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龙抬头颈椎治疗器:高 层 决 策 参 考(2010/04/06)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9:40:50
高 层 决 策 参 考
【热点聚焦】以下专供公司主要负责人参阅(
中国经济的红色警报（上）
【博览财经特稿】金融危机之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前景十分萧条：家庭需要减债，西方政府不得不勒紧钱袋。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许多投资者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投QQQGU1MkRk5CA0xUCwsXAQs=资者的这种热情很容易理解，因为中国有着13亿人口，且经济增长空间巨大。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但中国有非常好的增长记录。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16倍。
那么其中的蹊跷在哪里呢？那就是，目前中国呈显出了许多投机狂热的特征。本文的目的就是描述历史上一些著名泡沫的特征以及概述中国经济目前的脆弱性。
识别投机狂热和金融危机
我们能够在泡沫破裂前就识别出投机狂热么？我们能够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看出它的端倪么？纵观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央行官员以及华尔街权威人士在过去十年中的观点，上述问题的答案就是：不可能！
但事实上，泡沫还是可以在事前识别的。尽管经常被忽略，但确实也有一些人在研究判断金融危TAcDAAdxRhwTVk0AXQkZUV0=机的先行指标。几年前，这套指标中有不少指标反映，美国和其他一些地区的经济变的很脆弱。而今天，这些红色警报盘旋在华尔街新宠――中国的上空。
过去的投机狂热和金融危机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下面，我将列出三个世纪以来著名泡沫的十大特征。
1.巨大的投资灾难往往始于一个令人信服的增长故事。
它可以是一些革命性的新技术，比如19世纪的铁路、20世纪20年代的收音机，或者最近的互联网。即使这些技术都是真实的，但它们的预期增长率却可能被高估。早期的快速增长，往往让人们推定，这种增长会持续GwNXBQYkEUxDUBZTXFtMVFo=到遥远的将来。
同理，这样的增长神话也可能针对某个特定的经济体。某个经济体将有潜力成为霸主，在很多时候往往是投资者的一场空想。TgcMA1NxFk9BXx1bCQlLVFc=1719年的法国密西西比泡沫，源于就是被约翰·劳(John Law)的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所吸引，相信其可能使法国成为欧洲的霸主。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京，投资者们蜂拥而至，就是因为相信日本可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2.对当局能力的盲目信任是另一个典型狂热的特征。
20世纪20年代，由于美联储的成立，人们相信经济的繁荣与衰退交替的周期已经终结。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人们认为股票不再那么有风险，股票估值直线上涨。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相似的理由也悄悄流GwNXBQYkEUxDUBZTXFtMVFo=行，人们相信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已经驯服了经济周期。“新范式”在新千年中的熊市中消失了。很快，它被伯南克的“大缓和”理论所取代，伯南克认为，高水平的按揭债务是可行的，因为货币政策制定者的水平已大大提高。哎，结果证明“大缓和”不过是又一个可笑的自我安慰：人们在被哄骗时，经常会自己安慰自己：“这一次是真的不同了”。
3.投资的普遍增加。
这是是金融灾难的另HFNWU1UlRUwSBBtbCQsaUA8=一个先行指标。在盲目的乐观中，资本经常被胡乱浪费。只有泡沫破裂之后，这种错配的恶果才显示出来。正如19世纪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Mills)所说，“恐慌并不摧毁资本。资本在此前因为投入毫无希望的无效项目中被摧毁，恐慌只是反映出被摧毁的程度。”
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狂热的铁路投资中，伦敦与Peterborough之间建了三条铁路。但其实，只要一条铁路就够了。技术泡沫破裂后，新的光纤网络过剩了很多年。而IMF最GgBQVQQmQkoSXhpVDVQXVVk=近发布的一份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GDP中投资占比过高，往往会致使国家遭受最严重和长期的经济低迷。
4.腐败激增总是与巨大的繁荣相伴而来。
正如维多HFMNV1JyEU4WUBlTDVwZUVg=利亚时期伟大的新闻人、经济学家Walter Bagehot所说，“所有人在最快乐的时候总是最容易轻信别人，当他们拿到钱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欺骗他们的绝佳机会。”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29年大崩溃》(The Great Crash)一书中，描述一个欺诈行为的链条。“在繁荣时期，人们总是放松的，愿意相信他人，钱总是很多。但即使钱再多，也总有一些人要更多的钱。在这种情况下，贪污的比例就会增长，被发现的几率就会减少，收受的赃款也就会更多。”
5.宽松的货币。
SQYAAlBwFkEWUUtTWFgdWgo=货币供应的强劲增长是金融系统脆弱的另一个重要指标。自17世纪30年代得郁金香狂热事件以来，在所有的重大投机背后，总有宽松货币的身影。低利率让投资者寻求更加高回报，更有风险的投资。Walter Bagehot写道，“英国佬(John Bull)可以承受许多事情，但却不承受不住2%的利率。”他评论道，当利率下降到如此微薄的水平，就驱使人们用千辛万苦攒下来的积蓄去投资一些不靠谱的东西——比如一条通往堪察加的运河、一条去沃切特的铁路、一个让死海复活的计划、以及一个往热带运输冰刀的企业。
6.固定汇率。
固定汇率国家往往产生不合理的低利率，它虽然能轻易催生繁QQZQBwYjREwRAxxRX1kbVVc=荣，但最终会以泡沫破裂终结。欧洲货币联盟的创始人就是忽略了这点，他把低利率和繁荣的房地产带给了西班牙和爱尔兰这两个小成员国。固定汇率还造成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也是金融不稳定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7.信贷疯狂增长。
危机通常发生在信QVNQAVUjRhtOAkhUXVxNVAo=贷长时间疯狂增长之后。在繁荣经济时期借的债，最终无法偿还。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研究表明，贷款严重偏离过去的轨道，呈现超乎寻常的增长，有80%的概率导致金融危机。最近对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信贷繁荣的研究也表明，“信贷长期超常增长是金融危机的重要预测指标。”
8.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巨大投机狂热的另一个共同特征。由于人们普遍相信当局不会让金融系统出现问题，贷款的繁HANRUlNxRUAUBBdbVwxNV1w=荣往往因此走向极致。不负责任的行为得到了纵容。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任期之内，市场普遍相信，只要投机者遇到麻烦，他就降低利率，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格林斯潘对策”对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泡沫以及新千年的房地产热潮负有责任。
9.金融结构变得不稳定。
债务的增加并不是惟一需要担心的地方。经济学家Hyman Minsky发现，在繁荣时期，金融结构变得不稳定。用借来的钱进行的投资，回报无法偿付贷款。(Minsky称其为“庞氏骗局TwsFVVV2QUtPU0hbDVlKUlk=”)。结果就是，金融系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即使是平时微不足道的小事件，诸如利率小幅上升或者资产价格下降，也会酿成大事。20世纪20年代的高杠杆率投资信托、最近十年来出现的次级债CDOs，都是庞氏骗局的典型例子。
10.快速上升的房地产价格。
有危险的贷款往往由房地产抵押担保，所以，贷款迅速增长与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涨同时出现，可以很确定地预告未来痛苦的泡沫破裂。地产崩盘时，大量新建住房会让情况变得更糟，西班牙、爱尔兰和TQoMCVN0QkkWA00ADlQaAAo=美国，最近都提供了血淋淋的教训。
总之，研究表明，信贷的迅速增加是金融系统不稳定的最重要的领先指标。资产SlQMBwR2FhxGBB1SWwxNVws=价格泡沫的出现是第二个最为可靠的危机指标。低利率和快速的货币增长也是好的警告标志。由于投资泡沫造成资本错配，房市的崩盘会造成严重且长期的经济衰退。典型的投机狂热往往由一个令人信服的增长故事和对当局的盲目信任相伴而来。这一切因道德风险和猖獗的腐败而变本加厉。（美国投资公司GMO报告）
中国经济的红色警报（下）
【博览财经特稿】全球信贷紧缩和经济大衰退的巨大痛苦，似乎本应足以让世界各地对金融有个清醒的认识。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大量发放便宜的货币尚未能成功地解救垂死的房地产市场。而在地球的另一端G1FWUAV2RxhFAx8CCg8aAFg=，诸多指标显示，中国已经出现了投机狂潮和金融脆弱的典型症状。
1.中国梦
几个世纪以来，外国人都在想怎样从中国巨大数量的人口赚钱。今天，中国梦比以往更加生动。中国有超过13亿的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农村人口正逐步转移到城市。未来十年，大约3亿农SQBRBQd3R0lCARZUVlVNAAg=村人口会搬到城市，美国的人口不过也就3亿。人们普遍预计，未来数年，中国将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
近几个月来，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并且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是全球大宗商品的最大市场，近期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消费市场。TFBUV1MhRR1PVx1RX1QaVws=中国工人的工资是美国同行的十分之一，但未来会与西方国家看齐。日本在1960年后的30年里就是如此。
中国必将崛起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最近持这种观点的书不少，如马丁·杰克斯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信心非常高。
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预期，令中国成为华尔街的宠儿。如果他们是正确的，那么在未来几年中国工业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将成倍增长。然而，就像上世纪90年代对互联网的预期，这其中很可能被夸大了。
就像对网络的狂热，投资者似乎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中国的增长预期。比如，声称城市的人口到2025年会再增加3.5亿，到时接近10亿。但在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很可能被低估了，因为按照西方的标准，很多中国的GwNXBQYkEUxDUBZTXFtMVFo=农村地区的人口密集度其实已经很高。更复杂的是，许多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因为没有居住证，可能没有纳入官方的统计数字。人均GDP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一项考核指标，所以他们有动力低报人口数字。
许多新到城市的人没有户口，收入微薄，而且在过去10年的实际工资没有增长。这些人构成了周期性的劳动力，找的到活的时候来到城市，找不到活时离开城市。这些农民工为中国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SlMMAlN1RBxEUR0HCllMW1w=来支持中国的出口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像中国人口学专家学者所说，“将城市人口增长等同于中产阶级的人数增长，是片面的。”
华尔街趋向于淡化中国人口故事的黑暗面。中国的人口到2015年将会下降。同时劳动力数目也会见顶。新增的劳动力也会快速下降，然而，正是这部分人来到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如果农民工数量减少，实际工资将可能上升，这让工人的消费能力增加。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这可能是双刃剑，因为该国的国际竞争力可能受到伤害。近年来，城市化一直是中国的生产力增长的主要来源。如果降低，那么未来的经济增长只有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
2.我们相信中国政府
20年前，有人争辩说“日本是不同的”，而东京的经济政策是优于西方的。许多畅销书赞美那块太阳升起的土地。有一本书叫《日本第一》，如今臭名昭著。今天，同样有许多人说，中国经济是特别的，中国的政策优于其他国家。同样有许多人预计，中国将问鼎经济霸权。
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比前苏联成功的多。30年来，中国的经济不可思议地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本世纪初，政府在经济没有停顿的前提下，成功地解决了银行的巨额坏账问题。近年来，中国建立了达2.4万亿美元的巨大外汇储备，令其有了不可战胜的光环。
中国似乎成功地避开了全球金融危机，这进一步增强了决策者的声誉。在出口市场崩溃的情况下，去年中国经济依旧轻松超越了8%的GDP增长目标。
一位著名的英国投资者近日宣布，他放弃退休，到香港来运行一个中国基金。其中的一条理由是看好“中央计划的有效性”，现代中国的奇迹之一是，它使一些世界上最热情的资本家热烈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的经济中。
不过，无论是经济理论和历史，都证明中央计划不是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中国确实迅速发展了三十年，但在中央政府看的见的指挥下，经济已成畸形。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增长。中国向西方的出口，已经是日本最繁盛时期的两倍。不靠贸易保护，该国已无法保持贸易顺差。经济大衰退发生后，这种威胁变得格外尖锐。
非常高的投资水平也带来了资本错配的风险(这点在下面会更详细讨论)。还有就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过高。中央政府制订GDP增长目标，并分解给地方政府。问题是，地方政府可以糊弄中央。古德哈特定律指出，每当经济指标成为政策目标，它就失去了信息的作用。在中国，GDP增长已不再是一个经济过程的结果，而是成为了目标。
传闻证明，地方政府的许多决定，无论是开展新的基建项目和发展房地产，都是实现增长目标的需要。在许多方面，这使人联想起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公司在牛市时期设立的收入增长目标。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当资源分配的目标是为了一串数字，不好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中央的政策似乎也扼杀了国内企业。虽然国有企业的作用已经下降，但仍从国家控制的银行获得贷款优惠。相比民营企业，国企得到了优待，因为民企不得不从银行体系之外获得高利率的融资。香港金融管理局最近的一项研究称，如果国企以与民企同等条件的利率贷款，利润会消失；研究还发现，超过半数的民营企业没有机会从银行借款。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所写的书介绍，中国正从上世纪80年代的企业资本主义转向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将注意力放在大型投资项目(比如上海浦东金融区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上。中国在此期间建立了诸多较好的基础设施，但经济发展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GDP中的消费份额下降和创新的缩减(以上海新的专利衡量)。
3.投资热潮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不稳或混乱时，投资应该会下降。然而，在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30%，对去年经济增长贡献达到90%。投资创纪录地上升到GDP的58%。这些都是了不得的数字。关键的问题是：这些钱用的怎么样？
基础设施投入占去年的经济刺激开支的三分之二以上。大约四分之一的项目是政府主导的。许多项目明显是为了满足政府的GDP增长目标。YouTube的一个短片(转播自半岛电视台)显示，内蒙古鄂尔多斯城有一个新建的“鬼城”。有被访者认为，这个空城，可容纳100万人，只是为了满足政府的增长目标。
相对于其经济发展的现状，中国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去年，中国高速公路使用率估计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2%。许多较小的机场仅使用了容量的一半。国家建设高速铁路网的计划，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但投资回报会成问题。国家发改委的一位交通研究人员警告说，拟建中的18000公里高速铁路，将面临成本收不回的问题，“可能无法达到实现收支平衡的最低客运量”。然而，大多数华尔街分析师仍然乐观。如果中国继续以过去的速度增长，他们说，那么所有这些新的道路，桥梁，铁路在短时间内亦将流量拥挤。
类似的问题在中国的重工业领域随处可见。当大衰退来临，非出口部门被要求不裁员。许多行业持续投资，尽管产能利用率较低。
制造业，其中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带动环比提高27%的资本支出帐户(2009年1月至2009年10月)。一项由欧盟商会的报告，去年11月生产能力过剩的包括造船业、平板玻璃、钢铁、水泥、多晶硅、风电。例如，在水泥行业资本支出增加了三分之二，但能力方面估计有78%运行的利用率。产能过剩由中国投资的高增长预期时间推算是合理的。
以高储蓄和投资和巨额贸易顺差，中国一直遵循一位评论家所说的“亚洲的增长推动模式”然而，这种增长模式的缺陷，在过去20年，即证明了日本的弊病。在1994年一篇著名的文章中，“亚洲神话的奇迹”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亚洲猛虎般的经济增长依靠不断增加资本投入。然而这种投资，依然受收益递减规律影响。
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中国，投资效率(GDP按每单位增量的投资增长来衡量)有下降的趋势。对于猛虎(日本)来说，穷人的投资范围显露在199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之时。中国的问题更大，因为它有潜在的投资占GDP的比例比任何其他亚洲经济体在历史上的比例都高。
4.腐败
所有巨大的投机性躁狂症都伴随着不断升高的欺诈。只有在萧条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个 “怪物”的全部情况，如安然(Enrons)、世通(WorldComs)、麦道夫(Madoffs)的曝光。中国地产和基础设施支出的回升，为渎职提供了一个周期性激励。中国最近在2009年国际清廉指数排名中下滑至第79名，略低于布基纳法索。
房地产的繁荣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土地经常被夺走，交给开发商，而对被拆迁者补偿不足。金融部门沉迷于拿回扣。基础设施支出，让地方官员有机会中饱私囊，对劣质建材视而不见。中国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然而，纽约时报估计，多达一半的销售与贿赂有关。
中国为
5.宽松的货币
诺贝尔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不同于他伟大对手凯恩斯的理论。凯恩斯辩称泡沫是混乱的“动物情绪”，而哈耶克声称，过低的利率推高了资产价格通胀。哈耶克说，通过货币和信贷扩张产生的宽松货币，导致了一般价格或资产价格的通货膨胀。当利率低于它们的“恰当”的水平，企业倾向于投资在一些在遥远的未来才有回报的项目。这就产生了资源错配或“不正当投资。”
什么是恰当的利率，谁也不知。但经验法则认为，利率应与经济的中期增长相适应。在美国，最优惠利率平均比过去40年的名义增长高出一个百分点。相比之下，1990年以来，中国最优惠利率平均比GDP增速低约九个百分点。
低利率是中央政策的一部分，以促进投资和补贴国有企业。低利率也促使中国家庭投机股票和房地产。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过去十年已导致高通胀和资本市场的忽上忽下。在最近的一次泡沫中，上证指数从2006年初到2007年10月，涨了四倍多，然后又跌去70%以上。
去年，货币供应增长了近30%，而利率远低于经济的名义增长率。再次，中国储户发现自己陷于对通长的恐惧和对高回报的贪欲之间。再一次，泡沫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形成。
6.固定汇率和资本流入
人民币是盯住美元的。低估的汇率促进了出口，并压低了利率。它还鼓励大量资本流入，主要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资本管制限制了热钱流入，不过，投机性资本流入最近有所抬头。
许多新兴市场危机是由其货币引起的，因此，看到中国高达2.4万亿的庞大外汇储备，许多评论家感到很安全。然而，这么大量的美元应该是令人担忧的。它反映了一个散漫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不平衡。
美元的标准使得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可以消费大于产出，由此积累了庞大的对外债务。其他国家，大多在亚洲，享有持续的贸易盈余，并取得巨大的外汇储备。
有人认为，中国的巨大外汇储备使中国经济立于不败之地，这其实不对。这些储备可以用来购买外国资产、进口、或防御货币攻击。但有一类问题，它解决不了，比如，在资产泡沫破灭后，银行坏账大量出现，不良投资到处都是。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相对于全球GDP，只有两个国家先前曾经累积过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他们是1929年的美国和1989年的日本。
7.信贷繁荣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出口订单的崩溃，中国下令银行放贷。去年，新的银行贷款增加了近1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29%的GDP。这些贷款大部分流向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国有企业。这使经济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类似推注肾上腺素抢救心脏骤停。然而，大多数分析师没有考虑信贷狂潮的后遗症。我们自己最近的经验证明后遗症是明显的。
信贷扩张的规模本身就值得忧虑。信贷如此迅速地膨胀，很可能没有严格遵循标准。事实上，许多人相信，中国的银行体系会有另一次不良贷款的激增危险，就象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那样。然而，传统的智慧认为，只要中国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去年的贷款不会变坏。
8.道德风险
主要的中资银行是由国家控制。他们曾有滥发贷款的历史。然而，市场认为，银行现在不会出问题。中国主要银行的市值全球领先，已经太大而无法倒闭。它们是中央经济政策的主要工具。坏不了。
道德风险对银行体系带来的恶果，亚洲人并不陌生。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大银行也被视为财政部履行政策目标的工具，同时在利润上也受保护。当时，日本的银行市值雄踞世界第一。后来，这种信仰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失去的十年”，日本的银行产生的亏损相当于它们的初始资本的两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好几个亚洲国家都暴露出道德风险对金融系统的危害。
给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曾给中国的银行带来麻烦。本世纪之交，标准普尔估计中国不良贷款占未偿还贷款的约50%。银行被重新注资，不良贷款打包给资产管理公司。这个救援行动相对没有痛苦。一些人估计，中国可能故技重施。另一些人认为，没有必要担忧，因为中国银行[4.29 -0.46%]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可以运用现代风险管理方法。如果中国的银行真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什么还要在中央的授意下进行大规模的政策性贷款？
9.冒险的借贷行为
2007-2008年的信贷危机暴露了许多美国和欧洲银行恶劣的贷款决定。在音乐还在响的时候，这些银行降低了贷款的标准。许多贷款用现金流无法偿还，为了让贷款不坏掉，他们需要进一步的资产价格升值。当市场回落，这些金融把戏现出原形。中国最近的许多贷款似乎就属于这一类型。
例如，贷款流入基础设施项目，如新的铁路，收费公路和桥梁。这些项目由地方政府主办。然而，地方政府被禁止为贷款担保。相反，他们建立了融台平台，资本金由地方政府出，剩下的钱是由银行提供。据估计，去年一半的银行贷款，流到了这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里。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中，许多只有少量的现金流，甚至没有现金流。
这些贷款将来怎么还？如果经济持续以过去的速度成长，可以假定这些新机场和收费公路将来都能产生收益。或者，地方政府可以靠未来的卖地收入来还款。麻烦的是，卖地收入占了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半。因此，如果房地产市场回落，地方政府可能无法履行这些隐含的义务，顺利归还基础设施贷款。
华尔街分析师称，因为中国没有把次级贷款证券化，所以中国的贷款系统是正常的。但中国的银行业有自己的独特的可疑做法。根据惠誉国际评级的测算，很多银行把贷款重新打包，出售给散户投资者、其他金融机构和企业。
惠誉写道，“卖出贷款的银行承诺在未来某个时候回购贷款，在这种情况下，贷款可能不会出现在卖方或买方的财务报表中。”通过把贷款放在账外，银行得以让贷款增长率符合政府设定的限制之内。
中国银行业似乎特别不愿意报告问题贷款，因此没有人可以测出其信贷体系的健康程度。安永(Ernst &Young)会计师事务所2006年发表了一份报告，估计中国的不良贷款高达9000亿美元，这份报告随后被撤回。甚至在2008年股市崩盘和出口休克时，官方报告的不良贷款依然下降。惠誉指出，中国银行业习惯于不断地将问题贷款转期。银行员工也隐瞒不良贷款的动机。一个信贷员如果报告了他放出了问题贷款，他的工资会被扣至低于农民工的工资。似乎很少人关心隐瞒不良贷款的做法，因为一般人认为，只要经济继续迅速增长，不良债权未来会转好。
10.泡沫
信贷激增重燃了中国投资者的动物精神。去年上半年，上海股市强劲复苏。去年7月下旬的某一天，上海A股的成交量超过了纽约、伦敦和东京三大证券交易所的成交量之和。去年第三季，以市值论，中国IPO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二。全球最大的10个IPO，中国占有七个。新股往往高倍超额认购，上市首日暴涨。去年10月，深圳创业板市场推出。开市首日，2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涨幅在76%至210%之间，市盈率平均达150倍。
高换手率、新股大量发行、新股一上市即劲涨、成立新交易所，这些都投机狂热的经典迹象。去年夏天，市场见顶时，上证指数的PE倍数为38倍。中国股票的高估值基于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憧憬。不过，股市只是一个插曲，真正的大戏发生在中国狂热的房地产市场。
本文讨论的许多红色警报信号在中国狂热的房地产市场随处可见：有一个夺目的增长故事(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和未来的经济高增长率)；建设热潮帮助中国实现GDP增长目标；低成本信贷流入房地产领域；腐败到处都是；道德风险普遍存在，相信政府不会让楼市崩溃；资产价格高估，投机盛行，凯恩斯讲的“动物精神”到处都是。
住宅市场
由于现金的利率低、股票波动性大，对中国储户来说，房地产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在过去十年中，全国房价以8%的年均速度上涨。这一贯表现使人们普遍认为，楼价只能上涨。
支持住房市场是中央经济刺激计划的关键一环：贷款利率被降低，银行被勒令打开信贷投放；抵押贷款的成数上升；向二套房的买家提供优惠的按揭利率；降低购房的税收。国有企业也受到鼓励进入住房市场。地方政府为购房者提供优惠券和居留证，他们还为新项目提供了近一半的融资。
这些措施施展了魔法。去年，中国的住宅销售上升到3.8万亿人民币，比2008年同比增长87%。平均房价在2009年上升8%。几个地方的市场出现20%以上的强劲上涨。住宅新开工项目也迅速上升。新建住房开工(按建筑面积计算)在去年前11个月上涨了16%。2010年住房建设预计将再上升20%。这就提出了一个潜在的供过于求的问题。大家的一致看法是，新的供应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随着经济持续扩大而被消化。
但按现在大城市的房价，农民工毕竟是买不起的。大城市的住房所有者比例已经上升到70%。在北京，住宅建成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速。这种供应过剩的部分被地产市场“投资者”所吸收。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最近已出售的房产有五分之一空置。由于新房子出租后往往价格下降，所以很多投资者选择把房子空着。公寓大楼夜间熄灯的照片，揭示了投机者的住房所在。
住宅价格已经高的惊人。摩根士丹利估计，即便支付了大笔的首付款后，供按揭的钱要占平均收入的43%。就全国而言，房价已攀升至收入的8倍左右。
由于收入分配不均衡，这可能低估了承受不起的问题。在北京，房价与收入的比例已经上升超过15倍(2000-2008年平均为10倍)。相比之下，东京公寓价格在1990年达到高峰，为平均家庭收入的9倍。首次购房者据说要通过借家庭成员的钱来凑够首付款。隔代的按揭贷款也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房产的一个特点。
房屋已成为一个国家的困扰。最近几个月，几个重要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都对住房市场的泡沫表示了担忧，但华尔街没有理睬这些担忧。分析师说，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以其最近的速度增长，那么一切都会变好。
商业房地产市场
商业房地产市场看起来也同样离谱了。作为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允许开发商承担更多的债务，以促进土地的购买。去年，商业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了21%。中国正在建设的房屋建筑面积总量相当于罗得岛(Rhode Island)的大小。
按国际标准，在主要城市的商业租金也非常昂贵。去年夏天，在上海和北京的黄金地段，估计分别为每平米702美元和每平方米532美元。这些价格大体上与纽约相同，尽管曼哈顿的人均产出是中国大都市的4倍之多。
国有企业被要求支持商业地产市场。他们标出了很多“地王”。例如，在2009年9月，中国海外发展支付人民币70亿元，购买了上海一块31.3万平方米的地，楼面地价每平方米人民币22400元。
地方政府拥有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已是房地产市场繁荣的主要受益者。卖地收入约占其2009年收入的一半。去年，地方政府获得了人民币1.6万亿的卖地收入，相当于中央的刺激计划的40%，或者GDP的5%。这些收入被循环，作为开发商购买更多土地的贷款。正如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谢国忠评论的：“当国有企业借用国有银行的钱，在土地拍卖中把钱交给地方政府，这个地价还有什么意义？”
高层建筑正在纷纷建设，而按西方标准，空置率已经非常高。在浦东新区，空置率已达50%，但新楼还在盖不停。投资者自我安慰，如果中国的经济保持像这样迅猛生长，那么所有的空办公室将很快会有找到租客。
梦想之地
三年前，温家宝总理用“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来形容中国经济。而经济危机并没有治愈这些个“不”。相反，中国过热的投资和天量的信贷加剧了上述的经济失调。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呈现出了典型的泡沫状态——过高的价格、疯狂的投机以及大量的新建筑物。这个泡沫迟早破裂。
过去，当以上十个红色警报在一个经济体都显现出来的时候，总会发生令人不快的结局。预测泡沫何时破灭非常困难，因为泡沫总能推至极致。加上中国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让预测难上加难。国有企业可以被叫来支撑市场。像过去一样，亏损也可以被掩盖起来或塞到某处。但是诸如此类的手段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推迟问题的爆发而已。
就算未来危机发生的具体时间无法预测，也并不意味着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问题就应该被忽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房地产投资占据着GDP的12%。对于中国的许多重工业，建设是主要的需求来源。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数据，大约有20%的银行新增贷款直接流向了房地产市场。另外，房地产还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北京市去年20%的收入就是来自卖地。而大多数基础设施的贷款要靠地方的卖地收入来偿还。国企的大多数贷款以房地产做抵押。最后在正常银行系统以外，还有一个房地产借贷市场，数字不详。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事实上是中国的整个经济和金融系统，都形成了一个信仰，即未来中国将以过去的速度继续增长。这一假设让更多的投资变得合理，从而刺激增长，进而带来更多的投资。中国的这种现状令人想起互联网泡沫的后期，投资者把过去的增长率套用在了未来，然后被广阔的增长空间所迷惑。伴随着互联网的兴盛，巨大的投资创造的需求似乎印证了最乐观的预测。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梦想之地，一个“先建设，一切都会随之而来”的经济体。
一个评论家把中国与好莱坞的惊悚片《生死时速》联系起来，中国就好像一辆装有炸弹的大巴在路上飞奔，而一旦速度小于每小时50英里，它就会爆炸。这个比喻很贴切。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灾难可能就会发生。大部分新建的基础设施将会毫无用处。过剩的产能将在很多工业存在很多年。房地产泡沫将会破裂，而银行系统将面临大规模坏账。那些正沉浸于中国梦的投资者忽视了这样的场景。当中国这部巨型机器最终停滞，这些投资者们就会从美梦中痛苦的醒来。（美国投资公司GMO报告）
以 下 目 录
【经济纵深】. 9
中国崛起的数字游戏. 9
中国经济深陷“十面埋伏”. 10
“虚假”的城市化. 11
地方财政困境. 12
一个日本商人对“世界工厂”的评价. 13
【社会民生】. 14
地沟油和高房价映射的中国现实. 14
山西疫苗案思考. 15
我们的时代病是怎样形成的. 16
【反腐倡廉】. 16
药监系统人事密集变动部分官员或涉贿案. 16
司法腐败危害经济秩序. 16
【法治建设】. 16
宪法、饥荒. 16
落实宪法是中国社会稳定基石. 16
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 16
【官场现形记】. 16
官场作秀图. 16
当面子文化碰上错误的政绩观. 16
【教育改革】. 16
“谎言”必修课. 16
中国教改，更多在教育之外. 16
中日“特色”的差别. 16
中国教育的“紧”与日本教育的“松”. 16
【史海探秘】. 16
《海瑞罢官》：尚未披露的史实. 16
【人物广角】. 16
“右派”省长沙文汉. 16
【国际关系】. 16
美国对中国的期望与恐惧. 16
“美国衰退论”只是个传说. 16
泰国政局如何收场？. 16
【国际战略】. 16
中国军力世界排第几？. 16
崛起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6
【经济纵深】
中国崛起的数字游戏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坐拥美国2万亿的国债，中国在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年，GDP增长率仍然保持8.5%
但现实是否真的是如此呢？中国崛起看起来很美，但更像是一场数字游戏。
中国崛起，说到底，也就只是一次经济的大国崛起。而且，中国的经济崛起，完全是拜经济全球化所赐。如果脱离了这样的背景，中国能以像现在一样的速度崛起吗？
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固然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大国地位，似乎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可。从金融危机到气候峰会，从G20峰会到达沃斯论坛， 中国的声音总是如此受关注，甚至于中国两会上有关中国经济的决策，也成为外国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焦点。而在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后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外国媒体提问的焦点毫无疑问地停留在人民币是否升值和中国经济政策上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确实达到了举足轻重的地步了。
同样的，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也为中国在大国外交上提供了不少筹码。在中法、中德双边关系受到挑战之时，中国以其强大的经济手段很快迫使法德两国放弃其以人权等政治手段干涉中国内政的方法。而在今年中美双边关系受挫之时，在中国遭遇美国的人权外交、对台军售、总统会见达赖等一系列政治冲击之下，中国依然能从容应对，迫使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发表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等缓和的言论。
然后，除此之外呢？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了，中国在大国外交的博弈中力量更大了，但中国在面对周边问题上，却仍然缺乏从容的应对之策。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和印度，其军事的大肆扩充的规模之大，军种竞赛的程度之强烈，已备受国家社会关注。中国南海地区、印度洋地区更因此显得暗流汹涌。作为重要的竞争对手的印度，更是毫不掩饰地打出“打造世界军事强国”的大国战略目标。如此，中国将作何应对？
但以上的问题，也仅仅是在国际外交上。对于中国崛起而言，更大的挑战显然是来自内部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我们常说，欧洲是经济大国、政治侏儒。那么中国又是什么？中国既是政治大国，又是经济大国，但显然，中国是道德侏儒。中国在道德上的侏儒化，显然是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所付出的社会代价。
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但一直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落实，却一直举步维艰。群体事件上的步履，中国维权事件的增多，事实上已经证明了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单从201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事件来看，就足以见识其问题的严重性。
首先是疫苗事件。本来是为人提供安全保障的疫苗，如今却让人闻之色变。先是山西省曝出儿童注射疫苗后致死致残的事件；接着是江苏曝出总共21.58万份的人用狂犬病疫苗质量存在问题。其次是地沟油事件的曝光。年达200到300万吨的地沟油流入市场，对普通百姓的日常饮食形成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再者是有关拆迁问题。在今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还尤言在耳，却又迅速出现老人阻止拆迁遭埋和高龄父子双双自焚，却仍旧无法阻止强制拆迁的继续的事件。最后，还有出现在两会结束后的新地王事件。中国的高房价，事实上俨然已经成为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富裕群体对中低收入者的剥夺，同时也是上代人对下代人、原住民对新移民的一种社会剥夺。
难怪乎，清华大学
如此的中国，难道真的已经崛起了吗？换句话说，中国的崛起，事实上只是完成了经济上的崛起，而在其它方面，却远不是一个大国崛起。更何况，伴随着中国经济强大的同时，更多的是社会道德的进一步沦丧，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如此之崛起，真的是崛起吗？
但显然，我们太喜欢中国崛起这个词了。以至于当我们一边在说要警惕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捧杀的同时，却又在不自觉中地自我傲慢了。面对美国自今年以来在一些方面的“挑衅行为”，中国坊间的一些反对声音就足以见识这样的一种傲慢。因而，
所以，在现阶段，在中国的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远未完成的今天，中国的崛起，看起来很美，但显然，它只是一场数字游戏。剥离了数字的背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依然很多，中国需要做的事情依然很多。中国的社会需要重建，中国的政治需要改革。如果只是沉迷于这样的一场数字游戏，那么中国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显然就是个问题了。（南之默）TOP↑
中国经济深陷“十面埋伏”
【博览财经特稿】当中国经济增长鹦哥燕舞之时，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却陷入十面埋伏。
首先，中国GDP是产量GDP，而非利润GDP，库存可以计入GDP，也可以计入报废清单中。
其次，对于外贸出口的认识存在不足，以为3月份可能出现80亿美元左右的逆差是暂时现象，忘了欧美日为削减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可能面临陷入5-8年的消费萎缩。所以，笔者认为，外贸逆差将至少是2015年之前的常态。
第三，今年中国进入通胀，但中国的问题恐怕不仅是通胀，而是农副产品的价格全面爆涨。爆涨的背后是农民务农的减少，而务农的减少是因为“一亩三分地”的收入太少。加工资抬高了整个社会的收入河流，使得农民务农的意愿进一步下降，那么，通胀将会反复恶化。
第四，钢铁产能越调节越创新高，铁矿石价格越谈判越创新高。为什么不从钢铁总量上削减转到海外开分厂？为什么不取消现货铁矿石交易市场只允许独家铁矿石代理制？
第五，经济结构转型偏重于发展总部经济、外包业经济、金融业经济，可是这不是技术创新，也不是升级换代，而是选择替代产业。重新打出国企牌并不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第六，城市化到底是功还是过？笔者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最大败笔，没有对农村进行现代化产业改造，到现在还是给农民城市户口、给教育减免费用、全民参加医保、给农民减税和补贴等，为什么从来没有从农民收入翻倍上去做文章？结果造成民工潮春出冬归，大量辛苦钱被车费、房租消灭掉，沦落为城市化的奴隶，这是典型的二等公民，而城镇化仍然延续了城市化老路。
第七，中国经济进入到彷徨阶段，崇拜技术，却面临丰田汽车召回技术神话的破灭。崇拜欧美金融创新，却面临主权基金投资欧美金融机构2000亿美元的缩水。崇拜世界品牌却面临全球奢侈品品牌的退潮引发世界顶尖时装公司倒闭，往上走遇到阻力。可是中国想淘汰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低附加值产品、低技术产品，却面临着向好市场，去年义乌出口增长势头好于整体出口就是明证。
第八，中国外贸最大阻力来自欧美日消费市场的萎缩，来自通货膨胀、工资上涨的压力，来自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的压力，还来自各国贸易摩擦的阻挡，真可谓面临围追截堵。怎么办？雇用东南亚低收入国家劳工替代本国劳工已经大量涌现珠三角，农副产品以后也有这种替代苗头。这将进一步增加贸易逆差。
那么，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十面埋伏？
笔者认为，第一，转变外储投资海外的策略，通过外汇掉期方式来投资农村现代产业，让农民人人持股，这种企业越多，越能增加农民收入。那么，留在农村的农民就越多，农副产品产量就会增加，农民的收入从目前仅仅来自于农副产品变成主要来自于股权收益，从而有利的保证了农副产品供应，降低物价。第二，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产品并大，而非企业并大。所以，中国需要的是产品重组而非企业重组，我们看到的确实企业重组。第三，钢铁行业需要海外设分厂来替代出口，减少总产能的关键在于给重组下达20%总产能指标。第四，技术神话破灭，整合技术与零部件才是竞争力，世界品牌不再是金科玉律，全球消费档次进入中偏下主流时代。第五，少建商品房，多建市中心的廉租房，走廉租房成主流才是正确道路。
通过以上五个方法，中国经济将能走出十面埋伏。（吴东华）TOP↑
“虚假”的城市化
【博览财经特稿】在中国，对农民工的调查基本上是社会学家做，好像经济学家对这个题目不特别感兴趣，
提到农民工就会牵扯到城市化。如果看中国城市化指标就会发现，2000年是一个拐点，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这非常有意思，我们一般会认为城市化带来中产阶级的壮大，带来收入的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但从中国宏观城市化的数据和宏观消费数据看到的状况恰恰是相反的。
中国经济最大挑战正是消费和内需的下降。宏观经济学家对中国内需不足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强调中国的储蓄率，另一个是强调中国的发展。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例低是因为东亚文化强调储蓄，但韩国和日本也是东亚国家，消费占GDP 的比例也远远比中国高。虽然今年中国社会零售增加了15%，远远超过GDP的增长。但中国的社会零售相当大的部分不是家庭消费，而是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机构消费。
再解释中国消费下降的问题，一种理论认为，是谨慎性的储蓄和社会保险不足造成；另一种理论认为，谨慎型的消费主要是因为收入过低，而不是因为储蓄过高。我比较赞成第二种观点，中国消费下降是因为中国国民收入的增长严重落后于GDP的增长。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消费比例都比中国要高15%-20%左右，那些国家例如印度也并不是都有很发达的社会保险体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7月一次会议上，也提到了这个现象，就是中国家庭储蓄率并没有提高，而是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提高了。
此外，在我看来，中国城市化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行政行为。因为土地是公有的，是政府控制的。如果这种城市化通过大规模土地扩张，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种行政性的城市化，而不是经济形式的城市化。像这种行政性的城市化，对居民收入到底有什么影响？肯定正负面的影响都会有。正
面的影响就是农民工的影响，但这种收入的增加完全是一次性的，一个农民一旦转成工人，收入有非常大的增加，但变成工人以后工资的增加非常难。另外，因为农民工的廉价，也提高了城市居民实际的收入。
我们的研究还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某些政策抑制了农民工的消费，其中突出的是户籍制度。我们调查中53%的农民工在2003年以前离开农村，但到了2009年，29%的农民工有改变户口的期望。虽然他们很早以前就离开了农村，很早以前就住在这个城市。这一批农民工的谨慎性、预防性的储蓄心理也非常强。他们的储蓄率是40%，当问到农民工为什么要储蓄的时候，他们的回答中第一位就是子女的教育，第二位要回乡建房子，他已经在城市里住了十几二十几年，但还期望要回到农村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如果城市化步伐加快，公共产品提供也应该速度更快才对，但恰恰因为户籍制度，公共产品的提供却远远落后于城市化的速度。
中国城市化是一次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增加的幅度非常大，但问题是没有连续性增加的预期。中国的内需不足是因为收入不足。现在采取的一些措施，比如家电下乡，都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政策调整在我看来相当紧迫，如果你不增加农民工的收入，想增加他们的消费几乎不可能，而第一位重要的政策举措就是取消户籍制，同时在农村开放金融，使农村居民至少有一个选择，例如他们可以去创业，也可以到城市去打工。另外结合取消户籍制，还要大大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入。（黄亚生）TOP↑
地方财政困境
【博览财经报道】观音峡林场绵延伸展在重庆市西北的山脉之间。林场大部分土地受到保护。“我们的目的主要是保存，而不是赚钱。”观音峡林场党支部书记刘思阳表示。
然而，这片林场在商业领域却有着双重身份。去年，当地政府林业局下属的一家公司已把它用作担保品，从一家国有银行贷款3亿元人民币，这些钱用在了重庆市的基础设施项目上。
此类贷款正促使分析师更为密切地关注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一些分析师已开始警告，中国的债务状况比公开宣称的要糟糕得多，而且，假如地方政府的这些贷款很多变成坏账，可能给银行体系造成大问题。
“这最终将需要从财政预算和外汇储备中拿出大笔资金进行纾困，”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学者史宗翰(Victor Shih)表示。
过去一年来，在各国政府预算赤字普遍处于两位数水平之际，中国取得了看起来非同凡响的佳绩。在政府巨额财政刺激方案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增长了8.7%。然而，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却几乎没有变化，仍保持在20%左右的适当水平。
此中玄机在于，大部分刺激资金并非来自常规的财政拨款，而是来自国有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去年中国新增贷款增长了一倍以上，达到9.6万亿元人民币，近乎是GDP的三分之一。
地方政府的贷款渠道有限，但它们可以成立专门的投资公司，利用公共土地进行担保获得贷款，重庆市林业局下属的那家公司就属于这类投资公司。有些官员私下里承认，去年银行贷款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这些投资公司。
本世纪头几年，上海和重庆率先成立起此类公司，但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8000多家这样的公司。
据银监会估算，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在6万亿元人民币（合8780亿美元）左右。但史宗翰认为，实际数额可能接近11.4万亿人民币，另外，承诺在未来几年内拨付的贷款也有12.7万亿人民币。他估计，如果算上这些贷款，截止2009年底，中国债务占GDP的比例为71%，到2011年则为96%。
“中国房地产市场不存在任何杠杆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居民买房或许是这种情形，但地方政府却是大规模举债。”
这些债务中会有多少变成不良债务，只能靠猜测。史宗翰认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政府下属的公司不会有问题，但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可能会处境艰难，不良贷款规模可能达到3万亿元人民币。
重庆市长黄奇帆也表示了担忧。他上周说道：“就重庆市政府而言，根本不存在债务问题。但我们应该对一些区政府的情况多加注意。”
有理由不必担心出现最坏的情况。在潜在不良债务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承诺在未来两年内拨付的贷款。其中部分贷款不能停止发放，否则将导致一些在建工程无法完工。不过，政府已经在采取一些前瞻性措施，要求银行减少对地方政府放贷，并承诺放缓新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
在中期内，北京方面正在讨论两项可能有所助益的改革措施。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ICC)经济学家哈继铭表示，政府当局可能会大力发展市政债券市场，开创一条更为稳定的融资渠道。此外，官员们正在研究开征物业税，这将扩大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
最后，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卖地，来弥补旗下投资公司的亏空。
不过，并非所有用作担保品的土地（如观音峡林场）都具有商业可行性。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驻上海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估计，这些投资公司用于申请贷款的土地，可能是过去5年内政府卖出土地总和的3倍。
“不知道这场游戏怎样才能不以悲剧收场，”王志浩表示。
“如果地价下跌，或者市场陷入停滞……这场游戏可能永远无法圆满收场。”（杰夫·代尔）TOP↑
一个日本商人对“世界工厂”的评价
【博览财经报道】我是一个典型的被称为“经济动物”的
世界工厂不等于血汗工厂
有人把日本人比做蚂蚁，但与吃苦耐劳的中国人相比，日本人差得远。在中国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有数不清的技术落后、产品雷同、管理松懈的家族式工厂，这些工厂技术低、效益差，唯一的优势就是有蚂蚁般吃苦耐劳、牛马般顺从的农民工在支撑，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住着简陋的房子，过着最低级的生活，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
如果以小时计算报酬，中国人是全球工资低较的，比越南稍高一些。一些计件取酬的工厂，工人们的劳动时间平均在12小时以上。本人工作的企业有一些从事环境卫生的中国女工，她们默默地、不停地每天劳作10小时以上，没有人督促她们，也没人直接管理她们，只因为她们比其他工厂的女工收入高一点点，她们就十分珍惜。当听说她们能把收入的80%寄回家时没有人不惊讶，以日本人的观点看，她们余下的那点钱连维持生命最基本的消费都不足，何况她们还必须付房租水费，与其说她们在打工，不如说在卖命。
我曾在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工作过，即使在落后的缅甸，要工人加班都是十分困难的，他们会提出很多要求。在菲律宾，这样的苦活儿他们是不会干的，而且菲律宾人干一个月后会休息一个月，等把上个月的薪水花得干干净净后再去干活儿。
没有熟练的产业工人不行
在中国的南方、北方各大城市，大批劳动大军等待着就业机会，但真正懂技术的熟练工人十分稀少，这是由于大部分中国工厂没有长期计划、缺乏技术支撑造成的，大量来自农村的工人今年在这家工厂、明年到那家工厂，今年做鞋、明年做服装，产业人员的流动性极大，没有有效的组织管理，没有基本的岗位培训。
同时，由于工厂缺乏长远规划，往往是什么好卖就一窝蜂似地造什么，工人的技术也必须随着产品的更换而变更，大部分情况下，工厂会开除现有工人，然后到市场上重新招，这就造成绝大部分工人难以在一个技术工种上从事较长的时间，产业技能就无从提高。今天的招工荒，不是因为技术，而是中国遍地都有廉价工作，何必到南方卖命？
日本人在技术开发上可能没有中国人聪明、睿智、点子多，可以说这方面不占优势。但日本有一支世界上无可比拟的技术精湛的产业大军，他们从事相关工作几十年，灵巧的双手造出了世界上最精密的产品，这双灵巧的手在高等院校是教不出来的，也不是短期培训能达到的，而是多年磨炼出来的。中国人有比日本人更灵巧的手，他们曾造出精美绝伦的工艺品，但现在中国工厂的就业模式没有给他们磨炼双手的舞台，中国工人像流沙一样流动，他们难以达到技术熟练所需的条件。
没有规模化的工厂难达标
中国工厂大都规模小，制造相同产品的工厂比比皆是，如果以日本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工厂只能叫做坊，达不到产业化的生产标准。在中国，工厂最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全部工厂加起来的年产值只相当于日本一个大型企业的年产值。一样的产品由无数工厂分开来做，其结果是工厂开工不足、产品成本高，企业无多余资金进行技术开发，也无多余资金供养一支技术开发队伍。
同时，由于劳动力成本低，企业也无意引进更先进的技术设备。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电视机、微波炉、空调、冰箱、电话等低技术家用电器生产的正规企业和作坊式企业数不胜数，但没有一个享誉世界的品牌，从事服装、鞋帽、玩具的工厂更是满目皆是，同样没有一家达到规模化生产的标准。
产品开发能力低
享誉世界的企业基本都有产品自主开发能力，能形成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一条龙，而大部分中国工厂基本上是仿制或为别人代理生产，技术上受制于人，利润最高的部分掌握在别人手中。中国的科研体系与生产体系基本处于脱节状态，产品开发能力低下，基本以仿制为主，自主开发的产品极少。
效率低下的管理方式
企业生产越是进步，对管理的要求越是严格，这是中国最缺乏的。中国工厂总数比日本多无数倍，但能生产成套设备的工厂很少，大部分设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
在中国各工厂可以看到，相对先进的设备、工艺要求高的部件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在这方面中国最缺的不是生产能力，而是对成套设备生产的组织管理能力。成套设备不同于规模生产的产品，一套生产流水线设备几年也许只能卖一套，要想产生利润，就必须把各相关材料、厂家、规格、标准等各种复杂因素进行综合组织，像装配钟表一样进行精确装配，一个环节的管理错乱就会造成成本增加、性能降低。而中国还缺乏这样精确的组织管理能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基本上是官员式的管理方式，规模较小的工厂没有这样的锻炼机会。我想，如果把空中客车飞机的生产放在中国并由中国人来管理的话，那么造价会高很多。
以我个人看，中国不缺管理者，而是缺乏对管理者进行科学选拔的标准，大量人格低下、好钻空子、工于心计的无能之辈占据着高薪管理者的位置，堵塞了优秀管理人员的发展空间。
中国有世界上无可比拟的最吃苦耐劳的人民，但缺乏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有世界上最多的工厂，但缺乏世界级规模的企业；能制造种类齐全的产品，但技术先进且自主开发的产品很少；有庞大的生产能力，但难以造出技术先进的成套生产设备。
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还是一个初级产品加工基地，难以达到世界工厂的标准。TOP↑
【社会民生】
地沟油和高房价映射的中国现实
【博览财经特稿】2010年3月，温家宝总理“两会”期间
地沟油，就是把饭馆残羹冷炙含有的油水加工提炼后再卖给餐馆炒菜，听起来让人恶心；高房价就是让大多数的民众买不起房，说起来让人痛苦。
中国人历来的基本追求无非是衣食住行，这里面两大块如此令人纠结，吃不好、住不好，这里面的原因耐人寻味，而两者之间的共通之处却值得探讨。
贪欲，无底线的贪欲，这就是地沟油和高房价背后不同群体的一致追求和共通之处。地沟油是底层民众的贪欲的展示，高房价是政治精英和商业地产精英联合起来对民众财富的剥夺。
先说地沟油。据报道，地沟油链条的年利润是20亿，而北京望京地区一块地就拍了50亿。由此你会发现，给民众的生命带来巨大损害的地沟油相对而言其实是个低收益项目。这让人想起当年的黑砖窑事件，一个砖窑的拥有者以迫害孩子们的生命为代价所获得收益，竟然只是每年5万元。
低收益、高危害的事这么多人做，说明中国社会的道德机制出了问题；低收益、高危害的事蔓延而难以制止，说明中国社会的政府监管体系出了问题。2008年的毒奶粉能流入市场，是最典型的案例，它表明作恶者的麻木和政府监管的乏力。
和地沟油的低收益、高危害相比，房地产领域是高收益、高危害。地产界的王石说过，自己不行贿，超过25%的利润不要，这句话告诉我们的就是，房地产商通过行贿等手段拿到超额利润。高房价的原因，开发商黑心只是表象，而政府卖地敛财才是真正的原因。这方面，不是政府监管不力，而是为了利益参与其中。北京一位持币待购的买房者说，相信政府会考虑百姓的利益把房价降下来，一位房产中介马上反驳说，相信政府会为了自身利益和开发商、银行的利益不让房价降。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地沟油和高房价所反映的现实就是过度的贪欲。政府的贪欲使得它把手伸得太长，用看得见的手推高了房价；开发商为了牟取暴利，采取捂盘、惜售等各种措施；地沟油的制造者、销售者、购买者和使用者都是因贪欲而昧着良心做事。
中国人喜欢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人也会说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可惜这句话说的人日渐减少。从地沟油到高房价，所反映的是从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到部分普通人已经被贪念所笼罩。
为了一枚戒指，可以砍掉一位少女的手指；为了5万的利润，可以挖掉一个人的肾脏；因为贪财、敛财，多少官员落马；因为行贿、送贿，多少企业高官被判刑。然而，所有这些依旧呈现有增无减的态势，且愈演愈烈。
被贪念笼罩的社会，是扭曲的社会，很难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法官是吃了原告吃被告，让人不敢打官司；医生是收了红包再举手术刀，让人不敢不送；孩子学校去享受义务教育，还要交赞助费。
在一个扭曲的社会里，公平、正义和真相会缺失。如果你考公务员可要小心，无论成绩多高，只要没有领导的条子，十有八九会被刷掉；即使房价涨了80%，国家权威统计也会算出1.5%的涨幅。
一个贪念横行、正义缺失的社会，是个危险的社会。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存在着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精英们把大笔资金放到国外，甚至自己和家人全部加入外国籍，而普通民众则不敢花钱，拼命存钱以备不时之需，或者无论多贵都要攒钱、贷款买房子，而平时呢，省吃俭用，结果一不小心，会在路边店吃到地沟油。
社会如此状况，是因为抗衡贪念的良知消失殆尽，遏制贪念的管理也处于缺位状态。
正因为如此，温家宝总理才在2010年“两会”期间提出，要在任期内力促社会公平和正义，让人民有尊严地活着。这句话可谓点到中国社会问题的要害所在。其实，普通中国人的要求很简单，能吃到安全的食品，能有个房子住，也就有了起码的尊严。（王冲）TOP↑
山西疫苗案思考
【博览财经特稿】腐败到哪里，哪里的市场机制就会荡然无存。山西疫苗案显示贪腐官员会抓住任何一个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发生在事关人命的疫苗行业。2005年年底，山西省疾控中心成立生物制品配送中心，选择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万的私营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卫），包装成卫生部部属企业。为了获取垄断收益，他们以行政资源垄断市场，赚取高额差价，使免费疫苗与廉价疫苗失效。据报道，有近百名儿童的死亡和残疾与此有关。
结果让人痛心疾首。良知者的申诉与媒体艰苦卓绝披露黑幕的努力，调查权却落入自肥者手中，山西省疾控中心与卫生厅这些重要的利益参与嫌疑部门，成为告知公众真相的部门。
在2010年山西疫苗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后，山西方面的态度是，对于关键的指控全盘否定，而承认了鸡毛蒜皮的枝节违规。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巨宪华在
明智的人不会信任这样的调查结果，深刻的不信任撕裂了社会。不出意料，北京华卫公司突然关掉配送中心的大门，拿钱开溜。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在2009年12月以53岁未的大好年龄提前退休，一家三口游居澳大利亚至今未归。
山西疫苗案是经典的官员贪腐案，权力部门借助疫苗收取垄断权力溢价。从报道来看，如果没有山西卫生厅
令人担心的是，对于山西疫苗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为治恶疾吃下毒药。
人们关注的是北京华卫是没有多少资本的民企，人们关注的是官员与私企勾结的腐败利益链条，认为私企是罪恶渊薮。事实上，权力者找民企站在前台获取权力金绝非第一次。如张荣坤的福禧投资之于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广东省东莞市长安华丰家电贸易部之于原广东发展银行韶关分行行长官有仁，这些民企公司、总裁不过是前台木偶人，被后台的贪腐官员提线操纵。如果没有对权力的约束，官员的傲慢与贪腐将愈演愈烈。山西等地国企大回归，将使官员越来越傲慢，权力越来越值钱。
正因为类似于三聚氰胺、地沟油等事件频发，清官戏越演越热，民众期望包公再世，甚至出现在法院门口击鼓鸣冤要求法官升堂之事。中世纪场景重现于当世。正常的市场需要法律确定边界，山西疫苗案自上访调查之始，走的都是行政体制内部的调查约束机制。而法律成为聋子的耳朵，对于与疫苗案相关的民事诉状，既不受理，也没驳回。缺乏法律维护的社会秩序必然有替代品，黑社会横行，媒体报道，受害儿童家长举报人收恐吓短信 “再闹砍断腿，不闹给10万”。
官员权力的兑现，使得民企成为官员权力的象征，这些失去市场品格的民企不过是行政权力的狗腿，却让所有的民企蒙羞；而行政体系内部的循环式惩戒方式，则让法律墮入地狱，成为屏风上的精致刺绣，完全没有用武之地。正因为对于民企与法律的失望，民众可能更呼吁青天，更呼吁国企，这些经济与文化上的诉求，将把中国的市场经济逼进死胡同。（叶檀）TOP↑
我们的时代病是怎样形成的
【博览财经特稿】本应服务、保障权利的权力，偏偏与民权、人权相对立——这是我们的时代病，也是当今社会的根本性矛盾之一。权力与权利不和谐，断无和谐社会，这是不得不解决的首要问题。
“权力”和“权利”这两个概念，几年前还有许多人分不清。即使媒体，文字错用的现象也比较多。但如今，能正确理解、运用这两个词语已成为“一般水平”。这是权利知识普及、权利意识觉醒在话语现象中的反映。
理解“权力”和“权利”，最简单的办法是将重点落在“力”和“利”上，即将权力视为“力量”，把“权利”当成“利益”。“权利”是私权，所涉个体之所有权益；而“权力”是公权，一般认为只有三种，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但中国的“权力品种”及权力与权利之关系，又有着中国特色，主要表现为公权力统领全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经济、科技主力，权力的“硬件、软件”极其完备，功能和能量无可比拟。
世态民心应当“发官深省”
网络时兴声讨“官员雷语”。被雷的感觉当然出自民间，而面对民众集体“踩雷”的积极性，官员群体也难以理解。如“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是不是党员？”这些话并不像“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啊”那么刺激，放在过去算不上让人特别在意的话。然而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许多“老百姓”体会到这类话语具有权力侵权的特点——民间话场的强音为“过问公务、公事是我们的权利！”对面官员流露的意识则为“你们无权过问！”
民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觉醒了，相当部分官员却还固守着特权与特权意识，觉察不到民间思潮的气势与力量，这就难免官员常发雷语，事后反被雷翻或震撼的遭遇。民众因觉醒与进步，和官员拉远了距离，官员、官场因滞留原地而遭“意外冲击”。“官民互雷”，互不理解，彰显了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壕沟——民权与官权、特权之间的对峙。
观察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评出的“2009年十大网络对话事件”（王帅帖案、邓玉娇案、躲猫猫案、“最
除了“网络对话事件”，还有更多的 “不对话事件”，如“强拆自焚案”等。此类事件和未曝光事件，之所以不敢对话、不能曝光，正是由于其“烈度”令人不堪使然。如今，“官念”万不可听信自家操纵的舆论机器之蛊惑，若真的以为权力深得民心、庶民齐赞太平，则“欺人”未见微功，而“自欺”已达圆满。不信，请回顾一条旧闻：
其实，权利正是权力的本源，权力吞噬权利的同时也吞噬自身的躯壳。官权狂躁，民权抑郁；公权肆无忌惮，民权忍无可忍。公权力之完美构造与无比强势的能量，在侵人权、夺民利方面显露无遗；但与此同时，庞大的公权身躯未免深陷泥沼，信誉如江河日下，坊间共疑。
本应服务、保障权利的权力，偏偏与民权相对立——这是我们的时代病，也是当今社会的根本性矛盾之一。权力与权利不和谐，断无和谐社会，这是不得不解决的首要问题；否则，所有经济与技术成就将失去意义。
最终要闯过“人民评价”这一关
我们常说以“法律为准绳”，但这个准绳在一些权力者手中一点准头都没有。它总是作为绑架权利的工具来使用，对权力有利时才会派上用场。所以，不能说现在的“法绳”为官民所共有。
由于官重民轻、官贵民贱、官比民大，所以在强调“法比天大”之后，官员就自动成为法律化身，“我就是法”，自封为天了。“民比天大，方有法有天”，没有人民这个“天”罩着，立什么法、执什么法都会效果不彰。
怎么办？以权力管制、制衡权力？此路不通。基本体制框架设计以服务集权和“统一思想”为主旨，断容不得削弱这个“优势”，不会允许掣肘的存在。所以，尽管变着花样改来改去，但总是有几个“万能的主”，既立法、司法，又行政、监察，今天宣布监督某某，明天又宣布监督自己。这样，不管设置何种岗位与机构，都和一个岗位、一个机构一样。
无公民，则无公器；无公民，则无合法循规之公权力。解决权力与权利对立的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建设公民社会，此结论已被历史经验无数次证明，也被现实局面无数次印证。为“循序渐进”促成这一“基础建设”，目前该怎么做呢？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落实“人民评价”。
“人民评价”这句话，出自温家宝总理。
温总理说的“最终靠人民的评价”，不仅就应对金融危机的评价而言，这其实是一个对权力的普适标准。在权力一方，变革从接受人民评价开始；于权利而言，所有权利从表达权、评价权开始。官比民大、权比法大情状下的“人民评价”是什么样？需要怎么样？答案是“人民评价”亟待“闯关”。
“人民评价”要闯的第一关：评价者一有“恶评”，就可能立马宣布你不是人民。罪犯、敌对势力、不明真相者、煽动分子、别有用心的一小撮、不安定因素、黑恶势力……一大堆帽子等着你。评价人“享受”跨省追捕拘押、劳改劳教、精神病治疗等特殊待遇的事例，时有耳闻。黑龙江省东宁县公检法等部门领导表态，要全力支持强拆，县长任侃严厉警告“钉子户”：“不要与东宁人民为敌，不要以卵击石。”人民享有的赞美歌颂权极为充分，发表好评的时候就是大好的人民，可一旦“恶评”，“人民”这顶帽子就没了——连人民都不是，你的“负面评价”自然就不是“人民评价”。结果，凡是“人民评价”，保准都是“高度评价”。
“人民评价”要闯的第二关：缺乏“合法”与“正规”的平台可供发表、传播可能让官员有失体面的民间评价。一些言论渠道，包括网络论坛和博客，都被严加防范，网页上随处可见“此发言被屏蔽”、“关闭评论”等内容。层层过滤网过滤着权力忌讳、畏惧的话语。柏杨所说的权力的“摇尾系统”空前发达，而供养摇尾系统的人民却痛感于无处说理。有网友就“人民评价”新闻跟帖说：“我只想知道怎么评，到哪里评！”这愿望很实在、很健康，理应热情、严肃地回应。空谈对政府、官员“打分”没用，谁也没见过“记分牌”在什么地方，叫人去哪儿打分，又怎么个打法？
“人民评价”要闯的第三关：评价不起作用，百官我行我素。由于网络信息难以监管到滴水不漏，加之“网络保护”也按官本位等级序列有所区别，不少官员对网络曝光有所忌惮；然而，他们并不是“直接”怕民众，而是担心能够决定他们沉浮的上级受到网民“感染”，从而做出不利于他们的决策。只要上级支持他们（或者对网评无动于衷），强烈的民间抗议和理由充足的负面评价，都无法撼动他们一根汗毛。在某些官员眼里，“最大的群众就是一个人”，“最终的人民评价”落到实处就是“领导评价”。如果人民的评价总是无用，不是等于没有“人民评价”吗？
应对金融危机的成功、政府经济发展的成功，都无法与“人民评价”和“公民社会”的成功相媲美。没有后者决定性的成功，所有当今被认定的成功，终将被历史证明是“幸福假象”。所以，阻挡“人民评价”的这些关卡，无论如何也得闯过去。闯关并无蜀道之难，过河“摸不着石头”也不必害怕——走别人已经安全通过的路桥，不是同样可以顺顺当当吗？（黎明）TOP↑
【反腐倡廉】
药监系统人事密集变动 部分官员或涉贿案
【博览财经报道】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经历频繁的人事变动。
自去年11月25日国家药监局解聘金少鸿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常务副所长、国家药监局药品评价中心主任职务以来，国家药监局已经有16起人事任免，涉及食品安全监管司、药品安全监管司、稽查局、药监局办公室以及各直属中心等职能部门和机构。除部分是退休离任之外，大部分司局级、处级干部在过去几个月之内完成了变动。
此外，也有一些变动并没有出现在公开的资料上。
日前，《21世纪经济报道》从权威渠道获悉，在江苏延申、河北福尔21.58万人份问题狂犬疫苗爆发的同时，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调研员卫良已被批捕了，具体案由是受贿。
卫良涉案
通过向多方求证得知，卫良是在去年12月份被中纪委双规的。一知情人士透露，“卫良刚下飞机，就被中纪委的人带走了。”另一消息人士表示，卫良被很快带到北京昌平区关押起来。
卫良最后一次露面是在2009年12月。去年11月29日至
春节过后不久，本报曾致电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新闻处，新闻处的人士称，如果案件未进入法院审判阶段，作为公诉人，检察院不会透露案件的具体进展。
而
国家药监局以及直属机构中生所所在地均为北京市西城区，按照属地原则，该案件应该由西城区检察院直接负责。但上述人士表示，这次不是西城区检察院经办，具体由谁负责还不太清楚。
记者拨通国家药监局网页上公布的卫良座机，并无人接听。记者转而向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处长尹红章求证。尹红章表示：“不能透露有关情况，药监局对外发布信息需统一经过新闻发言人。”
而国家药监局发言人颜江瑛则表示正在开会，不便接听电话。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的职责是组织拟订生物制品的国家标准及研究指导原则；承担生物制品的注册工作；承担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的指导和监督。卫良作为该处调研员，级别相当于处长。
有关卫良的资料介绍很少。记者从国家药监局网站了解到，在任职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之前，卫良曾在国家药监局药品安全监管司任职，出任助理调研员。
北京一家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药品注册司和安全监管司这两个司基本上控制了制药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国内不论是研发产品还是仿制药品的生产，必须要获得药监局的生产批号，注册审批工作由注册司负责。制药企业每隔5年必须进行一次重新注册，也是归注册司管。当然，这只是一个例行审批。”
同时该药企负责人告诉记者：“药品的质量控制也是由注册司来管理的。他们每年会组织飞行检查和临时抽检。安监司则对药品原料实施监督检查。”
上述企业负责人谈起卫良时表示：“以前在安全监管司的时候，我们接触过一次，是关于委托加工审批的事情，当时他负责这一块。我印象不是很深了，只记得他大约四十岁上下。”
余震未了
药品注册司的权力极大，几乎掌握制药企业生杀大权，因此成为权力寻租的漩涡核心。2007年，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就因为在药品审批过程中受贿而被判处死缓。
自郑筱萸一案以来，药品、食品的不良事件屡屡发生，药品、生物制品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监管挑战。
国家药监局曾多次对疫苗、血液制品实施生产整顿，整肃产品质量安全。2007年广东佰易药业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被爆携有丙肝病毒，引发一轮专项整顿；2009年大连金港安迪造假，国家局又召开专项会议整治。
另据记者了解，与卫良一起被双规的还有国家药监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孔繁忠，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祁自柏、白坚石、陈继廷等人员。但这未得到国家药监局和中检所的证实。
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中检所确实有三人被抓了，这是去年12月初的事情。”而国家药监局下属单位的另一位人士则表示：“单位里有过交代，对于近期这些敏感话题不进行讨论。”
据了解，祁自柏系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病毒二室副主任，白坚石为血液制品室副主任，陈继廷为血液制品室检验人员。
生物制品主要包括疫苗、血液制剂、诊断用品、培养基等，其中直接和人体相关的只有疫苗和血液制品。考虑到牵扯其他人员，因此知情人士分析，卫良可能是涉及血液制品问题而被捕的。
但记者咨询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一些主要医院，各医院均表示，自去年年底以来，无论公开或内部，均未接到过血液制品质量问题的通知通报。
目前尚无法核实的消息则称，卫良可能还跟问题疫苗有关。
国家药监局是在
司法腐败危害经济秩序
【博览财经特稿】
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人大概都知道，听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不需要听他所讲的成绩，而是要看他怎么表述自己的问题。笔者注意到，今年的最高法工作报告，王胜俊院长提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法院的监督指导还不够及时有力，针对性、有效性有待进一步增强；二是一些法官的司法理念不端正，为民意识、法治意识、责任意识不强，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维护法治权威的自觉性不高；三是一些法官的业务素质不能适应形势，工作处于被动应付状态；四是一些法官职业道德素质不高，司法作风不正，工作方法简单，一些案件久拖不决，群众意见较大；五是少数法官司法不公、不廉，枉法裁判、徇私舞弊；个别法院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违法犯罪问题影响恶劣，严重损害了人民法官的形象和司法公信力。同时，案件数量持续增长，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
客观地评价这些话，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确实是点中了当前司法腐败的典型积弊。在笔者看来，中国审判机关系统的问题，总体就是三个方面：一是法官队伍素质低，不能适应法治的要求；二是司法不独立，审判机关往往成为地方官员的附庸和私家工具；三是利益牵扯太多，法官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各种利益纠葛，直接导致了腐败潮。
谈到审判机关的问题，虽然王院长的用语比较温和，但一个值得肯定的细节是，他多数地方用的是“一些”而不是“少数”，这至少抛却了过去最高法报告谈问题时刻意回避现实，明知问题严重腐败丛生还竭力用“少数”、“个别”之类的词汇来文过饰非。
再换个角度讲，严重影响最高法院权威的司法腐败，其实根源并非全在最高院，很多司法腐败的源头，来自于理念的落后，来自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来自于地方党政干部对司法的非法干预，来自于中国社会久攻不破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影响，当然，也有一些直接来自于最高法院的错误思想和做法。
从司法腐败表现的形式来看，当前司法腐败主要包括权钱交易和滥用职权。前者是法官利用审判权和执行权，直接和案件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进行非法交易，以至于法律成了交易的遮羞布和工具；后者则表现为法官利用终局裁量权，随意理解和套用法律，按照自己所希望的利益要求去有选择性地适用法律，导致司法失去了基本的公正。
从中国司法腐败的危害来看，这些年来，人们更多地批评司法不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危害，但相对忽略了对经济秩序的危害。其实，司法不公对经济秩序的危害，一点也不亚于对社会秩序的危害，它可以说是一个双输的结局：一方面，经济发展一直是执政党的核心利益，这也是它多年来赖以获得中国民意支持的不二法门，但司法的不公，直接影响到了市场经济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继而危害到执政党发展经济的努力；另一方面，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司法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上的投资环境声誉和政治声誉，继而影响到他国对中国的投资决策和经济合作政策选择。
仅以近来笔者所关注的两个案件为例，我们就可以发现司法腐败对经济秩序的危害。
据《新京报》报道，2009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家公司的股东郝辛卯因为股权纠纷和王某等人打起了官司，王某等人起诉郝辛卯侵占了他的股权，其理由是几年前，郝收购这家公司股权的时候，曾向王等人借款900多万元，王某认为这应该属于委托购买股权，而郝则坚持按照当初的协议和规定，是借款而不是代为购买股权。官司打下来，鄂尔多斯市中级法院和内蒙古高级法院都判决王某等人败诉，无权获得股权。王某等人不服，又通过当地政法委负责人的关系，强压当地公安机关以刑事案件立案，调查郝辛卯侵占王某等人股权的“犯罪事实”，最后，该市下属鄂托克旗法院居然又判决郝辛卯职务侵占了王某等人的股权，对郝判刑7年。
当上级两级法院都就这些股权的归属做出了生效判决的时候，一个下级基层法院，居然敢以判决形式公然否定上级法院的生效判决内容，这种公然无视基本司法规则，以下犯上的胡乱司法，说白了就是以刑事手段非法干预经济纠纷，并且是在经济纠纷已经得到了司法终局处理之后，横插一杠子。作为一个新兴资源型城市，鄂尔多斯本应努力打造开明、公正的社会政治形象，以吸引外地投资者前往投资兴业，避免该市走山西靠资源粗放经营吃饭的老路子。可就是这么一个胆大妄为的司法案件，让很多投资者不禁担心——当司法机关的生效判决都已经明确给予保护的前提下，企业主的合法权益依然可以被蛮横的地方司法所侵害，这种地方，还有什么安全可言？
另一起案件则发生在上海，几年前，上海的上市公司开开股份公司为了伪造虚假业绩以欺骗股民和证监机构，以达到增发股票的目的，就虚构国际来料加工业务，并虚构了103单信用证，总金额达一亿多人民币。对这些假信用证，开开公司以盖章和总经理签名委托的方式，委托另一名企业家张隆军帮助贴现。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善意帮助贴现后，这些钱又回流到了开开公司。但事情败露后，上海当地司法机关将张隆军当作替罪羊抓进大牢并判刑15年，这起案件的蹊跷之处有三：一是案卷材料中非常重要的书面证据，同一个警察签署的三份，签名完全不同，这说明其中至少两份是伪造的，二是整个案件的始作俑者就是开开公司本身，最后却判张隆军信用证诈骗，天底下哪有自己设局诈骗自己的道理？三是所谓被诈骗的款项，都回流到了开开公司帐户，这种情形，居然被认定为诈骗，违背了生活的常理。对这起案件，著名刑法学家、全国人大代表
类似的司法冤案，也许有其各自的特点，但更为让人担心的是，现在的司法机关明明知道某起案件是错案或者冤案，却死活不愿意纠正。因为现在的评比机制，看上去是一种纠错机制，实际上沦为犯错者努力坚持错误以防止影响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悖反制度。有的时候，一个法官为了保住自己的500元年终奖，宁可牺牲一个公民5万元甚至更多的正当利益！
从根源来分析，中国司法腐败，很多并不是最高法院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最高法院本身，也是司法腐败的受害人。不止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曾经多次和笔者谈及：在这个体制下，即便最高法院明明知道地方法院的某起案件存在错误，也很难真正去纠正它，因为在每一起错案和司法腐败的背后，都存在地方的利益和既得利益者的阻挠！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每提及司法腐败，一是大可不必将全部板子打到最高法院屁股上，二是又必须将压力放到最高法院身上，因为根据现有的法律，只有最高法院才有权纠正全国的错案。所以，我想对王胜俊院长说，面对那么多的反对票和弃权票，你不要太紧张，也没必要太紧张，因为你如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代表，你也可能投反对票，说不准真到了那天报告没通过的时候，就是最高法院解脱的时候！（陈杰人）TOP↑
【法治建设】
宪法、饥荒
【博览财经特稿】或许因为历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基本温饱问题，中国
话说50年前，河南信阳发生饥荒。据记载，当时信阳断了粮，村里男女老少一个接一个饿死，最后饿死了百万人。其实“信阳事件”只是“三年自然灾害”的一个缩影，那时全国各地都有人饿死。
饿死人，当然是因为没饭吃。为什么没饭吃呢？是因为那年收成尤其差吗？和上一年相比，1959年的雨水确实吝啬了点，但不足以造成大灾难。当然，当时正在“搞运动”，农村里砸锅炼铁、热火朝天，就是忘了播种、耕耘、收割，不少粮食烂在了田里，但从当时河南领导用堆起来的麦穗放出的“亩产万斤”的“卫星”来看，这一点损失“算不得什么”，更何况国家还有存粮。据亲历者说，即便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不少地方的粮仓还是“满满的”。为什么不开仓赈灾呢？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一个宪法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地方官员不开仓，并非见死不救，而是因为粮仓是国家设立的，开仓是要经过上级批准的，地方官员擅动粮仓轻则免职降级，重则要杀头的。君不见电视剧《雍正王朝》里的那个“父母官”，为了拯救地方黎民来不及向皇帝汇报就开仓赈灾，下了多大的决心、冒了多大的风险。人非圣贤，不能指望河南的官员个个都那么伟大，置自己的乌纱帽乃至人头于度外。如果来不及向上汇报，或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或不敢汇报，那么满满的粮仓和路有饿殍这两种极不协调的景象就同时出现了。
事实上，粮仓之所以满，是因为当年征粮尤其多；粮仓满了，公粮多了，农民的口粮就缺了。之所以征粮多，不是哪个领导干部不顾平民百姓的死活，而是中央和地方的数字沟通出了问题。那么大的饥荒，竟然就因为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技术环节——1958年雨水充沛，中国获得了一个喜气洋洋的大丰收；粮食产量高，征购量当然相应增加。1959年天变了，收成不好了，但是征粮不仅没减，反而增加了。为什么呢？因为地方官员和大队干部浮夸虚报，亩产明明只有二三百斤，却上报千斤甚至数千斤。当时信阳地区的9个常委，竟有8个同意把全区粮食总产量从20多亿斤夸大成70多亿斤。全国各地莫不如此，只不过未必如河南“胆大”而已。中央则全然不知，还误以为形势依然一片大好，又是一个“特大丰收年”，便依照各地汇总来的虚报数字确定征购数，在粮食大幅减产的情况下将征购量增加了近15%之多。
如果当时的地方官员像今天某些官员那样阳奉阴违，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躲猫猫”游戏，私下里拖延粮食征购任务，倒也能一时避免大规模饥荒的发生。可惜当时的官员落实政策还尤其积极，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不遗余力，而信阳地区最积极的莫过于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这个路宪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工作态度认真，但不够注意方式方法的同志”。农民要活命，不愿意交征购粮，他就指挥各县委并动用民兵，挨家挨户搜查农民“隐瞒”和“私藏”的粮食。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多人，其中700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最后，征购任务圆满完成了，农民维持生计的口粮也就没了。
不要以为路宪文们多么罪恶，其实他们不过是理性自私的正常人；换一个人在他们的位置上，完全可能做出同样的事。无论是浮夸虚报粮食产量还是凶神恶煞强征口粮，他们都只是在自上而下的体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想当年，“跃进风”刮得正盛，这些地方官只不过不敢“煞风景”，跟着瞎起哄而已。当时，决定官员命运的“政绩”首先就在于中央推行的政策落实得如何。试想，如果别的地方粮食都在连年“增产”，唯独你这个地方减产，你这个官究竟还想不想当了？彭德怀后来的遭遇证明，在一个自上而下的集权体制中，下级是没有权力说“不”的。省级干部顺着中央领导的基调，县市级干部顺着省级领导的基调……这样层层下达，从中央到地方高度一致，没有一个地方对浮夸风发出一丁点反对的声音。
中央确定了“超英赶美”、“大跃进”的基调，省级干部就会提供年年增产的数据；省级数据哪里来？从县市级来，而县市级干部揣摩省级领导乃至中央的意图，自然会报出他们需要的数据……中央拿到虚报的数字，必然制订出虚高的目标。这样从上到下，全国各地各级不由自主地形成了一个浮夸共同体。中央粮食征购政策既定，地方各级便不遗余力执行，否则中央问罪于省，省问罪于县市……由此灾难性的政策逐级得到落实。因此，不要怪各地的路宪文们媚上欺下，因为在这个体制内，他们的行为自有其内在的逻辑；要怪就怪这样的治理模式，因为是它造就了不理性的农业政策，又确保如此不理性的政策在全国上下几乎没有阻力地得到全面推行。
当然，要说没有一点阻力也不是事实，因为饿死那么多人，哪能一点声息都没有？官员抢夺活命的口粮，农民当然要反抗，但是就连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大将军”为民请命、直言犯上，也免不了遭撤职和批判的下场，何况一介小民？在缺乏制度性支持的情况下，他们的抗争除了遭遇打击报复之外，不可能产生实质性效果。
这种状态当然是与宪政精神背道而驰的。和现行宪法类似，当时有效的1954年宪法也规定了“主权在民”原则以及落实这一民主原则的人大制度。宪法不仅没有规定自上而下的集权体制，恰好相反，它规定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民主体制，让人民通过选举人大代表，再由人大选举并监督各级官员行使自己的权力。如果这个宪法基本制度得到落实，路宪文之流还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为所欲为吗？再说既然决定路宪文命运的不是上级领导而是地方人大代表，他又何必做那么多伤天害理、对不起自己乡亲也对不起自己选票的事情？一旦权力的走向从自上而下变成自下而上，官员计较的切身利益就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而利益决定了他的行为。
最后，既然这个国家的大政方针最终都是由选民自己决定的，他们为什么会在乎今年亩产多少斤或GDP增长百分之几呢？只要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要那份虚荣有啥用？信阳地委还有必要虚报粮食产量吗？中央还会因为地方虚报而制订虚高的粮食征购计划吗？中央政策不合理，地方还会盲目附和、积极执行吗？只要落实基层民主这一项宪法制度，便足以防止大饥荒的发生。
关于宪法和吃饭的故事还没有讲完，但仅此即足以证明，宪法当然是管饭的。（张千帆）TOP↑
落实宪法是中国社会稳定基石
【博览财经特稿】近年来，中国深层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社会稳定面临巨大压力。面对这种压力，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还是走回头路？是严格遵守“依法治国”，对法治化进程中的不足抱有耐心，还是认为权大于法的“人治”能更迅速地解决问题？对此，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提出了不同的判断及解决思路。
应该看到，当前中国社会是稳定的。其一，中国政治是统一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权威仍然存在并实际性地控制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其二，中国社会管治是有效的，社会秩序总体上显良性状况，没有发生全局性、根本性、不可控的社会动荡。
但是，这种社会稳定显现出“刚性稳定”特征。为了实现和保持稳定，执政者追求并强化政治权力的排它性和封闭性，试图实现对社会的绝对管治。这种“稳定”缺乏韧性、延展性和缓冲地带，执政者高度紧张，企图运用一切资源来维稳，最终仍难以避免社会动荡和管治失范。
那么，中国目前这种“刚性稳定”能否逐步转变成“韧性稳定”？我认为是有希望的，希望就在于理性选择。当矛盾加深，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各种社会力量就要开始寻找底线。否则，将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通常有两种基本的选择。一是对这种灾难性后果的担心，促使各个利益群体特别是社会强势集团走向理性的妥协，理智地寻找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底线；二是，有可能因缺乏这种理性妥协而发生根本性的动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社会冲突能获得控制，也就是说，大多数人不希望中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各阶层，特别是存在利益博弈和政治冲突的社会阶层，如何才能实现有利于社会结构稳定的某些妥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特别是冲突的各方能否寻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底线。
那么，什么是中国当前社会稳定的底线呢？在我看来，如何促成宪法的真正落实，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首先，宪法的真正落实，能够解决部分社会问题。
社会矛盾多发，是因为公民的宪法权利不足吗？的确，中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还有许多改善和提升空间，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例如，宪法规定了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等。
法律文本并不落后，但在现实中往往难以落实，甚至被层层的条例、细则、办法和“红头文件”等稀释，有法不依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比如，《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却不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样一部行政法规，野蛮拆迁的情况还是层出不穷；手持燃烧瓶却锒铛入狱的潘蓉，以自焚相“威胁”却最终身亡的唐福珍，都被逼入无奈、惨烈的境地。
社会矛盾难以解决，是因为没有制度性的裁决机构和权利救济渠道吗？并非如此。中国宪法规定由法院来承担这一职能，它向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问题在于，地方法院在人、财、权等方面不能独立于政府，这造成审判权力的地方化，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官民冲突中的“政府保护主义”。
比如上海的“钓鱼事件”中，被政府部门放出的“钩子”所钓的无辜市民，有部分提起了行政诉讼，但在白领张军一案前没有胜绩。原因很简单，法院的审理依据是与城管部门会商制订的。因此，落实宪法，让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权利救济渠道的畅通，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
其次，在现行宪法框架下寻找解决之道，阻力较小，空间很大。
因为这既不谋求执政党认可的宪法之外的利益，又不触及社会制度的根本问题。落实宪法与保障人权、限制公权的价值目标不冲突，普世价值倡导者、欲走回头路者都不能加以指责，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当前中国的许多问题，都与官民冲突有关。其特点，就是公权力为了某些利益无节制地侵犯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理论界讨论最多的办法就是权利保障、有限政府、权力制衡等。事实上，中国现行宪法也正视了这些问题并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但问题在于，实践中的桎梏太多，流于形式。比如，间接选举使得人大代表与选民脱节，选民不知其代表，代表不理其选民。即使是在实行直选的县乡级人大，因不允许报名参选、自由竞选，选民与代表的脱节同样存在。如果能针对这些情况加以改革，人大在约束公权滥用方面还是能发挥一定作用的。
具体地说，要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人大代表能真正反映民意，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比如，要求代表与本地具有一定的联系，使其对当地更具责任感，让选民对其更有认同感；实行自愿报名、自由竞选；实行代表职业化，配给专门的经费、办公地点和助手；取消常委会，代之以各专门委员会，以更专业的方式行使职能。要允许公民的自由表达和自由结社，给民意表达提供一种温和的渠道。要将国家司法与地方政权分离开来，保证地方司法权的独立。
总之，和谐的社会不能离开四大要素，即明确的产权、有权威的司法体系、真正的代议制度和开放的媒体。而这四点，在现行宪法框架下完全可以做到。
再者，不落实宪法，将可能造成合法性危机，带来更大的社会动荡。
回顾历史，初有国家时并无宪法。但宪法的出现，使得国家的统治者无须再靠神话、靠暴力或血缘来获得统治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转而来自于人定的规则，即人们为了一国之内所有人的最大利益而达成的妥协和互相承诺。统治的合法性，从合乎“天理”“自然法”等，在一定意义上变成合乎宪法这一直接明了的标准。宪法不但决定了国家运转的基本规则，也要求其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运转，所有公民可以用实际感受来和宪法规定相对比。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代表着人民的意愿。宪法只有被实际实施，对宪法实施负有责任者，主观上才能不违背对人民的承诺，客观上才能不辱其职，尽其所能。否则，就会造成政权合法性的流失。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我认为，我们可能或不满意现行宪法中的很多表达，但以最大的努力促成宪法的落实，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也许在目前是种最不坏的选择。而要保证宪法的实施，有许多工作要做。
当然，首先还需要执政者对切实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性有所认识。我不禁想起了这样一段往事。
中国目前需要一批仰望星空的人。守住了宪法，就守住了民族的未来，每个人都有责任和有义务来维护宪法。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凡是遇到违背宪法的问题，公民就应该站出来，以实际行动维护宪法、落实宪法。
应该说，这不是为某个个体而行动，不是为所谓的名利而行动，事实上，这只是为了守住社会稳定最后的底线。（于建嵘）TOP↑
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共产党是掌握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核心权力的唯一执政党，党的领导干部是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因此，治国必先治党，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
“依法治党”的“法”可界定为两大类，一类是国家的法律，首先是国家的宪法；另一类是党的规章制度，首先是党章。
依法治党，首先就是依照宪法和党章治理党内事务和规范党政关系。另外，按照依法治党的要求，在处理政务和党务的过程中，党的各种政策和文件、党员领导干部的指示和讲话等，本身不得有悖于国法和党法，应处于次要地位。“依法治党”有利于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利于推进党内民主。
“依法治党”不是抽象的口号，也非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治理模式。同时，由于“依法治党”是一种治理模式的转变，它对我们的执政方式和政治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会形成不少新的挑战。要实现“依法治党”，就要做到以下几点要求：
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自己必须带头遵守法律，带头维护法律的权威。党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实际上就是维护自己的执政权威，增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
各级党组织必须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
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和党章的要求处理党组织与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关系。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要严格遵守党的法规。要下决心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文山会海”现象。依政策、会议和讲话来管理政务和党务，不是法治。
要努力完善国家的法律和党的法规。要加强党员的法治教育，增强党员的法治意识，培养党员的法治精神。牢固确立在国家事务中“宪法至上”和在党内事务中“党章至上”的观念，坚决破除“党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的谜思。（俞可平）TOP↑
【官场现形记】
官场作秀图
【博览财经报道】
作秀，是汉语和英语show（音译）的绝妙组合，不仅在娱乐界是热词，而且延伸到各行各业，甚至在官场也频频出现，随手拈来，起码有几十个。择其要点，也来秀一把。
政绩秀——铺平升官坦途
政绩作秀可能是官场秀中最普遍、最突出的一种。有些地方领导干部最爱说的话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最爱做的是“大事业、大工程”，热衷于“大成就”，频频出“大手笔”。患了政绩饥渴症的领导干部，政绩作秀最扯眼球的是政绩工程、标志性工程和GDP。领导喜欢什么就搞什么，什么轰动效应大就干什么，不是“全球第一”就是“国际著名”。就连国家级贫困县河南固始也耗资1亿多打造豪华县衙，投资6亿多建12个大规模市场，穷折腾。不少政绩工程成了腐败工程、“豆腐渣工程”。仅2009年，媒体报道拆除的标志性建筑就有重庆万州“三峡明珠观光塔”、沈阳“夏宫”、南京城市西干道、福建东山县“高级城市社区”，此前还有亚洲第一湾的上海外滩下匝道、武汉洪山广场……只是这些劳民伤财的短命建筑鲜见有人买单。
而地方GDP之和高出全国核算数据已成常态：2004年高出19.3%，2006年高出3.84%，2007年高出5.1%，2008年高出8.8%，2009年高出1.8675万亿元，达12.21%。中央提出科学发展a观已经6年多，但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还是基本依据GDP，干部的升迁，很大程度上也系于此。王怀忠在安徽阜阳任职时正是认准了这一点，大搞浮夸风，把4.7%的GDP授意上报为22%，如此边腐边升，6年间从行署专员爬到了副省长的位置。
年龄秀——热衷选拔低龄的背后
3月中旬，河北省纪委通报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石家庄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造假骗官案的最新进展，涉案9名干部已被依法逮捕。王亚丽案最初就是以年龄秀在当地出名的。2009年6月之前，王亚丽是石家庄市优秀后备干部、最年轻的市政协常委，曾当选市“十佳女杰”和“十佳女乡长”，“前途无量”，“如果不是太贪，还会升官”。王亚丽造假骗官被揭穿之后，才发现她除了性别是真的外，身份、年龄、履历、档案全部造假，其中，年龄改小了9岁3个月。
在一些地方，组织部门执行干部年轻化方针时，有低龄化倾向，更注重选拔“嫩者”。然而，搞年龄秀的风险特别大。中国最年轻市长周森锋当选湖北宜城市市长后遭到人肉搜索，山东新泰市几位新选拔的“80后”官员，特别是“最年轻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王然，更被所谓“知情者”挖出了“背后的猫腻”。
笔者曾经和一位曾长期在地方担任县委书记的
学位秀——捞文凭成官场潜规则
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在今年两会上建议，清理官员读博，维护高等教育的纯洁性及公平公正。
据统计，在2006年省级党委换届后，百余名省级党委常委中，有研究生学历的占60%左右。学者型官员的涌现，符合国际惯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长远发展方向。
但问题在于，一些官员虽然学历越来越高，工作水平却越来越低。对一些官员来说，文凭成了晋升的重要筹码。杨春时认为，官员读博假多真少。他们不经过认真考试，即使考试也走过场。读博后基本不上课、不读书、不做作业，有的甚至让秘书代劳或抄袭，因为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
听证秀——要涨价何必瞎折腾
我国自2001年12月广东省物价局在全国首次举行春运公路客运价格听证会以来的10年间，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各种类型的听证会。但从近年暴露出的种种怪象和丑态看，逢听必涨，听证会成了一些利益群体的走秀场。最为典型的当属
其实，涨价不涨价由不得老百姓，关键是要真听老百姓的意见，别在那儿瞎折腾！主管部门更不要护短，让听证秀一直演下去。
承诺秀——一打纲领不如一个实际行动
宣誓本来是严肃的政治行为，带有立军令状性质，而不是用来向公众表白或向上司邀宠。把每年的日常工作也拿来宣誓，年年都搞，也太随便了吧。
一再上演的承诺秀或宣誓秀，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习惯于运动式的大呼隆，开什么誓师大会，搞什么擂台赛，好像不如此就不叫重视。承诺也罢，宣誓也罢，关键在于落实。不落实，一切都等于零。落实没有，也不能由政府或几个领导说了算，要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没有落实就要真处罚，别拿批评、通报敷衍了事。既然轰轰烈烈开了头，就该实实在在结个尾。官员应该明白：宣誓和承诺，是个政治道德问题。
才艺秀——“明星”背后秀权力
去年12月29日，重庆忠县县委书记朱晞颜、县长刘贵忠将在本县投拍的电视剧《半城山水满城橘》中，饰演书记和县长，说是要当好促进农产品销售的“宣传员”和“播种机”。
过去，公务员是不大敢在才艺上有所展示的，怕领导和公众指责“不务正业”、“玩物丧志”。近年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宽松和娱乐业的发展，许多不识简谱、五音不全的官员也成了“歌唱家”，搞才艺秀的人越来越多，愿望越来越强烈。两年前，由原证监会副主席、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署名词曲创作的《神州颂》，居然走出国门远赴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以“非专业”身份，“展示了中国交响合唱领域的最高成就”。不识五线谱的王益让中国的专业音乐家们丢尽了颜面，他们还为王益大唱赞歌，而女粉丝们“王益、王益”的尖叫声，让人恍入新版《红楼梦》宝哥哥的选秀场。中国官员的才艺秀，让王益演绎到了最高水准。然而，王益被“两规”后，曾经的“中国《安魂曲》”被还原为“群众文化馆水平”；彼时的掌声和吹捧，不过是冲着王益的官员身份和他身上的权力而非“音乐家”的角色。
现在回过头来说朱书记和刘县长。你们在电视剧中，是“扮演”书记和县长呢，还是继续“当”书记和县长？你们怎么把书记和县长的职责和“宣传员”、“播种机”的角色完美统一起来呢？干部的职责是为民理政，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这是很难很苦的事。累了，可以休息一下。如果为了去展示既省力又出名只能看的花拳绣腿，误了履职尽责，岂不是南辕北辙，得不偿失？
制度秀——不单单是下禁令
今年元旦前夕，广东省廉江市因公安局副局长陈锡照借乔迁新居之机大宴敛财受到查处一事，举一反三，出台“限宴令”，以10桌100人为大操大办的界限，试图遏制官员大办宴席的行为。“限宴令”发布1周内，取消的预订宴席达2100多桌，效果还是明显的。但是，也有人对“限宴令”提出了质疑，诸如如何区别正常人情往来与借机敛财，“秘密设宴”、“化整为零”报批、“只收礼金不设宴”怎么解决，等等。这就涉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一系列问题。
反腐败的许多问题，特别是“三公”问题屡禁不止，如何解决，很考验党委、政府和纪委的反腐败智慧，往往不是一纸禁令就能办到的。确有一些地方和单位在制度建设上没有下真功夫、花大力气，但又要显示自己在这方面的成绩，于是，不惜搞制度秀。他们制定了不少制度、规定、措施，但仅仅为了应付上级、糊弄群众，内心并不打算执行；有的搞双重标准，对下面是一个标准、一个要求，对自己、对亲属、对身边人和“圈内人”则是另一个标准；有的是政策不如对策，规定不如关系，制度不如人情，禁令不如变通；有的把一些好的措施、好的制度当作秀，如政府采购制度、招投标制度、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度等，都有这种情况。浙江省环保局原局长戴备军，在所谓的公开招投标项目中，让其情妇的公司中标22项，总额数千万元。不管什么好制度，在权力面前，都可以变成作秀的工具。
创新秀——不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这几年，思路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风起云涌。换个领导，换一套思路；换届班子，换一套打法，美其名曰“创新”，实际是穿新鞋走老路，只是拿“创新”唬人罢了。
现在有的创新，在三个方面和你“玩迷藏”：一是在“首创”、“首次”、“率先”上屡见荧屏，目的是迎合媒体心理，引起领导关注。比如前一段时间，有的地方法规提出公务员连续两年考核不称职予以辞退，便马上有媒体吹嘘这是国内首创。殊不知公务员法早在2005年4月就有明确规定，什么首创，照抄而已。二是只在皮毛上修修补补，不在体制机制上“伤筋动骨”。比如把“查处违纪违法案件”随意改为“查处违规案件”，且不说只是提法改变，翻遍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法规和正式文件，就找不到“查处违规案件”一说，因为违反宪法、法律、法规、规章都叫违法；违反党纪、政纪都叫违纪。而且公务员处分条例明确规定：“除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务院决定外，行政机关不得以其他形式设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事项。”“违规”有一部分属于违反操作规程或单位规定，不一定属于违反政纪；有一部分就是违反政纪或党纪，“违纪”已经包括了。为什么要用“违规”代替呢？看似严格，实则造成了概念的混乱。三是在外包装上哗众取宠，只开方不抓药，只会诊不治病。某地推出公务车贴标新规“八不准”，博得不少人赞扬。仔细一看，都是“不准酒后驾车”、“不准公车旅游”、“不准公车借个人”、“不准公车接送孩子或办私事”之类人所共知过去已有的原则规定，没有新货色，而且还规定“不准公车停放、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明显提醒别“撞到枪口上去了”。如此创新，正所谓画虎不成反为狗。
创新是要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在制度化、法制化上花力气，在针对性、操作性、实效性上上水平，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而创新秀则是把困难的工作当容易的事来办，把复杂的工作当简单的事来办，即便是首创，也难说是创新。
反腐秀——台上猛批 台下猛搞
在反腐败问题上作秀最充分的，当属贪官。贪官在位时间越长，贪得越多，就会越来越职业化。为了长期“潜伏”，边腐边升，搞起反腐秀来，手法也越来越娴熟、老到。
——在宣传上总是“高调反腐”。涉案金额8000万元、自称“告不倒、查不倒、管不倒”的曾锦春，被“两规”前一个多月，还在会上怒斥他的顶头上司、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我曾给他提意见说，“大伦同志，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要容得不同意见，要清正廉洁！但他听不进去。”郑州市委原副书记、纪委书记王治业在一次大会上公开警告官员们：“凡是不该吃的都要吐出来，凡是不该拿的都要退出来！”结果，他自己吐出了387.2万元赃款。
——在行动上总是“铁腕反腐”。河南汝南县委书记崔流，2007年推出以DV拍摄官员公款吃喝以惩治“嘴上腐败”的有效措施，成了闻名全国的铁腕书记，在铁腕的背后，却是自己贪得无厌的种种手腕。被捕第一天，他就交代了1000多万元赃款。
——在被捕后还要秀出廉洁。安徽省马鞍山市副市长吕金宝在法庭上辩称，自己收受的购物卡能退便退，退不掉便转送儿童福利院。他说他有记工作笔记的习惯，这些在工作笔记上都有记录，并当庭秀出“廉洁笔记”。
腐败和反腐败，这两个看起来截然对立的事物，居然在有的贪官身上统一起来了。他们用“坚决”反腐败的言辞包装自己腐败透顶的灵魂；他们用打击别的官员的腐败，企图洗刷自己严重的腐败行为。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他们的言论和行动，是对反腐败声誉的败坏和反腐败工作的践踏。反腐秀是官场秀中最恶劣、影响最坏的一种。（欧可智）TOP↑
当面子文化碰上错误的政绩观
【博览财经报道】官员作秀，本质上是作风问题、道德伦理问题，核心就是一个字：假。一些官员作秀日益成了普遍现象，与多种因素有关。
政绩冲动是作秀的驱动力
现在不少地方官员很浮躁，脑袋上的帽子、屁股下的位子、脚底下的路子，一两年便想动一动，三五年就希望上新台阶。
福建省曾经作过调查，官员工作上的幸福感45.7%来自社会支持和群众好评，21.8%来自领导肯定。而影响官员幸福感的压力主要有三：一是政绩要求上的，存在能力危机；二是政治责任上的，感慨官员难当；三是自我发展上的，大多数中青年干部有强烈的成就动机，而官场存在过度竞争现象，一些干部表现出浮躁情绪。上述压力中，政绩要求和自我发展要求，都和政绩观紧密相连。为什么一些官员擅长在政绩上作秀，只重经济指标，搞GDP崇拜，甚至弄虚作假；只重数据报表，讲政绩不讲政德，急功近利；只重显性政绩，轻隐性政绩，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只重领导评价，轻群众评价，“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不怕群众不答应，就怕领导不认可”？说白了，政绩冲动问题，是干部考核问题。受干部考核“指挥棒”影响，上级如何评价干部，下级干部就如何努力；上级提拔使用什么样的干部，下级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干部。官员作秀那么多，难道上级看不出来？其实上级视察时，一眼便能识破的。可是为什么不戳穿呢？原来有的上级也唯恐自己地盘上没几个像样的亮点给更上一级看，于是，作秀者便成了给更喜欢作秀者脸上贴金的功臣。如此上行下效，下行上赏，恶性循环，作秀还不滋长蔓延？
面子文化是作秀的根基
面子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相互之间进行利益交往的一种约束，“死要面子活受罪”便是面子文化的生动写照。不管官员作什么秀，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给自己面子贴金、形象添彩，都以金玉其外，掩盖败絮其中，都是面子文化在当今作祟的结果。
安徽亳州市出了个“阅兵书记”李兴民，耗资上百万元搞了个阅兵式，在阵阵“首长好”的呼声中满足了“领袖欲”。在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出了个“语录董事长”王文锦，虽然只是个处级干部，也将自己的片言只语编印成册，让员工学习背诵，满足了他的“权威感”，提升了他的“集权度”。这个董事长被宣判后，居然又蹦出了一段“语录”：“豹死于皮，虎死于骨，熊死于掌，象死于牙，我是‘死’于权啊！”这两个案例，对揭示面子文化与作秀的关系具有典型意义：面子文化为作秀提供了依据（撑面子树权威），又为作秀发挥了最大效益（满足了面子欲）；反过来，利用作秀把面子撑到了极致，又支撑了面子文化。结论：面子文化一天不摒弃，作秀就有温床和土壤。
双重人格的两面性导致作秀
现代文明，承认个人价值，为一些官员作秀注入了新的灵感，几乎方方面面都可以作秀，作秀的方式也名目繁多，无奇不有。
几乎所有的官员，都知道党和国家对反腐败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决的，措施是有力的。因此，虽然贪官从内心反感甚至反对，可是在公开场合，也不敢随便造次。作秀，便成为一些贪官为掩饰腐败而采取的一种手法。
官员属于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容易受到公众的关注。因此，在公众场合，一些官员不得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不希望因为自己的形象不佳而影响自己的仕途，毁掉自己的前程。而在私下里，贪官则放纵个人欲望，寡廉鲜耻，从而出现人们常说的“两面人”现象：嘴上说的是党和人民要求的，冠冕堂皇，行动做的是自己心里想的，蝇营狗苟；当面是好党员、好干部的公仆形象，背面却是贪得无厌的腐败分子嘴脸；台上是做给组织和公众看的，正人君子、慷慨激昂，台下是为自己谋取私利，猥劣小人、卑鄙龌龊。这正是双重人格在一个人的大脑中形成无法克服的悖论的结果，也是许多作秀官员成为“两面人”的原因。（欧可智）TOP↑
【教育改革】
“谎言”必修课
【博览财经报道】林嫣，生于1982年，现供职于广州某新派媒体，一天闲得无聊，从当年的作文簿里总结出当年屡试不爽的二十多条固定句式，如“今天在马路边捡到1毛钱，交给了警察叔叔……叔叔表扬了我，乐得我一蹦三尺高”；“那一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雷锋叔叔的身影……我毅然举起心爱的小猪存钱罐，砸了，把所有硬币都捐给灾区小朋友”……
她将帖子传至网络后，迅即引来近两万网友围观和跟帖。
网友们蜂拥而至参与投票，评出当年作文簿上出镜率最高的话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其他选项还包括——“我爱我家、更爱我伟大的祖国”；“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小朋友，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不用谢，我叫红领巾……”；“举例子：牛顿、爱因斯坦、
投票所在的网站，曾分析过其主流注册会员的基本信息——80后，生于或定居于一线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类似的热门投票还有“以前曾写过的作文题”。票选结果显示，大家当年都写过《××，我想对你说》、《伟大的××》、《不扫门前雪，何以扫天下》、《记一件难忘的事》……
这些“原来大家都用过”的句式还被推为1980年代人的集体回忆之一。
这一代人的思想成型史高度相似，基本都出现过相同的条件反射症状——一说开会就想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想起张海迪姐姐就满怀内疚；而长大了的他们却大都摆出清算与自嘲的架势回忆当年，恨不得穿越时空回到过去，重活一次。
一名70后媒体编辑当年的作文——“在新中国，最能体现和维护祖国尊严的人，是大使馆前的哨兵们，他们能抵住外国人的美金和美女的诱惑，忠诚而坚定地站着。”
被同事“揭发”曝光后，多年的光辉形象瞬间悲剧了。此前，他总是严厉告诫新来的实习生，写文章少点宣传体，要多讲人话。
这是一种奇特的成长历程，一代人显示成熟的标志性举动，是迫不及待地颠覆自己的过去。绝大多数同龄人——包括林嫣，都承认自己当年既没捡到过一毛钱，也没砸过“心爱的小猪存钱罐”，事实上也不需要砸，“小猪”屁屁下都设有活塞。
在林嫣看来，这些“用力过猛”的表达，在当年“是必须的”。“所有先进典型、代表主流价值观的人和行为，都一尘不染，端着。”
眼下，社会宽容度更为充裕的90后们的作文似乎更放松与自我，作文簿中开始出现难以识别的“火星文”及闹腾的网络用语。但当被置于原则性问题前，“老一辈”们又发现，成长于同一套思想规训体制下不同年代的人，总又会迅速达成高度一致。
2010年冬奥会女子速滑
好“叔叔”坏“叔叔”
2010年，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一等作文的评分标准仍旧强调“思想向上”。
林嫣留心过历年高考满分作文，其间不乏形象高大全的“叔叔”——得到好心人帮助，转身到五星红旗下敬礼的哑巴叔叔；奋不顾身跳入激流抢救国家财产的欧叔叔；上街卖茶叶蛋资助贫困学生上学的邻居叔叔……“叔叔”形象是过去30年中国中小学生命题作文写得最多的对象之一，伴随着几代少年的思想成型。2010年，中小学生作文改革进入第30年。这一年，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一等作文的评分标准仍旧强调“思想向上”。
30年前的作文改革参与者、南京师大附中特级教师许祖云说，语文作文——包括“叔叔”的形象，始终是国家意志的贯彻与体现。
许祖云是1950年代中学生，那时的“叔叔”要六亲不认。别说“叔叔”，就是亲生父亲，一旦被划为右派，一律要视为“人民的敌人”，坚决划清界限。
这些有悖人性的表达，在许
彼时，整个“文革”十年可写的，几乎只剩下了贫下中农“叔叔”，学生的任务是以其为镜，深挖自身“阶级烙印”。
为使反省更深刻，许祖云每学期都带领学生到乡下住半个月，和“叔叔”们一起干农活，回校后，一遍遍地写《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把自己写得越落后越好”。文采是次要的，政治标准才是关键。
多年后参与颠覆这一评价标准，却成为许祖云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1980年，中国13所重点中学开会研讨作文改革，这是1978年政治大气候解冻后，全面复苏的众多小气候之一。会上，许祖云提出创办《作文通讯》，鼓励“写真话，诉真情”。
这一口号，后来成为语文作文改革启动的标志。
许祖云回忆，自1980年起，尽管作文仍须紧扣语文教学“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基本宗旨，但在文本上越来越注重审美、真诚与新颖。1986年，颇富时代先锋色彩的《作文通讯》全国销量就达190万册。
彼时，中小学作文引用率最高的好“叔叔”仍是“雷锋叔叔”。他的口头禅是，“为人民服务”。
林嫣记忆中的语文课本上的“叔叔”总是浓眉大眼，还总射出坚毅或凝重的眼神，衣着朴素，永远系着风纪扣。这造型和“叔叔”早年的人生追求有关，他要么在帮老奶奶买车票，要么在帮阿姨追小偷，必要时，还要献出宝贵生命。
令林嫣印象最深的是，一对“百无聊赖”的男女在公园里谈恋爱的场景，被作家茅盾写入散文《风景谈》，收录于中学语文课本。作为对比，茅盾赞扬了公园里另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在争分夺秒地埋头看书，“追求革命真理”。
有鲜明说教色彩的“叔叔”中还囊括了外籍人士，他们通常散落于各种作文选编及微型传记类选集。比如，令林嫣纠结不已的，伟大的科学家“叔叔”爱迪生，结婚前几小时居然消失了，家人费尽周折才找到了新郎，原来，这位一心扑在事业上的科学家竟然忘记了婚礼……
不过，在过去30年中，“叔叔”也随着时代的变化，渐渐放松，不老绷着，偶尔也可以有缺点，但不能犯原则性错误。
2004年，写下以下这个故事的高考生作文被判了零分。“一个在登山时遇到暴风雪的年轻人，因认为自己没能力救出同伴而选择独自离开”。
作文教会了中国人说谎？
“课文到现在都还在说假话，又怎么教会学生写真话？作文不写真话，怎么培养人格健全的孩子？”
多年后，上述这些课文及文章，被批露为虚构或经过“深度加工”。
80后韩寒在博客中说，中国人第一次被教会说谎是在作文中。这句话触动了林嫣的心。
在林嫣印象中，老师似乎从不关心那些过于戏剧的情节是否真的发生过，而她也发现，写出价值观正确的作文往往能得高分。
直到现在，林嫣吃剩半个馒头或半个苹果，总是神经质地想找条水沟丢，这缘于当年一篇深受好评的优秀作文，“半个馒头顺着水沟，一直漂到非洲，送到饥饿的无产阶级兄弟手中”。
她至今还记得老师当年讲“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金融危机下，一群奶农将成罐成罐滞销的牛奶倒入水沟”时激动的表情，“资本家们宁愿浪费，也不愿捐给穷人！”
时任班级语文课代表的林嫣的思想却时常跟不上“主流”。最“不靠谱”的一次，是写课文《雷雨》读后感。在作文中，她认为周朴园对侍女侍萍是怀有真挚爱情的，只不过更多是一种“相见不如怀念”的复杂情愫。
作文点评课上，林嫣的作文不但没有像往常一样被诵读，还遭勒令重写。二稿顺利通过，开头改成了：“作为脱胎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周朴园天生地带有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重性……”
“作文里不食人间烟火的‘叔叔’身上都有某篇语文课文的影子。”林嫣说。
2009年，杭州外国语中学前语文老师郭初阳与几名志同道合者为几套现行小学语文教材做了“体检”。其中一些“叔叔”的光辉事迹十分可疑——
人教版的《地震中的父与子》：讲述1989年洛杉矶大地震里的一个温情故事，事实上，1989年洛杉矶并没发生地震；
人教版的《爱迪生救妈妈》：说的是少年爱迪生在烛光下给妈妈做了一场阑尾炎手术，据史料记载，世界第一场阑尾炎手术出现时，爱迪生已是40岁的“大叔”了……
“课文到现在都还在说假话，又怎么教会学生写真话？作文不写真话，怎么培养人格健全的孩子？”郭初阳说。
在张厚感看来，这是当年政府抓意识形态工作所需。这位人教社前编审参与了1980-1990年代中学语文课本编纂，工作之一是删减入选文章中的“不良”内容，如文言文《口技》中床第之欢的含蓄描写，《最后的讲演》中闻一多对美国传教士、燕京大学的创办者司徒雷登的褒扬，《荷塘月色》中“如出浴的美人”的比喻……
作文同样受到思想内容的集体领导。“作文写作是塑造青少年世界观与主流价值观的最有效方式。”许祖云说。
林嫣2005年毕业前夕，前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在西安小学母校受到小朋友热烈欢迎，一首饱含深情的童声朗诵“爷爷，您终于回来了”传回台湾后，受到年轻人的疯狂追捧。
林嫣的一名台湾同学专门下载了这首诗朗诵做手机铃声。同学止不住狂笑地向她解释，这种说话的调调多年前也被他们父辈用过，那时，他们作文的必杀结尾句一般是：“反攻大陆，解救水深火热之中的大陆同胞。”现在？“我们随便在一家士多店都能买到印有马英九头像的纸巾，想擦哪擦哪。”
工作后，林嫣发现，90后、00后们思想的被规训至今仍然普遍存在。
报社一名实习生是安徽某市2006年文科状元，高考前练习一篇以《和谐》为命题的模拟作文时，小朋友把自己写成“一坨泥巴，被人烧成一枚刻着‘和谐’的印章。然后，被各种各样的人用来……”结果，文章被要求重写了6遍才通过。最后的呈现是：首先是和谐的概念，在新时代中的新含义……当然，和谐并不仅仅是这些……
而她去年一次无果的采访也与一篇“失败”作文有关。厦门一名1990年代末出生的小学生写革命烈士“叔叔”时，批评“有些政府官员、学校领导在烈士墓前流着鳄鱼的眼泪，猫哭耗子假慈悲！而不顾我们孩子们心里真正的想法以及教育效果”。
愤怒的母亲将这篇被老师判为零分的作文传至网络后，却婉拒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孩子还没毕业，这可以理解吧？”
说真话的日记
何易觉得“此前的世界观瞬间被颠覆了”，“美国孩子可以直接把真话写进作文里，而我们，从小就为说真话还是假话困惑着。”
林嫣至今仍坚持写日记，这一习惯源于初中，起初是记录些“琐碎、意义渺小、不够格写入作文”的事情，后来越来越多的是没法写入作文的“真心话”——
比如，对徐志摩、戴望舒、郁达夫被历史教科书冷落于角落的看法；对1999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美轰炸后，一些大学生上午游行反美，下午到美领馆前排队等签证的看法……
按林嫣的说法，他们这一代人几乎是在双重人格的塑造中成长起来的。
帮郭初阳考据出爱迪生真相的是其学生何易。这名生于1990年的男生从高中起即赴美国读书，现就读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大二。他的美国同学得知中国语文课本里居然有《爱迪生救妈妈》时，张大了嘴，“天哪！这跟鳄鱼会跳舞有什么区别？”
当时，何易觉得“此前的世界观瞬间被颠覆了”，“他们可以直接把真话写进作文里，而我们，从小就为说真话还是假话困惑着。”
1998年，林嫣念高一，认识了刚获得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韩寒，在日记中，她将彼时受到的震撼比作“文艺复兴之于意大利”。这个同龄人居然得以完全自由地生长，他宣称只感谢两个人，“一是我自己，读许多书。二是我父亲，允许我读许多书”。
始于1998年的新概念作文是过去30年作文改革中的颠覆性突破，其出题方式颇为搞怪，比如，老师拿个苹果咬了一下，放在桌上，就让学生写；诱惑也极大，一等奖获得者可免试进入名校。不过，2001年始，教育部叫停一等奖获得者免试入名校的资格，新概念渐次淡出主流视线。
临近高考，林嫣“说真话”的一半渐渐让位于“政治正确”的另一半。作文练习，也多是历年高考作文题。
2001年，林嫣考入北京某名校中文系，自以为从此“重获新生”。她刻意找寻并追捧那些被中学历史教科书“文学与艺术”部分所冷落、隐去或否定的作家作品。
她发现周围有着相似逆反强迫症状的同学比比皆是。“肯定过去否定的，否定过去肯定的，”林嫣说，“我们真是奇特的一代。”
但两件事情让她产生怀疑，历经多年，是否还真能将曾经分裂的自己合二为一？
一件是她刚进大一时发生的9·11事件，学生食堂里的电视新闻每播到那段“美帝国主义”标志性建筑被毁的惨烈景象，偌大的食堂总会迸发出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
另一件是研究生即将毕业时，合肥数以千计的年轻人涌向法资超市家乐福门前抗议，示威者打出各种口号，其中一条是“牛鬼蛇神现出原形”。
不再当中学老师的郭初阳成了一名自由教育研究者，加盟一家语文培训机构，为孩子放映、分析经典电影，引导他们要像“拍一部美好而真诚的电影一样去写作”。
林嫣得知，另一位67岁的
一直在作文里坚持说真话的韩寒，不仅“生存”下来了，还以一个真诚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入选数家媒体的年度人物。林嫣最喜欢其中一句致敬词，“他的故事，是过去十年中的美好的一部分”。
林嫣仍然在写日记，作为一名新派媒体的记者，她与同事们在工作中仍会经常碰到说真话还是假话的困惑，她只好把不能说的真话写进只对自己开放的“日记”里。
而那些对“作文必杀结尾句”调查深有同感的回帖和自嘲，也不再像刚开始时让林嫣那么兴奋。她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即使现在，面对现实利益时说真话还是假话的试探，许多人似乎总在写当年的“作文”。
不过，最近她发现，在网络极度发达的时代，当压抑许久的真话终于找到渠道表达出来时，已经憋得变了“色”——生活状态严重分裂的人们，对之前流行的木子美日记中赤裸裸的真实热烈追捧，即使是不堪的真话，也被视为稀缺资源。
眼下，最广为人知的是一个叫韩峰的局长“叔叔”，其详细记载数段婚外情、受贿细节等很黄很腐败的日记被曝光于网络。此前不久，“韩叔叔”刚被上级领导表扬，“过去6年的工作卓有成效”。
出人意料的是，韩寒却在博客中强烈建议网民们放过这位干部，在他看来，比起那些已习惯性浸泡在谎言中的官场人士，这位写日记的“叔叔”已足够真诚。（本文中林嫣为化名）TOP↑
中国教改，更多在教育之外
【博览财经报道】英国《卫报》报导说，耶鲁现任校长列文声称，中国的顶级高校可能很快能与牛津、剑桥和美国常青藤大学相提并论。
列文在访问英国期间对《卫报》说，中国大学将在25年内跻身世界前十院校行列，因中国政府现在把至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1.5%的经费投入高等教育，特别是重点扶持北大、清华等名校；中国和印度都雄心勃勃地致力于发展大学教育，但中国尤其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意愿和资源，毕竟中国在短短十年的时间内就建立了全球最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当然列文也指出了中国大学的欠缺，那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学术广度和批判性思考的土壤”。
这位耶鲁校长同时哀叹，英国政府没有意识到让牛津和剑桥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重要性，反而要在未来三年内减少9.5亿英镑的高等教育投资，实在令人扼腕。这一评论显然引起《卫报》的警觉，也正符合西方媒体报忧不报喜的传统。
但美国《福布斯》杂志
雷恩开篇就质疑道，列文危言耸听是不是仅为了敦促耶鲁校友加大捐助力度，以使母校继续名列前茅？
雷恩说，中国的大学教育确实有进步，不过远未达到列文吹捧的程度。他表示，一个国家教育体系的伟大不能依赖于少数几名“海归”学术精英的成就，中国大学首先要做的是让学生具备理性分析、批判思考的技能，以便让中国学生能与世界各地的同龄人竞争，能创办下一个谷歌或苹果公司。但以此衡量，中国高校远远谈不上成功，因为太多的跨国公司抱怨在中国招不到足够的合格白领员工。
雷恩向中国高校提出了三项改革建议：高中毕业生应被允许先申请学校，再根据兴趣选择专业；高校应与知名企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向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培训；高校应培养学生的批判思考技能。
当然，外国评论家对一些最具中国特色的大学体制缺乏了解，比如在今年“两会”上成为热门话题的大学去行政化。如果了解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那么假若看到一个地方大学为院校领导建起一座座豪华别墅，而其一线教师为了供房而疲于四处兼职、无法专心搞科研的现状，大概就不会惊讶莫名了。中国教育改革若想落在实处，很多事情恐怕要在教育之外去解决。（慕侠）TOP↑
中日“特色”的差别
【博览财经特稿】事情的缘由是因为有一次我带领一个校长教育考察团去日本考察,在学校中日两国的校长开始交流办学经验。这种对话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除了语言上的障碍外，恐怕最大的障碍还是来自于思想方式与价值观念的不同，是文化背景的差异，许多问题，我们问他们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们答的有时我们又感觉莫明其妙。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让我感觉到了震撼。我们有一个校长问了日本校长一个问题：“请问，你们是如何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的？”
这个问题经由翻译翻译出来传达过去，久久没有回音，最后日本的校长疑惑地说：教师们都很积极啊，教育工作是他们选择的，他们就是因为热爱教育才来做教育工作的，如果不喜欢他们可以离开，不存在调动积极性的问题。中国特色问题遇到日本特有情境，差别就是这样大。这个回答，让我看出了“中国特色”与“日本特色”之间竟然如此地不同。除了日本教师地位待遇与中国教师地位待遇不可同日而语外，更主要的是他们的职业是建立在自由、自主、双向选择的基础上的，他们有强烈的职业尊严感与职业兴趣，而我们是建立在被迫服从、无可奈何的基础上的。在国内，一些人当教师，常常是干不了别的，或者没有别的可干才去干，自然常常干得没劲，没兴趣，没有成就感，仅仅是看在一点点活命的工资份上才勉强去做的，因此，积极性自然需要靠调动了。
其实，在中国不仅仅是教师职业如此，几乎所有的职业似乎都是需要调动积极性的。不但“上面”要考虑调动“下面”的积极性，“下面”也常常要调动“上面”的积极性，比如除了拍马的话要常说勤说外，就是过年过节还要及时的去意思意思，这就是调动上级的积极性。有时叫“公关”，或者做好沟通工作之类。总之吧，就是他们没有积极性了，他们职责份内应该做的也不愿意做了，要给点甜头才会有干劲。几乎各行各业各个岗位都是如此，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职业尊严感，积极性是没有的，敬业精神更是没有的，各行各业干得马马虎虎，差不多已经算是不错了。出现这种反差也不是偶然的。毕竟，中国人的兴趣主要是集中在“升官发财”这四个字上，而不像日本大家瞄准事做，不在乎级别。在中国，任何职业，如果达不到或者没有希望达到“升官发财”这一目的，几乎都不会有兴趣认真干下去。因为职业本身没有什么价值，更没有什么兴趣，唯一兴趣与价值就是“升官发财”，倘若一时兴起，干到后面发觉这点希望没有了，那么剩下的就是混日子，甚至是胡作非为了。这几乎就是中国国民的职业精神。也难怪，在权力没有被安顿好的社会，一个人即使很想敬业，想认真负责地做点实事，也容易被权力穿了小鞋。不说把事情做坏吧，就是干得太出色，以致于“功高震主”，那后患也是无穷的。前几年官场上流行一个有趣的段子很是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实质，说的是副职这个岗位的尴尬：“不干不够意思，干好没啥意思，干点意思意思，干多你啥意思?”其实每一个岗位，每一种职业在中国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我们从小就被要求要刻苦学习，并且刻苦学习自然就成了一个学生的良好品质。学习之事，在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苦差事。所以才会有“十年寒窗无人问”之说。所以，在中国自古以为就有要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问题。怎样调动？还是“升官发财”四个字来得有动力。因此，才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一说，换句话说，为了让孩子读书，用金钱收买，用美色诱惑，用美食打动，如果还不够，就要用高官权力来帮忙了。因此，才有“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打通学习与官位的通道，吸引力自然会大大地增加。如此一来，读书就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因为读书直接与官位相联，在中国官权者通吃，这就是万般皆下品，读书为什么是最高的原因，说到底，读书高，是因为“官本位”。既然利益诱惑如此之大，自然要达到就不能没有一点障碍，比如此时，读圣人书，仅有“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得会“背”，但是背的人多了，也不行，得进一步提高标准，因此，由“背”转而变成“倒背”，到最后“倒背”还不行，必须得“倒背如流”。这个法则与为了“孝”而发展到必须“割股疗亲”是一样的道理。从这个过程来看，虽说是读书学习，但是，真正的乐趣不在思想知识本身，而是把学习当成了谋取思想知识之外的荣华富贵的工具与手段。这样一来，学习自然是没有什么乐趣的，没有乐趣的东西自然就必须强调纪律、意志与毅力。因此，刻苦学习、勤奋学习就成了最重要的品质，学校逐渐变成了监狱。此时什么“笨鸟先飞”了，“铁棒磨成针”了，“头悬梁，锥刺股”了之类痛苦变态的学习就这样几千来呈现在中国人面前，并且成为世世代代莘莘学子的学习的典范，只是为了成为范进，而不是孔乙已的命运。中国人从此失去了探究的乐趣，发现的乐趣，体验不到思想智慧的乐趣，大千世界的自然奥秘也与中国人无关。读书当官，做驸马爷，才子佳人，八人大桥，骑高头大马，前呼后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福、禄、寿三星高照，这就是中国人全部的志趣。
可是，纵观西方，即使人家在古希腊时期，发现的乐趣，探究的乐趣，思维的乐趣就是他们那时重要的人生乐趣。因为他们对人性的认识是这样的：人生来就是爱好学习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惊奇感、好奇心与求知欲，这是人的本性，探究是人的本能，思考是人的重要特征，这些品性都是造物主造出来的，只要人类社会不去损害这些人与生俱来的品质，他们就有希望成为一个热爱学习并且善于学习的人。人，诗意般地栖居于地球上，去面对大自然，面对宇宙的无穷奥秘，再加上人有超级思想能力，没有理由不去思考，不去探究，没有理由不乐在其中。但是，一种将圣人之言当成“知识”甚至当成“真理”本身的文化是可怕的。他们会把人对大自然的惊奇感消灭殆尽，将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拉回到枯燥无味的圣人之言里，而这些圣人之言又是如此不讲道理，没有推理，缺乏想像力，常常没头没脑地独断自语，可怜几岁的孩子就被迫要求开始背诵这些，一直要背它个几十年，一直背到中了秀才，中了举人，中了进士为止，才会把这些圣人章句当成敲门砖用完扔掉。这样的学习本身怎样可能会有积极性？既然学习本身没有积极性，那么积极性只能够来自学习之外的功名利禄也就是再自然而然不过的事情了。因此，我们的学生，自古以来，无论优秀的还是较差的，都是被知识之外的东西在诱惑着，现在，读书没有那样大的诱惑力，但是，人们仍然想方设法地色诱利惑地引导孩子读书，最简直的方法就是不惜用了许多表扬——“好棒”——称颂学生——其实也就是对学生的一种精神贿赂来达到让学生学习的目的。这个表扬，除了“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外，有时还有物质性的刺激，比如“背多分”，这个分常常是可以换来金钱的，一些地方，考生考上北大清华，就奖励五十万，虽然比不上黄金屋与颜如玉，但是够诱人的，在这里，重奖之下，自有苦读之士。古代的黄金屋、颜如玉，今天的金钱与礼物，性质是一样的。表扬与等级划分是在前面拉，就像要让驴子走得快，就得在驴子眼前挂上几串胡萝卜，让其有动力，虽然够不着，但是看着诱惑总想往前赶超。批评与惩罚自然就是在后面追。这样，前有诱惑，后有追兵，在中国，一点人本来就有的学习本能，竟然被折腾成这个样子。当然学生的学习失去了自由与自主的选择之后，特别是学生的生命被伪知识异化之后，剩下的就只能够是被动地学了。
其实，如果能够还学生以自由与自主，让学生发挥自己的兴趣，作出自己的选择，他们一定都能够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舞台。可是，我们教育要做的就是消灭他们的兴趣，扼杀他们的天赋，束缚他们的自由，这个时候，人们开始痛苦不堪，因此，圣人出来劝导了：“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其实，人最需要的不是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是什么呢？给学生一个身心自由的时间与空间，那么孩子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一定能会在自己有兴趣的领域里废寝忘食地学习。因为学习本来就是像他们偷偷玩的游戏一样有趣，甚至还要更充满乐趣。当学生能够有所发现的时候，那里的乐趣岂能是游戏所能够相比的？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听说学生要刻苦打游戏。尽管，学生打游戏常常一打就是好几个小时，这期间还要花钱，但是，他们一点也不会觉得那是什么苦，反而是一种乐。能够把学习的境界打造得比游戏还痴迷的是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他们除了过人的天赋外，其实不过是把学习的本原保持到终身而已。他们按照学习与知识本身的乐趣一直在探究着，探究的过程中，不但忘记了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而且甚至连自己的吃饭睡觉都忘记了，这样的人还需要什么“三好学生”、“学习积极分子”、“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级重点巨无霸课题”之类的胡萝卜来诱惑这头不肯走路的驴吗？可以想见的是，那些都完全是多余的。只有这样的状态才能够做出一流成就来。也只有来自内部的兴趣，才能够让人感觉苦中有乐，苦乐难分。学生的负担过重，只会产生在完全没有兴趣的地方。一个人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就会痛苦万分，过去那种学习雷锋钉子精神的“做一行爱一行”，今天看来是不符合职业幸福的，应该是“爱一行才去做一行”而不是相反，才能够将个人的职业幸福与社会的福祉完美地结合起来。国外的教育，几乎不强调学生的刻苦耐劳，而强调个性与兴趣，他们鼓励学生去发现，张扬个性，寻找自己的兴趣，然后发挥自己的天赋与特长，这样个人职业幸福在获得尽可能满足的同时，其实也为社会提供了一流的服务，一流的思想智慧与专业技术。一个良好的社会是不能够强迫人们放弃自己的天赋与兴趣而去服从与满足所谓的国家需要与组织需要的。那样是极不道德的。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是不能够强迫所有的人都按照一个标准来工作与生活的。这就像不能够强迫所有的人都像我这样每天写数千字一样，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是快乐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种负担无疑就是灾难与地狱。
著名思想家沃洛德考夫斯基曾说：“我从来不说‘调动孩子的积极性’，那将会剥夺他们自己的选择。”是的，每个人自己的选择，自由自主地选择，那才是最重要的，来自内在的动力才是永久性的，才能够将生命智慧发挥到最佳状态，他的学习才能够持久并且终身化，那个学习也才能够体验到乐趣。只有自己才能把自己的生命与自己的学习和职业最好的结合在一起。一个始终活在他人眼中的人，一个始终靠外在的刺激来调动积极性的人，那是不可能做出一流成就的，也不可能能够从职业与学习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快乐。（许锡良）TOP↑
中国教育的“紧”与日本教育的“松”
【博览财经特稿】和中国不一样，日本是每年4月入学。一个学年有三个学期，除寒暑假之外，日本还有个春假，下星期开始，日本的学校马上要放春假了。春假时间不长，一般就二星期左右。
放春假之前，我家小学生带回家一份“努力度自我确认表”，这份供小学低年级孩子进行自我努力度确认的表格，共有14个项目，内容是这么写的：
1：能够做到早睡早起了；
2：一日三餐都好好地吃了饭；
3：不挑食，什么都吃；
4：能够做到总是保持着正确的姿势；
5：能够明朗、精神地大声问候；
6：没有受过什么大伤；
7：饭后能做到好好刷牙；
8：认真洗手、漱口；
9：在户外精神百倍儿地玩耍；
10：没有忘记随身携带手绢和纸巾；
11：借的东西都好好地归还了；
12：和小朋友们之间很友好的一起玩耍；
13：没有说过朋友们的坏话；
14：没有脱离小朋友们。
确认表的最下面还写着：“嗨~大家都做得怎么样呢？做得不够的人，请继续加油哦！”
这份给低年级孩子看的“努力度自我确认表”的14个项目中，有二次提到了“玩耍”，但没有一个项目是与学习有关的。凡是对日本的义务教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日本公立学校里的教育环境宽松，如果不是有大大小小的私塾老师们在为孩子们开“小灶”的话，公立小学的孩子们，几乎就是整天在玩-----上课的
经常听到国内朋友说起国内教育如何如何不好，对于国内近十几年来的教育，我没有亲身体验和直接认识，都是道听途说来的，所以，听了半天也无法感受国内的教育究竟如何“不好法”。但我看过国内小学二年级孩子的数学小考题，仅仅一个小考，就已经密密地有3-4页纸了，而日本二年级孩子的习题，从来没有超过一页纸，这一页纸上的字，还印刷得N大，甚至还外加几幅漫画式插图。而且，当国内小学二年级孩子都已经开始做二位数除法的时候，日本二年级的孩子们才开始学背乘法口诀。所以，当国内的父母们都在抱怨孩子学习太重的时候，我却在担忧自己的孩子在日本的公立学校里学得太少，时刻在想着是否需要早些送孩子去上私塾。
以前看过一位国内妈妈写的日记，写她做梦都梦见自己上小学的孩子在考试，考试分数不及格，她在梦里都差点要急哭了，一着急梦醒了-----原来是场梦，于是松了口气。这位国内妈妈似乎并不是个特别的例子，因为我发现一到孩子们期末考试的时候，习惯于写孩子成长日记的国内妈妈们，大都会写到孩子们的考试，以及对于考分的担忧。而日本孩子的考试如何呢？我家小学生今年四月马上要上三年级了，但至今都没听她提起过考试。当然她偶尔也会带回家几张考卷，告诉我他们考试过了，但至于考多少分，孩子自己根本不放在心上。日本孩子的考试分数，就跟中国某些公司的年终分红似的，大家都只知道自己的分数，别人考多少分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孩子们之间也很少互相询问，一个学期结束，学校也没有成绩单交给孩子带回家，孩子带回家的只有一个学期评定，按“◎、○、△、×”分为四档，分别表示“优秀、好、良好、不好”。
因为有给家中小朋友记录成长日记的习惯，所以在我的文章里经常会出现有关日本小学教育的内容，从大家的留言中，我看到许多对于日本教育方法的肯定，和对国内现行教育的批评。这儿我想说明一点自己的看法：日本的教育有值得学习之处，但我心里并不认为日本的教育方法就真的非常好。事实上，日本1980年开始实施“宽松教育”之后，所带来的不少弊病，如日本年轻人的学历低下、阅读量不足、意欲衰退、能力萎缩、不再拥有对于学问的追求与敬畏，等等，已经成为日本教育学者批判的对象，并呼吁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此外，还要说明一点：日本之所以会在1980年开始实施“宽松教育”，是因为日本也曾经有过“填鸭式教育”，这种和目前中国的教育方式相接近的、注重知识教育忽视经验教育的填鸭式教育方法，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在当时也受到来自各方的指责和批判，于是才有了以后“宽松教育”的诞生。但现在日本的教育学家们又看到了“宽松教育”所带来的弊病。所以，现在日本政府又提出了个新的教育计划，叫“脱宽松教育”，正在逐步增加公立学校的课时，要让孩子们从过于宽松的教育中脱离出来。可见，该如何把握好教育的松与紧的“度”，知识教育与经验教育该如何有效结合，是教育专家们必须好好研究的一个课题，否则，孩子们很容易成为不成熟的教育方针的牺牲品。
最后，话题重新回到日本小学生们的“努力度自我确认表”。尽管日本过度宽松的教育方法并不值得提倡，但日本教育中的常识培养，以及从小注重孩子良好生活习惯的培养这一点，却是十分值得学习的。例如第7条“饭后能做到好好刷牙”-----日本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是天天带着牙刷去上学的，一日三餐，吃三次饭就刷三次牙。在日本公司工作，你会发现许多日本人都有饭后刷牙的习惯，这种习惯就是从小养成的。饭后刷牙不仅有醒脑提神的作用，而且，在与客户交流的时候，你的嘴巴里也绝对不会发出用餐完毕之后的饭菜香-----这便是一种礼貌，换句话说，就是现代商务礼仪中的一种基本常识。这种基本常识若能从小培养，就会成为一生都能保持的良好习惯。（唐辛子）TOP↑
【史海探秘】
《海瑞罢官》：尚未披露的史实
【博览财经特稿】1965年初，江青来上海。目的有两个：一是修改京剧《林海雪原》；二是秘密特色人选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是柯庆施。不过，此时的柯已身患绝症。他1964年3月底住进上海华东医院，
江青在上海找到姚文元。有人说姚文元是柯庆施推荐给江青的。有回忆录说，柯庆施在北戴河休养期问，曾专门将张春桥叫去北戴河，交代张春桥“让姚文元全脱产，为江青同志写文章”。
其实即使柯庆施曾经要张春桥支持江青批判《海瑞罢官》，柯的支持大概只止于此。因为柯庆施比时已经不再主持上海工作，甚至从此没回上海。身患绝症的他不可能再进行任何实质性参与。据不久后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杨永直说，柯庆施离开上海去外地疗养，直至1965年4月去世；外出养病期间，跟随柯的机要秘书从未接到过上每方面任何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文件和电话。而且，《海瑞罢官》所谓要害问题“罢官”，至1965年才提出，彼时柯已去世多时。
当时，这种批判很多，连比吴晗地位更高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也因其“合二为一”的哲学思想在挨批判。柯庆施即使支持，也只是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安排中共中央主
张春桥当时是市委分管宣传的书记，具体负责批判《海瑞罢官》，从市委书记的工作分工来说，名正言顺。他与江青结帮是后来的事情。
张春桥认真完成江青交办的事，甚至还在办公桌上放了一套《明史》。当时曾使一些干部纳闷，张春桥怎么忽然对明史感起兴趣。
柯庆施逝世后，江青又找续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她对陈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李希凡不接受，才来上海。她还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她要陈丕显也支持她。
柯庆施对张春桥上升起了关键作用
1965年4月柯庆施去世时，张春桥也已经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江青到上海都与张春桥联系。
张春桥的提升，与柯庆施不无关系。
张春桥是山东巨野人，生于1917年，1935年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1938年到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从事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那时，柯庆施是石家庄市长。共产党执政后，张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又任社长兼总编辑。柯庆施1954年调任上海时，张春桥已经被免去上海所有职务，正将被调离上海。
起因是张未经请示便在报上点名批判一些华东局领导干部，还打算点名批判上海副市长潘汉年，被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陈毅和谭震林发现制止，并拟将他调离上海。柯庆施留下他。
和张春桥长期共事的当年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对张春桥的印象是：
平时不苟言笑，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言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城府很深，阳一套阴一套，不好合作。
张春桥不苟言笑是几乎所有和他有过交往人的印象。张春桥不与人往来，除了布置工作，不与人多说话，更别说聊天，从来没见他与上海市委的其他领导们有谈得来的时候。他与当时的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长李家齐办公室门对门，但从来不和李聊天。给李的印象是“高深莫测”，“阴”。
“阴”，是几乎所有与张春桥有过交往人的印象。就连后来和张春桥一个阵营的毛远新，多年以后当毛泽东向他询问对张春桥的看法时，也说对张“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
张春桥给市委干部的另一个印象是比较“左”。例如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上海市委为了活跃市场，打算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决策前先向区、县负责干部征求意见。但作为市委领导的张春桥，会议一开始，下面干部还没有发表观点，便首先发言表示反对。吓得有的区委干部不敢再谈自己的看法。
不过，张春桥的生活很简朴。长期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徐景贤文革后回忆，文革以前，他几次和上海一些党员老作家们春节期间到几位市委书记家拜年。别的书记家多少有些摆设，有的墙上还挂着字画之类，招待客人时总有些拿得出的食品；唯独张春桥家陈设简单，且只有两盘花生招待客人。张春桥总穿着一条藏青色旧呢裤，屁股上打着两块补钉也不以为意。
张春桥出名是在1958年“大跃进”。柯庆施去参加当年8月北戴河会议，回来后，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告诉张春桥。在这个讲话中毛赞扬“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对1949年后实行八级工资制所造成的等级差别表示不满，怀念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张春桥从柯庆施处知道毛的这一想法后，根据毛的这些话，连夜写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发表在《解放》杂志6月号上。《解放》是上海市委在大跃进中创办的理论刊物。
张春桥对经济是外行，他这篇文章算不上论文，充其量只能算是政论文。因与毛想法合拍，受到毛赞赏。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引出党内和学界大讨论。毛泽东也因此知道张春桥的名字。同年10月，毛泽东点名要张春桥和陈伯达一起去河南遂平崦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考察。毛开始注意张。
这年年底，张春桥被提为上海市委常委。在讨论此事时，市委中有人提出张春桥妻子李文静有叛徒问题，被柯庆施当场打断，说此事不要再提。柯庆施不搞家属株连，显示其胆识，更显示他对张的器重。
“金棍子"姚文元
江青找李希凡写文章，李希凡婉言拒绝。李希凡毕竟大学科班出身，多少还从学术层面考虑问题。姚文元是机关干部，习惯从政治层面考虑问题，写批判文章只问符合不符合当前政治，不管学术层面能否自圆其说。
姚文元资格比李希凡老。
姚文元生于1931年12月。1948年时还是中学生的他，便已加人地下党。1958年，柯庆施点名将姚文元调往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1961年底，《解放》半月刊停刊，经张春桥提名柯庆施同意，姚文元被调往中共上海市委党报《解放日报》社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姚文元当时已经是一个有名气的青年文艺评论家，文革前已发表过许多文章，出版过多本文集。他
但在文化圈内，姚文元口碑不太好，被称作“棍子”。因为他文艺思想核心，就是反对文学固有的人文关怀，艾青、巴金、丁玲，这些著名文化人都挨过姚文元的批判。文化界和新闻媒体对执政党的态度，是姚文元特别敏感的，捕捉此类信息，是他的特长。他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就是这种敏感的产物。又例如，姚文元曾对人说，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又是开会，又是出纪念文集，可1961年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40周年，却冷冷清清；你想过没有，这是为什么？！
姚文元的“棍子文章”，如果只是个人观点，也只能是一家之言。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姚文元的“棍子文章”成为党的棍子，挨棍子者没有辩解商榷余地，更不用说反驳和批判。
不过，生活中的姚文元不像他的文风那样咄咄逼人。他个子不高，胖胖的，才三十多岁便已谢顶；他不喜欢说话，几乎没有私人交往，很少与人起争执，写作班的青年喜欢开他玩笑，他嗫嚅着不知如何回嘴，但也不生气；他生活随便，外套可以穿到油光鉴亮仍不换洗，书包里吃剩的油条大饼可以放到发出异味，被人掏出，方才发觉；他会郑重其事请人吃饭，但请吃的却只是碗阳春面。姚文元的这种特性一直保持到后来。姚文元完全是个政治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工作写作学习。
后来给他当助手的朱永嘉谈姚：“不苟言笑，讲话很谨慎，没有一句题外的闲话。这是我对姚文元的最初印象，这一印象以后一直也没有改变。”不过，他的棍子文章，虽然有揣摩局势投当局所好之嫌，但这是当时各行各业尤其是政治、文化界的潮流和大趋势，包括吴晗写《海瑞罢官》，张春桥写《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都是唯毛泽东所思为思，唯共产党所想为想。人们觉得应该站在党的一边，和党与领袖保持一致，唯恐跟不上。
在阅读爱好上，姚文元特别喜欢科普和科幻读物。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苏联作家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等等，都是他的最爱。文革结束，姚文元被判刑关押，他在写交代之余，写出三本著作，都是关于人类的科学认识史的。一本是人类对天体形成的认识发展史，一本是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发展史，还有一本是人类对生命的认识发展史。一生以写作文艺批评和政治批判为己任的姚文元，最后的写作却是“天、地、人”的形成，显示了他的某种无奈，也显示他对科学领域的由衷爱好。只是时代将他塑造成棍子，他自己也选择棍子人生。这是一个历史的缩影。
朱永嘉告诉笔者，1965年3月的一天，姚文元上午刚到解放日报社上班，张春桥电话来了，要他马上去。姚文元要向报社打招呼，张春桥说不必，随便找个理由，此事要保密。姚文元到了指定地点，进门见到张春桥和另一个中年妇女正等他。经张春桥介绍才知道她就是江青，是江青要找他。江青要姚文元写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临走，交给他一本1961年第1期《北京文艺》，上面刊登着吴晗剧本。
姚文元当时兼华东局“内刊”《未定文稿》编委。接到写作任务后4月，正值华东局《未定文稿》与市委写作班对换办公场所，《未定文稿》从原来丁香花园搬入宛平路11号。姚文元办公室在三楼，他让工作人员搬入两张大写字台，他喜欢大台子，可以随意摊开资料。他当时人事关系还在解放日报社文艺部，张春桥替他向解放日报社请长假，报社五一节以后的稿子他都不看了。所以，姚文元应该是从1965年5月以后开始正式动笔写作。彼时柯庆施已经去世。姚文元对明史不熟，江青又催得紧，他对张春桥说，希望再有个熟悉历史的人，帮忙查阅和核对资料。几天后，张春桥告诉姚文元，人已选好，让他去一次。姚文元赶去见到张，张告诉他，为他找的人是朱永嘉。姚文元联系上朱永嘉，他对朱说，是市委安排他为自己当助手。
朱永嘉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讲师，对明史很熟，当时借调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而且是组长。毛泽东说写《海瑞罢官》批判文章时有一个班子，其实只有两个人：写文章的姚文元和帮他查材料的朱永嘉。姚文元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将文稿给朱永嘉看，只是经常向朱永嘉询问具体史实。
最初姚文元只对朱永嘉说市委让他写明史方面与海瑞相关的文章，朱永嘉没有想到姚文元的批判对象正是吴晗，给他找的资料就是吴晗编的《海瑞集》：“我将吴晗的书和文章拿给姚文元看，不是作为反面的要批判的东西，而是作为正面资料给姚文元的，因为吴晗是明史权威。”
姚文元在写作班办公楼写作，写作班的朱永嘉又被抽去当其助手。为防止行动泄露，张春桥通过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告诫文艺组，不要上二楼历史组的办公室串门，不要过问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
张春桥动笔前要江青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批判
毛泽东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的参与？让后人费尽猜详。
在开始批判前，张春桥有些顾虑。海瑞戏是在毛泽东提倡下写的，批判海瑞戏，毛是否同意。张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
据我知，主席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早有意见，但我们也知道北京对此戏评价分歧很大，甚至有人说此戏是根据主席指示写的。我曾问过林默涵到底分歧有多大，他说很大，也未详细说明。我们还是想研究一下，一研究，就发现海瑞的宣传出乎意料的多，剧种很多，什么京剧、沪剧，各种剧都在演海瑞。上海广播电台六四年还在广播此戏，《生死牌》搞了电影。出了盲人故事。中小学课本有海瑞，大学就不要讲，一大堆连环画、小人书，各种宣传工具都用上了。
我到北京请江青问主席，是否可以批判。主席说，他没有提倡过写海瑞，只是在湖南彭德怀叫他看《生死牌》，戏里谈到海瑞。主席回来就查明史，说海瑞未在湖南作过官。请同志们看看，如此而已。
毛泽东一口否定自己曾经提倡过海瑞精神，江青和张春桥没有了顾虑。究竟批判哪个海瑞，上海的，还是北京的？
我们考虑过，究竟批评哪一个？是《海瑞罢官》，还是《海瑞上疏》？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应该批判影响大的。(张春桥
张春桥所说的“我们”，究竟是他和江青，还是再加上毛泽东？不得而知。暂存疑。不过，张春桥说他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批判《海瑞罢官》，至少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张春桥和姚文元动笔之前，是通过江青向毛泽东请示过的。不像他自己说的“开头写我也不知道”。
而且，早在张春桥通过江青询问毛泽东之前，江青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个部长要他们批判《海瑞罢官》遭拒绝后，毛泽东指示将《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虽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但毛泽东此举足以证明，他是批判《海瑞罢官》的始作俑者和真正推手。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稿出来是1965年6月间。江青为此以观看现代京剧《林海雪原》为名特地来上海，亲自审稿。她对这个初稿不满意，认为没深度，不能就事论事批判。她要姚文元再修改。
以后，江青又几次来上海，审阅姚文元的稿子，与张春桥一起提出修改意见。
张春桥也多次将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去北京江青处。江青后来说，张春桥每次去见她，都装着是为样板戏的事。
上海市委与批判《海瑞罢官》
一至六稿是张春桥与姚文元搞的，都没有给市委看过，直到七稿时才给市委看。陈丕显回忆录说，开始他一直不知道此事，直到柯庆施逝世，江青才告诉继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他，她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批判《海瑞罢官》的一些情况，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和姚文元。陈丕显回忆，江青就是这时告诉他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陈丕显也能支持她。江青还一再交代陈丕显要保密，陈觉得蹊跷，但也没有太当回事，“心想不就是篇批判文章，大概江青想出风头，先保密，发表时一鸣惊人”。
整个写作过程确实搞得很神秘。姚文元的底稿送去市委印刷厂排版印刷时，全都是密封，直接送车间，没有任何手续。而通常，市委文件必须送市委秘书长批后才能送印。
9月，陈丕显要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行前，张春桥将姚文元文稿交他，让带给在北京的江青。陈丕显后来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稿子。
陈丕显回忆说，自己带稿子去北京时，一路心中不安。因为江青在上海秘密组织写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却又不准上海对北京方面打招呼，这会影响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关系，也不符合共产党组织原则。
到北京，陈丕显将稿子交给江青，又将自己的顾虑告诉同去开会的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魏也觉此事不妥。两人商量半天，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恩来或陈毅汇报。
没等他们汇报，毛泽东已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透露自己要批判吴晗的打算。那是在会上，毛泽东忽然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正当与会者对毛这句话费猜想，毛又转向彭真，问：“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被毛泽东突如其来问话问住，愣了一会儿，才回过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
陈丕显于是认为毛泽东向彭真发问，一是征求意见，二是打招呼。魏文伯也这样认为。会后，他对陈丕显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我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
文章发表前，张春桥提出要听听学术界意见，于是于
第一次座谈会对象是党内专家。上海社科院院长李培南提了些意见，内容尖锐。这个发言后来几次被张春桥点名，李以后被打倒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次是党外专家会议，参加者有史学界权威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等，以文汇报社名义在泰兴路的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主持会议。
不知就里的周予同在会上为吴晗打抱不平，说吴晗是个好人，不能这样给他戴帽；周谷城也发言不同意姚文元观点，虽然说得比较婉转。会上大多数人都非常同情吴晗，尤其反对姚文元文章第四部分，认为硬把吴晗剧本与单干风联系起来，太牵强武断。张春桥收去会议原始记录，写进会议简报，直接报毛泽东。
不久文革全面发动，周予同和周谷城两位教授成为上海报纸点名的8个“反动学术权威”中的两个。
上海市委讨论姚文元文章
会议在康平路165号楼上朝北一间大会议室里召开。曹荻秋站着，很仔细地将姚文元文章看完，在资料引用上提了几个问题。陈丕显没好好看文章，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步，对张春桥说：“这是件大事情，你要好好抓好！”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问：“戴什么帽子妥当？”姚文章中没给吴晗定性戴帽子。姚答：“看事实吧！何必我们给他戴帽子呢！”在场的朱永嘉当时觉得杨的意思，是要姚文元考虑文章分寸，不同意这样批判吴晗。
张春桥也站着，没坐。
参加会议的朱永嘉后来回忆说，整个会议给他印象是开得松松垮垮。陈丕显、曹荻秋他们似乎没太把文章当回事。
曹荻秋此前曾经提出姚文牵强附会不实事求是，而且后来对张春桥再送去的修改搞根本不看，张几次催问看法，曹都没回答。这次因是市委书记处讨论，曹才又仔细看一遍。
市委领导干部们都以为姚文元只是批判吴晗的剧本。1949年后这种批判太多，尤其60年代以后，今天批判著名哲学家冯定，明天批判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一会儿批判经济学泰斗孙冶方，一会儿又批判史学权威周谷城。上海市委干部们可能以为这次批判和那些批判差不多，批判一阵子，职务上调动一下就结束了。
即使上海市委领导觉察到什么，也无法明说。此时，毛泽东已决定发表姚文，上海市委对文章有什么态度，根本无力回天。
文章发表前，陈丕显和曹荻秋都主张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张春桥不同意，招呼没打成。
曹荻秋后来承认说，上海市委那时非常为难：
考虑过同北京的关系，事实上是同彭真的关系问题。打不打招呼，不打不好，怕彭真被动；打了招呼，主席不同意，又怎么办？书记处都是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几次。
张春桥也说过，同北京市委的关系是他当时的顾虑之一：
还有一顾虑，即和北京的关系。我们当时不敢打招呼。文章一送中宣部就登不出来，我们考虑不必要送审了，主席九月会议已经讲了话，可以批评吴晗嘛，这时如再问彭真好不好？我们反的是资本主义，如彭真说主席已批准，为什么还问我。所以就未打招呼，还有批评周谷城也没给上海打招呼嘛。虽不是副市长，周谷城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政协副主席。我们看到批判周谷城的文章以后，因为准备不够，也很紧张，周谷城要自杀，我们毫无准备，但无怨言，因为周谷城应该批评。
不过，张春桥自己在姚文发表前，还是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打了个招呼。他和邓拓是老同事，张1949年前在晋察冀日报工作时，邓拓是社长兼总编，张的上级，张当时是理论部主任。张春桥说：“我和邓拓是老朋友了，我要不跟邓拓打招呼，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这话张春桥对陈丕显和朱永嘉都说过。
所以，如果说当时保密得滴水不漏，上海市委除张春桥外都蒙在鼓里，有点言过其实。如前所叙述，首先，上海市委从姚文元开始写文章时就知道，而且文章也经由上海市委集体讨论；其二，毛泽东在姚文发表前，向彭真透露过要批判吴晗；其三，张春桥曾向邓拓打过招呼，邓拓应该会告诉吴晗。
本来，新闻报刊应该有批评当政者的权利和自由，但是，1949年后这类批评根本不被允许。批判有一定职级的党或行政干部，必须经由相关部门允许，这是中共中央自己制定的程序，也即“组织原则”。所以，即使是毛泽东在讲话时向彭真提了一下，彭真并不认为这样就是通知北京市委，他后来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
彭真的愤怒还有另一个来由，因为就在姚文元发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吴晗这一年，1965年上半年，中央曾两次发文规定报上点名要经过中宣部，还要求学术批判不要戴帽子。
定稿后的文章，毛泽东“看了三遍，认为基本还可以”。
张春桥建议，文章首先登在《文汇报》上。他认为文章刊登在这张非党报上，首先不会引起人们猜测，因为这份民间报纸过去也发表过一些学术争论文章；其次这张上海报纸在全国特别是知识界拥有广泛读者，可以引起争论。
文章发表那天，姚文元自己还不知道。11月10日一早，姚文还在睡觉，一个电话打到他家。他妻子金英接电话，是陈丕显打来的，告诉说姚文元文章今天在《文汇报》发表。陈丕显还向姚文元表示祝贺。据朱永嘉对笔者说，这是姚文元女儿告诉他。
姚文元的文章，就这样在上海拉开了文革的序幕。（李逊）TOP↑
【人物广角】
“右派”省长沙文汉
【博览财经特稿】沙文汉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是熟悉俄文、Et文，有学术著作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长期在白区(江苏省省委，上海局)担任领导，解放后又担任浙江省省长的高级干部。他在京沪从事地下策反情报工作屡建奇功，1957年错划为“右派”，是全国党内最大“右派”，而且是最后一个彻底改正的“右派”。大部分“右派”的改正时间是1979或1980年，沙文汉一直拖到1982年才改正。
1955年，发生潘汉年事件时，沙文汉就被说成是“浙江省潘汉年第二”
沙文汉曾经三进浙江，都在省里担任领导工作，省委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教育厅长、浙江大学校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席、省长。他的夫人陈修良也于1955年从上海华东局高校党委调到杭州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
沙文汉1928年20岁时因领导鄞奉暴动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逃离家乡，1949年至1955年才在浙江工作，一直到1964年在杭州去世。他没有回宁波老家一次，他在浙江没有人脉，也没有老部下，可是却被有些人看做是浙江省地方主义的最大后台。另外，沙文汉与潘汉年并无直接的工作关系，30年代中期，上海地下党组织遭严重破坏，1936年后潘汉年、冯雪峰等受延安党中央委托，为恢复上海党组织做准备工作，把四散的为数不多的几十个党员，通过个别审查重新组织起来。沙文汉、陈修良是最早经个别审查的恢复组织关系的党内骨干。1937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为书记，沙文汉为宣传部长，负责文化宣传工作，陈修良为省委妇委书记负责妇女、青年工作，而潘汉年属于中央直属的独立情报系统，与江苏省委分属不同系统。可是1955年潘汉年案件一出，柯庆施在上海布置公安局“要认真追查三十年代上海文化人与敌特的关系，他们历史上是叛徒、特务”，提出一批名单，其中也有沙文汉。
从反胡风案引起的审干，沙文汉知道要严肃认真对待的，1956年8月他从北京开完人代会回来后即主动写信给中央组织部安子文，补充说了自己1932年在安庆戒严时被拘留一夜随即脱险以及当时的证明人，不料，在白色恐怖下这样一件本来是可以庆幸的事，竟然被说成是“严重历史问题”，1957年中组部审查后告诉沙本人并告诉浙江省委，沙文汉没有被捕自首等事，历史清楚，可是一直到80年代仍说沙“有历史问题”，被作为阻挠平反改正的理由之一。
沙文汉是省长，党内是省委常委，但是他的分管工作范围被缩小，被架空，沙文汉感到“政治上被怀疑，已到了极严重的程度，甚至连一般工作都不好去插手了，情绪上陷入更加苦闷的状态。”沙文汉采取顾大局和忍耐态度，不发牢骚，但在“反右”批判中反而指责他“不干工作，态度消极”，“对党不满”，“与省委离心离德”。1955年8月，经中央批准，浙江省委书记处正式成立，成员清一色为外来干部，书记处成为浙江省最高的核心领导班子，据此，行政职务为正省级的省长需听从行政职务虽为副省级的省委分管领导决定，沙文汉被完全架空了，只负责一些接待外宾工作。50年代中后期，毛主席多次到杭州，但是每次来的时候，省委都不告诉沙文汉，事后沙才知道。沙文汉心中有数，但从不打听消息，当然也不可能去迎送。省委统战部长有一次告诉沙文汉的弟弟史永说：“沙文汉来浙江后，省委领导怀疑他被捕过，毛主席来杭州不通知他，沙不能去迎接。毛主席有一次问沙省长为什么不来。省委领导说，沙身体不好，不参加应酬。毛主席老人家听了后很生气。”
沙文汉1956年前后共起草过四次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改进领导方法和调整组织的报告，但均被置之不理，沙文汉甚至提出“四个阶级联合专政”的主张，实际上是《共同纲领》的规定，可是却被省委书记斥之为对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认识不清。省委某些领导当时有所依据地说：“民主革命时期联合资产阶级是为着要反对三大敌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联合资产阶级是为着消灭资产阶级自己。”省委组织部长对沙提出的改进“党政不分”斥之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甚至借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毛主席说过“所谓党政分工，首先是党统一，然后提分工，可以派一个省委书记去当省长”，有人反对党政不分，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最好意思也是想将一半大权揽过来，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到常委，到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1955年初，继反胡风反革命案后，省委首先决定“撤销省人委的总党组，省人委工作由省委对口平行领导来管”，立即停止了沙文汉原计划在省文教部门进行“党政分工”的试验，立即建立省委书记处，加强对省委的全面领导，实际上是更加强了“以党代政”。“关于党政分工”是1956年沙文汉在省党代会上正式发言提出的，这是打成右派的最重要依据。
“沙、杨、彭、孙反党集团”
1957年反右号角吹响后，浙江省委在
沙文汉、杨思一在
沙文汉与杨思一都是浙江人，但历史上从来没有一起工作过，彭瑞林与孙章禄都不是浙江人，根本谈不上浙江地方宗派集团。
杨思一是十年内战时期入党的老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在宁绍后来是金萧地区搞革命，是金萧地委书记、金萧支队政委，工作踏实，得到了群众拥护，北撤后在新四军和华野部队中任师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到浙江，当过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常委、副省长，他对地方干部很关心，说过“省委有圈子”，他分管政法部门，但肃反时不让他参加“五人小组”，说他历史上有问题，他有意见。他与沙文汉“共同反党联盟”的事实就是“两人抗拒中央的方针和省委的指示，千方百计包庇宋云彬、李士豪”；特别是李士豪，“抗日战争时杨思一与李士豪统战工作中有很多交往”，1956年党代会对于省委候选人提名时，陈修良和高光都提出过杨思一是“好干部”，这些都构成了罪名，而且和沙文汉一起挂上钩。杨思一的血压很高，眼底出血，经受大会批小会斗，在大会上被迫做长篇检讨，到午夜才回家，宣布为“右派”后，家门口已布了岗哨，
彭瑞林是山东南下干部，长期在冀鲁边区抗战，反右时是省委常委、省检察院检察长。彭为人正直。他敢于当面批评省委书记，反右开始，省委领导有意向他透露信息：“省委主要斗争对象是沙、杨”，希望他“不要再做炮手”，他胸怀坦白，根本不认这个理。彭瑞林平反后有一本回忆录说：“在会议中，省委江华等四位领导把我请到大华饭店老房子江华住处，他们要我揭发沙、杨的反党罪行，说我在党代会上提沙文汉为候选人，说在某些方面沙比江好，说我与沙、杨关系密切，以不同方式向党进攻，但是他们说我的问题同沙杨性质上有不同，只要能揭发他们，仍能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我再三说明：‘沙杨有错误，但没有反党言行。’两天后，江和另一位副书记又找我谈话，一再逼我揭发沙、杨问题，这时，我已看出他们的目的是要我昧着良心陷害人，我很气愤，什么话也没有说，最后指着江华说：‘沙文汉作风比你民主，没有像你这样粗暴。’江华非常恼火。我二话没讲，拎起皮包就走。”彭最后划进反党集团的罪名是：“恶毒向党进攻，诽谤省委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从严重自由主义发展到在党内造谣生事，挑拨离间，一贯以‘炮手’自命，支持沙、杨进行反党宗派活动。”
孙章禄，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部长，也不是浙江人，而是江苏人，曾在苏浙皖边区工委担任过工委副书记，他与杨思一、彭瑞林意见比较合得来，1956年二次党代会大闹主席团会议中，他支持彭瑞林，被说成“反党宗派活动的主谋”，特别是还发表过对江华不满的意见，说过“江华不如江渭清(江苏省委书记)”。
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当谈到所谓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时，毛泽东再次点出浙江沙文汉、安徽李世农和广东广西等省负责人名字，他们刚刚打成“右派”或犯了极其严重的“右倾”错误，毛泽东要求各省都要“献宝”，称沙文汉等人“有的是十个黑指头，有的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
沙文汉在无尽的检讨中沉思
1957年反右以后，沙文汉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工资级别从原来六级降为十二级，经省市公安厅、局抄家后，被赶出北山路葛岭的原住所。在新的住处(保仿路宝石新村四幢)对面的楼下，当局另安排住了一户人家，全天候监视沙家出入人员情况。
撤职后他虽然挂了一个省政协委员名义，但被长期搁置起来，终日在家不分配任何工作。他虽几经要求，提出自己可以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编写地方志等，都不予理会。他发现自己能够做的只有两件事：首先，他被要求不断反复写检讨，他趁机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希望能从中找到对一些问题的解释，同时可以整理与思考自己对政权建设，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的观点；第二，他最想研究的是中国的政治和党史，但因为自己的这一身份不可能被允许，因而决定从被他称为“死人的政治”——古代历史的研究着手。
沙文汉对家人还说过自己“一贯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肯整人”。在一份底稿中，他认真检查自己有很深的儒家“仁爱”思想与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并以此作为“个人主义”的表现来检查。
1957年12月底，当陈修良问他为什么在检讨中说了违心的话，如：“提出党政分工是与党唱了对台戏”？他说：“这是照顾省委的威望，皇帝把大臣推出午门斩首，被害人必须跪在地下，朝北向皇帝叩头，口称罪该万死。”沙文汉心里很清楚，浙江某些当权者与封建帝王的思想实在没有什么差别。从沙文汉诸多的检讨稿、信件，不仅反映出他的政治观点，也充分展示了他的世界观和人性。沙文汉所处的时代与教育，决定了他既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受到西方民主与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典型中国式的对上服从忍辱负重等深厚的儒家文化影响。
沙文汉从1959年起，拖着病体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制度问题。他当时给正下放嘉兴农村劳动的陈修良写信说，自己“要弄清楚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则也算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良心上稍可对得起党和人民”。他克服了许多困难，并阅读大量资料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终于在1963年6月底完成八万多字的论文《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
他的研究证明：人类社会发展后，会开始分化为阶级社会，这一点与西方是共同的。但是不能用西方的奴隶制度硬套到中国来。因为在不同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下会形成不同制度。
他发现由于中国的初民早已是农业民族，生产方式强烈依赖土地，常以血缘氏族为纽带，形成稳定的耕作群体。从史料考证，他证明中国的奴隶制最大特点竟然是“土地和奴隶都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人们从商周起就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道理。这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的。他论证：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古代就不存在，没有(人民的)私有制，连人也是世代属于国王或诸侯的(实际上，人都是奴隶)。他说，这种发展，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只形成为两个阶级：“一头是人数极少的主子，一头是人数极多的奴隶，中间缺乏第三种阶级自由民”，这种社会结构反映到国家形态上，就是实行“政治经济完全合一，权力极端集中的君主独裁”。
沙文汉毕竟是一位富有中国文化底蕴的革命家，他懂得一切政治现象都是与经济、文化、社会等历史环境分不开的。这个研究结果，使他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一贯是实行专制与皇权的统治，为什么中国人易表现出对上盲目服从的奴性，为什么历史上统治者总可以用“集中”统一为压制民主、排斥异己，为什么在历史和现实中常见由同乡、同宗结成小帮派问的争斗与党同伐异的现象，也包括自己为什么会深深陷入这场运动。
对中国奴隶制探讨是他的一个尝试。遗憾的是无法完成自己的心愿。
1963年12月底，沙文汉因参加政协的会议来回步行在雨雪中受寒，引发心肺性疾病。于
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艰难平反路
陈修良作为沙杨集团中的一员“先锋”，早在1957年9月省委各部整风时第一批被点名批判，到
沙文汉的平反历程却要困难得多。1977年以后，浙江省委由中央另派铁瑛任第一书记。他是部队干部，对浙江“反右”情况不了解，江华在北京任最高法院院长。1978年中央发出55号文件，对“右派”案件进行复查。杨、彭、孙、宋云彬、李士豪等都改正了，但对沙文汉案近一年多没有反应，浙江省委不复查也不报中央。家属与许多干部都非常关心这个案子。
1979年7月，史永在北京遇到一位浙江来出差的干部告诉他，文革后复出的谭震林给省委写过信，他提出要关心沙文汉案的改正。
这样，一直拖到
1957年上半年，中央组织部已经对沙文汉政历审查破了结论，安子文部长与
作为家属代表的陈修良，坚决拒绝在这份复查报告上签字。在上海家中，她当面严厉指责浙江省派来的干部，把报告退了回去。
同时，史永在北京找到上海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如经济学家孙冶方、刘晓夫妇、张执一等许多人讨论此事，纷纷出主意和为沙文汉的工作与历史作证明，孙冶方仗义执言驳斥这个错误的复查报告。
陈修良在
对此，陈修良于
很快到了1981年底，对沙文汉彻底的改正，还是没有消息。1982年1月全国人大谭震林副委员长来到上海，他让妻子葛慧敏找到陈修良，请她到东湖宾馆来，他自己因感冒高烧躺在床上。谭震林向陈修良了解沙文汉平反问题卡在什么地方以后，很快表态说：“那好办”，并让陈修良随后写一份情况寄到北京他的住处。
陈修良在
这次修改后的复查报告明确了三条：首先，否决了1957年12月13目的沙、杨、彭、孙定性为“反党集团”决议；其次，肯定了沙文汉在党代会上关于发扬民主、党政分工意见是基本正确的；最后，说明沙文汉一生没有被捕，政治历史清楚，并撤销原处分决议。这次修改时间为
1982年11月沙文汉平反消息在浙江、上海、北京等地主要党报发表。
【国际关系】
美国对中国的期望与恐惧
【博览财经特稿】奥巴马去年首次访华言犹在耳，“也许有人会担心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崛起，但我们不认为一个国家的成长与利益会威胁到他国的利益。我们欢迎中国准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努力。美国不会封锁中国，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将成为推动整个区域各国发展的动力之源”。曾几何时，转而强硬对付中国。近来奥巴马总统及其政府，在贸易、汇率、对台军售和所谓“达赖回合”诸方面，急敲猛打中国，中美关系骤冷降寒。
冷热交织利害相制
《经济学人》发表题为《面对中国》(Facing up to china)的封面文章说，布什在八年总统任内的政绩乏善可陈，美中关系是他少数处理得不错的事情之一。奥巴马接任后，对于处理好美中关系，虽然最初显得热诚满满，之后却连番出事，让局面急转直下，足证双方关系的脆弱和敏感，一不留神，就会导致难以收拾的后果。
在新的敏感时期，对中美关系，悲观者不少，乐观者也有，捉摸不定者更多。总体而言，忧虑较为凸显。笔者想起当年朱镕基总理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告别”时一段话：“随着布什上台，中美关系确实在发生调整和变化，特别是中美撞机事件以后，布什几次发表强硬讲话，目前中美处于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我们的观点是沉着应对，冷静观察。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他以“朱氏风格”表达了中国几代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共同认识。“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堪称经典性概括。因时因势因人，好差会有不同程度和幅度的较有伸缩的弹性变化，但是基本上中美关系好坏交错，冷热交织。好到一定程度，就爆发一些事件，转而变坏。坏到一定程度，又由某些触机，转而变好。起伏波动，反复循环。
这个基本估计判断，正是基于对中美关系两重性的洞察。中美“利益相关者”，准确而言是“利害相关者”。利害相关的双重性日益明显。因“利”相关，即使摩擦冲突不断，差不到哪里去；因“害”相制，即使关系改善增进不少，好不到哪里去。
希望恐惧双重性
中国人，美国人，世界人，都含提出疑问，奥巴马前后判若两人，前言近语何逆反？依笔者观察，前言还算真，近语更为实。并非判若两人，而是一个人的矛盾双重性，一个国家政策的矛盾两面性。美国和世界各国舆论按照各自解读中美关系的“突变”。普遍认为，竞选时期喊得震天响的“改变”，上任以来步履艰难，处处碰壁，成效有限，补选失利，选民不满，民意急降。年底国会中期选举将临，两党的攻防争夺，难免需要一些激烈议题，转移国内视线，争回民意分数。此言确实有理。但还没有找到最根本的原因。有什么钥匙能够打开这个探秘之门呢？以下两段话，堪称一把很好的钥匙。
“中国是西方最大的希望，也是西方最大的恐惧。没有人料到中国崛起会如此之快。现在人人都试图搞清楚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中国。”——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福布斯（《纽约时报》）。
“西方不必为中国的崛起感到惊慌，而应该学会接纳中国，让中国更好地参与到分担全球责任的事务中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家，中国的利益建立在和谐的世界秩序和繁荣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上。”——英国《经济学人》。
从美方来说，对中国的希望与恐惧的双重性是主要症结。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福布斯所言道出了希望与恐惧并存的真实的心态。福布斯讲了两面话。《经济学人》发表题为《面对中国》承认两面，但指出消除恐惧更重要。如果能够如同《经济学人》所表达的较为明智豁达的态度，事情当然好办得多。但是在“美国第一”意识支配下，真正豁达谈何容易？
美国最大的心病是一心稳居世界第一，如有丢掉危险也不从自身认真找原因，而动辄归罪于他国。奥巴马具体说法做法虽有“改变”，基本宗旨一仍既往。中国道路和模式，适应实情，谋求共赢，没有侵犯别国利益，没有谋求取代美国充当新霸。可是与欧美模式形成鲜明对照，逐渐为世界聚焦，为世人称赞。这必然触动了美国第一的神经，以自己独霸之心测中国可能争霸之心。中国新道路新模式与新成就新国力凝结起来，难免成为他们的恐惧。这恐惧，不是中国发展必有之义，而是美欧自身价值观念衍生之义。《纽约时报》题为《随着中回崛起，它与西方的矛盾也在加剧》文章的立论，实际披露了这种美式价值观念的恐惧感。“而如今，中国不再是崛起中的国家了，它已然崛起并且要比全球金融危机肆虐之前所预料的更快、更自信。造场严重衰退加速了历史进程，突然之间世界跨入头号经济体美国与最终后继者磕磕碰碰的时期”。出于这种自生的恐惧感，当然就要牵制、阻越中国的发展。
贸易、汇率战是双面刃
美国对华希望就有合理与不合理、正当与不正当的抵牾。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笼罩世界之际，中国的存在和贡献给美国给世界以希望，即使曾经恐惧中国的人们也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就合理正当的希望而言，中国的表现没有让美国和世界失望。但是美欧对中国，不但期望值过高，索求值过大，且要纳入其轨道，合乎其规范。这不合理的、不正当的希望，中国没有给予，绝不能满足，他们因而深感失落以至失望。
崛起的中国确实遇到需要妥善处理的新课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问题专家、前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包瑞嘉指出，比起人均经济水平，经济总量虽不是衡量发展的全部标准，但总量通常给予外界更深刻的印象，相应带来重要影响。他认为，中国经济总量持绩增长，一方面让其在国际上的声音、意见更受重视；与当年邓小平时期提出“韬光养晦”的阶段相比，如今中国也迎来更高的期望值。
问题是，美欧对中国已非一般的期望，而是无理过高的索求。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沈大伟(戴维·香博)认为，风险在于“世界对中国索求将愈来愈多，而得到的回应将愈来愈少”。“当前，中国揣空前的权力和影响力出现在全球舞台。它不是美国阅和欧瞰盟所期待的那种全球伙伴”。美国不管自己期望是否得当，索求是否合理，一旦得不到所望所求，就转而抱怨指责，甚至强硬对付。不合情理，有违时潮。
如果中国完全纳入美式西式轨道和模式，他们就相对感到安全；中国走出自己的道路，探索自己的模式，而且获得相当成功，他们就深感恐惧。如果对中国走向把握不定，有所疑虑，还可理解。即使如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所说：“中国非凡的经济崛起将令一些人感到不安，这是意料当中的事”。也可以理解和包容。但如果一定要给中国“导航”，要逼中国“就范”，只要偏离他们的航线，越出他们的樊笼，就视为“威胁”、“恐惧”，那就不可理解，更不能接受。
以经济失衡为由“敲打中国”，本事一个假造之题，一种虚伪之举。正如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所指出，因为美国自身应对这一问题负责。“敲打中国”的煽动和推行者，也已意识到：一则，贸易战、汇率都不那么容易压倒中国；二则，贸易战、汇率战时双面刃，上海对方也会反过来严重自伤。虽然赢得某些利益集团的赞赏支持，也必然受到例外一些利益集团的质疑和反悖。
美国如意算盘打不响
奥巴马及其谋士大概做出误判，把民意失分主要归因于访华时太软，没有碰撞中国人权等要害。反脸强横，借网络风波、对台军售与会见达赖等较能迷惑美国民意的手段向中国示硬。这个如意算盘真能打响吗？在中美两国都会碰壁。
对台军售，触及中国核心利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高，反制力量加强，必然受到空前反击。一名美国高官说，美国虽然早就预料到中国会批评美国对台军售，但是却没有想到中国会做出这么激烈反应，“不希望对美中关系造成永久伤害”。
在美国国内，一时之间可以获得支持，但未必持久。《华盛顿邮报》年初头版报道，“几年前议员们抨击中国没什么代价，现在他们会接到忧心忡忡的CEO打来的电话”。众议员布鲁莫劳尔直言，“没有人可以忽视中国”。《赫芬顿邮报》网站上有人指出，中国在华盛顿影响力上升的一个原因在于它是美国商品的第三大出口国，数以百万的美国人靠中国人购买美国商品活下去。
美国前总统列根特特别助理道格．班多在美国《自由运动》网站题为<如何应对中国>一文指出，“最愚蠢的政策是将中国和中国人视为美国的敌人，这适得其反让华盛顿得到想避免的结局。现在是美国再次变为正常国家的时候了，华盛顿的职责是保护美国人，而不是命令地球上的所有人。若美国政策制订者没认清这一现实，中国可能第一个让美国尝到教训”。
“敲打中国”，究竟能走多远，能折腾多久？美国能不反思和权衡自己的真正利害得失吗？（宗膺）TOP↑
“美国衰退论”只是个传说
【博览财经特稿】美国真的衰落了吗？
尽管有人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来形容美国的衰落是一个漫长和缓慢的过程。尽管美国人自己也说接近百分之十的失业率，已经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尽管《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近年来屡屡批评美国的领导人在“9·11”之后丧失了立国的远见，被拖入反恐泥潭。尽管奥巴马总统进入白宫后，共和党断然采取不予合作的态度，使得美国的决策和立法进入民主的“蛮荒”时代……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能够改变美国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还不能望其项背的超级大国，它的军力、财力和智力依然高高在上。
其实，自奥巴马入主白宫后，除了在中东依然没有建树外，美国政府已经基本化解了国际社会对它单边主义外交的厌恶和指责，也基本完成了撤离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的安排。
笔者认为，美国政府的国内政策貌似混乱和没有效率，主要是因为两个特定的困难:两党治理理念的不同和经济增长的缓慢。前者是美国政治的特色，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消失。后者受困于经济规律本身、美国政府举债过高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竞争力的提高和全球化的加剧。
最近对于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外界有关“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国国国内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像有的学者所说，“美国的太阳落山了，中国梦将拥抱世界。”
这未免有些过于乐观。
依笔者观察，中国目前面临的障碍要远远大于当前美国所碰到的。的的确确，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变化有目共睹，经济发展扶摇直上，生活水平日新月异，个人权益不断得到保障，政治自由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然而，中国发展的先天不足（人口的众多、生态环境的恶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给中国崛起造成障碍远远大于美国。其次，由于改革和开放，中国又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困难，其中包括贫富不均的泛滥、腐败现象的扩散、社会正义的缺失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为“救市”加大投资和放贷引发的后遗症。由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尚缺乏公民有序和合理参政和议政的渠道和对各级官员的有效和有力的问责，任何经济层面或社会层面发生的大小问题往往会被高度“上纲上线”，酿成一定程度的不稳定。
美国貌似混乱和瘫痪，但是美国的强大在于它的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变和稳定；美国的地位也许相对削弱，但是它的绝对实力依然不可撼动。中国的令人震惊的变化和无可比拟的效率会让人直觉它的崛起势不可挡和空前绝后，但是举国模式往往会带来过高的、甚至无法偿还的代价。美国还没有衰落，中国也没有完成自己的崛起。一个看似静止的国家会有很多担心和忧虑，一个看似崛起的国家会有很多豪迈和无惧，被这两种心态绑架的政府常常会贸然行事，让误解上升为摩擦，把摩擦变成冲突。
好在中国政府的决策人没有被一叶障目。他们对世情、国情、人情有着精辟的理解和独到的考量，他们十分清楚中国目前需要的依然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而不是躺在大国的温床上洋洋自得，忘乎所以。（刘亚伟）TOP↑
泰国政局如何收场？
【博览财经报道】上层精英的贵族化和下层民众民粹化，通常是转型国家绕不开的重大问题
从
自2006年他信被军事政变推翻后，支持他信的组织“反独裁民主联盟”和反对他信的组织“人民民主联盟”便一直进行角力。由于两个组织的成员在示威游行时分别穿着红色上衣和黄色上衣，因此被称为“红衫军”和“黄衫军”。“红衫军”由农民、穷人和低收入者组成，是他信执政期间的受惠者。“黄衫军”则由亲皇室人士、商人和中产阶层组成，是他信执政期间既得利益的受损者。
尽管阿披实表示将于与“红衫军”代表见面，但也承认，泰国目前是个分裂的国家，机会不平等问题的确存在。事实上，社会阶层的对立和分裂正是泰国未来局势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即便“红衫军”因为后劲不支而不得不退场，或者总理阿披实被迫下台，泰国政局也很难说从此就风平浪静。
这种分裂和对立在这次游行抗议中就表现无遗：“红衫军”要求一般的成员每个人献血10毫升，领导人每人献血50毫升，泼血行动旨在象征阿披实和内阁成员将踩着“红衫军”的鲜血进入总理府。这样的做法据说是来自泰国东北部民间，显然是符合“红衫军”所代表的底层民众的价值观的。
但在曼谷的中产阶级看来，抽血对人体健康是一种伤害，而且这么多鲜血可以拯救多少生命，鲜血洒地简直就是糟蹋。而在泼血行动中，红衫军找来法师做法下咒，这在中产阶级看来，不仅违背佛教教义，而且根本就是不可救药的愚昧之举。
价值观上的难以调和，被他信任内的一系列扶持草根的政策给激活了。他信采取诸如“30泰铢治百病”的医疗保障计划、“农民3年缓债”的债务减免计划、“百万头牛”的生产资料扶助计划等措施，切实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使他成了底层民众的代言人。而曼谷的精英因为利益受损，更强调他信的腐败和徇私舞弊等道德瑕疵。双方因此各不相让，僵持至今。
而上层精英的贵族化和下层民众民粹化，通常是转型国家绕不开的重大问题。上层不愿放弃权力和下层的激进民粹倾向的迎头相撞，往往是是动荡和革命的脚本。
而要避免这一悲剧，双方都出现懂得妥协而又具有威信的领导固然重要，但这可遇而不可求。整个社会在日常事务中多加讨论和博弈，最大限度的逼近，得出对于转型的整体共识，是更加现实的道路。民主之道，显然并不在于一个阶层压倒另一个阶层的“革命”，而要通过各方协调达成共识，维护和增进所有人的权益。社会的深层问题，尤其是各地经济、文化的差异造成的分歧，不能集中到一场全民选举中央政权的“大战”上。对泰国来说，要让这一点在短期内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仍然是不可期的。
而泰国政治中的另一个不稳定因素是军队。自1932年迫使泰
军队游离于政府之外，恰恰是国王所期待的。对于王室、军队和政府的关系，泰国枢密院主席炳·廷素拉暖的描述很传神：军队是马，政府是骑手，真正的主人是国王。
但这样的权力格局同样是不可持续的，普密蓬国王的超然地位，在他身后显然是不可传承和延续的。社会经济的两极分化和军队的国家化，在他当政的60年里始终无法得到解决。而这两个因素，将始终是泰国国家稳定和政治民主化的最大威胁。TOP↑
【国际战略】
中国军力世界排第几？
【博览财经特稿】有关中国的军事实力在世界上的排名，
空谈数量没有意义
在世界上衡量军事实力的强弱，从古至今最基本的标准是战斗力标准。例如中国的宋朝耗费巨资养兵达一百四十万，兵器也占优势，同拥兵不过三十万和十万的辽朝、西夏相比却一直处于弱势。甲午战争时清军的兵力和武器数量同样超过日军，军事实力却远比对手低下。如今在和平时期多数国家无仗可打，评估其军事实力的标准则主要看“人——器”这两方面的现状和潜力，而且在信息化时代更要注重软件和硬件并列衡量。
去年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皮书》对军力评估只选择了三个要素：军费、人员、装备，评估方式又只看数量不论质量，一看便知是不知兵事的书生所论。在近现代称为战斗力的两个基本要素一直是军人的素质和武器的数量、质量(后者更重要)，指挥和战斗水平、信息能力作为软实力又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然，现代军事机器靠经济实力支撑，经济大国才能支撑起军事大国，中国这些年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军费增长也是军力增强的依托条件。
2009年的各国公布的军费按美元折算，美国为六千一百一十亿美元，除去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开支，纯军费仍有五千一百五十亿美元而稳居全球第一，还占了全世界一点四万亿美元军费中的近四成。在美国之后，中国公布的军费为七百一十亿美元，英国为五百二十七亿美元(包含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战费约一百亿美元)，日本为五百一十亿美元，法国为四百一十三亿美元，德国为三百九十五亿美元，俄罗斯为三百四十一亿美元，印度为二百九十亿美元。以上数字虽反映出中国的军费规模已不小，不过想成为军事强国还不能只靠钱来堆砌。
中国的军费开销首先要满足供养数量庞大的军队，装备落后时往往又要以数量来弥补。例如新中国成立时军队数量便达五百万人，朝鲜战争时期和六七十年代战备紧张时还将员额发展到六百万以上，论数量长期是世界第一，却不表明军事实力居前列。如今，世界上常备军超过百万的国家只有五个，中国仍以二百三十万居第一，美国以一百四十五万居第二，印度以一百三十三万居第三，俄罗斯以一百二十万人居第四，朝鲜以一百一十一万人居第五。相比之下，英国、法国的常备军都只有二十余万人，以色列因人口少只保持十六万军队，然而世界上任何有见识的军事专家都会认为，英、法、以的军事实力应在印度和朝鲜之上。
继承了苏联主要遗产的俄罗斯，在九十年代初因卢布贬值和经济困难，军费曾降到每年仅几十亿美元，只相当原苏联的十几分之一，大部分城楼和舰艇都不能开动，甚至连维护费都不能保证而出现大量腐蚀。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俄罗斯在1999年还保留着万余枚核弹，至去年也还有六千余枚，战略导弹、核潜艇、作战飞机的数量质量和武器总体科研水平还仅次于美国。建入新世纪后，俄罗斯公布的军费数额有了大幅增长，加上又有一些隐形开支，武器采购价也比西方便宜，其部队的战斗素质和管理水平还都不低，虽然军费按汇率算不如中、英、法、日、德，国际军事专家却公认其军事实力仍可居世界第二。
总军力居世界第三级
近些年来，国际上许多人总对中国军费增长大加炒作，国内一些人也以此陶醉。若是仔细分析，可看出中国近些年来适当地增加军费，只是对二十多年前的“欠债”做应有的补偿，国防科技虽有发展却距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
在六、七十年代，中国因大力加强战备而保持较高军费比例，人称是“勒紧裤腰带搞原子弹”。如改革开放开始的1979年国内军费开支达二百二十亿人民币，折合一百六十亿美元，当时虽只相当于美苏各自军费的十分之一左右，却也已居于世界第三。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邓小平要求压缩军费抽出钱来搞经济建设，至1990年军费只有人民币二百九十亿元，因物价不断上涨和人民币贬值只能折算五十亿美元，在世界上的位次按汇率落到第十几位，甚至排在台湾之后。当然，此时军队经商还能补充部分经费，加上国内物价便宜，事实上的防务开支位次还不至余如此之低。不过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确是中国的国防费用最困窘之时，军队陈旧的武器多年无法更换，国防科研项目大幅缩减，军事实力到了与大国地位很不相称的状态。到了九十年代，台独势力敢于同大陆叫板，重要原因就是自认常规武器的质量已居于优势。
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终于为军费和国防科研开支增长制造了前提。1999年中国军费首次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折合一百二十亿美元)，居于世界第七。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军费每年以两位数增长，2004年超过二千亿人民币，2006年超过三千亿元人民币，按汇率达世界第五。此后因人民币升值，在2009年中国的四千八百零六值人民币军费可折算为七百一十亿美元，按汇率军费已居世界第二。西方一些人称中国在十年间军费增长达五倍，此外还有一些未列入预算的“隐形防务费”，所谓“威胁论”便有了根据。
去年国庆六十周年阅兵时，中国亮相了一大批新研制的武器，如机动战略导弹、新型第三代战斗机、第三代坦克等，改变了过去常规武器落后于周边强国一两代的局面。不过熟悉世界武器装备发展的人也明白，中国现在刚迈入战后第三代装备的大门，美国却已入第四代。何况中国现有的军费除去补偿欠款、供养官兵、提升训练水平和设备维修外，用于发展新武器装备的经费仍很有限。从现在解放军官兵的知识结构、军训水平、实战经验一级国防科研能力等发面看，中国除了与美国有“代差”外，也明显不如其他一些强国。例如解放军几十年来都没有进行高技术现代化战争的实际经验，多数官兵的科技知识也仍很不足，这种“软件”方面的缺陷在外观上虽不大容易显现，实际上却是影响战斗力的重要短板。
苏联瓦解后，中国的国民产值很快便超过俄罗斯，在军事上却仍长期向其学习。俄军除有苏联时期留下的“老本”，近些年又经历了两次车臣战争锻炼，虽在部分信息化能力上有所不济，装备水平仍在解放军之上。中国至今每年还要进口相当数量的俄罗斯武器（数额比九十年代倒有所减少），也说明军事技术水平还要逊色一些。至于英、法两国与中国式同样的核国家，常规武器的质量上也较中国为优，其部队军事素质和信息化程度也要高一筹，只是其军队规模、战争资源和动员潜力较中国逊色。中国的军力与这两国相比，可以说互有长短，很难说强于他们。德国、日本因不能发展核武器，常规武器虽精良却总体战斗力有限，印度在核常武器和战争潜力方面也都不能同中国比，因此要差一个级别。总之，从世界各大国、强国的总体军事实力而论，中国应与英法并列为逊于美俄之后的第三级，而不大好排列具体名次。其实以英法两国相比较，军费、军队、主战装备的数量以及军事技术水平都相差不多，很难分伯仲，非要像“梁山泊好汉排座次”那样算定谁居前谁居后，反而很不科学。
科技与国不争名次
体育比赛排名次是为了竞争，军事上排名次同样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列强在军事竞争中很注重名次，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也一直在搞军备竞赛，目的都是为了称霸于世。中国的军事建设知识为了保障经济建设有一个不受干扰破坏的和平环境，根本不想去挑战头强美国，也无必要同俄、英、法这样不可能发生战争的国家比高低。中国为了提升经济水平和改善人民生活，在国民总产值、人均产值方面应注意计算在世界上的名次以激励自己，在军事上倒不必过于计较前列的位次，只需要达到合理、够用即可。
从今后相当长时间中国面临的军事任务看，首要任务是遏制台湾走“独立”，为此不仅需要保持一支能迅速打垮台湾势力的武力(这一点目前早已达到)，还要确保能遏阻外来的武力干预，简言之就是美国的介入。为达此目标，中国也不必要追求有超过美国的军事力量，因为这在事实上也办不到。只要能有一支能使美国因干预台海，便会遭受重大损失的军事力量，即能基本达到目的。美国历来是以商业理念处理对外关系问题，毕竟不会为台湾做出重大的自我牺牲，算定损失大于所得便会知难而退。对唯一同中国有陆地领土争端的印度，以及对华有海域划分争执的国家，中国也只要保持必要的威慑力量。至于对付国内的民族分裂分子，从军事角度看只需搞好内卫和反恐措施就不会出大乱子。
目前国际上出现将中美两国并列的G2之说，在某些人看来有“捧杀”意味，西方一些人又想以此让经济实力尚不太强的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虽然去年中国的GDP建到近五万亿美元，仍不过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人均则是美欧国家的十几分之一。从中国全民族的最大利益出发，下一步的发展重点仍是提升经济水平，而不能重蹈苏联覆辙去搞军备竞赛，也不要争什么军事实力世界第二的位次。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幅员辽阔的具有极大战争潜力的大国，同小国比在军事上具有一些天然的规模优势。例如像以色列乃至日本、英国、法国那样的国家面积不大，一旦中了一枚乃至几枚核弹或要害地区遭受强大常规打击，整个国家就会瘫痪。中国面积大、产业分布面广，对军事打击的承受力比那些国家不知要强多少倍，军事动员能力也要大得多。在此形势下，中国可以继续缩小常备军的规模，只需要增强动员和产业能及时民转军的能力，并走科技强军的道路。目前中国工业正在进行由加工型向创造型的产业转型，尤其是电子信息业成为发展的重点，这就能为下一步增强信息化战争的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鉴于目前的世界大势，各国的核武器遗在大幅削减，坦克、飞机、舰艇这样的作战平台也不再是衡量军事力量的主要指标，而C41SR（指挥、控制、通信、情报、计算机、侦察监视)、信息战、精确打击武器和新概念作战平台已成为衡量现代单队力量强弱的最要指标。美国目前在世界超强的军事地位，主要的优长还不是战机、战舰的高性能，而是以卫星网支撑的空天一体的全球精确侦察定位能力，加上可以对世界任何一点实施快速打击。中国如果不抓紧弥补在这些领域差距，纵然保持世界上人数和武器数量最大的军队，在国际舞台上的军事实力地位不但不会上升，反而还会下降。中国下一步的发展重点是科技兴国，国防建设的重点同样是科技兴军。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造成各大国利益交织，决定了大规模战争很难爆发，不过军事力量的强弱仍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印度那样心态极不正常的国家外，如今各大国在表面上都不搞公开的军事对抗，然而隐形的竞争并没有放松，竞争的重点又是军事科技和寓军于民的新兴产业。旧中国作为落后的农业国，过去长期处于积贫积弱地位，新中国用于半个世纪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然而在信息化的过程中仍落后于西方，弥补这一差距恐怕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在世界军事舞台上也不必急于争最前列位次，只有把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提升上去，就能真正由军事大国变成军事强国。（余平）TOP↑
崛起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虎年新春来临之际，中美关系却陷入“严冬”状，谷歌风波在前，台湾军售居中，会见达赖在后，奥巴马一波接着一波“发难”，中国也空前强硬回应。关于美、中关系的发展趋向，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指，“这对美圈应该是一个考验”。反之，对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又何尝不是一个考验呢？
中美关系谁“软”谁“硬”？
中国正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并不总是以美国希望的方式。国绕着中美关系的骤然变化，各种“软硬”说辞也甚嚣尘上。到底是谁软，谁硬？
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1月首次访华，中文媒体上一片喜气洋洋，“美中携手”、“共管世界”的标题俯拾皆是；而海外媒体不乏嘲笑他对华太软的言论，“向中国叩头”、“向中国求援”、在“长城故宫朝拜中国”，这样的标题在英文媒体比比皆是。如今，奥巴马不顾中国抗议，坚持对台大规模军售，坚持见达赖，英文媒体立刻泛滥着“奥巴马硬起来”的标题。而中文媒体当然不爽，责难奥巴马“忘恩负义”，感慨中国“被骗被耍”，支持中国制裁美国的呼声更是响彻云霄。
奥巴局访华结束才两个月，中美关系就出现了许多紧张的迹象。到底奥巴马是“先软后”，还是“软硬自如”？
正如舆论注意到的，奥巴马上任后中美关系的走势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高开低走”，与其前任正好相反。如何理解这种冷热顺序上的颠倒？背后有没有相同的决定因素？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从宏观上说，美国的外交决策受两大因素的制约，一是国家利益，这是决定性因素，与世界各国都一样；二是价值关怀，比如民主、人权、宗教等，这就是美国特色了，虽然它没有国家利益重要，但也不可小视。不同的部门和力量，对这两点的强调有所不同。作为国家的“法人代表”，行政当局侧重于国家利益；而公众及代表公众的国会，相较而言更多地体现价值关怀。譬如当年中国发生八九风波时，美国公众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制裁中国，国会更是通过了制裁中国的决议案；但老布什政府为国家利益计，却表现得较为谨慎，虽然也执行了制裁政策，却秘密派特使向中国做解释。
另外，利益与价值之间的平衡点选择，还与形势与时机有关。一般而言，在美国安全经济问题较为突出时，利益追求会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在国力昌盛、安全或经济问题并不突出时，价值关怀则扮演着最要角色。冷战期间，美国自身的安全感不足，就很少打价值外交这张牌；冷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繁荣，军事超强，政府价值推广的意愿就明显增强。
了解上述决策机制，就不难理解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上任后中美关系冷暖顺序的不同。克、布二人上任时，正值美国国势昌盛期：克氏坐享苏联解体的冷战红利，当时美国综合实力傲睨全球，而克林顿亦治国有方，交棒给布什时，美国财政已由过去的巨额赤字变为摊有一千多值美元的财政盈余，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当时的美国，内无经济之虑，外无安全之优，正处于典型的巅峰时期。这使克、布二人制定外交政策时，有较多的自由发挥空间，个人理念因之扮演了重要角色，加上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担心，二人上任后都执行了一条遏制中国的政策，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个人理念的双重叠合。
不过，随著中国的迅速崛起，克、布二人都认识到，执行这样的政策代价太大。特别是布什上任后过上了9．
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美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探底回升态势，美国社会的自信心也随之增强。公众对奥巴马“软弱”的中国政策越来越不满，诸如访华时回避人权问题、对台军售迟迟未决、达赖去年访美时未获会见、中国的网络管制等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气味越来强烈。奥巴马政府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最终不得不走上了民粹主义的路线：既不能引导民意，就只有被民意牵著鼻子走。
英国《金融时报》说，中美关系显然不是“春暖乍寒”，而是进入周期性的低潮。其实，奥巴马没有对中国真正软过，因此也无从硬起。对台军售案，受国会制约，他无法取消。这次军售的内容，也是布什政府时期定下的，何况F-16与潜艇还没有包括在其中；至于见达赖，原订是去年10月，因为奥巴马访华需要，推迟到今年2月，因此也难说故意挑衅。只是碰上中美关系紧强的时机，这一切就变成了“火上浇油”。同样道理，虽然邓小平制定了“韬光养晦”的对美政策，但中国也没有真正对美软过，硬也就无从说起。无论在朝核，伊朗核危机问题上，中国没有屈从过美国；在人民币升值、西藏问题上，中国又何曾对美软过？软硬之就是媒体在讲故事，涉及到了面子的问题，让事态“升了级”。
经济制裁是否有效？
今年中国央视春晚节目中，赵本山表演的小品《捐款》中有这样一句台词：“美国人牛成啥样了，不也上咱这儿借钱来了吗？”虽然赵本山的表演差强人意，但这句台词刚讲完，镜头扫过的是台下一片会心大笑和鼓掌的观众。中因人对自己成为美国最大债主的骄傲自豪由此可窥。
中国仍然是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美国财政部公布最新修订数字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仍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国。截止去年12月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8948亿美元，高于之前公布的7554亿美元，多于日本，成为最大持有国。不过，中国去年年底连续2个月减持美国国债，由10月的9383亿美元，减持至8948亿美元。分析表示，12月中国减持，主要因为美元有反弹，并不表示中国会大幅减持美国资产。
有分析认识认为：北京可能是在向奥巴马政府展示其金融实力。康奈尔大学贸
美国智库战略预测公司的分析人士说：“尽管中国可能是为了向华盛顿发出信号而减持美国国债，但这并不一定是中国这么做的唯一原因。，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并不想破坏美国经济的复苏，因为这样做也将毁掉中国自身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稳定。”
到底中国是否具有实力惩罚美国，抑或不顾一切的惩罚就是最高的国家利益？经济制裁是否有效？中国的“国债刀”是否管用？
英国《金融时报》说，答案是无效。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制裁都是两刃剑，伤到别人，也伤到自己。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中国制裁，有效吗？美国对朝鲜、伊朗、缅甸、古巴的经济制裁，有效吗？同样，今天中国对波音公司制裁也难以奏效，因为中国不买波音，就要买空客，那就让空客“为所欲为”。而一旦法国总统萨科齐又对中国发难，那中国再去制裁谁？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中国不用买别人的客机，这在今天仍然做不到。美中在经济上相互制裁，受伤的还是中美两国。
连亲中的法国《欧洲时报》也说，中国对美国国债的大幅减持对美国来说暂时并不算什么，想打击美国，中国需要过的第一关应该是日本。德国《每日镜报》列举了中美在对台军售、互联网自由、西藏问题和哥本哈根峰会上的冲突，针对中美两国“能否承受双边关系恶化”的问题说：谁依赖谁，一方是否会对另一方产生要挟的能力，这是多年来变幻不定的问题。但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中国持建设性和可靠的态度令人们突然意识到，拥有大量美元的国家，必然要支撑美元。
不得不惊叹资本主义制度在它最辉煌的那些年代曾经创造了多么伟大的经济奇迹，中国十三亿人用举世无双的速度狂追了三十一年，却还差那么一点点，更别说追上美国了。另外，在美国可能发动的比针对丰田汽车更大的贸易保护风暴中，中国经济和经济精英们的抗击打能力显然不堪一击，而且在这股势力内部，更多的声音还是投降于美国，所以虽然有减持美国国债这样的“小报复”动作出现，但对经济对抗还是免了。故而，中国当前而对美国采取全而对抗的策略似不可取，虽然美国已经对中国采取全面打压了。
中国媒体在报道美中冲突，奥巴马改变对华政策的话题时，往往有一个盲点，以为奥巴马怎样做是在他的一念之间，其实不然。政客个人好恶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奥巴马支持谷歌，更多的是取决于三个因素：国家利益、利益集团、选民选票。不要忘了，西方政客有“下岗”的危机。如果不见达赖，会损失大量选票，因此不管中国如何抗议，他都会见，因为他要保住执政性。中国的经济制裁，只有影响力大到随时可以影响别国经济能否发展，最终影响到一国大选的选举结果时才算有效。问题是中国还没有那样的实力。说到底，中美之间，经济上和市场上，到底谁依赖谁更多一些？谁也说不清，因此中美间互相的经济制裁意义不大。
崛起未竟须戒骄
中国当年改革开放之初，不仅向西方学习，也向周边“四小龙”学习，如今有些人滋长一种盲目自满、妄自尊大情绪。目前，中国的GDP和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了，外汇储备居世界前列了，国力、军力今非昔比了，但按人平均如何呢？精神文明、国民素质呢？能盲目自满吗？
美国《纽约时报》引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的话说：“中国在经济上引人注目的崛起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这没什么奇怪的。”曾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克丽丝廷·福布斯说：“中国既是西方最大的希望，也是最大的担忧。”
美国《新闻周刊》提出“为什么中国不再对跟随美国的领导感兴趣”？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快最深远的国家变形。中国媒体说事情已发生变化，并把“语调变化”归结为两个因素：“首先是正在变化的中国公众舆论，已受够了美国的两面派把戏。其次是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对西方人来说，这类说辞或许暗示着中国对自己新的全球实力的认同。但真正推动该国领导人的因素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绪：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
这并非就他们不再关心美国人如何想，而是仅仅因为他们更多地关心普通中国人如何想。中国把大量时间和资源花在了解公众舆论上，头号信息来源是互联网。日益繁荣和与外部世界更广泛的交流已使该国十三亿人变得比过去更加难以管理。危险的是，中国可能会忽视其行动在海外制造了多少敌意。当然了，其他国家羡慕中国如此迅速地从全球衰退中复苏，但这却提高了对北京的要求：发挥更具建设性的国际作用。北京新近表现出的部分傲慢或许是本能的：上次它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发生在明朝，从那以后，它的焦点很快转向国内。但中国的美国通说，现在还远远没有到“报废”美国的时候，“如果美国幸运且中国出错的话，美国仍然能够位居世界老大。”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载文说，尽管中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历史，但在很多方面它就像个十几岁的少年。它只是刚刚坐上成人的席位，尝试着如何以廿国集团成员乃至超级大国的身份与别国交往。其他国家和企业都需要反思他们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同样，中国也需要反思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它对谷歌的反应就显示了一中新的成熟。政府没贸然行事，一举关闭谷歌或口头威胁，而是由商务部而非外交部率先做出官方回应。它试图平息事态，坚称外国互联网公司在华受欢迎，但必须遵守东道国的法律。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迈向盛世的途中，执政者往往能够对民众情绪及时、有力地进行引导和疏通，而这样的引导和疏通对于盛世的到来也是不可缺少的；而当一个政权步向末世之际，执政者却每每无意或者无力对民众“飘”起来的情绪进行必要的引导和疏通。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持续腾飞、国力不断充实的状况，放在历史视野里，这个过程可称之为历史长河中的“间隙期”。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给予这个“间隙期”的时间长度是有限的。北京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在于在这个“间隙期”内，如何对各种有利因素予以充分利用，而对各种不利因素进行“无害处理”。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度过这个“间隙期”，其综合国力必然又台上一个乃至数个台阶。届时，国际势力要对付中国，则成本太大，风险太高，一时又难以奏效，很可能就此照手，而是诉诸于如何同中国磋商，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重新互相分配利益了。
在如何看待美国的问题上，北京向来试图“以两手对两手”。两手战略的含义延伸一下，面对强大的对手，战略的要点是“陪笑脸，握拳头，求发展”。“陪笑脸”是前提，“握拳头”是手段，“求发展”是目的。三者缺一不可，不宜偏废。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贯彻这项策略，就能化解或者阻止中国的假想敌之间的结盟及其针对中国的咄咄逗人的威胁性行动。当前，“求发展”是压倒一切的。“争一日之雄长”，所谓在政治意志上作一番较量，无补于大局，反而有可能引来无穷的后患。（胡蓝山）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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