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门剃胎毛:国民党的理论权威戴季陶

　　戴季陶（1891—1949）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对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作过一些研究，并参加中共建党初期的一些活动。孙中山逝世后，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活动，背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是国民党的理论权威，被称为：“###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他协助蒋介石策划四一二政变，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他是43名“战犯”中第一个离世者，距名单公布不到两个月。

　　戴季陶本名良弼，又名传贤，字选堂，又字季陶，笔名天仇。祖籍安徽休宁县，以后迁浙江湖州府吴兴县，乾隆末在四川广汉定居。家业传到戴季陶的祖父戴廉，已经衰落。戴廉沉溺于丹青，戴季陶的父亲戴小轩也精于绘画，但他受人秘传，更擅长外科医术。其妻黄氏也精通治疗。他们夫妇医术精湛，远近闻名。黄夫人虔诚信仰佛教，幼年的戴季陶也常常随母亲烧香敬佛，但多出于好奇。戴季陶的长兄戴传薪在汉州纯阳阁开设私塾，他10岁跟随长兄读书。1902年，戴季陶随长兄戴传薪到成都。戴传薪在东文学堂谋到了一份差事，他把戴季陶送进东游预备学校读书。戴季陶在那里学习日语，很快掌握了日常用语。受业师徐炯影响，戴季陶已开始倾向反清。

　　一年以后，戴季陶考上了成都客籍学堂高等科。同学之中多是举人和秀才，唯独戴季陶一人年仅13岁。在这里，戴季陶受名师指教，学问大长。每每考试，年龄最小的戴季陶总是名列前茅，令人刮目相看，受到客籍学堂师生的交口称赞。倒霉的是，一次体操运动，他不慎栽倒在地，左脚关节骨折，经过治疗没有完全康复，以致终生走路都有些跛。而且步行过久或天气变化，都会隐隐作痛。在这之后不久，学堂里调来了一位为人很不公正的监督（校长），他随其所欲地评定学生成绩，偏袒喜欢的学生。成绩一向名列前茅的戴季陶，竟被校长评为差生。他在愤恨不平之际，奋起发难抨击。校长恼羞成怒，仗其权势，不顾师生反对，将戴季陶开除学籍，并以师道尊严之词呈请四川督署通令全川学校，不得收录戴季陶入学。

　　无奈之下，戴季陶改名进入一所教会学堂——华英学堂。入学不久便显出他的聪颖和功力，在学堂里大出风头。可是树大招风，仅三个月便被官府查出改名换姓之事，立即勒令退学。这时，戴季陶的华英学堂老师小西三七被川北中学聘为理科教师，他们几乎同时离开华英学堂。小西见戴季陶喜欢读书，能用一口流利日语和他交谈，更加偏爱他，于是便主动介绍戴季陶到川北中学去做他的日语翻译。这样，14岁的戴季陶正式被聘用，月薪15元。

　　小西三七认为，戴季陶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将来必定难成大材，故极力鼓励戴季陶去日本留学。戴季陶经过学堂风波，对清政府的腐败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又接受了小西向他灌输的外国文化，特别是日本的文化和社会情况，决心东渡日本，寻求新知识。戴季陶的想法得到兄长的理解，长兄卖掉了土地，给他筹集了一笔赴日本的资金。

　　1905年，不满15岁的戴季陶踏上东渡日本的求学之途。戴季陶前后在日本求学达四年。他先是进入师范学校学习，1907年秋，经过选择，入东京帝国大学研读法科。他发奋攻读，学业优秀，文采风流，辩才雄盛，为人又热情慷慨，在日本大学时间不长，就成为大家关注的人物。在二年级时，他与胡森、王用宾、谢健、杨子鸿、张伯烈等几位朋友组织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由于他富有社会活动能力，被选为同学会会长。在艰难困苦之中，他度过了留学生涯。他在东京认识了蒋介石。由于志趣相投，两人结拜为异姓兄弟，并租房子共居在一起。

　　走进革命大潮

　　1909年，戴季陶从日本回国。当他回到上海之时，身上仅剩下四角钱，不足吃一餐饭。在江苏省城苏州，他毛遂自荐，以日本大学法科毕业生的资格和过人才识，叩开了江苏巡抚的衙门。当时正值清朝政府实行预备立宪的时候，各地纷纷成立政法学校，苏州也办了一个研究所。江苏巡抚瑞徵很欣赏戴季陶，又是自己用人之际，于是立即任命他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之职，这一年他才18岁。在所里任职的多是翰林进士，思想保守，现在被一个18岁的青年领导，心里终究不服。而戴季陶自己也由于年轻气盛，少年得志，锋芒毕露。于是，一些人就想方设法抓戴季陶的小辫子。在业务方面无法找到戴季陶的毛病，但是在个人生活方面，戴季陶因为年轻风流惯了，经常流连声色场所，“妇人醇酒傲风尘”，被一位守旧人员告到巡抚大人那里，谁知碰了一鼻子灰，瑞徵说：“年轻人谁不如此，何必小题大做！”戴季陶还喜欢到茶楼去坐，与人针砭时弊，高谈阔论，也被人告状，结果瑞徵说：“朝廷办法宪法大纲，原需臣民抒陈意见，有什么要紧呢！”由于后台硬，戴季陶也就平安无事。但后来瑞徵奉旨调任湖广总督，戴季陶没了靠山，遭到人的报复打击，只好辞官另找出路。1910年春，戴季陶离开苏州，回到上海。他先当上海《中外日报》新闻记者，继而转入《天铎报》。戴季陶在报社兢兢业业的工作，得到了社长陈屺怀的赞赏。两个月后，便被破格提拔为《天铎报》总编辑。他从“不共戴天”这一与“戴”相关联的成语中，取“天仇”为笔名，发表众多抨击清政府的文章。他的思想、言辞都比较激烈，好作惊人语，煽动力极强，成了新闻界的风云人物，他的笔名天仇也为大众所了解，“穷达利眼识天仇”成为上海新闻界的名言。清政府也盯上了他，下令拘捕。1911年，戴季陶刚刚办完新婚仪式，还没来得及度蜜月，就得到清政府指名逮捕他的消息，只好逃离上海，前往日本长崎。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秘密潜回上海。哪知此时上海政治环境更加险恶，他无法在上海立足，独自一人到了浙江吴兴，匿居于云巢山道观，过了一段闲云野鹤般的出家人生活。

　　不久，他登上南下的海轮，前往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当时孙中山在欧美筹款，他的家人就住在槟榔屿。来到此地的戴季陶以私人教师身份进入孙家，为孙中山的两个女儿——15岁的孙琰和14岁的孙琬讲授国文。后来，他又担任槟榔屿《光华报》编辑。他在那里结识了革命党，老同盟会员黄金庆主盟，雷昭信、陈新政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

　　武昌起义后，戴季陶于10月20日来到武汉，投入保卫武汉的战斗。后来，他从武汉到达上海，协助陈其美筹划与领导了上海的武装起义。他还同李怀霜、周浩等人一起参与创办了《民权报》。12月25日这天，20岁的他以同盟会会员兼新闻记者的身份在上海码头欢迎、采访自海外归来的孙中山。这是戴季陶首次见到孙中山。在交谈中，孙中山得知戴季陶就是风云一时的戴天仇，又曾担任过自己女儿的国文教师。孙中山看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邀他去南京参加中华民国成立大典和大总统就职仪式。从此，戴季陶与孙中山逐渐熟悉起来。

　　南北议和，孙中山功成身退。戴季陶回到上海，再度从事新闻工作。他回《民权报》，担任总编辑，写了不少文章，揭露抨击袁世凯。对于袁世凯羽翼下的官僚政客、议员军阀，戴季陶也无情地实行口诛笔伐，不稍假以词色。由于戴季陶的文章对袁世凯复辟阴谋尽情揭露，再加词锋犀利、文字劲烈，一时为人们广为传诵，《民权报》也声誉日增，读者越来越多。

　　1912年9月，孙中山任督办全国铁路事宜，戴季陶被孙中山聘为机要秘书。孙中山赴日访问时，戴季陶又兼为翻译。他随孙中山奔走各处，把孙中山讲话记录下来，既快又准确。几个月后，他把孙中山在各地的讲演记录进行精心整理，辑成《民国政治纲领》及《钱币革命要义》两本书。直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戴季陶做了十二年半孙中山的秘书，“几乎无役不随”。尽管他在同盟会中是后辈。但由于他年轻有才华，办事干练，很得孙中山的赏识。

　　二次革命期间，戴季陶到南京协助黄兴领导起义工作。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通缉国民党领袖“首魁”及“执重要事务”者共34名，戴是通缉犯之一。这时，他听说孙中山与胡汉民等已离开中国到达日本，在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于是，他也化装成日本记者从大连乘船赴日，与孙中山会合。孙中山正在重整旗鼓，急需一批坚定的骨干分子，戴季陶的到来，使孙中山喜出望外，他要戴季陶继续担任他的机要秘书。当时，孙中山决定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戴季陶协助孙中山组党，担任浙江支部长，跟随孙中山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

　　参与共产党早期活动

　　1916年4月底，戴季陶随孙中山离日返上海。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护法”军政府，戴季陶被任命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次年2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4月，林森署理军政府外交部长时，戴代理外交次长。

　　1918年5月4日，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决议改组军政府，孙中山受到排挤，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5月21日，孙中山离广州前往上海，戴季陶同行。孙中山在上海先是住在环龙路63号。两个多月后，迁入华侨集资购赠的莫利哀路29号住宅。于是，戴季陶也就在上海住了下来。他原本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李汉俊在1918年底从日本回到上海时，便经常与他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每期必读，商议在上海也创办一个类似杂志。五四运动前后，戴季陶受命于孙中山，与李汉俊、沈玄庐一起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系列中的杂志，由戴季陶任主编。《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1920年2月，迁往三益里李汉俊家。此时的戴季陶撰写了不少文章，着力于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也作了广泛介绍。他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朱执信等人创办的《建设杂志》还陆续登载过他由日文转译的考茨基著《马克思资本论解说》。

　　但戴季陶是以工人运动的同情者和工人利益的代言人姿态出现，他并不是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最终目标，建立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曾对孙中山说：六三罢工以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智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智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地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受了罢市风潮的感动，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紧要的事。”所以，他虽和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联系密切，并参与了若干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筹备活动，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他并没有继续朝前进步。

　　1920年，陈独秀到上海组建上海共产党小组，这是全国第一个共产党小组。那时，李汉俊是陈独秀家的常客。李汉俊又将戴季陶、沈玄庐介绍给陈独秀。陈对戴心仪已久，戴对这位《新青年》的战将也是英雄好汉相惜，两人相见恨晚。戴季陶将自己租住的楼让出来给陈独秀一家住。这里成了陈独秀的家，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诞生地。在上海的那段时光，陈、戴朝夕相处，关系极为紧密。戴季陶正是陈想到的在上海方面要找的几个重要人物之一。

　　对于创建中共，共产国际专门派了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延康)来指导工作。经陈独秀介绍，戴季陶与维经斯基建立了联系。戴季陶经常参加由陈独秀主持、维经斯基参加的在《新青年》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讨论有关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

　　建党要有个党纲，于是大家把这事就交给戴季陶负责起草。党纲也是边讨论边修改边起草，戴季陶起草完《中国共产党党纲》，一细读，发现内中有一条：“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戴季陶倒吸了一口凉气，独自关门垂泪，内心十分痛苦。他总算明白，共产党与他心目中设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共产党也不准备与政府合作，走一条议会的合法的夺权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时，戴季陶的住址即团址，对外挂“外国语学校”，团务由袁振英、施存统、俞秀松等主持，总务由杨明斋负责。它实际上是准共产党小组，所以，戴季陶的家实际上也是共产党小组所在地。1920年6月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正式成立，并明确它是共产党组织。那天，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等人在陈独秀家开会，商量名正言顺地挂出共产党的旗帜。戴季陶有事晚了一步，当他推门进来，这些人已经将组织共产党的事完成了，他要做的事就是点头同意。但他说，他不能参加，只要孙中山在世一天，他就决不可能参加其他的政党。大家本来以为谁不参加都有可能，惟有戴季陶不可能不参加，见戴竟然也是好龙的叶公，气氛顿时凝结。

　　戴季陶为中共的创建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但他最终没有参加中共。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在中共一大召开的三年之后，戴季陶成了国民党右派的旗帜性人物，扬言要把中国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绝不养虎贻患，成了彻头彻尾的###高手。后来，他直接充当了蒋介石的理论写手和幕后参谋。

　　渐行渐远

　　戴季陶回到广州，继续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孙中山本想利用戴季陶的关系，使国民党与刚走上政坛不久的中共合作得更融洽些。然而，这位曾经积极宣传马列、参与筹建中共的戴季陶，并不支持孙中山联合中共的主张，相反，还竭力反对。不过当年6月，他督劝蒋介石回到广州，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保护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得到了孙中山的更大信任。1923年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戴季陶却说，这样做没有群众基础，说联共、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贻患，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必然“启他日之纠纷”。

　　1924年1月，戴季陶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不同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纠合一些人提出反对跨党案。提案被否后，仍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从此他与孙中山和左派就貌合神离，曾三次离粤返沪。同年11月，孙中山离开广东，取道上海、日本前往北京。他随行北上，但中间曾从天津折回上海，直到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时，戴季陶才到了北京。孙中山病逝后，戴季陶更无所顾忌，他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粉墨登场，从北京南行，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其“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又从广东讲到上海。他还多次到黄埔军官学校讲演，进行分化工作。在几十次宣传反对国共合作的讲演中，他提出要清除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的“纯正的三民主义”，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已经被中共篡改过了，国民党的组织思想必须重新清理。5月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所谓“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不久，又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二次会议上，大肆攻击所谓“左倾错误”，促使会议通过了《宣传工作上对阶级斗争应取的态度》的决议，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戴季陶先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筹备委员及教务主任、中央执委常务委员、宣传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府委员、考试院长等重要职务。他还经营了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50万成员，写下《伟大精神》 《同舟共济歌》 《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当时非常流行。戴季陶是蒋介石的忠实支持者，在蒋介石身边前后辅佐了二十三年之久，他们既是浙江同乡，又是日本留学同学，既是上下部属关系，也是结拜兄弟，关系非同一般。他对蒋介石非常推崇，而蒋对戴也很信任与赏识。因此在很多时候，蒋介石都极力把戴安排到重要的职位上。此前的1926年8月，戴就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以培养自己的势力。在1930年代，蒋介石制定的策略几乎都要与戴季陶商量，而且对于戴的意见，大都采纳。1935年2月，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福建被捕。蒋介石征求意见时，戴季陶主张杀，尽管蔡元培等人进行了营救，蒋最后还是听从了戴季陶的意见。在政治上，戴季陶与蒋介石总是共进退的，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反蒋派的逼迫下辞职，戴季陶也提出辞职。而1932年3月8日蒋复职后，戴季陶也出来任职。戴对蒋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

　　1928年10月，戴季陶担任“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一当就是二十年。他将考试院布置得像古代科举时的贡院，虽然设有秘书处、考选委员会、编译局、参事室、铨叙部等，但又设立神主牌位。考试院警卫队，穿着服装与其他行政机关毫无二致，但并不带步枪手枪，而是佩带一柄古色古香的长剑，这是按戴季陶的设计实行的。1929年12月，国民政府任命戴季陶兼任考试委员会委员长，着手制定考试法及有关条例。1931年7月l5日起，在南京举行全国第一届高等考试，由戴任主考。在总结这次考试的基础上，戴多次主持制定和修定考试法规，形成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套考试办法，其中除高等考试、普通考试以外，还另设特种考试，招收一些青年，加以特种训练，充当国民党的工具。而戴季陶主持的考试院考试，其考场的布置、考试的程序、考官的上任、阅卷与放榜等，多按照科举制度进行。

　　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鼓吹以“礼义廉耻”为生活标准，在学校提倡尊孔读经。戴季陶立马附和，以考试院长的名义发表谈话，大讲“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学较之现在一切新说均为充实”。蒋的有关理论，实际上由戴代为炮制。

　　抗战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意欲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 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又开始“倡导尊孔读经”和“制礼作乐”的复古运动。1943年10月发起“制礼”问题的讨论，蒋介石指定戴季陶主持其事。11月，戴季陶约集了国民政府中的内政、外交、教育、军政等部门的官员开会讨论，然后由他写成“礼制通议”。次年3月，他将“礼制通议”五则，加上“读礼札记”以及有关论文和文件汇印成《学礼录》。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得了的。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将有千百倍艰苦去忍受，必须提高警惕，何贺之有呢？”

　　不久，蒋介石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化，迫不及待地召开“行宪国大”，并于1947年6月13日正式成立“选举总事务所”。蒋介石的做法遭到国民党内一部分人的反对。但蒋一意孤行，在进行了匆忙准备后，于1948年3月29日在南京召开了“行宪国大”，会上围绕总统、副总统选举，国民党内各派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闹得乌烟瘴气。虽然戴季陶对蒋的做法不尽赞同，但还是本着“忠”的观念，为蒋效力。在总统选举时，大家乱哄哄地争论。戴季陶看到局面不利于蒋，于是以###的身份登台发言，训斥反对派，强调就党的历史来说，就目前的局势来说，就党对国家的责任来说，都非蒋先生担任总统不可。戴一表态，拥蒋派就占了绝对优势，于是蒋介石“顺利”当选总统。

　　大限已至

　　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就任总统之职，戴季陶却提出辞职申请。本来与蒋共进退的戴为什么要提出辞职不干呢？一是1947年1月1日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未将公职候选人考试列于宪法上，这样一来，戴当考试院长就无事可做了；二是他和蒋的情分已到了尽头，几十年来，他对蒋忠心耿耿，但蒋往往不能体谅他的苦衷。戴曾对另一个拜把兄弟金诵盘诉苦说：“真是做人难啊，帮他干吧，没法合作。不帮他做吧，还要顾及他的面子。”后来蒋介石再次被迫下野的时候，居然说是党内一些老同志坚持要他担任总统，弄得党内意见分歧，离心离德。这里说的“老同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戴季陶等人。这令戴感到很寒心。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卸下担任了二十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改任国史馆馆长。此时，蒋介石政权已大厦将倾。11月13日，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尽管戴对这一事件有点不屑，觉得自杀是无能的表现，但陈的死毕竟对戴刺激很大。两位文胆，多年好友，一起辅佐蒋介石，披肝沥胆，现在陈死了，戴痛哭道：“啊！布雷，布雷，我跟你去，我跟你去，人生总有一死，我的心已死了。”

　　戴季陶生性多愁善感，情感细腻丰富，他的“哭”在国民党高层中最为有名，逢有感伤，轻则泪流满面，重则当众嚎啕。他的“悲天悯人”之心又不能真正做到离尘出世，矛盾交织的痛楚导致他屡有自杀的念头和行为，也铸成他一生的悲情命运。

　　顶着“战犯”的头衔过了新年，因长年罹患的神经痛发作得非常厉害，戴季陶从1月起到广州养病。开始时情绪尚可，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上台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到别处踏熄。但几天后心情又不好了，《广东商报》曾报道说：戴氏“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日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他此时住在广州的省政府招待所东园里，但睡不安神，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在前一年的九十月份，他因寝食不宁，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好在及时得到抢救，未致严重后果。据他的妻子赵文淑说，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都广州后，早已闭门谢客。即使国民政府开会，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从不发言。有人劝他到台湾去谋一栖身之地，他只是摇头。这时他所思考的，就是不想去台湾，希望回成都。他知道，离开大陆就再也没有回来的希望，成都才是他的故乡。儿子戴安国为他联系好了专机，谁知连日风雨大作，这使他不寒而栗。这风雨之声难不成就是他的催命符？他终日躲在宾馆的房里，为北上犯愁。孙科来广州后，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戴季陶见新安排的房子简陋，非常不高兴，说：“孙科是什么东西，偏有一班趋势小人捧他，太看不起我了。”这晚，他更不能入睡，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使他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

　　1949年2月11日晚上，戴季陶去看望了住在一起的于右任，回到家，他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着星星，自言自语地说：“看样子，明天可以飞回成都了！”本来，妻子赵文淑一直陪伴着他，照顾他的起居饮食和服药。但不巧的是，那天赵文淑很不舒服，到内室休息了。半夜两点钟，戴季陶走进妻子的内室，说：“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还非常亢奋，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赵文淑劝他忍耐些，自己先睡了。回到房间，他又拿起安眠药，一下子吃了近70粒。早上近8点时，仍未见戴季陶起来，家人推门进房，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面色赤红，鼻际尚有微息喷出，家人立即打电话让医院派人前来抢救。9时许，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前，见戴季陶没有动静，只好肃立。听说戴季陶身体不适，正有急事去上海，而且已经上了去机场小车的监察院长于右任，接电后马上下车来到戴季陶的房间。当年报纸报道：“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觉已冰冷，气息奄奄，不禁潸然泪下。”10点后，戴季陶气息已绝，但“神色自若，面无戚容”。医生宣布，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这次是中大第二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但10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另有一个传说涉及戴的死因。民国时期有许多日本间谍在中国活动，南造云子是其中非常有名的女间谍。这个南造云子于1907年出生在上海，家住虹口日租界。父亲南造次郎是一个老牌间谍。她13岁时被送回日本，进入一所间谍学校学习；18岁时，被派到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南造云子曾利用美色勾引了戴季陶，窃得好几份绝密军事情报，戴还帮助她逃脱了追捕。西安事变发生后，戴季陶竟然不顾蒋介石的安危拒绝和谈主张武力解决，也与南造云子的蛊惑与利用有关。“南”案经陈果夫调查后，向蒋介石作了专题汇报，蒋介石下不了裁处的决心，但以后中央高层重要会议经常不通知戴季陶参加，对其所阅中央文件也作了限制。1947年，上海正气书局出版了署名“仇章”的反谍纪实小说《别了，###间谍网》。小说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秘闻，多次提到某“党国###”的庇护，虽未点戴季陶的名，但在社会上引起不少议论。戴季陶的妻弟赵文田1970年代在海外撰文回忆：1948年7月，戴季陶收到一个署名“徐叔平”的人来信。信中称，他任过中央日报军事记者，与仇章是密友。他已经掌握了戴季陶当年勾结南造云子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若干材料，拟写成书在海外出版。但考虑到他与戴并无仇怨，犯不着毁坏戴的一世名声，如果戴愿意出20根金条，他即可交出材料。戴季陶先是严词拒绝，后又同意照办，取回材料后，即付之一炬。此后，他终日忧心忡忡，担心还有人捏着他的把柄来敲诈，精神几近崩溃。他只有一死了之。

　　戴季陶是笃信佛教的，他在南京的寓所中就专辟有静室，中间供如来、观音瓷像，布置着香炉、蒲团，四壁挂着他自己亲笔写的金刚经条幅，室外悬着绿色竹帘，掀帘进去，就是一股清香。他手腕上常常戴有颗粒细小而光彩圆润的一串佛珠，形同居士。这次到广州不久，戴季陶就将平时拜佛用的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谈话中他说，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对自己的大限之日已有预感。他在死之前曾写下遗书，嘱咐家人派人送给蒋介石，而后才吞药身亡。

　　对于戴季陶的死因，国民党当局立即封锁消息，对戴住处实施戒严，不准记者出入。中山大学医学院为戴季陶所出具的死亡证书上写道：“患心脏衰弱症，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二月十二日晨突然发作，至十时四十分死亡。”这个死亡原因，与此前国民党当局宣布陈布雷的死因一模一样。

　　国民党举行专门会议讨论戴季陶丧葬事宜，决定14日（星期一）在广州粤光制殓公司大殓，灵柩放在粤光公司左侧礼堂。左右接连故去，蒋介石极其痛苦，他颁发褒扬令，题写“痛失勋耆”四字，还自叹“故人零落，中夜唏嘘，悲从中来”。李宗仁也题了“精神不死”四个字，都挂在粤光公司的礼堂里。国民政府组成以行政院长孙科为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薛岳、陈济棠等上千要员前去吊唁。15日，又举行了公祭大会。会后，人们把灵柩送到白云机场，“各首长及中大同学会迤逦尾随执绋送殡，行列蜿蜒数里”，“万千市民亦夹道瞻仰”。灵柩经过百子路、惠爱路等，中央各委头面人物在中山纪念堂广场站立，恭候灵车经过并致敬。白云机场上，20个人抬起巨大的灵柩，登上飞机。10时32分飞机升空，北向而去。念念不忘回成都的戴季陶，终于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本来，蒋介石派出陈立夫、朱家骅，专程从上海来广州为戴季陶举行公祭，原定坐14日的飞机，但飞机临时出了故障，于是改成15日。当他们来到广州，已经是当天下午，全部仪式已举行完毕，只好到医院看望戴季陶的夫人。蒋介石和一班官员，这天就在上海举行“敬以香花清醴庶馐之仪”，祭奠戴季陶。祭文最后说：“……胡一病之不起，遽骑鲸而永逝。海不扬波兮，共一心以淬厉，告灵南疆兮，望巴山而陨涕，呜呼尚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