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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一
●河东山西 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而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元之京师在蓟门，而其西则山，故谓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古之所谓山西即今关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萧何填抚山西。”《方言》：“自山而东五国之郊。”郭璞解曰：“六国惟秦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释》曰：“秦汉之间，称山北、山南、山东、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势。《正义》以为华山之西，非也。”
●陕西 《续汉•郡国志》：“陕县有陕陌，二伯所分，故有陕东、陕西之称。”《水经注•河水》：“又东得七里涧，涧在陕西七里。”《宋书•柳元景传》：“庞季明率军向陕西七里谷。”《北史•魏孝武帝纪》：“高昂率劲骑及帝于陕西。”《旧唐书•大宗纪》：“贞观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坏陕西河北县。”《肃宗纪》：“乾元三年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将军郭英义为陕州刺史、陕西节度潼关防御等使。”《肃宗诸子传》：“杞王亻垂充陕西节度大使。”《李渤传》：“泽潞节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吊祭使，路次陕西。”《回纥传》：“广平王副元帅郭子仪，领回纥兵马，与贼战于陕西。”皆谓今陕州之西。后人遂以潼关以西通谓之陕西。晋时以关中为陕西。《晋书•宣帝纪》：“西屯长安，天子命之曰：‘昔周公旦辅成王，有素雉之贡。今君受陕西之任，有白鹿之献。’”《张实传》：“愍帝末，拜都督陕西诸军事。张华祖道。”梁王肜《应诏诗》：“二迹陕西，实在我王”是也。东晋则以荆州为陕西。《南齐书》曰：“江左大镇，莫过荆、扬。周世，二伯总诸侯，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放称荆州为陕西也。”考之于史，桓冲为荆州刺史，安帝诏曰：“故太尉冲，昔藩陕西，忠诚王室。”《毛穆之传》：“瘦翼专威陕西，刘毅为荆州刺史，安帝诏曰：‘刘毅推毅陕西。”《南史•宋文帝纪》：“命王华知州府，留镇陕西。”《宋书》：蔡兴宗为辅国将军，南郡太守，行荆州事。袁ダ曰：“舅今出居陕西。”《邓琬传》：晋安王子勋檄曰：“前将军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练甲陕西，献徒万数”是也。亦有称陕东者。《晋书•载记》：刘聪署石勒大都督陕东诸军事，又加崇为陕东伯。唐太宗为秦王时，拜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
●山东河内 古所谓山东者，华山以东。《管子》言：“楚者，山东之强国也。”《史记》引贾生言：“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后汉•陈元传》言：“陛下不当都山东。”盖自函谷关以东，总谓之山东，内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内，《史记》正义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又云：“河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卫州东北入海，曲绕冀州，故言河内。盖自大河以北总谓之河内，而非若今之但以怀州为河内也。”
●吴会 宋施宿《会稽志》曰：“按《三国志》，吴郡会稽为吴、会二郡。张谓：‘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孙贲传》云：‘策已平吴、会二郡，’《朱桓传》云：‘使部伍吴、会二郡。’《全琮传》云：‘分丹阳、吴、会三郡险地为东安郡’是也。前辈读为‘都会’之会，殆未是。钱康功曰：‘今平江府署之南名吴会坊。《汉书•吴王濞传》：上患吴会轻悍。’按今本《史记》、《汉书》并作‘上患吴、会稽’，不知顺帝时始分二郡，汉初安得言吴会稽？当是钱所见本未误，后人妄增之。魏文帝诗：“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陈思王《求自试表》曰：“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晋文王与孙皓书曰：“惠矜吴会，施及中土。”魏元帝加晋文王九锡，文曰：“扫平区宇，信威吴会。”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曰：“朝服济江，扫除吴会。”陈寿《上诸葛亮集》曰：“身使孙权求援吴会。”羊祜上疏曰：“西平巴蜀，南和吴会，”荀勖《食举乐东西厢歌》曰：“既禽庸蜀，吴会是宾，”左思《魏都赋》曰：“览麦秀与黍离，可作谣于吴会。”武帝问刘毅曰：“吾平吴会，一同天下，”石崇奏惠帝曰：“吴会僭逆，几于百年。”石勒表王浚曰：“晋祚沦夷，远播吴会。”慕容谓高瞻曰：“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丁琪谏张祚曰：“先公累执忠节，远宗吴会。”此不得以为会稽之会也。盖汉初元有此名，如曰“吴都”云尔。若《孙贲、朱桓传》则后人之文偶合此二字，不可以证《吴王濞传》也。
●江西广东广西 江西之名殆不可晓，全司之地并在江南，不得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称江西者并在秦郡、历阳、庐江、之境。盖大江自历阳斜北下京口，故有东西之名。《史记•项羽本纪》：“江西皆反。”扬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国志•魏武帝本纪》：“进军屯江西郝溪。”《吴主传》：“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孙瑜传》：“宾客诸将多江西人。”《晋书•武帝纪》：“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穆帝纪》：“江西乞活，郭敞等执陈留内史刘仕而叛。”《郗鉴传》：“拜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镇合肥。”《桓伊传》：“进督豫州之十二郡扬州之江西五郡军事。”今之所谓江北，昔之所谓江西也。故晋《地理志》以庐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寿春，皆谓之江西。今人以江、饶、洪、吉诸州为江西，是因唐贞观十年，分天下为十道，其八日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为十五道，而江南为东西二道。江南东道理苏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后人省文，但称江东、江西尔。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谬矣。今之广东、广西亦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献通考》：“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其后又增三路，其十七曰广甫东路，其十八曰广南西路。”
●四川 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至宋，则为益州路、粹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渭之川峡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
●史记菑川国薛县之误 汉鲁国有薛县。《史记•公孙弘传》：“齐菑川国薛县人也。”言齐，又言菑川，而薛并不属二国，殊不可晓。正义曰：“《表》云：“菑川国，文帝分齐置，都剧。”《括地志》云：“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县界，”《地理志》：“薛县属鲁国。”按薛与剧隔兖州及泰山，未详。今考《儒林传》言：“薛人公孙弘。”是弘审为薛人，上言齐菑川者误耳。《续汉•郡国志》：“薛，本国。”注引《地道记》曰：“夏车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览》曰：“靖郭君冢在鲁国薛城中东南陬。孟尝君冢在城中向门东。向门，出北边门也。”《诗》云：“居常与许。”郑玄曰：“常或作‘尝’。在薛之旁，为孟尝君食邑。”《史记•越世家》：“愿齐之试兵南阳莒地，以聚常、郯之境。”索隐曰：“常，邑名。盖田文所封者。”《魏书•地形志》：“薛县，彭城郡，有奚公山、奚仲庙、孟尝君家。”《水经注》：“今薛县故城侧犹有文家，结石为郭，作制严固，莹丽可寻。”而《史记•孟尝君传》正义曰：“薛故城在徐州滕县南四十四里。”今《淄川县志》据《公孙弘传》之误文，而以为孟尝君封邑，失之矣。又按《地理志》：“菑川国，三县，剧、东安平、楼乡。”剧在今寿光县西南，东安平在今临淄县东南一十里，楼乡未详所在。又《高五王传》：”武帝为悼惠王家园在齐，乃割临淄东圜悼惠王家园邑，尽以予菑川。”足明菑川在临淄之东矣。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汉之西川，乃般阳县耳。以为汉之菑川，而又以为孟尝君之薛，此误而又误也。
●曾子南武城人 《史记•仲尼弟子传》：“曾参，南武城人。”“澹台灭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独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费县西南八十里石门山下。正义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氏注云：“泰山南武城县。”然《汉书》泰山郡无南武城，而有南成县，属东海郡。《续汉志》作“南城”，属泰山郡。至晋始为南武城。此后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台祠友教堂记》曰：“武城有四：左冯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县。”而清河特曰东武城者，以其与定襄皆隶赵，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干游之所宰，其实鲁邑。而东武城者，鲁之北也，故汉儒又加南以别之。史迁之传，曾参曰南武城人者，创加也；子羽传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经注》引京相潘曰：“今泰山南武城县，有澹台子羽冢，县人也。”可以见武城之即为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新序》则云：鲁人攻费，曾子辞于费君曰：‘请出，寇罢而后复来，毋使狗豕入吾舍。《战国策》甘茂亦言：“曾子处费。”则曾子所居之武城，费邑也。哀公八年传：“吴代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又曰：“吴师克东阳，而进舍于五梧。”《续汉志》云南城有东阳城，引此为证。又可以见南城之即为武城也。南城之名见于《史记》，齐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汉书》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阳共王子贞为南成侯。而后汉王符《潜夫论》云：“高阝毕之山，南城之冢。”章怀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费县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费之证也。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渔者陷入其穴，得石褐而封志之。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顾鼎臣奏求曾氏后，得裔孙质粹于吉安之永丰，迁居嘉祥。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世袭。夫曹县之冉固，为秦相穰侯魏冉之冢。而近人之撰志者，以为仲弓如此之类，盖难以尽信也。
●汉书二燕王传 《汉书•燕王定国传》：“杀肥如令郢人。”按《地理志》，肥如自属辽西郡，不属燕。《武帝本纪》：“元朔元年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国自析，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然则肥如今之杀于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边郡之时也。《燕王旦传》：“发民会围大猎文安县，以讲士马。”其上云：“武帝时，旦坐臧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是文安已削，不属燕，又云：“昭帝立，大将军霍光秉政，褒赐燕王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昭帝本纪》亦云：“始元元年，益封燕王、广陵上及鄂邑长公主各万三千户。”然则文安县之仍属于燕，必在益封万三千户之后也，此皆史文之互见者，可以参考而得之也。
●徐乐传 《汉书》：“徐乐，燕郡无终人也。”《地理志》无燕郡，而无终属右北平。考燕王定国，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杀，国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为燕王，而其间为燕郡者十年，而志轶之也。徐乐上书当在此时，而无终以其时属燕，后改属右北平耳。
●水经注大梁灵丘之误 《左传•桓九年》：“梁伯伐曲沃。”注：“梁国在冯翊夏阳县。”芮曰：“梁近秦而幸焉”是也。《汉书•地理志》云：“冯翊夏阳县，故少梁也。”《水经注》乃曰：“大梁，周梁伯之居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城，号曰新里。民疲而溃，秦遂取焉。后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是也。是误以少梁为大梁，而不知大梁不近秦也。《汉书》：“代郡灵丘。”应劭曰：“赵武灵王葬其东南二十里，故县氏之。”《水经注》曰：“《史记》：“赵敬侯二年，败齐于灵丘。”则名不因灵王也。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赵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十五年，赵与韩、魏、燕共击齐，王败走，燕独深入取临淄。”而孟子谓氐{圭黾}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此别一灵丘，必在齐境，后入于赵。而孝成王以灵丘封楚相春申君，益明其不在代郡矣。《水经注》云云，是误以赵之灵丘为齐之灵丘，而不知齐境不得至代也。
●三辅黄图 汉西京宫殿甚多，读史殊不易晓。《三辅黄图》叙次颇悉，以长乐、未央、建章、北宫、甘泉宫为纲，而以其中宫室台殿为目，甚得体要。但其无所附丽者悉入北宫及甘泉宫下，则舛矣。今当以明光宫、太子宫二宫别为一条，为长安城内诸宫；永信宫、中安宫、养德宫别为一条，为长安宫异名；长门宫、钩弋宫、储元宫、宣曲宫别为一条，为长安城外离官；昭台宫、大台宫、扶荔宫、蒲萄宫别为一条，为上林苑内离宫；宜春宫、五柞宫、集灵宫、鼎湖宫、思子宫、黄山宫，池阳宫、步寿宫、万岁宫、梁山宫、回中宫、首山宫别为一条，为各郡县离宫。别有明光宫，不知其地，附列于后。而梁山宫当并入秦梁山宫下。则区分各当矣。
●大明一统志 永乐中，命儒臣纂天下舆地书。至天顺五年乃成，赐名曰《大明一统志》，御制序文，而前代相传如《括地志》、《太平寰宇记》之书皆废。今考其书，舛谬特甚，略摘数事以资后人之改定云。《一统志》：“三河，本汉临们县地。”今考两汉书，井无临氵句县。《唐书•地理志》：“幽州范阳郡潞县”下云：“武德二年，置临氵句县。贞观元年，省临氵句。”而“蓟州渔阳郡三河”下云：“开元四年，祈路县置。”故知本是一地，先分为临氵句，后分为三河，皆自唐，非汉也。《一统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有若密云山之可笑者。《晋书•石季龙载记》：“段辽弃令支奔密云山，遣使诈降，季龙使征东将军麻秋迎之。辽又遣使降于慕容，曰：‘彼贪而无谋，吾今请降求迎，彼不疑也，若伏重兵要之，可以得志。’遣子恪伏兵于密云。麻秋统兵三万迎辽，为烙所袭，死者什六七，秋步遁而归。”是段辽与燕合谋而败赵之众也。今《一统志》云：“密云山在密云县南一十五里，亦名横山。昔燕。赵伏兵于此，大获辽众。”是反以为赵与燕谋而败辽之众，又不言段，而曰辽，似以辽为国名。岂修志诸臣并《晋书》而未之见乎？《一统志》：“杨令公祠在密云县古北口，把宋杨业。”按《宋史，杨业传》：“业本太原降将，太宗以业者于边事，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会契丹人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京而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雍熙三年，大兵北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来副之。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亻先、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连拔云，应，衰，朔四州，师次桑干河。会曹彬之师不利，诸路班师，美等归代州。未几，诏迁四州之民于内地，令美等以所部兵护之。时契丹复陷寰州，亻先令业趋雁门北川。业以为必败，不可。亻先逼之行，业指陈家谷口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美即与亻先领麾下兵陈于谷口。自寅至已，亻先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业力战，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柑膺大励，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人，马重伤不能进，为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是业生平未尝至燕。况古北口又在燕东北二百余里，地属契丹久矣，业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门之北口，而以为密云之古北口，是作志者东西尚不辨，何论史传哉。又按《辽史•圣宗纪》：“统和四年七月丙子，枢密使斜轸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耶律斜轸传》：“继业败走，至狼牙村，众军皆溃。继业为飞矢所中，被擒。”与《宋史》略同。《密云县志》：“威灵庙在古北口北门外一里，祀宋赠大尉大同军节度使杨公。”成化十八年，礼部尚书周洪范《记》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门北口之非其地。《丰润县志》：“令公村在县西十五里，宋杨业屯兵拒辽于此。有功，故名。”并承《一统志》而误。《一统志》：“辽章宗陵在三河县北五十五里。”考辽无章宗，其一代诸帝亦无葬三河者。《一统志》：“全太祖陵、世人陵俱在房山县西二十里三峰山下。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县两大房山东北。”按《金史•海陵纪》：“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十一月乙巳朔，梓宫发丕承殿。戊申，山陵礼成。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迁始祖以下梓宫。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视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闰月己亥朔，山陵礼成。”又《太祖纪》：“太祖葬睿陵。”《太宗纪》：“太宗葬恭陵。”《世宗纪》：“世宗葬兴陵。”《章宗纪》：“章宗葬道陵。”又《熙宗纪》：“帝被弑，葬于皇后裴满氏墓中。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谥号，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于峨眉谷，仍号思陵。”又《海陵纪》：“葬于大房山鹿门谷，投降为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纪》：“大定二年，改葬于大房山，号景陵。”《显宗纪》：“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葬于大房山，章宗即位，号日裕陵。”是则金代之陵自上京而迁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辉、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献、曰乔、曰睿、曰恭。其崩于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兴、曰道。被弑者一帝，其陵曰思。追谥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弑而降为庶人者一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则自即位之二年迁于南京，三年五月，中都为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统志》止有四陵，而误列宣宗，义脐于章宗之上，诸臣不学之甚也！《汉书•地理志》：“乐浪郡之具二十五，其一曰朝鲜。”应劭曰：“故朝鲜国，武上封箕子于此。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山海经》曰：“‘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注：“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在今高丽国境内。”慕容氏于营州之境立朝鲜县，魏义于平州之境立朝鲜县，似取其名，与汉县相去则千有余里。《一统志》乃曰：“朝鲜城在永平府境内，箕子受封之地。”则是箕子封于今之永平矣。当日儒臣，令稍知今人者为之，何至于此？为人太息。《一统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刘兴居，高祖孙，齐悼惠王肥子。诛诸吕有功，封东牟候。惠泽及于邦人，至今庙把不绝。”考《史记》、《汉书》：“本纪”、“年表”，兴居以高后六年四月丁酉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国，春二月乙卯，立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诛，是兴居之侯于东牟仅三年，其奉就国之令至立为济北王，相距仅五月，其曾到国与否不可知，安得有惠泽及人之事历二千年而思之不绝者乎？甚矣，修志者之妄也！王文公《虔州学记》：“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以“旷”字绝为一句，“谷”字绝为一句，“阻”字绝为一句，文理甚明。今《一统志》：“赣州府形胜”条下，摘其二语曰：“地最旷大，山长谷荒。”句读之不通，而欲从事于九丘之书，真可为千载笑端矣。
●交耻 《大学衍义补》曰：“交耻本秦汉以来中国郡县之地。五代时，为刘隐所并。至宋初，始封为郡王，然犹授中国官爵勋阶，如所谓特进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观察等使及赐号推诚顺化功臣，皆如内地之臣，未始以国称也。其后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犹称安南道。孝宗时，始封以王称国，而天下因以高丽、真腊视之，不复知其为中国之郡县矣。李氏传八世，陈氏传十二世，至日为黎季所篡。季上表窜姓名为胡一元，子苍易名{大且}。诈称陈氏绝嗣，查为甥求权署国事，大宗皇帝从其请。逾年，陈氏孙名添平者始遁至京，诉其实。季乃表请迎添平还国，朝廷不逆其诈，遣使送添平归。抵其境，季伏兵杀之，并及使者。事闻，太宗遍告于天地神只，声罪致讨，遣征夷将军未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将张辅总其兵。生禽季及其子苍、澄，献俘京师。诏求陈氏遗裔立之，国人咸称季杀之尽，无可继者。佥请复古郡县，遂如今制，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县卫所诸司，一如内地，其像有黎利者，乃彼中么麽个丑耳，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请立陈氏后。宣宗皇帝谓此皇祖意也，遂听之，即弃其地，俾复为国。鸣呼！自秦并百粤、交趾之地己与南海、桂林同入中国。汉武立岭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与焉。在唐中叶，江南之人仕中国显者犹少，而爱州人姜公辅己仕中朝，为学士、宰相，与中州之士相颉颃矣。奈何世历五代，为土豪所据。宋兴，不能讨之，遂使兹地沦于蛮夷之域，而为诛亻离蓝缕之俗三百余年，而不得与南海、桂林等六郡同为衣冠礼乐之区，一何不幸哉！按交耻自汉至唐为中国之地，在宋为化外州，虽贡赋版籍不上户部，然声教所及皆边州帅府领之。永乐间，平定其地，设交趾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各一，卫十，千户所二，府十三，州四十一，县二百八，市舶提举司一，巡检司百，税课司局等衙门九十二。而升遐之后，上尊谥议，以“复交耻郡县于数千载之后，驱漠北残寇于数万里之外”为言，既述武功之成，亦侈舆图之广，后以兵力不及而弃之。乃天顺中修《一统志》，竟以安南与占城、暹罗等国同为一卷。嗟乎，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妞域中之见，而忘无外之规，吾不能无议夫儒臣者。《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洪武十六年闰十月进。其中如上都、大宁、辽东诸郡县并载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内地如河间府之莫州、莫亭、会川、乐寿亦具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不以一时郡县之有无，而去历代相因之版籍，甚为有体。
●蓟 《汉书》：“蓟，故燕国，召公所封。”《后汉书》：“蓟，本燕国刺史治。”自七国时，燕都于此。项羽立臧茶为燕王，都蓟。高帝因之，为燕国。元凤元年，燕刺王旦自杀，国除，为广阳郡。本始元年，为广阳国。建武十三年，省，属上谷。永平八年，复为广阳郡。晋复为燕国。魏为燕郡。隋开皇初，废。大业初，置涿郡。唐天宝元年，更名范阳郡，并治蓟《水经•湿水》：“过广阳蓟县北，又东至渔阳雍奴县。”注：“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后汉书•彭宠传》：“宠反渔阳，自将二万余人攻朱浮于蓟。”《晋书•载记》：“魏围燕中山、清河，王会自龙城遣兵赴救。建威将军余崇为前锋，至渔阳，过魏千余骑，鼓噪直进，杀十余人，魏骑溃去，崇亦引还。会乃上道徐进，始达蓟城。”即此三事，可见蓟在渔阳之西，《唐书•地理志》：“幽州范阳郡，治蓟。开元十八年，析置蓟州渔阳郡，治渔阳。”及辽，改蓟为析津县，因此蓟之名遂没于此而存于彼。今人乃以渔阳为蓟，而忘其本矣。《史记》乐毅书：“蓟丘之植，植于汶篁。”此即《水经注》所言蓟丘。《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疏云：“今涿郡蓟县是也。即燕国之都。”孔安国、司马迁及郑皆云：“燕祖召公，与周同姓。”按黄帝姓姬，召公盖其后也。按此以蓟、燕为一国，而召公即黄帝之后。《史记•周本纪》：“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于北燕。”正义曰：“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后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其说为长。
●厦谦泽 《晋书•载记》：“慕容宝尽徙蓟中府北趋龙城魏石河，兴引兵追及之于夏谦泽。’胡三省《通鉴》注‘夏谦泽在蓟北二百余里。”恐非。按《水经注》：“鲍丘水东南流，径潞城南，又东南入夏泽。泽南纡曲渚一十余里，北佩谦泽，眇望无垠也。”下云：“鲍丘水又东与氵句河合。”《三河志》：“鲍丘河在县西二十五里。源自口外，南流径水庄岭，过密去，合道人溪，干通州之米庄村，合沽水，人氵句河。”今三河县西三十里，地名夏店，旧有驿，鲍丘水径其下，而氵句河自县城南至宝坻，下入于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泽，其东弥望皆陂泽，与《水经注》正合。自蓟至龙城，此其孔道。宝以丙辰行，魏人以戊千及之，相距二日，适当其地也。
●石门 《后汉书•公孙瓒传》：“中平中，张纯与乌桓丘力居等人寇，瓒追击战于属国石门，大败之。”注：“石门山在今营州柳城县西南，”而《水经注》：“云：“氵水又东南径石门峡，山高崭绝，壁立洞开，俗谓之石门口，汉中平五年，公孙瓒讨张纯，战于石门，大破之。”今蓟州东北六十里石门驿，即《水经注》之石门是也。按史《本纪》但言“石门”，而《传》言“属国石门”，明有两石门。《水经注》所指乃渔阳之石门，非辽东属国之石门。当以柳城为是，《通典》柳城有石门山。
●无终 玉田，汉无终县。《汉书•地理志》：“故无终子国，氵更水西至雍奴入海。”《史记》：“项羽封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后汉书》：“吴汉将二十骑，先驰至无终。”韦昭《国语解》：“无终，山戎之国，今为县，在北平。”《水经注》：“蓝水出北山，东屈而南流，径无终县故城东。故城，无终于国也，”《魏氏土地记》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无终城，”无终之为今玉田，无可疑者。然《左传•襄公四年》：“无终于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汉书•樊哈传》：“击陈稀，破得綦毋，尹潘军于无终广昌。”则去玉田千有余里，岂无终之国先在云中代郡之境，而后迁于右北平与？而今之昌黎乃金之广宁县，大定二十九年改为昌黎，名同而地异也。《三国志》：“魏武帝用田畴之言，上徐无山，堑山埋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徐无山在今玉田。则柳城在玉田之东北数百里也。《北齐书》：“显祖伐契丹，以十月丁酉至平州，从西道趋长堑。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是昌黎在平州之东北，齐主之行急，犹五日而后至也。《隋书》：“汉玉谅伐高丽，军出临渝关，至柳城。”《唐书》：“太宗伐高丽还，以十月丙午次营州，诏辽东战亡士卒骇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丙辰，皇太子迎谒于临渝关。”关在今抚宁之东，则柳城又在其东。太宗之行迟，故十日而后至也。《辽史》载柳城曰：“兴中府。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慕容以柳城之北，龙山之南，福德之地，乃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而迁都之，号曰和龙宫。慕容垂复居焉。后为冯跋所灭。魏取之，为辽西郡。隋平高宝宁，置营州。扬帝改柳城郡。唐武德初，改营州总管府，寻为都督府。万岁通天元年，陷李万荣。神龙初，徙府幽州。开元四年，复治柳城。八年，徙渔阳。十年，还柳城。后为奚所据。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方择其处，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节度，重熙十年，升兴中府。有太华山、小华山、香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驻龙峪、神射泉、小灵河。统州二，县四。其一曰兴中县，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年而始立今之昌黎县，以金之县而合宋之封，遂谓文公为此县之人，其亦未之考矣。
●石城 汉右北平郡之县十六，其三日石城。后汉无之，盖光武所并省也，至燕分置石城郡。考之《通鉴》及《晋载记》，得二事。慕容宝宿广都黄榆谷，清河王会勒兵攻宝。宝帅轻骑驰二百里，晡时至龙城。会遣骑追至石城，不及。是广都去龙城二百里，而石城在其中间也。慕容熙畋于北原，石城令高和与尚方兵于后作乱。注云：“高和本为石城令，时以大丧，会于龙城。”是石城去龙城不远也。《魏书•地形志》：“广兴”下云：“有鸡鸣山、石城、大柳城。”此即汉之石城矣。魏太平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领县三：其一曰石城，有白鹿山祠，其二曰广都。《水经注》：“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东流径石城县故城南，北屈径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又东北人广成县东。”广成即广都城，燕之石城在广都之东北，而此在广都之西南，是魏之石城非燕之石城矣。《隋书》始无石城，云北齐废之。而《唐书》：“平州石城”下云：“本临渝。武德七年省，贞观十五年复置，万岁通天二年更名。有临榆关，有大海。有碣石山。”是武后所更名之石城又非魏之石城矣。《辽史》：“滦州”统县三，其三曰石城。下云：“唐贞观中，于此置临榆县，万岁通天元年，改石城县。在滦州南三十里。唐仪凤石刻在焉。”今县又在其南五十里，辽徙置，以就盐官。是辽之石城又非唐之石城矣。今之开平中屯卫自永乐三年徙于石城废县，在滦州西九十里，乃辽之石城；而《一统志》以为汉旧县，何其谬与！
●木刀沟 新乐县西南三十里有水名木刀沟，《新唐书•地理志》：“新乐”下云：“东南二十里有木刀沟。有民木刀，居沟旁，因名之。”《宪宗纪》：“元和五年四月丁亥，河东节度使范希朝、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及王承宗战于木刀沟，败之。”《张茂昭传》：“承宗以骑二万逾木刀沟，与王师薄战，茂昭躬擐甲为前锋，令其子克让、从子克俭与诸军分左右翼绕战，大破之。”《沙陀传》：“王承宗众数万，伏木刀沟，与朱邪、执宜遇飞矢雨集，执宜提军横贯贼阵鏖斗，李光颜等乘之，斩首万级。”而《旧书•李光进传》：“范希朝引师救易、定，表光进为步都虞候。战于木刀沟，有功。”此沟在镇定二节度之界，古为战地。
●江乘 古时未有瓜洲。蔡宽大《诗话》：“润州大江本与今扬子桥对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今与扬子桥相连矣。以故，自古南北之津，上则由采石，下则由江乘，而京口不当往来之道。”《史记》：“秦始皇登会稽，还，从江乘渡。”正义云：“江乘故县在今润州句容县北六十里。”吴徐盛作疑城，自石头至江乘。晋蔡漠自土山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皆以沿江为防守之要。今其地在上元县东北五十里。唐肃宗上元元年，李亘辟北固为兵场，插木以塞江口。刘展军于白沙，设疑兵于瓜洲，多张火鼓，若将趋北固者。如是累日，亘悉锐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济，袭下蜀。胡三省《通鉴》注云：“此自白沙济江也。”州东北九十里至句容县有下蜀戍，在句容县北，近江津。今江乘去江几二十里以外，皆为洲渚，而渡口乃移于龙潭。又瓜洲既连扬子桥，江面益狭。而隋唐之代复以丹阳郡移治丹徒，于是渡者舍江乘而趋京口。宋乾道四年，筑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今因之。瓜洲得名，本以瓜步山之尾生此一洲故尔。《旧唐书•齐辩传》：“润州北界隔江，至瓜步尾纡汇六十里，船绕瓜步，多为风涛漂损。氵乃移漕路于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自是免漂损之灾，岁减脚钱数十万。又立伊娄埭，官收其课，迄今利济焉。”此京口漕路繇瓜洲之始。《玄宗纪》载此事则谓之瓜洲浦。而《五行志》：“开元十四年七月，润州大风，从东北，海涛奔上，没瓜步洲，损居人。”《永王磷传》：“李承式使判官评事裴茂，以步卒三千拒于瓜步洲伊娄埭。”则此洲本亦谓之瓜步洲也。
●郭璞墓 《晋书•郭璞传》：“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王恽集》乃云：“金山西北大江中乱石间，有丛薄，鸦鹊栖集，为郭璞墓。”按史文元谓去水百步许，不在大江之中，且当时即已沙涨为田，而暨阳在今江阴县界，不在京口。又所葬者璞之母，而非璞也。世之所传皆误。
●枭矶 芜湖县西南七里大江中枭矶，相传昭烈孙夫人自沈于此，有庙在焉。按《水经注》：“武陵孱陵县故城，王莽更名孱陆也，刘备孙夫人，权妹也，又更修之。”则是随昭烈而至荆州矣。《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又裴松之注引《赵云列传》曰：“先主入益州，云领留营司马，时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将后主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是孙夫人自荆州复归于权，而后不知所终，枭矶之传殆妄。
●胥门 《史记》：“吴王既杀子晋，吴人为立祠于江上，号曰胥山。”《水经注》引虞氏曰：“松江北去吴国五十里，江侧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庙。鲁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畴无馀、讴阳等伐吴。吴人败之，获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庙于山上，号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坛石，长老云：胥神所治也。一以为子胥，一以为越大夫。”今苏州城之西南门曰胥门，陆广微《吴地记》云：“本伍子胥宅，因名。”非也。赵枢生曰：“按《吴越春秋》：吴工夫差十三年，将与齐战，道出胥门，因过姑胥之台。”则子胥未死已名为胥门。愚考《左传•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战，胥门巢将上军。胥门，氏；巢，名。盖居此门而以为氏者，如东门遂、桐门右师之类。则是门之名又必在夫差以前矣。《淮南子》：“勾践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于姑胥。”《越绝书》：“吴王起姑胥之台，五年乃成。”姑胥，山名也，不可知其所始。其字亦为“姑苏”。《国语》：“吴王帅其贤良与其重禄以上姑苏。”《史记》：“越伐吴，败之姑苏。”伍被对淮南王，言“见糜鹿游姑苏之台”。古“胥”、“苏”二字多通用。
●潮信 白乐天诗：“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白是北人，未谙潮候。今杭州之潮，每月朔日以子、午二时到。每日迟三刻有馀，至望日则子潮降而为午，午潮降而为夜子。以后半月复然。故大月之潮一月五十八回，小月则五十六回，无六十回也。水月皆阴之属，月之丽天，出东入西，大月二十九回，小月二十八回，亦无三十回也，所以然者，阳有馀而阴不足，自然之理也。
●晋国 晋自武公灭翼，而王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其时疆土未广，至献公始大。考之于传：灭杨、灭霍、灭耿、灭魏、灭虞。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太子居曲沃，不过今平阳一府之境。而灭虢、灭焦，则跨大河之南。不惠公败韩之倏，秦证河东，则内及解梁。狄取狐厨，涉汾，而晋境稍蹩，文公始启南阳，得今之怀庆，襄公败秦于附，惠公赂秦之地复为晋有。而以河西为境，持霍太山以北大部皆狄地，不属’于晋。文公广三行御狄，裂公败狄于箕，而秋牛始怖。忡公川槐绊朴戍之谋。以货易土。平公用荀、吴，败狄于太原。于是晋之北境至于洞涡、洛阴之间，而邬、祁、平陵、梗阳、涂水、马盂为祁氏之邑，晋阳为赵氏之邑矣。若成公灭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顷公灭肥、灭鼓，而得今之真定，皆一一可考。吾于杜氏之解绵上箕而不能无疑，并唐叔之封晋阳亦未敢以为然也。
●绵上 《左传•僖二十四年》：“晋侯赏从亡者，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杜氏曰：“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绵上。”《水经注》：“石桐水即绵水，出介休县之绵山。北流经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袁崧《郡国志》曰：“介休县有介山，有绵上聚子推庙。今其山南跨灵石，东跨沁源，世以为之推所隐。而汉魏以来，传有焚山之事，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之民至寒食不敢举火。石勒禁之，而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前史载之，无异辞也。然考之于传，《襄公十三年》：“晋悼公于绵上，以治兵，使士モ将中军，让干荀偃。”此必在近国都之地。又定么人年》：“赵简子逆宋乐祁，饮之洒于绵上，”自宋如晋，其路岂出于西河介休乎？况文公之时，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与晋都远不相及。今翼城县西公有绵山，俗谓之小绵山，近曲沃，当必是简子逆乐祁之地。今万泉县南二里有介山。《汉书•武帝纪》诏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应。”《地理志》：汾阴，介山在南。”《杨雄传》：“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师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陡西岳，以望八荒。雄作《河东赋》曰：‘灵舆安步，周流容与，以览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龙门。’”《水经注》亦引此，谓晋《太康记》及《地道记》与《永初记》并言子推隐于是山而辨之，以为非然，可见汉时己有二说矣。
●箕 《左传•信公三十三年》：“狄伐晋，及箕，”解曰：“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非也，阳邑在今之太谷县，襄公时未为晋有。传言“狄伐晋及箕”，犹之言“齐伐我及清”也，必其近国之地也。成公十三年，厉公使吕相绝秦，曰：“入我河县，焚我箕、郜。”又必其边河之邑，秦、狄皆可以争。而文公八年，有箕郑父；襄公二十一年，有箕遗，当亦以邑氏其人者矣。
●唐 《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服虔曰：“大夏在汾、浍之间。”杜氏则以为太原晋阳县。按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尧裔于所封，成王灭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晋阳七百余里，即后世迁都亦远不相及；况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见于传。又《史记•晋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东，而晋阳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史记》屡言“禹凿龙门，通大夏”。《吕氏春秋》言“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则所谓大夏者，正今晋、绛、吉、隰之间，《书》所云“维彼陶唐，有此冀方”，而舜之命皋陶曰“蛮夷猾夏”者也，当以服氏之说为信。又齐桓公伐晋之师，仅及高梁，而《封禅书》述桓公之言，以为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阳明矣。
●晋都 春秋时，晋国本都翼，在今之翼城县。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于曲沃。桓叔之孙武公灭翼，而代为晋侯，都曲沃；在今闻喜县。其子献公城绛，居之；在今太平县之南，绛州之北。历惠、怀、文、襄、灵、成六公，至景公，迁于新田；在今曲沃县，当汾、浍二水之间。于是命新田为绛，而以其故都之绛为故绛。此晋国前后四都之故迹也。晋自都绛之后，遂以曲沃为下国。然其宗庙在焉。考悼公之立，大夫逆于清原：是次郊外。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宫：是入曲沃而朝于庙。二月乙酉朔，即位于朝：是至绛都。而平公之立，亦云“改服修官，于曲沃”，但不知其后何以遂为奕氏之邑。而栾盈之人绛，范宣子执魏献子之手，赂之以曲沃，夫以宗邑而与之其臣，听其所自为。端氏之封，屯留之徙，其所由来者渐矣。
●瑕 晋有二暇。其一，《左传•成公六年》：“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杜氏曰：“郇瑕，古国名。”《水经注》：“涑水又西南迳瑕城。”京相曰：“今河东解县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是也。在今之临晋县境，其一，《僖公三十年》：“烛之武见秦伯曰：‘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解：“焦、瑕，晋河外五城之二邑。”《文公十二年》：“晋人、秦人战于河曲，秦师夜遁，复侵晋人瑕。”解以河曲为河东蒲坂县南，则瑕必在河外。《十三年》：“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按《汉书•地理志》：“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水经•河水》：“又东迳湖县故城北。”郦氏注云：“《晋书》：《地道记》：《太康记》并言：胡县，汉武帝改作“湖”。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礼记》引《诗》：“心乎爱矣，瑕不谓矣。”郑氏注云：“暇之言胡也。瑕、胡音同，故《记》用其字。”是瑕转为胡，又改为湖。而瑕邑即桃林之塞也，今为阌乡县治。而《成公十三年》：“伐秦，成肃公卒于瑕。”亦此地也，道元以郇瑕之瑕为詹嘉之邑，误矣。《信公十五年》：“晋侯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正义曰：“自华山之东，尽虢之东界，其间有五城也。”传称焦瑕，盖是其二。《成公元年》：“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瑕嘉即詹嘉，以邑为氏。《僖公十五年》：“暇吕饴甥。”当亦同此，而解以瑕吕为姓，恐非。
●九原 《礼记．檀弓》：“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水经注》以在京陵县。《汉志•太原郡》：“京陵”，师古曰：“即九京。”因《记》文“或作九京”而傅会之尔。古者卿大夫之葬必在国都之北，不得远涉数百里，而葬于今之平遥也。《志》以为太平之西南二十五里有九原山，近是。
●昔阳 《左传•昭公十二年》：“晋苟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人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杜氏谓：“鲜虞，白狄别种，在中山新市县。”又谓：“钜鹿下曲阳县西有肥{系}城。”是也。其曰：“昔阳，肥国都，乐平沾县东有昔阳城。”则非也。疏载刘炫之言，以为：“齐在晋东，伪会齐师，当自晋而东行也。假道鲜虞，遂入昔阳，则昔阳当在鲜虞之东也。”今按乐平沾县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余里，何当假道于东北之鲜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阳也？既入昔阳，而别言灭肥，则肥与昔阳不得为一，安得以昔阳为肥国之都也？昔阳既是肥都，何以复言钜鹿下曲阳有肥{系}之城？疑是肥名取于彼也。肥为小国，境必不远，岂肥名取钜鹿之城建都于乐平之县也？“十五年，苟吴伐鲜虞，围鼓。”杜云：“鼓，白狄之别，钜鹿下曲阳县有鼓聚。”炫谓：“肥、鼓并在矩鹿。昔阳即是鼓都，在鲜虞以东南也。”《二十二年》传曰：“晋荀吴使师伪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则昔阳之为鼓都断可知矣。《汉书•地理志》：“钜鹿下曲阳。”应劭曰：“晋荀吴灭鼓，今鼓聚昔阳亭是也。”《水经注》：“低水东经肥{系}县之故城南，又东经昔阳城南，本鼓聚。”《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阳亭是矣。”京相曰：“白狄之别也。下曲阳有鼓聚。”其说皆同。《史记•赵世家》：“惠文王十六年，廉颇将攻齐昔阳，取之。”夫昔阳在钜鹿，故属之齐，岂得越太行而有乐平乎？晋之灭狄，其用兵有次第。宣公十五年，灭潞氏。十六年，灭甲氏及留吁。成公十一年，伐廧咎如；而上党为晋有矣。昭公元年，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卤；而大原为晋有矣。然后出师以临山东，昭公十二年，灭肥。二十二年，灭鼓。于是太行以南之地谓之南阳，太行以东之地谓之东阳。而晋境东接于齐，盖先后之勤且八十年，而鲜虞犹不服焉，平狄之难如此。
●太原 太原府在唐为北都。《唐书•地理志》曰：“晋阳宫，在都之西北。宫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晋，潜丘在中。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广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万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汾东曰东城，贞观十一年长史李筑。两城之间有中城，武后时筑，以合东城。宫南有大明城，故宫城也。宫城东有起义堂，仓城中有受瑞坛。当日规模之闳壮可见。自齐神武创建别都，与邺城东西并立。隋炀继修宫室。唐高祖因以克关中，有天下。则大以后名为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刘氏三主皆兴于此。及刘继元之降，宋太宗以此地久为创霸之府；又宋主大火，有参，辰不两盛之说，于是一举而焚之矣。《宋史•太宗纪》：“太平兴国四年五月戊子，以榆次县为新并州。乙未，筑新城。丙申，幸城北御沙河门楼，尽徙馀民于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纵火。丁酉，以行宫为平晋寺，”陆游《老学庵笔记》曰：“大宋太平兴国四年，平太原，降为并州，废旧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则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旧城东北三十里，亦形胜之地，本名故军，又尝为唐明镇，有晋文公庙，甚盛。平太原后三年，帅潘美奏乞以为并州，从之，于是徙晋文公庙，以庙之故址为州治。又徙阳曲县放三交，而榆次复为县。然则今之太原府乃三交城，而太原县不过唐都城之一隅耳。其遗文旧绩，一切不可得而见矣。《旧唐书•崔神庆传》曰：“则天时，擢拜并州长史。先是并州有东西二城，隔汾水，神庆始筑城相接，每岁省防御兵数千人，边州甚以为便。”此即《志》所云“两城之间有中城”者也。汾水湍悍，古人何以架桥立城如此之易？如长安东，中，西三渭桥，昔为方轨，而今则咸阳县每至冬月，乃设一版河阳驿，杜预所立浮桥，其遗迹亦复泯然。蒲津铁牛，求一僧怀丙，其人不可得。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不但坐而论道者不如古人而已。
●代 春秋时，代尚未通中国。赵襄子乃言：“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正义曰：“《地道记》云：“恒山在上曲阳县西北一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及，号飞狐口，北则代郡也。”《水经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东，代郡在西。”此则今之蔚州，乃古代国。项羽徙赵王歇为代王，歇更立陈馀为代王，汉高帝立兄刘仲为代王，皆此地也。十年，陈豨反。十一年，破豨，立子恒为代王，都晋阳。则今之太原县矣。《孝文纪》则云：“都中都。”而文帝过太原，复晋阳、中都二岁。又立于武为代王，都中都。则今之平遥县矣。又按卫绾，代大陵人。大陵，今在文水县北，而属代，代都中都故也。代凡三迁，而皆非今代州。今代州之名自隋始。
●阙里 《水经注》：“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故名阙里。”按《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王辰，雉门及两观灾。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注：“雉门，公宫之南门，两观，阙也。”《礼记》：“昔者仲尼与放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史记•鲁世家》：“炀公筑茅阙门。”盖阙门之下，其里即名阙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谓之“阙党”，《鲁论》有“阙党童子”、“荀子、仲尼居于阙党”是也。后人有以居为氏者。《汉书•儒林传》：“有邹人阙门庆忌”注云：“姓阙门，名庆忌。”
●杏坛 今夫子庙庭中有坛，石刻曰“杏坛”。《阙里志》：“杏坛，在殿前，夫子旧居，”非也。杏坛之名出自《庄子入庄子曰：“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曲终。”又曰：“孔子乃下求之，至于泽畔，方将杖而引其船，顾见孔子还，乡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进。”又曰：“客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颜渊还车，子路授绥，孔子不顾。侍水波定，不闻音，而后敢乘。”司马彪云：“缁帷，黑林名也。杏坛，泽中高处也。”《庄子》书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渔父不必有其人，杏坛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苇间，依破旁渚之地，不在鲁国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坛，乃宋乾兴间四十五代孙道辅增修，祖庙移大殿，于后因以讲堂旧基石为坛，环植以杏，取杏坛之名名之耳。
●徐州 《史记•齐大公世家》：“田常执简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九年，与魏襄王会徐州，诸侯相王也。十年，楚围我徐州。”《魏世家》：“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楚世家》：“威王七年，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楚伐齐，败之于徐州。”《越世家》：“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鲁世家》：“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按《续汉书•志》：“薛本国，六国时曰徐州，在今滕县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筑也。”此与楚、魏二国为境。而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盖与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赵夸之耳。索隐曰：“《说文》：“?，邾之下邑，在鲁东。”又《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迁于薛，改名曰徐州。”则徐与邻并音舒也。今读为《禹贡》：“徐州”之徐者，误。《齐世家》：“田常执简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
●向 《春秋•隐二年》：“宫人入向。”杜氏解曰：“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桓十六年》：“城向。”无解。《宣四年》：“公及齐侯平宫及郯。宫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解曰：“向，莒邑，东海县东南有向城。远，疑也。”《襄二十年》：“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解曰：“莒邑。”按《春秋》，向之名四见于经，而社氏注为二地，然其实一向也。先为国，后并于宫，而或属莒，或属鲁，则以摄乎大国之间耳，承县今在峄，杜氏以其远而疑之，况龙亢在今凤阳之怀远乎？《齐乘》以为今沂州之向城镇，近之矣。
●小谷 《春秋•庄三十二年》：“城小谷。”《左氏传》曰：“为管仲也。”盖见昭公十一年，申无宇之言曰：“齐桓公城，而肯管仲焉，至于今赖之。”而又见《信二年》经书“城楚丘”之出于诸侯，谓仲父得君之专，亦可勤诸侯以自封也。是不然。仲所居者谷也，此听城者小谷也。《春秋》有言谷，小言小者，《庄二十三年》：“公及齐侯遇于谷。”《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帅伐齐，取谷。”《文十七年》：“公及齐侯盟于谷。”《成三年》：“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谷。”四书“谷”而一书“小谷”，别于谷也。范宁：“小谷，鲁地。”然则城小谷者，内城也，故不系之齐，而与管仲无与也，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羽于谷城，即此鲁之小谷。而注引《皇览》，以为东郡之谷城，与留候所葆之黄石同其地，其不然明矣。《春秋秋发微》曰：“曲阜西北有小谷城。”
●泰山立石 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封禅书》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今碑是也。《续汉书•祭把志》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后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于邹峄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颂秦德”，于泰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罘则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邪则云“立石，刻颂秦德”。于会稽则云“立石，刻颂秦德”。无不先言立，后言刻者；惟于碣石则云“刻碣石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纪；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录乎？
●泰山都尉 《后汉书•桓帝纪》：永兴二年，泰山琅邪贼公孙举等反，杀长史。永寿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八月己卯，罢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王申，罢泰山都尉官。《金石录》载汉《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盖卒后四年官遂废矣。然泰山都尉实不始于此，光武时曾置之。《文苑传》：“夏恭，光武时拜郎中，再迁泰山都尉。”又按《光武纪》：“建武六年，初罢郡国都尉官。”恭之迁盖在此年前也。泰山自公孙举、东郭窦，劳丙叔、孙无忌相继叛乱，以是置都尉之官。以后官虽不设，而郡兵领于太守，其力素厚。故何进使府掾泰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而应劭、夏侯渊亦以之破黄巾，可见汉代不废郡兵之效。而建安中，曹公表曰：“泰山郡界旷远，旧多轻悍。权时之宜，可分五县为赢郡。”则其时之习俗又可知矣。
●社首 《史记》：“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唐书》：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禅社首。”玄宗“开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禅社首。”《宋史》：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王子，禅社首。”今高里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即社首山。在岳旁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于此？意者封于高，欲其近天；禅于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岳址，便于将事，初陟高之后不欲更劳民力邪？
●济南都尉 汉济南郡太守，治东平陵。而都尉治放陵者，以长白山也。《魏书•辛子菠传》：“长白山连接三齐瑕丘数州之界，多有盗贼，子馥受使检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镇戍之所。又诸州豪右在山鼓铸，奸党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请破罢诸冶，朝廷善而从之。”隋大业九年，齐人孟让、王薄等众十余万，据长白山，攻剽诸郡。以张须陀、王世充之力不能灭，讫于隋亡。观此二事，则知汉人立都尉治于陵之意矣。
●邹平、台二县 《汉书》济南郡之县十四，一曰东平陵，二日邹平，三曰台，四日梁邹。《功臣表》则有台定侯戴野，梁邹孝侯武虎，是二县并为侯国。《续汉志》济南郡十城，其一曰东平陵，其四曰台，其七日梁邹，其八日邹平。而《安帝纪》云：“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济南上言：凤皇集台县丞霍收舍树上。”章怀太子注云：“台县属济南郡，故城在今齐州平陵县北。”《晏子春秋》：“景公为晏子封邑，使田无字致台与无盐。”《水经注》亦云：“济水又东北过台县北。”寻其上下文句，本自了然，后人读《汉书》，误从“邹”字绝句，因以邹为一县，平台为一县。《齐乘》遂渭汉济南郡有邹县，后汉改为邹平，又以台、平台为二县。此不得其句读而妄为之说也。汉以邹名县者五。鲁国有驺，亦作“邹”；胶东国有邹卢；千乘郡有东邹；与济南之邹平、梁邹，凡五。其单称邹者，今兖州府之邹县也。亦有平台，属常山郡。《外戚恩泽侯表》：“平台康侯史元。”《后汉书•邱彤传》：“尹绥封平台侯”是也。有邹平、有台，而亦有邹，有平台，不可不辨也。晋时县名多沿汉旧，按史《何曾传》：“曾孙机为邹平令。”是有邹平矣，《解系传》：“父修，封梁邹侯。”《刘颂传》：“追封梁邹县侯。”是有梁邹矣。《宋书》言：“晋太康六年三月戊辰，乐安、梁邹等八县陨霜，伤桑麦。”《文帝纪》：“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马顺则自号齐王，据梁邹城。八月癸亥，梁邹平，斩司马顺。”则是宋有梁邹矣。不知何故，《晋书•地理志》于“乐安国”下，单书一“邹”字，此史之阙文。而《齐乘》乃云：“晋省梁邹入邹县。”夫晋以前，此地本无邹县，而何从人之乎？盖不知而妄作者矣。
●夹谷 《春秋•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夹谷。”传曰：“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杜预解及服虔注《史记》，皆云在东海祝其县。刘昭《志》、杜佑《通典》因之，遂谓夹谷山在今赣榆县西五十里。按赣榆在春秋为莒地，与齐、鲁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远？当时景公之观不过曰“遵海而南，放于琅邪”而已，未闻越他国之境。《金史》云：“淄川有夹谷山。”《一统志》云：“夹谷山在淄川县西南三十里，旧名祝其山，其阳即齐鲁会盟之处，萌水发源于此。”《水经注“：“萌水出般阳县西南甲山。”是以甲山为夹谷也，而《莱芜县志》则又云：“夹谷在县南三十里，接新泰界。”未知其何所据，然齐，鲁之境正在莱芜；东至淄川，则已人齐地百余里。二说俱通。又按《水经注》莱芜县曰：“城在莱芜谷，当路绝两山间，道由南北门。旧说云：齐灵公灭莱，莱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芜，故曰莱芜。《禹贡》所谓莱夷也。”夹谷之会，齐侯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宣尼称“夷不乱华”是也。是则会于此地，故得有莱人，非召之东莱千里之外也。不可泥祝其之名，而远求之海上矣。
●潍水 潍水出琅邪郡箕屋山。《书•禹贡》”潍淄其道”，《左传•襄公十八年》：“晋师东侵及潍”是也。其子或省“水”作“维”，或省“系”作“淮”，又或从“心”作“惟”，总是一字。《汉书•地理志》琅邪郡“朱虚”下、“箕”下作“维”，“灵门”下、“横”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贡》：“惟甾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异文三见。《通鉴•梁武帝纪》：“魏李叔仁击邢杲于惟水。”古人之文或省，或惜其旁，并从“鸟隹”之“隹”则一尔。径人误读为“淮沂其”之“淮”，而呼此水为槐河，失之矣。又如《三国志•吴主传》：“作棠邑涂塘，以淹北道。”《晋书•宣帝纪》：“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武帝纪》：“琅邪王出余中。”《海西公纪》：“桓温自山阳及会稽，王昱会于涂中。”《孝武纪》：“遣征虏将军谢石帅舟师屯涂中。”《安帝纪》：“谯王尚之众溃逃于涂中。”并是“滁”字，《南史•程文季传》：“秦郡前江浦通涂水”是也。古“滁”省作“涂”，与“潍”省作“淮”正同，韵书并不收此二字。
●劳山 劳山之名，《齐乘》以为“登之者劳”，又云一作“牢丘”，长春又改为“鳌”，皆鄙浅可笑。按《南史》：“明僧绍隐于长广郡之崂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崂山诸山。”则字本作“崂”，若《魏书•地形志》、《唐书•姜抚传》、《宋史•甄栖真传》并作“牢”，乃传写之误。《诗》：“山川悠远，维其劳矣。”笺云：“劳劳，广阔。”则此山或取其广阔而名之。郑康成，齐人；劳劳，齐语也。《山海经•西山经》亦有劳山，与此同名。《寰字记》：“秦始皇登劳盛山，望蓬莱，后人因谓此山一名劳盛山。”误也。劳、盛，二山名，劳即劳山，盛即成山。《史记•封禅书》：“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汉书》作“盛山”，古字通用，齐之东偏，环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劳、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记•秦始皇纪》：“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弯，侯大鱼至，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正义曰：“荣成山即成山也。”按史书及前代地理书，并无荣成山，予向疑之。以为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劳”字之误。后见王充《论衡》引此，正作“劳成山”。乃知昔人传写之误，唐时诸君亦未之详考也，遂使劳山并盛之名，成山冒荣之号。今特著之，以正史书二千年之误。先生《劳山图志序》略曰：劳山在今即墨县东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劳、小劳，其峰数十，总名曰劳，《志》言秦始皇登劳盛山，望蓬莱，因谓此山一名劳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义。《汉书》：“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县东北，则劳、盛自是二山，古人立言尚简，齐之东偏，三面环海，其斗入海处，南劳而北盛，贝尽乎齐东境矣。其山高大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迹罕至。秦皇登之，是必万人除道，百官扈从，千人拥挽而后上也。五不生，环山以外，土皆疏脊，海滨斥卤，仅有鱼蛤，亦须其时。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张，数县储亻待，四民废业，千里驿骚而后上也。于是齐人苦之，而名之曰劳山，其以是夫？古之圣王劳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游而劳之名传之千万年。然而致止则有由矣。《汉志》言齐俗夸诈。自大公、管仲之馀，其言霸术已无遗策。而一二智慧之士猖为迂怪之谈，以耸动天下之听，不过欲时君拥，辩士诎服，为名高而已，岂知其患之至于此也！
●楚丘 《春秋•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杜氏曰：“楚丘，卫地，在济阴成武县西南。”夫济阴之成武，此曹地也，而言卫非也。盖为僖公二年“城楚丘”同名而误。按卫国之封本在汲郡朝歌。懿公为狄所灭，渡河而东，立戴公，以庐于曹。杜氏曰：“曹，卫下邑。”《诗》所谓“思须与潜”，庐者，无城郭之称，而非曹国之曹也。《僖公三年》：“城楚丘。”杜氏曰：“楚丘，卫邑。”《诗》所谓“作于楚宫”，而非戎伐凡伯之楚丘也。但曰卫邑，而不详其地，然必在今滑县、开州之间。滑在河东，故唐人有““魏、滑分河”之录矣。《水经注》乃曰：“楚丘，在成武西南，即卫文公所徙。”误矣。彼曹国之地，齐桓安得取之而封卫乎，以曹名同，楚丘之名又同，遂附为一地尔。今曹县东南四十里有景山，疑即《商颂》所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而《左传•昭公四年》椒举言：“商汤有景毫之命”者也。《诗》：“望楚于堂，景山与京。”则不在此也。
●东 汉陈留郡有东。《续汉志》注云：“《陈留志》曰：‘故户牖乡有陈平祠。”而山阳郡有东缗，《续汉志》：“春秋时曰缗。”注云：“《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齐侯伐宋，围缗，”《前书》师古曰：“缗音。”《左传》解：“缗，宋邑。”高平昌邑县东南有东缗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攻爰戚、东缗以往。”索隐曰：“山阳有东缗县。”属陈留者，音。属山阳者，音。《括地志》云：“东缗故城在兖州金乡县界。”《水经注》引《王海碑》辞曰：“使河堤谒者山阳东司马登。”是以“缗”为“”，误矣。《隶释•酸枣令刘熊碑》阴：“故守东长苏胜。”则陈留之东也。
●长城 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随地可以设关。而阡陌之间一纵一横，亦非戎车之利也。观国佐之对晋人则可知矣，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钞易而防守难，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史记•苏代传》：“燕王曰：‘齐有长城拒防，足以为塞。’”《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续汉志》：“济北国卢有长城，至东海。”《泰山记》：“泰山西有长城，缘河经泰山，一千余里，至琅邪台入海。”此齐之长城也。《史记•秦本纪》：“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苏秦传》：“说魏襄王曰：‘西有长城之界。’”《竹书纪年》：“惠成王十二年，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此魏之长城也。《续汉志》：“河南郡卷有长城，经阳武到密。”此韩之长城也。《水经注》：“盛弘之云：叶东界有故城始县，东至氵亲水，达Г阳，南北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郡国志》曰：“叶县有长城，曰方城。”此楚之长城也。若《赵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筑长城，”又言：“肃侯十六年，筑长城。”则赵与中山亦有长城矣。以此言之，中国多有长城，不但北边也。其在北边者，《史记•匈奴传》：“秦宣太后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此秦之长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筑长城，塞固阳。”此魏之长城也。《匈奴传》又言：“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此赵之长城也。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此燕之长城也。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渐土}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桃，至辽东，万馀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此秦并天下之后所筑之长城也。自此以往，则汉武帝元朔二年，遣将军卫青等击匈奴，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魏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馀里。大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五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城。上塞围，起上谷，西至河，广袤皆千里。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乙未，起长城自黄护岭北至社平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六年，发民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先是，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八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余里，而《斛律羡传》云：“羡以北卤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距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隋文帝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五年，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黄河，西至绥州，南至勃出岭，绵历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七年，发丁男十万余人修长城。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逾榆林，东至紫河。四年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此又后史所载继筑长城之事也。
卷三十二
●而 《孟子》：“望道而未之见。”集注：“‘而’读为‘如’，古字通用。”朱子答门人，引《诗》：“垂带而厉”，《春秋》：“星陨如雨”为证。今考之，又得二十余事。《易》：“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虞翻解：“而，如也。”《书•顾命》：“其能而乱四方。”传释为“如”。《孟子》：“九一而助。”赵岐解：“而，如也。”
《左传•隐七年》：“歃如忘。”服虔曰：“如，而也。”《僖二十六年》：“室如悬罄。”注：“如，而也，”《昭四年》：“牛谓叔孙，见仲而何？”注：“而何，如何。”《史记•贾生传》：“化变而嬗。”韦昭曰：“而，如也，如蝉之蜕化也。”《战国策》：“威王不应而此者三。”《韩非子》：“嗣公知之，故而驾鹿。”《吕氏春秋》：“静郭君炫而曰：不可。”又曰：“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荀子》：“ポ然而雷击之，如墙厌之。”《说苑》：“越诸发曰：意而安之，愿假冠以见；意如不安，愿无变国俗。”又曰：“而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新序》引邹阳书：“白头而新，倾盖而故。”后汉《督邮斑碑》：“柔远而迩。”皆当作“如”。《战国策》：“昭奚恤曰：请而不得，有说色，非故如何也？’疵曰：‘是非反如何也？’”《大戴礼》：“使有司日省如时考之。”又曰：“然如曰《礼》云《礼》云。”又曰：“安如易，乐而湛。”又曰：“不赏不罚，如民咸尽力。”又曰：“知一而不可以解也。”《春秋繁露》：“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淮南子》：“尝一哈水如甘苦知矣。”《汉乐府》：“艾如张后。”汉《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无为如治，高如不危，满如不溢，”《太尉刘宽碑》：“去鞭拊，如获其情；弗用刑，如弭其奸。”《郭辅碑》：“其少也，孝友而悦学；其长也，宽舒如好施。”《易》王弼注：“革而大亨以正，非当如何？”皆当作“而”。《汉书•地理志》：“辽西郡，肥如，莽曰肥而。”《左传•襄十二年》：“夫妇所生若而人。”注云：“若如人。”《说文》：“需从雨，而声。”盖即读“而”为“如”也。唐人诗多用“而今”，亦作“如今”。今江西人言如何亦曰“而何”。《周礼》：“旅师而用之以质剂”注：“‘而’读为‘若’，声之误也。”陆德明音义云：“‘而’音‘若’。”《仪礼•乡馀酒礼》：“公如大夫入”注：“‘如’读为‘若’。”
●奈何 “奈何”二字，始于《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左传》：“河鱼腹疾，奈何。”《曲礼》曰：“国君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庙也！’士曰：‘奈何去坟墓也！’”《楚辞•九歌•大司命》：“愁人兮奈何！”《九辩》：“君不知兮可奈何！”此“奈何”二字之祖。《左传》华元之歌曰：“牛则有皮，犀尚多，弃甲则那！”直言之曰“那”，长言之曰“奈何”，一也。又《书》：“如五器”，郑康成读“如”为乃个反。《论语》：“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音亦与“奈”同。六朝人多书“奈”为“那”。《三国志》注文钦《与郭淮书》曰：“所向全胜，要那后无继何！”《宋书•刘敬宣传》：“牢之曰：“平元之后，令我那骠骑何！”唐人诗多以“无奈”为“无那”。
●语急 《公羊传•隐元年》：“母欲立之，已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注：“‘如’即‘不如’，齐人语也。”按此不必齐人语。《左传•僖二十二年》：“宋子鱼曰：‘若受重伤，则如勿伤。受其二毛，则如服焉。’”《成二年》：“卫孙良夫曰：‘若知不能，则如无出。’”《昭十三年》：“蔡朝吴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则如违之，以待所济。若求安定，则如与之，以济所欲。’”《二十一年》：“宋华多僚曰：‘君若受司马，则如亡。’”《定五年》：“楚于西曰：‘不能如辞。’”《八年》：“卫王孙贾曰：‘然则如叛之。’”《汉书•翟义传》：“义曰：‘欲令都尉自送，则如勿收邪。’”《左传》正义曰：“古人语然，犹‘不敢’之言‘敢’也。”古人多以语急而省其文者。《诗》：“亦不夷怿。”“悸”下省一“乎”字。《书》：“弗慎厥德，虽侮可追。”“可”上省一“不”字。“我生不有命在天。”“不”上省一“岂”字。“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人”下“刑”下“及”下各省一“乎”字。《孟子》：“虽褐宽博，吾不惴焉。”“不”上省一“岂”字。《礼记》：“幼壮孝弟，耆耋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旄期称道不乱者，不在此位也。”“幼”上“好”上各省一“非”字。《公羊传•隐公七年》；“母弟称弟，母兄称兄。”注：“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谓‘不如’言‘如’矣，齐人语也。”
●岁 天之行谓之岁。《书》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岁二月，东巡狩”是也。人之行谓之年。《书》：“维吕命王，享国百年。”《左传》：“季魄曰：‘我二十五年矣。”“绛县人有与疑年，使之年。师旷曰：‘七十三年矣。’”“于是昭公十九年矣。”《史记》：“盖大公之卒百有馀年”是也。今人多谓年为岁。《周礼》：“太史”注：“中数曰岁。朔数曰年。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岁也。自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年也。”古人但曰年几何，不言岁也，自太史公始变之。《秦始皇本纪》曰：“年十三岁。”今人以岁初之日而增年，古人以岁尽之日而后增之。《史记•仓公传》：“臣意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也。
●月半 今人谓十五为月半，盖古经已有之。《仪礼•士丧礼》：“月半不殷奠。”《礼记•祭义》：“朔月月半，君巡牲。”《周礼•大司乐》：“王大食三侑。”注：“大食，朔月月半，以乐侑食时也。”晋温峤与陶侃书：“克后月半大举。”然亦有以上下弦为月半者。刘熙《释名》：“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张弓施弦也。望，月满之名也。月大十六比小十五日，日在东，月在西，遥相望也。”是则所谓月半者弦也，《礼经》之所谓月半者望也。弦曰半，以月体而言之也；望曰半，以日数而言之也。
●巳 吴才老《韵补》：“古‘巳午’之‘巳’亦谓如‘已矣’之‘已’。”《汉律•历志》：“振美于辰，已盛于巳，”《史记》：“巳者，言阳气之已尽也。”郑玄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明年岁在巳。”愚按古人读“巳”为“矣”之证不止此。《淮南子》：“斗指巳，巳则生，已定也。”《说文》：“巳，已也。四月阳气已出，阴气已藏，万物见成文章，故已为蛇，象形。”《释名》：“巳，已也。阳气毕布已也。”《诗》：“似续姒祖。”笺云：“似读如‘巳午’之‘巳’。巳续姒祖者，谓已成其宫庙也。”《五经文字》：“起从长巳之巳。”《白虎通》：“太阳见于巳，巳者，物必起。”《晋书•乐志》：“四月之辰谓之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时毕尽而起也。”《诗。江有汜》亦读为“矣”，《释名》：“水决复人为汜，汜，已也。如出有所为，毕已复还而入也。”“以享以祀”亦读为‘矣’，《说文》：“祭无已也。从示，巳声。”《公羊传》何休注：“言祀者，无已长久之辞。”《释名》：“商曰祀。祀，已也，新气升，故气已也。”今人以“辰巳”之“巳”读为士音。宋毛晃曰：“阳气升于子，终于巳。巳者，终已也，象阳气既极回复之形。”故又为“终巳”之义。今俗以有钩为“终已”之“已”，无钩为“辰巳”之“巳”，是未知字义也。季春三月，辰为建，巳为除，故用三月上巳拔除不祥。古人谓病愈为已亦此意也。“戊己”之，“己”，篆作己。“辰巳”之“巳”，篆作[1234]，象蛇形。隶书则混而相类，止以直笔上缺为已，上满为巳。
●里 《激梁传》：“古者三百步为里。”今以三百六十步为里，而尺又大于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二里遂当古之百里。《毅梁传》：“鞍去国五百里。”今自历城至临淄仅三百三十里，《左传》：“黄人谓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仅七百里。邾子谓：“吴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苏州至邹县仅一千五百里。《孟子》：“不远千里而来”，“千里而见王”，今自邹至齐至梁亦不过五六百里，又谓；“舜卒鸣条，文王生歧周，相去千有馀里。”今自安邑至岐山亦不过八百里。《史记》张仪说魏王，言从郑至梁二百余里。今自郑州至开封仅一百四十里。戚夫人歌：“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贡禹上书言：“自痛去家三千里。”自今琅邪至长安亦但二千余里，赵则二千里而近。是则荀子所谓“日中而趋百里者”，不过六十余里，而千里之马亦日驰五六百里耳。《王制》：“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殆未然。
●仞 《说文》：“仞，伸臂一寻八尺。从人，刃声。”《书》：“为山九仞。”孔传：“八尺曰仞。”正义曰：“《考工记•匠人》有畎、遂、沟、洫，皆广深等。而浍云广二寻，深二仞，则浍亦广深等，切与寻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肃《圣证论》及注《家语》，皆云“八尺日仞”，与孔义同。郑玄云“七尺曰仞”，与孔义异。《论语》：“夫于之墙数仞”注：“包云七尺。”《孟子》：“掘井九轫。”注“八尺”。朱子乃两从之。当以八尺为是。若《小尔雅》云“四尺”，《汉书》应劭注云“五尺六寸”，则益非矣。
●不淑 人死谓之“不淑”，《礼记》：“如何不淑”是也。生离亦谓之“不淑”，《诗•中谷有{艹推}》：“遇人之不淑矣”是也。失德亦谓之“不淑”，《诗•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是也。国亡亦谓之“不淑”，《逸周书》：“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曰：呜呼！不淑！？是也。
●不吊 古人言不吊者，犹曰不仁。《左传•成十三年》：“穆为不吊。”《襄十三年》：“君子以吴为不吊。”《十四年》：“有君不吊。”《昭七年》：“兄弟之不睦，于是乎不吊。”《二十六年》：“帅群不吊之人以行乱于王室。”皆是不仁之意。《襄二十三年》：“敢告不吊”及《诗》之“不吊昊天”，“不吊不祥”，《书》之“弗吊，天降丧于殷”，则以为哀闵之辞，杜氏注皆以为“不相吊恤”；而于“群不吊之人”则曰：“吊，至也。”于义不通。惟《成七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乃当谓大国无恤邻之义耳。
●亡 亡有三义。有以死而名之，《中庸》：“事亡如事存”是也。有以出奔于外而名之，晋公子称“亡人”是也。有但以不在而名之，《诗》：“予美亡此”，《论语》：“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是也。《汉书•袁盎传》：“不以在亡为辞。”
●乾没 《史记•酷吏传》：“张汤始为小吏乾没。”徐广曰：“乾没，随势沈浮也。”服虔曰：“乾没，射成败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为乾，失利为没，”《三国志•傅嘏传》：“岂敢寄命洪流，以徼乾没，”裴松之注：“有所徼射，不计乾燥之与沈没而为之也。”《晋书•潘岳传》：“其母数诮之曰：‘尔当知足，而乾没不已乎！’”《张骏传》：“队事刘庆谏曰：‘霸王不以喜怒兴师，不以乾没取胜。’”《卢循传》：“姊夫徐道覆素有胆决，知刘裕已还，欲乾没一战。”《魏书•宋维传》：“维见宠势日隆，便至乾没。”《北史•王劭传》赞：“为河朔清流，而乾没荣利。”《梁书•止足传》序：“其进也光宠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没。”晋《鼙舞歌•明君篇》：“昧死射乾没，觉露则灭族，”《抱朴子》：“忘发肤之明戒，寻乾没于难冀。”乾没大抵是徼幸取利之意。《史记•春申君传》：“没利于前而易患于后也。”即此意。
●辱 《仪礼》注：“以白造缁曰辱，”故老子谓杨朱曰：“大白若辱。”
●奸 《广韵》：“奸，古颜切。私也，诈也。亦作奸。”今本误“奸”作“奸”，非也，奸音干，犯也，《左氏•僖公七年》传曰：“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曰：“子父不奸之谓礼。”一传之中二字各出，而义不同。《释名》：“奸，奸也，言奸正法也。”以“奸”释“奸”，其为两字审矣。又奸字亦可训为“干禄”之干，《汉书，荆燕吴传》：“齐人田生以画奸泽。”《史记》作“干”，然则“奸”但与“干”通用，而不可以为“奸”也。后人于案牍文移中以“奸”字画多，省作“奸”字，此如“繁”之为“烦”，“冲”之为“冲”，“‘驿”之为“ㄞ”，“台”之为“台”，皆借用之字。
●讹 “讹”字古作“讠为”，“伪”字古亦音讹。《诗•小雅》：“民之讹言。”笺云：“伪也，小人好诈伪，为交易之言。”《尔雅》注：“世以妖言为讹，”《太平御览》引武王之《书钥》曰：“昏谨守，深察讹。”泰昌元年八月，御史张泼言：“京师奸宄丛集，游手成群，有谓之把棍者，有谓之讹头者。请将巡城改为中差，一年一代。”
●谁何 《诗》：“室人交遍摧我。”《韩诗》作“讠崔”，《玉篇》作“{谁工}”，丁回切。谪也。《六韬》：“令我垒土，谁何不绝？”《史记》：贾谊《过秦论》：“陈利兵而谁何？”“谁”、“讠崔”同，“何”，“呵”同。《汉书•五行志》：“主公车大谁卒？”注：“大谁，主问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谁何也。”此解未当。《焦氏易林》：“当年少寡，独与孤处，鸡鸣犬吠，无敢谁者。”《说苑》：“民知十己，则尚与之争，曰不如吾也。百己则疵其过，千己则谁而不信。”杨雄《卫尉箴》：“二世妄宿，败于望夷。阎乐矫搜，就者不谁。”《史记•卫绾传》：“岁余，不谯呵绾。”《汉书》作“不孰何绾”，难晓，疑“谯”讹为“谁”，“谁”又转为“孰”也。《周礼•射人》：“不敬者苛罚之。”注：“苛谓诘问之。”按此“苛”亦“呵”字。
●信 《东观馀论》引晋武帝、王右军、陶隐居帖及《谢宣城传》谓：“凡言信者，皆谓使人。”杨用修又引《古乐府》：“有信数寄书，无信长相忆”为证，良是。然此语起于东汉以下，杨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书》云：“辄付往信。”《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魏杜挚《赠母丘俭诗》：“闻有韩众药，信来给一丸。”以便人为信始见于此。若古人所谓信者，乃符验之别名。《墨子》：“大将使人行守，操信符。”《史记•刺客传》：“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汉书•石显传》：“乃时归诚，取一信以为验。”《西域传》：“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后汉书•齐武王传》：“得司徒刘公一信，愿先下。”《周礼•掌节》注：“节犹信也，”行者所执之信，此如今人言印信、信牌之信，不得谓为使人也。故梁武帝赐到溉《连珠》曰：“研磨墨以腾文，笔飞豪以书信。”而今人遂有书信之名。
●出 《尔雅》：“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传》中凡言出者皆是外甥。《左氏•庄二十二年》：“陈厉公，蔡出也。”《僖七年》：“申侯，申出也。”《成十三年》：“康公，我之自出。”《襄二十五年》：“我周之自出。”又：“桓公之乱，蔡人欲立其出。”《二十九年》：“晋平公，杞出也。”《三十一年》：“莒去疾奔齐，齐出也。展舆，吴出也。”《昭四年》：“徐子，吴出也。”《公羊•文十四年》传：“接，晋出也。”“ㄑ且，齐出也。”《史记•秦本纪》：“晋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汉书•五行志》：“王子晁，楚之出也。”而《公羊•襄五年》传：“盖舅出也。”则以舅甥为“舅出”矣。
●鳏寡 鳏者，无妻之称。但有妻而于役者，则亦可谓之鳏。《诗》：“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矜”读为“鳏”是也。寡者，无夫之称。但有夫而独守者，则亦可谓之寡。《越绝书》：“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徙寡妇独山上，以为死士，示得专一。”陈琳诗：“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是也。鲍照《行路难》：“来时闻君妇，闺中孀居独宿有贞名。”亦是此义。
妇人以夫亡为寡，夫亦以妇亡为寡。《左传•襄二十六年》：“齐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小尔雅》曰：“凡无妻无夫通谓之寡。”《焦氏易林》：“久鳏无偶，思配织女。求其非望，自令寡处。”
●丁中 唐高祖武德六年三月：人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天宗天宝三载十二月癸丑，诏曰：“比者成童之岁，即挂轻徭；既冠之年，便当正役。悯其劳苦，用轸于怀。自今宜以十八已上为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杜子美《新安吏》诗：“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是十八以上皆发之也。然史文多有言“丁中”者，举丁、中可以该黄、小矣。《辽史•耶律学古传》：“多张旗帜，杂丁黄，为疑兵。”盖中小皆杂用之，而史文代以“黄”字，黄者，四岁以下，何可杂之兵间邪？
●阿 《隶释•汉ゾ坑碑》阴云：其间四十人，皆字其名，而系以‘阿’字，如刘兴阿兴、潘京阿京之类，必编户民未尝表其德，书石者欲其整齐而强加之，犹今闾巷之妇以“阿”挈其姓也。《成阳灵台碑》阴有主吏“仲东阿东”，又云：“惟仲阿东年在元冠，幼有中质。”又可见其年少而未有字。《抱朴子》：“称衡游许下，自公卿国士以下，衡初不称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为某儿。”《三国志•吕蒙传》注：“鲁肃柑蒙背曰：‘非复吴下阿蒙。’”《世说》注：“阮籍谓王浑曰：‘与卿语不如与阿戎语。’”皆是其小时之称也。妇人以阿挈姓，则隋独孤后谓云昭训为阿云。唐萧淑妃谓武后为阿武。韦后降为庶人，称阿韦。刘从谏妻裴氏称阿裴。吴湘娶颜悦女，其母焦氏称阿颜、阿焦是也。亦可以自称其亲，《焦仲卿妻》诗：“堂上启阿母”，“阿母谓阿女”是也。亦可为不定何人之辞，《古诗》：“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三国志•庞统传》：“先主谓曰：‘向者之论，阿谁为失？’”《晋书•沈充传》：“敦作色曰：‘小人阿谁？’”是也。阿者，助语之辞，古人以为慢应声，《老子》：“唯之与阿，相去几何？”今南人读为人声，非。
●幺 一为数之本，故可以大名之，一年之称“元年”，长子之称“元子”是也。又为数之初，故可以小名之，骰子之谓一为“幺”是也。《尔雅》：“幺，幼。”注曰：“豕子最后生者，俗呼为幺豚。”故后人有“幺<麻骨>”之称，《说文》：“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幼”字从“幺”，亦取此义。《汉书•食货志》：“王莽作钱货六品：小钱、幺钱、幼钱，中钱、壮钱、大钱。贝货五品：大贝、壮贝、幺贝、小贝及不盈寸二分者。布货十品：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隋书•律历志》：“凡日不全为馀，积以成馀者曰秒，度不全为分，积以成分者曰蔑。其有不成秒曰磨，不成蔑曰么。”班彪《王命论》：“幺<麻骨>尚不及数子，”蔡邕《短人赋》：“其馀幺。”晋陆机《文赋》：“犹弦幺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郭璞《萤火赞》：“熠熠宵行，虫之微幺。”卢谌《蟋蟀赋》：“享神气之幺[B091]，”“并用此字。《唐书•扬炎传》：“卢杞貌幺陋。”《宋史•岳飞传》：“杨幺本名杨太。太年幼，楚人谓小为幺，故曰杨幺。”俗作“么”，非。
●元 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来曰元来。唐宋人多此语，后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易》：“原筮”，《周礼•马质》、《礼记•月令》“原蚕”，《文王世子》：“末有原”，汉“原庙”之“原”，皆作“再”字解。与“本来”之义全不相同，或以为洪武中，臣下有称元任官者，嫌于元朝之官，故改此字。古人亦有称原官者。后汉张衡应问：“曩滞日官，今又原之。”注：“《尔雅》曰：‘原，再也。’衡为太史令，去官五载，复为太史令，故曰原之。”然则“原官”乃再官之义也。
●写 写，《说文》曰：“置物也。”《诗》：“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既见君子，我心写兮。”《周礼•稻人》：“以浍写水。”《仪礼•特牲馈食礼》：“主人出，写啬于房。”《礼记•曲礼》：“器之溉者不写，其余皆写，”《韩非子》：“卫灵公召师涓而告之曰：‘有鼓新声者，其状似鬼神，子为听而写之，’”《国语》：“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史记•秦始皇纪》：“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苏秦传》：“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写寡人。”《新序》：“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周髀经》：“笠以写天。”《上林赋》：“布写。”《汉书•贾捐之传》：“淮南王盗写虎符。”今人以书为写，盖以此本传于彼本，犹之以此器传于彼器也。始自《特牲馈食礼》：“卒筮写卦。”注：“卦者主画地识爻，爻备，以方写之。”《汉书•艺文志》：“孝武置写书之官。”《河问献王传》：“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路温舒传》：“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霍光传》：“山又坐写秘书。”《师丹传》：“吏私写其草。”《淮南子•说山训》：“窃简而写法律。”孔安国《尚书序》：“更以竹简写之。”至后汉而有图写、缮写之称，传之至今矣。
今人谓马去鞍曰写，货物去舟车亦曰写，与“器之溉者不写”义同。《后汉书•皇甫规传》：“旋车完封，写之权门。”《晋书•潘岳传》：“发写鞍，皆有所憩。”《说文》作“卸”，舍车解马也。读若汝南》：“写书”之“写”。
●行李 古者谓行人为行李，亦曰“行理”。《左传•僖三十年》：“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皆作“李”。《昭十三年》：“行理之命，无月不至。”作“理”。《国语》：“周之《秩官》有之曰：‘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贾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汉李翕《析里桥甫阝阁颂》：“行理咨嗟。”至唐时，谓官府导从之人亦曰行李。《旧唐书•温造传》：“左拾遗舒元褒言：‘元和、长庆中，中丞行李不过半坊，今乃远至两坊，谓之笼街喝道。’敕曰：‘宪官之职，在指佞触邪，不在行李。’”岂其不敢称卤簿，而别为是名邪？
●耗 今人以音问为耗，起自《后汉书•章德窦皇后记》：“家既废坏，数呼相工问息耗。”注引薛氏《韩诗章句》曰：“耗，恶也。息耗，犹言善恶也。”
●量移 唐朝人得罪，贬窜远方，遇赦改近地，谓之量移。《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十年十一月庚午，祀后土于隹上，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处。”“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加尊号，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处。”“量移”字始见于此。李白《赠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诗云：“潮水还归海，流人却到吴。相逢问愁苦，泪尽日南珠。”白居易《贬江州司马自题》云：“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随例未量移。”及迁忠州刺史，又云：“流落多年应是命，量移远郡未成官。”故韩愈自潮州刺史量移袁州，有“遇赦移官罪未除”之句。而《宋史》卢多逊贬崖州，诏曰：“纵经大赦，不在量移之限。”今人乃称迁职为量移，误矣。
●罘罳 “罘罳”字虽从网，其实屏也。《汉书•文帝纪》：“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罳灾。”师古曰：“罘罳，谓连阙曲阁也，以覆重刻垣墉之处，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崔豹《古今注》曰：“罘罳，屏之遗象也，臣朝君，行至门内屏外，复应思惟，罘罳，复思也。汉西京罘罳，合板为之，亦筑土为之，每门阙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国厅前亦树之。”《考工记•匠人》：“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宫隅、城隅，谓角浮思也。”《广雅》：“罘罳患谓之屏。”《越绝书》：“巫门外罘罳者，春申君去吴，假君所思处也。”鱼豢《魏略》：“黄初三年筑诸门阙外罘罳。”参考诸书，当从屏说。又《五行志》：刘向以为，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也，罘罳在其外，诸侯之象也。则其为屏明甚。而或在门内，或在门外，则制各不同耳。《盐铁论》：“词堂屏阁，垣阙罘罳，”《董贤传》：“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王莽传》：“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曰：‘毋使民复思也。’”《后汉书•灵帝纪》：“中平四年二月己亥，南宫内殿罘罳自坏。”《西阳杂俎》曰：“今人多呼殿榱桷护雀网为罘罳，误也。《礼记•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庙饰也。’注云：‘屏谓之树，今桴思也，刻之为云气、虫兽，如今阙上为之矣。亦引《广雅》及刘熙《释名》为证。作书者段成式，盖唐时有呼护雀网为罘罳之目。故史言甘露之变，宦者扶上升舆，决殿后罘罳，疾趋北出；而温庭筠亦有“罘昼卷，阊阖夜开”之句矣。罘罳字有作“桴思”者，《礼记•明堂位》注；有作“浮思”者”，《考工记》注，并见上，有作“罘罳”者，《博雅》：“罘罳谓之屏。”有作“复思”者，《水经注》：“象魏之上加复思以易观。”又云：“谯城南有曹嵩冢，家北有庙堂，榱栌及柱皆雕镂云矩，上复思已碎。”有作“覆思”者，宋玉《大言赋》：“大笑至兮摧覆思。”言一笑而垣屏为之倾倒也，若榱护雀网亦不足大也。陈氏《礼书》曰：“古者门皆有屏，天子设之于外，诸侯设之于内。礼，台门面旅树。旅，道也。当道而设屏，此外门之屏也。治朝在路门之外，天子当宁而立，宁在门屏之间也，路门之屏也。《国语》曰：‘上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寝门内之屏也。《鲁庙》疏：‘屏，天子之庙饰。’此庙门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猎，整设于屏外。’此田防之屏也。《晋天文志》：‘屏四星，在端门之内，近右执法。’然则先王设屏非苟然也。”
●场屋 场屋者，于广场之中而为屋，不必皆开科试士之地也。《隋书•音乐志》：“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故戏场亦谓之场屋。唐元微之《连昌宫辞》：“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
●豆 《战国策》张仪说韩王曰：“五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姚宏注曰：“《史记》作‘饭寂而麦’，下文亦作‘菽’。古语但称菽，汉以后方谓之豆。”今按《本草》有赤小豆、大豆之名，《本草》不皆神农所著。《越绝书》：“丙货之户曰赤豆为下物，石五十；己货之户曰大豆为下物，石二十。”《越绝书》亦非子贡所作。《汉书•杨浑传》：“种一顷豆，落而为萁。”
●陉今 “井陉”之陉，古书有作“钅开”者，《穆天子传》：“至于钅开山之下”是也，有作“研”者，《汉书•地理志》上党郡“有石研闻”是也。有作“岍”者，《晋书•石勒载记》：“使石季龙击托候部掘咄哪于岍北，大破之”是也。有作“岍”者，《晋书•胡奋传》：“顿军北”是也。有作“”者，扬子《法言》：“山之溪”是也。有作“径”者，李尤《函谷关赋》：“于北则有萧居天井、壶口石径，贯越代朔，以临北庭”是也。
●豸 《庄子•在宥篇》：“灾及草木，祸及止虫。”“止”当作“豸”，古止、豸通用。《左传•宣十六年》：“庶有豸乎！”豸，止也。
●关 关者，所以拒门之木。《说文》：“关以木横持门户也。”《左传》：“臧孙纥斩鹿门之关。”《吕氏春秋》：“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贾谊《新书》：“豫让曰：‘我事中行之君，与帷而衣之，与关而枕之。”《鲁连子》：“譬若门关，举之以便，则可以一指持中而举之；非便，则两手不能。关非益加重，手非加罢也，彼所起者，非举势也。”皆谓拒门之木。后人因之，遂谓门为关也。《史记》谓拒门之木为关。《汉书•杨浑传》：“有奔车抵殿门，门关折，马死。”《赵广汉传》：“斩其门关而去。”《宋书•少帝纪》：“突走出昌门，追者以门关踣之。”《王镇恶传》：“军人缘城得入门，犹未及下关。”《唐书•李训传》：“阍者欲扃锁之，为中人所叱，执关而不能下。”
●宙 《说文》：“宙，舟舆所极覆也。”此解未明。《淮南子•览冥训》：“燕雀佼之，以为不能与之争于宇宙之间。”高诱注：“宙，栋梁也。”似合。“宙”字从宀，本是宫室之象，后人借为往古来今之号耳。
●石炭 今人谓石炭为墨。按《水经注》：“冰井台并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书，又然之难尽，亦谓之石炭，”是知石炭、石墨一物也，有精粗尔。北人凡入声字皆转为平，故呼墨为煤，而俗竟作“煤”字，非也。《玉篇》：“煤，炱煤也。”《韵会》：“煤，炱灰集屋者。”《吕氏春秋》：“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素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室人攫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高诱曰：“煤室，烟尘之煤也。”《素问》：“黑如炱者死。”注：“炱谓炱煤也。”唐张祜诗：“古墙丹ぬ尽，深栋墨煤生。”李商隐诗：“敌国军营漂木[A081]，前朝神庙锁烟煤。”温庭筠诗：“烟煤朝奠处，风雨夜归时。”是煤乃梁上烟煤之名，非石炭也。崔铣《彰德志》作“悔”，“按《玉篇》、《广韵》并无“每”字。
●终葵 《考工记》：“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礼记•玉藻》：“终葵，椎也。”《方言》：“齐人谓椎为终葵。”马融《广成颂》：“终葵，扬关斧。”盖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傩之为耳。今人于户上画钟馗像，云唐时人能捕鬼者，玄宗尝梦见之，事载沈存中《补笔谈》。未必然也。《魏书》：“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则古人固以钟葵为辟邪之物矣。又有淮南王佗子名钟葵，有杨钟葵、丘钟葵、李钟葵、慕容钟葵、乔钟葵、段钟葵，于劲字钟葵，张白泽本字钟葵，《唐书》有王武俊将张钟葵，则以此为名者甚多，岂以其形似而名之？抑取辟邪之义与，《左传•定四年》：“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有终葵氏。”是又不可知其立名之意也。
●魁 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为文章之府，故立庙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厄而起其斗。不知奎为北方玄武七宿之一，魁为北斗之第一星，所主不同，而二字之音亦异。以文而祀，乃不于奎而于魁，宜乎今之应试而获中者皆不识字之人与？又今人以榜前五名为五魁。《汉书•酷吏传》：“所置皆其魁宿。”《游侠传》：“闾里之侠原涉为魁师。”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构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说文》：“魁，羹斗也。”赵宦光曰：“斗首曰魁，因借凡首皆谓之魁。”其见于经者，《书•胤征》之“歼厥渠魁”，《记•曲礼》之“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然则五魁之名，岂佳语哉。或曰：里有里魁，市有市魁，皆长帅之意。要非雅俊之目。近时人好以魁命名，亦取五魁之义。古人以魁命名者绝少。《左传》有阝魁垒、卢蒲就魁，《吕氏春秋》齐王杀燕将张魁。
●桑梓 《容斋随笔》谓：“《小雅》‘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并无乡里之说，而后人文字乃作乡里事用。愚考之张衡《南都赋》云：‘永世克孝，怀桑梓焉。真人南巡，睹旧里焉。’蔡邕作《光武济阳宫碑》云：‘来在济阳，顾见神宫，追惟桑梓褒述之义。’陈琳为袁绍檄云：‘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肃恭。’汉人之文必有所据，齐、鲁、韩三家之《诗》不传，未可知其说也。以后魏钟会《与蒋斌书》：‘桑梓之敬，古今所敦。’晋左思《魏都赋》：‘毕、昂之所应，虞、夏之馀人，先王之桑梓，列圣之遗尘。’陆机《思亲赋》：‘悲桑梓之悠旷，愧蒸尝之弗营。’《赠弟士龙诗》：‘迫彼窀穸，载驱东路。继其桑梓，肆力丘墓。’《赠顾彦先诗》：‘眷言怀桑梓，无乃将为鱼。’《百年歌》：‘辞官致禄归桑梓。’潘尼《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诗》：‘祁祁大邦，惟桑与梓。’《赠荥阳太守吴子仲诗》：‘垂覆岂他乡，回光临桑梓。’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旋反桑梓，帝弟作弼。’陆云《答张士然诗》：‘感念桑梓域，仿佛眼中人。’阎式《复罗尚书》：‘人怀桑梓。’刘琨《上愍帝表》：‘蒸尝之敬在心，桑梓之情未克。’袁宏《三国名臣赞》：‘子布擅名，遭世方扰。抚翼桑梓，息肩江表。’宋武帝《复彭沛下邳三郡租诏》：‘彭城桑梓本乡，加隆攸在。’文帝《复丹徒租诏》：‘丹徒桑梓，绸缪大业攸始。’谢灵运《孝感赋》：‘恋丘坟而萦心，忆桑梓而零泪。’《会吟行》：‘东方就旅逸，梁鸿去桑梓。’何承天《饶歌》：‘愿言桑梓思旧游。’鲍照《从过旧宫诗》：‘严恭履桑梓，加敬览榆。’梁武帝《幸兰陵诏》：‘朕自违桑梓五十余载。’刘峻《辨命论》：‘居先王之桑梓，窃名号于中县。’江淹《拟陆平原诗》：‘明发眷桑梓，永叹怀密亲。’则又从《南都赋》之文而承用之矣，”按古人桑梓之说，不过敬老之意。《说苑》：“常机谓老子曰：‘过乔木而趋子，知之乎？’老子曰：‘过乔木而趋，非谓敬老邪？’常枞曰：‘嘻，是已！’”此于《诗》为兴体，言桑梓犹当养敬，而况父母为人子之所瞻依。
●胡咙 《说文》：“胡，牛颔垂也。”徐曰：“牛颔下垂皮也。”《释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敛互物也。”《诗》：“狼跋其胡。”狼之老者颔下垂胡。《汉书•郊祀志》：“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师古曰：“胡，颈下垂肉也。”《金日碑传》：“ㄏ胡投何罗殿下。”晋灼曰：“胡，颈也。”《张敖传》：“仰绝亢而死。”注：“苏林曰：“亢，颈大脉也，俗所谓胡脉也，”《后汉书》：“请为诸君鼓咙胡。”《太玄经》：“七为枯。”范望解：“谓唐胡也，”古人读侯为胡，《息夫躬传》师古曰：“咽，喉咙，即今人言胡咙耳，”
●胡 《说文》：“胡，牛颔垂也。从肉，古声。”《续汉•舆服志》：“圣人见鸟兽，有冠角髯胡之制”是也。《诗》曰：“狼跋其胡。”狼之老者颔下垂胡，故以为寿考之称。《诗》曰：“胡考之宁。”传曰：“虽及胡。”《谥法》：“弥年寿考曰胡。保民耆艾曰胡，”陈有胡公，而蔡仲及周厉王名胡，似亦皆取此义。《考工记》：“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谓戈锋之曲而旁出者，犹牛胡也。《周礼•大行人》：“侯伯七十步，立当前疾。”注：“前疾谓驷马车辕前胡下垂柱地者。”《礼记•深衣》：“袂圜以应规。”注：“谓胡下也。下垂曰胡。”《方言》：“凡箭镞胡合嬴者。”郭璞解：“胡镝在于喉下。”则亦取象于牛胡也。又国名。今之胡姓，以国为氏，或以谥为氏者也。又与“何”字义同，如“胡能有定”、“胡然而天”、“胡斯畏忌”之类。见于经传如此而已。《史记•匈奴传》曰：“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盖必时人因此名戎为胡。而下文遂云“筑长城以拒胡”，是以二国之人而概北方之种，一时之号而蒙千载之呼也。盖北狄之名胡自此始。而《考工记》亦曰：“粤无，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春秋，北燕仅再见于经，而于越至哀公时始盛，以此知《考工》之篇亦必七国以后之人所增益矣。又虏者，俘获之称。《曲礼》：“献民虏者，操右袂。”《公羊传》：“闵公矜此妇人，妒其言，顾曰：‘此虏也，尔虏焉。’”故鲁仲连所谓“虏使其民”，韩非所谓“臣虏之劳”，而《戚夫人歌》所谓“子为王，母为虏”，东方朔《答客难》所谓“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者也。故汉高帝言“虏中吾指”，而骂娄敬为“齐虏”，戾太子骂江充为“赵虏”。《水经注》：“临淄外郭，世谓之虏城。”言齐王伐燕，燕王哙死，虏其民，实居郭，因以名之是矣。自南北朝以后，其名遂以加之北翟，亦习而不察也。
●草马 《尔雅》：“马属，牡曰骘，牝曰舍。”郭璞注以“牡为殳马，牝为草马。”《魏志•社畿传》：“为河东太守，课民畜牛草马。”《晋书•凉武昭王传》：“家有草马生白额驹。”《魏书•蠕蠕传》：“赐阿那环父草马五百匹，”《吐谷浑传》：“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匆驹。”《隋书•许善心传》：“赐草马二十匹。”今人则以牡为儿马，牝为骤马，而唯牝驴乃言草驴。
●草驴女猫 今人谓牝驴为草驴。《北齐书•杨传》：“选人鲁漫汉在元子思坊，骑秃尾草驴。”是北齐时已有此语。山东、河北人谓牝猫为女猫。《隋书•外戚独狐ヌ传》：“猫女可来？无住宫中，”是隋时已有此语。
●雌雄牝牡 飞曰雌雄，走曰牝牡。雉鸣求其牡，诗人以为不伦之刺。然亦有不一者。《周礼》疏引《诗》：“雄狐绥绥”，走亦曰雄。《书》“牝鸡无晨”，飞亦曰牝。今按经传之文，不止于此。如《诗》：“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左传》：“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庄子》：“猿偏犭旦以为雌。”《焦氏易林》：“雄大夜鸣，雄罴在后，”《晋书•五行志》：“吴郡娄县人家闻地中有犬子声，掘之，得雌雄各一。”《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皆走而称雌雄者也，《尔雅》：“鹩鹑，其雄皆牝痹。”《山海经》：“带山有鸟焉，其状如乌，五采而赤文，名曰奇余，是自为牝牡。”“阳山有乌焉，其状如雌雉，而五采以文，是自为牝牡，名曰象蛇。”则飞而称牝牡者也。龙亦可称雌雄，《左传》：“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是也。虫亦可称雌雄，《列子》：“纯雌其名大腰，纯雄其名稚蜂”是也。介虫亦可称雌雄，《庄子》注，司马云：“雄者鼋类，雌者鳖类”是也，人亦可称雌雄，《管子》：“楚人攻宋、郑，今其人有丧雌雄。”《庄子》：“鲁哀公之言哀骀他曰：‘且而雌雄合乎前”是也。虹亦可称雌雄，《诗》疏：“虹双出，色鲜盛者为雄，雄曰虹；暗者为雌，雌曰虮”是也。干支亦可称雌雄，《史记》索隐：“岁雄在阏逢，雌在摄提格。月雄在毕，雌在訾。日雄在甲，雌在子”是也，金亦可称雌雄，王子年《拾遗记》：“禹铸九鼎，择雌金为阴鼎，雄金为阳鼎”是也。石亦可称雌雄，《续汉•郡国志》：“夜郎出雄黄、雌黄”是也，符契亦可称雌雄，《隋书•高祖纪》：“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雌一雄一。”《唐六典》：“太府寺置木契九十五只，雄付少府将作监，雌留太府寺”是也。箭亦可称雌雄，《辽史•仪卫志》：“木箭内箭为雄，外箭为雌。皇帝行幸则用之，还宫，勘箭官执雌箭，东上阁门使执雄箭”是也。草木亦可称牡，《周礼》：“牡辜”、“牡{艹鞠}”、《檀弓》：“牡麻”；《尔雅》：“牡[B113]”、“牡{艹赞}”、“牡茅”，《仪礼》注“牡蒲”，《史记•封禅书》：“牡荆”，《本草》：“牡桂”是也。车箱亦可称牝，《考工记》：“牝服”，正义云：“车较，即今人谓之平鬲，皆有孔，内令子于其中，而又向下服，故谓之牝服”是也。管钥亦可称牝牡，《汉书•五行志》：“长安章城门，门牡自亡。”《月令》注：“键牡闭牝也。”正义：“凡锁器入者谓之牡，受者谓之牝”是也。棺盖亦可称牝牡，《礼记•丧大记》：“君盖用漆。”正义：“用漆者，涂合牝牡之中也”是也。瓦亦可称牝，《广韵》：“<瓦反>，牝瓦”是也。五藏亦可称牝牡，《灵枢经》：“肝心脾为牡藏，肺肾为牝藏”是也。齿牙亦可称牡，《说文》：“牙，牡齿”是也。病亦可称牡，《史记•仓公传》：“牡疝”是也。星亦可称牝牡，《天文志》：“大自在南，岁在北，名曰牝牡”是也。五行亦可称牝牡，《左传》：“水，火之牡也”是也。铜亦可称牝牡，《抱朴子》：“灌铜当以在火中向赤时，有凸起者牡铜，凹陷者牝铜”是也。若《淮南子》云：“北斗之神有雌雄，月从一辰，雄左行，雌右行。”而《隋书•经籍志》有《孝经雌雄图》三卷。《五代史•四夷附录》：“高丽王建进《孝经雌图》一卷，载日食星变，”不经之说，则近于诞矣。
附：顾炎武小传
顾亭林初名绛，国变后改名炎武，字曰宁人，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明万历四十一年，卒清康熙二十一年，年七十。
他是一位世家子弟——江南有名的富户。他承祖父命出继堂叔为子。他的母亲王氏，十六岁未婚守节，抚育他成人。他相貌丑怪，瞳子中白而边黑，性情耿介，不谐于俗，唯与同里归玄恭（庄）为友，时有归奇顾怪之目归玄恭，明亡后屡次起义，晚年筑土室于丛冢间，与妻偕隐，自署门联云：“妻太聪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
他少年便留心经世之学，最喜欢抄书。遍览二十一史，明代十二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利害者，分类录出，旁推互证。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未成而国难作。清师下江南，亭林纠合同志起义兵守吴江。失败后，他的朋友死了好几位，他幸而逃脱。
他母亲自从昆山城破之日起绝粒二十六日而死，遗命不许他事满洲。他本来是一位血性男子，受了母亲这场最后热烈激刺的教训，越发把全生涯的方向决定了。《亭林余集》里有一篇《王硕人行状》，读之便可知亭林受母亲影响之程度。他初时只把母亲浅殡，立意要等北京恢复，崇祯帝奉安后，才举行葬礼。过了两年，觉得这种希望很渺茫，勉强把母先葬，然而这一段隐痛，永久藏在他心坎中，终身不能忘却。他后来弃家远游，到老不肯过一天安逸日子，就是为此。
他葬母之后，隆武帝（唐王）在福建，遥授他职方司主事。他本要奔赴行在，但因为道路阻隔，去不成。他看定了东南的悍将惰卒，不足集事，且民气柔脆，地利亦不宜于进取，于是决计北游，想通观形势，阴结豪杰，以图光复。曾五谒孝陵明太祖陵，在南京），六谒思陵（明怀宗陵，在直隶昌平）。其时他的家早已破了，但他善于理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每到一地，他为有注意价值者，便在那里垦田，垦好了，交给门生或朋友经营，他又往别处去。江北之淮安，山东之章丘，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都有他垦田遗迹。可见他绝对的不是一位书呆子，他所提倡穷经致用之学，并非纸上空谈。若论他生平志事，本来不是求田问舍的人。原有的家产尚且弃而不顾，他到处经营这些事业，弄些钱做什么用处？我们试想一想。他下半世的生涯，大半消磨在旅行中。他旅行，照例用两匹马换着骑，两匹骡驮带应用书籍。到一险要地方，便找些老兵退卒，问长问短，倘若和平日所闻不合，便就近到茶房里打开书对勘。到晚年，乃定居陕西之华阴，他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可见他即住居一地，亦非漫无意义。他虽南人：下半世却全送在北方，到死也不肯回家，他本是性情极厚、守礼极严的君子。他父母坟墓，忍着几十年不祭扫。夫人死了，也只临风一哭。为何举动反常到如此田地？这个哑迷，只好让天下万世有心人胡猜罢了。
他北游以前，曾有家中世仆，受里豪唆使，告他“通海”。当时与鲁王、唐王通者，谓之通海。他亲自把那仆人抓住投下海去！因此闹了场大官司，几乎送命。康熙三年，他在京，山东忽然闹什么文字狱，牵连到他。他立刻亲到济南对簿，入狱半年。这是他一生经过的险难。
康熙十六年开博学鸿儒科，都中阔人，相争要罗致他。他令他的门生宣言：“刀绳具在，无速我死”。次年开明史馆，总裁叶方蔼又要特荐他。他给叶信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清廷诸人，因此再不敢惹他。
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少时由他抚养提拔。后来他们做了阔官，要迎养他南归，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他生平制行极严。有一次徐乾学兄弟请他吃饭，入坐不久，便起还寓。乾学等请终席张灯送归，他作色道：“世间唯有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其方正类如此。
先生讲求经世之学，究心一代掌故，考制度得失，生民利害，与前史旁推互证，而折其中于六经。游历所至，以骡马载书自随，凡西北阨塞，东南海陬，必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检勘。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措意，则马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即又发书熟读之。放所撰《天下郡国利病书》百二十卷，取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旁逮文编说部公移邸抄之类，凡有关于国计民生者随录之，斟酌损益，不空言泥古，务质之今日所可行，垂二十年始就。其别有一编曰《肇域志》，则考索利病之馀合图经而成者。今偶获传本，书计百卷，密行细字，所自谓“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又别为备录”者也。惜虽造端宏大，而《郡国》仅具长编，颇疏义例；《肇域》又未遑删定，以成一家之言。
先生精于音韵之学，据遗经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据唐人以正来人之失，著《音学五书》：一、《音论》三卷，分十五篇，皆引据古人之说以相证验，持论精博。惟入声变乱旧法，后来音韵学者，愈阐愈密，或出其所论之外。要其发明古义，则陈第后屹为正宗；二、《诗本音》十卷，主陈第诗无叶韵说，不与吴棫《补音》争，而亦全不用棫例；列本证旁证二条，明古音原作是读，非由迁就，故曰本音。举南宋来随意叶读之谬，至是廓清。三、《易音》三卷，以其音与诗音异，又或往往不韵，乃不如诗音之确，且有附会；然考核精当处，于古音不无有裨。四、《唐韵正》二十卷，以古音正唐韵之讹，逐字以求古吉，当移出者移出之，当移入者移入之。视他家谬执今韵言古音，但知有字之当入，而不知当出，以至今古纠牵，不可究诘；其体例特为明晰。五、《古音表》二卷，分十部——一东、冬、钟、江；二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三鱼、虞、模、侯；四真、谆、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五萧、宵、肴、豪、幽；六歌、戈、麻；七阳、唐；八耕、清、青；九蒸、登；十侵、覃、淡、盐、添、咸、衔、严——凡以平为部首三声随之。其移入与割并之部附见其中。考以古法，多相吻合。另《韵补表》一卷，于古音叶读之舛误，今韵叶读之乖方，各为别注，得失自见。
先生兼嗜金石，当其足迹所经，荒山颓址，遇有古碑遗迹，必披蓁菅，拭斑藓读之，手录其要以归。著《求古录》一卷，《金石文字记》六卷，《石经考》一卷，每有欧、赵、洪、王所不及者。
先生生平精诣之书，无过《日知录》三十二卷。于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最有补于学术世道。自序云：“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其去取谨慎、空诸依傍如此。晚益笃志经学，居华阴时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者不足为也。韩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谏佛骨表》《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叙》，而一切谀墓之文不作，岂不诚山斗乎。”排斥王派理学最力，谓“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乃本朱子之说，参之以黄东发回抄，所以归咎于上蔡、横渠、象山者甚峻，作《下学指南》一卷。凡请讲学者，亦谢绝之。在关中对人曰：“诸君，关学之馀也。横渠蓝田之教，以礼为先。孔子尝言‘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而刘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然则君子为学，告礼何由？近来讲学之师，专以聚徒立帜为心，而其教不肃，方将赋茅鸱之不暇，何问其馀哉！”其宗旨所存，具见于与友人论学书云；
“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营学之事也；自于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失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康熙庚申，其妻殁于家，寄诗挽之而已。次岁，卒于华阴，年六十九。无子，自立从子衍生为后。门人奉丧归葬昆山。所撰著除上述外，尚有《顾氏谱系考》一卷，《菰中随笔》三卷，《救文格论》一卷，《杂录》一卷，《亭林文集》六卷，《诗集》五卷，《馀集》一卷。高弟子吴江潘耒收其遗书，序而传之。
其做学问的方法，第一要看他搜集资料何等精勤。亭林是绝顶聪明人，谅来谁也要承认。但他做工夫却再笨没有了。他从小受祖父之教，说“著书不如抄书”。（《文集》卷二《抄书自序》）他毕生学问，都从抄书入手；换一方面看，也可说他“以抄书为著书”。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全属抄撮未经厘定者。（《天下郡国利病书》自序云：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卷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其成四十余帙。《肇域志》自序云：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中，凡阅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行；旁行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若《日知录》，实他生平最得意之作。我们试留心细读，则发表他自己见解者，其实不过十之二三，抄录别人的话最少居十之七八。故可以说他主要的工作，在抄而不在著。
虽说抄书，却绝非如“文抄公”那样为抄而抄，实际上是寓创新于抄书之中。有人问他《日知录》又成几卷，他答道：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文集》卷四《与人书十》。）
你说《日知录》这样的书容易做吗？他一年工夫才做得十几条。我们根据这种事实，可以知道，不独著书难，即抄也不容易了。须知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最要紧是先彻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后下判断。能否得真相，全视所凭藉之资料如何。资料，从量的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实。所以资料之搜罗和别择，实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明白这个意思，便可以懂得亭林所谓采山之铜与铜之分别何如。他这段话对于治学方法之如何重要，也可以领会了。
亭林的《日知录》，后人多拿来比黄东发的《黄氏日抄》和王厚斋的《困学纪闻》。从表面看来，体例象是差不多，细按他的内容，却有大不同处。东发、厚斋之书，多半是单词片义的随手札记。《日知录》不然，每一条大率皆合数条或数十条之随手札记而始能成，非经过一番“长编”工夫，决不能得有定稿。试观卷九宗室、藩镇、宦官各条；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卷十一黄金、银、铜各条，卷十二财用、俸禄、官树各条，卷二十八押字、邸报、酒禁、赌博各条，卷二十九骑、驿、海师、少林僧兵、徙戎各条，卷三十古今神柯条，卷三十一长城条，则他每撰成一条，事前要多少准备工夫，可以想见。所以每年仅能成十数条，即为此。不然，《日知录》每条短者数十字，最长亦不过一二千字，何至旬月才得一条呢？不但此也，《日知录》各条多相衔接，含有意义。例如卷十三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清议、名教、廉耻、流品、重厚、耿介、乡愿之十二条，实前后照应，共明一义，剪裁组织，煞费苦心。其他各卷各条，类此者也不少。所以，如果拿阎百诗的《潜丘札记》和《黄氏日抄》《困学纪闻》相比，还有点像。顾亭林的《日知录》，却与他们都不像。他们的随手札记，性质属于原料或粗制品，最多可以比绵纱或纺线。亭林精心结撰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亭林作品的价值全在此。后来王伯申（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都是模仿这种工作。这种工作正是科学研究之第一步，无论做何种学问都该用他。
亭林对于著述家的道德问题，极为注意。他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为自作也”。（《文集》卷二《抄书自序》）又说：“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者，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卷十八《窃书》条）又说：“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义，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同上）他论著述的品格，谓“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者，而后为之”。（《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他做《日知录》成书后常常勘改，“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削之”（《日知录•自序》）然则虽自己所发明而与前人暗合者尚且不屑存，何况剽窃！学者必须有此志气，才配说创造哩。自亭林极力提倡此义，遂成为清代学者重要之信条。“偷书贼”不复能存立于学者社会中，于学风所关非细。
大学者有必要之态度二：一曰精慎，二曰虚心。亭林著作最能表现这种精神。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又说：“古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为之……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也。”（《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潘次耕请刻《日知录》，他说要再待十年。其初刻《日知录•自序》云：“旧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渐次增改，……而犹未敢自以为定。……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所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所成，不容以自限。”（《文集》卷二）
亭林说：“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自小，少也；自大，亦少也。”（《日知录》卷七《自视然》条）他的《日知录》，阎百诗驳正若干条，他一见便欣然采纳。（见赵执信所作阎墓志）他的《音学五书》，经张力臣改正一二百处。（见《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他说：“时人之言，亦不敢没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以进于学。”（《日知录》卷二十《述古》条）。这种态度，真永远可为学者模范了。
亭林的奢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
此外著述，尚有《五经同异》三卷，《左传杜解补正》三卷，此外《九经误字》一卷，《五经考》一卷，《求古录》一卷，《韵补正》一卷，《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历代宅京记》二十卷，《十九陵图志》六卷，《万岁山考》一卷，《昌平山水记》二卷，《岱岳记》八卷，《北平古今记》十卷，《建康古今记》十卷，《营平二州史事》六卷，《官田始未考》一卷，《京东考古录》一卷，《顾氏谱系考》一卷，《谲觚》一卷，《茀录》十五卷，《明季实录》一卷，《圣安皇地本纪》二卷，《救文格论》、《诗律蒙告》、《下学指南》各一卷，《当务书》六卷，《菰中随笔》三卷，《文集》六卷，《诗集》五卷。其书或存或佚今不具注。但观其目，可以见其影响于后此学术界者如何矣。要之，亭林在清学界之特别位置，一在开学风，排斥理气性命之玄谈，专从客观方面研察事务条理。二曰开治学方法，如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如参验耳日闻见以求实证，如力戒雷同剿说。如虚心改订不护前失之类皆是。三曰开学术门类，如参证经训史迹，如讲求音韵，如说述地理，如研精金石之类皆是。独有生平最注意的经世致用之学，后来因政治环境所压迫，竟没有传人。他的精神，一直到晚清才渐渐复活。至于他的感化力所以能历久常新者，不徒在其学术之渊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