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周瑞金：以思想新解放推动改革新突破}}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9月05日18:01   南都《岭南大讲坛》 周瑞金

　　时 间：2008年8月30日上午

　　地 点：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广东省科技图书馆一楼学术报告厅

　　主 题：以思想新解放推动改革新突破

　　主讲人：周瑞金(“皇甫平”系列评论作者、《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

　　主持人：何雪峰

　　主 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 办：南方都市报

　　内容简介：

　　1992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提高同时，也带来了三大差距拉大，社会事业滞后，民生问题突出，发展方式粗放，环境污染严重，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改革路径遇到了新矛盾新问题。

　　2004年至2006年，全国发生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大争论。“皇甫平”再度发表《改革不可动摇》文章。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为标志，新一轮思想解放勃然兴起。而在广东，也掀起了解放思想的热潮。

　　新一轮思想解放，必须以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为基本要求，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和建设发展，改变全能主义政治社会管理模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局面。新一轮思想解放的主要特点：注重利益格局的调整，注重以人为本还权于民，注重制度创新和规制的建立。

　　促进“经济人”向“和谐人”转变，是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要求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嘉宾简介：

　　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1989年至1993年任中共解放日报委员会书记兼副总编辑。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1996年起兼任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社长。2001年1月当选为上海生产力学会会长，2003年当选全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1992年获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他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作为中国新闻改革的先行者之一，他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超凡胆略，执笔诤言，引爆一颗颗“地雷”，创造了许多个“第一”，为中国新闻史留下了闪光的一页。他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由总而分，反复阐明、宣传了邓小平的最新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推进改革的舆论先导系列，被誉为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山之作。其作用之巨大，影响之深远，无论在中国的新闻史还是思想史上，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2006年，他再次以“皇甫平”为笔名发表文章《改革不可动摇》，尖锐批评了当时一部分否定改革的言论倾向，并指出一切改革中遭遇的问题，都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能够到岭南大讲坛跟广东的朋友们就解放思想、改革开放问题进行交流。一个多月前，我曾经到“广州讲坛”做过一次“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和展望”的演讲，主要侧重于回顾，对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过程讲的比较多。今天我着重谈以思想新解放推动改革新突破问题。改革新突破在哪里呢？按照十七大的精神，改革要进一步深化，就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和建设发展。我们的思想解放要围绕这“四位一体”的改革，突破一些思想的束缚和障碍。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今年温家宝总理、习近平副主席都来考察过广东，充分肯定了广东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提出改革要攻坚的任务。中央非常关注广东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希望在全国发挥窗口的作用、实验的作用、示范的作用、排头兵的作用和开路先锋的作用。

　　拿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对政治体制改革讲得最全面、最深刻的就是你们广东的老书记任仲夷同志。省委宣传部关飞进同志曾经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任仲夷同志晚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谈话、意见，当时我看了非常赞赏。后来我在这个材料基础上，把任仲夷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思想概括为12点，写了一篇《任仲夷同志的政改思想值得重视》文章，先在各网站发表，后来《炎黄春秋》也发表了，在全国产生较大反响。任仲夷同志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有勇气和胆识。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要有勇气，政治体制改革更需要勇气，要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八十年代初广东搞改革开放，四个经济特区广东占了三个，任仲夷同志当年就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晚年他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又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觉得他是抓住了过政治改革关，首先要有勇气、胆识、信心，这是抓住要害的。联想到汪洋同志一到广东，倡导新一轮思想解放，又提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表明主政广东者都是具有非凡勇气、胆识的改革派，他们推动改革开放完全是得民心、顺民意的事，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还有一位亲身实践政治体制改革，在全国很有名望的人物，他就是蛇口开发区的袁庚同志。他在全国最早实行管委会领导层的民主直选，也最早在开发区推行舆论监督。当时，蛇口开发区办了一份报纸，他要这份报纸不唱赞歌，要揭丑，经常发表新闻和评论批评管委会缺点，以此推动管委会的工作。如此胸怀坦荡、充满自信的领导者，今天真是值得我们敬佩！从任仲夷同志到袁庚同志，他们都是改革年代有理想主义情怀、有现代政治文明素养的一代改革领导者。

　　广东改革者勇立潮头，敢为天下先，薪火相继，不绝如缕。今天，你们的汪洋书记又走在全国的前头，掀起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广东改革新突破，做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排头兵。如果说三十年前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北京的《光明日报》走在前头，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文章，引领了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对领袖个人崇拜的教条主义。十七年前第二次思想解放，是上海《解放日报》走在前列，发表了“皇甫平”系列评论，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那么，这一次新一轮思想解放是你们广东的《南方都市报》走在前面了，发表了系列评论和报道，倡导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的新突破，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这不是偶然的。广东是中国近代以来出思想家、革命家、改革家的地方。广东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政治资源和人才资源，是最具有创新、变革活力的地方。我今天说是来给大家演讲，实际上也是来向广东学习，来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的。今天想跟大家交流三个问题。

　　第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条基本经验：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每次思想的新解放，都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新突破，然后推动经济社会的新发展。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怎么评价改革开放这三十周年，现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央要到12月中旬才开纪念大会。所以，这一段时间很多专家学者、国内外各界人士，都从不同的视角来评论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除了极少数持全盘否定之外，大多数都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给予积极的肯定。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至少有三条取得比较大的成就，大家能取得共识。

　　1.经济的发展取得突出的成就。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以年平均9.7%的速度增长，三十年持续不衰。2007年的GDP是1978年的67倍，现在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特别是劳动生产率2003年创造出高于1978年的33倍，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2003年的11天。这说明我们这三十年的增长，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也是取得很大成就的，不能只说得益于“人口红利”。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的外贸总额这五年来增加了三倍，外贸顺差也是爆炸式增长，从2004年到2007年三年增长了8倍之多。总之，我国经济这三十年的发展是一个奇迹，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2.这三十年来我们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二千万左右，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三十年来农村的劳动力转移了1.5亿到2亿，到大城市打工的农民，就是农民工，就有一亿二千万人，推动了全国的城市化，而没有在我们的城市出现贫民窟，我认为这也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创造了扶贫减贫的中国模式，联合国曾在中国开会，向世界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的扶贫经验和做法。现在中国每一年增长了一千五百多万人口，三十年增长了五亿左右。“文革”后期，大家都记得毛主席说的一句话“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那时是八亿，现在我们是13亿了，整整增长了五亿人口。我们能够解决这些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能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是很了不起的。江泽民主席1995年到日本访问时曾经跟春山首相说，他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只有六年多时间，中国的人口增长了一亿多，这给春山首相的印象很深刻。所以，春山首相这一年在会见我们人民日报代表团时特别提到这一点，感慨地说领导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真是不容易，六年时间等于增加一个日本(日本的人口是一亿二千万)。国外政治家对这一点看得比我们清楚。

　　3.我们在三十年中同时进行三大社会体制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在转型中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的变革。这种转型和变革都在平稳中实现，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这也是世界奇迹。从世界历史来看，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跨海贸易使得西欧国家经历了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从中世纪的神权社会走向近代的人权社会，这200多年间引起了多少战争，发生了宗教革命，那是战火不断，充满着掠夺和血腥。我们看过《大国崛起》，当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都历经了长时间的战争和动荡。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也就是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发生工业革命，使得欧洲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其间，英国发生了圈地运动，出现“羊吃人”现象。曼彻斯特发展近代纺织工业，那里剥削童工现象就相似于我们今天山西的黑砖窑。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曼彻斯特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同样，美国在向工业社会转型中，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也是一片混乱。当时，洛克菲勒家族垄断石油，摩根家族垄断钢铁，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官场贪腐现象也十分普遍，社会弱势群体挣扎在几饿线上，妓女满街走，社会非常混乱。上世纪初威尔逊当总统时，搞了一个“扒粪运动”，动员一批记者把这些社会丑恶现象在报刊上统统揭露出来，促使政府痛下决心治理。美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后来才有罗斯福的新政，渡过1929年大危机，二次大战打败了法西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美国也是经过了几十年社会动荡。

　　再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你看俄罗斯，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真正走上稳定发展轨道是在1999年，这中间七八年时间社会动荡不安，总统与议会之间剑拔弩张，一年换一任总理，搞休克疗法，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一千多。这么乱了七八年，到1999年之后才开始稳定，每年增长6%，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

　　从世界近代史来看我们这改革的三十年，我们的三大社会转型，基本上同时在这三十年内进行，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完成这个转型，但是我们已经走过最艰难的阶段了。3000万工人下岗，5000万农民失去土地，1亿2千万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间流动，我们还可以保持这么平稳，整个社会和政治比较安定，没有引起全国性大的振荡，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我认为在这三个方面大家应该取得共识，这是我们看当前问题，讨论改革深化的一个前提。

　　下面我想简要地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两次大的思想解放，以及我们从中要吸取什么主要经验。

　　1978年，我国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表面看是思想解放，实质的问题是政治的解放，是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因为只有政治解放、人的解放，才能够推动改革开放。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建国有功，威信很高，到晚年滋长了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禁锢了全国全党的思想。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全国内乱不断。到1978年统计，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到了99.96%，也就是说城镇个体劳动者仅占了0.04%，这样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背景下，社会经济的活力完全丧失了，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生活消费品全面短缺。从年轻人结婚时追求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到粮食、棉布、食用油、豆制品，一直到小小的火柴，都要凭票供应。短缺经济的背后是体制的弊端。与此同时，在政治上、文化上是搞大一统的集权，搞全能主义的政治社会管理模式。拿毛主席的话说，“靠马克思加秦始皇”，走暴力专政的道路。新中国建立之后，从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到反右派、反右倾、社教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27年间政治运动不断，搞得冤案遍地。1976年“天安门事件”，其中的主力军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体制的积极拥护者，当初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而策划“天安门事件”的是体制的受益者，干部子弟。这说明我们这个体制，搞暴力专政，“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一条路已经走到尽头了。正如 叶剑英同志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文革十年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不改行吗？”

　　因此，“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对中国向何处去，做一个明智的抉择，坚决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抛弃“一大二公”、暴力专政，痛下决心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自我拯救。我在2006年撰写的《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中，就在结尾写上这么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够救社会主义”。所以，今天有一些人还在重新呼唤“文化大革命”，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真是匪夷所思！

　　邓小平1977年出山，就抓了两件事：一个是教育，一个是科技。他出山当年，就恢复了高校的正常招生。我们今天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很多就是77年、78年第一届考到大学里的，造就了一大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干部。1978年春开全国科学大会，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下子解放了“臭老九”，调动了知识分子积极性。

　　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大量平反冤假错案，然后进行右派改正，给地富反坏摘帽，下乡知识青年回城，等等。这些都是人的解放，这样就调动了全党干部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由搞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

　　第一次思想解放从人的解放到调整中央的权力机构，构建了新的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以后，才顺利进入了改革开放。先从农村开始，由小岗村包产到户发展到1984年人民公社体制被撤消，转向了乡镇体制，然后乡镇工业异军突起，农村改革顺利展开。接着在城市，企业放权让利，最早在四川一百家企业试点，然后实行了企业承包制，首钢最有名，还有一汽、二汽、兰化、吉化等。后来又推行利改税，然后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直到近年来推行现代产权制度改革，一步步推动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向前深入。

　　1979年广东省委最早向中央打报告，要开辟经济特区，接着福建也打了报告。中央很快就批准了广东、福建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从此，改革开放的烈火就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起来。这就是第一次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

　　在改革开放进行了十来年之后，1989年我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没有想到风波过后，国际也风云突变。1990年先是德国推倒柏林墙，东西德走向统一。然后是波兰，团结工会的领导瓦文萨当了民选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老总统交出了权力，波兰改变颜色。然后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接着变色，年底最后一幕是齐奥塞斯库一夜之间被枪毙，罗马尼亚军队反戈，共产党政权垮台。到了1991年，苏联先是解散共产党，然后宣布联盟解体，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七十多年后，就这样垮掉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我国经济也出现了问题，从1989年到1991年连续三年增长速度下滑，1990年我们GDP增长只有3.5%，是三十年来增长最低的一年。面对这样的政治经济情况，当时一些理论家、政治家 ，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重提阶级斗争，一片反对和平演变的声音，一片清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热浪。有人甚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不够，还要有一个政治中心，就是要反对和平演变。有人说坚持改革开放，会给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有机可乘，要把改革开放停下来，当务之急是要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样一来就把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变为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当时，不少人还把我们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进行股份制的改革试点，等等，都当作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观，进行批判。

　　当时我正好在上海解放日报社担任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内心感到很忧虑。我想到历史的经验，1956年党召开八大，确定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提出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发生了波兰的罢工事件，发生匈牙利事变，一下子改变了我们对国内形势的看法，重提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改变了八大的方向。后来就发动了反右派、反右倾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教训非常深刻。

　　正好这个时候小平同志出来讲话了。1990年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召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强调“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他还强调“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个谈话精神，江泽民同志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开幕式上重申，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他还提出要大胆利用一些外资进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

　　接着，在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从1988年春节开始，小平与家人都到上海过春节。这一年是他第四次来上海过春节了。与前几次到上海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频频外出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开放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的谈话。他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又一次着重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17年前听到这些话，我真的激动了好几天。凭我长期从事党报工作培养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我深感邓小平同志的谈话份量非常重，非常有针对性，显然不仅是对上海说的，而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改革开放作一番新的鼓动。在这个背景下我当时就组织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这引起了1991年一年的思想交锋，很多人对“皇甫平”进行了批判。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取名“皇甫平”。人们一般把“皇甫平”当作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其实，我当时取这个署名是有更深层次的考虑。“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意。而“皇甫”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于是，“皇甫平”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宣传了邓小平90年代初提出的改革开放新思想，形成了一个鲜明推进改革开放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据说有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邓小平同志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1991年这场思想交锋。1992年春天，他老人家出山了。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不辞劳苦进行南巡，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开放，谁下台。

　　邓小平同志抓住了1991年思想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同志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简明生动词句，激励我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重要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高度评价的：“今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绕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第二次思想解放就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作为主要标志。

　　以上我通过简单的回顾，说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条基本经验，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市场化改革引起的大争论，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什么问题？

　　市场化改革取得成就大家有目共睹，但是市场化改革十多年以来也积累了很多的问题，终于在2004年爆发了一场大争论。当时有人抓住几个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极力否定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时对我们的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卫生改革也一概持否定态度，最后甚至发表文章讲，目前中国大陆是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问题，所以引起反响非常强烈。这次争论，和前面两次关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争论不同，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实际的民生利益问题，因此争论延续时间较长。

　　到2006年1月，我就写了一篇《改革不可动摇》文章。我觉得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争论双方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我也承认市场化改革存在六大问题：一是三大差别拉大。即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拉大。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70%财富,美国5%人口掌握60%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在经济发展中社会事业发展被忽视了，比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滞后。2003年在抗击SARS中表现较为突出，暴露出医疗卫生薄弱特别是农村。2004年中央及时总结教训，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思想，重新认识发展，认为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不仅经济要发展，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都要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要协调，经济与自然发展要协调，等等，这样才有可持续的发展。大家都看到，这些年GDP快速增长，财税大量增加，许多地方大造高楼大厦，经营城市，改造旧城。政府机关的大楼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农村有许多小孩上不起学，不少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子，居住条件很差，等等。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由此，带来第三个问题就是民生问题突显出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积累起来了，一时难以得到解决。四是发展方式粗放。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2006年曾经有一个统计，我们以全球4%的经济总量，结果我们消耗了全球32%的钢铁、40%的水泥、25%的铝、23%的铜、30%的锌、18%的镍，石油占新增长的31%，结果引起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暴涨。并且吃了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才换来GDP的增长速度。五是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饮用水短缺现象严重。六是贪污腐败蔓延，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社会风气不好，社会治安环境亟待改善。

　　大争论的双方对这六个问题看法都是一致的，但是对产生问题的原因有分歧。一方认为是市场化改革引起的，搞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差距拉大、贫富拉大，带来很多腐败现象。另一方认为这是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不是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而是我们改革的路径“市场经济+威权政治”出了问题，权力介入市场，权力与资本结合，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引起的。我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从理论角度，即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变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没有改变，没有转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不知道在衣食住行这些私人品基本解决之后，要进一步公平、有效地提供社会公共品，即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司法公正、信息对称、民主权利等等。所以我说现在是“端起碗来吃肉”，说明我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但是又“放下筷子骂娘”，“骂”的就是就业难、住房难、看病贵、上学难、司法不公、信息不透明、缺少参与权、表达权等等。这就是我们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的结果。

　　我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中央领导很重视，调查了这篇文章的发表背景后，马上就表态支持。不久，在3月初全国“两会”召开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就到上海代表团发表了“要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的讲话，提出提高改革开放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性，改革开放成果要让大众普遍享受的问题。这是中央对第三次大争论发表了定调看法。

　　市场化改革取得成就的同时，积累了这么多的问题，它的原因何在？对这个问题，现在理论界有很多分析，基本上倾向于我们现在只是搞市场经济，而没有顺应搞政治体制改革，资源配置没有让市场起主导作用，而让不受制约的权力介入市场，这是引起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的一个根源所在。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这两年对这个专题做了调查研究。他发表文章说，无论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还是从俄罗斯、东欧转型国家来看，他们搞私有制、搞市场化，国民收入差距都没有中国这么大。陈志武认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是造成收入差距失控的一个根本原因，他认为中国在没有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又偏偏什么资源都控制在行政权力的手中，通过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等等，让老百姓的多数资源由政府来配置，他认为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同时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这些资源和发展机会必然是按照有权力、有关系的人进行分配的，像北京、上海、广州是“第一世界”，国家的分配向这里多一些，像其他的省自治区所谓第二世界就少了，然后到县一级就又更少了。国家投入多，当然有利于当地的GDP增长和国民收入的提高，越到县一级、镇一级就更少了。陈志武认为这种收入的金字塔结构和权力的金字塔结构的吻合，说明谁有权力有关系就能够发财，就能够找到好的高收入的工作。反过来也使每一个想发财想高收入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这是政府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时，资源的配置既不会符合效率的原则(不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会符合公平的原则(没有民意问责制约)，因而只会按照权力的原则，这样的经济就是权力经济了。他认为这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所在。

　　那么我们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下面我就讲第三个问题，就是新一轮思想解放的特点和我们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新一轮思想解放如果说与前几次思想解放不同的话，主要是以前思想解放侧重于意识形态的论争，这一次却注重利益格局的调整。其次，以前侧重于还利于民，而这一次侧重于还权于民，即还公民以权利。党的十七大提出来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要保证公民这些权利要求，包括对社会公共品进行公平、有效的分配。第三，以前思想解放侧重于从思想层面解决问题，认识提高就行了，这次却侧重于制度创新，规制的建立，从法治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利益格局调整和还权于民，这两个本身就是制度性的东西，所以只有制度创新，规制保障，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

　　总之，新一轮思想解放具有上述三个特征。归纳起来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树立起实践标准的权威，第二次树立起生产力标准的权威，而这一次要树立以人为本标准的权威。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经济、改善政治、解决民生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什么要强调发展经济、建设民主政治、解决民生这三个问题呢？就是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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