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到训练总监部工作的第一年，就在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军事教条主义”中度过，而对我这个到京赴任的“新官”，还没有来得及“三把火”，就被“老账”（在高级步校贯彻“教条主义”）、“新账”（在总监部支持萧克、李达的观点）当头一棒，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5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有千余人,训练总监部二级部长以上主要干部参加会议。
会议主要内容有两个：
第一是毛泽东提出“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排除迷信，解放思想”。彭德怀在开幕发言中讲“要严肃批判教条主义，要恢复和保持我军的优良传统”。这与他在1952年12月24日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说的：“这些事实铁一般地证明了苏联军事科学的优越性，军事制度上的完整性和正确性。苏联军队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军队，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对于学习苏联的阻力，彭德怀斥责：“或者赶快赶上来跟大家一起前进，或者就请滚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会议以整风的方式开始批判萧克、李达，同时也批判刘伯承。对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的所谓“教条主义”，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判，把当时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一些工作、认识、方法上的分歧，上纲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把学习苏军先进经验的正确思想，说成是“崇洋媚外”，是单纯军事观念、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把训练总监部说成是“教条司令部”，把南京军事学院说成是“教条大本营”。
记得当时，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会议期间给中央军委、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讲了自己对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些意见，实际上是对当时军委工作中的不足提出了批评。这个报告得到了参会各总部、军兵种和各大军区不少领导的赞成。而彭德怀和会议领导小组认为这个报告是坚持了萧（克）、李（达）观点，严厉地批评了他，并责令黄在大会上做检讨。这是会议上影响较大的事情。
这次批判教条主义的会议，不仅是思想意识上的斗争，有的同志还受到了组织处理，严重伤害了许多分管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领导干部。
第二是解决总参谋长粟裕与国防部长彭德怀发生将帅不和的矛盾。据我所知，在3月训练总监部党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发生了重大意见分歧后，粟裕的观点是倾向同意萧克、李达的意见。
会后，粟裕借病休息。不久，黄克诚接任总参谋长。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为贯彻会议精神，训练总监部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对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揭发党委书记萧克及李达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
会议通过了“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问题的决议”，并建议撤消萧克、李达国防部副部长职务。对于所谓参与萧克反党宗派活动的12人，也受到不公平的处理。
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带领的工作组一直参加会议，对萧、李的斗争态度坚决。
因为我是支持萧克、李达意见的，所以在会议中只能听取别人批评及检讨自己错误，没有资格批判别人。但对那种无限上纲的批判，内心也存有怀疑，只好一言不发。
我被卷入到这场运动中，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全军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另一重点，是以南京军事学院为代表的军事院校，汉口高级步校也不例外。虽然我早已离开步校，但学校在批判教条主义时，仍以我为重点，抓住我曾提出“全面地、不走样地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为批判重点，说我也积极地执行和贯彻了军事教条主义，并将批判我的材料送到北京，我都看到了。不免思想上有些压力。
9月，总政批复训练总监部党委，同意停止萧克训练总监部党委书记职务，由郭天民代理书记，郭天民、谭希林、孙毅、李作鹏、杨秀山为训总党委常委。
1958年12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发出通知，撤消训练总监部，将所属各部局整编为军事训练部、军校部、军事出版部，并纳入总参谋部建制。
12月18日，训练总监部党委在呈送给中央军委的关于训练总监部整编情况的报告中提到，整编后，军事训练部编制为144人，李作鹏任部长；军校部编制为71人，郭天民任部长；军事出版部编制为48人，孙毅为部长。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报告。
刚刚到训练总监部工作的第一年，就在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军事教条主义”中度过，而对我这个到京赴任的“新官”，还没有来得及“三把火”，就被“老账”（在高级步校贯彻“教条主义”）、“新账”（在总监部支持萧克、李达的观点）当头一棒，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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