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ta故事全篇:非法证据究竟长啥样？

非法证据究竟长啥样？---以“两高”司法文件为视角
发表时间：2012-02-05 17:10:13 阅读次数: 189      所属分类：未分类
201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发〔2010〕20号），正式确立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性规则，这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最高刑事执法机关联合出台非法证据规范，“规定”第一条对非法言词证据作出解释：“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问题在于“非法手段”概括式规范内涵如何界定？
《刑事诉讼法》同样采取列举加概括式立法方式界定“非法方法”，该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它属于《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理依据。随后“两高”执行刑诉法司法解释延续；了相同叙述原则，同时否定了非法方法取证的证据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２６５条明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从法及两高司法解释可发现，除刑讯逼供外，侦查机关“威胁、引诱、欺骗”取证方式也被认定非法方法，所取证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同时对其他非法方法概括式规范，实践中，侦查机关存在诸如疲劳审讯，不让睡眠，不让喝水吃饭等伤害公民身体健康、人格尊严违法行为，违反了宪法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及休息权利，属“非法方式”范畴，通过上述违法方式取得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刑事司法实践并不令人满意，为此，“两高”单独或联合发文强调非法证据排除。云南省昆明市杜培武冤案发生后，最高检察院发出“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高检发诉字〔２００１〕２号），通知指出：“《刑事诉讼法》第４３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１４０条也再次重审了这一原则，并在第２６５条明确指出，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各级人民检察院必须严格贯彻执行这些规定，发现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是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应当坚决予以排除，不能给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留下任何余地，同时，要依法提出纠正意见，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取证据，必要时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切实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通知（法[2004]196号）要求：“严格依照规定收集、审查、认定证据，避免出现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绝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2005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强化法律监督的意见》强调：“重点加强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严重侦查违法行为的监督，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要根据法律规定，制定检察机关公诉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切实加强对证据来源合法性的审查，对于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应当坚决予以排除。”
据笔者的梳理，两高对于非法证据的态度近年来出现了微妙变化，2009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高检发[2009]30号）中对公安案件与自侦案件似乎适用两套标准，通知第七条针对公安机关侦查监督：“健全排除非法证据制度。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工作中发现侦查机关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而第二十七条对于“规范自侦案件办案程序”，这样规定：“全面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加大对侦查活动中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健全完善排除非法证据制度。”，显然未对自侦案件“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证据排除作出明确规定，仅局限于对暴力取证禁止查处，更不用说对疲劳审讯，剥夺睡眠等“软暴力”的禁止。
“两高”等五部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非法言词证据概念规范相较《刑事诉讼法》及两高执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显然在退步，“规定”将言词证据分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两大类别，前者非法证据判断标准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后者是“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尽管保留概括式规范，根据“规定”，侦查人员对嫌疑人被告人威胁欺骗引诱取证，是否属于“等非法手段”中包括的范围？原先一直存在的“引诱、欺骗”等列举情形为何消失？
人们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指导意见中似乎更能发现司法机关杜绝“硬暴力“，暧昧“软暴力”倾向，“意见”对非法证据及瑕疵证据适用不同审查标准，第九条规定：．“既要依法排除非法证据，也要做好瑕疵证据的审查补正和完善工作。”第十条明确：“对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依法排除；对于使用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根据其违法危害程度与刑讯逼供和暴力、威胁手段是否相当，决定是否依法排除。”
根据该“规定”，侦查机关对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讯逼供手段取得证据，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予以排除，但对“其他非法手段”取证的，包括精神折磨之“软暴力”，却并非一概排除，而独创性提出“违法危害程度与硬暴力手段相当”标准，由检方自由裁量决定，彻底颠覆了刑事诉讼法及其先前司法文件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范，也与《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