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有斑点的淡水鱼:人民日报原副总编：特殊利益集团陷入末世疯狂

看了人民日报原副总编的文章“特殊利益集团陷入末世疯狂 ”， 深刻揭示了当今中国的深层次问题，发人深省。 

    来源：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周瑞金

       看了该文真感到醍醐灌顶， 但是我要指出中国的领导人必须要有打烂旧秩序的坛坛罐罐的勇气才能解决旧势力和一切反动势力腐朽落后的问题， 才能稳定和发展中国社会。一味的绕来绕去只能带来更多的问题。或者说温和派是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的， 敢打敢杀的领导人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毛泽东主席的做法被许多人理解为左和独裁， 但其实是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旧势力、腐朽势力的顽固和凶狠所逼出来的， 我们必须要看到人性的弱点、看到光改革是扳不到守旧势力的， 想轻而易举、大家和和气气就能把社会改好、管好，那是幼稚的、一厢情愿的， 要有阶级的观念、阶级斗争自觉性和革命的勇气才能治理好国家！一切对贪污腐败、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落后思想的纵容都是极端危险的， 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埋葬掉，把革命成果葬送掉！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们很大程度上放纵了原有旧思想、腐朽落后势力对社会、对国家的残害， 伤害了人民群众、伤害了革命者的心，其实是一种政治上的短视、行动上的软弱、无能，今天的官场腐败、央企高额垄断利润、官商勾结营私舞弊、社会经济方面危机重重，均是领导人的个性和改革开放的右派思想造成的。所以中国下一界如果不改弦更张，敢于做阶级斗争，或者没有朱熔基的胆量和魄力、坚决治理各种腐朽言行的做为， 社会治理和经济问题将越来越严重，国家将越来越有被颜色革命的危险， 战争也将强加于中国之上！   

       我们需要重新祭起毛泽东革命斗争的思想， 我们也期待朱容基式的铁腕总理！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是中国之福！他们一个解决了中国社会的革命问题， 一个解决了中国社会的治理问题； 一个解决了政治方向的问题， 一个解决了社会治理手段的问题， 是不同时期的创造和经验积累。中国共产党要想不断进步，就一定要把这两面旗帜竖起来，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否则还想现在这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不愠不火，放纵这个、顾及那个，谁也不得罪，大家一团和气，顾及坛坛罐罐， 做个守财奴，将害死老百姓， 害死国家， 最终也害死所有的人， 除了既得利益者移民国外！

        下面是作者的原文：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

    回望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这20年，感慨系之。倘起邓小平于地下，请他瞻望这20年，恐怕中国某些方面的变化之大会令他惊异，而某些方面的停滞不前，也许更会令老人家想再来一次南巡，再说一番振聋发聩的话。也许，人们期待着新的一次“南方谈话”？

    改革面临生死存亡之际，88岁的邓小平独挽狂澜，体现出极具担当的理论勇气与政治勇气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走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是继续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在这个关键时刻，已退休的邓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以其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勇气，又一次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他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来，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不坚持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只有亲身经历过当年起伏激荡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的解放思想风暴洗礼的震撼和激奋！今天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仍然能强烈感触到其推进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

    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奇迹般的骐骥一跃，其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乃至社会基础，均由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奠定。

    细察当下时局：为什么做大了的经济“蛋糕”，却没能消解中国民众的怨气与戾气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写过一篇文章《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标题直接源于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其弟邓垦的一段谈话。重温这段谈话，愈觉得邓小平极具前瞻性与洞察力：“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中国现在果然就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堆叠的问题，几乎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渐渐掩埋，让民众悲哀且愤怒。改革启动已经33年，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从GDP的总量看，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事实上，在被中国的传统正史评价为“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清王朝中期，中国的经济总量依然在世界上称冠。然而，中国此后的命运所有人都已经清楚。因此，GDP再强大，也不足以保证一个国家“从胜利走向胜利”，甚至可能走向败亡。按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说法，从1700年到1820年，也就是在伤透了中国人心的“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占比也从22．3％增长到32．9％。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的中国，才步履迟缓起来。这位安格斯先生甚至很精准地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他甚至还乐观地声称，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1／3。然而，头号经济体或相距不远，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位置却一直徘徊不前。

    所以，对当今中国来说，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的“蛋糕”却没有能消解中国的怨气与戾气呢？

    从表面上看，有两类直接的问题必须解答，也是决策层目前深感棘手、但已经开始着手试图解决的问题：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学？是否含有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携有计划经济时代顽固的“转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嘴里？

    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中国改革开放33年来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结果，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愈加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权贵资本主义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及后代，却失去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忆及邓小平最初推进的改革，往往是草根阶层率先获益。农村包产到户，获益的几亿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城镇改革之初，是众多自谋职业的“个体户”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率先成为人人争羡的“万元户”；而高考制度的改革，让无数看不到未来的、正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田头直接来到课堂，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精英阶层??

    今天最大的问题，并非贫富间、官民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末世疯狂。

    目前，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登高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

    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能不能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对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守住政治伦理的底线，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要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冒”。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这不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解决当下纠结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尽管最高决策层中也不乏呼吁之声，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千呼万唤难出来？光是一项公布官员财产的制度，在局部就屡试屡败，碍难推广，遭遇了基层官员的强烈抵触情绪，而一旦全面公开，又极可能经受不起公众的围观和打量，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政府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且三次在重要场合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如2011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出“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2011年5月30日政治局会议再度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并将其意义升华到新的高度，“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对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11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一次强调了社会管理创新，并将之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党的建设等相提并论。

    看来，决策层是希望用提法更低调、社会震动更小的社会管理创新来部分取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使命。

    社会管理创新从总体上来说，就是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形成市场、社会、政府多元的治理结构，坚定走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它不涉及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而是在现行的、自上而下任命的威权体制中，尽可能地引入民意因素；在社会矛盾集中的基层，强化民意监督，缓解官民矛盾；借助互联网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维护中央政府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威和公信力。

    当然，我们要谨防“治标不治本”式的创新模式。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已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如果从深化改革的节奏上，改革也可以在梯度上有重点地推进。首先，要下决心解决群众反映极其强烈的国企垄断，与计划经济彻底切割。现在，已不占市场主要成份的国企，却有恃无恐地垄断了市场，公众对“两桶油”（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移动、以及电老大（电力）、铁老大（铁路）等普遍不满。国企的行政色彩过重，政府支配权过大，市场之手发挥不了作用。其次，就是在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先以社会管理创新为抓手，发育健全的公民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形成官民共识，着手缓解尖锐的群体性事件。目前，大多数矛盾都是基层冲突，并不在中央。要约束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权力，约束基层官员的贪婪与惰政行为，还权于民，维护民众权益，大力推进社会基层自治。第三，是通过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补上这个短板，发挥文化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最后，仍然不能忘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改革的核心层面。

    以上四位一体的改革，仍应视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推进。要推进改革，先要加强党内民主。中共十八大的换届是个值得珍惜的机会，不妨从乡镇差额选举层层递进到党中央的政治局成员、常委乃至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值得赞赏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党的十七大政治局成员及常委人选，就是召集五六百位在京正部级领导干部投票推选，作为重要依据。党内民主不能倒退，只能前进。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新“南方谈话”的期待，还是中国特色的想法，期待“人治”推进改革，说到底还是改革不到位的表现。如鲁迅期盼自己的杂文速朽，因为那意味着中国的进步，我们也期待“南方谈话”这样的改革推进方式“速朽”。但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追念，可以让我们更加厘清改革的思路和对改革艰巨性的认识，对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更有必要评价到位。

    周瑞金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邓小平南方谈话箴言录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 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