们并没有成为赢家。我最担心对于我们的打击可能比十年前要严重，这个严重并不是因为我们出口受影响，也并不是因为别的资本流动。主要是我们从理念上面有一个根本的改变，我们现在还是一个转轨经济，现在是小平南巡20周年，现在走了一半还不到就开始质疑市场经济的制度。
主持人：这个是胡祖六的新观点。
胡祖六：就是因为金融危机爆发和欧债问题，都是市场经济的根深蒂固的结构问题，这是完全错误的。市场主义有很多优越性，但从来没有说优越性是稳定的，恰恰从创立二百多年来都是很动荡的，包括危机。市场经济的危机几乎每三年、五年就来一次。而且二十世纪的大萧条比这次严重得多，也挺过来了。昨天大家的判断比较好，这次危机爆发以后，我们以为西方经济完全破产了，不可救药了，我们完全低估了他们的调整能力，西方的经济很好了，中长期的问题现在已经比中国好很多，也就这么几年，调整得非常快。就在我们飘飘然、得以的时候，我们的改革进行了几年之后，我们的问题更加严重，更加难以理顺。
你所问的问题危机对我们有影响，不是因为危机，不是因为资金的流动，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本来有疲劳症，因为这次危机恨不得开倒车，确实是一个新的潮流。
主持人：昨天微博上好多左的东西出来了。张维迎的发言我编了一下，变成一个比较温和的发言发出去了，任志强也转了，大概转发了430次。你还得再说具体一点，除了对体制改革信心的影响之外，还有体现在哪些方面？因为有很多企业想知道这次的经济危机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
胡祖六：针对要不要救欧洲的问题，也不是救欧洲，在危机之前好多经济学家都说央行要多持欧债，因为我们对美元很不看好，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前。本来3万亿的外债储备要有资产配置，既能够给他们雪中送炭，也能够帮助我们的资产配置，我们没有考虑，放弃了这个机会，这也是我们对危机响应或危机发生之后做得不太好的地方。
再看欧债，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都是财政问题所引起的。就是政府、民众，当然他们选民的一种许诺，最后没有办法兑现。
主持人：高福利、债台高筑、产业空心化。
胡祖六：我觉得我们也是有很大的启发，这两年政府给老百姓很多不切实际的许诺，以人为本也好，和谐社会也好，当初很好听，但是有没有兑现呢？根本没有兑现，所以把公众的胃口调得很大，最后政府能兑现的话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给很多民众不切实际的许诺，过了五年、十年或不到二十年，我们会发生财政危机，那时候不像希腊了，可能会更加严重。
八、中泽嘉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吴鹰
吴鹰表示，中国经济的总量和PE资金的规模来讲还是不太成比例的，就是中国其实需要更多的PE和VC，这样的公司来做，而且经济目前现在的情况来讲，我个人觉得，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金融危机的时候，四万亿砸下去，其实很多效率还是值得商榷，其实更多的钱投给PE和VC，实际情况可能更有效率。
以下是吴鹰相关发言实录：
丁健：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PE的论坛，在座绝大多数都是同行，今天咱们聊一些相对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我也不希望全部都是太严肃的话题，昨天好像开幕式整个的主题论坛重点都放在金融领域，所以我想我们接着昨天的话题先谈，最后谈一些轻松的。
昨天
第一个话题围绕着现在PE整体的政策，相关的法律和对于PE这方面的，从国家总体政策上来讲我感觉是比较支持的，但是在人民币基金，在很多方面我们都面临着很多的限制。那么大家今天也正好借着昨天的话题，我们谈一谈，并不一定非要只是说我们站在这个地方，为我们大家自己去抱怨，而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给我们的政府多出一些建议，就是说如何能够改善现有的政策和环境，更好的让PE为实体经济服务，让PE在中国下一步创新和转型的过程里面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
从吴鹰这儿开始吧。
吴鹰：我想讲两个观点，第一，我觉得中国PE的市场本身，其实大家都说中国做PE的很多，特别是近两年人民币的PE特别多，见面不敢说做PE的，但是一谈都是做PE的。中国经济的总量和PE资金的规模来讲还是不太成比例的，就是中国其实需要更多的PE和VC，这样的公司来做。而且经济目前现在的情况来讲，我个人觉得，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金融危机的时候，四万亿砸下去，其实很多效率还是值得商榷，其实更多的钱投给PE和VC，听起来有一点做广告似的，但是实际情况可能更有效率，因为他们这些钱不是拿到这些PE和VC基金管理团队的手中，他是一定要投出去的，投给企业，这样企业本身他还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就是增加了就业。
同时如果企业做得很成功，将来上市又能够融资，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正反馈生态的系统。其实中国不缺钱，是缺一个疏导的渠道，PE和VC就是义不容辞的兼有这个职责，特别是它有鼓励企业的发展，中国目前为止，虽然从国家政策来讲比较支持，但是在很多具体的做法上，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改进的。比如说国务院拿出150亿支持中微企业，如果这个钱搁到各地政府去做，其实这个钱就没了，很可能一大部分就浪费掉了。
但是我不是说拿给PE，可能也不是很合适，但是由PE和VC的公司代管，或者找一些基金，给人家鱼吃，不如教人家怎么钓鱼，这个PE和VC都是在教人家怎么钓鱼，可能不一定每家都很成功，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成功，形成一个正反馈的系统来做。从国家政策层面上来讲，应该建立一个很好的系统，社保基金、养老基金，甚至是保险的一部分，但是不能是大部分，银行一个小的百分比，拿来做对PE和VC的支持，同时也降低风险，昨天谁讲了一个笑话，宁波的开发区拿5000万要造4000个乔布斯出来，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笑话了，其实不用弄乔布斯，你弄4000个小企业的企业家成功就会有很好的效果了。
九、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
在谈及温州很多企业家因为企业经营不善跳楼自杀等现象时，陈德荣说，“我们温州的企业家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用。你还能够去指责他什么呢？他把命都搭上去了。这种方式不可取，但是我认为这种精神恰恰是中国企业家精神，有开拓市场的精神。”
以下是文字实录：
王巍：谢谢秦晓，秦晓其实代表了这一代企业家，无论是92派，这是未来企业家一个精神所在。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相信，会认为最恰当地代表了市场力量，就是温州。尽管我们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温州在一个缺乏资源的环境下，从一个相对当年是不毛之地，然后迅速走向全世界，这是一个中国的奇迹。我们上两个月之前，郭广昌带着我们去了趟温州，我们感受到温州的气氛，特别欣赏温州的陈德隆，感谢他到场。我特别希望用五分钟时间请陈书记跟我们对话，讲讲温州，你对温州的希望和对中国企业家的希望，谢谢。
陈德荣：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知道，现在作为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如果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如果不倾听来自于市场和企业家的声音，作为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发展前提就失去了。我今天来到亚布力会场更多是听取企业家的声音，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怎么在公共服务有更好的建树。听到上次的温州论坛以及各位既是企业家又是思想家，也有北京的官员，给我们偏僻小地方的地方官员上了很好的一课。
同时，待会我们将跟中国企业家论坛签订一个温州商学院的一个项目，这样的话，我又获得了30亿的资本。我到这个地方来认为是精神和物质双丰收，是非常值得的之旅。
大家知道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市场的力量，实际上作为中国市场的一个典型模式的温州模式，这个所在地的一个地方官，我觉得对市场力量这几个字有更深切的感受。应该说温州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非常贫瘠的地方，是全省最穷的地方。改革开放，政府给老百姓做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做。无非给老百姓创造财富的自由促进了温州的发展。在1992年小平南巡谈话之前，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述，使温州模式成为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典范。我觉得温州模式当中，我不认为有什么好象有神秘、深奥的地方。最关键让企业家精神、市场力量在中国充分发挥，温州780万人口当中，现在有175万在全国各地创业，有60万在全世界各地。同时温州本土有40万个市场经济的主体，这就是250万人，差不多3个温州人都有一个在自己创业。所以温州可能在全国各地当中不一定是外出人口比例最高的，但是大家很少有听到温州人在外面打工的，因为有340万人在温州打工，所以温州不会到全国各地打工，只会去做老板。温州有三块精神，一个是干老板，一个是睡地板，还有看黑板。温州企业家的精神、市场的力量促进了温州的发展，这个是毋庸置疑。
同时我觉得温州还推进了全国的发展，因为170多万的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投资兴业，光是这点投资我不认为有太大的神奇。但是170多万温州人到全国各地所传播的温州文化，这种市场经济的精神，应该说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巨大体制。现在温州人对推动全球化，提升中国人的影响也是有贡献的。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要全球化，没有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就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所以我觉得温州的企业家精神应该说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是从去年七八月份开始的金融风波，固然有温州自身的原因，这也恰恰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有很多问题，特别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我觉得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觉得在这当中不能把这个账算好，觉得温州的高利贷、民间融资方面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我可以说没有温州的民间金融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金融的市场经济。一开始没有多少钱，如果没有七大姑八大姨怎么做老板呢。到了今天，如果民间金融跟市场经济跟我们的企业家精神对立起来，妖魔化的话，我觉得对温州是不公的。
我觉得温州人的精神是很好的，比如到现在为止很多的企业家，有相当一部分因为市场经济的策略导致跳楼自杀。我们温州的企业家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自己的精神。你还能够去指责他什么呢？他把命都搭上去了。这种方式不可取，但是我认为这种精神恰恰是中国企业家精神，有开拓市场的精神。
当然，我说我们这一轮金融风波，人不能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我们改变自己适应环境，这是我们的本能。所以我觉得我们温州的企业家需要提升，特别在转型过程中需要提升，所以我们市里面考虑建立温州商学院，从原来的草根，昨天是农民，明天就变成农民企业家，要跟市场经济提升，素质的提升、能力的提升需要办教育。我们跟中国企业家论坛一拍即合，我今天听了这个论坛以后，我更有一种感受。今天这个论坛范围非常之小，能把我们论坛当中的这些光辉思想，能够通过商学院的平台，能够变成在温州商学院当中常年365天进行企业家教育培训，中国的企业家提升一定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来我觉得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是迟早的事情，但是要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就要最强的企业家。美国有很多标志性的东西，作为他的市场经济有很多，但是美国的哈佛大学、沃顿商学院无疑是他市场经济标志性的东西，中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强国，如果没有像办成温州商学院的话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非常欢迎大家来温州学做老板，温州有培养企业家的土壤，再加上温州有即将要诞生的跟中国企业家论坛合作的温州商学院，温州的市场经济一定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为我们国家的贡献也一定会更大。
十、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
辜胜阻表示，现在讲到经济风险，有外患，也有内忧，外患是欧债危机，温家宝总理也讲，我们救欧洲就是救自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但是从局部来讲，温州已经成为我们内忧的一个风暴眼。
他指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提出实业经济是一国经济立身之本，实体经济是基础是剂量，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和创新驱动器。现在有三个新的定位，是新增就业最大的、最主要的渠道，然后是企业家成长主要的平台，所有企业都必须经过微小的阶段，只有小才会有大。
以下是文字实录：
各位企业家，各位来宾，我演讲的题目是《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空心化的潜在风险》。
我们现在讲到经济潜在风险，有“外患”，也有“内忧”。“外患”是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内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从局部来讲，温州已经成为我们“内忧”的一个风暴眼，我们这一次论坛有一个温州问题的专场，我们非常高兴温州市委书记、浙江省副省长参加这一次论坛。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经济有“近忧”也有“远虑”，近忧是如何避免经济急剧下行形成的“硬着陆”，实现“软着陆”。我们讲去年的成绩，我觉得最大的成绩就是实现了“软着陆”，避免了西方经济学家对我们的“硬着陆”担忧。那么，要避免硬着陆，主要有两大挑战：一个是实业的空心化，或者是实体经济的空心化，这里涉及如何缓解大量实体中小企业困境；还有一个就是房地产的调控，房地产的调控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软着陆的关键问题。因为房地产涉及到六七十个行业，在有些地区，GDP中50%-60%是由房地产所产生的，那么对于房地产的调控，如果我们政策一松，房价就可能会井喷式、爆发式的上涨。但如果我们的政策用力过猛，房地产的调控也会对经济产生非常大的不利影响。
从中长期的改革发展来看，我们的远虑则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避免产业的空心化，实现产业的升级和企业的转型。从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历程上看，许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由于未能及时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原有提高收入的因素不可持续，导致发展没有新动力、经济失去活力、贫富鸿沟加深，最终陷入经济社会停滞的状态。所以我们的“近忧”和“远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近忧避免硬着陆，远虑就是避免收入陷阱。
“空心化”就是旧的已经失去，新的没有跟上。讨论温州，表面上看是高利贷化，可谓满城都是高利贷，但实质是实体经济空心化。比如说，温州的打火机在辉煌的时候有5000家，它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达到80%-90%，但是现在只有几十家，温州的打火机是一个典型空心化的案例。我们讲实体经济会不会空心化，关键看中小企业，严重的生存困境能不能得到缓解。过去的一年，我们在中小企业的倒闭问题上有两种争论：一种是中小企业“倒闭无害”，有人说转型时期中小企业倒闭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有人说中小企业是落后生产力代表，死掉一批有利于转型升级，在重新洗牌的过程中间是一种无害论。还有一种是“无据论”。地方官员讲，根本就不存在中小企业倒闭潮的问题，有很多地方就讲，我们这个地方新注册的中小企业比注消的中小企业多很多。事实上，这是一种误判，就像微博一样，你有几十万粉丝，但是有大量的是僵尸粉丝，我们有很多企业已经变成僵尸企业，没有去注销。这就是“无害论”和“无据论”。
我这几年每年都去国内各地调研，9次去浙江，3次去温州，去了15个省市自治区，如果说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没有订单，2010年是最复杂的一年，那么，2011年是最纠结的一年。09年是企业没有订单，那么现在的困境是有订单不敢做，做得越多亏本越多，是有订单没人做，人跑了，人工荒。2008年是融资难，但是去年一年下来是融资难、融资贵、融资险交织影响。融资难、融资贵，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融资困境，这个已经写进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融资险，表现为“不用高利贷是等死，用了高利贷是找死”。浙江80%的小微企业靠民间借贷，90%的中小企业得不到政策金融的贷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要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金融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温家宝总理在江苏讲，中国需要“乔布斯”？那么怎么才能够出“乔布斯”，宁波市拿5000万准备要打造1400个“乔布斯”。“乔布斯”不是用钱打造出来的。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来讲，是让实业致富，让创新做实业能够大富。
实业经济是一国经济立身之本，实体经济是基础，是脊梁，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和创新驱动器。国务院会议现在对小微企业有三个新的定位：新增就业主要渠道，企业家成长主要的平台，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所有企业都必须经过微小的阶段，先有小，后面才会有大。
我认为过去的一年是前所未有的融资难，十分严重的用工荒，来势凶猛的高成本交织在一起，我们有60%-70%的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境。首先是生存，如果没有生存谈不上转型升级。我刚才讲到了融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难和贵交织在一起、难和险交织在一起，我们讲融资难。有些人讲民间金融，只能疏，不能堵。我说要多疏少堵。国有银行和上市资金也流向民间借贷市场，对于这样一种现象我们必须制止。企业面临的另一问题是“用工荒”，杰克?韦尔奇讲过一句话，“企业不容易招人，更麻烦是用人，最头疼的是走人”，我们现在就是“招不到，留不住，用不起”。我今天去鸡西调研，现在煤矿工人中间40岁以下的没有了，我们用工荒不仅仅是数量的问题，更是结构的问题，特别是跟新生代农民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不愿意当煤矿工人。我们全面进入高成本时代，九种因素叠加进入高成本时代。有人说中国最大的垄断行业是什么？是路和桥。因为路、桥的垄断，其费用在产品价格中占到大约4%-10%，商品物流成本占到了物价的20%、40%。我最近去过香港，香港人说你们到这边买奶粉安全，但是你们到这边买洗头水就不可思议。这主要是因为价格倒挂，香港比内地便宜。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形势下，我们的企业只有三条路：一个是向上走，转型升级；一个是向外走，海外拓展；三是向下走，被淘汰。
我们当前实业空心化有四大表现：第一是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我们加入WTO十年有两个非常大的变化，中国不再便宜了，还有就是中国不缺钱。我们现在温总理从温州回来，制定了“国九条”，其中金融有6条，重点提出拓宽民间资本的融资渠道，我觉得光有融资渠道是不够的，温州的问题是大量的民间资本有9000亿没有去处。为什么去炒钱？为什么去炒房？就是由于这些游资和热钱找不到渠道，所以投资渠道非常重要。第二是大量做实体经济的企业从实业平台取得的融资流向非实体经济领域，我刚才讲的是江苏的企业，用实体的平台来融资，做非实体的事情。第三，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境，相当一部分变成僵尸企业，名存实亡，第四，着企业经营大量的移民或外迁，实体经济发展的要素严重流失。这是我讲空心化的四大表现。
微博上就有人讨论，为什么实体经济会贫血？房地产泡沫造成人思暴利、货币发行过多造成实业相对收益过低、外国危机造成出口之难、升值过快造成出口行业亏本、金融改革过慢造成小企业融资难、国企扩张过大造成民企收缩等，我觉得这些原因都有，应该说交织在一起，我的总结是：成本攀升面临多重的经营困难，不能干；投资受限企业发展空间不足，没法干；利差的巨大实业不如投机，不想干。
当前经济中出现的几种潜在的问题要高度重视：民间资本的热钱化，民间金融高利贷化，实体经济空心化，商品服务的劣质化，整体经济的泡沫化。不仅是温州，江苏、鄂尔多斯等等都出现了高利贷化，但高利贷化背后最本质的问题是实体经济的空心化。食品安全有很多原因，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食品行业的利润太薄了。前不久重庆就沃尔玛把普通的肉按照绿色食品卖，价格翻一番，结果抓了一批人，总经理引咎辞职，最后发现沃尔玛的利润非常薄，它要维持生存只能以次充好。防止实业空心化要关注三个“两极分化”：一是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两极分化”，上游“银根、地根、能源流、物流”高度垄断，下游过渡竞争。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两极分化”。我们实体企业的利润“比刀片还薄”，而靠息差以钱生钱的银行利润赚的“不好意思说”。第三是供应链上的大企业强势和小微企业弱势形成的分化，大企业故意拖欠企业的资金，小企业难以为继。前天国务院会议提出来要制止这样一种现象。许多企业有“一家两制”的实例，温州有一个案例，是一家两制，丈夫做实业，辛辛苦苦赚下来不到几十万，但是老婆炒房赚几千万。今年从炒房走向炒钱，有的企业做实业是亏本的，但是做小贷公司赚很多钱。
当前，我们还看到一方面中小企业的老板跑路，另一方面大老板的移民。温州的企业纷纷倒闭，实体企业无法维系。有调查显示，将近1/3大陆企业主已经移民，有超过2/3的企业家开始考虑移民。救欧洲还是救温州？怎样救温州？我想我们这次论坛也有这个议题，我觉得，温州危机呼唤体制的改革，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多层次融资体系，拓宽民营企业的投融资渠道，缓解企业融资难题。第二，市场的力量，讲企业家精神。温州钱多，我刚才讲到了9000亿；企业多，30多万中小企业。但是，大量民间资本，钱多，人急，大家想赚快钱，房价高企，导致两个“癌症”：高利贷和高房价。温州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高利贷化，民间资本热钱化，但是背后实际上是实体经济的空心化问题。我们看看国际经验，英国因为食利丧失强国地位；日本因为实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泡沫化挖空了日本的经济；美国虚拟经济大通胀，造成了占领华尔街，实体经济萧条；希腊危机也是源于产业空心化的高福利；拉美是源于实业衰落的城镇化。然而，德国的制造业是一枝独秀，值得我们大家注意。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认真的总结国际上的经验教训，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实体经济空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