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知识改变命运”是个美丽的谎言

原题：什么知识，改变谁的命运

张艺谋拍了一个系列公益短片，主题叫做“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抽象说来应该是不错的，我们常常引用的培根说的就是这事儿，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可以改变命运。然而，知识怎么就改变了命运？什么知识，改变谁的命运？

自严复以来，进化的概念逐渐深入中国人心，在主流话语和大众话语中会漫不经心地表现出来。在我居住的稻香园小区曾经有个修车的小伙子，每次我的车出了问题，总是直接交给他。有一次，说起我刚刚从非洲回来，他脱口而出：“那里很落后吧？”这让我感到诧异。他自己已经处在社会底层，却仍然用“落后”这样的话语来描述另一个他完全陌生的世界。事实上，就连“落后”地区自身也接受了这样的话语。2005年，在西盟佤族自治县，当地一位领导对佤族人一走路就会跳舞，一说话就会唱歌的传统很是自豪，他说：“我们这儿已经是和谐社会了。”这个刚刚出现的意识形态大词使他能够赋予自己的文化以正面的价值。但是同时，他也说：“我们这儿还很落后”。这个传统的意识形态大词长期以来又使得他无法为自己的文化而自豪。

落后了，该怎么办呢？

回答是简单而一律的。落后了，就要发展，就要进步，就要现代化。

每当城市人来到“贫困”山区，看到那里“贫困的”人民，正面的反应是要生出同情之心来，帮助他们进步、发展，而看不到那里曾经存在的乃至依然存在的文化传统。对于为什么贫穷，当下流行、典型的解释是，因为你落后，因为你不发达，所以穷。对策同样简单而一律：教育投入啊，科技投入啊，招商引资啊！教育投入，提高人民素质，就能掌握先进生产力了；科技投入，招商引资，就能开办工厂了，就能往外卖点儿什么了，就有钱赚了，于是就进步了，发展了，富裕了！

纳西族拥有上千卷东巴经，记载着纳西族的传统智慧，包括神话、历史、传说、习俗、祭祀仪式，以及具体的生存技能，被人类学者誉为百科全书。但是，在张艺谋的公益片中，这些是不能算作知识的。在“进步”、“落后”的话语方式中，知识天然地被定义为服务于工业文明的学校教育中所传授的内容，传统山村被当然地认为是知识的荒漠。于是，所谓发达地区的人们想要表达善心的时候，常见的选项就是帮助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办教育，捐款，一对一助学，如此等等。一个新式的学校被看成是文明与发展的星星之火。在农村的墙上我们也常常能够看到“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口号。让农民的孩子们刻苦读书，学习服务于工业文明的“先进”知识，被视为农民致富的终极出路，有着天然的正当性。

然而，李昌平早就说过，农民的贫困是制度性贫困，科技未必能够帮助农民致富，反而会让农民更加贫穷；教育也未必能够让农民在未来致富，却极有可能让农民在当下致贫。

农民为什么贫穷？让我们退回到80年前，退回到毛泽东同志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那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替当时的社会底层人民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种地的吃不上米，为什么我们的织布的穿不上衣？”在我童年看过的电影里，经常会有这样的台词。穷人自己往往回答：“因为我们的命不好。”而我们的电影主角则坚定地回答：“不，不是因为你的命不好，而是因为你们被剥削了。”

回答简洁明了，干脆果断！你们为什么穷，因为你们被剥削了。在这种解释之下，对策也很简单：革命——消灭旧的剥削制度，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新世界。在毛泽东同志当时的对策之中，什么科技投入、教育投入、招商引资之类，就算是有，也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来于尘土，归于尘土》，《博览群书》2008年第3期）提到，在传统社会中，一个地域的人们如果能够祖祖辈辈在那里生活下来，必然掌握足够的生存智慧，可以与这个地区的环境达成和谐的关系，并可以在这种生活中获得生存的意义，获得幸福。在自然的环境中，哪怕不是风调雨顺，一棵树只要活下来，也会越长越高。具有漫长历史依据的人类的生存智慧，也应该会使农民的日子在本山本水之中，一天天地好起来。但是现在，在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几十年后，却看到很多地方的农民无法以种地为生，整村整村的年轻人进城打工，有些人靠捡垃圾，甚至靠卖血为生。对此，我更愿意相信80年前中国共产主义先行者的解释，那不是因为他们落后，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现代教育，没有知识，而是因为，他们被剥削了！

去年在摩罗先生的博客上看到了《上海证券报》杨斌的一篇文章，《财富是如何从农村源源不断流向城市的》（2007年7月23日），印证了我的推断。杨斌指出：

农民负担不仅仅只是纳入农村税费改革视野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三提五统，税外税费和摊派(可称之为“老三重负担”，有的专家估计这些负担全国每年约1800亿)，农民负担的主要部分是目前尚不为多数人所认识的间接税费负担(每年近5000亿)和“暗税”负担(本文称之为“新四重”负担)

杨斌先生的原文很长，这里只能引用其中的一部分。

“新四重”负担的第一重是间接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等)……间接税税含价中，人们在购买商品或消费服务时不知不觉已经将税收缴纳了，比如农民花了100元购买工业日用品，实际上已经缴纳了17元的增值税……间接税是可转嫁税，纳税人不等于负税人。流转税形式上看，主要是由城市工商企业缴纳，但实际承担税收负担的不是企业而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消费者，他们在购买商品或进行消费时，将含在价格中的税收一起支付了。并且我国间接税(流转税)实行生产地课税制度，纳税人以城市工商企业为主，工商业越发达地区其税源也越丰富，获得的流转税也越多，这样工商业集中的大中城市获得的流转税就占最大的比例，通过分税制分得较大的份额，并作为城市公共产品的财力来源。中央政府、省特别是大中城市政府获得的流转税收入，并不是全部由城市消费者支付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农民消费者支付的。对城市居民而言，他们负担的流转税，通过获得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城市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等)而得到补偿。但农民负担的流转税却主要转到了城市，他们居住地政府并没有获得这部分由其辖区内农民负担的流转税，从而也就不可能将其作为公共产品的财力来源。这就形成集中纳税和分散负担的非对称性。财富由农村、由县乡源源不断地流向大中城市。

这还只是“新四重”的第一项。加上其余的如工农剪刀差、征地补偿不足等几项暗税，根据2002年的数据，农民直接或间接贡献的税赋近8000亿元。文章读过，触目惊心。财富在制度的安排下源源不断地由农村流向城市，当然就会产生李昌平所说的制度性贫困。8亿农民，平均每人每年承担的税赋达到1000元之多。这意味着一个三代五口之家，其负担将达到5000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有农民孩子上了大学，父亲因无力承担学费乃至于自杀的消息。知识在改变命运之前，先要了人的命。

于是我们看到，所谓“知识改变命运”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在社会底层的某个个人因为苦心读书，龙门一跃，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而命运得以改变。这些故事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个人，可能是成立的。但是，一个山村的整体，却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而得到改变。正如一个打工妹，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成为打工女皇，居于跨国公司副总裁的高位，但是打工妹这个阶层的整体，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改变命运。又如我们某一个个人，可以通过考托考G，出国留洋，享受现代化上游的生活，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整体变成美国。

相反，当下全国一统秉承冥尺逻辑的制度化学校教育，会对农村的传统文化构成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教育的价值体系中，传统的生存智慧必然是原始的、落后的、愚昧的，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教育悖论：受学校教育越多的人，越看不起自己的传统。在这种教育中成功地被格式化，“学有所成”的，他们最好的出路是进入大城市，成为或中心或边缘的现代人。而剩下的绝大多数，却失去了学习本乡本土的生存技能的大好时机，成了“浪费铺盖卷的废人”（参见田松《在空投的教育中失去传统》，中华读书报，2004年3月24日）。

于是，一方面，当下的制度化教育把传统文化的潜在传承者变成了工业文明的候补劳动力，抽去了传统文明的釜底之薪；另一方面，当传统地区失去了传统的知识体系，接受了冥尺逻辑之后，也会主动地从下游加入到工业文明的食物链中，为其上游提供自然资源及廉价劳动力。传统的人文生态以及与之相依存的自然生态难以为继。其结果，生态日益恶化，传统日益消失，而农村则更加贫穷，命运更加艰难。

去年参加一个科学传播会议，一位同行在报告中说到这样的事件。某地，科学家下乡给农民送科学，农民竟然不屑于听。乡里无奈，组织农民去听，还要给农民每人发十元钱误工费。在若干年前，恐怕我也会为此感到困惑和痛心。科学家把先进的科学知识送到农民家门口，农民不付钱，还倒过来要钱，真让人哀其贫穷，怒其愚昧。不过我现在则感到这事儿有些荒谬，农民种田，还要“科学家”来教吗？种地是一种高度地方性的知识，农民祖祖辈辈就在本乡本土种田，哪里的土壤如何，气候如何，什么时候种什么，怎么种，本地的农民应该是最清楚不过的。回到几十年前，所谓科学种田，无非是告诉农民，怎么上化肥，怎么打农药。这样的种地方式在许多地方遭到了传统农民的抵制，只是农民的传统智慧完全不具备话语权，当时的抵制必然被斥为愚昧落后。然而，现在我们看到，经过这几十年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土地的肥力几近枯竭，农业生态严重恶化。但是我们却很少听到有人批评当年的科学家愚昧无知，说当时进行抵制的农民富有远见；相反，当年的科学家依然居高临下地跑到乡下要指导农民种地。

春节回东北过年，听到来自乡下老家的亲戚们说起农村的状况，更让我感到焦虑。在家乡，农民已经不能按照传统的方式种地了。以往农业生产的全部环节都是农民独自完成，但是现在，很多环节都被割裂开来。比如，农民自己已经无法留种育种，只能到种子公司去购买种子。有些村子专门给种子公司种植种子田，种子公司从商业利益的角度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不让农民知道自己种的是什么种子，农民知道自己是种玉米，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玉米，将要在哪儿用。农民只是按照公司的“科学家”规定的程序和步骤，按部就班地操作就行了，完全不必要甚至不能知道为什么。于是，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种子公司的农业工人，成了工业化农业流水线上的环节。农民丧失了自己与土地的关联，丧失了自己传统的生存智慧，只好彻底依附在工业文明食物链的末梢上，便如中了丁春秋的吸星大法。而一旦这块土地被榨干，食物链必然转移，寻找新的资源。李昌平说，《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C19版），可谓一针见血。当外来的工业文明摧毁了本土的传统文明之后，不可能在那里留下一个同样的工业文明，只会留下一片工业文明的残骸。而那里曾经拥有的土地和土地上的生活，都将不复存在。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民的命运必然是与其山山水水关联在一起的，守护山水，就是在守护自己的命运。那么，依靠什么来守护自己的山山水水？第一位的知识不是来自于工业文明的，空投下来的现代知识，而应该是曾经与这片山水长期共存的传统的生存智慧。

尊重传统智慧，是未来生态文明建设得以可能的前提。早在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世界科学大会上就对传统文明的地方性知识予以了肯定：“传统社会已孕育并完善了各自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们不仅蕴藏着现代科学迄今为人所不了解的信息，而且也是世界上其他生活方式、社会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的其他关系以及获取与创造知识的其他方式之反映。”（见《怎样当一名科学家》之附录，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农村命运的真正改变，是让农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恢复其自组织的能力，获得对自己事务的主导权。一旦农民身上的严重负担得到解脱，农民的生活会逐渐好起来。这时，所谓现代科学，也可能成为这种地方性知识的有益补充。

现在，“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已经具有了极高的意识形态意义，那么，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如何发展生态文明？我想，首先必须放慢工业文明的脚步，停止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的侵害，让传统的生存智慧重新获得话语权，这样，构成未来社会和谐多元中的多元才有可能继续存在，生态文明才有可能出现。

如果说农民也需要掌握现代知识，那么，农民最需要的首先不是科技种田，不是牛顿定律，而是宪法，是关于民主和权利的法律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