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头和化妆培训班:纸糊的盛世-- 叫魂的大恐慌竟席卷了大半个 - 沉思录 - 李羽汉 - 和讯博客

有清一代的“康乾盛世”，据国内大部分历史学家的说法，那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几个繁荣昌盛的世道之一。在我自己的目力范围内，就很有几个研究者对此如数家珍，津津乐道并沾沾自喜。

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谓盛世无非是指那些政治清明、国力鼎盛、社会稳定、海不扬波、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的时期。康乾时期既然号称“盛世”，那么它一定也是如此的吧？吾辈出生在一个从名义上说没有皇帝佬儿的时期，没有那份福气躬逢其盛，所以就只能依据国内专家们的谀扬之词，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独自玄想一番罢了。

不过，当我有幸读到了著名的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史专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研究“康乾盛世”的一个小切面的力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后，我对这段所谓的“康乾盛世”不免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孔飞力教授的这本作于1990年的旧书，曾经被权威的《纽约书评》评价为“一位在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历史专家所写的关于东方古老国家的伟大著作”。在这本十分耐读的严肃学术著作中，他所解剖的一个标本就是发生在乾隆治下的1768年的 “叫魂妖术”的故事。

细说起来，也许难于置信，这起使得“小民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各级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陛下为之寝食难安”的风波的起因，竟然极为琐屑和普通。

1768年年初，浙江省杭州府管辖的德清县县城一段城墙的水门和城桥坍塌了。得悉消息，一位姓阮的知县从邻近的仁和县雇用了一位叫吴东明的石匠，雇他带领他的石匠部下们重修水门和城桥。在正式开工后，吴石匠接到了一位叫作沈士良的农夫帮他“叫魂”的请求。原来，这位农夫长期受到两个侄子的折磨，走投无路之下决定按照民间的一个“妖方”，把两个侄子的名字写在一张纸片上，然后央求吴石匠把纸片贴到木桩的顶部，在施工时用大锤死死地将其砸进泥土之中。民间传说，大锤的撞击会添加某种精神的力量，那些纸片上被写上姓名的大活人会因为被摄去精气而不是生病就是死亡。这就是所谓的“叫魂”法术。

面对沈农夫的请求，吴石匠深怕自己卷进这样的纠缠之中，于是把这件事情报了官，沈农夫最后被县官打了25大板予以开释。

按理说，这样一件在中国民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事件，到此也就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就是这样一起小小的事件，引爆了一场波及12个行省、延续时间达数月之久的大恐慌。

德清的吴石匠事件发生不久之后，从浙江开始，关于“叫魂妖术”在各地泛滥开来的诸多谣言便不胫而走，一股莫名其妙而又歇斯底里的大恐慌迅速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地方官上报朝廷的材料里，各地相继出现了类似的“叫魂案件”。“叫魂”的方式也由最初的靠在纸片上写上姓名摄人魂魄的勾当，演绎成了“靠剪辫子”或者施法术于被害人衣物之上等手段来摄人魂魄。可以想见，由于那根“辫子”是满清统治者维持法统的象征物，关于“叫魂”传言的严重性便迅速升级，最终被统治阶层解读为是一系列互相联系着的、涉及“谋反”的重大政治事件，直接上达了乾隆那里，成了困扰这位“明君”好几个月的一块心病。此后，乾隆皇帝不敢有一丝一毫地怠慢，严令各地严打的谕旨一道道下达到地方，陆续引发了一系列冤假错案，许多游方僧人、流浪者和乞丐被当成妖术的执行者而遭被捕和杀害。一时间，大半个中国人心浮动、鸡犬不宁，直到有一天弘历皇帝猛然醒悟过来，命令停止清剿，这场莫名其妙的闹剧才戛然而止。可笑的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场席卷全国的“叫魂”闹剧，根本就是建立在子虚乌有的谣言之上的“海市蜃楼”，其所涉及到的所谓犯罪人员，无一例外都是被冤枉的无辜者。

真是不能不佩服孔飞力教授的这双“法眼”。他在书中所提及的这起发生在大清朝康乾盛世期间的这起“盛世妖术”事件，对于帮助我们了解在“官僚君主制度”下中国所出现的“盛世”局面的真相，是很有些启迪价值的。

简而言之，在中国的官僚君主制度下根本就不会有真正的“盛世”出现。所谓的“盛世”不过是一种极为短暂的幻觉而已。套用孔飞力教授的话就是“镀金时代”，也就是“镀金的盛世”。因为它的耀眼的光芒是镀上去的，所以虽然比真金更其鲜亮，但其实质不过是“一只纸糊的灯笼”，根本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显出其虚弱而苍白的本相来。

而且，衡之以大清朝的史实，康乾盛世之后不到半个世纪，就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英夷的坚船利炮面前，大清朝束手无策，只好与人家订立城下之盟，被迫开放自己的门户，由此在内忧外患之中陷入了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衰落时期，最终在1911年被武昌城内新军的一次小小的哗变彻底送上了历史的“断头台”。倘若从这个高度上看，那么，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大清朝走向灭亡之前的一种回光返照，是接踵而来的大乱世和大衰世的变相前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