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人流后还有早孕反应:名人最后的日子（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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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王国维之死
李远江
最后的午餐
第一届学生姚名达是这次集会的组织者，对这场宴会的诸多细节也观察得最为仔细。宴会定在正午举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悉数到场，师生们欢聚一堂。
午宴一共四席，师生间不拘形迹，欢笑声洋溢在整个工字厅中。然而，细心的姚名达却发现，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却寂然无声，他心下微有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姚名达《哀余断忆》）大家已经习惯了王国维的沉默寡言，也就没人察觉他与平常有什么不同，姚名达的一丝疑惑也很快被欢乐的气氛冲淡了。
事实上，王国维也并非一味地沉默不语。据第二届学生刘节的回忆，席间，师生偶尔言及蒙古史，王国维一改沉默故态，侃侃而谈，言谈之雍容淡雅，给在座学生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柏生《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
宴会行将结束，梁启超站起身来向大家致辞，历述国学研究院诸位同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后，满意地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姚名达《哀余断忆》）大家静静地听着，王国维也频频点头。
然而，第二届学生卫聚贤在回忆中说，梁启超发表演讲后又说：“党军已到郑州，我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说了！”王国维正好和卫聚贤坐在一张桌子上，几天前师生二人曾谈起过避居山西的话题，王国维问道：“山西怎样？”卫答：“山西很好。”王国维点了点头，随即又陷入了沉默。（卫聚贤《王先生的死，我知道一些》）
散席后，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师生们一一作别，随后与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畅谈。
此时，姚名达与第二届学生朱右白、冯国瑞三人游朗润园，归来时路过清华园西院。朱右白忽然问道：“静安先生家住哪里？我还没去过。”姚名达说：“在西院18号，走，领你去。”于是，三人来到王宅。但此时王国维却不在。问侍者，答复说：“也许在南院陈先生家。”遂打电话到陈寅恪家中，他果然在那里，并说马上就回来。回到家，王国维同三个学生谈得很是高兴。天近黄昏，见王家已备好晚餐，三人才起身告辞。王国维也如平常一样，将弟子们送至庭中。（姚名达《哀余断忆》）
晚上，谢国桢、刘节等几个学生也来到王国维家，问阴阳五行说的起源，王国维谈得很有兴味，但谈话涉及到时局，他就神色黯然。当说到湘鄂两位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枪毙之事时，王国维更显出极度悲哀之态，且流露出欲避乱移居之意。送走了谢国桢等人，王国维又为谢国桢及其友人题写了扇面。
王国维的夫人回忆，题好扇面后，王国维还批改了学生的作业，然后才安然入睡。但谁也想不到，谢国桢等人夜访王宅竟成了师生之永诀。
丧师之痛
10时左右，王国维到颐和园。下车后，王让车夫在外等候，自己购票入内，径直走向佛香阁排云殿下的昆明湖。漫步走过长廊，王国维在石舫前兀自独坐沉思，约半个小时后进入了鱼藻轩。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后掐灭了烟头，便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猛然纵身跃入湖中。
此时，距鱼藻轩十几米处，正好有一个清道夫见有人跳水，便即刻奔来跳入水中救其上岸。虽然整个过程不过两分钟的时间，王国维不仅没有呛水，就连背后的衣服也未浸湿，但是由于湖水较浅，而王国维死志坚决，且入水时用力将头首先栽下，所以口鼻中都被淤泥堵塞，以致窒息而死，其时在上午11时左右。他的衣袋中，装有一份遗嘱和四元四角钱。
王国维投湖自尽的消息，直到当晚7时才传到清华。
清华园内，姚名达惊闻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双膝跪地，连呼“嗳哟”，悲痛之情不可言状。此时，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们“惶惶然，凄凄然，奔走告语，唏嘘之声遍于全院”，很快便齐聚于校门口，准备前往颐和园探视。8时许，由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亲自带队，二十余名教职员和学生分乘两辆汽车直奔颐和园。
此时天色已晚，颐和园早已大门紧闭。学生们争相叩门，向守卫说明来意，但由于北京的政治气氛较为紧张，负责戒严的士兵不许师生入内。学生们已然愤怒，姚名达更是高声责骂，守卫依然不允，相持不下。几经交涉，才容许校长和教务长等少数几人入内，学生们只能“衔哀先返”。当夜，学生们燃烛聚于讲堂，由姚名达牵头成立了王国维治丧委员会，商定第二天办理丧事。
王国维死后，众弟子哀恸之情不可自已。
第二届学生王力洒泪写下挽诗《哭静安师》，其中有句：“似此良师何处求？山颓梁坏恨悠悠。一自童时哭王父，十年忍泪为公流。”
数载乃至数十载后，国学院学生仍陆续撰文怀念恩师王国维。丧师之痛，溢于笔端。
义无再辱
王国维死后，各界震动，人们纷纷解读其死因。盛极一时的有“殉清说”“罗振玉逼债说”以及“殉道说”。
事实上，王国维的死因并不复杂。早在他自沉后不足半月，梁启超在写给长女令娴的信（6月15日）中，即对王国维之死有所分析。信中说：
“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梁启超《致梁令娴书》）
按梁启超的理解，王国维之所以自杀，其直接的原因便是担心北伐军攻入北京，自己也会遭受叶德辉、王葆心一样的命运。
不仅仅是梁启超，王国维对时局的担心，他的学生们也看出来了。6月1日晚上，刘节与谢国桢一同到王国维的西院十八号住宅，“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
王国维自沉前一日，姜亮夫去了王家探望。王国维十分激动地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姜再三劝慰，仍不得要领，于是往求陈寅恪，而陈正打算去城里未婚妻家，无暇顾及。第二天，王国维便走上了绝路。遗书起语便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先生可以自杀而避辱，但学生不可以。他们还很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
弟子们与王国维相处时间长的不过两年，短的仅仅一年。国学研究院借鉴了古代书院的教育模式，《研究院章程》明文规定：“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方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师生之间学习生活在一起，随时交流，相互砥砺，因此，学生不仅能学到先生们的治学方法，还能深切感受其道德精神。1927年初夏，梁启超和研究院学生们同游北海公园时，就把自己在清华的两个目的归纳为：“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周传儒、吴其昌《梁先生北海谈话记》）这恐怕也是整个清华国学研究院创立的目的。
事实上，前身为留美预备学堂的清华学校，最初完全没有涉及国学的课程。随着西学东渐的风起云涌，特别是民国初年三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论战，引发了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新文化运动”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胜利。这年年底，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新文化运动总纲领。胡适主张的“整理国故”，实质上是运用西方的新思想和学术手段，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一场全面的价值重估，通过批判地继承完成“再造文明”的终极目的。
在这场运动中，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厦门大学相继成立国学研究机构。为扩大运动的影响及壮大实力，胡适曾多次建议母校清华创办类似机构。而清华自建校之后，因忽视中国文化和国情的研究，屡屡被社会指责为“洋奴学校”。此时，清华又正在筹备改办大学，以提升自己的办学水平。在各方面的推动下，1925年，清华学校决定建研究院并先设国学一科。然而，清华国学研究院既不同于西方的大学教育，又不是简单的恢复旧书院。“会通中西、贯通古今”的办学理念是以引入现代西方学术为前提的。
在世人看来，至死不肯剪辫子的王国维似乎是一个泥古不化的老古董。但事实上，他青年时代就留学日本，并且率先将西方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直接引发了中国学术的现代性转型。王国维特别重视对学生的西学训练，曾经断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强调光大国学，必须兼通世界学术。
不仅王国维，国学研究院聘请的其他几位导师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包括讲师李济也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王国维虽然死了，但他的治学方法和道德人品却毫无保留地留给了自己的学生，同时也把复兴国学的使命留给了他们。（《看历史》2011年第4期）
王国维之死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谭晓娟
关于父亲的记忆：一个慈父从不责骂孩子
父亲离去时，王慈明年幼，加上独立在外读书，对于父亲的印象远没有兄长和姐姐熟悉。特别是姐姐王东明，由于与母亲一同生活在台湾，对于父亲比较“熟悉”，对于父亲的很多回忆，都是王慈明在打电话去台湾，与姐姐交谈时了解到。
外貌不扬脑后一条长辫
家里是典型的书香门第，王国维从小就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7岁从潘紫贵读私塾，16岁入州学，读前四史，兼治骈散文。王慈明最早念私塾时，也是由父亲亲自教授过一段时间《左传》。
在他眼里，父亲不与人争吵，是一个慈父，从不责骂孩子，对他人平易近人。个子中等，脑后的那根辫子一直都在。事实上，辛亥革命后他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王慈明还有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公开这样评价过父亲：外貌不扬、长袍马褂还有一条长辫子，外形守旧，内心治学的方法却是唯物的，你们应该看看他的书。
在清华任教的父亲一直是忙碌的，忙碌加上天生的内向，使得他在孩子们的面前，话很少。这份内向，其他认识他的人也有此感。他的学生徐中舒曾经向黄奇逸讲述过：话很少，但以静安先生的才学，却很精。
但对于王国维的独特教学方法，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徐中舒在川大任教时，黄奇逸深有感受：“就是座谈，不需要死记，对于先生的文章，可以提出意见，先生可以分析得很透彻。”徐中舒曾经回忆：一个星期连续问，王老师可以连续讲。
投水自尽完全没有征兆
1927年，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
对于他的死，有记载：“民国十六年六月二日（阴历丁卯年五月初三日）的一个午前，一位学者形态的老者，身着中国服装，鼻粱上架着深度的近视眼镜，雇好洋车，从清华出发，一直到达颐和园。购好门票入园，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至尽，然后向湖内纵身一跃！园丁听见有人落水，便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但不到两分钟，已气绝身死。”
入殓时，在王国维的里衣中，发现他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一纸遗书，纸已湿透，但字迹完好。遗书的全文是这样的：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1927年，12岁的王慈明刚刚小学毕业，在他的记忆中，父亲的死完全没有一点征兆，几个孩子都在上学，谁都不知道。清华大学给了4000元大洋，加上之前的工资，全家人还能维持生计。
王国维之死，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成为轰动国内外的事件。梁启超等人纷纷撰文纪念，关于死因的争议也铺天盖地。
这么多年过去了，王慈明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内向，使得这事仍然是个未解的谜。
再传弟子的感激：一位良师砍掉一路荆棘
作为再传弟子，此次与王国维的后人见面，黄奇逸认为很是有幸，并借此寄托自己的感激之情。“我们后人总觉得亏欠了王先生，学术上，他砍掉了荆棘，开辟了一条平坦的道路让我们走。”
几乎熟读王国维的所有著作，对王国维学术方面的成就，黄奇逸一言以蔽之：“先生的书是难懂，但是‘让’不过。他在很多学术领域都是一个高峰的标志，要了解这个领域，你必须得踏上先生研究的这个台阶。”培养人才的成功，是黄奇逸认为王国维的第二点成就。师从王国维的谢国桢、丁山、刘节、徐中舒、戴家祥等人，都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界最中坚的人物，在全国的知名大学任教，影响深远。
王国维的著作涉及面广，但是由于古文居多，多给人以艰涩难懂的印象，在黄奇逸看来，这也使得其不为人知。“对学术不了解，就对本人不了解，不晓得他的书有好精彩。”
“一个人不可能没有局限，王国维的局限跟每个人一样，都是历史性的。”黄奇逸认为：每个人活在当代，只能看到现在和过去，将来的新材料、新证据、新方法都无法预料。（
人物档案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
世代清寒，幼年苦读，22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1901年赴日本留学。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5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80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死因新说：先生因忧郁症投湖
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毫无争议，但是对于其死因，历时多年，仍然富有争议：“殉清说”、“尸谏说”、“经济债务说”、“殉文化说”……基于自己的了解，黄奇逸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因忧郁症而死。
记者手记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这段话至今不知已被多少文人引用，而这，也正是这位近代博学通儒一生为学的真实写照。
时光流转。在60平方米的房子里，王慈明坐在木椅上静静休息；旁边92岁的妻子顾华，两位老人端坐，平静娴雅。这是一代大师后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简洁朴素只有从繁华热闹中蜕变而出，才具备真味，最为长久和真实。
造化从来要忌盈
——关于王国维先生死因之感言
黄奇逸
明年将是王国维先生辞世八十周年纪念，有幸的是前几天在望江公园见到了王国维先生投水时年仅11岁的儿子王慈明先生及孙女。
当然，与不胜仰企的老人相见不免就谈到了王国维的死因。几十年来国内许多谈到王国维死因的文章，各说不一。大体有“殉清说”、“尸谏说”、“经济债务说”、“殉文化说”。而我个人却认为先生死于严重忧郁症。
王先生的一生，应该都处于一种“内向的忧郁型”人格之中，其弟弟王国华对他幼年的印象，就是“寡言笑”。他的童年在清勤自处中是很孤独的，他刚四岁，生母凌氏就不幸病故，十一岁前，父亲一直在外地谋生，从小依赖祖姑母抚养。1887年（王先生十岁）其祖父去世。1906年，其父亲去世。1926年其长子王谮明不幸病逝。同年，关于抚恤金及婆媳的“误会”（王先生语），其一生最要好的挚友罗振玉与先生闹翻（王、罗是儿女亲家）。罗不仅大肆指责先生，且盛气凌人。不立城府的先生省躬罪己，忍辱含气，认为“此误会久之自释”（王先生语）。
可见王先生一生五十年都处在一种不断的失去亲人的哀痛之中。王先生天赋一种瘦弱型的敏感及忧郁气性。他在1903年《哲学辨惑·自序》中讲到他自己“体素嬴，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王先生早年写给他朋友许同蔺的信中就多有“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议论。
徐中舒先生回忆他在清华时常请教王先生，王先生把问题几句话讲清后，便无话可说，常弄得师生相对无言。戴家祥先生也说，上课时常常坐谈，王先生不讲。只听学生讲，讲到满意处就点点头说：“还可以”。学生和梁启超在一起，梁汩汩放言，不给学生讲话的机会（笔者在1990年到上海曾见戴先生）。
其实，王先生早年研究并热爱叔本华那种深结着悲剧情节的哲学与思想意识，实际上就是叔本华的精神对于他忧郁型人格的一种呼应与投射。
1922年王先生为抗议当局对宣统废帝的“逐宫”，在给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的《宣言书》中也说到他“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而辞北大教职。1925年1月致好友蒋汝藻信中又说：“弟此数月来，日在忧郁中，亦毫无所见。”可见这种忧郁并非一日两日的想不开，而是数月的严重纠缠，且严重到了完全无法思考问题的地步（毫无所见）。
同年三月，他将从北京城内移住清华园，复与蒋氏信说：“离此人海……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王先生怕的就是这种掩门自贞的孤独，要的也是这种孤独，他需要“离此人海”，到清华任导师重理学术（旧业），是社会也是自己对自己孤独与忧郁的“招魂”。可到清华又怎样了呢？
1927年1月他写给日本友人神田喜一郎的信中又说“弟秋问（1926年秋）长子之丧，心绪恶劣。”刘烜先生《王国维评传》说，据有关人士回忆，他当时（在清华）常发呆，见人就要诉说自己的不幸，其实“丧子、不幸”只是他向人道得出的心底忧郁，而他内心深处应有一片模糊的，拍打了他灵魂几十年的忧郁海洋，是向人说不出，道不明，理论起来又莫名其妙的极度痛苦的深渊。所以他才会在
可见他公清奉职的这五十年短暂的生命，都是伴结着外人难以理解的孤独与忧郁度过的，也正是他这种极度敏感与内向的忧郁型人格，成就了他那沉深与精辟的心思，及其文化事业。先生晚年写有六首才气凝郁的《落花诗》，诗句扬秋馥于清风，下读令笔者伤感系怀。《落花诗》是历代文人诗胄以落花自喻，声歌写心的一种伤情诗格。沈周、唐寅、文征明、徐祯卿、归庄、王夫之、宋茕、陈宝琛、吴宓及许多文人都写过。
曹雪芹《红楼梦》也有令人心意萧瑟的《葬花词》，曹雪芹与王国维的学绩才绪，都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最称高伟卓绝的，都以令人声咽气堵的悲剧收场。他们似都自知身命蹇促，忽忽地在忧郁的人生中做出了最逸丽的业绩。
盖这就是红残绿暗的历史的可悲处，可悲到可以摇动人们千古心魄的原因之一了。气骨愈高，谋生愈拙，大概偏偏也就只有这种可悲的文化人，才可能做出那种仰首高天，可以拔山超海的巨业伟绩出来。（2006年10月22日）
人之将死，终究还是忆江南
王令之
祖父死意已定，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此前，没有人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件，结果是无法挽回了。
我想，祖父自沉前既然是写点东西留给家人，假如是殉清，这“大义”也没有什么不好表达的。遗书中没有关于殉清的表达。他说的一个关键词是“辱”。这“辱”是什么，人们进行分析，提出各种观点。在我看来，祖父说的“辱”(或“再辱”)究竟是什么，他没有说，也许是它太抽象、太广义、太微妙、太复杂。也许这个说不清、道不白的“辱”，最可能最接近人们想要知道的“谜底”。
一个人心里想的是什么，思维活动的内容和过程确实只有他自己最清楚。除了他在最后说了的，我们已无从得知。他应该是把写这封信时最想表达的意思都写了。至于思维活动的其它信息，还包括从他写完信到生命终止前那一段的心理活动，无论人家怎么讨论，我们都已经无法知道得更清楚一些。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分析或猜测，也许与他想的一样，也许接近他的想法，也许不一样。
自从1927年6月那个黯淡的日子以来，对于他为什么自沉的原因，众说纷纭，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论著更是汗牛充栋。人们可以从外界对一个人的内心做分析。对他的自沉，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想法。而这人已经不在了。所有的都是别人的评说，是你我的分析或想象，他自己就说了那么多。
我认为，这样去想，复杂的问题也可能会变得简单一些。
对他的后事，他不愿意在费用上铺张，只要草草下葬即可，就埋在清华园茔地，没有其它要求。关于家人的安置和书籍的处理是他死前惦记的。他说了自己的意见，做了一些安排。
表达的是对死的选择、对“辱”的无奈或愤懑、对家事的牵挂，以及对家人的谆谆告诫。这口气，分明是一个将死的父亲对儿子交代身后事时哀婉和凄苦的语气，字里行间透出的情绪，惨淡而苍凉。提及家人，拳拳情深。所表现的哪有遗老完节的风度。“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而“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他相信，他死之后，有祖母操持，家人回到南方，只要谨慎勤俭地生活，总不至于饿死。
叶落归根。回南方仍是亲人的最终归宿，也是他的魂之所系、情之所系。人之将死，终因“我本江南人”，还是忆江南。（《档案春秋》杂志2006年第3期）
附：
后世关于王国维死因的六种说法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法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六、“诸因素”说。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