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迪士尼几号地铁到:新四军策反周佛海、陈公博记

1943.春，在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任科长的冯少白同志（当时化名冯龙），奉命由苏北前往日伪占领的上海，对汪伪汉奸政权的上层人物周佛海、陈公博等进行策反。

陈公博当时任南京伪政权的立法院院长、上海市长兼保安司令；周佛海任伪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兼中央储备银行总裁，掌握着一支拥有3000余人、装备精良的中央税警团，对特务组织也有相当的影响力，由于掌握财政大权，所以对伪军各部队也有较大的影响和支配力。这两人都是汪伪政权的实力人物，如果对他们策反成功，不仅对抗战的胜利，而且在抗战胜利后巩固和扩大抗战的成果，都是十分重要的。

冯少白于1943.2.中旬进入上海，住在亲戚蒋定一家中。当时派冯去执行这一任务，是因为他有一些社会关系参加了汪伪政权，有的还担任了重要的职务。如他的义兄弟蒋大炜是伪财政部税务总署的副署长，而署长邵式军则是他的姑父，他们都可以直接和周佛海联系，尤其是邵式军和周佛海、陈公博都极为熟悉。利用这种关系，既便于掩护，又能直接于周、陈接触。

邵式军，本名邵筱月，浙江温州人，系盛宣怀的外孙，曾在复旦大学实验中学读书。上海沦陷后，邵在日寇华中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的支持下，接受了位于上海九江路的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税务署，并改名为“苏浙皖税务总局”，自任局长，由他的亲朋故旧如蒋叔和、朱小臣、邵以力、邵谈是、邵云翔等人分任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税务分局局长及税务稽查处处长、所长等，负责征收烟酒、印花及统税。在伪维新政府成立后，该税务总局归日本“兴亚院”管辖。汪精卫在与日本谈判成立南京“国民政府”的过程中，一再要求日本交还苏浙皖三省的税收机关，最后获得日方同意。汪精卫“还都”南京后，将“税务总局”改称为“伪财政部税务总署”，邵式军由局长升为署长，直到汪精卫毙命、日本投降、汪伪政权灭亡。

由于他直接掌握汪伪政权的财源，因而成为大小汉奸们巴结的对象，陈公博也好，周佛海也好，都不能不对他表示亲近、拉拢。而他在我地下党的争取之下，为将来命运计，采取了脚踏两只船的态度，暗地里对我地下党和新四军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做了一些有利于抗日战争的工作。

冯少白进入上海后，找到了邵式军，向他说明了来上海的使命，邵表示愿意替冯与陈、周接洽。

周佛海主要住在南京，但也时常回到上海湖南路私邸居住。2月15日，他因为要主持伪中央税警总团的成立和罗君强、熊剑东分任正副总团长的典礼，由南京来到上海，3月2日晚上，邵式军来到周佛海家，说共产党派了一名代表、他的亲戚冯少白到上海来了，想和周及陈公博见面谈谈。周听了以后感觉事情来得“突然”，但又不便拒绝，便佯称“身体不适”，“改日再谈”。经过邵式军的几次联系，周佛海经过“考虑再四”之后，同意与冯少白见面，并约定了时间。3月8日晚6时，冯少白在邵式军的陪同下来到周佛海家与其见面。冯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指明日本必败、抗战必胜的前途，说明了来意，晓以民族大义，劝周为抗战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

冯少白走后，周佛海将谈话的情况告诉了陈公博，并转告了冯也想与陈面谈之意。陈公博对此“亦颇注意”，表示可以与之“晤谈”。随后，周佛海便乘当夜的火车返回南京。两天后，冯少白在邵式军家里与陈公博见了面，把对周佛海讲过的话同样对陈讲了一遍。

那么周佛海对冯少白的策反工作究竟报什么态度呢？要说明这个问题，必须分析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周佛海之所以投敌叛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反对抗战，反对国共合作。他对抗战毫无信心，认为日本不可战胜，“战必大败”，甚至会“国亡种灭”，中国只有与日本妥协，实现“全面和平”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节节败退，使他深感时局“变化之速”，“难以预料”。出于降日反共的立场，他害怕日本战败，因而把自己的命运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迫切盼望日美妥协，中日战争求得政治解决。他认为英美与苏联联合打击德国只是一时的相互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则是根本的，将来战争不可避免；而英美必然会在西边保存德国的势力，在东边保存日本的势力，以共同对付苏联，因此，美国与日本将会实现妥协。如果美日之间实现妥协，那中日之间也会实现妥协；而他未来的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全面和平”能否实现。

为了求得中日战争的政治解决，周佛海进一步加紧了对重庆当局的勾结与劝降活动。1942.10.周派其小舅子、伪财政部总务司司长杨惺华，与伪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交涉，将被76号逮捕的军统特工人员程克祥、彭寿予以保释，随后即派程克祥持其亲笔信返重庆送交戴笠。信中表示：他逃离重庆对不起蒋总裁；如果重庆方面与日本有所交涉，自己愿充当桥梁作用；希望军统今后不要在上海、南京在进行恐怖行动，南京方面也不采取类似行动等等。在此之前，他还派罗君强、汪曼云等人，将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后被关押在上海吉斯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驻上海特派员吴开先保释。

1943.1.初，军统在上海的情报人员陈宝华去重庆，周佛海托其带信给孔祥熙、钱新之、杜月笙、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等人，劝告他们“时机如到，主张和平”，他“在外当力助其成”。几天后，钱新之的家属离沪赴渝，周佛海也写信给钱，详细说明了汪伪政权的近况，表示“相期时机一到，即努力全面和平工作”。3月2日，他与刚从重庆返回上海的军统特务刘百川会面，听取了刘百川在重庆与蒋介石及戴笠谈话的详细情况，并向刘说明了他对英美苏关系的看法，要刘转告重庆：在“日美妥协早晚必然实现”的情况下，应认清时局，抓住机会，“着先鞭与日和平不可”3月5日，周佛海亲自约见吴开先，表示准备与日本交涉，任其返回重庆，请他“相机转达和平意见”。不久之后，吴开先便搭乘日本军用飞机，由上海飞广州，转道去了重庆。

冯少白正是在上述情况之下到得上海，对周、陈开展策反工作的。他们虽然不便公开拒绝与冯少白见面，但也只是一种表面的“周旋”，而在暗地里却派特务对冯少白的工作“监视其发展”。

同年8月冯少白曾又通过邵式军与周佛海联系，希望再来上海与其面谈，周对此置之不理。

1945.8.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当为了使日伪军向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又一次派冯少白前往南京，对周佛海、陈公博劝降。当时，南京局势非常混乱和复杂。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声明广播后，16日下午，陈公博主持召开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宣布解散伪国民政府，接着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由陈公博任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任副委员长。但就在当天晚上，周镐在南京新街口伪中央储备银行大楼挂起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京行动总队”的牌子，由周镐任总司令，派武装开始接收南京各军政机关并逮捕了伪南京市市长周学昌、宣传部长赵尊岳、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等，开枪打伤了陆军部部长肖叔萱，将他们带到伪财政部院内关押，肖由于流血过多而死去。

周镐原系军统派往南京的联络员，专门从事伪军的策反活动。周镐的行动总队与周佛海有密切关系。1943.4.周佛海派赴重庆与军统联系的程克祥，经安徽回到上海，带回了蒋介石准许周佛海“戴罪立功”的亲笔信。戴笠还派了文书、译电员、报务员随程到上海，在祁齐路（现岳阳路）195弄12号杨惺华家里安装电台，与重庆保持密切联系。从此，周佛海与蒋介石、戴笠紧密勾结起来，死心塌地的进行反共阴谋勾当。周稿于1943年底到了南京之后，由周佛海推荐，担任了伪军事委员会的科长，后又被委任为无锡专员公署专员。

8月10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表示无条件投降之后，蒋介石恐惧我新四军进入上海和南京地区，8月12日，戴笠便以蒋介石侍从室的名义密令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罗君强为副总队长，统率所属伪中央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警察队及伪第12军，负责“维持”上海及沪杭一带“治安”。8.14又电令伪江苏省省长、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统率所属伪军负责“维持”京（南京）苏（苏州）一带“治安”，其目的就是利用汉奸、伪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准备力量发动反共内战。周镐的南京行动总队就是在周佛海的授意下组织起来的，他所指挥的武装就是原伪财政部的警卫队。

周镐采取接收行动后，陈公博及大小汉奸又惊又怒。支持陈公博的伪中央军校学生立即采取相应行动，武装包围了周佛海的住宅，并在街心设立路障与周镐的人马对垒。火并发生后，陈公博要周佛海对此事件加以解释并表示道歉，否则绝不善罢甘休！

冯少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抵达南京的。他通过原伪宣传部次长章克与周佛海联系，8.18.章克持冯少白的便条去西流湾8号找周，但因周宅被军校学生团团包围，章便设法由成贤街七拐八拐到了周宅的后门，向门卫说明要见周佛海。当时，周佛海正为解决与陈公博的火并而焦头烂额，马上要去见陈公博面谈，章克虽几经交涉，周仍拒不接见，最后虽收下章带去的便条，但一眼未看，往衣袋里一塞就走了。陈、周之间的火并发生后，日军出动干涉，解除了周镐行动总队的武装，事件遂获平息。当晚，周佛海即乘车去上海，8.19.成立了上海行动总指挥部，并将总队长的名义改为“行动总指挥部总司令”，为老蒋抢占上海效犬马之劳。

陈公博对前途绝望，于8.25带领伪安徽省省长林柏生、文官长周隆鍚和何炳贤、陈君慧以及其妻李丽庄、秘书莫同康等人，在日本顾问小川的陪同下乘飞机逃亡日本。

冯少白的劝降工作到此失败。

---原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部发行） 定价：0.53元

冯少白（１９１１～１９８０）又名洪隆、冯龙、冯萌东，诸暨城关人。在本乡读完小学后，入杭州安定中学、杭州高级中学就读。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冬，因逃婚赴日本，在明治大学、东京铁道学校学习时，开始接触马列主义。２０年“九·一八”事变后，休学回国，借读于广州中山大学、上海暨南大学，编辑进步刊物《新启蒙》。翌年冬，再次东渡，弃文从武，入日本士官学校。２４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回国后，在蒋鼎文部任参谋处主任。２６年，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新四军参谋处参谋、司令部教育科长、情报处长等职。受刘少奇、陈毅派遣，４次进入上海，周旋于陈公博、周佛海等汪伪上层人士之间，搜集情报和策反，又曾代表新四军与日军洼田司令谈判，被誉为传奇人物。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第一纵队二旅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一、二、三师参谋长，参加津浦、莱芜、孟良崮、淮海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杭州民政局局长、上海文化局艺术一处处长，创作戏曲剧本１０余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几经蒙冤入狱，并被错误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诬陷刘少奇、陈毅，将冯少白关押北京秦城监狱逼供，冯忍受残酷折磨，不肯歪曲事实。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党籍，任上海艺术研究所顾问。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日病卒。

20年代末的海外留学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八路军共产党员，著名的情报工作者，文化人和全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1937年，冯少白到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林伯渠、罗瑞卿两人介绍他入党。从这两位入党介绍人，可见他当时在延安的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冯少白在山东多次参加同日本鬼子的作战。

1949年，他从部队的师级职务转到政府，后来到上海文化局。

他的墓志铭中有这么一句话，50年代进入上海文化界后，“在歴次运动中几经蒙冤入狱”。文革时刘少奇的冤案中，认为他是刘少奇与敌人勾结的具体实施人，惨遭迫害。

1978年平反，1980年11月2日在上海病逝。他的墓地，已经20多年了。

冯少白的传奇，是在抗战时，多次潜入上海的情报工作。按照他的身份，那不是一般情报员的工作，而是带有战略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