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车火焰独角兽几喷:老萨的历史真相档案之五十一--“扯淡的特务”（西安事变系列之十五） - 涅瓦河边 - 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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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爆发七十年后的一天，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写道：“那特务净胡扯淡，正经事儿他也不知道。蒋先生太狭隘了，天下就败在CC与戴笠手上，总是安个特务在你身边，蒋先生就喜欢听这些人的话。我见到戴笠时候说你们搞的什么特务，都是扯淡的特务”。可见，张学良在70年后仍然对特务恨之入骨，而且非常轻蔑，为什么这样？主要还是张学良认为自己和蒋介石关系之所以急剧恶化，就是因为特务在西安的工作。

陕西军统三杰之昏庸 马志超

陕西从1930年开始就是杨虎城的地盘，直到1936年，中央的军事部队无法进入该省核心区域，所以中央在该省主要通过特务监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举动。

70年后的今天看当时军统中统的特务活动，可以说是有亮点，有效率，但是也有明显失职。所谓特工工作是以结果见输赢，不管过程如何，最终蒋介石在华清池被捉，也就是特务工作失败的最好注解。

为什么会这样，这要从头来说。

军统中统在西北的特务力量在全国来说，是很弱的。军统最初成立的时候力量还很弱，主要活动区域也在上海南京长江三角洲一带。在1927年军统刚刚成立之后数年内（当时还叫做军事委员会密查组），当时没有正式的编制，也没有政府的固定拨款，直到1930年还全部依靠蒋介石的特别经费维持，规模有限。在蒋介石1927年宣布下野的时候，军统力量生活困难。当时的戴笠维持不了特务的生计，甚至被迫向上海黑帮大亨杜月笙借钱。所以，军统真正发展壮大还是之后的事情，尤其是抗战时期。

戴笠负责初期的军统主要负责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国际，也就是对日本和苏联的特务工作，第二是党派，也就是针对共产党，第三是党内也就是针对汪精卫等分裂势力和地方军阀。

而由于日本苏联主要在东北，华北，上海一带活动，而共产党主要也在南京，上海，江西一带活动，除了苏联在新疆有活动以外，都没有在西北的大规模活动。至于军阀势力，蒋介石当时最关注的是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等军阀头子，而西北和西藏等地方是最不受关注的区域。

从1932 年到1933 年，西北陕甘地区只有一些零星的情报活动。随着五次围剿的成功，红军被迫长征，而目标就是陕北苏区。蒋介石开始即使调整特工活动区域的重点。1935 年1 月1 日，蒋介石到杭州浙警校视察，并由戴笠召集警校的高级特务听蒋训话，蒋作了题为《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的讲话。要求特务工作的内容就是做领袖的耳目与手足，并指示戴笠迅速在全国各地建立特工网络，加强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耳目与手足的特殊功能。根据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戴笠进一步调整部署，强化外勤机构的建设，并把西北地区特工组织的建立列为特务处的工作重点。

戴笠在1935年前后连续在陕西部署了三大特务力量，第一股就是西安省公安局长马志超。

马志超资历较老，是黄埔一期生，甘肃人平凉人，但在陕西华阴长大。他毕业于陕西潼关县立高等小学，后经陕西籍的国民党大老于右任介绍加入国民党，并推荐他报考黄埔。毕业以后，马志超参加了北伐，此后就留在了南京总司令部侍从室工作。

在南京期间，马志超和学弟（黄埔六期）戴笠私交非常好，是好朋友。当时戴笠很穷，办公的地方连文具也买不起。马志超为人比较忠厚，经常从自己不多的薪水中间拿出一笔钱购买文具送给戴笠。东西虽小，但情谊值千金，戴笠对这个马学长还是很感激的。

1932年戴笠成立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开始成为中国最强大的特务力量。发迹的戴笠随即安排马志超到“浙警”，做了一名教育副官，这是一个清闲的工作。

到了1934年军统特务处在西安成立陕西省站，当时军统的陕西人很少，一直想提拔马志超的戴笠觉得是个机会，随即将马派到军统特务处在西北第一个特务机构担任负责人，也就是军统西安情报站站长。

戴笠找到马志超，把这个决定告诉他，并且告知马志超的公开身份是陕西省会警察局长。

马听了很吃惊：我没受过正式的特务训练，哪会做警察局长啊？

戴笠说容易，你会吃大餐应酬吧？会吃大餐，会应酬就能够当警察局长。

马志超说不明白，戴笠再说：警察局长没什么事情要做，关键是自己要可靠，还要会用人。你去了以后，找一个好的督察长，帮你整理一切内务，再找一个好的侦缉队长，给你处理案子。有了这样两个人，你不是吃着大餐，就把警察局长干好了么？至于你是不是可靠，这个连蒋校长也是认可的。

于是马志超就赶赴西安担任警察局长，实则他的权利还是很大的，除了管理西安全城的警察以外，还有500人的武装警察部队。

因为考虑马志超不是特工出身，戴笠亲自给他挑选了一个督察长，名字叫做岳烛远。岳年富力强，颇有特工能力，工作也很勤勉，对西安的特工工作很有帮助。而马志超自己选的那个侦缉队长许忠五则出了问题。

许忠五此人昏昏庸庸，他任命的侦缉队分队长白冠五就是中共潜伏人员，当时称为共谍。白冠五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地下党。1930年底，刘志丹在策动军运的时候不慎被捕，白冠五与地下党员南汉宸邓同志通过杜斌丞的关系积极营救，经杨虎城批准，将刘志丹释放。后白冠五曾在刘志丹的游击队担任副大队长。1935年，白冠五进入陕西省会警察局任职，做卧底工作。1936年，刘志丹牺牲以后，白冠五失去了组织关系。虽然失去组织联系，但白冠五仍然不动声色的在军统内部潜伏，自己做着应该做的事情。

而许忠五居然找个中共地下党来做反中共工作，结果可想而知。

当时马志超曾经数次报告给戴笠：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绰号杨久娃，土匪出身，不大识字，机智过人。他思想左倾，关系复杂，在政治上八面玲珑，各方面都拉，来者不拒。他身边什么人都有，刘湘、龙云、韩复榘都有代表在西安和他联络。他包庇利用大批共产党左倾人物，对他的影响很大。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徐州人，共产党员，为杨虎城亲信等等。

戴笠得到报告后，立即指令西北区和陕西站加强对宋绮云等杨虎城身边人员的监视，弄清其活动，伺机加以控制等。

结果如何，简直就是大笑话。

西北区原特务负责人张毅夫回忆：1935年12月，军统局西北区指示西安站长马志超根据戴笠的指示，派人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共产党员宋绮云。马志超的侦缉队长许忠五派去监视的人大摇大摆的跟踪宋，很快被老地下党宋绮云发觉。侦缉队分队长白冠五还自呜得意把监视宋绮云的消息向外面泄露，导致事情败露。

就后面来看，其实不是白冠五无能，而是白知道宋绮云是共产党员，刻意想保护宋。

杨虎城得知宋被跟踪以后勃然大怒：宋绮云是我的秘书，又是政府报《西北文化日报》的主编，他们居然敢这样做，起事后第一个就要宰了马志超。

后西安事变爆发时，马志超还算精明，知道杨虎城第一个要杀他。他当时在去警察局的路上听到枪响，立即拿出身上全部的现款将一个黄包车夫的衣服和车买下。随即马志超化妆成车夫，慌忙逃到一个好朋友家里。在逃到朋友家的路上，马志超几次遇险。当时路上全是十七路军士兵，普通老百姓也怕惹祸急着回家，到处一片混乱，其中有不少人急着拦黄包车。马志超不会拉车，怕到时候真的有人叫车，被人识破。颇有些小聪明的马志超随即将黄包车一个轮胎扎破，让人误以为车子坏了。马逃到熟人家以后，刚躲了一天，就遇上十七路军挨家挨户查户口。如惊弓之鸟的马志超赶忙换了一件农民的衣服，连夜逃出了西安城。由于慌不择路，马志超居然一口气跑了二百里路没有停下来休息。最终逃到当时归顺中央的十七路军冯钦哉军长处的时候，马志超已经狼狈不堪，浑身破破烂烂，人也瘦的不成样子。

除了选用部下有问题以外，马志超确实缺乏特工经验。军统中统历来奉行公密两条线，因为特务工作都是秘密的，但毕竟国家有宪法，对于捕人捉人这类必须依靠合法的机关来做，秘密逮捕只能用在偶尔的场合。同时公密两条线也有互相监视，互相保护的作用。

马志超秘密身份是军统情报西安站站长，公开身份是西安警察局长，身兼两职，这在特务里面很少的。他本应该合理利用这个条件，而马志超居然把公密搞得根本不分。

对于军统来说，有条最基本的宗旨就是：秘密机关，与公开单位须绝对隔离！否则还有什么掩护保护可言。

而特工工作最为重要的就是电台，因为一切特务活动的关键情报输送都依靠电台，所以电台必须另择合适地点设置，与站本部都要分开，怕的就是一旦出事，连人带电台被一网打尽，这样整个组织就等于跨了，这是特务最大的禁忌。

所以为什么特务处的无线通讯这么发达，还需要大批的交通员，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来回来去送那些电报稿的。在著名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面，中共地下党员就是电台和情报员分开，最后虽然负责电台的李侠被日本人捉住，但是由于捉不住情报员，不知道李侠到底为谁工作，也不知道发的内容。李侠又一口咬死只是被雇佣来发报的，不知道发的内容是什么。日本人无法确定李到底是哪家的电台，也捉不到余党，甚至怀疑是国民党高官用来在上海经商投机的商业电台，最终还是将李侠释放。其实当时李侠是中共地下党员，如果被日本人确定了身份，肯定是死路一条的。

共产党明白这个道理，而马志超呢？

他居然无视特工基本准则，把特务处陕西站和电台搬进了警察局，完全是公密一家，完全就怕别人不知道他是特务。对此，有特务经验的马部下督察长岳烛远感到极为不妥，曾经劝过马志超，但马不听，岳烛远也拿他没有办法。

最终西安事变期间，该机关被张杨一网打尽，导致事件过程中西安的特务系统完全瘫痪，电台也无法使用，中央根本无法得到可靠情报，戴笠自己只能冒险赶到西安亲自面见张杨。

总体来说，马志超负责的民间和政府的谍报工作成绩平平，这也是西安事变情报工作的最严重问难题。

-----------戴笠自身是黄埔出身，军统的前身军事委员会密查组也是军方的机构，所以军统内部十分重用黄埔系军官。

陕西军统三杰之精明 江雄风 

马志超庸庸碌碌，另外一个在西北的特务头子为马志超名义上的上级，西北剿匪二处情报处长江雄风则要厉害一些。江雄风负责西北的整个情报工作，管理西北几个省，实则负责处马志超的民间和曾扩情的军方以外其他的所有特务工作。

江雄风此人还算竞职尽责，这个中共叛徒也算精明强干。但他上任期间很短，能力尚没有时间发挥，做的工作自然有限。他的前任是张毅夫，也是个很有能力的特务头子。

1935年10月，也就是蒋介石亲自赶赴西安免检张杨布置剿匪时候，戴笠首先派军统特务处书记长张毅夫就任特务处西北区区长，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的特务活动，其公开身份是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科长。

张毅夫是个非常负责的人，也是军统创始的老大级人物，能力很强。他领导下军统在西北的特务负责迅速发展，除原有的陕西、甘肃两个省站以外，他又连续成立了榆林站（陕北）、晋南站（山西南部）、太原站（山西中部）三个大站。另外还有青海省会西宁组，宁夏和绥远境内的银川、陕坝、橙口、吴忠堡等组，一共成立将近20个特务组织。另外还有“关中、陕南各地固定的特务组织，晋南长治、高平、晋城、陵川等地专对太行山区域八路军侦防破坏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又不下20个单位。”

整个西北军统特务组织得到极大发展，并且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情报体系。

通讯方面，设立了无线电支台，派陕西汉中人、特务处老牌的技术特务李秀夫为支台长，各地站、组的无线电分台，有30来部，也负责监听敌人无线电台的工作。

但张毅夫和江雄风一样，他在西北没有待多久，能力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3个多月后，也就是1936年1 月，张毅夫被戴笠调走另有他用，接替他的是江雄风。

江雄风是浙江温岭人，黄埔三期生，之前是共产党员，后来退党叛变。江对共产党的那套非常熟悉，能力也不亚于张毅夫，可惜他也没有在职多久，几个月后就被调去胡宗南处工作（当时胡宗南是唯一在西北的中央军，也需要特务人才，胡宗南和戴笠是超级死党，就差同穿一条裤子）。

西北区长于是又从江雄风换成了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王天木擅长暗杀，曾经刺杀了准备投降日本做华北傀儡的北洋余孽张敬尧）。更惨的是王天木上台也没有几个月，又被调走他用。主要原因是1936年底，华北情况恶化，日本扶持汉奸在冀东搞自治政府，又试图联合地方军阀搞华北自治活动。戴笠觉得王天木是留日的，又熟悉平、津情况，把王天木调回华北区当区长去了。

西北区长，换上了跟张学良关系极其密切的原上海区长王新衡。王也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曾经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是个能力出众的特务头子。

由此可见，戴笠对西北的特务工作还是很重视的，派来的西北区长个个都是强手。

虽然个个都不弱，但临阵换将，毕竟是兵家大忌。

而此时王新衡因为上海问题没有处理完，暂时没有上任，华北情况却非常紧急，王天木赶忙上任去了，区长位置空下来，只有由已经离职的江雄风暂时代理。此时，西安事变爆发。

可见，在从1935年底到1936年底短短一年时间，负责西北的情报头子连续换了四届，每一个人上任也就3，4个月，刚熟悉情况就被调走，导致军统工作出现很多问题。

所谓特务工作，有自身的规律，就是一定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出成绩。主要是因为特务的渗透，跟踪，潜伏，窃听等等都需要时间，没办法一夜成功。所以照常理来说，特务的总负责人必须较长时间呆在一个地方布置工作。

这样走马观花的安排如此重要的岗位，戴笠失职的责任是怎么也推不了的。

西安事变中的江雄风也比马志超负责，他也化妆逃走，但江在逃亡路上拼命找到一个没有被张杨抄走的电台，向南京发到到： “十万火急，南京戴先生亲译(绝密)，据胡切悉：今天拂晓，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变，叛军包围了华清池，领袖已被挟持到新城大楼，生死难卜！江雄风敬叩。”之后，江雄风关闭电台继续逃走了。

由此，南京通过这份电报彻底了解的西安发生了什么。

陕西军统三杰之大哥 曾扩情 

除了马志超和江雄风以外，军统在西北还有一个情报头子，这就是曾扩情。

曾扩情的资历也很老，是蒋介石嫡系。曾为黄埔一期生，四川威远人，曾经担任过中山先生的警卫员。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随从秘书，兼黄埔同学会秘书，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少将主任。1928年10月曾挂陆军中将，任军事委员会四川军事特派员，这个军衔在当时是非常高的了（戴笠死时也只是少将军衔）。

由于资历老，戴笠也尊称他为曾大哥。曾扩情1934年春起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长。

实际曾扩情和马志超，江雄风不同，他主要负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部队中的特务工作，负责两军军队中的监视工作。

曾扩情从事了多年特务工作，经验能力还算是有的，他对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特务工作也颇有成就，两军都有曾扩情安插的不少潜伏的特务。

早在李克农和张学良3月第一次会面时，会谈的详细情报就被军统特务得知。

当时军统潜伏在东北军67军内部的副官处副官刘宗汉就将情报汇报给戴笠，包括双方达成的具体协议内容。

同时军统特务甚至连六十七军内部散发的中共《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送到戴笠手中。

戴笠得知这个情报以后，大吃一惊，他立即命令：西北工作人员需严密侦查，随时报告。戴随即把这个情报告诉蒋介石，但蒋并不完全相信，让戴笠继续调查。

如此情报军统还搞到了很多。

由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合作打假仗没办法很隐蔽的去做，有些事情瞒得了上不瞒不了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些底层的军官士兵也是久经战争的人，真打假打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些心照不宣的事情，其实人人都明白。

王以哲67军曾经和红军多次假仗，甚至还试图让红军让出红都瓦窑堡，这些事情67军很多官兵都知道，相关情报也想雪片一样报告到戴笠那边。

期间发展越来越夸张，最终导致了张学良不得不杀了一个骑兵团长灭口。

这个事情是在1936年6月的事情，当时红军西征，宁夏军阀马鸿宾的马培青三十五师和红军在甘肃鏖战，马部105旅冶成章部在阜城被红军包围，两个步兵团被重创，只有一个骑兵团突围走。此时附近的东北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率一部奉蒋介石命令解救105旅。当时何柱国由于一直在甘肃作战，并不清楚东北军和红军合作的事情。张学良怕何柱国和红军产生误会，特别让105师师长刘多荃率部赶到甘肃，暗中跟何柱国联系，交代了事情。张学良随即和周恩来谈到奉命解围的事情，希望红军协助他们。周恩来和毛泽东等人商量以后同意，决定让出一条路，让骑兵六师去解救三十五师。得到这个承诺以后，何柱国命令白凤翔的东北军骑兵六师一部赶快去救援。骑兵六师16团，17团随即策马激进，由于已经得到红军的承诺，该团根本没有做战斗准备。结果该团突然被红军包围在山谷里面，一阵火力急袭以后，措手不及的两个团一部逃走，一部被迫全部缴械投降，还伤亡了不少人。后红军解释是误把他们当做马鸿宾的骑兵救援部队，所以伏击了，并且向何柱国道歉，还释放了所有的被俘东北军骑兵，交还了缴获的武器。

虽然这样，但这个骑兵16团团长因为部下有伤亡，非常的不满，愤愤不平。回到骑兵军驻地以后，他一再向周围官兵和朋友宣称不是自己无能，是红军达成协议以后背信。由此这件事传的沸沸扬扬，尤其骑兵16团，17团的官兵都知道内情，上千张嘴说起来，可不是小事情。

这个情报也被军统特务报给了曾扩情，随后转交戴笠，是所谓东北军通匪最好的证据。

张学良很快通过东北军特务头子黎天才得知此事，张当时正处于准备起事最紧要的关头，不允许出现任何影响大局的事情。此时发现出了这种事情，狂怒之下的张学良下令将16团团长枪决，罪名是作战不利。

张学良枪决16团团长引起众多异议，客观来说，张学良虽然对东北，对国家都不负责任，但对自己的子弟兵东北军还是很好的，算得上一个好长官。此时杀了16团团长，主要也是迫不得已，为了灭口和消除证据，同时威吓部下知情者不要乱说。

但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杀得了一个人，能封的了千万张嘴吗？

稍后胡宗南部和红军开始交手，胡部从一些缴获红军的资料中，惊讶的发现居然有前几天蒋介石给他们部署的详细军事作战计划。胡宗南由此也向蒋介石报告，共匪获得我们的情报太详细太迅速，一定是内部有人泄密，最有可能的就是张学良和王以哲（这种计划只有东北军中央军胡宗南部有）。胡宗南甚至敲山震虎的发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张严查部下是否有通共情况，让张学良非常紧张。

除了军方的这些情报以外，军统中还有专门监听张杨部队电报的侦听机构。通过侦听电报，曾扩情他们发现王以哲洛川和西安都有秘密电台同中共联络。军统译电组甚至译出了一小部电报的内容，由此王以哲和张学良都开始注意电报联络的事情，不到紧要关头，不敢随便发电到陕北。

至于对杨虎城内部的谍报工作，军统做的更早，也获得很多情报。

 -----------------------戴笠对蒋介石非常忠心，他长期没有加入国民党，最后由蒋亲自介绍入党，因为戴笠自称只为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为己任，从不考虑个人名位，因而，戴才迟迟未能入党，不去追逐名利。戴笠几乎是一个无师自通的特工大师，在其掌舵下，军统曾经达到5万多名特工的规模。

可以说，曾扩情领导的军方情报机关，基本已经确定了张扬通共的事实。

由此中共和东北军私下通商，打假仗，秘密电报联络这类信息，还有杨虎城部下很多共产党员，杨的太太和秘书都是共产党内等情报，全部送到戴笠处。

其中也有一些错误情报，甚至还有些匪夷所思的内容，诸如毛泽东和张学良会面，杨虎城和苏联特使密谈等等。

这些数量惊人的情报全部汇报给蒋介石，也造成了蒋的困惑。

蒋虽然得知张学良肯定和中共有勾结，但始终认为张学良只是为了保存实力。而保存实力是军阀的特点，国内大大小小所有军阀无不如此，也不算奇怪。长征一路过来，陈济棠，龙云，刘文辉，刘湘，杨森等军阀无不和红军联络，试图达成默契。

但要说张学良要和中共结成联盟反中央作战，这点是蒋介石怎么也不相信的。

蒋唯一相信的是杨虎城和中共有联络，有可能借助中共保存自己。 

曾扩情，马志超，江雄风配合，负责整个陕西的军统情报工作。

除了他们以外，中央宪兵一团全团驻扎在西安，有几百兵力，团长杨镇亚也是军统的人，但他们主要负责在西安政府和中央大员的保卫工作。由于兵力有限，在陕西省政府也只有一个连的宪兵站岗。

除了军统在陕西的力量以外，中统在陕西也有力量，就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省党部在西安已经有多年，他设有自己的电台，直接向蒋介石提供情报。省党部表面上是国民党在陕西省最高的党务机关，权力很大，设有专门的特务行动队，可以跳过张杨直接逮捕人。中统传承自身的特点，主要控制陕西的文化教育界，力量相对军统弱了很多。

安排中统军统同时在一个地方是中央的惯例，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允许一个特务机构存在。主要让他们互相促进和互相监视，防止出现单方面失职和被收买的情况。

以上的特务力量不可谓不强，但直接负责的政府和军队的马志超，曾扩情均是能力都算是平平，比较有能力的张毅夫，江雄风则是走马灯式的更换，导致特务工作出现一些偏失情况。

更惨的是，在西北负责领导中统军统特务的最高负责人，也不称职。

看过老萨长征系列文章的朋友们，一定经常听到一个名字，晏道刚。

确实，晏道刚是长征时期蒋介石的心腹侍从主任，尽心尽力的跟随蒋介石完成对红军长征整整一年多的部署工作，也是蒋最信任的副官。侍从室主任就像黑社会大哥的司机一样，时刻和长官在一起，是和蒋接触最多的人，也被蒋视为亲子弟。

晏道刚的资历也很老，他甚至参加过武昌起义，后在1934年为蒋介石重用，留在身边担任侍从副官。

后蒋介石准备派一个心腹前赴张学良杨虎城处进行监视工作，同时领导中统军统特务。当时蒋让张学良在贺国光，林蔚，晏道刚三人中选择一个担任西北剿总参谋长。张学良考虑在再三，选择了为人比较忠厚的晏道刚。

当时晏道刚向蒋表示自己能力怕不能胜任，蒋对晏道刚比较信任，宽慰他说：与学良协商合作，有困难之事，你可告诉我，没有做不好的事。

晏道刚上任以后，负责领导马志超，曾扩情，江雄风，杨镇亚在内的众多特工头子。但晏道刚为人确实比较老实，做个侍从副官是胜任的，搞政治搞特务则是半个外行人。他很多时候被张杨表面现象迷惑了，甚至被张杨争取了过去。他到了西北居然对张学良比较同情，很多时候站在张学良的角度想问题，对很多问题也帮张隐瞒。晏道刚经常跟蒋介石汇报东北军现状艰难，让蒋对东北军优待一些，甚至建议考虑让东北军抗日。

至于其他时候，晏道刚多跟张杨吃吃喝喝，打打麻将，昏昏度日。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当天，晏道刚听到枪响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甚至怀疑红军一部打到了西安或者十七路军挟持张学良叛变，由此可见一斑。

忙碌的蒋介石和《活路》

情报工作总体还算不错，但蒋介石此时却是没有精力立即对付陕西的张扬。

1935年9月红军分裂以后，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8万多大军南下四川（当时北上的毛周中央红军仅有7000人，显然红四方面军才是红军主力）。10月，张国焘部开始进攻四川，试图占领四川成为红军根据地。

由于四川是蒋介石计划中抗日战争最核心的一个省份，是绝不容许红军夺取的。蒋随即部署二十万川军和薛岳十万中央军进行拦截作战。这次作战相当成功，在1935年11月底的百丈关战役中击溃红四方面军主力，迫使其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到1935年2月，红军在中央军反攻的压迫下被迫离开川西，北上到川北藏区不毛之地，逐步离开四川境内。短短几个月时间，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减少了一半，仅剩4万多人。

击溃还保有强劲实力的红四方面军后（实际红四方面直到7月才从川北向陕北转移，战事并没有完全结束），此时蒋介石正准备掉转头对付红军，此时突然得到陕北中央红军在2月渡过黄河东征山西，阎锡山向其求援的消息。蒋介石急调中央军汤恩伯等部5个师十万大军进入山西，压迫红军全部退回陕北苏区。但直到5月底，红军才全部渡过黄河。

此时蒋介石又准备对付张杨，但又得到两广有异动的消息。

6月1日，两广集中30万大军反中央作战，蒋介石只好急调40万中央军大军南下，直到9月两广事变结束，两广先后垮台，这40万中央大军能够开始北上。

9月蒋介石开始调兵北上，准备彻底解决陕北红军和张扬两个军阀，但又有事情发生。5月12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在绥远（内蒙古一部）的化德成立了傀儡政权伪内蒙古军政府，并且扶持了数万伪内蒙古武装，并且发布声明，随时准备入侵绥远。

到了9月，伪内蒙古军队已经在绥远北部和察绥边境大量集结，战斗一触即发。蒋介石急调中央军汤恩伯13军两个精锐师和中央炮兵部队赶赴绥远。

11月，伪内蒙古军全线进攻，由此绥远抗战爆发，直到西安事变爆发的时候，该绥远抗战仍然没有彻底结束。

可见，蒋介石虽有心对付张杨，但实在各种更为重要的事件层出不穷，有心无力。

现在蒋介石通过特务的情报已经知道张杨和中共勾结，但现在要军事消灭他们，实在腾不出手，只能将两人稳住，不能让他们彻底撕破脸反叛。但对于张杨不能放任不管，需要敲山震虎。蒋介石执行的政策就是清君侧，一旦发现张杨身边有共产党员，一律立即逮捕，绝不手软。通过这种手段暗示中央的态度，让张杨有所顾忌。

---------------十七路军内部有不少士兵也有抗日思想，他的内部有不少中共党员或明或暗潜伏。

此时正好是张杨在内部进行大量宣传的时候，当时在4，5月间，张学良为了加强东北军西北军内部思想教育，由东北方面的亲共人士高崇民，心腹栗又文，共产党员孙达生等人编写了《活路》。其中高崇民写了《抗日问答》的文章，忠心思想是反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指出东北军必须联共抗日，不然就会灭亡。栗又文写了《关于如何解决抗日经费问题》，孙达生写了《论西北形势》和《整顿东北军内部的两个问题》。《活路》为一种不定期的期刊，意思是东北军的活路在哪里。这里面一些内容甚至比中共刊物还要红，包括《蒋介石是否有日本血统》这类文章，是赤裸裸对蒋介石的攻击。这在当时看来是极为反中央的刊物，足以掉脑袋的。

《活路》的内容在当时根本没有出版社敢印刷，张学良派人直接带着金条去出版社也没人敢接。这些出版社说省党部多次发文给他们：凡是这类作品的，都是共产党，谁承印，谁就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如果有人来交印的，把稿子扣下，立即报省党部，隐匿不报，或暗为印刷的一律加重治罪。

张学良实在没办法，最终只好找到杨虎城，杨当时有一个十七路军军方的新城印刷厂，主要是给十七路军参谋处，军需处印些图表和军事材料。杨认为这个印刷厂有重兵保护，又是军队内部的，非常安全，就接受了《活路》的印刷任务。杨命令秘书王菊人（共产党员）将《活路》稿子秘密送到印刷厂，并且嘱咐他要关注负责该厂的军需处长王惟之特别保密。在排版、印刷、装订的时候，王惟之等人密切监视，按实印册数所需发给纸张。印坏的立即烧毁。散工出门时，对印刷工人搜身，以防偷带。

于是《活路》大肆印刷，几个晚上就印刷了8000本，后秘密散发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部队中。

这种刊物一旦发出，必然很多人知道，特务也肯定会知道，那时就谈不到什么保密了。杨虎城认为只要保密做的好，抓不到印刷厂，特务也没办法，他对张学良说：这本小册子发到前线官兵手里，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时候，特务无非拿枪杆吓人，咱也有枪杆对付。有勇气抗日，不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来硬的，便和他们硬干。

但军统特务的手确实很长，他们已经安排两名特工潜伏到新城印刷厂内部做印刷工人呢。他们在排好版后，偷着打了一份校对稿赶忙送给江雄风处。江雄风看到《活路》后瞠目结舌，以他的特工经验，还从没看到如此“反动”的刊物。江雄风立即奖给两个特工60元大洋，命令他们回去继续监视，同时立即带着稿子向晏道刚汇报。

晏道刚毕竟跟着蒋介石部署了整个长征的围剿，对中共刊物也是懂得。晏看到《活路》以后也是惊得手足无措，立即召集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情一起商量对策。

由于《活路》是在十七路军印刷厂印刷的，那么肯定是杨虎城部下写出来的。但里面内容有主要是说东北军的，肯定是和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都有密切关系的分子。四个人经常分析以后，认为最有可能的《活路》作者为当时很红的杨虎城幕僚郭增恺。为什么怀疑郭增恺，主要郭是杨虎城的心腹幕僚，和杨虎城儿子杨振民是好朋友。实际郭秘密负责杨虎城联络北方军阀的工作，早就被军统盯上。而郭增恺和张学良的关系也不错，曾经去东北支持过东北义勇军，完全写得出这种东西。

郭增恺是杨虎城的心腹，晏道刚也不敢随便逮捕，他立即电报给蒋介石：

西北情况极为复杂，共匪，汉奸，野心军人彼此勾结利用，乘机图逞，此时若不清理，一旦有事将必败坏大局。西安绥靖公署之内，潜伏共党及汉奸甚多，恐为将来之害。而其中为杨主谋者，为全国经济委员会所派之西北专员郭增恺，蒙蔽杨虎城阴接汉奸共匪，以为大局变动时个人势力发展。最近抄获《活路》之反动刊物，力诋中央，煽动东北军联共抗日，即在绥署参谋处印刷。拟恳请钧座将郭增恺调开，如罢免，必须限制其不来西北。

蒋介石接到电报以后，虽然明知郭增恺是杨虎城心腹幕僚，仍然批示：郭增恺应即在陕西逮捕押解京可也。

军统特务随即在5月6日将郭增恺秘密逮捕，并且押送到南京陆军监狱去了。

这边晏道刚还是去杨虎城处打了个招呼。晏约杨去总部，晏先谈了一些陕北军事情况，接着说；何敬之(何应饮)在江西剿共时，何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

晏道刚此举实际是非常的愚蠢，等于给杨通风报信。

杨虎城本来发现郭增恺失踪，非常吃惊。现在得知是被蒋介石下令逮捕送到中央去了，也吃了一惊。郭增恺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知道杨虎城试图联络北方军阀的内幕。

杨也不是吃素的，他立即命令十七路军的军法处特务去印刷厂调查。

结果很快发现军需处有两个印刷工人曾在新城城墙上偷看过《活路》。根据这个线索，对全部工人的简历进行了审查，发现有两个历史较复杂的工人，这两个人都在西安警察局侦缉队干过事，他俩常在一起，关系密切。经有关人员邱树荣核对这两个人的照片，证实他们正是在城墙上偷看《活路》的人。又侦知，这二人在续印《活路》的夜里，先照原纸(白报纸)大小带一份光纸进去，偷换了一份印的《活路》，因而按纸数，没有查出来。

军法处在调查中，发现有两个军需处的工人，下午经常到新城南门外西边木匠铺后院的蒋系特务机关中去。又侦悉：特务机关给了偷《活路》的人60元赏钱。由此证实这两人是偷《活路》的特务无疑，随即把这两个特务捕押军法处。由此军统失去了证人，不好拿杨虎城问罪。 

直到西安事变结束，十七路军总部撤销，这两个人才被释放。

这边杨虎城找到中央派到陕西的省长邵力子，痛斥军统胡乱抓人，目的是让中央有顾忌。

这边，郭增恺本人就吃了大亏，被抓到南京陆军监狱以后，由戴笠亲自审讯。按照军统的规矩，戴笠首先以软手段和其面谈，试图收买郭，但郭也是老政客，在五四运动时候跟周恩来还是朋友，不为所动。

后军统特务开始给其刑讯，军统的酷刑一般人是受不了的，只能老老实实交代。但郭增恺第一不是共产党员，第二连《活路》是什么也不知道，确实没办法说出军统需要的情报。由此折腾了几十天，郭只说出一些杨虎城联络北方军阀的事情，军统最需要得知《活路》问题却没有任何收获。

但此时江雄风同时特工密报他们发现《活路》真正作者是高崇民，共产党员孙达生等人，郭增恺没有参与。

可惜军统素来有两条规矩：一活着进来死了出去，也就是做特务是一辈子的事情，一辈子不能脱离军统。二是有错抓无错放，抓来的嫌疑分子只要案情没有彻底搞清楚，一律不予释放。

郭增恺由此被关押在监狱里面，直到西安事变中才被释放回西安。

这边马志超布置特务火速捉拿高崇民，但杨虎城老辣的多，他抢先一步命令高崇民立即离开去避避风头。当时高正在孙蔚如部队前线，杨虎城怕孙部也有军统特务潜伏，将其安排到杨的老家三原县躲避。高崇民在5月下旬躲到了杨虎城老家，杨虎城命令老家的卫队长，一旦有特务上门就武力对抗。后又怕老家不安全，将高崇民送到天津租界的共产党员南汉宸处（南是杨虎城老朋友），到了10月份才回到西安。

由此，《活路》事变不清不楚的告一段落，戴笠将江雄风等人大骂了一顿，让他们立即逮捕《活路》其他参与者孙达生，马绍周等人。而戴笠自己也被蒋介石一顿臭骂。

蒋介石勒令张学良必须打击《活路》，而张学良公开声称查禁，但收缴回来的《活路》大部分有被秘密发出去。有些就是用张学良的私人波音飞机运到前线。

《活路》事变虽然军统没有抓到确切证据，但蒋介石下令随意逮捕杨虎城心腹的行为，也让张杨两人心惊。张杨知道蒋介石对他们已经有怀疑，不然是不会这样无视他们行事的。

惊天动地的艳晚事件

话虽如此，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张杨的活动一开头就没办法停止。

除了内部宣传以外，张杨通过东救会和西救会多次开展群众运动，也被军统特务注意。

东救会和西救会很多中共党员，群众运动又必须抛头露面，虽然有张杨两人派出军队特工保护，必然有些人会失手，比如学运领袖东救会的宋黎，马绍周，刘澜波，孙达生等人（都是共产党员）。

但宋黎，刘澜波，孙达生等人身份是张学良的秘书或者幕僚，张学良可不好惹，连蒋委员长都惹不起，特务们自然不敢造次。

之后军统特务对这些人开始紧密监视，并将他们的活动情况和确切情报汇报蒋介石。蒋得知情报以后，觉得借此给张学良一个警告，随即下令：陕西省党部速将宋黎，马绍周等人逮捕，押送南京审讯。

得到命令以后，这次由中统出面在1936年8月28日逮捕宋黎等人。

中统特务首先秘密逮捕了刘澜波。刘澜波身份比较特殊，他在东北军内部活动多年，是中共东北军内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的书记，还是105师师长刘多荃的堂弟，也是张学良创建的抗日同志会会员。

刘澜波表面身份是东北军的一个参谋，也张的人。

刘知道很多张学良内部的秘密，他突然失踪，让张学良非常担忧，怒斥东北军特工头子黎天才立即将其找到。

杨虎城此时也觉得事情不对，通过十七路军情报系统得知最近中统要抓人，随即让部下的共产党员尽量不要活动。他的部下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的电话给宋黎马绍周等人，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对他们采取行动，要他们加倍小心谨慎。宋黎和马绍周在西北饭店接到电话以后赶忙商量了一下，准备由马绍周先走，宋黎在这里带着机密资料后走，两个人分头走目标比较小，不容易被发现。然后两人在张学良处碰头，准备在东北军内部躲一段时间。

这边，中统特务可没有停手。

晚上七八点，中共学运领袖之一的马绍周刚刚从西北饭店出门，突然各被两个特务用手枪顶住。马绍周是东北大学学生出身，哪见过这种场面，一下子懵了，被拖进省党部，同时两个特务破门进入宋黎的房间大叫：宋黎！

宋黎当时已经把秘密资料带在身上，正准备出门。宋虽然年轻，但有一定地下工作经验，他瞥了一眼就知道怎么回事，随即回答：宋黎不在，刚刚出去。

这两个中统特务也不是泛泛之辈，之前抓的人多了，他们上来用手枪顶住宋黎说：宋黎就是你，跟我们走吧。

当时宋黎非常着急，因为他身上携带着张学良筹建反蒋骨干学兵队的秘密文件和一份秘密名单，这些都是绝密的资料，一旦被捕后果不堪设想。

宋黎和马绍周不同，他曾经在1932年5月，组织辽西东北抗日义勇军，还担任任总指挥，有武装斗争经验，自然不愿束手待毙。被手枪顶住以后，宋黎一面拼命抵抗，一面大叫“土匪绑票”。但是中统在西北饭店已经有严密部署，一些听到喊叫的好奇者都被特务拦住。宋黎随即挨了几枪托，但是仍然拼死挣扎，两个特务见抓不动他，赶忙打手势。埋伏在外面的一个特务上来帮忙，三个人拖宋黎向省党部走去。宋虽然拼命反抗但终究不是三个武装特务的对手，西北饭店和省党部只有几百米距离，很快宋黎被拖到省党部门口。

正在非常危急的时候，正巧十七路军宪兵营的一个骑兵巡逻队路过省党部门口（宪兵营驻地离西北饭店也很近）。

这个宪兵营是十七路军中最亲共的团体，里面有很多共产党员和亲共人士，营长金闽生就是共产党员。宪兵营当时是杨虎城安排来保护共产党员的，很多宋黎组织的游行都有宪兵营给与保护。宋黎看到十七路军宪兵营士兵走过来，顿时大叫“土匪绑票，救人！”

当时陕西治安不好，地方有不少土匪，绑票的案件很多。

听到有人喊绑票，巡逻队五六个人立即下马同时拉上枪栓，举枪将三个特务围起来。

---------------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宋黎（下面那个），他是中共学运领袖。另一个马绍周在西安事变以后投靠国民政府。

三个特务见势不好，慌忙收起手枪，大声叫道：你们别多事，我们是省党部行动队，奉命逮捕共产党要犯。

宋黎很聪明，他赶忙接口说：我不是共产党要犯，他们是土匪绑架。我叫宋黎，是张副司令请来的东大学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书。

巡逻队中有几个人认识宋黎，还听过宋黎的演讲，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十七路军宪兵营的主要工作就是保护共产党员，他们立即将宋黎抢了过来。巡逻队长还说：他们是省党部的？证据呢？有逮捕证吗？

特务逮捕宋黎本来是秘密行动，怎么可能带着逮捕证？为首一个特务指着省党部大门威胁说到：我们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共党要犯，还要什么逮捕证？你们别来碍事，要有胆子可以一同去省党部说清楚。

巡逻队队长向来仇视中央的特务，一见特务嚣张，顿时大骂：你们是什么东西？没有逮捕证就敢乱来？我看你们就是绑票的土匪，都给我抓起来。

巡逻队的士兵们就等着这句话，顿时七八个人如狼似虎的扑上去，不由分说的将三个特务拖到西北饭店对面的宪兵连部。

宪兵营的副营长谢晋生就是共产党员，和宋黎是老相识，赶忙问了情况，然后请宋黎到连长室密谈。宋黎到了连长室以后，立即将身上的秘密文件和名单交给谢晋生，然后让他立即给杨虎城张学良打电话。

谢晋生赶忙打电话给杨虎城，但当时已经是深夜，杨早已入睡，副官不敢进去传话。谢慌忙之下，赶紧电话给杨虎城的心腹交际处处长申伯纯（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申伯纯接到电话以后大吃一惊，赶忙电话给张学良。

张学良接到电话以后，顿时勃然大怒，立即派副官孙铭久把宋黎接到张公馆。同时命令同宋黎，马绍周关系很好的秘书关时润（也是共产党员）立刻去西北饭店查明情况，特别要取回名单等秘密资料。

此时张学良正在极为气愤中，除了刘澜波失踪以外，当日东北情报头子黎天才向张学良汇报：根据可靠情报，中央军第三师和补充旅（补充旅是师的编制）已经从郑州上火车，很快就会赶赴到西安三原一线。

这是中央军在1936年第一次开入陕西的部队，而且兵力也有数万之众，显然是蒋介石已经准备开始部署消灭张杨了。

此时两广事变还没有结束，张学良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这么快对其动手。一旦这几万人中央军开进陕西，也就等于是蒋介石对张杨的宣战。

此时张学良的内外准备都没有完成，蒋介石此举让张学良措手不及，东北军也濒于被消灭的绝境。张学良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怒，正在思索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接到申伯纯的电话，报告宋黎差点被抓，马绍周等人已经被抓进省党部。

张学良真是当时狂怒之极，同时也非常惊慌。

宋黎，马绍周同之前被捕的郭增恺不同，宋马两人不但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学良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会员，知道张学良几乎一切秘密，一旦被押送南京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郭增恺是杨虎城的人，宋马都是张学良的人，都用假名担任张的秘书。以前蒋介石从来没有敢直接逮捕张学良的部下，此举也等于向张示威。

张正在狂怒中，又得到一个消息，关时润到西北饭店以后被留守在此处的中统特务逮捕，也被押送到省党部去了。

黎天才报告，据中统里面内线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飞机，等天一亮就要将这两个人用飞机押送到南京。

这两个人要是送到南京，在严刑逼供下泄露了抗日同志会，同中共联盟反蒋的核心机密，可真是天大的事情。

而且从东北王时期到现在，张学良一直自认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谁敢在少帅头上动土？这真是站在睡着老虎头上跳舞！加上中央军进入西安的情报本来就让张学良咬牙切齿，这种火上浇油的事情，让堂堂少帅无法容忍。

张学良立即命令副官，兼任105师副师长的谭海，让他率领去调王曲镇的一个团回来，加上张学良自己的卫士营，立即全副武装，查抄省党部，抢出马绍周，关沛苍。

张学良狂怒之下还命令一定要捉住省党部特务行动队队长，捉住后立即就地枪决。

与此同时，张学良电话找到省主席邵力子，拍着桌子大骂：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的中常委，是代表中央的。省党部这些人是什么东西，敢这样藐视我！他们为什么要抓我的人，为什么抓共产党不让我知道？他们怎么这样大胆，他们是何居心？你知道省党部在街上抓走我的学生，秘书和部属吗?我决不能容忍，已派队去搜查，请你负责查明，限天明以前把抓去的人送回我处。”

以往张学良对邵力子还是很尊敬的，从来尊称其为邵主席，非常客气，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邵力子见到张学良这样，也深感惊恐，赶忙低三下四的说：副司令息怒，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一直由杨虎城兼任，我继杨任省主席后亦未更动。当然，杨也只担名义，未管省党部的事。这件事我真的不清楚，我马上回去查明情况向副司令汇报。

此时谭海正调王曲镇的部队跑步赶到西安（东北军在西安没有驻军，仅有卫队）。

29日早4时，邵力子在了解情况以后，向张报告说：省党部确实奉委员长命令逮捕宋黎，刘澜波，马绍周，孙达生四个共产党分子。省党部逮捕这四个人没有先汇报给副司令，是他们有错。现在他们托我向副司令报告，请示如何办理？

张学良立即反驳：什么共产党分子，什么委员长命令，还不是那些东西捏造的假报告，诬陷好人。你不要管，我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

此时，部队已经调动完毕。张学良怕晏道刚泄露消息，将他叫到张公馆，留在客厅，不让其回去。

6点，东北军大部队已经跑到省党部门口，省党部的特务已经感觉不对，正急忙向南京请示。这边还没请示完，那边张学良一声令下，东北军上千士兵冲入省党部，党部里面有武装的特务不过几十人，而且只有几十把手枪，哪是他们的对手。持枪站岗的特务还算识时务，立马作鸟兽散。东北军士兵冲入省党部，一顿乱砸，特务们四散奔逃。东北军士兵先救出了正在被吊起来刑讯的马绍周，关沛苍，还意外找到之前被捕的刘澜波，同时将省党部的电台，译电密码，秘密情报档案全部抄走，其他东西一律砸毁。省党部行动队长倒是相当精明，他乘乱逃走了。缴获的资料里面有省党部密告东北军通共的密电和准备予以逮捕多达三百多页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人员名单。

由于中统在陕西的力量较弱，这些资料大部分只是一些皮毛。

资料全部送到张学良处，张看了看，发现逮捕名单中很多无关紧要的人名，材料也多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甚至还有对省主席邵力子监视的材料。

可见，中统特务并没有了解张学良和中共合作的核心资料，也就是对张杨威胁不大。张学良松了一口气，随即下令将文件全部烧毁。

而马绍周，关沛苍，刘澜波也已经救出，中央不可能通过他得知什么（刘澜波是老资格的地下党，有近10年工作经验，他受了几次刑讯，却什么也没说）。

更重要的是，黎天才之前来汇报，说中央军开入西安一事为误传，由此张学良愤怒的理由都不见了。

张很快冷静下来，知道自己犯了大错。本来他是因为中央军开入陕西而大怒，导致发生这样事件。现在中央军并没有开入陕西，自己这么早和中央翻脸，从各方面都没有必要。

省党部在当时是国民政府中央权威的象征，冲击党部就等于武装叛变。之前杨虎城曾经暗中指使学生冲击过省党部，但毕竟杨没有自己出面，而且当时全国都有学生运动的浪潮，多少也说得过去。

现在张学良调动部队冲砸省党部，等于公然向蒋介石宣战，这在当时看来真是没有必要。

第二天，省党部负责人将中央下令逮捕这几人的公文拿给张学良过目，张由此得知确实是蒋介石亲自下的命令。

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亡羊补牢。

---------------蒋介石已经准备对付张杨，但当时两广事变还在善后，绥远日伪又随时准备进攻，加上民国交通情况差，几十万大军从南方运送到西北也需要2个月以上的时间。所以，蒋介石暂时忍住怒气，准备稍后就收拾张杨。

张学良首先向蒋介石发急电检讨到：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人是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该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当时群情激奋，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向钧座报告，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拟将马绍周等送交剿总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如此同时，军统西北区区长江雄风急电蒋介石，汇报张学良率部冲击省党部，抢走共产党员和秘密资料，实施武装叛乱。

蒋介石看了汇报以后当场勃然大怒：学良胆大包天，连省党部也敢砸，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你无视党部，就等于无视中央。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不就是公然反叛吗？

稍后，军统在西安资历最高的曾扩情30日飞到广州，当面跟蒋介石痛陈张学良与共产党勾结，围攻省党部，背叛中央。又说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秘密联合，证据确凿。请蒋介石早下决心处置。

曾还站在军事角度写报告面呈给蒋介石：“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主力军；并在西安设一个剿共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营长以上军官，施以有关的思想和技术训练；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广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训而严整‘剿共’的壁垒等等”。

曾扩情其实是想借机表表功，不料蒋阅后，竟在报告封面上批：“胡说，交张副司令阅”几个字，这份报告转交给了张学良。

由于省党部是中统的机关，中统负责人陈立夫也向蒋介石陈词：张学良的行动侮辱了中央。

其实最气愤的就是蒋介石本人，他将曾扩情的报告给张学良不过是为了稳住他，表示自己相信张学良而已。

但此时蒋介石已经就要搞定两广事变，准备回头对付张杨。但调动几十万大军兵员和装备赶赴西北终究还要2到3个月，广西善后也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此时还要忍一忍，不能现在发作。

他批复张学良电报：我弟处理此案，甚为莽撞；既然知道错误，后当注意。至于你申请处分一事，应免谈。至于马绍周等审理方式，我给与批准。

张学良这边为了掩人耳目，将马绍周，刘澜波和孙达生几人送交剿总军法处。由于军法处就是张学良的下属，自然不可能查出什么。张学良还暗中嘱咐孙刘等人，一定要咬死不是共产党，而是抗日分子，要理直气壮，慷慨陈词。

这不过是走个过场，仅仅20多天后，张学良让黄显声、车向忱、卢广绩等知名人士，把刘澜波、孙达生、马绍周等人顺利保释出来。

这边张学良感觉蒋介石那边还是要解释，派出特使东北元老莫德惠赶赴蒋处说明情况，表示检讨。

谁知道一大把年纪的莫德惠在蒋面前连续不断说了半个多小时，蒋介石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他们做的是过分了，学良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的。

张学良和杨虎城分析蒋介石的话，知道蒋并不是没有生气，而是暂时忍住，准备对他们动手了。

张学良说：委员长这个性格我最了解。他如果大骂你，就是没什么事情，把你当做自己人，骂一顿就算了。他部下哪个爱将没有挨过他的大骂。骂的越厉害，就越会重用你。如果他对你客客气气或者表面上不在乎，就是说明这些事情他已经有安排，把你当做对手或者敌人，绝不会善罢甘休。

张学良此人最大缺点就是冲动，事后他还是非常后悔的。

30日潘汉年找到张学良处，双方密探几个小时。张学良将自己的顾虑告诉潘，潘汉年是个历史上少有的特工大师，这方面经验比张学良多的多，自然高瞻远瞩。

他立即说：张将军，现在考虑这些没有用了。蒋介石应该已经知道你和红军合作的事情，只是因为你们没有公然起兵，他又忙着处理两广事变，无法过问你们。但两广事变一旦解决，蒋必定回头对付你。所以你现在已经不要怕蒋介石知道你的事情，而是要赶着这段时间把事情都办好，整理内部队伍，加强政治工作。但对蒋介石表面上仍然要拥护，不要怕特务对你的侦查，这阶段只要你表面上不让他难堪。相反，如包围党部，蒋面子上就很不好看，你硬说刘澜波等不是共产党员，不能逮捕，蒋介石今天虽然对你没有办法，但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现在你不应该怕蒋介石知道你的事情，而是抓紧这段时间尽快准备。

这番话，张学良和杨虎城又何尝不知道。

《活路》和《艳晚事件》让蒋下定尽快解决张杨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