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哪家美容院好:“汉奸”是这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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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
1922年,汪请温幼菊画了《秋庭晨课图》,他并为此作以下题图:
“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陆丰……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远心至苦也。母鸡鸣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时见母微叹有声,搜箧得衣,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款洽,似无所忧……劬劳太甚,不获终其天年,悲夫!”
汪精卫通“四书五经”,得中秀才,说话时极注意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心中的怨忧,可上述两段话还是透露出父母故后的无限忧伤的心情。极度怀念母亲的语句,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母亲死后的不如意和艰苦。
一般地说,顽童可以得到父母的容忍;而弟妹在长兄长嫂的面前总觉得拘束,不那么亲密无间,兄嫂也只能容纳驯良恭顺的弟妹。汪精卫的长兄汪兆镛游幕粤北乐昌,是个道学先生,“望弟成龙”的思想很浓厚,对弟弟的管教极严,不稍假词色,使汪精卫有动辄得咎之感。
汪精卫生活在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中,欢乐的气氛极少。这种境遇非一日两日,而是年长月远,对汪精卫的性格起着铸造的作用。如此,汪精卫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汪家虽说不富裕或可谓清贫,却是书香门弟。祖父汪漫亭是举人,当过遂昌训导;其父汪省斋一生当幕僚;其长兄兆镛中举人,当过乐昌师爷。这样的家庭,儒学的文化气息是比较浓厚的。汪精卫幼年随父母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在乐昌县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他们一家沿着封建时代读书人的老路向上攀登。
汪精卫的一段教馆经历对其一生影响很大。
中秀才之后,二兄病死,汪精卫家庭困窘难熬,只好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当“子曰先生”。在大官僚家里当塾师,对东家必须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对学员必须摆出正统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样子。教馆的生涯是很为难的,真是“课少父母嫌懒惰,功多弟子结冤仇”,这样的生活,磨练得人的性格驯顺懦弱。
上述诸方面条件铸就了汪精卫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另一方面则是汪精卫天资高,自幼聪明颖悟,五岁入私塾,八岁“已养成好读书的习惯”,“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学习应制文字,先生谓“其文气磅礴纵横,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
1906年6月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日语翻译,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
孙中山是个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面对困难,指挥若定。1910年2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长堤会议,孙中山做出决定,暂时中止不成熟的起义活动,改为厚蓄实力。
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其在狱中写有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因晚节不保,此诗已无人记诵!此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汪精卫因谋刺不成被捕,本当按律判处死刑,后来却被判处终身监禁。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释放政治犯,汪也获释。
汪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总之,谋刺事件后,汪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
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一想到被捕,就出现“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的心境。
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
三是他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
由袁世凯开释出狱,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秉承袁的意旨,1911年11月,汪精卫与杨度组织“国事共进会”,不再跟清廷斗争,转向调和,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实现南北统一。;接着组织“进德会”,自命清高,不讲政治。12月与李石曾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中华革命党,由此孙中山和黄兴分手。这一事件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可惜汪精卫没有意识到。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三次革命”。1915年《小说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卫署名季新的文章,题目是《红楼梦新评》,汪精卫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红楼梦》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在此之前,人们读《红楼梦》大抵是用一种王国维先生所谓“考据眼”去读,着重在考证小说中的人物是谁,很少有人从“家庭革命”这个角度去解读它,这篇文章的出现可说是空谷足音,从此红学中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就有了一个“家庭感化说”。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
1925年2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的信徒面目出现。6月26日,由汪精卫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
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中山先生逝世后,廖、胡、汪都成为领袖人物。廖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帅,跃为国民政府主席,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他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许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
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反共,蒋无视汪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给汪难堪。汪意识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了吗?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但指挥不动。事后自觉威信受损。五月,以“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后来自嘲“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这是一次政治上无能妥协的表现。
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实力缺乏,汪精卫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广州,共产党利用时机发动“广州起义”,汪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引退,悄然出国。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张不听命。汪与张矛盾加剧,10月请病假赴德就医。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的大和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
(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社会舆论哗然,连他的子女都反对他兼任外长,以免“独负卖国责任”。汪精卫听了伤感万分,流着泪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注:见《汪伪十汉奸》,第54页。)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汪精卫起先不敢公开宣传投降论调。他在7月29日的《最后关头》演讲中装出腔调,谈得很豪壮。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里却暗示抗战必败。他说抗战是“跳火坑”,潜台词是“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91页。)
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卫千方百计寻找“和”的机会。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
后来汪精卫回顾说:“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
恐日主和,在汪精卫的意念里,绝非一日两日,而是懦弱自卑的个性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日方和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犬养健在他的回忆中,评论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时说:
按照“重光堂密约”,汪精卫企图拉拢云南的龙云和广东的张发奎宣布脱离中央,但立遭拒绝。汪精卫此时无地无枪,仅有几个“急和派”跟在身边,根本无法对板垣的奚落做出回应。对于日方顺势提出的得寸进尺的新密约,说不出半个不字。
而此前,汪精卫就曾被日本晾在越南河内数月不理不睬,当时的汪精卫曾感到从未有的孤独和寡助,只能“诗酒自娱”。对此,日本想拉拢而未成功的军阀吴佩孚有锥心之论,“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之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
日方和平运动的另一个发起者西义显听到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后感叹说:“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松本重治对近卫的声明内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运动的未来已经出现了暗影”。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抗战初期,中国在日本凌厉的军事打击下大片沦陷国土,人民被大量屠杀,军队更是被成建制的歼灭或击溃。必须承认,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战争准备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比中国强很多。
日本自认为强大很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公然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同时在国际上,“不堪一击,很快屈服”也是列强对于中国抗战前途的共识。
汪精卫出逃之前对抗战是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根本没认识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
当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关头,人民爆发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澎湃的爱国热情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抗日国民政府领导下展示了其巨大力量。以抗战中滇缅公路的修建为例。
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汪精卫曾经投身的辛亥革命也是一例。革命党的实力跟清政府比起来悬殊很大。武昌起义的意义并不在于对满清政府的军事打击。在深处中国内陆的武汉,那万把人的革命军对清廷的实际军事威胁并不大。但起义唤醒了人民的反封建意识。
民众的力量决不能忽视。战后印度的独立运动;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管理权的运动;以色列在面对阿拉伯世界围攻下求生存的历次战争,哪个不是实力对比悬殊,哪个不是民众力量的体现呢。抗战中汪精卫的悲观正是源自于“脱离群众”。最终,失败主义转变为投降主义。由此可见汪精卫并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好学生。
(二)汪精卫认识不到日本侵华的性质和目的
汪出逃河内后,曾发出过全国通电(即艳电)。在通电中汪精卫认为:“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
至于日本到底对中国有无野心,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兄弟之邦(至少在当时),大家都有了解,就不详述了。
(三)日本的诱降
日本出于对中国的野心,几乎中国所有政治势力都被日本下过功夫。
当时中国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这么几家:国民党也就是当权派,领袖人物就是汪蒋等;满清的遗老遗少,立伪满的皇帝是日本情报机关的伟大胜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遗老们,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和唐绍仪,但最后他们一个是莫名其妙的死亡,一个是在答应与日本合作后被爱国青年刺杀。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诱降了汪精卫。
对“天字一号”人物蒋介石的诱降被称为“桐工作”。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这两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诱降主张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
与此同时,汪精卫一众人马得知了日本在进行“桐工作”。汪精卫周佛海等乱了阵脚,按周佛海自己说“一夜都未睡好”。他们为什么乱?汪精卫不是自诩自己的事业是“救国救民”的吗,既然如此伟大光荣正确,蒋介石搞一下你们乱什么?“正义”的事业多个帮手不是很好吗?最后,日方通过门上钥匙孔拍了张假宋子良的照片,把照片拿到南京后请同宋子文共事过的汪精卫等人鉴定。
汪精卫中了鬼子“圈套”后,日本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汪留。你汪主席以民国正统自居,偏要你在青天白日旗下面加个黄条(上书“和平反共救国”)。你汪主席以先总理忠实信徒为自豪,偏偏不让你提什么“三民主义”。汪主席追求“民族的独立与自决”,偏偏日本在各级伪政府内部派一大堆“顾问”……
汪精卫于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病逝。汪精卫死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呼声中,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扒掉此墓。其棺木和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
汪精卫及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的侵略活动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在军事上,大量策反了国军(近百万),尤其是杂牌军,组织「伪军」,多次进行清乡,使得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在林思云先生的观点中“日占区百姓渡过了没有日军侵犯骚扰的安稳的一年。”日占区的民众是“安稳的”,那么其他地区的人民由于汪精卫政府对日本的物资支持恐怕就不得安生了。),汪精卫自兼清乡委员会主任,打击其统治区的地下抗日武装(主要中共游击队),使得日军可以抽身进行其他战役。
而且汪精卫的身份很高,他的投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打击,对人民的抗日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
史家陈寅恪的评价: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