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女人学什么技术好:万山不许一溪奔(南方周末 2002-10-24)

胡适题杨万里诗赠雷震手迹（1961）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万山不许一溪奔
　　———台湾“雷震案”真相
□范泓（南京）

　　1960年9月4日，台湾国民党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等莫须有罪名将《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逮捕入狱，成为台湾战后历史上的黑暗一页。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及雷震家人的多次陈情和呼吁，42年后，这件政治冤案终获平反。2002年9月4日雷震被捕纪念日这一天，台湾“国史馆”正式出版《雷震案史料汇编》两册，当年所谓“雷震等人涉嫌叛乱案”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被捕

    在大陆，知道雷震这个人的，恐怕为数不多。即便在台湾，对50岁以下的人来说，提起雷震这个名字，也可能恍若隔世。但发生在1960年9月4日的“雷震案”，实为台湾战后民主运动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可以说，若没有雷震，以及他所主持的《自由中国》在台湾战后“白色恐怖”时代着力灌输的自由民主理念，就不会有日后台湾的政治转型。台湾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管中祥博士在《媒体反对运动》一文中指出：“大众媒体在推动民主及言论自由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战后台湾政治反对者与社会运动团体的关切重点。”雷震正是这场运动中的先锋人物。

　　雷震被捕是在1960年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派大批军警，将雷震之宅暨《自由中国》杂志编务场所围住，强行将雷震带走。与之同时被捕的还有《自由中国》编辑傅正、经理马之马肃和会计刘子英。

　　随即，“警备总司令部”发言人王超凡在记者招待会上称：“《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等涉嫌叛乱，已由本部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第10条的规定于9月4日依法拘捕，现正在侦讯中。”（1960年9月5日台湾《征信新闻报》）

　　同年9月6日，王超凡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自由中国》半月刊会计刘子英已供认不讳是“匪谍”，并有其“坦白书”为证。7日，台湾《联合报》以《王超凡宣称刘子英为“匪谍”》为题，对此事作了报道：“……刘子英为‘匪谍’，警总已获有具体证据，彼系于三十九年（1950年）奉匪方使命来台，其入境时之保人为雷震。刘在雷震任国民党参政会副秘书长时担任秘书之职，雷氏甚多私人函件均由其处理……治安人员曾在其寓所搜获匪文件及雷震寄存之文件甚多……”

　　14日，蒋介石在接见美国西海岸报界记者时第一次对“雷案”公开发话：“……相信已有‘匪谍’在该刊的幕后作活动，逮捕雷震当然有法律的依据……这件事与雷震组织反对党无关。任何人可以自由地在台湾从事政治活动，但是绝对不许参与颠覆活动。”（1960年9月15日台湾《中央日报》）

　　2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检察官殷敬文就“雷震案”正式向军事法庭提出公诉，起诉书认定雷的主要罪状有两条：一、明知为“匪谍”（刘子英）而不告密检举；二、连续以文字有利于叛徒之宣传，散布悲观无望论调，以图鼓动暴动，以达颠覆政府之目的……（1960年9月24日台湾《联合报》）

　　10月3日，雷案开庭，“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胡适语）；8日，军事法庭以“知匪不报”、“涉嫌叛乱”等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7年；马之马肃、傅正、刘子英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3年、12年。

　　这一年雷震63岁。

抗议

    雷震被捕，在台湾掀起了轩然大波。案发当日，国民党内部就有人提出异议。“监察委员”陶百川与“立法委员”成舍我、胡秋原等人质疑“警备总司令部”———雷震纵使涉嫌违反了普通刑法，但并未触犯所谓“惩治叛乱条例”，有何理由认为是“叛乱”而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为此，“监察院”派出一个由陶百川等五人组成的调查小组，对案情作进一步调查。

　　当时在美的民社党主席张君劢闻讯后急电蒋介石，抗议雷震被捕；雷震的好友胡适当天在美国收到“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发来有关“雷震案”的电报，即回电表示：“今晨此间新闻广播雷震等被捕之消息，且明说雷是主持反对党运动的人，鄙意政府此举甚不明智。”

　　民间的反弹也很强烈。虽然人们并不知道“雷震案”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但还是自发地组织起了“1960年雷震案后援会”。而《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主笔殷海光、夏道平与雷震好友宋文明为减轻雷震的“罪名”，联名发表了一份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表示愿承担他们自己所有文章的言论责任，并抨击国民党的不实之词。

　　陶百川等人的“雷案调查小组”对案情的调查，遭到了百般阻挠。

　　军事法庭只允许调查马之马肃、傅正、刘子英三人的案情，而“主犯”雷震则不在其列。调查结果表明，警总等机关在处理雷案时有“诸多不合”和“失当之处”，小组将审判违法事项向行政院提出了“纠正案”。但“纠正案”在递交之后，却没有了下文。

雷震其人

    雷震生于1897年6月25日，浙江长兴人。1917年由张继、戴季陶等人介绍在日本加入国民党。1923年考取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科，主修行政法与宪法。1927年归国，先后在国民党及政府中担任要职：南京市党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教育部总务司司长；抗战爆发时，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战后任全国政治协商会秘书长、国大代表、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1950年在台湾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从以上政治履历中不难看出，在以《自由中国》来争民主自由前，雷震一直为蒋介石所信赖和重用。

　　而《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原也得到蒋介石的默许。

　　1949年，胡适、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人想在上海创办一份杂志。为此雷震曾去浙江奉化找过当时“下野”的蒋介石。但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大陆节节败退，8月开始溃逃，最后仓皇撤至台湾，雷震等人欲在上海办刊的愿望遂成泡影。在上海没有办成的事，竟在台北实现了。透过蒋介石的这层关系，《自由中国》创刊得到“教育部”的资助，台湾省政府还拨出一所公房供杂志社使用。马之马肃后来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披露当时的“教育部长”杭立武在办刊这件事情上，不仅在言辞上对雷有所鼓励，而且“允由教育部按每月补助三百美金的经费”予以支持，“其不足者由雷震另行筹措”。（《忆雷震当年在〈自由中国〉扮演的角色》）

　　雷震初主《自由中国》半月刊时，与蒋介石乃至整个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微妙而复杂。然因为雷震本人“择善固执”的性格，更因为其民主自由理念与当局统治理念南辕北辙，所以从一开始的合作，到不断产生摩擦，最后升级为不可调和的对抗。1954年雷震被开除出了国民党。

　　正因为被开除出了国民党，他便立志要“开除国民党”，从此走上一条充满荆棘的艰难险途……

“祝寿”

　　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70大寿。蒋故作姿态，事前发出“婉谢祝寿”的通知，表示要“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真情，集纳众议，虑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

　　…“为此，《自由中国》在第15卷9期出版了所谓”祝寿专号“，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雷震等人借此机会纷纷撰文。雷震作社论《寿总统蒋公》，要点是：建议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实施军队国家化。在美国的胡适也写了一篇题为《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的短文，劝蒋介石要做到”三无“，即”无智、无能、无为“。也就是说，希望蒋介石能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徐复观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以心理学方法剖析蒋介石的性格……如此祝寿，搅动人心，酣畅淋漓，”专号“连销九版，一时洛阳纸贵。

　　“专号”引起了由国民党及军方所控制的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等报刊的围剿，军方刊物以“思想走私”为由，大肆攻击《自由中国》半月刊。中华日报主持人曹圣芬甚至写文章表示《自由中国》这样的杂志应该加以捣毁，总政战部也出了一本《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所谓“毒素思想”是：“主张言论自由、军队国家化、建立自由教育、对总统个人的批判等。其火药味之浓，反而激起了雷震等人更强烈的抗争：从1957年7月至1958年3月，《自由中国》连续八个月推出有关”今日的问题“大讨论，全面反思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司法、新闻自由等问题，以表达《自由中国》同仁对当时”国事“的整体看法。

　　在首篇专论之前，有一篇代序，题为《是什么说什么》，文章出自殷海光之手：“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今日中国人之不能说真话，至少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所仅见的……我们立言，以什么为基准呢？我们立言的基准只有这样一条：是什么，就说什么。事实是白的，我们就说它是白的。事实是黑的，我们就说它是黑的。我们绝不把白的说成黑的。我们也决不愿把黑的故意说成白的……”（《殷海光全集》第11卷，499页）

　　《自由中国》半月刊对“国事”的种种看法，戳到了国民党的痛处，让蒋介石如坐针毡。其中“反攻大陆无望”等言论最具冲击力，动摇了民众对蒋介石统治的信心。

“护宪”

　　转眼到了1959年至1960年间，国民党准备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想以此否定“宪法”中第47条“总统”只能“连任一次”的条款，意欲让蒋介石三连任。雷震闻讯后，在殷海光的建议下，召开《自由中国》编委会全体会议，决定以护“宪”为名，公开反对蒋介石三连任。胡适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却在1959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月里，作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总统……“（《胡适日记全编。第8册》594页）胡适还透过”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让他将自己的想法转告蒋介石。然而，蒋并没有理会胡、雷等人的反对意见。

　　1959年2月，台湾“驻日大使”沈觐鼎因故去职，蒋一时萌生了让雷震重返官僚体制的念头，意欲派雷震出任“驻日大使”。他通过雷震的好友、时任“国安局”副局长的陈大庆“探询雷震的口风，也许仅是蒋介石的试探，陈大庆并未获雷震的答复”。（《雷震不向权势低头，蒋介石赶尽杀绝？》，张友骅）

　　其间，还发生过杭立武出面“收购”《自由中国》的事，也遭到雷震的拒绝。据陈大庆透露：他长期奉命在雷蒋之间担当“沟通使者”，这多少也是蒋迟迟未对雷动手的一个原因。直至1959年5月，《自由中国》对蒋的三连任明确表示反对之后，陈大庆即受到当局的指示，不再与雷震接触。与此同时，代号“田雨专案”（“雷”之拆字）的项目正式启动，并由陈大庆转交台湾“警总司令”黄杰直接处理。

组党

    雷震这时已看透国民党的专制本质，再也“不甘于空言改革，而是要以政治组织的方式直接挑战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将自己推到了与蒋介石对决的位置。这时的台湾岛，在经历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后，本省政治精英在镇压中损失惨重，几乎失去了自己的声音。《自由中国》半月刊出人意料地成了台湾知识分子批评国民党“一党独大”的重镇，而这些人原本与国民党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对当局来说无疑是个打击。雷震组建新党，出任发言人，还将其纲领刊登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筹备工作包括本省人士李万居、郭雨新、高玉树、杨金虎等人，这都是日本殖民时代著名的抗日人士，在台湾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

　　蒋介石这时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事后对胡适说：对雷已十分容忍，若他背后没有“匪谍”，决不会办他……胡适当然不会同意蒋的这种说法，因为捉雷就是与组党有关。胡适旧话重提，对蒋说：“10年前总统让我组织一个政党，表示不反对，并可以支持我。这种雅量，我至今不能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其他领袖能不能把10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胡适日记全编。第8册》）然而在当时的体制下，无论由谁来组党，都超出了当局所能容忍的限度。1960年9月4日，蒋终于下令逮捕雷震。

真相

    雷案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它的复杂性，从“监察院”的“纠正案”石沉大海这一事实来看，就能嗅出其中的几许深意。2002年9月，台湾“国史馆”出版的《雷震案史料汇编》，内容包括当年情治单位处理雷震等人涉嫌叛乱的官方机密文件和部分雷震狱中回忆录，证明当年“情治单位（情报和治安）办理此一案件的政治性质远超过法律性质”。（《平反白色恐怖案还有长路要走》，薛化元）“背后有匪谍”云云，实是托词，并没有证据。文件透露，蒋介石对此案给予了“足够关注”。在其“导论”部分以“最高当局关注下的审判与调查”为题，作了如下描述：“事实上，早自雷震等人被逮捕之后，蒋介石总统就非常关注此案的发展，九月十六日开始垂询本案发展，数度召集党政军高级幕僚开会，指示尽速办理（九月二十日），与会成员则包括张群（总统府秘书长）、唐纵、谷凤翔、黄杰、汪道渊（军法覆判局局长）等人。

　　尤其在开庭审判之后，他再度训示办案有如作战，要求参谋多拟几个腹案（十月六日）；甚至在十月八日宣判的当天早上，还明确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所以，尽管监察院“雷案调查小组”后来在调查报告中列举与警备总部处理该案诸多“不合或失当之处”，并提出纠正案，仍然无法改变初审的判决……

　　在强人政治威权独断之下，司法和监察体系乃聊备一格，遑论独立公正。“

　　雷震被判刑后四天，中国民主党便正式成立了筹委会，但终因雷案受重大打击而胎死腹中。《自由中国》也因雷案而停刊，历时11年，共出版260期。为了在台湾争取一点民主和自由，这位被胡适称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主张为他“造铜像”以为纪念的人，为义受难，锒铛入狱，整整坐了十年牢。1971年，雷震刑满出狱，1978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