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从理想主义集体到利益集团

从理想主义集体到利益集团
　

据《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尽管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总体高于普通民众，但只有不到1／2的官员表示不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之类的迷信形式；官员“迷信”的比例，甚至高于普通老百姓。人们有理由相信，实际比例远远高于官员们公开承认的数据。为此，5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评论：“当前少数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逐渐弱化……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值得高度注意”。

其实，官员迷信现象反映的并不是“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逐渐弱化”，而是说明党的意识形态对党员干部的约束已逐渐弱化。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共产党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集体。无数优秀党员在意识形态的感召下，在战争中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和平年代大公无私、一心奉献。但在经历文革时期的社会与人心震荡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历经商品大潮的冲刷，共产党的理想主义色彩斑斓退尽。在社会群体利益分化的影响下，执政党内部也开始发生利益分化，一部分执掌权力的人逐渐形成利益集团。在利益分化的背景下，执政党按其成员的立场而言，已经由一个主要拥有政治利益的团体逐渐演变成同时拥有政治和经济双重利益的团体。指导一些官员行为的，已不仅仅是政治立场和行政指令，同时还有切身的经济利益。一些党员干部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讲原则，不择手段。由于“官位”是官员的最大利益所在以及其他一切利益的源泉，为“保官”、“升官”，部分官员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生辰八字及风水迷信上，将党章所规定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等“行动指南”抛到九霄云外。他们或者“走出去”，给祖坟迁一个“宝地”；更多人把“大师”请进来，在办公桌脚底贴一道“符”，挡一挡来自竞争对手的“煞气”。迄今为止，执政高层对这种明显背离党章的行为并没有制订明确的惩罚措施，只是在言语上表示“值得高度注意”。部分官员的迷信行为及执政高层的这种反应，共同反映了执政党本身的一种变化，即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本来是共产党最强的凝聚剂和强大工具，但在它滞后于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后，丧失了道德感召力和现实动员力。当下，执政高层不但已意识到凭传统意识形态来凝聚社会人心难有可能，同时也放松了对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要求，转而只要求他们在关键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这种内部思想控制的放松，体现了党内集权程度的减弱、自由度的增强，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一种进步。但同时，这种放松控制也使得一些官员追逐私利的行为拥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权力的价值在于使用，既然需要顾忌的东西越来越少，利用权力攫取利益就越来越具有某种潜规则意义上的内部“正当性”。贪腐的屡肃不清，官场生态的浑浊，在这里都可看到端倪。

由理想主义集体到滋生出利益集团，这或许是所有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后的必然变化过程。列宁早就精辟指出：人的精神不可能长期被意识形态左右，只有利益上的需要，才能持续支配行动。共产党人并非由特殊材料制成，他们不可能超越于这一人性的普遍规律。既然官员们的行为最终要由利益驱动，就必须对这些掌握了公共权力因而拥有巨大能量的人施以更多约束。仅仅是意识形态的教育例如“三讲”、“先进性”、“八荣八耻”或党内纪律已不足以将党员干部的行为约束在既符合党的长远整体利益又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轨道上，必须有规范明确的法治手段，以及更多的党外监督即社会监督。

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王择青对媒体的一番话发人深省：“为什么有人能升官，为什么有人掉了乌纱帽，在一些官员看来，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自己不能掌控，就求诸鬼神，找寄托。”——正是由于在官员的升降奖惩方面没有建立规范明确的标准，或者有标准未得到认真执行，而且操作不透明，官员才求诸鬼神。如果政绩相同的人不能得到相同的升迁机会，贪赃枉法的人没有受到相同的查处和惩罚，人们凭什么相信冠冕堂皇的制度规定？他们必然要到公开的制度之外去寻找或人为、或神为的“真实原因”。不仅如此，当前执政党在人事组织工作上普遍存在的神秘作风及暗箱操作，除方便了一把手的乾纲独断外，也必然滋长党员干部的神秘主义倾向。

对那些试图祈福避祸的官员来说，鬼神的信誉其实并不怎么样。在澳门大师专程为沈阳市中院看风水两年后，原院长贾永祥被中纪委专案组“双规”，最后因贪腐被判处无期徒刑；尽管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天天念佛求神，也因受贿702万元被判死缓；湖南第一女巨贪蒋艳萍，脚上总系着两根“大师”从“神”那里帮她求来的“平安线”，却难逃死刑结局。只不过，由于另一方即公开制度的信誉也不能给人以信心，一些官员才不得已脚踏两只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公开的升降奖惩制度能够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官员们就不会“不问苍生问鬼神”；如果人事组织及纪检监督的操作公开透明，不但规则标准公开透明，而且每一次的升降奖惩也公开透明，全社会就能参与监督，公开制度就会越来越深入人心，并逐渐获得权威。

这么做，唯一的受损者将是那些执掌大权的人——本来可以由少数人先期决定的事将变得不是那么好操纵。这或许正是在操作中总有一些环节不能公开透明，公开正式的制度在实践中往往被束之高阁，并逐渐丧失信誉，最终导致官场潜规则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的根本原因。

——《凤凰周刊》2007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