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感背后的正义观

2011-12-12 13:51:05 http://qndj.qianlong.com 千龙网   　　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及改革探索过程中的矛盾堆积，社会正义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社会建设的目标。针对各种不公，社会各界迅速在报纸、网络等公开场合达成道德的共识，并对当事人展开无情的围观和批判。与此同时，近年来频繁曝光的腐败问题、诚信问题、拆迁问题、食品问题以及老人跌倒、幼童被撞等事件，又或多或少地表明，社会各界也无情地参与其中。更发人深省的是，部分媒体在面对不公时，作为一个“情感中立”的信息传递者，对当事人的生活处境没有丝毫的怜悯，甚至有记者在欲跳楼老人旁边吃喝等新闻、指责被强暴女子的丈夫太懦弱。于是透过媒体报道与媒体消费，我们陷入了情感传播的困境：当今社会是否已蜕变成一个没有人情味的社会？是否那些理直气壮的道德判断本身就包含着情感的异化或冒犯呢？是否正如斯捷潘?梅兹托维克所说，大众在观看他人不幸时，只是在快乐地消费，而丧失了真正的同情心和同情行动呢？

　　正义观为我们理解社会正义背后的道德情感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范式。麦尔文鞀勒纳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正义观的概念。他发现，个体从根本上有一种相信“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强烈需要，人们“应得”其所得、得其所“应得”，这样就显得其所处的环境是“稳定、有序”的；否则，个体将无法树立长远目标，甚至无法遵从日常行为规范。由于具有如此重要的适应价值，我们很难放弃这一观念。如果有证据表明这个世界实际上并非公平正义或井然有序，我们将会非常烦恼；于是，宁愿否认事实，也不愿转变观念。反映在对他人遭遇的描述和判断上，一些人会冷眼相看，对当事人进行义正辞严的谴责或贬低，例如，认为穷人懒惰、不思进取，被强暴者轻浮、不谨慎，被欺负者懦弱、咎由自取，绝望自杀者内心脆弱、不负责任，犯罪嫌疑人性格偏激、道德败坏，乐于助人者多管闲事、另有所图，勇于尝试者幼稚可笑、急功近利……一句话，这些人都是“应得”的。那么，中国人的内心是否真的像公开表达的那样，很容易为了自己想当然的正义观而对个体进行粗暴指责、不顾其处境命运呢？

　　然而，通过对一些人进行访谈，我们得到的答案却并不一致。有的人（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认为，大家的遭遇并非“应得”，但也有相反的答案，“世道基本上是公正合理的”、“人们得到的都是他们应该得到的”；而当问及自身的遭遇时，答案却又惊人地一致，几乎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遭受了不公对待，生活本来不该如此——这在客观事实上是一个逻辑悖论，同一社会中的人怎么可能既感到遭遇不公、又同时被认为受到公平对待呢？问题出在谈论的对象上，即谈论“他人”时，是“应得”的；而谈论“自己”时，是“委屈”的——这一现象在心理学上叫正义观的自我—他人区分效应；总体而言，我们在有关他人的处境命运上，还是坚持“应得”的判断，缺乏同情、关爱的社会情感。显然，这种悖论应该不大可能成为主流的价值观，而应该是私情的迷失。若果真如此，那就与以往的调查结果（自己尚可、他人不幸）恰好相反，从而表现出“他人皆应得、唯独我委屈”的社会情感困境。

　　为了精确描述中国人的正义观，我们采用国际通行的自我—他人正义观量表，调查了包含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广州、杭州、绍兴、温州、宿迁、十堰、淄博、威海、大庆、库尔勒、银川、宝鸡、遂宁、德阳等18个城市的4110名成年居民（非学生群体）。数据显示：中国人在表达正义时出现了稳定的自我—他人区分效应，即认为自己的遭遇是不公的，但他人通常受到了公平的对待；对于贫困地区、地震灾区等相对弱势的群体而言，他们更加倾向于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但在他人遭遇的表达上与普通人比较一致，即自我—他人区分效应更加明显。为避免问卷调查的测量偏差，笔者又采用国际公认的内隐联合测验（Im-plicitAssociateTest）对部分问卷作答者进行了反应时实验，结果发现他们对自我与不公的语义联合要快于他人与不公的语义联合（按键反应），即在潜意识里自我与不公的语义通达性更好，与访谈和问卷调查的“他人应得、自我委屈”的结果一致。
中国的普通民众对“他人应得”表现出的普遍认同，出乎国内外学者的意料，因为发达国家民众在关涉他人的正义观量表上的得分普遍都很低。罗尔斯在《正义论》里将“反应得”作为公平正义的立论基础，即只有不将每个人的遭遇当作是自然应得、公正合理的，大家才可能去正视不公现状，社会正义才可能真正建立。心理学也一直将对他人不公的感知作为同情他人、助人动机的人际情感指标。从现实上讲，指向他人的正义观不仅与当前主流价值对他人命运的关切截然相反，而且与儒家文化自古倡导的“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道德情感不一致；甚至有大量的看者（如路人、警察、医护人员）在面对显而易见的不公（如拆迁自焚、老人跌倒）时，竟然连职业本分、甚至基本的“恻隐之心”都不知道哪里去了。随之而来的，是在不了解事发现场具体情况之下，众人迅速加入对当事人、乃至受害者的道德怀疑和无情批判中来。

　　在马克斯 韦伯看来，世俗情感被“合理化”压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两难困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无人情味”也是中国社会正急于现代转型的结果。当然，从心理学的角度，认为“他人应得”的观念是一种正向错觉或合理化策略，同时也是弱势群体的一种“心理适应”。例如，它从认知上为个体自身的生存提供了一个稳定、有序的意义世界——被曝光的他人不公遭遇只是例外，因而不大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乎，个体、尤其是生活艰难的弱势群体通过他人的美好境遇获得了未来的希望和心理的安慰。在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身上，心理学家们也发现了正向错觉与合理化策略的逆境缓冲和创伤疗愈的功能。而伴随这一正向错觉和合理化策略的社会情感缺失，作为正义本身的“社会代价”，让许多研究正义的心理学家很苦恼。如何让正义观与正义追寻的美好初衷相契合，确实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和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然而在此之前，我们至少可以在日常交往与公共活动中，反思自我—他人相区分的道德局限性，让同情、利他之道德成为一种情感的自觉；媒体在事关社会正义的传播活动过程中，对可能产生的情感传播困境保持清醒，从而让道德情感明明白白地传达出来，让传统文化中的人间温情继续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