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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往事风云录

　　《国共往事风云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1月版）共四卷，通过国共两党的风云往事，展现中国现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和人物的命运。

　　“佩剑将军”在行动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上，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初刚刚打响之时，前线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两万多官兵，在中共地下党员、第三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都曾得到蒋介石的中正佩剑，被人们称为“佩剑将军”）的策动下，宣布起义，造成国民党军上下混乱，惊恐万状。蒋家王朝的根基开始动摇了。

　　其实，周恩来在重庆、南京时，就已注意国统区“第二战线”的工作。

　　1946年夏天，原西北军旧部张克侠得知冯玉祥要出国考察，便以送行为借口，从徐州到达南京，住在冯玉祥的寓所。他知道周恩来也住在南京的梅园，十分想见到他，就通过曾在冯玉祥处工作过的王冶秋，请他代为与中共办事处联系，要求与周恩来见一次面。第二天，王冶秋就来告诉张克侠：“周副主席约定在次日傍晚时分，在冯玉祥寓所附近一个偏僻去处的公园外面相会，注意保密。”

　　那一晚，张克侠半夜都没睡好。在中国即将进行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决战时刻，能够当面向周恩来汇报，并听取他的具体指示，的确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情。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傍晚，张克侠便按时来到那座公园外面，焦急地四处张望。不一会儿，一辆黑色小汽车开到他的面前，缓缓停下。车门打开了，司机示意他上车。他往车里一伸头，便看见久违的周恩来坐在后座。虽然已是傍晚，南京的夏夜依然闷热。周恩来仍穿着一身中山服，向探进身来的张克侠点点头。张克侠便跨上车坐在周恩来身旁，汽车一加油，沿着马路开动。

　　张克侠看了一下，车上除司机外，还有一名警卫员坐在司机旁边。不及寒暄，张克侠就抓紧时间汇报徐州地区的情况。周恩来听得很仔细，目光时而转向他，时而沉思点头。张克侠谈到今后工作打算和组织起义的问题时，周恩来浓眉弹动了几下，指示道：“现在，要多向国民党军官兵，向那些高级将领和带兵的人，说明共产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蒋介石是一定要打内战的。他要打我们就也打。我们不但在战场上狠狠回击他们，也要从敌人内部去打击顽固派。要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声势，瓦解敌人的士气。”

　　张克侠表示：“我所在的部队和我相处很久，彼此均很熟悉和信任，在作战中，他们肯定会服从我的调动。现在，大多数官兵都认识到跟国民党走没有出路，起义是有条件的。只要下命令，我可以保证随时起义。”“好，你们的工作很有成效，这对于配合我们的总体行动很有帮助。”周恩来偶尔插几句话，“但要充分估计到困难。”张克侠继续汇报：“是的，现在部队中的斗争仍很复杂，有不少反动的国民党军官，还有一批特工人员，这些家伙随时都可能破坏我们的行动。为了预防敌人的破坏，保证将来起义的顺利，我请求咱们的部队在发起进攻前，派联络人员到我那里去，以便很好地配合。”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你考虑得很周到，到时会有人与你联络的。”

　　这时车速已经减了下来，周恩来朝车窗外巡视一番，又抬腕看看表，忽然握住张克侠的手摇动起来。张克侠明白，这是中止谈话的信号。而且当时正值国共谈判濒于破裂之时，特务密布，四处打探周恩来的行踪。汽车在一个僻静地点停下，张克侠迅速下车，汽车立即疾驶而去。

　　第二天，王冶秋向张克侠传达了董必武的指示：你在车上的谈话很重要，很有价值，但当时干扰太多，还有一些问题不十分清楚，最好写一个详细的书面材料。张克侠遵照董必武的意见，把徐州敌人布防情况和他的要求，写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材料，转交给周恩来。

　　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后，全国解放战争快要进入第三年了。周恩来仍然关注着国民党将领的动向。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兼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的第二天，周恩来就向毛泽东建议，困守长春的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系黄埔一期学生，可争取。毛泽东同意由周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指出：“郑现已动摇，可努力争取之。”周恩来还给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写信，希望他能毅然举义：洞国兄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20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萧劲光、萧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恩来10月18日

　　信中提到的吴化文是国民党第三十六军军长。1946年夏天，经冯玉祥、李济深、章伯钧搭桥，周恩来与吴化文建立了联系。周恩来通过章伯钧告诉吴化文，欢迎吴先生站到人民方面来。随即密电陈毅和吴化文取得联系。1948年秋，济南战役打响后，吴化文摆脱王耀武的指挥，率三个旅两万多人起义，为解放济南作出了贡献。周恩来深知，争取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起义，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往往不很顺利，非到时机成熟，解除了他的顾虑才能成功。这需要长期工作和耐心等待。

　　郑洞国在得知第六十军起义后，立即停止突围行动。他召集新编第七军师长以上军官开会，研究今后行动。到会的人都哭丧着脸，默默无言。他再三要他们发表意见，只有一个老部下、第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站起来说：“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我建议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徐图别策吧。”郑洞国只好采纳他的意见。但自己更感彷徨，毫无办法，苦闷得度日如年。

　　当天晚上，他到新编第七军军部看军长李鸿，李军长虽在卧病，看来并不那么严重，但故意装成不能多说话的样子。军部的高级人员也有意无意地回避他。郑洞国感到情况有些异样（后来知道，他们已在同解放军接洽了）。当天夜里，郑洞国回到兵团司令部，忽然接到曾泽生的电话，郑洞国还想劝他回来，但曾泽生只是说：“有人和你讲话。”接着有一位自称姓刘的对郑说：“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要再做无益的牺牲。”郑洞国说：“既然失败了，除战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第二天，蒋介石派飞机来轰炸，当空军向郑洞国联络时，他告诉他们：“现在轰炸已无意义，徒使老百姓遭殃，我的意见还是停止轰炸吧。”

　　18日——也就是周恩来给郑洞国写信的那个早晨，新编第七军的参谋长龙国钧来见郑，他说：“新编第七军官兵已决定放下武器，解放军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司令官和我们一道行动。”

　　郑洞国说：“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已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龙国钧无可奈何地离开了郑洞国。当天下午新编第七军放下武器。

　　到了此时，郑洞国已感到山穷水尽。正在焦急中，接到杜聿明的电报，他拟请蒋介石派直升机来接郑出去，问郑有无降落地点。郑洞国答复说：“现在已来不及了。”但是他仍不肯改变“宁可战死也不投降”的顽固态度。他还把情况报告蒋介石，并对蒋说“来生再见”。据说蒋介石接电后，眼泪汪汪，连声说：“桂庭司令真不愧是党国英雄、黄埔精英，黄埔学生如果都像桂庭那样，党国的江山有救了！”

　　但郑洞国也没有像蒋介石判断的那样“成仁”。当天夜里，郑洞国的司令部附近仍响着剧烈的枪声。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杨友梅和司令部的幕僚们想出来的办法，要直属部队向天放枪，佯装抵抗后再放下武器，造成事实，使郑洞国跟着他们走。第二天一早，郑的司令部也就放下武器，离开了作为司令部的伪满中央银行大楼。

　　看来郑洞国没有收到周恩来的信件，或者收到了没有表态。总之，他虽然没有起义，但总算放下了武器。当周恩来信函中提到的萧劲光和萧华（他们是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的司令和政委）来到他的面前，和他紧紧握手，并得到优厚待遇时，他才相信了周恩来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很受感动，但却表示：第一，不愿广播；第二，不愿参加公开宴会。只想做个老百姓……

　　策反程潜

　　1943年9月13日，蒋介石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10月10日就职典礼后，蒋介石与宋美龄步出会场。在解放战争战场上，桂系军队没有受到解放军歼灭性打击。李宗仁当了副总统，白崇禧又坐镇九省通衢的武汉重镇。历史上蒋、桂素有睚眦之怨，蒋介石心想，如果再让白崇禧把湖北、湖南和广西连成一片，后果不堪设想。湖南是通往广西的咽喉要道，必须物色适当人选来掌握，于是他想起了程潜。程潜系国民党元老，在湖南有威望，和新桂系又有宿怨；这次竞选副总统又败在李宗仁手下，让他到湖南最为合适，既可拉拢程潜，又可牵制桂系。蒋就于1948年6月20日，任命程潜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管辖湘、赣两省兼湖南省主席。但因蒋介石与程潜在历史上也曾兵戎相见，所以又有些放心不下，于是又委派李默庵、黄杰、王劲修、刘嘉树、杨继荣等一批湘籍黄埔亲信随程回湘掌握实权。

　　刚到长沙时，程潜也曾信誓旦旦：“我这次来湖南，很多老朋友将我比作'家长’前来当家，我听到这句话非常不安。我们这个大家庭，多少老兄弟、小兄弟在家里受苦受难，叫我这个当家的，怎么去安慰他们的悲痛，满足他们希望呢？想来想去，不管我是不是家长，这里总是我的家，我不当家则已，既然来当家，就要设法兴家，至少也不要败家。”而且并没有放弃“戡乱救国”的老调，声称：“我今年六十有七，但我决不惜任何牺牲与'共匪’拼命，纵然我有100岁了，我也还有勇气和'共匪’拼命。”

　　程潜上任的消息很快通过地下党到达中共中央。

　　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对程潜上任的这种态度多少有些反感，对是否能策动这样的人没有多大把握。

　　周恩来认为，对于国民党高级将领，有些过去反对过我们，现在也可以争取，以最大限度地孤立蒋介石集团。湖南是国民党政府粮源、兵源的主要基地之一，能争取程潜（以及后来的陈明仁）起义，对解放军渡江之后解放湘、粤、桂等省会起重要作用。指示要多做其部下和亲属的工作。

　　而毛泽东对他的湖南老乡程潜更是“情有独钟”。重庆谈判时，他曾鼓励程潜积极参加竞选副总统：“如果搞成了，你可以主持和谈；如果搞不成，你就只要一个湖南。你如果有了湖南，可以帮我们好多忙咧……”程潜实际就是按这个路子走下来的。

　　而且周恩来也了解到，程潜有些话是说给蒋介石听的。

　　1948年夏初，程潜任武汉行辕主任时，他的原部下李明灏由江西九江到汉口，专门会晤了程潜，直率告以周恩来的关怀，说他决计投奔解放区，准备先去香港接洽，研究进入解放区的路线。程潜专心致志地听着，并且极表赞成。并嘱咐李明灏，请当面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致敬，还把他一贯不满蒋介石倒行逆施和痛恨蒋介石挑起反共内战的心情告诉李明灏。李明灏到香港后，通过连贯联系，得到周恩来的三次复电指示。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只身秘密进入华北解放区，到了石家庄华北军大学习。他曾两次到西柏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临招待所看望他。李明灏将程潜和陈明仁的心情如实汇报，三位领导人都很关注，周恩来问得更详细。李明灏告诉周恩来，在前一年他就曾在东北秘密会见陈明仁，促其弃暗投明，但是没有成功。

　　李宗仁于蒋下台后当上了代总统。1949年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并声言：“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承认可以此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均可在谈判中解决。”于是国共双方立刻为筹备和谈而积极动作起来。

　　突然变化的形势大大推动了程潜向人民靠拢的步伐。他在1月中旬，曾在省府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我认为和谈是大势所趋。中共所提八条，如果惩办战争罪犯系指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无从谈起，其他七条，我以为是可以磋商的。”秘书将他的谈话整理成文，发往南京，并在当天的《长沙日报》上发表。电文发表后，在省政府任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程星龄（与地下党保持联系的人物，程潜的族弟）对程潜说：“颂公，各界对你23日所发电报反映良好。”程潜听了，苦笑一声说：“可我已被中共方面列为战犯了啊！”在新华社播发的第一批43名战犯中，程潜名列第26名。对此，程潜迷惑不解，又焦虑不安。程星龄将程潜左右不定的状态告诉地下党代表余志宏，余志宏向程星龄保证：“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只要颂公站在人民这边来，共产党不仅不算旧账，而且还会给以应有的礼遇。”程星龄把这些转告程潜，程潜仍是将信将疑。

　　程星龄见程潜仍无法摆脱困境，又请省政府顾问方叔章先生劝说程潜，方叔章说：“颂公，如果共产党的军队打来了，你准备走哪条路？打吧，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打垮了，白崇禧那二三十万人更打不赢，为湖南人民着想，也是不能打的。跑吧，是去美国，还是去香港、台湾？你一家二十多口人，你又只有那点钱，到美国不够用，到香港去也花不多久。到台湾去，蒋介石不要你，你和白崇禧也搞不来。怎么办呢？”程潜说：“我总不能投降呀！”方叔章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说不投降，日本天皇还投降呢！何况可以讲和，这又不是投降。”虽然方叔章的话很打动人，但仍然没有拂去程潜心头的阴影。方叔章忽然想起程潜的儿子程博洪。程博洪在复旦大学教书，见多识广，让他们父子一谈，或许能有门道。经方叔章一提醒，程潜恍然大悟，忙给儿子拍去一封电报，让他快快回长沙来。

　　程博洪回来，父子见面，一番家常话后，程博洪掏出一封信来，递给程潜，程潜接过一看，非常惊讶：“啊，原来是行严兄的信！”

　　程潜所说的行严，即湖南人士章士钊。信中有这样几句话：

　　历史雄辩地证明:清王朝敌不过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敌不过国民党。现在国民党更敌不过共产党。吾辈唯有顺乎民心，改弦更张，慎终追远，以敬将来。回溯辛亥时间赞襄黄兴的革命经历，借古鉴今，令人不胜叹惋之至矣!……此番感中共相邀，得以会晤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先生。开诚相见，交浅言深。周先生说:“忘记过去，咸与更新。”毛先生则估计颂云贤弟决非久困之士，终归会投向人民的怀抱，时不我待，望颂云贤弟好自为之，莫负厚望……

　　读完此信，程潜凝立，久久不动。程博洪见父不语，又以自己的经历对程潜苦劝再三，终于使程潜相信共产党是说话算话的。

　　此后程潜采取了许多措施，推进和平进程。1月下旬，电令在湖南境内停止征兵；2月，又开释关押已久的八十多名政治犯；扣押了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的黄金、白银等。

　　地下党组织也密切注意程潜这段时间的言行。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接着挥师南下。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张轸在贺胜桥、湖口率部两万余人投向人民，白崇禧于5月16日仓皇逃离武汉，武汉遂告解放。5月26日，周恩来专门起草电报，交第十二兵团正、副司令员萧劲光和陈伯钧转张轸将军：得来电欣闻你于5月15日在金口率部举义，脱离反动阵营，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来，这是值得庆慰的。希望你团结所部，学习人民解放军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努力协同渡江大军在前进中更多为人民立功。张轸过去和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打过交道，他对周恩来最钦佩，曾对他夫人说：“周恩来能言善辩，有胆识有才学。”在他起义的动摇时刻，他还对夫人说：“要是有毛主席和周恩来的亲笔信，还有点把握。”所以起义后他见了周恩来打给他的电报格外欣喜。毛泽东代军委起草的给华中局的电报中，专门要萧、陈问张轸，他与程潜是否有电台联系，或有其他通讯方法叫程潜率部起义，配合我军行动。

　　白崇禧从武汉退至长沙，在长沙大搞白色恐怖，并且在多种场合指桑骂槐，攻击程潜。程潜只好忍气吞声，郁郁不乐。

　　中共湖南省工委认为策反程潜起义的时机已经到来，决定向程潜递交一份备忘录，向党中央、毛主席正式表明态度。程潜欣然同意，立即让程星龄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表示响应毛主席1月14日的八条声明，决心脱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投向中共。

　　当周恩来了解到程潜派人到香港和党的组织联系，立即致电在香港工作的乔冠华，要他认真进行争取程潜、陈明仁、李默庵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5月间，周恩来将正在华北军大任总队长的李明灏调出来，通过电话指示李明灏速赴武汉，参与策划和平解放两湖事宜。李明灏接电后，将在北平教育傅作义起义将校级军官的工作移交他人，于6月中旬由石家庄到达武汉，会见了中共中央华中局和第四野战军的负责同志，他们把疏通程潜、陈明仁、宋希濂的任务跟他做了研究。这时程潜的备忘录已经抵达党中央，很快收到毛泽东复函勉励。程潜捧读再三，心情激动不已，他以手抚额，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啊！”8月1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通电起义。次日，湖南耆宿唐生智、仇鳌等百余人通电响应。湖南境内避免了一场恶战。

　　莱芜战役中的“秘密武器”

　　1955年被共和国授予中将军衔的原国民党将领韩练成，与陈明仁的情况不同，但同样与周恩来有密切关系。

　　事情是从1941年开始的。那一年，33岁的国民党师长韩练成，进入重庆的国民党国防研究院学习，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蒋介石选入委员长侍从室和参谋总长办公室。这时，他与原先在西北任职时结识的爱国知识分子周士观邂逅，周是作为马鸿逵的代表驻节重庆的。周士观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是朋友，经常出入他们的驻地，和“从奴隶到将军”的新四军师长罗炳辉几乎天天见面，而且见了面就争论不休，各说各的理，最后，还是周士观信服了共产党的主张。韩练成在重庆期间，经常是周家的座上客，一个是白马将军，一个是满腹经纶。听周士观说起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是说到周恩来时，总是神采飞扬，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久而久之，要见见周恩来的愿望日益迫切。有一天，他终于提出，请周士观先生引见周恩来，周士观一口答应。周恩来已从夏衍、李克农的渠道知道了韩练成的情况和要求见他的想法，也知道韩练成要求进步、接近共产党的表现，同意与他见面。

　　当韩练成由人带路，秘密进入“八办”，周恩来和他握手时，称赞道：“哦，你很年轻。”韩练成因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相貌端正，总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印象。交谈了一会儿，周恩来循循善诱的才能就显现出来，他望着韩练成说：“你投身革命的愿望很好，我们党是十分欢迎你的。当务之急是在目前的环境中，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抗日救国。这不仅是与你投身革命的愿望和觉悟是一致的，而且也是你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

　　不知是屋里热，还是韩练成听得太认真，他的额上不觉出了一层细汗，脸也发红，好像才经过了一场长途赛跑，洋溢着喜悦和轻松，他不由自主地提出：“我是否可以加入你们……的共产党组织？”

　　周恩来坦率地说：“当前的头等大事是抗日，团结国民党人一同抗日救国更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希望你在那边为党工作。当然，你会因此受些委屈的。”

　　“委屈我不怕。”韩练成还是有些不甘心：“只是国民党现在如此腐败，我要替他们背黑锅了。”

　　周恩来平静的话语中透出真情：“因此你很可能受到一些人的误解，而且时间可能很长，我想这一点你要有思想准备。黑暗终将过去，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韩练成当即表示：“有您的理解，我愿回到国民党里工作，不怕背他们的黑锅。”

　　这次秘密会见，成为韩练成一生的转折点。虽然他仍回到国民党方面工作，而且在抗战后期还出任了第四十六军军长，但心已经向往延安。抗战胜利后，韩练成率部驻防海南岛。在他开赴海南岛之前，周恩来嘱咐夏衍和韩练成联系，与他约定：他的第四十六军到了海南岛后不打中共的部队，中共在岛上的部队（琼崖纵队）也不打他的部队。但是，四十六军上岛，还是遭到了冯白驹指挥的中共琼崖纵队的伏击，还将韩练成的腰打伤了。他是个豪爽的人，最恨人家失信。他不禁惊奇：中共方面为何说话不算数呢？事后经过联系才清楚，原来是琼崖纵队的电台坏了，没有收到上级发来的电报。1946年底，韩练成奉命率部开往山东打内战。周恩来通知夏衍再和韩联系，同时告知华东野战军陈毅司令员，说韩练成与我们有联系，请陈毅派人去和韩接上关系。陈毅就派魏文伯拿着夏衍的亲笔信，穿上长袍马褂，化装成一个老财主，以韩练成舅父的名义通过前线深入敌后，来到韩练成的指挥部。

　　魏文伯传达陈毅的话说，有两种方案供韩选择：一是建议他策动第四十六军起义，这样兵不血刃即可和平，起义部队仍可保留，仍归他继续指挥；第二种方案是在起义无法进行的前提下，由他将部队带到预定的地区，一举包围解决。韩练成一时为难起来，沉默半晌，才说：“我考虑一下，摸摸底再说。”过了几天，他告诉魏文伯：“看来第一方案行不通，因为还有一个师不听我的话。”

　　魏文伯问：“哪一个师？”

　　“第一八八师。师长海竞强是白崇禧的外甥。”

　　魏文伯也觉得要做这样一个人的工作太难，就和韩练成商量实施第二方案的具体细节。魏文伯要离开时，韩练成紧紧握住他的手，请他代话：“请您一定叫陈司令员转告周恩来先生，他曾在重庆对我说希望我在这边为党工作，我一定完成这次的任务。”

　　很快，华野和来犯的李仙洲集团对垒于莱芜。陈毅也关注着韩练成的动向。1947年2月10日，据报在蒙阴前线抓到了国民党一个姓李的“高级特务”。送来一看，这人竟是派到四十六军同韩练成联络的敌工科科长杨斯德。这次是韩练成托杨斯德来通报情况的。此后，另一名在该部工作的刘贯一也受托来汇报过。陈毅嘱咐刘贯一转告韩练成：第一，希望他努力民主事业。第二，周恩来和陈毅本人对他是信任的。第三，彼此之间的联系不便向下面讲，因而发生摸哨之类的事在所难免，请他不要见怪。

　　韩练成接到陈毅的口信后，心里踏实多了。

　　2月20日，陈毅再次接见从韩练成那里归来的刘贯一，将作战步骤告诉他之后，要他掌握在攻歼李仙洲总部时，一定不要让韩去增援，并要刘、杨二人继续留在韩部积极活动，防止对方在紧急情况下可能翻脸而产生的危险：“你立即返回颜庄韩部，等到晚间10点半炮响时，再把我们的决心和布置大体告诉韩练成，但不能过早泄露秘密，否则会对战役增加很大困难。”

　　韩练成在刘贯一、杨斯德的帮助下，放弃了指挥，脱离了部队，隐藏在城内。韩练成的行动使敌军混乱一片，士兵们一齐拥出城门向北行动，先头在吐丝口以南遭到顽强抗击，前进受阻，到中午，敌后尾脱离莱芜城。华野立即占领该城，断其后路。下午1时前后，华野部队从四面八方向敌人猛攻，穿插分割，到下午5时，战斗结束，完成了将国民党军队七个整编师全歼的壮举。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也被生俘。一个被俘的团长感慨万千：“就是捉五万只鸭子，也得费点工夫啊！”敌工科科长杨斯德受陈毅之嘱，保护韩练成及其卫兵一行秘密撤出，安全到达华野司令部。

　　韩练成在陈毅的司令部住了一星期，两人性格相仿，志趣相投，又是胜仗之后，有时备上一桌菜，两人对饮起来。陈毅高高地举起酒杯，爽朗地说：“周恩来先生要我代表他，敬你一杯酒。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不但知道你是个难得的将才，还知道你是英雄海量。来，今天为你庆功，干杯！”

　　说到韩练成的去向问题，陈毅主张他留下，继续带兵。

　　韩练成另有想法：“陈总，周先生和你的盛意，我都领了。我想，国民党这次并不知我的行踪，我打算回南京去，再与白崇禧打交道，最好再能弄出一个军送给解放军。”

　　陈毅不放心：“你的部队全打光了，这样回去，即使他们不知你的下落，我看也难逃厄运。”

　　韩练成说：“国民党那边，丢盔卸甲的败军之将又不是我一个，凭我与蒋介石、白崇禧的关系，我想不至于有什么闪失。”

　　陈毅想了一下，说：“如你执意要走，还等我请示一下周副主席，他同意你走，你再走不迟。但为了你的安全起见，你带来的12个卫兵，一定不要跟你回去。人多嘴杂，会坏你的事的。”

　　韩练成有些着急：“这12个弟兄是跟我出生入死多年的子弟兵，扔下他们不管，我韩某何其忍心？”

　　陈毅安慰他：“你理解错了。不是不管，而是由我将他们送到东北，每人发一笔费用，就地安家。另外，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还要下一道命令，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的第四十六军营以上的军官，一个也不放他们回去。你要将回南京以后的困难想得多一些，不然危险很大。你要出了事，我也没法向周先生交代啦！”

　　经过电台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同意韩练成返回南京。并由陈毅派一名做敌工工作的同志护送。青年共产党员张宝祥担起了这个任务。

　　韩练成回到南京后，面见蒋介石，汇报了莱芜战役的战况。蒋介石当面赞扬他是“莱芜战役唯一生还的英雄”。但背后还是心存疑窦，只是找不到“通敌”的证据。但韩练成“再带一个军给解放军”的计划成了梦想。蒋介石不但撤销了第四十六军的编制，委任韩为总统府一个没有实权的参军处参军。韩练成也只好将计就计，等待时机。突然一个偶然事件，打破了他的平静日子：

　　四十六军一个广西籍的团长卢玉衡在莱芜战役中左手左脚受了伤，但还能行走，他逃出后路遇第二十五军黄伯韬的部队，得以搭救。卢转而来到南京治伤，见韩练成不但活着，而且十分滋润，心中疑惑：他在战场上连李仙洲的身影都见过，怎么独独不见这位韩军长？卢的怀疑很快传到了军统的耳朵里。军统开始在暗中调查。正在这时，住在韩家的邢副官跳江自杀了。这位副官平素常得韩练成的体恤照顾，韩猜想，邢副官一定是在当局的审问之下左右为难，才一死了之。事态严重了。不久，国民党破译了解放军的一些往来电报，加上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蒋介石认定韩练成已经“叛变”了。

　　好在白崇禧也得到消息，在蒋介石动手处置韩练成之前，他把韩推荐给了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张治中听说过韩练成，加上他与白崇禧的交情，将韩安排担任西北行辕副参谋长兼警备旅长。韩练成火速赶到兰州，张治中为他接风洗尘之后，亲自将他送至门外。关车门一瞬间，张治中上前一步，紧紧握住韩练成的手，韩感到手中有个东西一触，也不声言。车开之后，韩练成展开手掌一看，是两张从兰州飞往香港的机票。韩练成顿时明白：张治中要他赶紧离开。几年之后，韩练成和张治中在北京见了面，张治中才告诉他，他离开南京到兰州的消息一传到蒋先生那里，蒋火冒三丈，但也不便向白崇禧发作，就给张治中打电报，声称已查明韩系共党分子，一俟韩到达，立即逮捕押回南京处置。

　　韩练成脱险到达香港之后，与正在香港的夏衍接上了头。周恩来指示夏衍，香港形势极为复杂，让韩练成与民主人士同船到东北。

　　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中共地下党亦秘密安排韩练成的妻子汪啸芸携儿女离开南京，经上海来到香港，住在九龙。周恩来让夏衍转告汪啸芸和孩子们：韩将军在那边很好，请放心。

　　新中国成立后，韩练成于1950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并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样，在解放军将领的行列里，竟有159名原国民党军官。被授予上将的就有3位。除陈明仁外，还有陶峙岳和董其武。这种信任和安排实为历史上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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