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不化妆能涂口红吗:考古中国（第一部：文明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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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前传之河姆渡文明之谜 河姆渡村北边有一条叫姚江的大河。1973年夏天，村民们计划在雨季到来之前，在一个低洼处建排涝站。就在他们挖到1米多深的时候，开始遇到了麻烦。一些杂乱的东西和一些很石头影响了施工的进度。
当时来到这里检查施工进度的负责人，发现泥土中混杂的这些碎石块好像是有人加工过。他挑选了一些有加工痕迹的石头，很快送到了专业考古人员那里。
几天以后，考古人员来到了河姆渡。挖掘工作开始不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木头，这些木头虽然已经糟朽，但还能清晰地看到人为加工过的痕迹。
经过清理，考古人员发现，这是一口水井，井深有1.4米。由于这口水井的出现，考古人员推测，这个地方可能不仅仅是几个墓葬遗址，很可能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
在距离地面2米深的地方，考古人员挖掘出11座墓葬和3个灰坑，还有大量的陶片、石器。
他们继续向下挖掘，在这个文化层仍然有一些陶器出土，只是在这一土层没有发现红陶，大部分是灰黑色夹砂和夹碳的陶器，这些陶器的质地比较粗糙，从表面留下的痕迹，专家判断它们应该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加工出来的。这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在这里生活的重要证据。
当考古人员挖掘到距地面3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在黑褐色的土层中，闪出了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是很快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
考古人员拣起混在泥土中的褐色颗粒，经过仔细的辨认，他们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居然是炭化了的稻谷。
考古人员甚至不敢相信这些稻谷会在距今6000年前的地层中发现，它们真的在地下埋藏了6000年吗？难道新石器时代在这里生活的河姆渡人就开始种植水稻了吗？
在这个土层下，不断地有混在泥土中的稻谷被发掘出来。如此大量的囤积，为考古人员提供了重要证据。6000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古人类当时已经发展到能够熟练的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了。
在离稻谷不远的地方又有了新的发现，泥土中出现了许多骨制的东西。在这些出土的骨制品中，他们发现其中的一件上面还缠着葛藤，这正是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骨耜。
骨耜的出土为河姆渡人种植稻谷找到了重要证据，河姆渡出土的骨耜，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骨制农具。
大量骨耜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
接下来的发现让人费解，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木板和木桩。在这些木桩和木板的两端，居然出现了榫卯的痕迹。
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发现了在木桩和木板上分别凿出榫卯，可以使木桩和木板牢固地连接在一起，他们将石头加工成锋利的工具，再用这些石制工具去加工木材。今天这些石制工具依然非常锋利。
考古人员将这些木板、木桩及木构件进行复原。展现出当初的建筑形式。
中国的建筑专家将这种地上架空的建筑称之为 “干栏式建筑”。他们从中国“有巢氏”的传说推断，河姆渡人的干栏式建筑是原始人从树上的巢居向地面居住过渡的一种建筑形式。
对河姆渡出土文物的碳十四测定，也有了结果：河姆渡遗址叠压着四个文化层。最上面的一层已有4700年；第二层有5800年；第三层和第四层距今6210年到6950年。
生活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不可能留下文字的记录，但从他们留下来的140多件骨制品、大量的石制品和陶器中，我们试图一点点地解读他们在七千年前的生存状态。
河姆渡遗址分布范围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200米左右，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这里地势低平，地表平均海拔高程为１.１米左右。
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之前，几乎所有的出土证据都表明，中华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诞生于黄河流域。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中国史学界和考古界提供了一个依据，那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仅仅局限于黄河流域一个地方，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在木桩和木板附近，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用芦苇编织的席子，这些苇编与今天当地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苇编，从图案到编制方法几乎完全一样。
从出土的大量野生果实来看，这里以前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有许多野生果实可以供河姆渡先民采集。
就像古埃及人用绘画记录他们的生活一样，河姆渡人将他们劳作生活的片断记录在了陶器上。他们除了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以外，已经开始驯养家畜。
在河姆渡发掘出的61种动物骨骸，分属于34个种属。它证明7000年前，这里气候温暖湿润，这种地理状况和自然环境是动、植物生长的天堂。
河姆渡人正是选中了这样一个天堂，在这里繁衍生息。
在对河姆渡遗址方位的测量中，考古人员吃惊地发现，河姆渡遗址位于东经121°22’，北纬29°58’，几乎在北纬30度线上。北纬30度线是一个神秘的地带，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自然之谜和人类文明之谜都贯穿在这个北纬30度线上。
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古人类学家对出土的几十具河姆渡人的骸骨进行了研究。这些骸骨身高大约在1.63米到1.69米。面部有宽大的颧骨，眶角圆钝，鼻骨低平，铲型门齿，是典型蒙古人种的特征。
所有的发掘证据，都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河姆渡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处氏族聚落生活遗址，他们从附近的山上砍伐树木，构建起了干栏式房屋，他们靠种植水稻、采集、捕鱼、和狩猎为生，他们已经开发出了芦苇和麻制品。
他们在这里生活了2000年，但奇怪的是这里没有发现他们延续下来的证据。
1998年的一次洪灾，给河姆渡研究者带来了灵感。
他们发现河姆渡遗址地层的堆积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少发生过两次持久的特大洪水。第一次发生在距今600年前后，第二次发生在距今500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而且还在遗址和南部的四明山之间冲刷出一条100余米宽的河道，使原来向北流的姚江改成向东流了。
在连续不断特大洪水的切割下，“工”字形高地终于被冲出一个大缺口，姚江完成了改道东流的剧变。海水沿河道上溯，从此河姆渡开始遭受洪水的威胁，而变成一片水乡泽国，河姆渡的先民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他们不得不开始大规模的迁徙，离开这块生息了2000年之久的土地。
河姆渡文明就这样被永远地埋在了深深的地层之下……
考古人员沿着这个线索寻找，最后找到了一个叫反山的地方。说它是山，不过是比其他地方高出4、5米的一个大土堆，这个土堆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人工堆筑的熟土堆。是什么人在什么年代为什么而堆的？在这个土堆附近，为什么会出现古玉？考古人员立即想到了“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一个考古学名词。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位叫施昕更的学者在家乡余杭县良渚镇，首次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石器和玉器。1949年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太湖周边的许多地方，又陆续发现了相类似的遗存，以夏鼐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专家将这些史前文化遗址正式定名为“良渚文化”。
安溪镇位于良渚镇西北方向5公里处，从农民挖出的古玉看，材质和器形都与“良渚文化”的文物类似。难道反山土堆下面埋藏着“良渚文化”的遗存？
1986年， 5月8日，浙江考古研究所组成的挖掘小组进入反山工地，他们在将近2000平方米的地方，开掘了6个10米见方的探坑。
就在发掘进行到第22天的时候，人们在一个南北走向的墓坑中有了发现。
暴雨迫使他们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第三天下午，终于雨过天晴了，发掘队的全体人员都聚集在这个墓坑的边上。突然，在坑下作业的人员大喊一声，人们的目光投向他用铁铲翻起的泥土，泥土中露出一个带有温润光泽的绿色器物的一角。
从泥土中清理出的这个器物，是一件精美的玉器。这是在史籍中有过记载的玉琮。以往的良渚文化遗存中也有玉琮出土，但像这么大、这么精美的玉琮却从没有见过，现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紧接着，一件更大的玉琮出土了，这个玉琮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各种形状的玉器不断被发现，在这个编号12号的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这些玉器从头到脚围绕着墓主人，摆放十分讲究，似乎在表达着某种信仰和理念。
12号墓清理完了以后，考古人员在6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又陆续发现另外10座良渚时期的墓葬，出土玉器达5000多件（组），这是良渚文化考古发掘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发掘。
根据碳十四测定，良渚文化距今大约5300年至4200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支重要文化。现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多达500多处，散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在反山墓葬发掘前，考古学界一直把有独特风格的黑色陶器和打磨十分精巧的石器作为良渚文化的典型标志。反山良渚墓葬出土大量玉器，使中国玉器的历史一下前提了两三千年，也使民间传世的古玉价值陡然剧增。1987年5月1日，一些人利用假期在距反山5公里的瑶山盗掘古玉，而这竟引发了良渚文化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掘。
瑶山是一座海拔38.2米的自然小山，在山顶下西北部的缓坡地带，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夯土建筑。接着，考古人员又在土台上发现了12座墓葬，并从这些墓葬中发掘出1000多件器物，其中90％以上是玉器。从出土文物的器形和大量的玉器可以判断，这些墓葬属于良渚文化。考古人员确信，这座土台是远古人们从事某种精神活动的祭台，而墓葬中这些形态各异的玉器便是见证。
良渚墓葬出土的玉器，有60多个种类。
在良渚玉器中，玉琮是最典型的代表。专家们对玉琮的功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良渚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这种叫璧的玉器。不论是玉璧、玉琮，还是玉钺，面上都雕有一个神秘的图案。起初人们对这个图案并没有在意，但它反复出现在不同地点出土的不同玉器表面，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有一点确信无疑，这是一个神徽，而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与那个神秘的祭坛共同承载着良渚人神圣的祭祀活动。
从矿物学上说，玉分真玉和假玉。假玉是指似玉的彩石。
在对良渚玉器进行矿物学鉴定时发现，反山大墓中出土的玉器全部是真玉，另外一些规模稍次的墓葬中，真玉居多杂有假玉，而规模一般的墓葬中，则真假玉参半。这说明当时的人们不仅能准确地区分玉的真假，而且基本形成了用玉的等级制度。
在对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挖掘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良渚先民已经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犁耕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而且已有用于纺织的原始腰机。在浙江湖州的良渚文化遗址中竟出土了5000多年前的丝带、麻绳、麻布片，最让人惊叹的是还有一块没有完全炭化的绢片，说明当时良渚人的纺织技术不亚于他们制作玉器的技艺。
考古专家对反山12号墓的墓主人反复研究，为什么只有他墓中的玉器全部是真玉？为什么只有他的墓中同时出现玉琮、玉璧和玉钺？这是否代表他集神权、财权、政权于一身？他是否就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呢？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叫莫角山的地方又有了新发现。莫角山位于反山遗址的东南面，这里有一个比周围高出3至8米的长方形土墩。这个土墩与反山一样，也是人工堆筑的，面积有30万平方米。大土墩上还有三个小土墩。
考古专家严文明推测：这里一定有成组的大型房屋建筑。这在当时条件下，可以算是颇为雄伟和气派了。很有可能，它就是中国最早的宫殿。
也许这里埋藏着的，正是5000年前良渚古国的都城；这片恢弘宫殿的主人，也许就是死后葬在都城外反山大墓中的那个人，那个统治良渚古国的国君。
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在古文献收录的远古传说中，还是能隐约找到良渚古国的影子。
在中国一直流传着大禹治水的传说。大禹手下有一个重要的诸侯防风氏，他统领的古国据说就是良渚古国。然而有专家考证，古防风氏之国应在今天的山东境内，而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在浙江和江苏的环太湖地区，地理位置相去甚远，他们更主张良渚古国可能是蚩尤部落集团中的羽人国。
相传蚩尤麾下有一个九黎族，九黎族中的一支把鸟、兽当作祖先，崇拜鸟兽图腾，被称为羽人国。在良渚玉器上，有很多鸟兽图案，以此良渚古国很可能就是属于蚩尤集团的羽人国。
的确，目前对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就是对反山的大规模挖掘也只探查了这个遗址的很小一部分。由于眼下文物保护技术还比较落后，考古专家们不愿意把埋在地下的宝藏马上打开。他们回填了所有的遗址，为了保护这片土地下的人类记忆，他们默默地等待着能够解开秘密的一天。
文明前传之三星堆：文明孤旅 1929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农人燕青保和兄弟三人在挖蓄水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宝藏。在那一两年间，广汉月亮湾挖出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闻讯后蜂拥而至。燕道诚与众多玉器商人所不知的是，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下沉寂着为数更多的千年宝藏。
直到五十七年后的1986年，这些器物的一部分才得以重见天日。
1931年春，正在广汉做传教士的英国牧师董宜笃从燕道城手中拿到了几件玉石器，随即送交给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戴谦和教授。美国人葛维汉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当他第一次见到那几件玉石器时，隐约地感到一个重大的机会即将来临。
1934年3月15日，葛维汉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起一支考古发掘队。他们在月亮湾燕道诚家的院子旁首次进行了发掘工作，从而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但是这一次他们和仅仅600米外的三星堆遗址错肩而过。
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先生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家佑等人来到广汉。他们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带有古文化遗产的可能。三年后，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在三星堆-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王家佑在燕道城家里住了许多天，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城一家终于将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钏、石壁等文物贡献出来。
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组又对三星堆和月亮湾等地的文化遗存作了全面调查。
从1970年开始，有人在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搭建起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那时，正在广汉文化馆当文物干部的敖天照见此情形很是上火。
敖天照先生为古代遗存四处奔走，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考古者发现了龙山时代和据今3000—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的陶片标本。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专款专项考古发掘。
1986年，四川省考古所在三星堆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发掘工作。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这一年，是中国的虎年，按照传统的说法，会有许多人成为命运的幸运儿。
四川大学的林向教授与霍威、李勇宪及20名考古专业的学生一同参与发掘。
在考古现场，考古者小心地揭示着表土下面的蛛丝马迹，而砖窑厂的工人们却加大力度拼命挖土。
一个巨大的秘密已经是触手可及了。
1986年7月18日。这天下午，砖厂工人一个惯常的动作突然改变了考古发掘的全部节奏。
陈显丹：“我们当时在那里整理这一年年初的挖掘材料和资料，在我们整理时的有一天下午，有一个民工，就到我们这告诉我们说，又挖到了几件玉器，几件玉器被他们挖土的民工抢了，大家把它们哄抢了。”
通过考古队的成员向当地百姓的宣传，大家最终还是归还了这一批玉器。
一个宝藏的门显现出来，但谜底是什么呢？
陈显丹：“我们当时判断以为是一个大墓，象在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一样。”
7月下旬的一天深夜，陈显丹先生和几个助手正在现场值班。现场显得非常安静。有一个细节引起陈显丹的警觉――当时，他的手碰到了一件东西。
陈显丹：“那天晚上就打开了这个宝库的大门，在2点30分的时候，我们就挑出了在灯光底下一点点发光的东西，上面有一些花纹，这些花纹是一条鱼，当时一看是黄金的，我以为就是一条金鱼，接着我就用竹签慢慢慢慢往下挑，越挑越长越挑越长后来弯弯曲曲的就出来了，有一米多长，我们就不敢往下做了。”
当夜，四川省考古所的赵殿增先生听到了敲门声。
赵殿增：“当时那会儿我还是单位的这个主任，这个陈德安就是晚上敲的我的门，一开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重大发现，重大发现，跟真人那么大的铜头、铜人头，而且还有一个金拐杖，金灿灿的，我们赶紧给它盖了，是派人去守了，说赶紧去。”
考古者从坑底清理出众多器物。奇怪的是，这些器物或被损毁或被火烧过，并有许多牛、羊、蚌壳以及人骨渣。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也许，这些迹象和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是有关系的。
当人们看到一号坑出土的众多器物时，空气仿佛凝固了。
1986年8月14日傍晚，一件另所有的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又发生了。砖厂工人在距离一号坑30米的地方挖土时，一个埋藏着宝藏的地点暴露出来。考古者迅即赶到。
经过七天的准备工作，考古队于8月27日下午对二号坑开始发掘。
他们凭借娴熟的手工技术一层一层地拨开坚硬的表土。52年前，第一次接触三星堆考古的人也许曾经脚踏过这里。那时，葛维汉、林名均在燕家院子藏有玉石器的坑旁发掘出一些玉石器和陶器残片。林名均教授想起了一个人，旅居日本的郭沫若。郭沫若接到林名均先生寄去的照片和说明后回了一封信。他认为葛维汉、林名均在广汉发现的玉璧、玉璋、玉圭等器物均与华北、华中出土的相似，这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文化接触的证明。他又说，“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过。
相对中原华夏族而言，蜀族居住在西南边陲地带。在华夏族的眼中，蜀只不过是邦外之长。到了魏晋时期，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片段关于蜀的历史和传说记载。
先秦的蜀国并不是一脉相承的单一王朝。在秦灭蜀之前，蜀分别由蚕丛、柏灌、鱼凫、开明等诸族系的首领统治。
到了开明九世，开始建造都城成都。在今成都市北门外驷马桥以北1公里处，曾经有一座高10米、直径140米的土丘，那便是羊子山土台遗迹。羊子山土台的方向使人们和三星堆联系到了一起。三星堆的建造年代比羊子山土台更早。其方向被后人测定为北偏西约45度。引人注意的是，羊子山土台的方向也是北偏西45度。而考古者在1986年发掘的两个器物坑的方向同样也是北偏西45度。这种方向的一致性如果不是巧合的话，那么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妙的信息呢？ 三千两百年以前，在三星堆，因为一个神秘事件的发生，致使几千件王国的宝器历经损毁埋入地下。
1986年8月14日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被发现。坑内堆积迭压着大量遗物。
人们最先看到的是一件体量巨大的青铜器物，它与众多的其他器物杂乱地垒压在长方形坑里。
陈显丹：“那个纵目面具，当时是倒着的，它的下颌朝上，头顶朝下的。当时出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最后发掘完了之后，发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面具。”
这件造型奇异的器物当年被埋入坑中的时候，曾经历过人为的损毁。考古者将它命名为青铜兽面具。
青铜兽面具是众多面具中的最大者，体高65厘米，体宽138厘米。与同期出土的其他青铜人头和面具截然不同的是，兽面具的五官非常特殊，两只凸显的眼睛直径13点5CM，长度达16点5CM，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凸目面像。与凸目面像同期出土的所有青铜人头与青铜面像的眼睛造型均突出于眼眶。
《华阳国志-蜀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纵目。蚕丛，即蚕丛氏，是蜀人的先王。
古代蜀人的先祖名为蜀山氏，一种观点是：蜀山氏与后来的蚕丛氏最初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
岷江上游的地方，有一些羌族人的聚居地。
段渝：“古代的羌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民族群体，整个中国西部基本上都是羌族。中国西部基本上都是羌族及其后代的分布地域，它有一个从北往南发展的历史。”
古蜀人有大石崇拜的习俗，他们相信某些巨大的石头林中曾诞生过自己的祖先。传说大禹出生在北川县禹里乡的石纽，在那里，一块刻有石纽字样的巨石面朝西北方向。
生活在茂县蚕陵重镇的人们叫做蚕丛羌，他们认为自己是蚕丛氏的直接后裔。这个地方的石头很怪，传说这片大石头林就是蚕丛的故里。
今天的羌族人也许就是古羌人的后裔或是一个分支，当然，我们将今天的羌人与古蜀人建立一种渊源联系还只是多种假设之一。
让我们回到三星堆面像的眼睛上来。纵目，指的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呢？林向先生分析说：“东巴文字里面就有这个说横目的显于善，纵目的显于美。他纵目他就画这个刁起来的，眉毛也刁起来的，眼睛也往上刁的。跟我们现在这里所出土的三星堆出土的那个神像完全是一样的。”
龙晦先生认为，凸目面具代表的是鸟的形象。江章华、李明斌先生认为，三星堆人相信他们的图腾祖先与鸟有关，纵目面具实际上也应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古人相信，人和图腾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方古族，对鸟形的崇拜同样存在，这其实也构成了另一种假设：古蜀人可能缘起于东方。
龙晦先生在《广汉三星堆出土铜像考释》一文中指出，人形凸目铜面像的两个尖尖的耳朵是杜鹃鸟的两只翅膀。它的勾啄般的鼻子则象征它是鹰隼一类的鸟。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具体指的是水上的鱼鹰。
距离三星堆遗址很近的地方有一条大河叫鸭子河。现在，依然有打鱼的人在这条河上豢养鱼鹰。这种能战胜鱼的鹰也许在远古时代被人们仰慕，所以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和鱼鹰或者和鸟类似的造型。
在三星堆青铜器中，人们发现了很多奇怪的器物，它们是菱形的、钩云形的和圆袍形的。它们也被看做是眼睛。
说到眼睛，也许可以从甲骨文中的蜀字谈起。在甲骨文中，蜀字有二十多种形式，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字的上方都有一个大眼睛，下方是一个弯曲的身体。最早的蜀字是没有虫字的，虫是后来发展的，金文时期将它固定起来，然后直到汉隶才把它拟定为现在的蜀字。
赵殿增：“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蜀这一支人在商代的时候就是殷商的时候已经和中原有密切的关系，这个甲骨文有几十处记载，那么也就是反映了他整个的一个祖先传统，那么现在找到的这个三星堆的这个青铜面具和大量的眼睛很可能就是蜀国祖先的一个象征，也是蜀国的一个象征，蜀人的一个象征。”
古代有一个俗语，叫做蜀犬吠日。
段渝：“就是蜀这个地方，四川的狗很少看见太阳，一当太阳露出脸的时候，它感到很奇怪，感到是个怪物要去叫,要去咬它，那么突出了眼睛就希望能透过这迷雾看得远，而那个青铜大面具，有凸目还有很高的耳朵，这个耳朵就能听的很远。”
对于三星堆铜人像的眼睛以及大面具凸目的理解起源于不同的判定角度。刘兴诗先生从一个医学现象分析说，早在远古时期，生活在岷江上游山区的人群由于缺碘，普遍患有甲亢病，眼睛突出是其症状之一。段渝先生则认为，古蜀人制造的头像，其突出的眼睛与粗壮的脖子是基于美学方面的考虑。
三星堆的铜人像存在着眼睛没有瞳孔的现象，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但是对于这些人像为什么不表现瞳孔，学者们也有着不同的解释。对三星堆铜人像的观察出于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或许我们可以推测鱼凫就是制造面像的决定者。段渝先生认为古代蜀人正是通过制作并供奉这件蚕丛氏的面象，使鱼凫王卓有成效地控制了蚕丛氏遗民对其先王的偶像崇拜，从而相当成功地达到了合法统治蚕丛氏遗民的政治目的。
显然，没有人能戴上体量如此巨大的面具。或者说，凸目面具并非面具，它是一张被夸张的脸，是三星堆王国在特定的情景下需要的超现实的脸。
孙华先生根据三星堆不同类铜像间眼睛的差别来区分通向的身份，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眼睛的瞳孔如柱形突出于眼球之外的这一类是神而不是人；眼睛中间有一道横向棱线，没有表现瞳孔的，应该不是普通的人；眼睛中或有眼珠或用黑墨绘出眼珠的才是普通而真实的人的形象。
根据民族志的材料，许多民族的神职人员在通神做法的时候，往往要服用某些令人致幻的药物，凭借这些药物的力量达到迷濛仿佛与神交往，他们被称为萨满。
在三星堆文化中，那些不表现瞳孔的大眼睛的铜人可能有几种身份，其中一种可能是萨满一类的神职人员。
而孙华认为，这些人可能是一个叫做鼓矇阶层的公职人员，他们是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今天的人们会问，在三星堆王国的神圣阶层中，果真有一群瞎子吗？
在三星堆文化中，对于许多铜人的眼睛为什么不表现瞳孔，学者们的看法很不相同。孙华先生认为，大眼睛的铜人可能有几种身份，其中一种可能是萨满一类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可能是一个叫做鼓矇的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
对鼓矇阶层的推测是以中原周人的历史为依据的。在三星堆的统治阶层中，如果真有这样一群人，那么他们是三星堆本地的人，还是来自中原的呢？
陈显丹先生从当时的祭祀习俗推测到：掌握神权的巫师不会自己制造危害自己生命的祭法，当时的古蜀人为求得神灵的保佑或宽恕非自我牺牲不可，因此制造出若干个替身。这些替身中，不排除是他们仇视的人或鬼神以及战俘的偶像。
在三星堆王国的时代里，同一时间或以后的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关于祭祀、下葬或重大活动中，以人作为牺牲的记录。在三星堆的墓葬中，人们至今没有发现有人牲或殉人的现象。如果这些铜人头就是用作牺牲的话，那也仅仅是某些人头的替代品。
三星堆的铜面像既不像现在的四川人，也不像蒙古利亚人，它们所代表的是哪一支人群，一直是人们猜测的话题。
孙华：“所有的人，不管是地位高的、地位低的，不管是神还是人，不管是大还是小，它的脸部造型都是千篇一律的。所以这是当时人们认为可能是最好的一种面部的表现形式。”
从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罩与戴金面罩的铜人使人们的联想多了起来。
金面罩出土于1986年7月27日。而当1986年8月14日，4件戴有黄金面罩的青铜像出土时，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西亚与北非的同类器物。
与三星堆黄金面罩同时出土的一支由黄金制成的棍状物，经过复原，发掘者将其命名为金杖。这件器物长：143厘米，直径：2点3厘米，重：463克，用纯金皮包卷而成，出土时已压扁变形。这件器物在入土前遭受过人为的毁坏，但上面长达46厘米的手刻图案仍然是清晰的。
金杖上有鱼、鸟和剑的图案，似乎表明了使用者的标志意图。林向、陈显丹先生从图案上的鱼和鸟分析认为金杖的主人是鱼凫王。对于这件器物是否称之为杖，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
孙华：“它是不是杖，现在也是不能肯定的。这个器物出土的时候它不是直的，它是一个圈，从那个出土的情况来看它是一个环形的。那么它是一个带还是一个杖，现在就不能肯定。姑且认为它是一个杖。”
由于金面罩、金杖多见于古埃及和西亚的墓葬，所以人们的目光便很自然地从三星堆向西移去。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先生认为三星堆文化的一些因素可能受到了来自遥远的西亚、中亚文明的影响。对此，学者们也持有不同的看法。
孙华：“就中国自身的传统来说，当时有权力的人也会拿着杖。所以根据这个有杖无杖去和西亚进行联系，那是比较牵强的。”
古埃及的艺术家制作出金面罩，也许是为了用不朽的金属遮盖住死者一定会变形的脸，以达到法老们灵魂不朽的目的。三星堆的金面罩是附着在青铜人头像上面的，其目的是什么呢？孙华先生认为，金面罩不是面罩，它是古蜀人为青铜头像装点的黄金的皮肤。
高国藩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巫师通常是生理有缺陷的人，或者有癫狂病、神经质。病态的人表演虚幻的巫术，人们便用虚幻的心情去接受，巫术的效果便显得格外逼真。传说中治水的大禹就曾模仿巫术。
同样是出于通神的目的，三星堆王国的艺术家们获得了最高权利的特准，消耗大量的国家资源，以蜀人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制造出通达神灵的面具和偶像。只是，那些面具并不是为活着的人设计的，铜的面具是为铜人设计的。
在三星堆的二号坑中有两件器物也许就是为了显示通神的。一件名为“兽首冠人像”，他的下半身已经残断。另一件名为“人身鸟爪形人像”它的上半身已经残断。从这两件铜像的造型与装束来看，它们属于同一类铜像。复原后的“戴冠鸟足铜人像”就很可能应当是头带异形冠，身着对襟短群，下鸟足或下着鸟爪形连裤鞋，脚踩飞鸟遨游云头的人或者神的形象。
孙华先生认为，这件“鸟形足的装束”已经向我们暗示，整个鸟足戴冠铜人像实际上表现的是一个装扮成鸟模样的人像。至于该铜人像双足下踩着的两只后尾已经化为云气的大鸟，则蕴含有踏着飞鸟或云气之类的东西升腾的意义。
三星堆王国的统治者希望与太阳神发生联系，他们需要一个中介物，那就是飞翔的鸟。三星堆王族用鸟作为自己的名称和徽号，他们的神职人员也要时常打扮成鸟的样子与神交往。他们将这种通神的愿望用制造器物的方式表达出来，用陶器、用石器、用玉器，直到用贵重的铜精心铸造。
1986年7月至9月，三星堆遗址异常热闹。两个月来，巨大的收获已经使考古者亢奋不已。这一天，好奇的人们听说考古队在坑中发现了一个人，当考古者将坑里的人抬出来的时候，围观的人们简直难以置信，因为那个人是用铜制作的。考古者称它为青铜大立人。
这件青铜立人被发现的时候，人们看到它从腰部拆段为两节。可以推想，当时击打的力度是相当猛烈的。
修复后的立人像底座高80厘米，人像高172厘米，冠高10厘米，人像及底座通高2米62。
立人像面部特征为高鼻、粗眉、大眼，眼睛呈斜竖状，宽阔的嘴，大耳朵，耳垂上有一个穿孔。脑袋后端有发际线。立人像身躯瘦高，手臂和手粗大，很夸张，两只手呈抱握状。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头部与同时期出土的青铜人头的造型基本是一致的，不过拥有身体的雕像仅此以件，并且十分高大。这不是一件写实风格的雕像，从人物的骨骼上分析，他的躯体不符合正常人的比例。这件雕像表现的不是一般意义的人。那么，这尊青铜立人像代表的可能是谁呢？当年的发掘者陈显丹先生认为他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领袖。段渝先生从立人像的体量推测它是蜀王的象征。
赵殿增先生同样从制造者选取材质的角度考虑，认为立人像在众铜人像中指挥着全局。
这种全身青铜雕像在中国地区是罕见的，它的出现显得十分突然，于是，有的学者在近东地区寻找着这一特征的渊源。
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0世纪初便开始使用青铜制造雕像。古代的爱琴文明也有大量的青铜雕像。
今天的人面对这尊雕像时，疑问的目光往往会落在那双夸张的大手上。这双大得出奇的环握状的手与身体的比例极不协调。那么这双巨大的手里面原本是空空的吗？如果不是，他可能把握着什么呢？这两只手握成的圆形并不是同心的，也就是说，这尊大立人把握的器物应该是两件或者是一件弯曲的东西。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有的学者认为，立人像手中握着的应该是玉琮。玉琮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玉器，流行于5000年前中国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
澳大利亚学者诺埃尔·巴纳德认为，立人像双手的位置几乎不可能抓住像琮这样外方内圆的物体。由于上方的一只手握成孔的直径要大一些，双手的位置清楚地表明所执物体必须有一定的弯度，所以他推测立人像双手中的物体可能是一支牙尖向下的象牙。
而钱玉趾先生认为立人像应该是古蜀人的宗教首领像，铜像双手所握的是类似彝族巫师的法具神筒。
钱玉趾：“这个签筒是竹制的，或者是木头的，被烧之后就不存在了，所以留下两个空的手的形态在那里。”
孙华先生分析说，立人像的衣冠饰件均为青铜铸就，如果他双手果真要持通天柱或神筒柱这样的法器，那也应该由青铜铸造才是，不应偏偏是这个物件要拿木头或竹子来制作。
赵殿增先生从三星堆的许多器物中归纳出奇特的手的造型。所有人物的手都特别大，特别突出。我们从立人像同期出土的其他人像上，也能看到双手环握的手型。
陈显丹：“我认为它还是一种手势，他手里并没有拿东西，好像巫师在做法时的一种动作，就是在不停的比画的。”
大立人被认为是权力至高者的另一个理由是他那套华丽的服装。关于服饰，学者们首先在其衣服的左右衽上有着不同的看法。所谓右衽衣是指衣服领子的开口在右侧，简称右衽。至少在西周以前，中原人认为一些少数民族的衣领是左衽的。
那么三星堆大立人的衣领是怎么开的呢？陈德安先生的看法是，大立人像穿有窄袖及半臂式三件右衽套装上衣。但有学者认为大立人的内衣是“左衽长袖深衣”或“左衽长襟衣”。
而王孖、王亚蓉的看法是，大立人像的内衣为“左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从衣服的形式上看，大立人的外衣前襟向左，容易给人以“左衽”的假象。
大立人的服装非常讲究，证明当时的纺织工艺已经十分发达。
古蜀人饲养桑蚕并以蚕丝制作丝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穿上布衣的人群。
我们今天难以完整地看到远古时期的纺织品了，它们不易保存，早已朽烂。三星堆大立人是由青铜铸造的，所以完好的保持了服装的款式。他的服装类似后来中原地区周人贵族在朝拜、祭奠、丧葬等仪式活动使用的具有古制的礼服，说明它模仿的人具有相当崇高的地位。
在三星堆人像中，有一类服装是最常见的，它的样子是无领的，襟部与衽部连接处弧形圆转，开衽在身体前方的正中位置，腰部一律用带约束。这种衣服的样子好像是后来的对襟衣。这可能是三星堆人的常服或通常的礼服。
另一种服装是比较特别，仅见于这件跪坐人像。这个人像的形态比较丑陋，显露着凶恶的表情。他穿的是一件右衽短衣，与中原地区的右衽短衣是一样的。
跪座的习俗一直到南北朝与唐代还依然存在，当椅子还没有传入的时候，跪座或席地而坐是一种最常见的坐姿。三星堆的艺术家制作出这样一个跪座人物造型，其跪的本身可能并不是贬义，别有用心的是跪座人物的表情。孙华先生认为，跪坐人像与三星堆其他青铜人像的面部特征、服装样式和坐的姿势全然不同，他应当表现的不是三星堆社会的主流人群和基本人群，不能排除这是三星堆人故意取笑于当时中原人的可能性。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冈村秀典也认为，青铜跪立人像可能就是中原殷人的形象。
三星堆铜人的发形有两种，一种是后脑勺垂有发辫的，一种是前额及两鬓削平，后脑勺戴有发笄的。
孙华：“从那些铜像来看，这些不带辫子的带发髻的人好像从事的都是宗教活动。所以我们猜想，里面这些没有辫子的很可能掌握着三星堆这个王国的宗教权力。而带辫子的很可能掌握着一种世俗的权力。但这两者是并存的。”
冈村秀典认为，人头像的辫子是三星堆人主要的发型，但是这种发型在殷墟时期的中原也有例子。二号坑出土的一件头像头顶上的环状物在殷墟时期的中原也能找到。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原与三星堆之间物质的流通，同时也能看出通过风俗方面的直接的人的交流。
许多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吸收了一些中原文化或近东文化的本土文化，三星堆的人们是起源于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的人群，经过迁徙，最后根植于成都平原建立了王国。现在，另一个观点颠覆了以上的看法。那就是，在三星堆王国中，有一支来自中原的人群，具体地说，这群人是来自中原二里头王族中东方的氏族。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遗址命名。中国许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代的文化。
“在三星堆王国里有中原人”的观点是以器物间的比较为依据的。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饰牌”、斧形器和陶器都与二里头文化极其相似。
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一致性的器物，导致了一个一个推断：在夏代的某个时期，曾经有一支人群，他们穿越了湖北江汉地区和渝东峡江来到成都平原，成为三星堆王国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氏族！这个推断随即引出来一段远古的传说。
在夏代时期，有一支与夏国君王联姻的部族，名叫有缗氏。《汉书·地理志》记载，有缗氏部族大约活动在今天的山东省金乡县的位置。《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夏桀曾以武力攻击有缗氏。有缗氏不堪忍受夏桀的暴政，集体逃离。
孙华：“四川古族中间有一支曾经是来自山东的有缗氏，这个有缗氏是和夏王朝有通婚关系的这样一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古族。但是究竟它是不是，由于这是毕竟我们所依据的都是一些传说和后世的文献，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所以这个不能做结论，只能作为一种假说。”
在此，有关蜀人起源的猜想发生了变化：当我们将探究的目光沿着四川的岷江溯水而上，企图发现古代的蜀人是如何在岷山兴起并如何溯江而下的时候，一个别样的假设可能是颠覆性的。
大约在3000年以前，三星堆的工匠们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复杂的项目中包括制造许多颗青铜树，耗资之大足以伤及国力。三星堆的人们相信他们祭祀的场所一定是世界的中心。当神圣的树木耸立起来的时候，膜拜的人们实现了天与地的沟通。
公元1986年8月，四川省的考古者在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发现了6件由青铜制造的树木。发掘者将其命名为一至六号青铜神树。人们在重新修复它们时，仅能比较完好地恢复一件，即一号大铜树。
一号大铜树残高396厘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
三星堆的二号铜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一圆盘底座。三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能够复原的树干每层伸出三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与一号大铜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一号大铜树。
这两颗大铜树体量巨大，尤其是一号大铜树上还有龙盘绕，它们应当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具有某种神性的神树。
神树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不止一种，例如建木、扶桑、若木、三桑、桃都等。曾经在三星堆的天空中伸展的青铜树更接近以上的哪一种神树呢？学者们对照相同的文献，得出的却是不同的解释。于是，人们企图在古籍与神话之中寻求答案。
很多学者都认为它们代表扶桑和若木。
谭继和：“这些树，应该说是古蜀人幻想成仙的一种上天的天梯，这种天梯是同太阳所在的地方相连接的，在东方叫扶桑，在西方叫若木。”
段渝先生和林向先生认为三星堆发现的青铜神树呢可能是剑木或者和剑木有关。
段渝：“我觉得从它的形态和它的功能来看的话，和它的龙在上边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剑木。”
英国学者罗森在《古中国的秘密》一书中写到，三星堆的青铜树使用了贵重材料，即用青铜来铸造，也许是暗示了它所表现的是人世以外的一个非物质的世界。三星堆大铜树以树的躯干、鸟、花和神树之上供人们想象的太阳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通天的主题。
靳之林先生在《生命之树》中写道：原始氏族部落的通天与太阳崇拜、鸟图腾崇拜与生命之树、生命之花、太阳花崇拜是三位一体、合而为一的。
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社会尊崇太阳的特征直接表现在青铜器物上。三星堆二号器物坑中，有一种类似车轮的圆形铜器。开始的发掘报告称其为车轮，但是从轮形铜器的构造来看，作为车轮的使用或作为车轮装饰都不可能。林向先生认为，轮形铜器应该是一种盾的装饰物。
第三种解释是，轮形铜器是象征着太阳的太阳轮。英国学者罗森认为，轮形器是常设在神庙中的神器，或者是用于某种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上，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在中国的神话中，有关太阳的传说里面都有鸟的形象。陆思贤、李迪在《天文考古通论》指出：对太阳最敏感的莫过于鸟禽类。
三星堆的艺术家在青铜神树上就精心安置了一些铜鸟。这些鸟好像是依照统一的规格铸造出来的，表明它们担负的是同一个明确的使命。罗森认为，这种鸟可能属于一个奇迹般的世界，他说，至今为止，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仅限于三星堆的青铜器。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述了十个太阳都由鸟来背负着上升或下沉。不过，三星堆一号神树上的鸟却为九只。另外一只哪去了呢？日本学者布川宽先生结合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内容认为，根据太阳的运行规则，值班的太阳已经出发，所以扶桑上只有九个太阳，树木顶上就没有了那一只鸟。徐朝龙先生认为落在“一号神树”三段构成的分枝长出的九根树枝上的鸟确实象征着文献记载的“居下枝”的九日，而“居上枝”即正在值班的太阳，已经向天空升上去，所以没有必要表示。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林巳乃夫通过观察青铜神树的枝叶与鸟，联想到三星堆另外一件名为璋的器物。并认为璋的功能与背负太阳的鸟之间有一个隐秘的关系。
这件璋的顶部雕出了一只鸟，其形态好像是栖息在璋的洼刃上。林巳乃夫认为，在三星堆，作为太阳之神的鸟相互交替，每天有一只绕天巡行，而璋则是它们停歇的树木。观察二号坑出土的小铜人捧璋而跪的姿态，恐怕就是呼吁光明与火的太阳神让自己在此栖息，并祈愿太阳神的赐福。
我们在青铜树的枝干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些用以垂挂器物的穿孔。考古者从三星堆的器物坑中发现了一些小型青铜器件。这些由青铜制作的发声器也许是悬挂在铜树上的。3000年前，当风吹过三星堆的时候，整个王国的人们都可以聆听那些由金属的摇曳和碰撞奏出的音乐，那一阵阵清脆的声响证明着一个伟大的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达到顶峰。
现在的疑问是，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原青铜树是由几条钢制缆绳斜拉固定的。空心的青铜树干里面也是用钢管加固支撑的。赵殿增先生认为，这棵两米多高的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测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
用青铜铸造许多颗带有神意的树木在当时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因为那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的制造过程。
从青铜神树的铸造过程来看，三星堆的工匠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目的仿佛是完成一批不朽的祭祀礼器。但是，如果“一次性使用”的猜测成立的话，我们会问：当时的工匠们在制造这批作品之前，知道作品在完成后即将被焚烧、损毁和掩埋吗？如果知道，却仍然消耗大量的精力，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细节都孜孜不倦？
也许，神树的制造者认为“制造和完成”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依照祭祀的终极仪式“彻底砸碎”，才算真正“完成”！
在古代的四川地区，有无文字，或者说一些器物上面的符号是图案还是文字，直到今天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
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上，没有一个文字。但古蜀人有一些符号性的图案看上去是有特定意义的。
有一件璋，上面刻有许多图像，图像所传达的视觉语汇很不寻常。
我们从三星堆文化以后的蜀人兵器上能看到许多符号形的图案，它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图案了。李学勤先生指出，所谓蜀人没有文字的说法，是因为古代中国人认为文字指的就是汉字的系统。而蜀人曾经使用过的可能并不是汉字。
李学勤：“我们看到巴蜀呢是由很普遍的一种符号，那么这种符号呢我们现在一般叫做巴蜀符号……不过呢这类的这个数量目前在考古工作里边产生越来越多。那么这样的符号我们觉得是文字的可能比以前就更大。”
三星堆文化已经表明，在久远的四川盆地，一个高度发达的长江文明是极具挑战性的。在这样一个文明世界里，人们与外界的交流程度远超出今天人的想象。
传说中的夏王朝为了建立一种人与神沟通的工具，曾用极其珍贵的青铜铸造了九只巨大的鼎器。在当时的中国，最先掌握了先进青铜冶铸技术和艺术的早期中央王朝，不会轻易将冶铸技术转让给周围的邦国，因为至少在武装力量方面，拥有青铜兵器的军队会比较轻松地获得战争的胜利，并以强大的武力获取更多的铜矿资源。
四川盆地在很长的时间里给人的印象是环境闭塞、道路封闭。但当三星堆王国在二十世纪被发现的时候，其发达的青铜文化令人们刮目相看。
金正耀先生通过对三星堆青铜器的铅的同位素比值研究，得出了三星堆一，二号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相同，二者年代相距不会太远。它们都大量采用了来自同一矿产地的矿料。这些含有高放射形成因的异常铅青铜器的相关原料的产地，据朱炳泉先生研究，有几个可能性的来源地，其中滇东北一带是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区域。
这些研究，如果结论是可靠的话，三星堆文化的人们的活动空间可能就在一个更广阔的区域，远远超越了我们目前的认识。
从考古材料来看，四川盆地与长江中游地区的联系通道的开辟远在新石器时代。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峡江道。而从北方穿越山岭出入四川盆地，最便利的条件是一条穿越秦岭和巴山的天然隘道——嘉陵道，古往今来的人们出入四川盆地陆路交通，都要利用这个天然的通道。嘉陵道又称石牛道，金牛道或剑阁道。传说石牛道是由蜀国第十二世开明命令他的工程部队开辟的。这个部队在当时被称为“五丁力士”，他们是一群精壮的力气过人的武士。
五丁力士打通了从蜀至秦的通道，便于蜀国与北方的往来，但同时也埋下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公元前316年，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扩张方略，决定攻取蜀国。十月，秦军扫荡蜀国全境，一举兼并了蜀国，蜀国从此灭亡。蜀国王子安阳王带领一支残部辗转南迁，最后到达交趾，也就是今越南北部，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蜀朝”，在越南北部留下了很深的文化印象。
安阳王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王朝，持续了一百多年。这就是为什么考古者在越南北部能发掘大量的与古蜀国类似的玉石器牙璋的原因。
开明王在覆灭前的都城是成都，在开明五世之前，蜀国的都城建在广都樊乡，也就是今双流县。古蜀国的政治中心，是什么时候从三星堆移开的呢？政治中心转移的原因是什么？当三星堆的两个器物坑面世的时候，人们试图从中寻找答案。
当三星堆文化形成以前，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它以宝墩村文化和鱼凫村文化为代表，已被发现的古城共6座。在成都平原的古城群中，三星堆遗址的始建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城垣面积达350万平方米以上。
孙华先生认为，宝墩村古城的废弃或毁灭有可能是三星堆人扩张的结果。当鱼凫村古城崛起以后，三星堆古城也随之发展起来。那时，有一支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和具有较高玉石器加工工艺的外来人群来到了成都平原，他们被三星堆人所接受并形成了某种联盟。
三星堆古国在这个新加盟的族群的协助下，最终毁灭了鱼凫村古国，成为了整个成都平原的惟一的中心。征服了成都平原乃至于四川盆地的这个新的三星堆王国，其统治集团是由本土和外来两个氏族组成，新的权力之争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三星堆青铜器以及众多的其他器物都经过了修复，这些器物被制造出来的时候曾耗费了一个国家相当巨大的财富。考古者们发现，埋葬坑经过了人的刻意设计，可以认定，器物的埋葬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
问题是，器物被埋葬的动机是什么呢？
猜测1：器物坑是祭祀坑。
猜测2：器物坑是火葬墓。理由是，一号坑里的动物骨骼残渣里有被疑似为人骨的骨片。
猜测3：器物坑是“失灵灵物掩埋坑”。
猜测4：器物坑是犁庭扫穴坑。徐朝龙猜测当时作为敌人的一方在征服的手段上包括毁坏被征服一方的信仰，于是将祭祀礼器彻底摧毁了。
猜测5：器物坑是“亡国宝器掩埋坑”。三星堆王国在自己的都城即将被敌人攻陷前夕，对自己的国家重器不得不放弃，于是将神庙中的宝器付之一炬、全部摧毁以免落入敌手。
以上5种猜测中，哪一个更合理呢？
前四种猜测都会带来很难解释的问题，例如器物坑所暗示的如果是一次祭祀的话，就意味着当时的三星堆王国要经常将一个国家最贵重的礼器用于焚毁，而类如代表王权的金杖及大量珍贵的青铜器、玉石器也一同掩埋吗？当时的国力是否能够承受如此高昂的代价？
而第五种猜测认为是王国宝器掩埋，那么在当时会发生了什么致使国将不国呢？
孙华认为，起因很可能是统治阶层的分裂。他假设，在三星堆王国的末期，三星堆职掌权力的两个氏族在内部权力分配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从而引发了激烈的暴力冲突。在冲突中，三星堆城和神庙遭到了严重破坏，三星堆城变成一片废墟，两个冲突集团开始放弃三星堆城，分别向附近的成都和陕西南部转移。大概认为三星堆神庙中的像设和器物已经损坏，再使用有不祥的可能，最后离开三星堆的王族在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后，将这些不能再使用的器物掩埋了。
这以后，一些新的城邑开始崛起……
当时来到这里检查施工进度的负责人，发现泥土中混杂的这些碎石块好像是有人加工过。他挑选了一些有加工痕迹的石头，很快送到了专业考古人员那里。
几天以后，考古人员来到了河姆渡。挖掘工作开始不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木头，这些木头虽然已经糟朽，但还能清晰地看到人为加工过的痕迹。
经过清理，考古人员发现，这是一口水井，井深有1.4米。由于这口水井的出现，考古人员推测，这个地方可能不仅仅是几个墓葬遗址，很可能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
在距离地面2米深的地方，考古人员挖掘出11座墓葬和3个灰坑，还有大量的陶片、石器。
他们继续向下挖掘，在这个文化层仍然有一些陶器出土，只是在这一土层没有发现红陶，大部分是灰黑色夹砂和夹碳的陶器，这些陶器的质地比较粗糙，从表面留下的痕迹，专家判断它们应该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加工出来的。这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在这里生活的重要证据。
当考古人员挖掘到距地面3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在黑褐色的土层中，闪出了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是很快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
考古人员拣起混在泥土中的褐色颗粒，经过仔细的辨认，他们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居然是炭化了的稻谷。
考古人员甚至不敢相信这些稻谷会在距今6000年前的地层中发现，它们真的在地下埋藏了6000年吗？难道新石器时代在这里生活的河姆渡人就开始种植水稻了吗？
在这个土层下，不断地有混在泥土中的稻谷被发掘出来。如此大量的囤积，为考古人员提供了重要证据。6000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古人类当时已经发展到能够熟练的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了。
在离稻谷不远的地方又有了新的发现，泥土中出现了许多骨制的东西。在这些出土的骨制品中，他们发现其中的一件上面还缠着葛藤，这正是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骨耜。
骨耜的出土为河姆渡人种植稻谷找到了重要证据，河姆渡出土的骨耜，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骨制农具。
大量骨耜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
接下来的发现让人费解，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木板和木桩。在这些木桩和木板的两端，居然出现了榫卯的痕迹。
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发现了在木桩和木板上分别凿出榫卯，可以使木桩和木板牢固地连接在一起，他们将石头加工成锋利的工具，再用这些石制工具去加工木材。今天这些石制工具依然非常锋利。
考古人员将这些木板、木桩及木构件进行复原。展现出当初的建筑形式。
中国的建筑专家将这种地上架空的建筑称之为 “干栏式建筑”。他们从中国“有巢氏”的传说推断，河姆渡人的干栏式建筑是原始人从树上的巢居向地面居住过渡的一种建筑形式。
对河姆渡出土文物的碳十四测定，也有了结果：河姆渡遗址叠压着四个文化层。最上面的一层已有4700年；第二层有5800年；第三层和第四层距今6210年到6950年。
生活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不可能留下文字的记录，但从他们留下来的140多件骨制品、大量的石制品和陶器中，我们试图一点点地解读他们在七千年前的生存状态。
河姆渡遗址分布范围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200米左右，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这里地势低平，地表平均海拔高程为１.１米左右。
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之前，几乎所有的出土证据都表明，中华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诞生于黄河流域。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中国史学界和考古界提供了一个依据，那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仅仅局限于黄河流域一个地方，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在木桩和木板附近，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用芦苇编织的席子，这些苇编与今天当地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苇编，从图案到编制方法几乎完全一样。
从出土的大量野生果实来看，这里以前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有许多野生果实可以供河姆渡先民采集。
就像古埃及人用绘画记录他们的生活一样，河姆渡人将他们劳作生活的片断记录在了陶器上。他们除了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以外，已经开始驯养家畜。
在河姆渡发掘出的61种动物骨骸，分属于34个种属。它证明7000年前，这里气候温暖湿润，这种地理状况和自然环境是动、植物生长的天堂。
河姆渡人正是选中了这样一个天堂，在这里繁衍生息。
在对河姆渡遗址方位的测量中，考古人员吃惊地发现，河姆渡遗址位于东经121°22’，北纬29°58’，几乎在北纬30度线上。北纬30度线是一个神秘的地带，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自然之谜和人类文明之谜都贯穿在这个北纬30度线上。
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古人类学家对出土的几十具河姆渡人的骸骨进行了研究。这些骸骨身高大约在1.63米到1.69米。面部有宽大的颧骨，眶角圆钝，鼻骨低平，铲型门齿，是典型蒙古人种的特征。
所有的发掘证据，都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河姆渡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处氏族聚落生活遗址，他们从附近的山上砍伐树木，构建起了干栏式房屋，他们靠种植水稻、采集、捕鱼、和狩猎为生，他们已经开发出了芦苇和麻制品。
他们在这里生活了2000年，但奇怪的是这里没有发现他们延续下来的证据。
1998年的一次洪灾，给河姆渡研究者带来了灵感。
他们发现河姆渡遗址地层的堆积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少发生过两次持久的特大洪水。第一次发生在距今600年前后，第二次发生在距今500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而且还在遗址和南部的四明山之间冲刷出一条100余米宽的河道，使原来向北流的姚江改成向东流了。
在连续不断特大洪水的切割下，“工”字形高地终于被冲出一个大缺口，姚江完成了改道东流的剧变。海水沿河道上溯，从此河姆渡开始遭受洪水的威胁，而变成一片水乡泽国，河姆渡的先民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他们不得不开始大规模的迁徙，离开这块生息了2000年之久的土地。
河姆渡文明就这样被永远地埋在了深深的地层之下……
文明前传之消逝的良渚古国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浙江省余杭县长命乡的一个农民在农田翻地时，意外地挖出了一些古玉器。过文物部门鉴定，这个农民挖出来的古玉，是属于距今5000年前的玉器。
考古人员沿着这个线索寻找，最后找到了一个叫反山的地方。说它是山，不过是比其他地方高出4、5米的一个大土堆，这个土堆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人工堆筑的熟土堆。是什么人在什么年代为什么而堆的？在这个土堆附近，为什么会出现古玉？考古人员立即想到了“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一个考古学名词。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位叫施昕更的学者在家乡余杭县良渚镇，首次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石器和玉器。1949年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太湖周边的许多地方，又陆续发现了相类似的遗存，以夏鼐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专家将这些史前文化遗址正式定名为“良渚文化”。
安溪镇位于良渚镇西北方向5公里处，从农民挖出的古玉看，材质和器形都与“良渚文化”的文物类似。难道反山土堆下面埋藏着“良渚文化”的遗存？
1986年， 5月8日，浙江考古研究所组成的挖掘小组进入反山工地，他们在将近2000平方米的地方，开掘了6个10米见方的探坑。
就在发掘进行到第22天的时候，人们在一个南北走向的墓坑中有了发现。
暴雨迫使他们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第三天下午，终于雨过天晴了，发掘队的全体人员都聚集在这个墓坑的边上。突然，在坑下作业的人员大喊一声，人们的目光投向他用铁铲翻起的泥土，泥土中露出一个带有温润光泽的绿色器物的一角。
从泥土中清理出的这个器物，是一件精美的玉器。这是在史籍中有过记载的玉琮。以往的良渚文化遗存中也有玉琮出土，但像这么大、这么精美的玉琮却从没有见过，现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紧接着，一件更大的玉琮出土了，这个玉琮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各种形状的玉器不断被发现，在这个编号12号的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这些玉器从头到脚围绕着墓主人，摆放十分讲究，似乎在表达着某种信仰和理念。
12号墓清理完了以后，考古人员在6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又陆续发现另外10座良渚时期的墓葬，出土玉器达5000多件（组），这是良渚文化考古发掘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发掘。
根据碳十四测定，良渚文化距今大约5300年至4200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支重要文化。现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多达500多处，散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在反山墓葬发掘前，考古学界一直把有独特风格的黑色陶器和打磨十分精巧的石器作为良渚文化的典型标志。反山良渚墓葬出土大量玉器，使中国玉器的历史一下前提了两三千年，也使民间传世的古玉价值陡然剧增。1987年5月1日，一些人利用假期在距反山5公里的瑶山盗掘古玉，而这竟引发了良渚文化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掘。
瑶山是一座海拔38.2米的自然小山，在山顶下西北部的缓坡地带，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夯土建筑。接着，考古人员又在土台上发现了12座墓葬，并从这些墓葬中发掘出1000多件器物，其中90％以上是玉器。从出土文物的器形和大量的玉器可以判断，这些墓葬属于良渚文化。考古人员确信，这座土台是远古人们从事某种精神活动的祭台，而墓葬中这些形态各异的玉器便是见证。
良渚墓葬出土的玉器，有60多个种类。
在良渚玉器中，玉琮是最典型的代表。专家们对玉琮的功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良渚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这种叫璧的玉器。不论是玉璧、玉琮，还是玉钺，面上都雕有一个神秘的图案。起初人们对这个图案并没有在意，但它反复出现在不同地点出土的不同玉器表面，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有一点确信无疑，这是一个神徽，而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与那个神秘的祭坛共同承载着良渚人神圣的祭祀活动。
从矿物学上说，玉分真玉和假玉。假玉是指似玉的彩石。
在对良渚玉器进行矿物学鉴定时发现，反山大墓中出土的玉器全部是真玉，另外一些规模稍次的墓葬中，真玉居多杂有假玉，而规模一般的墓葬中，则真假玉参半。这说明当时的人们不仅能准确地区分玉的真假，而且基本形成了用玉的等级制度。
在对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挖掘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良渚先民已经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犁耕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而且已有用于纺织的原始腰机。在浙江湖州的良渚文化遗址中竟出土了5000多年前的丝带、麻绳、麻布片，最让人惊叹的是还有一块没有完全炭化的绢片，说明当时良渚人的纺织技术不亚于他们制作玉器的技艺。
考古专家对反山12号墓的墓主人反复研究，为什么只有他墓中的玉器全部是真玉？为什么只有他的墓中同时出现玉琮、玉璧和玉钺？这是否代表他集神权、财权、政权于一身？他是否就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呢？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叫莫角山的地方又有了新发现。莫角山位于反山遗址的东南面，这里有一个比周围高出3至8米的长方形土墩。这个土墩与反山一样，也是人工堆筑的，面积有30万平方米。大土墩上还有三个小土墩。
考古专家严文明推测：这里一定有成组的大型房屋建筑。这在当时条件下，可以算是颇为雄伟和气派了。很有可能，它就是中国最早的宫殿。
也许这里埋藏着的，正是5000年前良渚古国的都城；这片恢弘宫殿的主人，也许就是死后葬在都城外反山大墓中的那个人，那个统治良渚古国的国君。
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在古文献收录的远古传说中，还是能隐约找到良渚古国的影子。
在中国一直流传着大禹治水的传说。大禹手下有一个重要的诸侯防风氏，他统领的古国据说就是良渚古国。然而有专家考证，古防风氏之国应在今天的山东境内，而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在浙江和江苏的环太湖地区，地理位置相去甚远，他们更主张良渚古国可能是蚩尤部落集团中的羽人国。
相传蚩尤麾下有一个九黎族，九黎族中的一支把鸟、兽当作祖先，崇拜鸟兽图腾，被称为羽人国。在良渚玉器上，有很多鸟兽图案，以此良渚古国很可能就是属于蚩尤集团的羽人国。
的确，目前对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就是对反山的大规模挖掘也只探查了这个遗址的很小一部分。由于眼下文物保护技术还比较落后，考古专家们不愿意把埋在地下的宝藏马上打开。他们回填了所有的遗址，为了保护这片土地下的人类记忆，他们默默地等待着能够解开秘密的一天。
文明前传之三星堆：文明孤旅 1929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农人燕青保和兄弟三人在挖蓄水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宝藏。在那一两年间，广汉月亮湾挖出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闻讯后蜂拥而至。燕道诚与众多玉器商人所不知的是，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下沉寂着为数更多的千年宝藏。
直到五十七年后的1986年，这些器物的一部分才得以重见天日。
1931年春，正在广汉做传教士的英国牧师董宜笃从燕道城手中拿到了几件玉石器，随即送交给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戴谦和教授。美国人葛维汉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当他第一次见到那几件玉石器时，隐约地感到一个重大的机会即将来临。
1934年3月15日，葛维汉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起一支考古发掘队。他们在月亮湾燕道诚家的院子旁首次进行了发掘工作，从而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但是这一次他们和仅仅600米外的三星堆遗址错肩而过。
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先生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家佑等人来到广汉。他们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带有古文化遗产的可能。三年后，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在三星堆-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王家佑在燕道城家里住了许多天，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城一家终于将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钏、石壁等文物贡献出来。
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组又对三星堆和月亮湾等地的文化遗存作了全面调查。
从1970年开始，有人在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搭建起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那时，正在广汉文化馆当文物干部的敖天照见此情形很是上火。
敖天照先生为古代遗存四处奔走，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考古者发现了龙山时代和据今3000—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的陶片标本。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专款专项考古发掘。
1986年，四川省考古所在三星堆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发掘工作。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这一年，是中国的虎年，按照传统的说法，会有许多人成为命运的幸运儿。
四川大学的林向教授与霍威、李勇宪及20名考古专业的学生一同参与发掘。
在考古现场，考古者小心地揭示着表土下面的蛛丝马迹，而砖窑厂的工人们却加大力度拼命挖土。
一个巨大的秘密已经是触手可及了。
1986年7月18日。这天下午，砖厂工人一个惯常的动作突然改变了考古发掘的全部节奏。
陈显丹：“我们当时在那里整理这一年年初的挖掘材料和资料，在我们整理时的有一天下午，有一个民工，就到我们这告诉我们说，又挖到了几件玉器，几件玉器被他们挖土的民工抢了，大家把它们哄抢了。”
通过考古队的成员向当地百姓的宣传，大家最终还是归还了这一批玉器。
一个宝藏的门显现出来，但谜底是什么呢？
陈显丹：“我们当时判断以为是一个大墓，象在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一样。”
7月下旬的一天深夜，陈显丹先生和几个助手正在现场值班。现场显得非常安静。有一个细节引起陈显丹的警觉――当时，他的手碰到了一件东西。
陈显丹：“那天晚上就打开了这个宝库的大门，在2点30分的时候，我们就挑出了在灯光底下一点点发光的东西，上面有一些花纹，这些花纹是一条鱼，当时一看是黄金的，我以为就是一条金鱼，接着我就用竹签慢慢慢慢往下挑，越挑越长越挑越长后来弯弯曲曲的就出来了，有一米多长，我们就不敢往下做了。”
当夜，四川省考古所的赵殿增先生听到了敲门声。
赵殿增：“当时那会儿我还是单位的这个主任，这个陈德安就是晚上敲的我的门，一开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重大发现，重大发现，跟真人那么大的铜头、铜人头，而且还有一个金拐杖，金灿灿的，我们赶紧给它盖了，是派人去守了，说赶紧去。”
考古者从坑底清理出众多器物。奇怪的是，这些器物或被损毁或被火烧过，并有许多牛、羊、蚌壳以及人骨渣。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也许，这些迹象和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是有关系的。
当人们看到一号坑出土的众多器物时，空气仿佛凝固了。
1986年8月14日傍晚，一件另所有的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又发生了。砖厂工人在距离一号坑30米的地方挖土时，一个埋藏着宝藏的地点暴露出来。考古者迅即赶到。
经过七天的准备工作，考古队于8月27日下午对二号坑开始发掘。
他们凭借娴熟的手工技术一层一层地拨开坚硬的表土。52年前，第一次接触三星堆考古的人也许曾经脚踏过这里。那时，葛维汉、林名均在燕家院子藏有玉石器的坑旁发掘出一些玉石器和陶器残片。林名均教授想起了一个人，旅居日本的郭沫若。郭沫若接到林名均先生寄去的照片和说明后回了一封信。他认为葛维汉、林名均在广汉发现的玉璧、玉璋、玉圭等器物均与华北、华中出土的相似，这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文化接触的证明。他又说，“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过。
相对中原华夏族而言，蜀族居住在西南边陲地带。在华夏族的眼中，蜀只不过是邦外之长。到了魏晋时期，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片段关于蜀的历史和传说记载。
先秦的蜀国并不是一脉相承的单一王朝。在秦灭蜀之前，蜀分别由蚕丛、柏灌、鱼凫、开明等诸族系的首领统治。
到了开明九世，开始建造都城成都。在今成都市北门外驷马桥以北1公里处，曾经有一座高10米、直径140米的土丘，那便是羊子山土台遗迹。羊子山土台的方向使人们和三星堆联系到了一起。三星堆的建造年代比羊子山土台更早。其方向被后人测定为北偏西约45度。引人注意的是，羊子山土台的方向也是北偏西45度。而考古者在1986年发掘的两个器物坑的方向同样也是北偏西45度。这种方向的一致性如果不是巧合的话，那么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妙的信息呢？ 三千两百年以前，在三星堆，因为一个神秘事件的发生，致使几千件王国的宝器历经损毁埋入地下。
1986年8月14日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被发现。坑内堆积迭压着大量遗物。
人们最先看到的是一件体量巨大的青铜器物，它与众多的其他器物杂乱地垒压在长方形坑里。
陈显丹：“那个纵目面具，当时是倒着的，它的下颌朝上，头顶朝下的。当时出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最后发掘完了之后，发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面具。”
这件造型奇异的器物当年被埋入坑中的时候，曾经历过人为的损毁。考古者将它命名为青铜兽面具。
青铜兽面具是众多面具中的最大者，体高65厘米，体宽138厘米。与同期出土的其他青铜人头和面具截然不同的是，兽面具的五官非常特殊，两只凸显的眼睛直径13点5CM，长度达16点5CM，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凸目面像。与凸目面像同期出土的所有青铜人头与青铜面像的眼睛造型均突出于眼眶。
《华阳国志-蜀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纵目。蚕丛，即蚕丛氏，是蜀人的先王。
古代蜀人的先祖名为蜀山氏，一种观点是：蜀山氏与后来的蚕丛氏最初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
岷江上游的地方，有一些羌族人的聚居地。
段渝：“古代的羌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民族群体，整个中国西部基本上都是羌族。中国西部基本上都是羌族及其后代的分布地域，它有一个从北往南发展的历史。”
古蜀人有大石崇拜的习俗，他们相信某些巨大的石头林中曾诞生过自己的祖先。传说大禹出生在北川县禹里乡的石纽，在那里，一块刻有石纽字样的巨石面朝西北方向。
生活在茂县蚕陵重镇的人们叫做蚕丛羌，他们认为自己是蚕丛氏的直接后裔。这个地方的石头很怪，传说这片大石头林就是蚕丛的故里。
今天的羌族人也许就是古羌人的后裔或是一个分支，当然，我们将今天的羌人与古蜀人建立一种渊源联系还只是多种假设之一。
让我们回到三星堆面像的眼睛上来。纵目，指的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呢？林向先生分析说：“东巴文字里面就有这个说横目的显于善，纵目的显于美。他纵目他就画这个刁起来的，眉毛也刁起来的，眼睛也往上刁的。跟我们现在这里所出土的三星堆出土的那个神像完全是一样的。”
龙晦先生认为，凸目面具代表的是鸟的形象。江章华、李明斌先生认为，三星堆人相信他们的图腾祖先与鸟有关，纵目面具实际上也应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古人相信，人和图腾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方古族，对鸟形的崇拜同样存在，这其实也构成了另一种假设：古蜀人可能缘起于东方。
龙晦先生在《广汉三星堆出土铜像考释》一文中指出，人形凸目铜面像的两个尖尖的耳朵是杜鹃鸟的两只翅膀。它的勾啄般的鼻子则象征它是鹰隼一类的鸟。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具体指的是水上的鱼鹰。
距离三星堆遗址很近的地方有一条大河叫鸭子河。现在，依然有打鱼的人在这条河上豢养鱼鹰。这种能战胜鱼的鹰也许在远古时代被人们仰慕，所以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和鱼鹰或者和鸟类似的造型。
在三星堆青铜器中，人们发现了很多奇怪的器物，它们是菱形的、钩云形的和圆袍形的。它们也被看做是眼睛。
说到眼睛，也许可以从甲骨文中的蜀字谈起。在甲骨文中，蜀字有二十多种形式，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字的上方都有一个大眼睛，下方是一个弯曲的身体。最早的蜀字是没有虫字的，虫是后来发展的，金文时期将它固定起来，然后直到汉隶才把它拟定为现在的蜀字。
赵殿增：“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蜀这一支人在商代的时候就是殷商的时候已经和中原有密切的关系，这个甲骨文有几十处记载，那么也就是反映了他整个的一个祖先传统，那么现在找到的这个三星堆的这个青铜面具和大量的眼睛很可能就是蜀国祖先的一个象征，也是蜀国的一个象征，蜀人的一个象征。”
古代有一个俗语，叫做蜀犬吠日。
段渝：“就是蜀这个地方，四川的狗很少看见太阳，一当太阳露出脸的时候，它感到很奇怪，感到是个怪物要去叫,要去咬它，那么突出了眼睛就希望能透过这迷雾看得远，而那个青铜大面具，有凸目还有很高的耳朵，这个耳朵就能听的很远。”
对于三星堆铜人像的眼睛以及大面具凸目的理解起源于不同的判定角度。刘兴诗先生从一个医学现象分析说，早在远古时期，生活在岷江上游山区的人群由于缺碘，普遍患有甲亢病，眼睛突出是其症状之一。段渝先生则认为，古蜀人制造的头像，其突出的眼睛与粗壮的脖子是基于美学方面的考虑。
三星堆的铜人像存在着眼睛没有瞳孔的现象，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但是对于这些人像为什么不表现瞳孔，学者们也有着不同的解释。对三星堆铜人像的观察出于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或许我们可以推测鱼凫就是制造面像的决定者。段渝先生认为古代蜀人正是通过制作并供奉这件蚕丛氏的面象，使鱼凫王卓有成效地控制了蚕丛氏遗民对其先王的偶像崇拜，从而相当成功地达到了合法统治蚕丛氏遗民的政治目的。
显然，没有人能戴上体量如此巨大的面具。或者说，凸目面具并非面具，它是一张被夸张的脸，是三星堆王国在特定的情景下需要的超现实的脸。
孙华先生根据三星堆不同类铜像间眼睛的差别来区分通向的身份，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眼睛的瞳孔如柱形突出于眼球之外的这一类是神而不是人；眼睛中间有一道横向棱线，没有表现瞳孔的，应该不是普通的人；眼睛中或有眼珠或用黑墨绘出眼珠的才是普通而真实的人的形象。
根据民族志的材料，许多民族的神职人员在通神做法的时候，往往要服用某些令人致幻的药物，凭借这些药物的力量达到迷濛仿佛与神交往，他们被称为萨满。
在三星堆文化中，那些不表现瞳孔的大眼睛的铜人可能有几种身份，其中一种可能是萨满一类的神职人员。
而孙华认为，这些人可能是一个叫做鼓矇阶层的公职人员，他们是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今天的人们会问，在三星堆王国的神圣阶层中，果真有一群瞎子吗？
在三星堆文化中，对于许多铜人的眼睛为什么不表现瞳孔，学者们的看法很不相同。孙华先生认为，大眼睛的铜人可能有几种身份，其中一种可能是萨满一类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可能是一个叫做鼓矇的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
对鼓矇阶层的推测是以中原周人的历史为依据的。在三星堆的统治阶层中，如果真有这样一群人，那么他们是三星堆本地的人，还是来自中原的呢？
陈显丹先生从当时的祭祀习俗推测到：掌握神权的巫师不会自己制造危害自己生命的祭法，当时的古蜀人为求得神灵的保佑或宽恕非自我牺牲不可，因此制造出若干个替身。这些替身中，不排除是他们仇视的人或鬼神以及战俘的偶像。
在三星堆王国的时代里，同一时间或以后的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关于祭祀、下葬或重大活动中，以人作为牺牲的记录。在三星堆的墓葬中，人们至今没有发现有人牲或殉人的现象。如果这些铜人头就是用作牺牲的话，那也仅仅是某些人头的替代品。
三星堆的铜面像既不像现在的四川人，也不像蒙古利亚人，它们所代表的是哪一支人群，一直是人们猜测的话题。
孙华：“所有的人，不管是地位高的、地位低的，不管是神还是人，不管是大还是小，它的脸部造型都是千篇一律的。所以这是当时人们认为可能是最好的一种面部的表现形式。”
从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罩与戴金面罩的铜人使人们的联想多了起来。
金面罩出土于1986年7月27日。而当1986年8月14日，4件戴有黄金面罩的青铜像出土时，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西亚与北非的同类器物。
与三星堆黄金面罩同时出土的一支由黄金制成的棍状物，经过复原，发掘者将其命名为金杖。这件器物长：143厘米，直径：2点3厘米，重：463克，用纯金皮包卷而成，出土时已压扁变形。这件器物在入土前遭受过人为的毁坏，但上面长达46厘米的手刻图案仍然是清晰的。
金杖上有鱼、鸟和剑的图案，似乎表明了使用者的标志意图。林向、陈显丹先生从图案上的鱼和鸟分析认为金杖的主人是鱼凫王。对于这件器物是否称之为杖，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
孙华：“它是不是杖，现在也是不能肯定的。这个器物出土的时候它不是直的，它是一个圈，从那个出土的情况来看它是一个环形的。那么它是一个带还是一个杖，现在就不能肯定。姑且认为它是一个杖。”
由于金面罩、金杖多见于古埃及和西亚的墓葬，所以人们的目光便很自然地从三星堆向西移去。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先生认为三星堆文化的一些因素可能受到了来自遥远的西亚、中亚文明的影响。对此，学者们也持有不同的看法。
孙华：“就中国自身的传统来说，当时有权力的人也会拿着杖。所以根据这个有杖无杖去和西亚进行联系，那是比较牵强的。”
古埃及的艺术家制作出金面罩，也许是为了用不朽的金属遮盖住死者一定会变形的脸，以达到法老们灵魂不朽的目的。三星堆的金面罩是附着在青铜人头像上面的，其目的是什么呢？孙华先生认为，金面罩不是面罩，它是古蜀人为青铜头像装点的黄金的皮肤。
高国藩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巫师通常是生理有缺陷的人，或者有癫狂病、神经质。病态的人表演虚幻的巫术，人们便用虚幻的心情去接受，巫术的效果便显得格外逼真。传说中治水的大禹就曾模仿巫术。
同样是出于通神的目的，三星堆王国的艺术家们获得了最高权利的特准，消耗大量的国家资源，以蜀人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制造出通达神灵的面具和偶像。只是，那些面具并不是为活着的人设计的，铜的面具是为铜人设计的。
在三星堆的二号坑中有两件器物也许就是为了显示通神的。一件名为“兽首冠人像”，他的下半身已经残断。另一件名为“人身鸟爪形人像”它的上半身已经残断。从这两件铜像的造型与装束来看，它们属于同一类铜像。复原后的“戴冠鸟足铜人像”就很可能应当是头带异形冠，身着对襟短群，下鸟足或下着鸟爪形连裤鞋，脚踩飞鸟遨游云头的人或者神的形象。
孙华先生认为，这件“鸟形足的装束”已经向我们暗示，整个鸟足戴冠铜人像实际上表现的是一个装扮成鸟模样的人像。至于该铜人像双足下踩着的两只后尾已经化为云气的大鸟，则蕴含有踏着飞鸟或云气之类的东西升腾的意义。
三星堆王国的统治者希望与太阳神发生联系，他们需要一个中介物，那就是飞翔的鸟。三星堆王族用鸟作为自己的名称和徽号，他们的神职人员也要时常打扮成鸟的样子与神交往。他们将这种通神的愿望用制造器物的方式表达出来，用陶器、用石器、用玉器，直到用贵重的铜精心铸造。
1986年7月至9月，三星堆遗址异常热闹。两个月来，巨大的收获已经使考古者亢奋不已。这一天，好奇的人们听说考古队在坑中发现了一个人，当考古者将坑里的人抬出来的时候，围观的人们简直难以置信，因为那个人是用铜制作的。考古者称它为青铜大立人。
这件青铜立人被发现的时候，人们看到它从腰部拆段为两节。可以推想，当时击打的力度是相当猛烈的。
修复后的立人像底座高80厘米，人像高172厘米，冠高10厘米，人像及底座通高2米62。
立人像面部特征为高鼻、粗眉、大眼，眼睛呈斜竖状，宽阔的嘴，大耳朵，耳垂上有一个穿孔。脑袋后端有发际线。立人像身躯瘦高，手臂和手粗大，很夸张，两只手呈抱握状。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头部与同时期出土的青铜人头的造型基本是一致的，不过拥有身体的雕像仅此以件，并且十分高大。这不是一件写实风格的雕像，从人物的骨骼上分析，他的躯体不符合正常人的比例。这件雕像表现的不是一般意义的人。那么，这尊青铜立人像代表的可能是谁呢？当年的发掘者陈显丹先生认为他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领袖。段渝先生从立人像的体量推测它是蜀王的象征。
赵殿增先生同样从制造者选取材质的角度考虑，认为立人像在众铜人像中指挥着全局。
这种全身青铜雕像在中国地区是罕见的，它的出现显得十分突然，于是，有的学者在近东地区寻找着这一特征的渊源。
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0世纪初便开始使用青铜制造雕像。古代的爱琴文明也有大量的青铜雕像。
今天的人面对这尊雕像时，疑问的目光往往会落在那双夸张的大手上。这双大得出奇的环握状的手与身体的比例极不协调。那么这双巨大的手里面原本是空空的吗？如果不是，他可能把握着什么呢？这两只手握成的圆形并不是同心的，也就是说，这尊大立人把握的器物应该是两件或者是一件弯曲的东西。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有的学者认为，立人像手中握着的应该是玉琮。玉琮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玉器，流行于5000年前中国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
澳大利亚学者诺埃尔·巴纳德认为，立人像双手的位置几乎不可能抓住像琮这样外方内圆的物体。由于上方的一只手握成孔的直径要大一些，双手的位置清楚地表明所执物体必须有一定的弯度，所以他推测立人像双手中的物体可能是一支牙尖向下的象牙。
而钱玉趾先生认为立人像应该是古蜀人的宗教首领像，铜像双手所握的是类似彝族巫师的法具神筒。
钱玉趾：“这个签筒是竹制的，或者是木头的，被烧之后就不存在了，所以留下两个空的手的形态在那里。”
孙华先生分析说，立人像的衣冠饰件均为青铜铸就，如果他双手果真要持通天柱或神筒柱这样的法器，那也应该由青铜铸造才是，不应偏偏是这个物件要拿木头或竹子来制作。
赵殿增先生从三星堆的许多器物中归纳出奇特的手的造型。所有人物的手都特别大，特别突出。我们从立人像同期出土的其他人像上，也能看到双手环握的手型。
陈显丹：“我认为它还是一种手势，他手里并没有拿东西，好像巫师在做法时的一种动作，就是在不停的比画的。”
大立人被认为是权力至高者的另一个理由是他那套华丽的服装。关于服饰，学者们首先在其衣服的左右衽上有着不同的看法。所谓右衽衣是指衣服领子的开口在右侧，简称右衽。至少在西周以前，中原人认为一些少数民族的衣领是左衽的。
那么三星堆大立人的衣领是怎么开的呢？陈德安先生的看法是，大立人像穿有窄袖及半臂式三件右衽套装上衣。但有学者认为大立人的内衣是“左衽长袖深衣”或“左衽长襟衣”。
而王孖、王亚蓉的看法是，大立人像的内衣为“左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从衣服的形式上看，大立人的外衣前襟向左，容易给人以“左衽”的假象。
大立人的服装非常讲究，证明当时的纺织工艺已经十分发达。
古蜀人饲养桑蚕并以蚕丝制作丝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穿上布衣的人群。
我们今天难以完整地看到远古时期的纺织品了，它们不易保存，早已朽烂。三星堆大立人是由青铜铸造的，所以完好的保持了服装的款式。他的服装类似后来中原地区周人贵族在朝拜、祭奠、丧葬等仪式活动使用的具有古制的礼服，说明它模仿的人具有相当崇高的地位。
在三星堆人像中，有一类服装是最常见的，它的样子是无领的，襟部与衽部连接处弧形圆转，开衽在身体前方的正中位置，腰部一律用带约束。这种衣服的样子好像是后来的对襟衣。这可能是三星堆人的常服或通常的礼服。
另一种服装是比较特别，仅见于这件跪坐人像。这个人像的形态比较丑陋，显露着凶恶的表情。他穿的是一件右衽短衣，与中原地区的右衽短衣是一样的。
跪座的习俗一直到南北朝与唐代还依然存在，当椅子还没有传入的时候，跪座或席地而坐是一种最常见的坐姿。三星堆的艺术家制作出这样一个跪座人物造型，其跪的本身可能并不是贬义，别有用心的是跪座人物的表情。孙华先生认为，跪坐人像与三星堆其他青铜人像的面部特征、服装样式和坐的姿势全然不同，他应当表现的不是三星堆社会的主流人群和基本人群，不能排除这是三星堆人故意取笑于当时中原人的可能性。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冈村秀典也认为，青铜跪立人像可能就是中原殷人的形象。
三星堆铜人的发形有两种，一种是后脑勺垂有发辫的，一种是前额及两鬓削平，后脑勺戴有发笄的。
孙华：“从那些铜像来看，这些不带辫子的带发髻的人好像从事的都是宗教活动。所以我们猜想，里面这些没有辫子的很可能掌握着三星堆这个王国的宗教权力。而带辫子的很可能掌握着一种世俗的权力。但这两者是并存的。”
冈村秀典认为，人头像的辫子是三星堆人主要的发型，但是这种发型在殷墟时期的中原也有例子。二号坑出土的一件头像头顶上的环状物在殷墟时期的中原也能找到。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原与三星堆之间物质的流通，同时也能看出通过风俗方面的直接的人的交流。
许多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吸收了一些中原文化或近东文化的本土文化，三星堆的人们是起源于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的人群，经过迁徙，最后根植于成都平原建立了王国。现在，另一个观点颠覆了以上的看法。那就是，在三星堆王国中，有一支来自中原的人群，具体地说，这群人是来自中原二里头王族中东方的氏族。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遗址命名。中国许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代的文化。
“在三星堆王国里有中原人”的观点是以器物间的比较为依据的。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饰牌”、斧形器和陶器都与二里头文化极其相似。
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一致性的器物，导致了一个一个推断：在夏代的某个时期，曾经有一支人群，他们穿越了湖北江汉地区和渝东峡江来到成都平原，成为三星堆王国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氏族！这个推断随即引出来一段远古的传说。
在夏代时期，有一支与夏国君王联姻的部族，名叫有缗氏。《汉书·地理志》记载，有缗氏部族大约活动在今天的山东省金乡县的位置。《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夏桀曾以武力攻击有缗氏。有缗氏不堪忍受夏桀的暴政，集体逃离。
孙华：“四川古族中间有一支曾经是来自山东的有缗氏，这个有缗氏是和夏王朝有通婚关系的这样一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古族。但是究竟它是不是，由于这是毕竟我们所依据的都是一些传说和后世的文献，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所以这个不能做结论，只能作为一种假说。”
在此，有关蜀人起源的猜想发生了变化：当我们将探究的目光沿着四川的岷江溯水而上，企图发现古代的蜀人是如何在岷山兴起并如何溯江而下的时候，一个别样的假设可能是颠覆性的。
大约在3000年以前，三星堆的工匠们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复杂的项目中包括制造许多颗青铜树，耗资之大足以伤及国力。三星堆的人们相信他们祭祀的场所一定是世界的中心。当神圣的树木耸立起来的时候，膜拜的人们实现了天与地的沟通。
公元1986年8月，四川省的考古者在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发现了6件由青铜制造的树木。发掘者将其命名为一至六号青铜神树。人们在重新修复它们时，仅能比较完好地恢复一件，即一号大铜树。
一号大铜树残高396厘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
三星堆的二号铜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一圆盘底座。三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能够复原的树干每层伸出三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与一号大铜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一号大铜树。
这两颗大铜树体量巨大，尤其是一号大铜树上还有龙盘绕，它们应当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具有某种神性的神树。
神树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不止一种，例如建木、扶桑、若木、三桑、桃都等。曾经在三星堆的天空中伸展的青铜树更接近以上的哪一种神树呢？学者们对照相同的文献，得出的却是不同的解释。于是，人们企图在古籍与神话之中寻求答案。
很多学者都认为它们代表扶桑和若木。
谭继和：“这些树，应该说是古蜀人幻想成仙的一种上天的天梯，这种天梯是同太阳所在的地方相连接的，在东方叫扶桑，在西方叫若木。”
段渝先生和林向先生认为三星堆发现的青铜神树呢可能是剑木或者和剑木有关。
段渝：“我觉得从它的形态和它的功能来看的话，和它的龙在上边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剑木。”
英国学者罗森在《古中国的秘密》一书中写到，三星堆的青铜树使用了贵重材料，即用青铜来铸造，也许是暗示了它所表现的是人世以外的一个非物质的世界。三星堆大铜树以树的躯干、鸟、花和神树之上供人们想象的太阳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通天的主题。
靳之林先生在《生命之树》中写道：原始氏族部落的通天与太阳崇拜、鸟图腾崇拜与生命之树、生命之花、太阳花崇拜是三位一体、合而为一的。
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社会尊崇太阳的特征直接表现在青铜器物上。三星堆二号器物坑中，有一种类似车轮的圆形铜器。开始的发掘报告称其为车轮，但是从轮形铜器的构造来看，作为车轮的使用或作为车轮装饰都不可能。林向先生认为，轮形铜器应该是一种盾的装饰物。
第三种解释是，轮形铜器是象征着太阳的太阳轮。英国学者罗森认为，轮形器是常设在神庙中的神器，或者是用于某种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上，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在中国的神话中，有关太阳的传说里面都有鸟的形象。陆思贤、李迪在《天文考古通论》指出：对太阳最敏感的莫过于鸟禽类。
三星堆的艺术家在青铜神树上就精心安置了一些铜鸟。这些鸟好像是依照统一的规格铸造出来的，表明它们担负的是同一个明确的使命。罗森认为，这种鸟可能属于一个奇迹般的世界，他说，至今为止，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仅限于三星堆的青铜器。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述了十个太阳都由鸟来背负着上升或下沉。不过，三星堆一号神树上的鸟却为九只。另外一只哪去了呢？日本学者布川宽先生结合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内容认为，根据太阳的运行规则，值班的太阳已经出发，所以扶桑上只有九个太阳，树木顶上就没有了那一只鸟。徐朝龙先生认为落在“一号神树”三段构成的分枝长出的九根树枝上的鸟确实象征着文献记载的“居下枝”的九日，而“居上枝”即正在值班的太阳，已经向天空升上去，所以没有必要表示。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林巳乃夫通过观察青铜神树的枝叶与鸟，联想到三星堆另外一件名为璋的器物。并认为璋的功能与背负太阳的鸟之间有一个隐秘的关系。
这件璋的顶部雕出了一只鸟，其形态好像是栖息在璋的洼刃上。林巳乃夫认为，在三星堆，作为太阳之神的鸟相互交替，每天有一只绕天巡行，而璋则是它们停歇的树木。观察二号坑出土的小铜人捧璋而跪的姿态，恐怕就是呼吁光明与火的太阳神让自己在此栖息，并祈愿太阳神的赐福。
我们在青铜树的枝干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些用以垂挂器物的穿孔。考古者从三星堆的器物坑中发现了一些小型青铜器件。这些由青铜制作的发声器也许是悬挂在铜树上的。3000年前，当风吹过三星堆的时候，整个王国的人们都可以聆听那些由金属的摇曳和碰撞奏出的音乐，那一阵阵清脆的声响证明着一个伟大的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达到顶峰。
现在的疑问是，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原青铜树是由几条钢制缆绳斜拉固定的。空心的青铜树干里面也是用钢管加固支撑的。赵殿增先生认为，这棵两米多高的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测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
用青铜铸造许多颗带有神意的树木在当时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因为那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的制造过程。
从青铜神树的铸造过程来看，三星堆的工匠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目的仿佛是完成一批不朽的祭祀礼器。但是，如果“一次性使用”的猜测成立的话，我们会问：当时的工匠们在制造这批作品之前，知道作品在完成后即将被焚烧、损毁和掩埋吗？如果知道，却仍然消耗大量的精力，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细节都孜孜不倦？
也许，神树的制造者认为“制造和完成”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依照祭祀的终极仪式“彻底砸碎”，才算真正“完成”！
在古代的四川地区，有无文字，或者说一些器物上面的符号是图案还是文字，直到今天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
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上，没有一个文字。但古蜀人有一些符号性的图案看上去是有特定意义的。
有一件璋，上面刻有许多图像，图像所传达的视觉语汇很不寻常。
我们从三星堆文化以后的蜀人兵器上能看到许多符号形的图案，它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图案了。李学勤先生指出，所谓蜀人没有文字的说法，是因为古代中国人认为文字指的就是汉字的系统。而蜀人曾经使用过的可能并不是汉字。
李学勤：“我们看到巴蜀呢是由很普遍的一种符号，那么这种符号呢我们现在一般叫做巴蜀符号……不过呢这类的这个数量目前在考古工作里边产生越来越多。那么这样的符号我们觉得是文字的可能比以前就更大。”
三星堆文化已经表明，在久远的四川盆地，一个高度发达的长江文明是极具挑战性的。在这样一个文明世界里，人们与外界的交流程度远超出今天人的想象。
传说中的夏王朝为了建立一种人与神沟通的工具，曾用极其珍贵的青铜铸造了九只巨大的鼎器。在当时的中国，最先掌握了先进青铜冶铸技术和艺术的早期中央王朝，不会轻易将冶铸技术转让给周围的邦国，因为至少在武装力量方面，拥有青铜兵器的军队会比较轻松地获得战争的胜利，并以强大的武力获取更多的铜矿资源。
四川盆地在很长的时间里给人的印象是环境闭塞、道路封闭。但当三星堆王国在二十世纪被发现的时候，其发达的青铜文化令人们刮目相看。
金正耀先生通过对三星堆青铜器的铅的同位素比值研究，得出了三星堆一，二号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相同，二者年代相距不会太远。它们都大量采用了来自同一矿产地的矿料。这些含有高放射形成因的异常铅青铜器的相关原料的产地，据朱炳泉先生研究，有几个可能性的来源地，其中滇东北一带是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区域。
这些研究，如果结论是可靠的话，三星堆文化的人们的活动空间可能就在一个更广阔的区域，远远超越了我们目前的认识。
从考古材料来看，四川盆地与长江中游地区的联系通道的开辟远在新石器时代。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峡江道。而从北方穿越山岭出入四川盆地，最便利的条件是一条穿越秦岭和巴山的天然隘道——嘉陵道，古往今来的人们出入四川盆地陆路交通，都要利用这个天然的通道。嘉陵道又称石牛道，金牛道或剑阁道。传说石牛道是由蜀国第十二世开明命令他的工程部队开辟的。这个部队在当时被称为“五丁力士”，他们是一群精壮的力气过人的武士。
五丁力士打通了从蜀至秦的通道，便于蜀国与北方的往来，但同时也埋下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公元前316年，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扩张方略，决定攻取蜀国。十月，秦军扫荡蜀国全境，一举兼并了蜀国，蜀国从此灭亡。蜀国王子安阳王带领一支残部辗转南迁，最后到达交趾，也就是今越南北部，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蜀朝”，在越南北部留下了很深的文化印象。
安阳王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王朝，持续了一百多年。这就是为什么考古者在越南北部能发掘大量的与古蜀国类似的玉石器牙璋的原因。
开明王在覆灭前的都城是成都，在开明五世之前，蜀国的都城建在广都樊乡，也就是今双流县。古蜀国的政治中心，是什么时候从三星堆移开的呢？政治中心转移的原因是什么？当三星堆的两个器物坑面世的时候，人们试图从中寻找答案。
当三星堆文化形成以前，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它以宝墩村文化和鱼凫村文化为代表，已被发现的古城共6座。在成都平原的古城群中，三星堆遗址的始建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城垣面积达350万平方米以上。
孙华先生认为，宝墩村古城的废弃或毁灭有可能是三星堆人扩张的结果。当鱼凫村古城崛起以后，三星堆古城也随之发展起来。那时，有一支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和具有较高玉石器加工工艺的外来人群来到了成都平原，他们被三星堆人所接受并形成了某种联盟。
三星堆古国在这个新加盟的族群的协助下，最终毁灭了鱼凫村古国，成为了整个成都平原的惟一的中心。征服了成都平原乃至于四川盆地的这个新的三星堆王国，其统治集团是由本土和外来两个氏族组成，新的权力之争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三星堆青铜器以及众多的其他器物都经过了修复，这些器物被制造出来的时候曾耗费了一个国家相当巨大的财富。考古者们发现，埋葬坑经过了人的刻意设计，可以认定，器物的埋葬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
问题是，器物被埋葬的动机是什么呢？
猜测1：器物坑是祭祀坑。
猜测2：器物坑是火葬墓。理由是，一号坑里的动物骨骼残渣里有被疑似为人骨的骨片。
猜测3：器物坑是“失灵灵物掩埋坑”。
猜测4：器物坑是犁庭扫穴坑。徐朝龙猜测当时作为敌人的一方在征服的手段上包括毁坏被征服一方的信仰，于是将祭祀礼器彻底摧毁了。
猜测5：器物坑是“亡国宝器掩埋坑”。三星堆王国在自己的都城即将被敌人攻陷前夕，对自己的国家重器不得不放弃，于是将神庙中的宝器付之一炬、全部摧毁以免落入敌手。
以上5种猜测中，哪一个更合理呢？
前四种猜测都会带来很难解释的问题，例如器物坑所暗示的如果是一次祭祀的话，就意味着当时的三星堆王国要经常将一个国家最贵重的礼器用于焚毁，而类如代表王权的金杖及大量珍贵的青铜器、玉石器也一同掩埋吗？当时的国力是否能够承受如此高昂的代价？
而第五种猜测认为是王国宝器掩埋，那么在当时会发生了什么致使国将不国呢？
孙华认为，起因很可能是统治阶层的分裂。他假设，在三星堆王国的末期，三星堆职掌权力的两个氏族在内部权力分配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从而引发了激烈的暴力冲突。在冲突中，三星堆城和神庙遭到了严重破坏，三星堆城变成一片废墟，两个冲突集团开始放弃三星堆城，分别向附近的成都和陕西南部转移。大概认为三星堆神庙中的像设和器物已经损坏，再使用有不祥的可能，最后离开三星堆的王族在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后，将这些不能再使用的器物掩埋了。
这以后，一些新的城邑开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