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月亮星星图片大全唯美:治国就是治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0:01:48
治国就是治吏
山鹰
1949年3月5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明确提出“防止腐蚀”的方针，要求全党预防我们队伍里那些“意志薄弱者”被资产阶级的捧场所征服，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他在3月13日对全会进行总结时指出：“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进城不久，立即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亲自批准处决了地位显赫的天津地委领导干部、大贪污分子张子善、刘青山。此举使全国为之震惊，使我党、我军的干部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保持了良好的思想作风，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处决了张子善和刘青山之后的一次谈话当中，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走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毛主席熟读史书，深知历朝历代，兴衰成败的规律。他唯恐共产党执政以后产生腐败，重蹈历史覆辙。所以早在40年代中期，即我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接近胜利的时候，他就特别重视党风党纪建设。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对毛主席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区、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的支配。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对曰：“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先生的这番谈话，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在延安时期我们党重印了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并把此文列为整风文件。文艺部门排演了《闯王进京》，警告全党全军不要做李闯王、牛金星之辈。
治国应当如何治吏？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从历史上看，所谓治吏，无非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选贤任能，二是严格管理。所谓选贤任能，两千多年前成书的《礼记》就有如下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古代有的部落领袖也知道这一点，皋陶（传说中东时期的首领）就说过：治国“在知人，在安民”。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说：“尚贤者，政之本也。”“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所以有为的君主或领袖都重视选好接班人和亲君子远小人。唐朝的贞观之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唐太宗有了魏征这面“镜子”。魏征多次上谏唐太宗，要以隋亡为警戒，汲取取教训，《谏太宗十思疏》中就有一思：“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唐太宗比较开明，基本上采纳了魏征的建议，因此政治清明，成就一代盛世。所谓严格管理，早在周朝初期，太师吕尚就说过：管理官吏要“赏罚必信，如天如地”，对那些“反者”、“横者”，要坚持予以“废之”、“挫之”。即是说，凡是敢谋反不法和瓷意横行之徒，不论爵位多高，都应该坚决除掉和制栽。而另一方面，对那些有功于国的好人，不论处境如何，都要给予关心和爱护：“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卑者，贵之”，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官吏的积极性。战国时期的法家韩非，在《韩非子》有度篇中举了一系列的例子，说明以法治国和治吏的重要，结论是“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则民安国治“。他认为对那些奸邪之人要用重刑。在”六反“篇中说：“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而“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
注意历史的经验是为了治理好今天的“官员”。首先，要使各级领导干部明白权力之本源。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从根本上来说，乃是全国各族人民给的。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任何一位握有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无论职务高低，也无论权力大小，都只是人民的勤务员，都只是代表人民来行使权力，而绝不是旧社会那种欺压老百姓的反动官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治吏就会失去根据和理由。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所说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确立执政为民的理念，也就无从治吏。为自己，还是为人民，这是一个分水岭。吏治是否清明，也要根据这个分水岭来加以判断。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就是合格的执政党党员，相反，就是应当教育甚至需要清除的不合格的执政党党员。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至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引自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根据这个“出发点”的要求，应当大力提倡执政党党员乐于吃亏、受累。而实践证明，处于执政党党员地位的“官员”们往往不愿意吃亏、受累。治吏的目的就是要使执政党党员心甘情愿地吃亏、受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其次，要通过教育和制度约束促使执政党党员时时注意不脱离群众。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要求自己的公务员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当中首先当好人民的学生，然后才有可能当好人民的先生。在进行任何一项决策时，事先要想到深入到群众当中去进行调查研究，与基层干部和群众商量好。一般说来，凡是群众不同意、不赞成的事情，即使是有道理的，也不要急于推进，等待条件成熟了再说。党执政以后，在推行任何一项工作当中，都不允许采取与群众相对立的方式。如果有谁采取了这种与群众相对立的方式并造成不良后果，则应当受到党组织的严厉处分。今天，我们常常听说哪个地方又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只要我们深入到该地仔细了解，就能够发现问题往往发生在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不尊重、不相信之上，甚至还可以说群体性事件多数是当地领导干部长期严重脱离群众的必然结果。执政党党员一定要牢牢记住，执政以后的共产党党员仍然是“种子”，要牢牢地扎根于人民群众这块“土地”里继续“生根、开花”，才不至于干瘪致死。执政党党员应当永远记住，对于共产党来说，人民就是天、就是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因此，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引自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再次，要通过教育和制度约束促使执政党党员时时注意不脱离实际。在战争年月，如果脱离实际，付出的代价显而易见，就是牺牲生命，甚至全军覆没；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脱离实际，付出的代价往往是隐性的，短时期内看不见，不易引起注意，但是给人民带来的损失却是巨大的、宽泛的，有的甚至是长期的。要想不脱离实际，只有老老实实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遵循“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引自毛主席：《实践论》）的规律，不断地深化实践和认识，从而在更高的境界达到“知行合一”。也就是说，要坚决地反对本本主义。无论是别人的本本，还是前人的本本，都不能照搬、照套。只有从群众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又反复被群众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经验，才能成为可以推广的经验，才能成为可以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摸实情，讲真话，办实事。要知道，政治上的腐败往往就是从报虚情、讲假话、不办事开始的。
最后，要通过教育和制度约束促使执政党党员时时注意保持艰苦朴素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执政以后，共产党党员要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时时刻刻保持思想政治上的独立性，站稳立场，不为金钱美色所动。湖湘先贤曾国藩曾有八为本教训族人，其中有一条是“居官以不要钱为本”。我们执政党党员完全应当做到这一条。在和平时期做共产党党员是有好处的，起码不会吃亏。但是，笔者主张，做执政党党员起码要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有限”，一定要树立勤奋工作、不计报酬的思想，否则就不要做执政党党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处理了多少贪官污吏。可以说都是倒在一个“钱”字上。这令吾人不得不叹道：怎一个“钱”字了得！现在，国人对于分配不公的反映已经十分强烈，贫富差距也越拉越大。党内一些腐败分子层出不穷，所贪钱财数额也越来越大，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广大工农兵、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也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我们党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下决心整肃干部队伍，及时清除腐败分子。要充分认识，我们党同腐败分子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对于此，万万不可掉以轻心！要坚持“有腐必反”。无论是“京官”还是“地方官”，无论是“太子”还是“衙内”，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谁是腐败分子就揪出谁、反掉谁，决不容情！
我想，只要我们按照人民的意志去整治官吏，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总有一天，我们的吏治会变得清明起来，我们的公务员当中的多数人会越来越像人民的公仆！我们完全有理由做这样的期盼！
山鹰
1949年3月5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明确提出“防止腐蚀”的方针，要求全党预防我们队伍里那些“意志薄弱者”被资产阶级的捧场所征服，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他在3月13日对全会进行总结时指出：“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进城不久，立即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亲自批准处决了地位显赫的天津地委领导干部、大贪污分子张子善、刘青山。此举使全国为之震惊，使我党、我军的干部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保持了良好的思想作风，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处决了张子善和刘青山之后的一次谈话当中，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走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毛主席熟读史书，深知历朝历代，兴衰成败的规律。他唯恐共产党执政以后产生腐败，重蹈历史覆辙。所以早在40年代中期，即我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接近胜利的时候，他就特别重视党风党纪建设。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对毛主席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区、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的支配。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对曰：“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先生的这番谈话，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在延安时期我们党重印了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并把此文列为整风文件。文艺部门排演了《闯王进京》，警告全党全军不要做李闯王、牛金星之辈。
治国应当如何治吏？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从历史上看，所谓治吏，无非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选贤任能，二是严格管理。所谓选贤任能，两千多年前成书的《礼记》就有如下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古代有的部落领袖也知道这一点，皋陶（传说中东时期的首领）就说过：治国“在知人，在安民”。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说：“尚贤者，政之本也。”“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所以有为的君主或领袖都重视选好接班人和亲君子远小人。唐朝的贞观之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唐太宗有了魏征这面“镜子”。魏征多次上谏唐太宗，要以隋亡为警戒，汲取取教训，《谏太宗十思疏》中就有一思：“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唐太宗比较开明，基本上采纳了魏征的建议，因此政治清明，成就一代盛世。所谓严格管理，早在周朝初期，太师吕尚就说过：管理官吏要“赏罚必信，如天如地”，对那些“反者”、“横者”，要坚持予以“废之”、“挫之”。即是说，凡是敢谋反不法和瓷意横行之徒，不论爵位多高，都应该坚决除掉和制栽。而另一方面，对那些有功于国的好人，不论处境如何，都要给予关心和爱护：“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卑者，贵之”，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官吏的积极性。战国时期的法家韩非，在《韩非子》有度篇中举了一系列的例子，说明以法治国和治吏的重要，结论是“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则民安国治“。他认为对那些奸邪之人要用重刑。在”六反“篇中说：“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而“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
注意历史的经验是为了治理好今天的“官员”。首先，要使各级领导干部明白权力之本源。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从根本上来说，乃是全国各族人民给的。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任何一位握有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无论职务高低，也无论权力大小，都只是人民的勤务员，都只是代表人民来行使权力，而绝不是旧社会那种欺压老百姓的反动官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治吏就会失去根据和理由。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所说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确立执政为民的理念，也就无从治吏。为自己，还是为人民，这是一个分水岭。吏治是否清明，也要根据这个分水岭来加以判断。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就是合格的执政党党员，相反，就是应当教育甚至需要清除的不合格的执政党党员。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至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引自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根据这个“出发点”的要求，应当大力提倡执政党党员乐于吃亏、受累。而实践证明，处于执政党党员地位的“官员”们往往不愿意吃亏、受累。治吏的目的就是要使执政党党员心甘情愿地吃亏、受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其次，要通过教育和制度约束促使执政党党员时时注意不脱离群众。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要求自己的公务员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当中首先当好人民的学生，然后才有可能当好人民的先生。在进行任何一项决策时，事先要想到深入到群众当中去进行调查研究，与基层干部和群众商量好。一般说来，凡是群众不同意、不赞成的事情，即使是有道理的，也不要急于推进，等待条件成熟了再说。党执政以后，在推行任何一项工作当中，都不允许采取与群众相对立的方式。如果有谁采取了这种与群众相对立的方式并造成不良后果，则应当受到党组织的严厉处分。今天，我们常常听说哪个地方又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只要我们深入到该地仔细了解，就能够发现问题往往发生在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不尊重、不相信之上，甚至还可以说群体性事件多数是当地领导干部长期严重脱离群众的必然结果。执政党党员一定要牢牢记住，执政以后的共产党党员仍然是“种子”，要牢牢地扎根于人民群众这块“土地”里继续“生根、开花”，才不至于干瘪致死。执政党党员应当永远记住，对于共产党来说，人民就是天、就是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因此，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引自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再次，要通过教育和制度约束促使执政党党员时时注意不脱离实际。在战争年月，如果脱离实际，付出的代价显而易见，就是牺牲生命，甚至全军覆没；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脱离实际，付出的代价往往是隐性的，短时期内看不见，不易引起注意，但是给人民带来的损失却是巨大的、宽泛的，有的甚至是长期的。要想不脱离实际，只有老老实实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遵循“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引自毛主席：《实践论》）的规律，不断地深化实践和认识，从而在更高的境界达到“知行合一”。也就是说，要坚决地反对本本主义。无论是别人的本本，还是前人的本本，都不能照搬、照套。只有从群众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又反复被群众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经验，才能成为可以推广的经验，才能成为可以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摸实情，讲真话，办实事。要知道，政治上的腐败往往就是从报虚情、讲假话、不办事开始的。
最后，要通过教育和制度约束促使执政党党员时时注意保持艰苦朴素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执政以后，共产党党员要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时时刻刻保持思想政治上的独立性，站稳立场，不为金钱美色所动。湖湘先贤曾国藩曾有八为本教训族人，其中有一条是“居官以不要钱为本”。我们执政党党员完全应当做到这一条。在和平时期做共产党党员是有好处的，起码不会吃亏。但是，笔者主张，做执政党党员起码要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有限”，一定要树立勤奋工作、不计报酬的思想，否则就不要做执政党党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处理了多少贪官污吏。可以说都是倒在一个“钱”字上。这令吾人不得不叹道：怎一个“钱”字了得！现在，国人对于分配不公的反映已经十分强烈，贫富差距也越拉越大。党内一些腐败分子层出不穷，所贪钱财数额也越来越大，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广大工农兵、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也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我们党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下决心整肃干部队伍，及时清除腐败分子。要充分认识，我们党同腐败分子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对于此，万万不可掉以轻心！要坚持“有腐必反”。无论是“京官”还是“地方官”，无论是“太子”还是“衙内”，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谁是腐败分子就揪出谁、反掉谁，决不容情！
我想，只要我们按照人民的意志去整治官吏，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总有一天，我们的吏治会变得清明起来，我们的公务员当中的多数人会越来越像人民的公仆！我们完全有理由做这样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