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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孔子》连载 第九章：道德与成功 [00156] (2008-09-04 09:37:38) 标签：鲍鹏山 鲍鹏山博客 孔子 文化 学悦 分类：《说孔子》 55岁到68岁，这是孔子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整整14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周游列国。他周游列国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诸侯，能够听从他的教导，能够理解他的理想，推广他的道义，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是这14年下来，应该说他是失败的。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见过很多人，经过很多的事,这些人和这些事，虽然没有帮助孔子实现他政治上的成功，但是对于孔子本人人格上的成功,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磨炼。
据《孔子家语·辨物》记载,在鲁哀公三年的五月份左右， 60岁的孔子来到了陈国，见到了陈闵公。陈闵公对孔子这样一位文化名人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待以上宾，把国家最好的馆舍分给他和他的学生来住（《孔子家语·辨物》）。孔子在陈国过了一段非常平静的日子。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主要和他的学生们在探讨文化,而陈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巫风昌盛，老百姓大多数都能歌善舞。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里面，有陈风十首，就是陈地方的民歌十首，收录在今天的《诗经》里面，这十首诗都非常的浪漫，富有诗情画意。像陈风里面的《月出》、像《泽陂》、像《东门之杨》、像《宛丘》，这些诗歌，可以说没有一首不是迷离惝恍，令人如梦如痴。我曾经在一本书里面讲到，《月出》这首诗，是《诗经》中最美的一首诗。我们看看这首诗的第一章，是这样写的：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翻译过来，是：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
那个美人真漂亮啊。
步履款款身苗条啊，
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真是太美了，这就是陈国的音乐，是陈国的民歌。所以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在陈国就沉浸在这样的一种浪漫氛围之中。 陈风里还有一首诗叫《宛丘》，根据《韩诗外传》的记载，孔子和他的弟子在陈国的时候，曾经到过宛丘这个地方去游玩。那么《宛丘》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我们也来看看它的第一章，它的原诗是这样的：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
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翻译过来：
你腰身儿晃啊，舞在宛丘上啊，
我真动了情啊，可是没希望啊。
看，陈国的民歌都是一往情深。在《诗经》305首里面，在《诗经》国风的160首里，它只占了10首，但质量非常高。而且我们知道孔子对《诗经》是非常爱好的，按司马迁的记载，305首“孔子皆弦歌之”，现在孔子到了陈国，在宛丘之上唱着《宛丘》这首歌，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孔子在陈国这一段时间过得很平静，而且应该说是带点浪漫情怀的。
在这期间，鲁国传来消息，季桓子死了。此人和孔子有不少恩怨，两人曾有比较亲密的合作与信任，但终于分道扬镳，这就是齐人馈女乐的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病重的季桓子抱病出游，望着鲁国的山川城郭，感慨万端。对身边人说：“这个国家曾经是有希望强大起来的啊。只因为我得罪了孔子，不听从他的教导，就失去了这样的历史机遇了。”在内疚自责之中，他回过头来，对儿子季孙肥（后谥康子）说：
“我死后，你在鲁国做相时，你一定要把孔子招回来。”
没几天，季桓子就死了。季桓子要儿子季孙肥招回孔子，一是为鲁国着想，希望鲁国在孔子指引下强盛起来；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己的愧疚：他对孔子，毕竟抱有人格上的巨大尊重。孔子因为他的缘故背井离乡这么多年，他是难辞其疚的。他希望他的儿子能予以补偿。
孔子听到这样的消息，一定是感慨系之吧。他自鲁定公13年（公元前497年），离开祖国到此（鲁哀公3年公元前492年），已五年，孔子听到季桓子死前留言，大约还要晚一些。当初他离开鲁国时，走走停停，徘徊观望，行动迟缓。学生们埋怨他走得太慢，他说：“我走得这样缓慢迟疑，这是离开父母之国的正常心情和正确道理啊。”（《孟子·万章下》） 现在，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不能不触动他的归乡之思。我们知道，孔子对鲁国的感情，是双重的，因为鲁国对他而言，是双重故乡：血缘上的故乡与文化精神上的故乡。他生于鲁国，自他的六世祖孔防叔开始（一说自他的八世祖木金父起），他的家族就在鲁国繁衍生息，所以，鲁国是他名副其实的祖国。同时，鲁国的始祖为周公，鲁国的文化是周公礼乐文化的嫡传，在“礼失而求诸野”的春秋末年，周代礼乐文化的重镇就在鲁国。孔子全心向慕的古代圣人，第一就是周公；孔子热烈赞美并坚决维护的古代文化，就是周王朝的礼乐文化。所以，鲁国还是他的精神故乡，文化故乡，是他的思想资源。他虽在外周游，心却时时牵挂鲁国，眼光也时时在眺望着故乡。
现在，他似乎看到了回国的希望，看到了回到祖国一展政治抱负的希望。他兴奋地对弟子们说：
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我们回去吧，回去吧。在鲁国我还有很多的学生啊，这些学生我有好多年没见面了，还不知道他们学成什么样子，我应该回去裁剪裁剪他们了，培养培养他们了，考察考察他们了。（《论语·公冶长》，《孟子·尽心下》）
孔子很高兴，对他能够回到鲁国抱了很大的希望。 但是，出乎人们意料，就在大家都已经认为季肥肯定召回孔子，孔子也抱着这样极大希望的时候。季肥的召回孔子的使者一直没有到来。到底出了什么差错呢？
正像司马迁所说的，孔子的一生，“诸侯害之，大夫雍之”，诸侯们都害他，那些执政的大夫们都阻拦着他，阻碍着他。当季肥按照他父亲的遗愿，准备召回孔子的时候，一个小人出来阻止了他。这个小人叫公之鱼，他对季肥说，你不能召回孔子。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父亲曾经重用过孔子，可是没有善始善终，因此遭到了诸侯们的嘲笑。可见你的父亲就是因为孔子把名声搞坏了。现在如果你把他召回来，如果你两个合作的不好，孔子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你不听他的不行，那么很有可能的结果是，一段时间以后，你跟你父亲一样，两人的合作又会中途终止。到那个时候，你就跟你父亲一样会被诸侯们嘲笑的。。季肥一听，还真是这个道理，我不能让一家两代都因为孔子而成为别人的笑料。私心一旦出现公心就没了。季肥就问公之鱼，那你看，是不是有一个折中的方案啊？公之鱼说，有的，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冉求，这个人可以召回来。公之鱼为什么看中了冉求？冉求有两大优点，第一，冉求是个行政人才，孔子的学生里面，孔子曾经讲过，行政才干最强的两个人，一个是冉求，一个是子路，而冉求排在子路之前，他确实是一个行政人才，而且冉求是一个经济专家，是一个财政专家，搞经济他很有一套，而且，后来还证明，冉求打仗也行。所以这个人拿来马上就可以用，而且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冉求的一大优点。冉求还有一个优点，这个优点是相对于季康子而言的优点，就是冉求不像孔子那样坚持原则。冉求是比较机灵的，有的时候冉求是会见风使舵的、察言观色的。说白了，冉求是可以控制的。季康子听从了公之鱼的建议，召回了冉求。
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厓求。”於是使使召厓求。【《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陈国等待着鲁国的使者来召他回去，等了半天，使者终于来了，可是带来的鲁国公文不是召孔子的，是召他的学生冉求的。孔子当时的内心是既高兴又失望。这时子贡很聪明，把冉求叫到一边，说，你应该知道我们的老师很想回国了，不想再在外面流浪了，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做季肥的工作，一定要想办法帮助我们老师回国。
有人会不解，孔子想回国人家还不让他回去吗？这有一个面子问题。你当时是自己出走的，现在如果鲁国的政府不给你一个邀请，回去就会很没有面子。问题还在于，孔子不是一个普通人，没有鲁国政府的邀请，他回去以后，以什么样的身份、方式自处呢？所以子贡对冉求说，你回去一定要在这方面做工作，让鲁国的政府出面邀请我们老师回去。你看我们老师已经60多岁了，还在外面流浪。所以说，孔子周游列国，有的时候真的是一种说起来很伤感的旅程。
我们再看一下季肥为什么不听他父亲的话而偏偏听公之鱼的话。因为公之鱼的想法，完全是小人的想法。大人有大人的思路，小人有小人的心思。而且小人的心思有他自身的逻辑，从他的立场上来看，有它的合理性。小人的说法往往比君子大人的道理更能打动人心，更能触动人们内心里面的私念。公之鱼的说法，就打动了季肥，让季肥把父亲的遗言都忘了。
人们更多时候不是被道理打动的，是被利益打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小人往往得志的原因。公之鱼的这个小人说法和季肥内心里面的私念一拍即合，畅通无阻，他成功了。可是小人畅通无阻的地方，就是君子雍塞不通的地方，小人得志的地方，肯定是君子失败的地方。
一个小人打败了父亲，一个小人打败了大人，庸人战胜了圣人，一个公之鱼，让季康子父亲的遗言失效了，让孔子失败了，一个小人打败了两个人。所以我们说，有一种文化，得志的往往是小人，成功的往往是庸人。 孔子终于还是没有能够回到鲁国。如果这一次孔子回国，孔子完全还可以再为鲁国服务，他有这个精力，更不用说他的能力了。后来又过了8年，孔子68岁才回去，那真的已经是太老了。
这样孔子在陈国一呆三年，一直到鲁哀公6年。陈国是个弱小的国家，和吴国交好则楚国来攻，与楚国交好则吴国来逼，这样的处境，也与鲁国相似。孔子曾经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一个危险的地方不要去，一个混乱的地方不要在那里待，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地方，第一，危险，第二，无所作为，浪费生命。所以他不愿意在陈国这样无所事事地呆下去了。
一天，孔子在野外郊游，看见几只山鸡。山鸡见有人注意到它们，就警觉地展翅飞起，在空中盘旋一阵后，在较远的地方落下了。孔子突然被山鸡的行为触动心事，感叹地说：
“这山坡上的野鸡呵，识时务呀，识时务呀！”
跟从孔子出游的子路见老师夸奖这几只山鸡，便煞有介事地向山鸡拱拱手表示敬意，而山鸡看到这些人还在注意他们，并有声音举动，叫了三声，飞走了。
孔子在山鸡那里领悟到了什么？那就是知危而去，择安而居。这就是识时务，察安危，就是他说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论语·泰伯》）。事实上，孔子人在陈国，目睹陈国政治、外交现状，目睹陈国政治的衰败，外交的窘困，军事的弱小，早已有避祸远去的想法，山鸡的行为不过是对他思想的一个印证罢了。一转眼孔子已在陈国呆了三年，生活虽然无忧，壮志却自难酬。怎能在这样平淡的日子里目睹自己的雄心赴之东流而心安理得？孔子想走了。
此时楚昭王带军和吴国的军队交战，楚国的军队和吴国的军队在哪个地方打仗呢？不在楚国，也不在吴国，在陈国打。你想一个弱小的国家多可怜，这有点相当于我们，在所谓的日俄战争里面，俄国人和日本人打仗，不在俄国打，也不在日本打，在咱们中国打。
楚昭王听说孔子在陈国，准备聘请孔子，还准备把七百里土地封孔子。虽然昭王不久病死，此事没有实行，但这个充满希望的南方大国还是对年已六十三岁的孔子很有吸引力。并且由于楚昭王病死，楚国退兵。要到楚国去必须经过吴兵控制区，但孔子还是决定冒险以往。
等待他的，是他平生最大的一次磨难。 在这次由陈去楚的路途中，要经过一段相当辽远的荒芜地区，人烟稀少，无处餐宿，一边是已离开陈国，一边却又还没有接上楚国，“无上下之交”（《孟子·尽心下》），为了躲避吴国军队，他们还不免要绕道行走。时间一长，无人接济，他们随身带的粮食吃完了，而楚国还没到。
《论语·卫灵公》载：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
这个“病”，就是饿得趴下了，莫能兴，就是起不来了。可见当时的情况极其严重。
孔子“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他坦然面对一切，并把这一切看成是人生磨练和品行琢磨的机会，他依旧讲诵弦歌，抚琴吟唱。
这是什么境界？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境界，是从容面对一切不幸与挫折的境界，是面对命运的苦难而报之以微笑的境界。当一个人自己足够大的时候，一切外在的压迫与打击就相应的小了。庄子《逍遥游》中不也说过有这样一种人吗？在那藐姑射山上，有一个神人——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这样的人，没有什么东西再能伤害他。大水滔天，淹不着他；大旱大热，连金石都融化了，土山都烧焦了，他却不感到热。这是神人。
孔子是肉体凡胎，但六十多岁的他，内心已然成圣。人间的一切魑魅魍魉，一切鬼蜮伎俩，一切小人暗算，命运摆弄，他都可以一笑置之：轻蔑成了他最好的武器。
桓魋要杀他，威胁他，他说：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匡人要杀他。他又说：
“天之来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我有大德，我内蕴着人类的精神；我传斯文，我承担着绝大的使命，我既然有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一个小丑桓魋，一群乌合匡人，能把我怎么样？这就是孔子的自信，这就是孔子对外来威胁的轻蔑。甚至，当他的一个很糟糕的学生，后来被称为“圣门蟊螣”——蟊螣就是害虫——的公伯寮诽谤同门子路，导致孔子在鲁国堕三都行动失败，甚至导致孔子从司寇和摄行相事的职位上离任，使孔子一生中最大的现实政治理想化为泡影后，面对着激于义愤而要杀掉公伯寮的子服景伯，孔子仍然宽容大度地一笑：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
仍然是付他人于轻蔑，付自己于命运！
这样的人，什么人能打败他？没有。
什么事能骚扰他内心的平静？没有。
所以，在这样的严峻考验面前，他仍然弦歌不绝。
但是，他的学生们并不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在这样困难的情形之下，弟子中间不满和悲观的情绪迅速漫延。他们已经跟随老师周游八年。八年来，他们怀抱理想，追随理想，艰苦备尝，颠沛以之。他们砥砺人格，修养品德，如琢如磨，如切如嗟。可是，他们却处处碰壁，迄无成功。他们不能不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在他琴声悠扬的时候，一些人的内心却一片烦躁。那个急躁、直率的子路便是最突出的一位。他已经怒形于色了——他想不通为什么在这种时候老师还这样不疼不痒，不骄不躁，不急不慢，他对同学们发牢骚：
老师在这种时候还弹琴，还唱歌，难道符合礼吗？（《孔子世家•困誓》）子路是很有意思的人，他对老师有怨言，从来都是直接说的。他就直接到老师的帐篷里面去问老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非常平实，其实非常深刻，它代表着一种观念，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伦理学史上一个重大的命题。他问老师六个字：
“君子亦有穷乎？”
君子也会无路可走吗？这个穷，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经济上的困难，没有钱的穷。在《论语》里面，这个穷指政治上的穷，无路可走。
子路是一个纯朴的人，天真的人，热情的人。一个内心光明的人，他对孔子、对道德有着非常纯朴的信仰——有着这种信仰的人非常可爱，所以，子路是孔子弟子中最可爱的一位——他的思路是：既然我们是君子，是德行高尚，理想纯洁，匡世济民，仁慈博爱的人，我们就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处处行得通，就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处处受欢迎得追捧！难道我们这样的人在人世间还会如此困厄而一筹莫展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伦理学上的命题，在不经意之间，子路提出来了。
显然在这样特定情景下，他对道德及道德行为的有效性提出了怀疑，这是站在功利的立场上来认识道德的，从这个立场出发，得出的结论当然是这样的：一个人，既然是尊崇道德的，既然是按道德的要求，做道德的人，行道德的事，那他就理应受到道德的保护，享受实行道德而该得的好处和报酬。比如幼儿园老师会跟小孩说，要做一个好孩子，做个好孩子就是道德行为。可是孩子如果反过来问老师一下，老师，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好孩子？我做一个好孩子有好处吗？老师说，你做一个好孩子，我今天就给你发一朵小红花。这朵小红花就是什么呢？就是道德行为的有效性。你做了好孩子了吧，你得到奖赏了。现在子路没有看到奖赏，没有得到小红花，反而是七八年来到处碰壁，一筹莫展。 但这显然不是道德的本质，更不是人的最高境界，孔子的回答非常简单，但内涵却极丰富：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前四个字：“君子固穷”——君子本来就应该是常常走投无路的。孔子这个回答很冷酷啊。对于子路这样的对道德抱有那么大信仰的人，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实际上子路对于道德这样的有效性抱有这样的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个迷信，所以孔子用这样的办法来彻底打破他的迷信：你不要以为你做了好人就有好报，我告诉你，做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如果你认为做一个君子处处都能够行得通，到处都能受欢迎，那我告诉你，错了。恰恰相反，君子正因为他讲道德，讲原则，他追求进取却又是有所不为，所以他常常是被掣肘的，时时是被雍阻的，往往是行不通的，所以，君子固穷。
这是对道德的极透彻的理解，悲观而又崇高。孔子的意思是，道德只能保证我们成人，而不能保证我们成功。有时两者甚至正矛盾：我们必须在不成功中成人，也就是说，在世俗功业的失败中成人——这就是磨砺，这就是考验：
我们是安然接受一次道德的失败？还是孜孜追求一种缺德的成功？
是保有人格尊严而失败，还是丧失人格得成功？
简单为一句话：我们是要一次高尚的失败，还是要一种下流的成功？
人生有时候就需要有这样的选择题，而君子选择前者，小人选择后者。因此小人往往是成功的，君子往往是失败的，这就是君子固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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