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一级代理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思想的提出过程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思想的提出过程
《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04期
●安徽/林桂平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其实这一思想从酝酿到提出，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一、“两个中间地带”
早在1946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首次提出“中间地带”理论，在美苏之间存在“中间地带”，它包涵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也在其中。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应包括中间集团，即法国等六国集团和英国等七国集团，还有日本、加拿大。”1964年1月，毛泽东正式明确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此后不久，他进一步出亚、非、拉美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日本是“第二中间地带”。两个中间地带的划分和“第二中间地带”概念的提出，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共同利益的现实性，为突破冷战时期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奠定了基础。
二、“两个第三世界”的思想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1963年10月毛泽东对巴卢库谈到西方报纸关于第三世界的两种说法，一种指亚非拉，一种指西欧共同市场。不久，毛泽东将此说法概括为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国家，第二个第三世界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其后又提出，“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这一提法虽然还是对“两个中间地带”概念的一种混用，但表明毛泽东已在开始考虑把“第三世界”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的对外战略策略之中了。1964年1月，毛泽东在接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提出：“要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第三世界还是“两个中间地带”的内涵，但其突破点在于将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极分离出来，归入了第三世界的范围。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宾时说：“我们愿跟你们非洲站在一个行列。就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嘛。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在此，毛泽东首次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三、“两个中间势力”和“一条线”、“一大片”
1970年10月，毛泽东又指出，“第一中间势力是第三世界”，要争取英、法、西德等“第二中间势力”，“这对我们有利”。这种提法已非“两个中间地带”之说的简单混用，其虽在概念的外延上有着部分重合之处，但在思想内核上则有所区别：原中间地带不包括中国，现中国加入了第三世界的行列；原形式上美国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仍处于世界的两极，现不仅实质而且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斗争的主力和斗争的对象都已进一步明确，这时提出两个中间势力问题，就具有了明显的策略意义。它表明第三世界可作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的依靠力量，第二中间势力则是需要争取并联合的力量，由此确定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同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的策略取向。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为实现集中力量抵制苏联霸权主义的目标，以改善对美关系为突破口，加速了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调整的步伐。毛泽东认为，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由此，他在1973年2月17日会见基辛格和1974年1月5日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分别提出了“一条线”及“一大片”的思想，构想将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线，及这条线周围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四、“三个世界”思想的提出
在上述关系的基础上，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最终借用世界上早已有之的第一、二、三世界的术语，明确、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几天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补充他的观点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战略策略思想：“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综上所述，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策略思想确定的过程，反映着60年代中期以来中苏关系的走向；反映着毛泽东的外交大思路由探索到酝酿成熟的发展轨迹，“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局面由此出现了重大的转机。
（作者单位：安徽省滁州市第二中学，23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