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圣来也11.19:王文耀、王保春：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2)

王文耀、王保春：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2)

发布时间:2012-02-03 14:13 作者:王文耀、王保春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195次 　　陈伯达以后一直没有要厨师，一直到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都是李玉元为他兼管做饭。 　　江青对陈伯达说：我要摘掉你的领章帽徽 　　大约是196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社报送了一份有关日本问题的材料，毛泽东阅后有一个较长的批示。 　　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看文艺演出，节目没有完，陈伯达便叫王文耀，告诉在他办公室值班的缪俊胜，通知人民日报社尽快把这个文件给其他领导同志传阅。这件事小缪当时就办了。 　　节目演完之后，陈伯达说是去一楼大厅参加一个在京的宣传口的会。陈伯达事先不知道，出席中央碰头会的人大都出席了，会议由江青主持。会议一开始，江青便说：“让陈伯达作检讨，他管的《红旗》杂志，半年不出版。他还封锁最高指示。”陈伯达听了一愣，说：“我没有封锁主席最高指示呀！”江青说：“还说没有，主席最近有关日本问题的指示，你问问别人都知道吗？”康生在一旁拉着长声说：“我反正没有看到。”陈伯达说：“我看了以后，当时就传送出去了……”陈伯达还没有说完，江青就把话筒从陈伯达面前抢了过去，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了，我来揭发。你还穿着军装，带着军帽。”陈伯达说：“大家都穿军装，也不是我一个人穿军装。”江青紧接着说：“我要摘你的领章帽徽！你知道红五星的来历吗？”陈伯达看到江青这种架势，知道会议是要批自己，便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使劲往桌面上一甩，大声说：“大字报上街！”意思是说，可以贴大字报打倒我。叶群接着举手喊口号似的说：“拥护江青同志！”场内无人响应，气氛十分紧张。这时江青好像想起什么似的，马上对到会的人员宣布：“在场的人不许出会场，今天的会议不许传出去，作为一条纪律，谁传出去，拿谁是问。不许记录，记了的必须放下笔记再走。”说完，江青继续说“红五星的来历”。 　　散会以后，陈伯达回到家里，心情不好，情绪极为低落。第二天，他到红旗杂志社，在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上说了不少丧气话。他说：“……你们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也有不少错误，可以对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杂志半年不出版不怪你们，责任都在我，我没有抓紧，由我承担这个责任。你们也可以给我写大字报，大字报上街都可以……”大家听了莫名其妙，以为他在说笑话。 　　离开会场之后，我们对陈伯达说：“你不该向大家说这些话，搞得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有气无力地说：“唉，昨天的会议，他们一定有人去参加了，会回去说的，不可能不说，他们会知道的。没有关系，随他们的便吧……” 　　两天以后，我们将那次会议的录音带从中央办公厅借来，王保春、王文耀、缪俊胜三人重新听了一遍。我们对江青的这种无理霸道行为很是不平。这盘录音带我们没有马上还回去，而是存放在我们的办公室里。 　　1970年8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天才论”受到批判后，这盘录音带让我们紧张起来。当时觉得将带子退回办公厅，怕江青知道，会引火烧身；不退放在办公室，也是条罪状；将它洗掉也不忍心。犹豫很久，我们最后将它放在办公室不易发现的地方。 　　江青与中央碰头会对抗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央领导人员发生了变化，中央文革小组人员锐减，陈伯达与江青的矛盾不断，而江青不断向毛泽东告陈伯达的“黑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为工作能顺利进行，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召集人、中央其他党政军领导人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来研究重大决策。从此，陈伯达积极参加这个碰头会议，而不主动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但是，江青并不满意周总理召开的碰头会议，她多次催促陈伯达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就一些问题作出决定，与周总理的碰头会议相对抗。陈伯达总以各种借口推脱，拒绝召开文革小组会议。江青对此非常生气，但陈伯达是组长，他不参加江青就不好单独召开小组会议。江青很狡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她事先和张春桥、姚文元商量好了，借江青每天晚上请文革小组成员看电影的机会来开会。有一天晚上，陈伯达正在卧室床上躺着看书，钓鱼台值班室来电话说，江青请陈伯达去十七楼看电影。陈伯达一听马上对我们说：“你们告诉他们，说我已经睡觉了。”我们照此转告了值班室。过了没有两分钟，江青又让值班室来电话，说：“康老、江青同志都在等伯达同志。”陈伯达听后急了，毫不掩饰地对我们说：“你们告诉他们说，我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了。哼！什么看电影，她是又要开小组会，强迫我表态，我不去。你们就说我安眠药已经发作，起不来了。”说着他把被子往上一拉，不说话了。 　　江青批判新启蒙运动 　　1968年，陈伯达实在不愿意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想离江青他们远一点儿。可是新建胡同的家已经被他的妻子刘叔晏闹得不像样子了（刘叔晏正和陈伯达闹离婚），街坊四邻都知道那是陈伯达的家。中办管理局给陈伯达另安的新家——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因房子破旧正在修缮。陈伯达又不想住钓鱼台，管理局无奈就临时将他安排在中南海丙区，国务院这边一个大殿北边，一个很深的四合院。这里前后几个院子很长，但几个院子无人居住和办公，非常安静。在那人心慌慌的年代，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陈伯达很满意，再三对我们说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让“十一楼”（江青）他们知道了。我们当时觉得很好笑，对陈伯达说：“‘十一楼’要找你，去问警卫局你住在哪儿，他们敢不告诉她？” 　　当时江青、姚文元等正在挖空心思找陈伯达的茬。他们写了一篇批判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呈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对江青说他不看，让她找陈伯达看去。一天，江青真的来儿找陈伯达谈这件事。江青一进院子见到陈伯达便说：“哎呀，这个地方可真不错，赶明儿我也来这住。”江青把准备好的批判文章交给陈伯达。江青走后，陈伯达既生气，又着急。因为1936年至1937年间，中国文化界掀起的新启蒙运动，陈伯达是主要发起人，这不是直接对着他来的吗？ 　　陈伯达很气愤地对我们说：“他们这是冲我来的，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就是30年代我在《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中提出的‘反对异族奴役、反对复古、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的抗敌和民主的觉醒’,是反日反蒋的，这有什么错？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禁止提‘反对日本侵略’，禁止报刊上出现‘抗日’这个词，所以只能用‘反对异族奴役’的提法来代替，我这里的‘异族’就是指日本嘛。新启蒙运动的建议提出以后，上海的《读书生活》、《新世纪》，北平的《现实月刊》、《时代文化》、《北平新报》、《华北呼声》等等好多报刊都发表文章响应，抗日民主思潮得到蓬勃发展。当时的亲日派郑孝胥、守旧派杨立奎等对此很恐慌，通电宣称要‘铲除’新启蒙运动。但是进步思潮总是阻挡不住的。”他很生气地讲了一阵。 　　于是陈伯达就翻阅书籍，找出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肯定新启蒙运动方面的一些言论，让王文耀都抄录下来，经他仔细看后，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看，他们都表示不同意批判新启蒙运动，这才把那篇批判文章堵了回去，没有让它出笼。 　　但是，陈伯达并没有忘记江青说要来这个地方住的那句话。为了躲避江青，陈伯达急得不知往哪儿钻。他对我们说：“这个地方不能住了，她还会来的。”他将这件事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暂时到养蜂夹道干部俱乐部的游泳池边上去住，说是林彪在那儿刚住过，较为安静。 　　就这样，陈伯达在中南海丙区的大四合院里住了没两天，又匆匆忙忙地搬到中南海外边的养蜂夹道去了。 　　陈伯达撕碎了与江青的合影照 　　中共九大以后，陈伯达住在米粮库胡同，可是他在钓鱼台十五楼的办公室还留着，由缪俊胜留守。陈伯达好久没有去了，想去看看。一天，他去钓鱼台，正巧碰上江青在大院里拿着照相器材，许多身边工作人员陪着，兴致正浓地拍摄风景、人物。见陈伯达来了，江青也为陈伯达拍了好几张，同时还让别人为她和陈伯达拍了几张合影照。之后，陈伯达回到自己的十五楼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但总觉得有些不安，便离开了钓鱼台。 　　对于与江青拍合影照之事，陈伯达老放心不下，犹豫许久，最后将与江青照相的事告诉了叶群。叶群听后，对陈伯达说：“这可不好，这让主席知道了可不好，江青是什么目的？！”陈伯达听叶群这么一说，心里更加不安。江青洗照片都是在新华社，陈伯达马上让自己身边的缪俊胜坐车去新华社摄影部。照片正好洗完，江青还未取走，缪俊胜向摄影部的人打过招呼就取走了陈伯达的照片。 　　缪俊胜将照片交到陈伯达手中，陈伯达当场就将照片撕成碎片。缪俊胜当时吃惊地说：“唉呀！你怎么给撕了！新华社知道是我取走的，江青同志向我要，我可怎么交代呀！”陈伯达说：“没关系，你就说给我了。”从表情上看，陈伯达的心情一下轻松了许多。 　　后来，听说江青严厉训斥了新华社，而且提出无她的指示，以后任何人不许拿她的东西。 　　陈伯达家来了“不速之客”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定了文章的篇数，并排印有清样稿，“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断。大约1968年底，陈伯达因无事可做，便决定重新再编。于是他找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几个人，编起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印出清样以后，报送给毛泽东审阅。过了几天，陈伯达给汪东兴打了个电话，讲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目前出版的必要性等情况，并且问汪东兴毛泽东看了没有，汪东兴告诉陈伯达，毛泽东一夜未睡看完了。陈伯达听了非常高兴。 　　大约是1969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广场有一个大型群众活动。晚上看过焰火之后，在城楼上休息当中，陈伯达和毛泽东谈话讲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问题时说，里边有几篇文章对当前情况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应该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说，你先选几篇送我看看。 　　晚会散了之后，人们都下了城楼，剩下陈伯达、姚文元和新华社国内部的记者在城楼的西侧厅审改当天的新闻稿。定稿之后已经很晚了，在下城楼时，陈伯达和姚文元并肩走着。陈伯达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将他和毛泽东在城楼上的谈话告诉了姚文元。 　　第二天下午，陈伯达正考虑给毛泽东呈送哪几篇文章时，来了位“不速之客”——江青。江青是第一次来陈伯达这个家，她下车后边进陈伯达家的门，嘴里边嚷着：“哎呀！老夫子在哪儿呀！”进来后，她对陈伯达说，她是刚从毛泽东那儿来的，毛泽东同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们大家来分头搞吧，文章由你来分配。寒暄了一阵，江青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放下就走了。 　　江青走后，陈伯达很丧气，他很不愿意江青插手。陈伯达估计在城楼上告诉姚文元之后，当天晚上姚文元便将这一信息告诉了江青，而江青马上就到毛泽东那去抢了这个差事。 　　不管怎么样，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总是件好事，陈伯达也有事可做了。在碰头会上，有人说可以以《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的名义进行工作。陈伯达反对说：“毛主席自己写的东西，每一篇都经过他本人审改过，不能叫编辑委员会，我们只作了些具体的出版工作，要说只能是一个出版委员会。”会上按文章内容分了几部分，陈伯达一部分，周总理一部分，康生一部分。我们记得总理那部分是有关经济建设和财政方面的文章。 　　陈伯达这边的人来自中央政治研究室，康生那边是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当时说康生那边人手不够，要从政研室调过几个去。在未调去之前，陈伯达给政研室的同志开了个会。会上在研究如何进行工作时，大家认为，为了全书文章体例的衔接，调到康生那边去的人，应该经常回来说说情况。但又觉得这样不大好，怕会引起康生等人误解。怎么沟通，想不出办法来。在大家作难时，王保春建议，调过去的同志，可中途回研究室过党组织生活，这样可以顺便谈一下情况，不就解决了嘛。陈伯达对这一建议非常赞同，大家也都认为这样好。后来，在陈伯达倒台后，中央专案组审查王保春时，多次逼他交代：“你王保春的点子多得很，陈伯达都很赏识你。” 　　不管陈伯达如何努力，但在江青的多方干扰、破坏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没有完成，最后还是被康生总揽过去了。 　　江青对陈伯达落井下石 　　在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会上，陈伯达已被批判。会议将要结束前，陈伯达去求见毛泽东。毛泽东接见了他，很平和地对陈伯达说：“你看你把个会议搞成这个样子，下一步怎么办？”陈伯达说：“我下农村去。”毛泽东说：“你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好好谈一谈……”陈伯达离开毛泽东住地去找江青。江青一见陈伯达便说：“啊！稀客稀客……”江青自己不和陈伯达谈，而是驱车带陈伯达一起去找康生。 　　到康生那里时，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坐在康生的会客厅里等着，这似乎是早已准备好的。 　　陈伯达坐下还没说上两句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同时开火，对陈伯达连讽刺带挖苦。陈伯达被羞辱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大文人受到如此待遇，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几乎当场晕倒。他们让陈伯达准备下次在大会上向大家检讨。陈伯达说：“我现在脑子很乱，无法动笔写。”康生说：“你无法动笔，我代你写。”康生代替陈伯达写的检讨，用词相当刻薄，陈伯达都难以起齿。没有办法，为了过关，只好忍辱在会上照本宣科。 　　下山回京之后，陈伯达本想回家当农民，过个平民的晚年。他没有想到被关进监狱度过了18年，期满1年后就去世了。
来源: 《百年潮》2008年第12期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