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佛山哪个化妆学校好:2011政坛反腐：突破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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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政坛反腐：突破与展望任 航2012年02月02日15:46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2011年反腐倡廉工作的大背景是换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通常换届是“压倒一切的”，而在其他工作议题上包括反腐倡廉不可能有大的开拓，主要是侧重对本届工作的收尾与总结。但事实并未如此，主要原因并非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是我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已经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形势要求必须要有重大的突破。这就是为什么在2011年初召开的中央纪委工作会议(即第六次全会)上，提出要“整体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要“抓住热点、破解难点，集中力量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主要原因。
2011年反腐倡廉工作的两个突破
第一，在反腐败顶层制度改革创新方面积极寻求突破。“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主张，即：要重视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和进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腐败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但结果非但不能令人满意，甚至日益严重。这就使得我们必须直面一个问题，即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原因或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在笔者看来，问题不是出在微观层面，而是出在宏观层面，也就是反腐败顶层制度改革没有受到重视，没有得到实质推进。说笼统一点，就是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滞后，说具体一点，一是权力监督体制落后，二是民主发展特别是党内民主发展滞后。
2011年的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按照中纪委、中组部的文件要求，每个省(市、区)都要选择一到两个县市进行试点，最终全国共安排了69个试点县市。试点的方向和内容主要不是文件标题中提到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而是以下三点：一是在县一级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二是整合监督力量，畅通监督渠道，加强情况反馈，形成县委权力特别是县委书记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和反映问题处理工作机制，保证权力正确行使;三是发展党内民主，明确县党代会的职责和权限。中国自古有“郡县治则天下安”的说法，中国的县市在整个政权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在县市开展这样的顶层制度改革试点是十分重要的。个别试点市县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囿于换届之年的大背景及其实际影响，绝大部分试点仅局限在文件上。但不管怎么说，问题已提出来了，工作也开始了，这就非常有意义。
第二，在足球领域反腐败工作开辟了一个标本性的试验。根据2011年初中央纪委工作会议和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部署，党和政府在不少具体工作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作为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总体要求的体现，几个专项治理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政府信息公开，特别是财政预决算以及“三公”经费方面，迈出了可喜一步。但是，具有标本性意义的则是在足球领域反腐败的尝试。足球领域虽然只是一个微观领域，但是这个领域腐败的演变过程及其危害却非常直观，又触目惊心，结果是“潜规则”盛行，假球、黑哨甚嚣尘上，贿赂成风，几乎“无人不贪”，最终导致系统性的失败——中国足球水平一路下滑，被广大球迷所抛弃。足球领域反腐败大概在10年前，准确地说，在2002年前后就有过一轮行动，但却是一次“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表演秀。本轮行动展开后，不断有人扼腕叹惜：假如那次就来真的，谁谁谁就不会犯罪了，中国足球也早可以凤凰涅槃了。足球领域腐败和反腐败试验表明，是否真下决心至关重要，早下绝对比晚下好!作为一个微观领域，即使因腐败而死亡也可通过外部力量介入而得到救赎。但是，如果腐败不只限于足球一个领域，是更多的领域，是整个党、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又将是何结果?还有别的外部力量存在吗?还可以得到救赎吗?对于足球领域反腐标本试验的反思、总结、思考，无论多么重视都不为过，而深入的、系统的反思还没有开始。
2012年反腐和廉政建设展望
展望2012，仍是换届之年，除了部分省市外，更重要的是中央的换届。在这个大背景下，可以预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将不会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全局性的变化。从2011年12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来看，2012年反腐败工作的基本内容和格局与2011年基本相似。总体来说，是两大方面：一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依然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按照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的部署，主要是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党的作风建设工作以及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工作;二是，一些具体工作，主要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治理工作，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纠风工作，几个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监督工作，反腐倡廉改革创新和制度建设工作，以及围绕换届对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不正之风和买官卖官等腐败问题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格追究责任，确保换届顺利进行等。
看到这样的工作部署，人们或许会觉得有些平淡。但也正是因为处于换届之际，人们自然而然就会对党和国家未来的反腐败工作有了更多的期待。虽然换届大背景，实体工作不可能有根本性、全局性变化，但变化之前的思考和准备一定是有的。事实上，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已经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期，反腐败顶层制度突破行动、试验也已经展开，人们理应有更多的期待，中央和地方新一届领导班子以及新领导人更是重任在肩。
就笔者的研究和观察来看，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根本出路依然是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和突破。倘若维持现有体制和工作格局，就必然会延续过去的反腐败历史——反腐败形势持续严峻;而只有改革和突破，才会有反腐败总体效果上的根本改观。在宏观层面，亦或说“改革顶层设计”，关键议题就一项，即：以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为根本目标，改革相关的深层体制。具体来说，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是，以监督权为突破口，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实现权力结构上的科学配置，即通过改革确保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是关键。尽管十六大以来，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方面已经做了一些重要的探索，例如，实施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革，建立巡视制度等，但改革还不彻底，更没有普遍化。二是，要实质性地推进民主建设，特别是党内民主建设。其中，能否实行有竞争性的选举是关键，党代表个人和党代表大会作为一个集体的作用能否真正体现是关键。
在微观领域，也需要进行较为彻底的改革而不是维持现状。一是，用人腐败治理。基于“伯乐相马”的现行体制，事后追究、严肃换届纪律，将导致“追不胜追”，查不胜查。关键还是要建立起“规则赛马”机制，把选人用人权从少数人手中交给制度。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公推直选(目前只试点到个别乡镇书记和乡镇长)已经在试点，问题是要尽快成为普遍制度以彻底取代“伯乐相马”机制。二是，轮子上的腐败治理。实物配给体制下的专项治理、集中整治，总难免归于“治不胜治”，而全面建立市场化、货币化的体制才是根本出路。三是，购物卡腐败治理。购卡方实名制几乎不起作用，一个简单的举措就是普遍禁止，而转以银行信用卡消费为主渠道。放任五花八门的机构发卡，是在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之外另建了一个五花八门的金融系统。实在不能禁止的，则应要求发卡机构记录完整的交易信息，就像信用卡消费一样，这些记录要纳入监管机构的信息系统。相比之下，治理“购物券”时，当年的政策将其定性为扰乱金融秩序而坚决取缔，则彻底得多。
这些根本性改革不一定一下子全面铺开，完全可以先从局部开始试点，然后再普遍推广。关键是要开始试点，一旦成熟就要强制性地普遍实施。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责编/徐艳红 美编/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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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反腐倡廉工作的大背景是换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通常换届是“压倒一切的”，而在其他工作议题上包括反腐倡廉不可能有大的开拓，主要是侧重对本届工作的收尾与总结。但事实并未如此，主要原因并非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是我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已经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形势要求必须要有重大的突破。这就是为什么在2011年初召开的中央纪委工作会议(即第六次全会)上，提出要“整体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要“抓住热点、破解难点，集中力量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主要原因。
2011年反腐倡廉工作的两个突破
第一，在反腐败顶层制度改革创新方面积极寻求突破。“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主张，即：要重视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和进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腐败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但结果非但不能令人满意，甚至日益严重。这就使得我们必须直面一个问题，即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原因或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在笔者看来，问题不是出在微观层面，而是出在宏观层面，也就是反腐败顶层制度改革没有受到重视，没有得到实质推进。说笼统一点，就是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滞后，说具体一点，一是权力监督体制落后，二是民主发展特别是党内民主发展滞后。
2011年的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按照中纪委、中组部的文件要求，每个省(市、区)都要选择一到两个县市进行试点，最终全国共安排了69个试点县市。试点的方向和内容主要不是文件标题中提到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而是以下三点：一是在县一级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二是整合监督力量，畅通监督渠道，加强情况反馈，形成县委权力特别是县委书记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和反映问题处理工作机制，保证权力正确行使;三是发展党内民主，明确县党代会的职责和权限。中国自古有“郡县治则天下安”的说法，中国的县市在整个政权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在县市开展这样的顶层制度改革试点是十分重要的。个别试点市县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囿于换届之年的大背景及其实际影响，绝大部分试点仅局限在文件上。但不管怎么说，问题已提出来了，工作也开始了，这就非常有意义。
第二，在足球领域反腐败工作开辟了一个标本性的试验。根据2011年初中央纪委工作会议和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部署，党和政府在不少具体工作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作为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总体要求的体现，几个专项治理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政府信息公开，特别是财政预决算以及“三公”经费方面，迈出了可喜一步。但是，具有标本性意义的则是在足球领域反腐败的尝试。足球领域虽然只是一个微观领域，但是这个领域腐败的演变过程及其危害却非常直观，又触目惊心，结果是“潜规则”盛行，假球、黑哨甚嚣尘上，贿赂成风，几乎“无人不贪”，最终导致系统性的失败——中国足球水平一路下滑，被广大球迷所抛弃。足球领域反腐败大概在10年前，准确地说，在2002年前后就有过一轮行动，但却是一次“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表演秀。本轮行动展开后，不断有人扼腕叹惜：假如那次就来真的，谁谁谁就不会犯罪了，中国足球也早可以凤凰涅槃了。足球领域腐败和反腐败试验表明，是否真下决心至关重要，早下绝对比晚下好!作为一个微观领域，即使因腐败而死亡也可通过外部力量介入而得到救赎。但是，如果腐败不只限于足球一个领域，是更多的领域，是整个党、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又将是何结果?还有别的外部力量存在吗?还可以得到救赎吗?对于足球领域反腐标本试验的反思、总结、思考，无论多么重视都不为过，而深入的、系统的反思还没有开始。
2012年反腐和廉政建设展望
展望2012，仍是换届之年，除了部分省市外，更重要的是中央的换届。在这个大背景下，可以预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将不会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全局性的变化。从2011年12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来看，2012年反腐败工作的基本内容和格局与2011年基本相似。总体来说，是两大方面：一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依然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按照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的部署，主要是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党的作风建设工作以及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工作;二是，一些具体工作，主要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治理工作，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纠风工作，几个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监督工作，反腐倡廉改革创新和制度建设工作，以及围绕换届对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不正之风和买官卖官等腐败问题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格追究责任，确保换届顺利进行等。
看到这样的工作部署，人们或许会觉得有些平淡。但也正是因为处于换届之际，人们自然而然就会对党和国家未来的反腐败工作有了更多的期待。虽然换届大背景，实体工作不可能有根本性、全局性变化，但变化之前的思考和准备一定是有的。事实上，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已经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期，反腐败顶层制度突破行动、试验也已经展开，人们理应有更多的期待，中央和地方新一届领导班子以及新领导人更是重任在肩。
就笔者的研究和观察来看，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根本出路依然是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和突破。倘若维持现有体制和工作格局，就必然会延续过去的反腐败历史——反腐败形势持续严峻;而只有改革和突破，才会有反腐败总体效果上的根本改观。在宏观层面，亦或说“改革顶层设计”，关键议题就一项，即：以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为根本目标，改革相关的深层体制。具体来说，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是，以监督权为突破口，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实现权力结构上的科学配置，即通过改革确保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是关键。尽管十六大以来，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方面已经做了一些重要的探索，例如，实施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革，建立巡视制度等，但改革还不彻底，更没有普遍化。二是，要实质性地推进民主建设，特别是党内民主建设。其中，能否实行有竞争性的选举是关键，党代表个人和党代表大会作为一个集体的作用能否真正体现是关键。
在微观领域，也需要进行较为彻底的改革而不是维持现状。一是，用人腐败治理。基于“伯乐相马”的现行体制，事后追究、严肃换届纪律，将导致“追不胜追”，查不胜查。关键还是要建立起“规则赛马”机制，把选人用人权从少数人手中交给制度。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公推直选(目前只试点到个别乡镇书记和乡镇长)已经在试点，问题是要尽快成为普遍制度以彻底取代“伯乐相马”机制。二是，轮子上的腐败治理。实物配给体制下的专项治理、集中整治，总难免归于“治不胜治”，而全面建立市场化、货币化的体制才是根本出路。三是，购物卡腐败治理。购卡方实名制几乎不起作用，一个简单的举措就是普遍禁止，而转以银行信用卡消费为主渠道。放任五花八门的机构发卡，是在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之外另建了一个五花八门的金融系统。实在不能禁止的，则应要求发卡机构记录完整的交易信息，就像信用卡消费一样，这些记录要纳入监管机构的信息系统。相比之下，治理“购物券”时，当年的政策将其定性为扰乱金融秩序而坚决取缔，则彻底得多。
这些根本性改革不一定一下子全面铺开，完全可以先从局部开始试点，然后再普遍推广。关键是要开始试点，一旦成熟就要强制性地普遍实施。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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